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May 27, 2011

洪门弟兄(5 of 7)- 甘蜜

大清晨天蒙蒙亮,跟ST Engineering 的NgSC在208 Rangoon Road的黄亚细肉骨茶吃早饭,想起当年在新加坡河畔居住时,就常见到搬运的苦力曲着腿,搁在长长的木凳上以肉骨汤配早饭,补充一天的体力。如今新加坡河已不是当年充满生命气息的母亲之河,我们吃肉骨茶的地方也转移到市区外围的一个小角落。

(新加坡河上讨生活的苦力)

把视线拉回更久远的年代,那一张张陌生但又似曾熟悉的脸庞到底有多少是背着一个梦来到岛国,却被私会党招募成为会员,一辈子难以翻身的?我们谈到近期的热门话题如外籍劳工和生产力时,NgSC说管理一间大机构,最要命的是人事,如果可以付一名外劳$3000同时提高生产力三倍,好过付每名外劳$1000却得提心吊胆,不晓得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他绝对愿意付三倍价钱以减少人事管理的负担。

追溯起19世纪的新马华人社会,以海峡殖民地三州府和霹雳而言,马六甲人口最少,人事负担也相应减少,流传下来的私会党暴乱史迹不多,倒是槟城、霹雳和新加坡人口多,资源与地盘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足以使海山、义兴、义福等帮派不惜性命,强取豪夺。

(马六甲华人)

(槟城华人)

(霹雳华人)

(新加坡华人)

早期的华人社团组织中,马六甲的青云亭是马来亚历史最悠久的古庙,建庙日期可能是在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或更前所建。

http://navalants.blogspot.com/2008/12/blog-post_27.html

青云亭也是葡萄牙和荷兰统治马六甲时代华人社会的政务、法庭、宗教及精神信仰的中心。当时,任何有关华人的事务都由华人甲必丹去处理。因此葡萄牙和荷兰统治者委任的甲必丹历来都在青云亭设立官署。每当华人遇有难以解决的纠纷诉讼案都告到青云亭去,由甲必丹去秉公审判。历代相承,华人甲必丹每逄朔望即于此开审案件,所有甲必丹都成了当时的大法官。此外,甲必丹也可以独办赌馆、烟馆、酒馆、当铺等,少了地盘之争。

(马六甲青云亭)

英国在1824年接管马六甲,废除了华人甲必丹制度,华社以变通的方式,以青云亭亭主取代甲必丹的领导地位。青云亭在1911年以前一直是团结华人,维护华人权利的根据地。这种亭主制度延续到1911年,英国海峡殖民地在最后一任亭主陈若准逝世后,亭主制度才告终止。随着社会的变迁,青云亭已纯粹是一座神庙了。

至于与新加坡一水之隔的柔佛新山近年来罪案累累,驾新加坡注册汽车进入新山,总是心有余悸。柔佛与新加坡除了一衣带水之外,还有什么历史渊源呢?

早在18世纪,华人已经在廖內群岛从事甘蜜(Gambier)的种植。1819年莱佛士登陆新加坡时,新加坡已经有20个甘蜜园。甘蜜与胡椒是主要的出口经济作物,甘蜜的枝叶在锅里熬煎后,可用作皮革和布匹的染料。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纺织业和皮革业发达,更直接刺激了甘蜜的经济价值。

(甘蜜园工厂模型)

(新加坡的甘蜜工厂。c.1850s)

至于甘蜜烹煮后的废料可用作胡椒的肥料,因此甘蜜与胡椒以并种的方式栽种(约10比1)可提高生产力,节省许多员工,为园主节省开支。1848年,新加坡的甘蜜种植达至高潮,约800个甘蜜园,占地26834英亩,佔当时新加坡全岛总耕地面积的76%。

(新加坡的种植园。c.1850s)

(19世纪以甘蜜起家的潮州富豪佘有进)

甘蜜园的寿命只有二十年,土地肥料用尽后,便得另找新的耕地。新加坡土地局限,可耕植的土地已近耗尽,再加上种植人之间时常因园地界线而发生爭执,引起英国殖民政府的关注,于是推行登记乡区园地制度。这种做法不但未能阻止种植人的冲突,反而制造更多纠纷,引起华人私会党间的格斗。此外,英政府更改土地租赁期限,以及颁布耕地纳税法令,引起种植者的不满,甚至反对缴付地税,华人种植者便有迁入柔佛境內开拓的意图。

