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February 27, 2013

树以根为基,国以民为本 (文章转载)

“树以根为基,国以民为本 ”这篇文章由新加坡前总统王鼎昌先生撰写,刊登在《人民行动党1954-1979》,当时王鼎昌先生还是金吉区的国会议员。金吉选区早已不复存在,归纳为大巴窑集选区的一部分。

经历过一代人的洗礼,结合当前的社会趋势,“树以根为基,国以民为本 ”还是有参阅思考的价值。


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树上的每一片绿叶一样,都有一定的功能和责任。每当一个周期完结时,老的叶子尽了它们的责任,凋落了,让新的叶子萌芽,使进化的过程继续下去。这样并没有痛苦,也没有抱憾。整个过程都是自然和严肃的。一切东西都是这样繁盛滋长起来的。就是在过去二十五年来同呼吸、共命运的我党和我国也不能例外。

到现在为止,虽然有过困难重重的时期,我们总算是茁壮成长起来了。新加坡已有了一百六十年的历史,其中最新近的二十五年是最复杂,也是最振奋人心的。那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动荡的年头。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许多根本的改变,有些显而易见,有些虽然没有那么显著,却也同样根本重要。

首先,我们的反殖民地主义斗争就碰上了国际共产主义的兴起。甚至当我们从白人统治者那里争取到胜利的时候,我们还得进行一场更艰苦、更剧烈的斗争,以争取新加坡的民心。地下共产党运动同国际共产党有紧密的挂钩联系,它的失败使历史的发展方向产生了决定性的改变。经历过了苏卡诺时代“对抗”的黑暗日子以及共党煽动、工潮和种族事件以后,我们奠下了毫不动摇与坚决地实施多方面计划的基础,以确保新兴独立的新加坡能够生存进步。

稳固的基础已经奠定下来。二十五年前,我国海港的繁忙程度在全世界排名第七,今天却跃居为世界第三大海港了,每年处理二千二百三十万公吨的货物。在同一个时期里,飞机来往的次数也增加了五倍,每年计有六万二千五百架次。但最惊人的,还是常年来往搭客的人数增加了五十倍,带到了去年的五百七十万名。现在平均每十七人就有一辆汽车,一九五四年是每三十六人才有一辆;现在平均每四个人就有一架电话,二十五年前每六十二人才有一架电话。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个人所得,从一九六零年的一千三百三十元增加到今天的七千四百五十六院。我们对前景充满信心,并决心在各种事业的领域中继续努力,以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可是,一棵树是否强壮结实,不能单靠枝叶的茂盛程度和树干的高度来衡量。赋给树木予生命与活力的是它的根,它们并没有吸引人的外表,不为人所听见或看见,只是静悄悄地在地面下不停地工作。当树一直向上生长时,它的根也一定要相应地扩展开去,并且牢固地扎稳在泥土里,这样树才能够经受得起大自然风雨的吹打。

如果没有好好照顾根基的发育,树虽然会继续生长,但只会招惹大自然风雨之害,并且冒着可能在突然发生暴风雨时,被连根拔起的危险。因此,我们只要稍加思索,就能体会到:急于长得高大而不同时确保根基力量也相应地增长,那是很危险的。

当我提到一个成长中国家的根基时,我所指的并不只是它的基层民众支持,并且也包括人民的素质和力量---在人们的立场的举止行为和人生观方面表现得最清楚的道德和文化根基。我们在物质方面所达致的进步和正在发生的各种改变,都在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在一个公开和迅速地工业化和都市化的社会里,我们的生活方式现在已经成了社会学者研究和探讨的共同对象。

随着我国调整步伐,朝向第二个工业革命迈进,以及政府最近吁请人民作好准备,以便逐渐进入一个工业化的社会,发展我国文化,并且向我国思想逐渐成熟的公民,灌输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念的这种需要,就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和重要了。因此,在我国的经济成功和繁荣声中,让我们不要忘记以敏锐的批判眼光检讨我们的“根基”。因为,如果不确保我们的根基稳固成长,我们或许要维护我国经济成功的果实也无法办得到。

一个侧重工艺的社会对家庭和学校所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已引起许多人的关怀。在我们所创立的工业化和都市化的社会里,我们在决定子女应该接受何种教育,以及我们本身应该有怎样的家庭方面,有可能受到物质主义作风支配的危险。

影响家庭的现代生活压力也同时影响学校。同样地,群体的社会价值观也传到学校和家庭中去。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国家将产生一代由它自己造成,虽然并非完全符合它的理想的人民。我们一路来都很成功,但只是以现今社会的物质生活意义而言。虽然贫穷看来仍旧是许多道德败坏想象的根源,经济繁荣并没有带来一般的疗效。相反地,繁荣通常又引起了一些本身的问题。这些是同物质主义作为一种生活信仰和生活方式有关的问题。一代新的年轻人,已经在工业化和现代化动荡影响支配下的环境中长大,他们对社会的义务承担表现得漠不关心,对工作抱着不良的态度,对同胞表现缺乏关怀和尊敬。他们之中有许多受到时下歪风的感染,并且屈服于无根和退隐的有害影响。

趁着还未太迟之前,我们应该尽快建立起道德的导向灯塔,为人们在充满湍急暗流的公海上航行,提供必要的指标。这将使我们产生所需的信心,以迎接当前的挑战和制订国家发展和成长的未来方向。因此,我们必须迫切地提倡道德教育和文化发展,是我国的年轻一代在精神方面作好准备,以应付今后动荡不安的年代。

