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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December 25, 2009

从1949延伸.....(一)萍芳

小时候每隔三两个月,父亲总会提笔写信,同时汇款回中国的家乡。信是写给一个署名萍芳的女人。在邻居家听丽的呼声的侦探故事听多了,我开始猜测萍芳与父亲之间有什么暧昧关系,又或者萍芳是我的同父异母的姐妹,吃文革大锅饭,需要金钱上的接济。

后来父亲叫我称萍芳为姑妈,再从一堆照片中找到萍芳和我的表哥(兆江)、表姐们(志明,婉明)的照片。我还是将信将疑,怎么家庭照没有一个男人呢?不过这种话不好讲,以当年父亲的牛脾气,不被骂个臭头才怪!




1980年代中期,中国对外开放,酿起一股寻根热潮。下意识中,我也很希望看看“故乡”,知道什么是“广东省江门市鹤山县沙平镇升平墟维敦乡”,因为每回帮父亲写信封,地址都是这么写的。

1993年秋天。广东鹤山沙平。

我和萍芳喜相逢,见了平生第一面。萍芳重复着父亲说过许多次的故事,不过我一点倦意也没有。


1949,距今60载,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跨越了两个世纪。当年风云变色,时势造就了中国当代历史的分水岭。抗日战争后,国共内战,蒋介石的军队节节败退,到了沿海港口,退无可退,只能跨海,卧薪尝胆,准备有朝一日反攻大陆。最终,共产党解放全中国,国民党则退守台湾,部分军队驻扎在金门。狭窄的台海,分割了数千年血缘。

当时萍芳决定留守家乡,反正共产不共产,日子还是一样过。国麟(父亲的堂兄)一家子跟着国民军,辗转逃到台北;昆麟和炽麟(父亲的堂兄和堂弟)跑到香港,在湾仔落户;父亲决定去到更远的南洋,在香港上船,经暹罗、马来亚,五天后在红灯码头外乘着接驳船,踏上陌生的新加坡。

萍芳略带无奈,44年前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一家子就这样各散东西。后来她结婚生了我的表哥和两个表姐。至于姑丈,她只是说在八十年代去世,轻描淡写地一语带过。一晃44年,后辈相逢,是迟来的缘分。

隔天,萍芳带我到乡下走一趟,维敦乡的小石屋与屋外的一池秋水就是父亲的童年。我只觉鼻子一阵酸。如果不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如果不是改朝换代,也许父辈家族还在维敦乡过着俭朴自在的生活。明天的未知数,使他们各奔前程,各自选择另一个未知的未来,在不同的落足点落地生根,开枝散叶。正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衫子桥)



(三十五平方米的土地,窝着父亲的童年)







在沙平小住数天后,临行前我邀请萍芳一家子到新加坡来,保证金等我可以代付,然后续程前往伦敦,投入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萍芳、志明和玉星(婉明的丈夫)从县级到市级到省级,不晓得花了多少人情费,半年后才获得出国签证。

1996秋天,他们终于踏足狮城,在我家住了一个星期。一方水土一方情,都市化的节奏,没有午后的小休,早出晚归的生活,各肤色各种族参杂的语言是两地最大的落差。他们最喜欢圣淘沙的音乐喷泉和周遭的夜色。我也被音乐喷泉和喷泉花园的独特风格迷住了。今天这片园地让贤给IR,反而少了人文气息。

回国后不久,萍芳归西了,表姐说她是安祥地告别人寰的,她是人群中一个平凡的妇女,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出生于某个年代,最后以微笑放下一生。有人说心愿未完成,人还会有搏斗的勇气,心愿达到后,就会安心地离开这个缤纷世界。至于过去的种种经历,无论是轻描淡写或是刻骨铭心,到了这一时这一刻,都已不重要了。

Friday, December 11, 2009

在森林和原野

苏杭园林是一幅水墨画,杭州还是中国十大宜居城市之首,除了山青水绿之外,千年来的文化素质与江南才子的风采都打造了苏杭。


那年在苏州,一位当地老师说苏州人是以金钱来换取生命,在平淡中制造生活品味;新加坡人则以生命来换取金钱,即使是旅行也是行色匆匆,还来不及认识一点风土民情就匆匆收拾行装,准备下一程了。换言之,新加坡人劳劳碌碌,眨眼间惊叹年华似水,还没睁开双眼好好地看一看枕边人,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

谈得兴起,我们打壶西湖龙井,在充满绿意的环境中度过浮生半日闲,倒也赏心悦目。驾车不一定要走快车道,偶尔放慢速度或者换个车程,不一样的风景或许会给人带来惊喜,别有所悟。

绿是大自然的颜色,在人类心理学上,起着冷静和谐的调息作用。近日来在哥本哈根的国际环保会议上,终于以尊重地球为前提,取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基本共识。

二氧化碳是大气中的主要污染物资之一。通常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约为0.03%。如果含量超过0.05%,人就会感到郁闷,头晕;达到4%时就会出现心悸、呕吐等症状;达到20%时人就会死亡。