(甘蜜Gambier)

1844年陈开顺接受Temenggung Daing Ibrahim的要求,在新加坡率领潮州乡民进入柔佛寻找新天地,在地不佬河垦荒栽种甘蜜,成为陈厝港的港主和柔佛义兴公司的首领。陈旭年则以11个港区的港主和商人身份种植与进行甘蜜交易,陈开顺去世后,他成为柔佛义兴公司的新首领,后来被委任为柔佛华侨侨长。

1855年陈开顺率众开发新山。这些义兴会众不仅成为开拓柔佛的先驱,还在1877年协助平定麻坡内乱,巩固Temenggung Abu Bakar的政权。因此,义兴公司在柔佛的地位,与在新加坡、槟城等地的命运截然不同。在柔佛,义兴受到马来统治者的善待,取得“独尊义兴”的地位,获准公开活动。

(柔佛陈旭年街Jalan Tan Hiok Nee。2010)

天时地利造就了柔佛,就在新加坡甘蜜种植衰退没落之际,柔佛广泛种植起甘蜜。到了1883年,柔佛甘蜜种植达到高峰。1892年运往新加坡出口的甘蜜超过五万吨,高居世界第一位。

柔佛在1840年代至1917年这70年间所实施的港主制度,让华人开发了超过130个港区,甘蜜园主则从19世纪中期的1200个发展至全盛时期的15000个。港主制度与甘蜜的经济效益加速了柔佛的发展,同时也改变了人口结构。1835年,柔佛人口不到2万5000人,1884年激增至10万人,到了1894年增至35万人,其中华人占22万人,成为柔佛境內最大的族群。至于叱咤一时的陈厝港最兴旺的时候(1924年)有五千名华裔居民,目前则不到两百人。

(陈厝港。c.1880s)

义兴公司在柔佛的命运与在新加坡不尽相同。新加坡义兴是一个私会党组织,在血腥中过活,柔佛义兴公司与港主制度实为一体,他们维持了地方社会的安宁。港主拥有经济及司法权,经济权包括开赌馆、设当铺、卖米粮、卖酒、卖鸦片。此外,在出口甘蜜、胡椒及入口米石时可以抽取佣金。至于司法权,港主可囚禁犯人三天,鞭打六下和罚款十元;港主也可以在自己的港内发行钱币和钞票。

(赌博用的筹码)

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展示港主经营的赌馆所使用的筹码,有陶制的蝴蝶、鱼、动物等,造型生动,活像装饰品。港主为工人提供就业机会,却又利用工人的声色犬马的生活来捞回一笔,个人的命运与港主环环相扣,一同走入历史。

Friday, May 20, 2011

洪门弟兄(4 of 7)- 太平不太平

从新加坡驱车沿着南北大道去槟城,经过马六甲和霹雳太平,拜“太平”所赐,一路太平,难以想象百余年前新甲槟三州府和太平都是两大私会党海山和义兴兵戎相见之地。

太平旧称拉律(Larut),以产锡闻名,吉利包矿区(Kelian Pauh,今太平监狱所在地)属于海山的地盘,首领是郑景贵;甘文丁矿区(Kamunting)则归义兴所发掘,首领为苏亚昌,后来传给陈亚炎。两派的华人矿工为了讨生活各为其主,拉律成为血腥争斗的“杀人场”。

(海山,甲必丹郑景贵)

(义兴,甲必丹陈亚炎)

19世纪初,拉律是个名不见经传之地,住在拉律的华人据说只有3名,后来税务官Long Jaffar在拉律开采锡矿,在1844年初输出锡苗,跟槟城华商的关系日渐密切,后来Long Jaffar在槟城雇请华人到拉律来开采锡矿,将锡苗全都出售给槟城华商。19世纪中叶,华人开始日益增多,在拉律的Asam Kumbang、Kelian Pauh 和 Kamunting 一带定居。到了1874年,华人人口约三万人。