不幸的是,虽然有很多人相信社会必须负起照顾个人的福利和道德发展的责任,他们却假定这些目标将会在不需要任何计划努力的情形下自动实现。另一方面,自由知识分子对道德教育抱着怀疑的态度,因为他们认为道德教育企图约束社会,对个人道德信念的选择进行干预。

有些人不明白的一点是:在同年轻人交往相处方面,不论是以老师、家长或成年朋友的身份,我们大家都以各自的言行思想把道德观念传给他们。我们大家时不时帮助子女寻找和运用适当的办法,解决他们个人的问题,这也就等于在进行道德教育的工作。不论我们喜欢或不喜欢,道德教育还是一样地进行着。因此,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负起教养年轻一代的人,必须对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有真正的认识,并且设法以言行准则,向我国的年轻人灌输准确的道德观念。

知道正在发生的事什么事情,明白我们在培养年轻一代所做的工作的意义,并且了解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够或是有疏漏的地方,总比在蒙然不知的情况下让事情自然地发展,并且自欺欺人以为我们只顾本分的事,不干涉个人的自然发展好得多。个人的自然发展也包括向别人学习。

要应付现代社会挑战的一个积极和实际的办法,就是在理智和感情上教育青年男女如何去应付挑战。

通过道德教育,我们希望激发未来的年轻一代,为自己建立适当的可尊敬的形象,以协助他们在社会上成为有办事能力和有见地的人。我们可以通过对品格的形成和对社会价值观念的尊重等,有系统的教导做到这一点。到时,我们应该培养出一代获得平衡发展,并且具有良好适应能力的公民,能够应付生活上不稳定的情况和精神压力,具有社会纪律,并且愿意为将来新社会的发展,扮演重要的角色。道德教育是同每个人都有关的事。既然态度和行为比言语更有说服力,因此,道德必须加以实践。这样一来,我们的文化便能够在一个正确和有力的环境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

道德教育对于文化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这一点也许是值得一提的。在促进道德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在协助文化的发展。这两方面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因为两者所寻求的目标都相同,使每一个公民都具有深刻的思想认识和完美的人格。前者是要通过价值观念的灌输,而后者则是要通过创造力、鉴赏力和优雅举止的培养以及通过鼓励艺术表现和对美好事物的欣赏来达到。

在文化发展方面,政府在过去几年来已经采取了积极的政策。它的目的在于为各种艺术形式的成长和成熟创造有利的环境。在未来的年头里,这将能促进一种独特、具有本地色彩的新加坡文化的形成。这样一来,新的一代具有优雅举止和修养的新加坡人将会出现。

由于具有多元种族的人口,新加坡因此拥有丰富的古代文化遗产。在艺术和有创造性的研究方面,我们并不缺乏灵感的泉源。事实上,我国文化的多元化,已经被看成是一种独特的资产。在我们的艺术家当中,有许多都能够对这丰富多姿的不同文化善加利用,以进行艺术创作。他们创作了具有各自独特风格的艺术表现,从而对本地文化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我国的文化舞台在过去几年里都很活跃。“文化沙漠”一词再也不适用于新加坡了。这是我们在促进文化方面一致努力的成果。从公共和私人机构所组织的活动范围看来,这说明了国人对于培养艺术创作人才方面都很认真,并且对艺术都表现了真正的献身精神。

同二十五年前的情况比较起来,我们在文化方面确实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现在,在国庆日受封的人士当中,也包括了艺术工作者。他们的创作成就很快地将获得进一步的赏识,因为由文化部所颁发的文化奖,将在不久后开始颁发。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成立的新加坡文化基金,也将有助于促进创作人才从事艺术发展。

促进我国文化活动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来自政府。很明显的,这也是我国艺术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以及我国人民的热心支持所带来的结果。正如人们热切期望政府对文化事业的促进给予进一步的鼓励一样,政府本身也希望各有关人士能够扮演更大的角色及作出更大的贡献。

到了二十一世纪时,我国人民将变成怎么样的人呢?如果我们明暸我国人民今天是怎么样的人,那么,答案就不会难找到了。要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人,最好的办法,是从他们那些能够反映社会风尚的日常品行和行为,以及他们在精神上显出他们的个性、眼光和抱负的创作和艺术表现来判断。

树以果实而出名,人的名声好坏则要看他的所作所为。新加坡的成功,反映了人民行动党领导层及其组织,以及全体新加坡人民的素质。我们所以能够成功地取得了我们先前所订下的目标,只是因为我们能够同心协力,作好预先策划工作以及有决心去完成这些工作罢了。

只要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永远有自我更新的必要,以严肃和尊敬的态度接受这种过程,并且不遗余力地寻找适当的人选---具有远见和良好品格的人---让他们出来掌舵,以及教育我们的年轻人,把适当的技术和价值观灌输给他们,这样一来,我们便能够确保有美好的前途。在未来的二十五年里,新加坡也就能够充满信心地及以优雅的步伐,朝向二十一世纪迈进。

Friday, February 22, 2013

从Ah Boy to Man谈起

梁智强的第20部电影Ah Boy to Man,以三个月的新兵训练为主线,勾画出新加坡1967年第一批国民服役军人入伍45年以的两代情,不论是新兵或是旧将,看了各有各的感动,是本地票房的保证。军营里大家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各有各的背景,但有缘相聚,一起接受合理的锻炼与不合理的磨练。我们都热爱脚下这片黄土地,eat togethershit together 中建立起友情,打造了共同的记忆。

Training to be soldierFight for our land
Once in our livesFew years of our time
Have you ever wondered? Why must we serve?
Because we love our landAnd we want it to be free, to be free

(Ah Boy to Man剧照,共同的记忆需要营造。照片来源:www.todayonline.com)

在那个年代,我们并没有那个奇怪的问号:我们荷枪受训,也许有一天真的要血战沙场,保卫的到底是谁?可是在201324日副总理张志贤先生在国会提出通过《2030年人口白皮书》的动议时,却语重深长地强调:

We defend Singapore and Singaporeans, because we are the stakeholders of our country – and our families, our homes and our futures are here. No foreigner can feel the same way. We may help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foreigners who are here in time of conflict, but we are not defending their families or their futures. We are defending ours. And that will never change.