森林是消除二氧化碳,保持氧气来源的重要环节。每公顷草坪每天能吸收900kg二氧化碳,生产600kg氧气。每公顷阔叶林每天能吸收1000kg二氧化碳,释放730kg氧气。相比之下,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0.75kg氧气,排放出0.9kg二氧化碳。每公顷阔叶林能养活一千个成年人。

在污染的环境中,空气中散布着约37种杆菌、26种球菌、20多种丝状菌和7种芽生菌以及各种病毒。在百货公司、电影院等公共场所每立方米空气中含菌量可达到49700个,在人少树多的山区,每立方米空气中细菌的含量只有1046个,相差47倍多。在一般情况下,每立方米空气的含菌量,城市要比绿化区大7倍多。这间接解释了为何这些年来的流感特强,最好是别中标,否则打个喷嚏也可能是大事!


1819年新加坡开阜,82%的土地属于热带原始雨林的腹地,两百年城市化大工程后,如今新加坡只剩下5%的次生林。不过别小看这5%的森林地带,它是自然界的绿色走廊,除了平衡生态之外,也给我们提供购物商场以外调节身心的另一类选择。


最近放下屠刀,走入次生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站在树顶好好地看树,原来新加坡的树是那么婀娜多姿,富有层次感。只惜华文水平江河日落,没有昔日诗人墨客的文采,为它们写下流芳百世的动人诗篇,只好退而求其次,以个人的审美角度来捕捉凝留的林间。

路线(全程约九公里):玛朗小径(Marang Trail),花柏山公园小径(Faber Trail),亨德申波浪桥(Henderson Waves),直落布兰雅山( Telok Blangah Hill Park),山峰小径(Hilltop Walk),丛林小径 (Forest Walk) ,亚历山大拱桥 (Alexandra Arch) ,园林径 (Flora Walk),天篷走道 (Canopy Walk) 。




Friday, December 04, 2009

西贡之春

西贡原是南越的首府。1976年,北越统一全国后,为纪念越南共产党的主要创立者胡志明,将西贡改名为“胡志明市”。 胡志明市是今日越南的首都,欣欣向荣。

香港也有个西贡,位于新界东部的西贡半岛,面向西贡海,有香港后花园的美喻。早在14世纪已经有渔民在西贡居住,渔民经常在此聚集,因而逐渐发展成一个海鲜胜地。

香港的“西贡”一名,据说在明初才出现。从明成祖永乐三年至宣宗宣德八年,明朝曾派遣郑和七下西洋。在这七次下西洋后,不少东西亚、中东沿海、东非等国家也向明国进行朝贡或贸易。当时,西贡便是西来朝贡船只停泊的一个港口。久而久之,这里就被称为“西贡”,有“西方来贡”的意思。

新加坡也有个叫西贡的地方。多了流莺,西贡也给人制造多几分联想,以为是在芽笼、如切、或是安祥山等地。新加坡的西贡其实是西贡岛(Pulau Saigon)。更贴切地说,应该是新加坡曾经有个西贡岛,就在Mohammed Sultan Road附近新加坡河的南岸,衔接河的两岸的是西贡桥(Pulau Saigon Bridge),也是步行桥(Foot Bridge)。不过新加坡的西贡,并没有“西方来贡”的考证。

1890年代的西贡岛





西贡桥俗称屠猪廊桥,因为桥边曾有个屠猪场。西贡桥早在1890年落成,当时岛上有西米磨坊,椰酒酿厂等。命名西贡岛,也许早在十九世纪越南和新加坡已有来往,在西贡岛上进行商业交易。

西贡岛还存在于1980年代的新加坡地图中,过后才与河的南岸合为一体。西贡岛曾经为新加坡建国贡献出一份不可抹煞的功绩。有河的地方就有生命,早年新加坡河是新加坡的经济命脉,驳运业一支独秀。当时企业家在新加坡河上游Pulau Saigon, Kim Seng Road 和 Robertson 等地点设立船坞,在狭窄的河床上进行造修驳船的工作。驳船有了便利的后勤支援,穿梭于短短的一段新加坡河水域,写下新加坡跻身亚洲四小龙的历史篇章。


1970年代。记得当年年纪小(中学生,其实是尴尬年龄),早上上学和两位就读于母校附近的南侨女中的女生同路,走过警察局和游泳池,皇家山麓国家剧场的红砖尖顶指向苍穹。Clemenceau Avenue 和River Valley Road十字路口交界处是我们“分手”的地方,她们往左沿着新加坡河北岸上学堂,我则往右走过登路兴都庙(Sri Thendayuthapani Temple) 就到校门口了。


每个星期六的周末统一测验后是大解放的时刻,和同学们在乒乓室挥霍青春,流了几小时的热汗后,也是两位女生课外活动结束的时候,我还会带着轻松的心情走到西贡桥畔,等她们一起步行到海山街明记打包糕点,再一块儿打道回府。

当时三小无猜,为的只是清晨上学的路上有个伴,分享校园生活的苦乐,周末下午带着一身汗酸味走上归途。

三十余年后的下文呢?中学毕业了,一个纯纯的年代也结束了。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