(霹雳太平(拉律Larut),甘文丁Kamunting)

海山和义兴两大党派在新马处处打对台,在霹雳为了争夺锡矿的诱人利润,在1861年至1872年间爆发了三次“拉律暴动” (Larut Wars,1861-1862-1872),赔上许多条华工的性命,两党间的腥风血雨一直到1874年才划下句点。

第三次拉律暴动是历史转捩点,启开英政府势力介入半島的序幕,1884年马来联邦成立(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彭亨),1909年马来属邦成立(柔佛,吉兰丹,吉打,丁加奴,玻璃市)。二十世紀初,整个马来半岛落入英国手中。

义兴在甘文丁的矿场的产量并不丰富,加上拉律战争发生时,苏丹阿都拉(拉惹阿都拉Raja Muda Abdullah)答允把拉律的矿场交给义兴经营的承诺屡屡未曾实现,引起义兴的不满,新党魁甲必丹陈亚炎无法按捺党员的情绪,终于在1872年10月爆发了第三次拉律暴动事件。海峡殖民地总督 Andrew Clarke为了平息动乱,有意会见两大巨头,他先委派后来成为第一任华民护卫司的毕麒麟(Protector of Chinese,William A. Pickering)到槟城为和谈铺路。1874年1月16日,各有关人士在邦格岛(Pangkor Island)举行历史性的邦咯会议,跟拉律的两个华人党派首领会商解决拉律的争端。

义兴由陈亚炎率领,海山由郑景贵带领。邦咯协约(Treaty of Pangkor)终于在1874年1月20日由26名出席会议的华人领袖签署。在邦咯协约中,拉惹阿都拉被推举为霹雳州第26任苏丹。两党领袖所签署的“和平”条款包括:

(一)停止械斗,解除武器,拆除防御工事。
(二)自由回返拉律,重操旧业。
(三)不可破坏拉律的和平,任何一方若不依照条文行事,将被罚款5万元。

为了重新整顿拉律市镇,英国政府接受以中文名“太平”(Taiping)为拉律重新命名,希望从此以后,这个地方永远太平(Everlasting Peace),将拉律送入历史。

(太平,c.1881)

(太平山Bukit Larut,c.2010)

(甘文丁海山餐厅,c.2010)

华人社团组织是伴随华人南移的产物,它很早就已经存在,但因早期私会党的势力庞大,成为华人社会的“保护者”。以新加坡而言,到了1880年私会党招募了将近一半的华人成为党员。英殖民政府在1890年对付私会党组织后,公开注册的社团才逐步取代私会党的地位。

早期的新加坡社团:
宁阳会馆(1822),应和会馆(1823),天福宫(1839),冈州会馆(1843),
永春会馆(1867),茶阳会馆(1857),琼州会馆(1857),长泰会馆(1849),
福建会馆(1860),丰顺会馆(1873),惠州会馆(1870),东安会馆(1876),
金门会馆(1876),肇庆会馆(1878),番禹会馆(1879),三合会馆(1883),
南顺会馆(1889)。

(郑景贵的四子郑大平在霹雳所发行的10cents钞票,可见他的权势)

(当年郑景贵在霹雳太平的住家,几经易手后如今是古董店,c.2010)

在那个年代,身为私会党的老大,必须照顾手下众人的生活,通过打斗来解决利益争执是中国内地的文化,也是在异乡求存最直接了当的解决方式。私会党是个时代的产物,当年的私会党到底是正是邪,或亦正亦邪?

像郑景贵这位甲必丹,他是海山的最高首领,除了矿场之外,也经营赌馆、烟馆、酒馆、当铺等。他一方面提供谋生机会给员工,另一方面却通过鸦片和赌博来麻木他们,赚取他们的血汗钱。郑景贵赚钱后也像当年的慈善家,热心公益,捐钱办教育。1884年清廷支持越南向法国开战,郑景贵捐款十万银元作为军饷,他也多次捐款救济粤闽水灾等。满清政府接受李鸿章的提议,酬答郑景贵的捐献,封赠他为资政大夫(二品官),还追封三代。煮酒论英雄,人的价值取向始终脱离不了时代背景、角度与定位,没有绝对的对或错。