我选择从正面的角度来揣测张志贤上述那番话所隐藏的内心的忧虑:首先他是否能够说服自己,接受牵强的Singapore Core核心论?如何说服新加坡人接受人口2030是另一个因素,也许张志贤更顾虑的是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所谓的Singapore Core已经不成核心时,它所牵连的许多周边问题可能将新加坡推入深渊,包括摧毁由第一代领导人吴庆瑞博士辛苦打造的国防基业,到时新加坡真的只不过是个“流动城市”了。

1984年吴庆瑞从政坛引退前对国民服役作出诠释:“国民服役对年轻人来说是时间和金钱上的莫大牺牲,军事训练也将士兵的耐力推向极限,这一切都不是愉快的事。但在每次全国选举中,国民服役并不是一个争论点,自我防卫的意识正在民间滋长中。一般新加坡公民都知道,他们所面对的危险是实实在在,而不是假想的。...”


吴庆瑞那番话是三十年前的新加坡景观,现在前瞻新加坡十余年,一旦人民对防务的信念改变,新加坡沦为一个只是过客来往商贸赚钱,却没有防卫价值的城市,换言之就是随时可以跑路的城市,那种核心价值观的质变才是人口2030所带来的真正破坏!跟心件工程(heart ware)相比之下,基础建设、人口老化等都已不是大问题。

政府在这个民怨四起的时刻推出激荡脑袋的人口白皮书,表示总理李显龙先生愿意承担策划未来的责任。如果这份人口白皮书真的是个被政府誉为影响深远的策略性的大课题,从白皮书的发表,到国会辩论与最终通过白皮书的一个星期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流程未免过于草率。但随着李显龙先生和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先生过年捞鱼生,恭喜声中落实新马高铁2020的计划,相信背后的构思已经逐渐浮上水面。新加坡作为一个城市国家,没有消费较低廉的乡村作为腹地,新马高铁走过的蔴坡、巴株峇辖、马六甲、芙蓉,是否可以发展成为退休村?一来为2030的新加坡老人安排在一个半钟车程内的退休的后路,二来发展高铁经过的二线城市,从新加坡政府一贯的经济效率的眼光来看,人口白皮书是个谈判的筹码。但既然这只是揣测,我也不想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个设想就此打住。

人口2030的构思并不新颖,它延续着百多年来,源自英国殖民地时代的管理模式发展开来,没有什么突破的思维。如果时间倒流回1900年代的新加坡,当年的新加坡也是一个全球化,靠“移民”打造经济命脉的大都市。当时的新加坡是全球第七大海港,进行着国际性贸易,通过电报与世界紧紧相连。新加坡通过每天从各地送来的报章与世界联系,也通过往来中国、印度、阿拉伯、欧洲、澳洲和美洲的人们与世界相连。这意味着世界上各类新闻、各种新兴的思潮都可以很快地传送到这里。


(1900年左右的新加坡莱佛士坊Raffles Place. 新加坡已经进行着国际性贸易。图片来源:NHB)

就华社而言,本地华人一向来使用中国年号,如清光绪元年,民国30年等,孙中山搞革命推翻满清政权,新加坡组织了同盟会,支持孙中山。革命起义三次在新马发动,包括在晚晴园策划的黄冈起义和七仙女湖起义,以及槟城策划的最悲壮的黄花岗起义,数十名新马年轻华人参与革命,在死去的黄花岗72烈士中(实为86人),至少有14名本地人。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新马华人出钱出力,筹款支援以外,在蜿蜒的1100公里的滇缅公路上随时准备牺牲性命的15批共3192名南侨机工,维持了中国对外的唯一的物质供应链。以当时的新加坡华人来说,中国才是他们效忠的国家,新加坡只是个谋生的城市。

由一个谋生的城市经历一场质变,成为一个大家认同的国家,自豪地唱着同一首国歌 Majulah Singapura,念同一个信约,并为实现国家之幸福,繁荣与进步,共同努力,其中经历过的情感的磨合、共拥的甘苦、岁月的提炼,凝聚起来,就是国家的认同感,就是国家的集体记忆。这种国家的情操,是反殖民地时代,争取独立的年代才迅速滋长的。然后新一代人接棒,灯火相传,才有了共同感情的新加坡。因此当我们谈Singapore Core, 谈这个国家的核心价值时,不能不讲感情,否则新加坡只是一家唯利是图,忘记什么叫做 Corporate Responsibilities 的大企业。


(1900年左右的大坡大马路South Bridge Road. 当时新加坡只是个谋生的城市。)

张志贤的《2030年人口白皮书》动议演说,也认同我们的先辈在新加坡扎根,参与了打拼的过程后才缔造了共同的价值观:

Who are we Singaporeans? Our forefathers came here from many lands, around the archipelago and further afield. Most Members would not have to go very far back in our own families to find somebody who came to Singapore from elsewhere and decided to sink roots here. They settled here, worked together for our future, and in the process evolved a set of shared values that allowed us to unite and achieve peace and progress together.

张志贤没有正面指出(还是回避?)的是早期移民扎根的“心态”。当先民通过会馆庙宇社团融入本地社会,找到出路,最后选择在本地落地生根,他们所抱的还包括感恩的心情。在故乡没有路,走出来就有路,这条路未必顺畅,度过大江大海,到一个人地生疏的地方,将生命托付给未知的未来。在耕耘的过程中,彼此包容,先有付出,后有收获,这就是一代新加坡人的共同的核心价值。现在的人比较聪明,也更懂得计较得失,各国的经济发展前景与步伐也跟过去很不一样,到新加坡来的思路并不像以前“走出来就有路”这么单纯,过去的模式是否还能够用来打造人口2030

张志贤的 “Who are we Singaporeans?” 还牵涉到一个哲学性的问题:何谓国家?

 “国家”的英文单词state源自于古希腊城邦的概念polis,一个用城墙围起来的地方,城墙保护着城内生活的子民。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城邦就是国家,就是实际社会,它包括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城邦成为古希腊社会的基本结构。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认为,“人类天性向往美好生活,为了满足这种本性欲望,继而在自然村的基础上自发地建立一个共同体。这一顺其自然发展形成的共同体,就是国家。”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认为,“人类天性向往美好生活,为了满足这种本性欲望,继而在自然村的基础上自发地建立一个共同体。这一顺其自然发展形成的共同体,就是国家。” 照片来源:wikipedia

1882311日,法国哲学家 Joseph Ernest Renan 在巴黎讲了一堂 “What is a nation” 的课,对研究政治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学者影响深远。Renan 在总结时说道:

Let me sum up, Gentlemen. Man is a slave neither of his race nor his language, nor of his religion, nor of the course of rivers nor of the direction taken by mountain chains.

A large aggregate of men, healthy in mind and warm of heart, creates the kind of moral conscience which we call a nation. So long as this moral consciousness gives proof of its strength by the sacrifices which demand the abdication of the individual to the advantage of the community, it is legitimate and has the right to exist.

(Joseph Ernest Renan: what is a nation? Photo source: wikipedia)

简单地说,人不应该成为种族、语言、宗教、地理的奴隶。只要有一群身心健康,心地善良的人聚集在一起,建设一个有道德有良知的地方,这就是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存在,在于它的价值观能够赋予人们道德的力量,肯为它牺牲,肯为群体付出,牺牲小我,完成大我。

以古喻今,新加坡就是一个“护城海”围绕起来的城市国家,照顾好城内的子民是政府的责任。无可置疑的,我们需要软件,这群人可能来自五湖四海,但必须在向往美好生活之余,同时具备肯耕耘、肯付出、肯为大我牺牲的心件,才可能进一步磨合成Singapore CoreSingapore Core必须讲心,将心比心,不能用单纯的金钱尺度来衡量。



(我们更需要的是软件,这群人可以来自五湖四海,但必须在向往美好生活之余,同时具备肯耕耘、肯付出、肯为大我牺牲的心件,才可能磨合成新加坡核心Singapore Core)

三十年前我还是半个
Ah Boy 的时候,会相信政府的能力,反正在家长式的理国方式下,精英政府说了算。但有了三十年的Ah Man 的人生经历,对于一个打造长期高人口流动的赚钱的城市的施政方针,如何缔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认同,维护一个核心价值观,不能不有所保留。

Friday, February 15, 2013

"阿福的玻璃瓶" Affordability

“阿福”这个名字听起来似乎很贵气,但在我成长的年代,“阿福”这个名字拜粤语片中的小人物所赐,并非那么福气,反而带些傻里傻气,是个被欺负、被出气、忍辱吞声的小人物,形象就有点像鲁迅笔下的阿Q

“玻璃瓶”可以制造得非常精巧,玻璃本身又是惰性物质,难起化学作用,是很好的容器。但是玻璃瓶离不开瓶颈(bottleneck),瓶颈是整个瓶樽最脆弱的一环,容易断裂,而玻璃本身也是易碎品,玻璃瓶制造得再华丽,装饰得再漂亮,易碎的玻璃瓶始终脱离不了即成的本质,以广东话言之,就是“化学”。玻璃瓶所面对的“果”,源自于玻璃瓶本身的基“因”。

阿福的形象就有点像鲁迅笔下的阿Q。照片来源:www.xinhuanet.com

同样的,“阿福的玻璃瓶”(Affordability)听起来虽然华丽贵气,但会不会只是披上美丽的彩衣,彩衣下充其量不过是件由石英与碳酸盐组成,感觉起来牢不可破,其实一触即碎的“化学品”?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新加坡的治国模式已经很明显地迈入“阿福的玻璃瓶”的商品价位,走到瓶颈,或者说这个模式已经成为政府与人民之间交易的指导准则。打从1990年代推出的Asset Enhancement,通过物质提升(Upgrade)来争取选票那一刻起,行动党政府与人民之间已经逐步脱离了互信互重的诚信治国的理念,人心与人情越走越远,朝向一条不归路。

如果以一个企业模式来比较,行动党政府就好比一个大财团,注重营运业绩(Operation results),但偏偏缺少了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HRM)这个以人为本的现代管理部门,管理层每年对外向股东汇报 profit and lost,对内则缺乏联系员工(engaging people) 的软实力。这条路能继续走下去吗?