Friday, May 13, 2011

洪门弟兄(3 of 7)-从海山街(Upper Cross Street)到毕麒麟街(Pickering Street)

新加坡的海山街原名Upper Cross Street,地图上找不到海山街这民间俗名。海山街之所以称为海山街,脱离不了十九世纪以鸦片、赌馆以及收取保护费为生,由客家帮(广东增城)组成的海山公司,它与潮州帮的义兴公司属于两大私会党巨头,对立超过半个世纪。海山街除了因私会党而得名之外,二战时日军对华人的检证也在海山街与桥南路口进行,是肃清大屠杀的前奏曲。

(新加坡海山街Upper Cross Street和单边街Pickering Street.
19世纪的华民护卫司Chinese Protectorate 设在North Canal Road)

我一家子因似曾相识而结下不解之缘,有空时便去逍遥数天的马六甲有个世界遗产保留区,古老的墙壁彷佛书写着一册册早年华人的过番故事,15世纪峇峇娘惹土生华人的事迹由此展开,比新加坡华人的过番史早了四个世纪。世遗区较为人知的是鸡场街(Jalan Hang Jebat/Jonker Street),鸡场街中部有一条50米长的横街,俗名也叫海山街 (Jalan Hang Lekir)。

(马六甲海山街地理位置)


(马六甲海山街景色,2010)

(马六甲海山街可通往繁忙的鸡场街Jonker Street,2009)

海山公司曾在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设立基地,马六甲海山街若与海山公司有历史渊源亦不足为奇。的确,1805年,李振发等人在马六甲创立的“海山公司”(马六甲惠州会馆前身)旧址就在海山街。

在槟城,座落于义兴街(Church Street, Lebuh Gereja)的峇峇娘惹博物馆原是海山公司大阿哥甲必丹郑景贵的住宅,建在义兴公司大本营那片土地上。当年槟城义兴公司解散后,郑景贵把地皮买下,1894年改建成豪宅,同时充作海山公司的总部,称为《海记栈》。



(槟城海山公司总部,现为峇峇娘惹博物馆)

1786年槟榔屿(槟城)开埠,比新加坡早了33年,私会党的活动也自然比新加坡来得早。1799年,私会党已在槟城公开活动,海山公司以槟城为大本营,总部设在美芝路Beach Road (Ujong Passir),以商业与采矿业为生。1825年,海山领袖刘亚昌供述,海山会拥有300只小船,还结集15000暹罗人,1000华人及8000马来人秘密谋叛,在乔治亚(George Town)公开纵火,制造暴乱。初期,维持公司运转的基金必须向外界鸠收,对象包括商店、娼寮、烟馆、赌馆、小贩、酒馆等。

追溯从前,当时的新马华人社会几乎完全由私会党控制,私会党是“政府中的政府”,从唐山(中国)南来的“新客” 举目无亲,都会被这些私会党派人邀请入会。早期的华人结帮立会,表面上讲兄弟义气,有福共享,有难同当,但实际上却是领袖在培植势力,以向英殖民政府争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在政治方面,他们没有浓厚的倾向,虽然标榜着“反清复明”,但在利益的大前提下,现实主义已经取代理想的追求,私会党已经沦为争夺地盘,制造社会动乱的组织。

(入私会党宣誓仪式,c.1900)

私会党在新加坡、槟城、马六甲以至砂劳越各地制造暴乱,例如新加坡1851年的大暴乱,起因不过因为私会党不满一些华人改奉天主教,结果造成500人丧生。 槟城于1867年也发生三合(义兴)与督公(大伯公)之间的殴斗, 十日大械斗,使全市陷于瘫痪。

从三个海峡殖民地的海山地名看来,海山这个私会党组织确实曾经实力雄厚,叱咤风云。海山派甲必丹郑景贵与义兴派甲必丹陈亚炎争夺霹雳太平的矿场,引起拉律暴动(Larut Wars),最终在毕麒麟(William Alexander Pickering, 1840–1907)协助调解下,摆平双方的恩怨。后来陈亚炎还和郑景贵的四子郑大平上契,结为亲家。

(海山派甲必丹郑景贵,清朝册封政大夫”,正二品的封号

(霹雳太平,有谁会想到百余年前是海山义兴血拼之地?)

毕麒麟是个“通华” 的苏格兰人,他通晓华文,还能讲各族方言,广东话、福建话、潮州话、客家话都行。1872年,他来到新加坡当通译员,1877年当第一任华民护卫司长(Protector of Chinese),同时受委任为社团注册官(Registrar of Societies),控制私会党的活动。

(毕麒麟 William A Pickering)

1877年的海峡殖民地共有十个私会党组织,会员15917人。毕麒麟双管齐下,一方面制定控制贩卖“猪仔”的措施,监督新客与雇主间的契约,规劝新客不要加入私会党;另一方面他采用以黑制黑的方法,将私会党聚居的地方划分出不同的区域,每个区域由一名私会党老大负责调解各帮派之争,单单在1879年就在和平谈判的方式下解决了超过2600宗私会党争端。

1882年危险社团法令生效后,殖民地政府宣布海山公司为非法组织,必须解散。毕麒麟向华人私会党挑战,打击各帮派的利益,引起一些私会党徒的不满。1887年7月18日,来自义福(Ghee Hok)的私会党员蔡亚惜假借提呈请愿书,在North Canal Road办公室内谋杀毕麒麟,斧头砍在毕麒麟的额头上。这一砍使到毕麒麟一直无法康复过来,隔年被逼退休。新加坡的毕麒麟街(单边街,Pickering Street)就是为了纪念毕麒麟的贡献而命名。

(华民护卫司 Chinese Protectorate, North Canal Road.)

(蔡亚惜试图谋杀毕麒麟)

1889年通过社团法令,1890年,海峡殖民地政府援引新的社团法令,封闭所有华人私会党组织,并将一部份私会党徒驱逐出境,所有的社团必须重新登记才能公开活动。当时政府也下令义兴公司限期将名册、用具、印信缴呈,解散组织。三合会在马来亚成为非法组织,从此不能再公开露面了。

注(2014年4月9日):文中所提的“在槟城,座落于义兴街(Church Street, Lebuh Gereja)的峇峇娘惹博物馆”确实名称是“槟城侨生博物馆(Penang Peranakan Mansion)”,数度易主后,现主人为孙松茂先生。

Sunday, May 08, 2011

5, 5, 5与2011 GE

人生有多少个五年?在工人党群众大会上,陈硕茂问。

面对着一群耳熟能详的政治人物,在孜孜不倦地推磨着民主的进程,我也在跟着他们徐徐渐老,我不禁要问:人生还有几个五年?

5月5日,我也跟着三万群众,浩浩荡荡走到Serangoon Stadium,挤爆整个体育场,拥挤的空气中有过多的二氧化碳与汗水味,但有更多的激情,使我自然想起1970年代的国家体育场。在那个年代我们不富有,许多人活在贫穷线下,生活简单,但穷有穷开心。每一场大马金杯足球赛,我们的业余足球员使大家自然发自心底一起“加冷狮吼”。

(三万人挤爆Serangoon Stadium,5-5-2011)

如今,我们转换阵地,从国家体育场的看台走入Serangoon Stadium的土地,当年为荣誉而战,今日是为了民生、民主与未来,今时与往日的心态中唯一不变的是由心出发,for my beloved country。

的确,有选情才有激情。挤在人群中一起呼吸,他们在期待什么?我在期待什么?

为什么在此时此刻,我们可以不分种族、言语宗教,那么团结自豪地念新加坡信约,为了建设一个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为了实现国家之幸福、繁荣与进步,共同努力?

为什么它比NDP还自发自动,更加激情?

为什么激情出现在WP, 一个反对党的集会,而不是PAP的群众集会?