写下这段文字,只感到胸口永远的痛。我在行动党当政的年代成长,受教育,改善贫困的生活,也为这个国家奉献了人生最青春最美丽最光辉的岁月。眼看着行动党政府从一个人民的政府走向人心倒向的趋势,能够不觉得心痛吗?

GE2011是一个明示,杨荣文准将领军的阿裕尼集选区被反对党夺去,集选区不败的神话画上句点。杨荣文似乎乐得离开政坛,在商场上大施拳脚,还成为香港经济发展局的官委,行动党并不需要他来提供内部转型的咨询。约半年前曾经在海南二街的老字号“逸群鸡饭”跟杨荣文和退休的老议员钱翰宗碰巧坐在邻座,享用浓浓本土风味的传统海南鸡饭,八角桂末的香料味觉中杨荣文潇洒依旧,但也看得出无官一身轻的快乐逍遥。至于另一位败选的林惠华也乐得成为数家大企业的董事,闲时还可以抱抱孙子。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1/07/orchid-evolution.html

(GE2011后,学有所长的各政要都有各自的出路。2011)

如果GE2011的明示还不够明确,2012年后港区补选,2013年榜鹅东补选,行动党相继失利,相信人民开始反思何谓“美好生活”是游离选票落到工人党手中的可能性之一。

“利”是一把双刃剑,$1可能会使人暂时满足,但过些时候,这个价码必须越加越大,$10$100….,一路加上去,利字当前,人心永远不会满足,过去的利诱模式已经无法再打动选民的芳心。

最近听了一场哈佛教授 Michael Sandel 在北京大学的演讲“what money can’t buy”(13 Dec 2012),发人深思。政治学教授的论点跟行动党的施政方针相比拟之下,“阿福的玻璃瓶”所牵涉的许多前因后果都得到解答。

先从一则收录在《What money can’t buy》书中的现实故事谈起。在以色列的一间托儿所,有些家长时常迟来带孩子回家,于是托儿所管理层推出罚款制,希望通过金钱来改善超时的现状。这项措施推出后,有些家长开始改变想法,认为支付这笔超时费来把孩子寄放在托儿所是值得的,结果托儿超时的家长增加了两倍,他们的思考模式已经从“我不要太迟去带孩子,以免增加托儿所老师们的负担”改变为“阿福的玻璃瓶”,认为自己负担得起那笔额外的费用,所以不介意让孩子继续留在托儿所。管理层发现原意被曲解,急忙取消迟到罚款制,恢复原来的诚信制度。但是,原来的道德价值的考量已经被金钱物质所取代,迟来带孩子的家长维持在双倍。

另一个最近发生在瑞士小镇的故事。政府决定在小镇附近的山区丢弃核废料,在实行之前,先请专人作问卷调查。小镇的村民觉得虽然在山区丢弃核废料有既存的风险,但还是有51%的居民赞成。调查员的第二道问题,如果给予每人8000元作为补偿呢?结果只有25%的村民同意在山区丢弃核废料。

认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钱可以收买村民的心,这是经济学家一厢情愿的想法,这个调查颠覆了经济学上钱是万能的构想。不论有没有赔偿金,居民对核废料所带来的风险的评估并没有改变,但一旦将金钱植入方程式后,居民认同的意义却彻底改变了。为什么呢?接受8000元的金钱赔偿,就表示他们所同意的在小镇附近的山区丢弃核废料的做法已经不再是一项义举,而是沦为一宗市场交易。小镇居民不为利诱所动,以华人的简单的说法,就是有“气节”,有“骨气”。

当瑞士政府与小镇居民沟通时,除了金钱利益,还必须面对情感价值、公共利益、责任感等考量。经济必须衔接到道德范畴与政治哲学才能超越纯金钱买卖的层次,才能凸显造福人群的意义。

从纯经济财富指标来看,当年(1985年)吴作栋先生率领新班底,许下诺言说新加坡将在1999年追上瑞士的生活水平,后来李显龙先生证实新加坡已经达到瑞士在1985年的生活水平,说得明确些,就是达到人均GDP(~S$30,000)。2013年的今天,新加坡是全球生活费最昂贵的城市之一,甚至超越了瑞士的名城日内瓦与苏黎世;但是另一方面,只有约40%的工作人士年收入超过$22,000而必须缴税。

别忘了我们的人均GDP是$60,000,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富庶国! 为什么有60%的工作人士不需要缴税?统计数字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落差?

同时也别被GDP误导,GDP与消费水平都只是经济学家的统计数字,生活水平则关系到全民的生活与心理素质。

瑞士小镇的居民告诉我们,美好的生活并不单只是追求个人的财富,美好的生活还包括主导人性的价值观,就如孔子在2500年前所说的“君子以义处命”、“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虽然表达方式不一,但骨子里还是英雄所见。

另一位古圣贤老子的治国之道法于自然:“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老子之道,衣食住行是最原始的心态,也是从政者与民心手相连,打造安居乐业的社会的基础。

(老子是另一位出色的古圣贤,杰出的思想家。照片来源: www.artxun.com)

就已“安其居”为例,三房式组屋的价位支撑着整个新加坡产业市场的价格,在Asset Enhancement 的大前提下,组屋的价格节节飙升,带动了整个产业市场,一旦屋价达到不合理的水平,泡沫随时会爆发,接踵而来的是一连串烫手的社会问题。从纯经济的眼光来看待房产,泡沫破灭与否,很大程度取决于需求,在新加坡有限的土地上容纳更多人口,是确保产业市场不会崩溃的良方。