(激情,5-5-2011)

5月7日投票日,报章为整个选举活动作总结,但也许就与言论立场的限制,简而言之就是饭碗,因此文字都十分谨慎,经典收藏也很有选择性;我所挑选的是我所关注的民主社会的未来的超级镜头。

先回到2006年5月5日,上一届大选。李光耀的丹戎百葛集选区和吴作栋的马林百列集选区没有对手,十分空闲,在后港为成熟的人心果拉票。李光耀揶揄WP的刘程强,如果真的有政治理想,就应该放弃单选区,走入集选区去。吴作栋则玩人心牌:

“Old people, the disabled, and the wheelchair-bound. I saw many of them in Hougang... I feel we should help them. This is not politics. Whether Eric Low wins or Low Thia Khiang wins, we are going to help the old people in Hougang. They deserve our help. They struggled with Mr Lee Kuan Yew, they struggled with me. Today, they're in their 70s. Without them, we won't have today's Singapore for the young, Internet-savvy Singaporeans. So we never forget them. We will help them regardless of the outcome.”

结果后港继续由WP的刘程强胜出,吴作栋承诺的$100million 配套并没有兑现。吴作栋掌权期间,以他的经济学特长来搞Singapore Inc,处处以金钱利诱来赢得选票,把人们的思想形态带入低级的层次。五年后,刘程强也回应李光耀,走出后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挑战Aljunied GRC。

接替刘程强的饶欣龙感谢恩师十年苦心,使他以64.8%的支持票守住后港。他的对手朱倍庆大方地承认失败,并承诺与饶欣龙合作。我希望这是他由衷之言,打开新加坡民主新气象。

(刘程强,初入政坛与今时今日)

Aljunied GRC的PAP军头外交部长杨荣文不喜欢被称为老虎,大玩同情牌,说刘程强使选民进退两难;已经升为祖母级的搭档陈惠华却发动人身攻击,把后港几座HUDC与Town Council之间的书信来往政治化,这招不晓得使PAP失去多少选票。刘程强辩解他率领竞选团队转战阿裕尼集选区,并不是要让该区选民陷入两难局面,真正为难选民的是设立集选区制度的行动党。集选区是新加坡特产,实力较弱的团员可以乘搭顺风车,进入国会。

吴作栋出面挺杨荣文,说黄根成可以输,因为他让Mas Selamat逃脱;Vivian Balakrishnan可以输,因为他没管理好YOG的财政预算;马宝山可以输,因为他使屋价飙升,但是杨荣文何罪之有?李光耀则玩一贯的威胁牌,说输了Aljunied GRC没什么大不了,但是居民必须忍受五年的痛苦。李光耀一席话也惹来李显龙的不满,基于澄清,划清父子关系。刘程强则反驳,如果部长不能输,竞选还有什么意义?

吴作栋也许以为他还有影响力,可是从马林百列集选区的56.7%得票率看来,Nicole Seah和陈佩玲效应大大超过吴作栋,或许他应该学会谦逊之道。

刘程强的团队以54.7%得票率当选,在答谢选民时,他再度说出人们的心里话,你们要告诉全世界的是你们要的是一个家园,不是一间屋子;要的是一个家园,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杨荣文以一贯君子作风承认失败,并祝福他的对手。对PAP而言,失去一个GRC和两位部长是否会使他们重新考量GRC这种违反民主的竞选方式?

现代新加坡政治史不能忘记詹时中,1984年以反对党员身份赢得Potong Pasir 的詹时中被取笑为“暂时动”(福建话),结果他坚守27载,76岁之年走出单选区,到Bishan-Toa Payoh GRC 挑战黄根成,但黄根成却说詹时中只不过为了个人利益,想要创造历史。黄根成除了应付詹时中外,还得应付老板吴作栋,说如果自己没有办法为内阁增值的话自然会引退,不需吴作栋多言,是否有弦外之音?

詹时中回应说他只不过是个普通的新加坡人,选民给他太多的掌声了。他并不勇敢,但是他爱新加坡,他爱新加坡人民,"I am not actually a brave man, but I love Singapore and I love Singaporeans"。

1976年41岁的詹时中以独立人士身份在Cairnhill挑战国家发展部张林金山落败(31.8%),站在他的乌龟车顶(Volkswagen)发表竞选演说。1979年补选,詹时中以独立人士在Potong Pasir挑战国防部长侯永昌落败(33.2%)。1980年,詹时中成立民主党,在Potong Pasir继续挑战侯永昌,以41%得票率落败。

(詹时中,2001)

(詹时中,2011)