针对组屋的定价,这十余年来官说官有理,民说民有理。组屋定价的模式,已经从早年“居者有其屋”的年代的建筑成本的考量发展到各任国家发展部长口中的“阿福的玻璃瓶”,负担得起的水平。两夫妇两份收入的双薪家庭,贷款35年,老了还可以把屋子变卖等等,政府买地建屋子津贴居民,所以平民百姓应该感恩图报才是。

这种情形就好象万一有一天大家面对食水短缺,商家将$1的矿泉水的价格提高到$10,根据“阿福的玻璃瓶”理论,虽然大家会“牙痛咁声”,但还是属于可以支付的水平。接下来,商家将每瓶矿泉水的价格提高到$1000,这个价码对某些人还是“阿福的玻璃瓶”,但对更多普罗大众而言是超越了能力范围,not  affordable。商家说其实不贵,还是有人付得起。好吧!好心有好报,我就津贴大家$100,每瓶只收$900,大家还可以通过借贷,分期付款,使它变得多数人都负担得起。

我们可以责怪商人提高商品价格,但是在自由市场,为商品定价是他们的权利。

市场社会真的就是如此薄情寡义吗?市场是否应该考虑道德因素?如果道德考量是必要的话,那么上述的“津贴理论”,谁应该受到谴责?是提高价格、操纵市场的商人,还是认为还是负担得起,选择以较高价格来扰乱市场的某些消费者?

过去数十年来,我们理想中的社会就是无止境地追求经济效率和GDP。过去50年,我们累积了财富,接下来是不是应该考虑如何分享财富?

GDP 并不应该是人类生活仅有的幸福的泉源。虽然GDP很重要,但GDP本身并不能代表美好的生活。GDP确实能带来物质上的安慰,是好的生活的前提条件,但当国家达到一定的经济繁荣之后,我们必须思考,美好的生活的意义何在?最诱人的经济增长,最高的GDP,最富裕的社会等于最有修养、最快乐的社会吗?这是过去的想法。这种以经济效率、经济增长、唯市场论、甚至GDP主义为主导的考量,用在生活中其实并不足够,并不足以支配与组织完整的社会生活。人生应该还有更高层次的追求,真正美好的生活还包含对价值、态度、准则、道德、伦理、正义、感情等非物质层面的东西。

当人们开始超越经济指标,探讨人生的本质时,这意味着我们开始思考美好人生、美好社会的含义,这是人性的回归,将政治与经济还原回服务于人心与人情的宗旨。

Sunday, February 10, 2013

贺新年

最近新加坡发生很多事,搞到大家都不开心。但是,年还是要过。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有成见后才能放开成见,执着后才能放下执着。

祝国泰民安,心境长乐。





Friday, February 08, 2013

圆明园与新加坡

三十年前(1983),中国文革结束六年,中国电影随着伤痕文学的步伐,拍了大量的伤痕电影,在本地主要由中桥院线的黄金戏院上映,偶尔在长江戏院播映,大时代的悲情之余还是留着一条光明的尾巴,看到希望。以“健康电影”挂帅的黄金戏院苦撑多年,数次转型,还是无法力挽狂澜,现在专门放映印度片,至于长江戏院,早已成为三级片的代言人,现在还面临突然间被逼迁的厄运。

那时中国市场逐日开放,促进香港和内地电影工作者共同创作,拍摄了好些具有代表性的优秀电影。1983年跟电影发烧友健茂追看了香港导演李翰祥和北京电影制片厂合作的《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通过银幕揭示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朝统治下的中国所遭受的屈辱。《火烧圆明园》最后一幕,李翰祥以一把大火把在北京明十三陵附近搭建的圆明园场景完全烧毁,不留包袱。当年圆明园被狂烧三天三夜的情景彷佛重现,在心头留下强烈的震撼。


火烧圆明园,中国油画学会 2007

1983年梁家辉初入影坛,扮演咸丰皇帝,并以《火烧圆明园》成为第三届香港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展现出日后对各类角色都能驾轻就熟,演技精湛的实力。

地道的农民出身的刘晓庆饰演叶赫那拉玉兰,耍手段博取咸丰皇帝欢心,升为懿贵妃,也就是日后的慈禧太后。刘晓庆是一个很努力的演员, 1987年凭着《芙蓉镇》的胡玉音成为第七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1988年,获第十一届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此后的飞黄腾达、锒铛入狱、重新出发等,印证了奇女子的身份。

“圆明园”这个占地约16万平方米的皇家园林由康熙皇帝命名,他的儿子雍正皇帝解释“圆明”二字的含义:“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意思是说,“圆”是指个人品德圆满无缺,超越常人;“明”是指政治业绩明光普照,完美明智。这可以说是封建时代统治阶级所谓的明君贤相的理想标准。

火烧圆明园可以追溯到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朝政府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在英国之后美国法国等也订立条约取得同样的权利,即《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从中国攫取赔款、协定关税、五口通商(开放广州以外的海港厦门福州宁波上海)、领事裁判权和最惠国待遇等许多特权。


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朝政府与列强签下的条约。Wikipedia

所谓“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当时新加坡属于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的殖民地,五口通商打通了明朝海禁后中国侨民到南洋谋生的线路,掀开了近代中国南方农民到南洋拓荒的移民史。18405月第一批参与鸦片战争的英军抵达新加坡,在现在的政府大厦前的大草埔(Padang)扎营,当时的华人并没有对他们采取敌视的态度。

英国以为通过不平等条约就可以把大量的商品倾销到中国,纠正贸易逆差,结果事与愿违。1850年英国输入中国的商品比1844年还少了75万英镑。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中国重施故技,自给自足,抵制外国商品入口;二是英国用黄金,中国用白银为货币,英国必须用黄金兑换白银,在兑换率方面蒙上另一层损失;税率方面,中国对英国的入口货抽百分之二十的税率,同时由于海关官僚的腐败,多了一层不可预估的费用;四是英国的鸦片贸易与合法贸易之间所存在的矛盾。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中国的白银跟着外流,抵消了中国出口的茶叶、生丝等收入,无法花更多钱购买英国的工业品。英国既要维护收益庞大的鸦片贸易,又要扩大对中国的工业品销售,对策就是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迫使清政府开放更多海港,进一步控制中国海关。

185610月初,一艘100吨的中国商船“亚罗号”自厦门开往广州,在黄浦停泊。由于亚罗号曾被海盗夺走,为了方便走私,在英国政府管辖的香港重新注册,成为英国船。108日,广东水师逮捕了窝藏在船上的两名中国海盗和其余有嫌疑的中国水手,英国驻广州领事认为该船是英国注册的商船,中国水师无权上船,并指中国水师曾扯下船上的英国旗,侮辱了英国,因此要求两广总督叶名琛立即释放所有人犯,并向英国政府道歉。1022日,叶名琛把12人全部送还,英国领事拒收,隔天英国驻华战舰闯入广州虎门海口,进攻珠江沿岸炮台,持续四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英国描绘的广东水师登上商船“亚罗号”,扯下船上的英国旗。Wikipedia

1819年莱佛士看好新加坡的地理位置,是英国与中国经贸的中途站,于是在新加坡设立了殖民地;鸦片战争期间,新加坡也成为英国战舰的补给中心,或许这是莱佛士所意想不到的。

当时,法国天主教神父马赖违反《中法黄埔条约》,自行进入中国内地活动。18562月清政府在未依据条约,把拘捕的法国人解送至法国领事馆,反而在广西西林县知县处死了马赖。1857年,法国政府以“马神父事件”(西林教案)为借口,与英国联兵侵略中国。此外,美国外交上支持英法联军,俄罗斯外交代表则以东正教团监护的身份先混入北京,然后以调停人的身份出现,借机坐收渔人之利。

1860105日(咸丰十年),英法联军直逼北京德胜门与安定门,106日凌晨在海淀“无一兵一骑出而御之”的情况下,占据圆明园,与土匪一起大肆掠劫。1018日,英法联军,再纵火烧毁圆明园,约300名太监、宫女、工匠葬身火海。联军选择火烧圆明园的策略,主要出于对清朝皇帝的报复。此前清廷谈判代表曾拘捕英国军使等谈判代表39人,并将他们囚禁在圆明园中。后来英军在圆明园中发现26人被折磨致死,泰晤士报的随军记者尸体被肢解,英军统帅以“虐待外交人员”为由,火烧圆明园,对清朝皇帝进行报复。


(英法联军聚集在圆明园外,准备攻占圆明园。Wikipedia)

清政府以二十万军力抵抗以洋枪洋炮助阵的两万联军,两万余人战亡,联军战亡人数约四百人。18601024日与25日清政府分别签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有:1.开天津为商埠;2.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3.割让九龙给英国;4.退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资产。法方还擅自在中文约本上增加条款:“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5.赔偿英、法军费各增至八百万两,恤金英国五十万两,法国二十万两。


(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半岛给英国)

俄罗斯以“调停”居功,于1114日订立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为进一步掠夺中国西部领土制造条约根据。1864年,俄国据此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让巴勒喀什池(今日俄罗斯的巴尔喀什湖,Lake Balkhash, 原属新疆)以东以南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外国的侵略势力由东南沿海进入中国内地,外国公使驻京,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控制,中国国势日微,走入半殖民地化时代。

第二次火烧圆明园是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圆明园里残存的13处皇家宫殿建筑在混乱中遭到附近驻军和土匪劫掠,沦为废墟。

北京条约中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的条例,使到更多中国南方的农民离乡背井到南洋寻出路,到新加坡的过番客翻了一倍,从此打开了移民的渠道。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到新加坡寻出路的中国移民急速增长)


新加坡河上衔接大坡大马路(South Bridge Road)和小坡大马路(North Bridge Road)的爱仁桥(Elgin Bridge),Elgin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的最高统帅和谈判代表。当年他下令一把大火烧掉了圆明园。战争结束后,Elgin出任印度总督。1863年间,英国人更换了新加坡河上的旧桥,新桥以Elgin 命名,以纪念他们心目中的大功臣。

1990年代初与老婆参观了圆明园西洋楼废墟,隐约中还感染到一股王者的霸气,不过更霸气的是守园的小帅哥,对游人呼呼喝喝,怎么也看不出一个古国该有的文明。追根究底,圆明园不仅仅毁于侵略者的蛮横与疯狂,更大程度上毁于清王朝的腐败与文明古国在人文关系与国际外交上的落后无知。中国自古以来因自身历史条件而以天朝自居,其它国家都是番邦,对其他国家民族了解不深。在那个时候多少带着寻根归故里的心理踏上神州大地的我们来说,亲身感受正处于变革中的中国,情感与怅惘、美丽与烟尘,大都的历史和当下的文化是对立的矛盾。


(圆明园西洋楼废墟 c.1993)