1984年詹时中重回Potong Pasir挑战马宝山,以60.3%得票率当选。1988年63.1%,1991年69.6%,1997年在SPP的旗帜下获得55.2%,2001年 52.4%,2006年55.8%。这位普通的新加坡人也是位不平凡的战士,2008年两度中风,但并没有放弃推动民主国会的理想,2011年再战江湖,他的团队得到43.1%选票,虽败犹荣。至于代他出战Potong Pasir的詹夫人罗文丽以49.64%高票落选,27年后宁静的小镇换主。

WP的五十岁“新人”陈硕茂是一颗明珠。陈硕茂当年在NJC考取A-level,身为全国状元却跨不进NUS医学院的门槛,申请外国奖学金,陆续在哈佛、牛津与剑桥就读,成为国际级律师。李光耀叫他输了回去中国继续当他的律师,他哲语如珠,一步步回应,以“人生有多少个五年”开场,以落叶归根,人生半百回馈社会打中场,再以多年以后回顾2011年5月5日在Serangoon Stadium的激情,是迈入民主国会,还政于民的路程(a journey,Aljunied的谐音)来结束下半场。

(陈硕茂,进入人生下半场)

民主的进程本来就不容易,当执政党为了维护政权而使出“屎桥”如GRC、官委议员、非选区议员等,使民主进程更加困难重重。在弱势中,WP参选的3个单选区和4个集选区都得到超过40%的选票,现在就看当选的Aljunied与后港团队今后五年的表现是否再次呼唤起人们的激情了。

Friday, May 06, 2011

洪门弟兄(2 of 7)- 义兴、佛缘

满族人入关以来,始终面对着汉人反清复明的威胁。道光24年(1844年),广东海阳县天地会起义,在潮州府的潮阳、揭阳等地反清失败,会员纷纷逃离家乡。据说陈开顺也是被朝廷发出逮捕令后逃亡的天地会成员之一,逃到新加坡避难。

同年Temenggung Ibrahim(天猛公伊布拉欣)借鉴移居新加坡的华人(其中大多数是潮州人)在杨厝港、蔡厝港、林厝港等地垦殖的经济效益,在柔佛推行港主制度,招募新加坡华人(主要是潮州人)到柔佛开港垦荒。

陈开顺获得距离新山六里半的地不佬河(Sungai Teberau)流域的港契(1844年10月22日),率领新加坡义兴公司的数千名潮州同乡进入柔佛,开辟原是一片原始森林的陈厝港,种植胡椒和甘蜜,把陈厝港发展成为柔佛的一个行政中心。

(地不佬河,Sungai Teberau)

(陈厝港,c.1880s)

(地不佬河灵山宫,据说在陈厝港开发前已经存在,比柔佛古庙还古老)

早期新加坡潮籍人士主要来自广东潮州府的八个县邑:潮安、澄海、潮阳、揭阳、饶平、普宁、惠来、南澳。他们同属潮汕方言区。除了直接从汕头南来的“新客”,早期新加坡潮帮中也有不少来自暹罗及廖内群岛的“二度”移民。他们在18世纪末离开中国,在莱佛士登陆前后来到新加坡,开发甘蜜园。“新客”则在开埠后抵达新加坡。

陈开顺是领导,顺理成章成为陈厝港的港主,并成立柔佛义兴公司。在鼎盛时期,陈厝港扮演着重要商港的角色,所有货船都必须经过陈厝港才能开到新加坡去。陈厝港时期遗留下来的主要街道是惹难港下咭唧(Jalan Kangkar Kechil),即“小港主”的意思。从陈厝港周围马来甘榜的名字所留下的蛛丝马迹,也可看出当年這個港区的重要性,如甘榜港下地不佬(Kg. Kangkar Tebrau)、甘榜港下登雅(Kg. Kangkar Tengah)和甘榜港下基里(Kg. Kangkar Kiri)等村落,都带着“港腳”的译音。

(Jalan Kangkar Kechil与Kampung Kangkar Tebrau,在地不佬河畔)

(早期的Jalan Kangkar Kechil 路牌,华文译名从右向左。)

(曾经叱咤风云的地不佬河。陈厝港成为历史,地不佬河恢复宁静)

说到义兴公司,不能不提到新马私会党间所发生的帮派械斗及地盘争夺。在新加坡:

1846 : 义兴会与关帝会械斗 (会党头目葬礼游行)
1851 : 义兴会党徒攻击华人天主教徒
1854 : 义福与义兴大规模械斗 (买米起争执,世仇, 厦门小刀会余党逃到新加坡)
1867 : 义兴与福兴械斗
1870 : 义福党徒攻击广府教士兼医生
1870 : 义福中的福建人与潮州人为争夺地盘械斗
1871 : 海山与义福对抗持续一年 (争夺妓院和赌场的保护费)
1873 : 潮州人与福建人械斗波及到海山和义兴
1874 : 义兴与海山会为葬礼发生争执
1876 : 潮州人会党与福建人会党械斗 (争码头船艇停泊地点)
1877 : 义兴会与义福会在鱼眼岛械斗 (因赌博发生争执)
1881: 义福会在勿洛与马来人械斗华人会党混战
1883 : 海山会与广惠肇义兴械斗
1885 : 义兴会与潮郡义兴械斗
1887: 敌对华人秘密会党混战
1887 : 7月1日一名义福党徒暗杀华民护卫司毕麒麟
1887 : 义福党徒杀害荷属吉利门岛华人甲必丹
1888 : 敌对华人秘密会党械斗 (争夺妓院保护费)
1896 : 某些被宣布为非法的会党相互械斗
1896 : 义兴会分会义铃与东平会械斗

比较起新马各地令人心惶惶的私会党,在柔佛开拓发展史上私会党暴力事件是比较少见的,其中重要原因在于柔佛义兴公司致力于去除“私会党化”,发展成一个对当地经济发展有重要贡献的组织,同时也是早期华人社会凝聚力的核心,因而受到柔佛统治者的认可。这些义兴会众不仅开拓柔佛有功,还在1877年协助平定麻坡内乱,巩固Temenggung Abu Bakar(天猛公阿布巴卡,柔佛之父)的政权。因此,义兴公司在柔佛的地位,与在新加坡、槟城等地的命运截然不同。在柔佛,义兴受到马来统治者的善待,取得“独尊义兴”的地位,获准公开活动。

咸丰七年(1857年),陈开顺因病逝世,终年55岁。陈开顺死后,他和其他共一百座洪门义士 的神主牌安置在 Lavender Street 的义兴公司总部二楼。1890年社团法令生效后,英殖民政府封闭新加坡义兴公司。1892年,义兴公司总部所在地捐献给陈笃生医院,后来由广惠肇留医院接管。

后来有人发现洪门义士的神主牌被遗弃在离义兴公司不远的加冷河畔,由德春板厂的老板收集起来,设龛奉拜。德春号停业后,成昌号成立,由厨夫奉拜,一直到1930年,才迁入社公庙(义兴公司总部附近),直到1990年拆迁为止。

在Jalan Eunos 和Kembangan之间那条横贯Sims Avenue East和Changi Road的小路Lorong Marican,有一座蓝瓦白墙,“普令众生、照除痴暗”的佛教建筑--普照禅寺。普照禅寺的前身为芽笼三巷普照精舍,1943年闽南僧人从厦门南普陀寺祖庭请来香火供奉;1968年广玄法师为住持,改称禅寺,迁至Telok Kurau Road;1972年再迁Jalan Sayang Road;1982年三迁至Lorong Marican,将民居几经修建后渐成规模。

(普照禅寺所在地)

这一百位义士的神主牌在1991年“落户”在该禅寺内。他们被称为义士是秉持着加入天地会,反清复明,随时准备从容就义的有心之士。

广玄法师(现年已一百岁)当年力排众议,决定接纳这批不应存放在普照禅寺内的神主牌。广玄法师认为这些“文物”非常有历史价值,值得保留。 这些人的身分或许不同,甚至可能与当年的社会犯罪活动挂钩,但他们是潮汕华族的先驱,一个多世纪前,乘着“红头船”,带着“浴布、甜粿、市篮”漂洋过海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他们在新马开启了一连串的过番故事,成就本地社会的发展,功不可没。

(Lorong Marican,普照禅寺)

每年的三月初三和七月初三,这些神主牌都会摆在大堂内祭拜,以慰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