Friday, February 01, 2013

小坡两条街Tan Quee Lan Street,Liang Seah Street

Beach Road Shaw Centre的太子与翡翠戏院在19801990年代风光了整二十年。当老婆大人还被尊称为某某小姐时,我们年轻力壮,像许多其他拍拖的年轻人一样,爱泡半夜场,太子与翡翠戏院是热门点之一。不像现在,时间一到,双眼自然阖上,万一熬了一晚夜,十天都补不会来。阿Q一点地说,就是曾经拥有过一段可以挥霍精力的岁月,可以聊以自慰。
(在翻新过的旧排屋间看Shaw Centre。2012)

那时我们通常把车子停放在Shaw Centre对面的连城街(Liang Seah Street)或陈桂兰街(Tan Quee Lan Street)。过了晚间十点免费停车,好过在Shaw Centre的多层停车场团团转,最要命的是戏院散场那一刻,困在车龙里,动弹不得。

(连城街(Liang Seah Street)与陈桂兰街(Tan Quee Lan Street)都跟新加坡早期华人殷商有关)

(当年周末,未过门的老婆大人和我通常会把车子停放在连城街Liang Seah Street,过一条马路到Beach Road的太子与翡翠戏院看半夜场。NLB c.1983

陈桂兰街与小坡大马路(North Bridge Road)的交界处有一家大新茶楼,是我在1980年代跟父亲喝茶吃点心的地方。大新茶楼不像牛车水的大东和南唐茶楼那么拥挤,点心也很正统,我们可以很悠闲地度过星期天早晨。根据父亲的回忆,当他还是一名新客的时候,陈桂兰街是一条早市繁忙的街道,马路是菜市场,路边小贩、家庭主妇等一天的生计就从街边开始,到了午间,街道回复宁静。今天的陈桂兰街只剩半边,是火锅一条街。

陈桂兰街是为了纪念当时的一个福建殷商陈桂兰而得名。根据王振春的老街故事,上百年前陈桂兰街曾经是一条花街,还说曾经有个花花公子,常到这里寻欢问柳,并且把整条街包下,所有的妓院门口都挂上写着“余”字的大红灯笼,只许余公子销魂,不许他人作乐。

(当年的陈桂兰街是菜市场,路边小贩、家庭主妇等一天的生计就从街边开始。NHB c.1948

在新加坡的旧街道指南上,在陈桂兰街隔壁,还可以看到以新加坡1819年时第一任驻扎官和他的女婿命名的Farquhar StreetBernard Street。随着陈桂兰街遗失的那半边,Farquhar StreetBernard Street也一同让贤给SMRT

(陈桂兰街与小坡大马路North Bridge Road的交界处有一家大新茶楼,是我在1980年代跟父亲喝茶吃点心的地方。王振春《狮城老街故事》c.1989)

(当年的大新茶楼所在地就在左下角的白色建筑物。摄于新国家图书馆14楼。2012)

至于Liang Seah Street 跟十九世纪的甘蜜大王佘有进则有深厚的渊源。

十九世纪的新加坡,流传着“陈天蔡地佘皇帝”。当年新加坡姓陈的商人特别多,陈笃生医院的陈笃生、麦里芝蓄水池的陈金声、华侨中学的发起人陈嘉庚等慈善家人死留名,今天的义顺三巴旺取名自支持孙中山搞革命的黄梨大王陈义顺。总之陈姓家族人多势大,富甲一方。

19世纪的柔佛义兴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势力,陈开顺带领潮州弟兄们从新加坡跑到柔佛地不老河垦荒,种植甘蜜胡椒,设立港口,后来还打造新山,管理警署。侨领陈旭年继承陈开顺,与柔佛苏丹称兄道地,几乎拥有了整个天空,所以有“陈天”这个说法。


“蔡地”则是指蔡长茂。他是新加坡私会党义兴公司的首领(大兄)。在1872年危险社团法令颁布以后,义兴这个洪门会组织易名为义兴公司,以私营企业形式存在。在私会党猖獗时期,下层人民多数听从它的指挥。

“佘皇帝”则是指佘有进和佘连城父子。19世纪新加坡潮州人的社区和经济,几乎是和柔佛的潮人椒蜜种植经济体系合为一体的。

早在18世纪,华人已经在廖內群岛从事甘蜜(Gambier)的种植。1819年莱佛士登陆新加坡时,新加坡已经有20个甘蜜园。甘蜜与胡椒是主要的出口经济作物,甘蜜的枝叶在锅里熬煎后,可用作皮革和布匹的染料。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纺织业和皮革业发达,更直接刺激了甘蜜的经济价值。至于甘蜜烹煮后的废料可用作胡椒的肥料,因此甘蜜与胡椒以并种的方式栽种(约101)可提高生产力,节省许多员工,为园主节省开支。


佘有进(18051883)年轻南来,种植甘蜜胡椒起家,是英殖民地政府所器重的新加坡侨领。185455日,义兴义福两帮私会党徒大械斗,局势混乱。海峡总督Butterworth 到新加坡巡视,在谐街(High Street)附近被飞砖击落帽子,掀开数十日的暴乱,后来在佘有进与陈金声等人出面调停,才平息暴乱。佘有进的儿子佘连城受殖民地政府委任为第一位新加坡华人永久立法议员,另外两个儿子佘柏城、佘石城以及孙子佘应忠都担任太平局绅。以佘柏城命名的柏城街(Peak Seah Street)就在Tanjong Pagar, Maxwell Road 相交。1980年代前,这里还有间柏城小学(Peak Seah Primary School),后来因市区重建,学生来源不足而关闭


(以佘柏城命名的柏城街Peak Seah Street,Tanjong Pagar, Maxwell Road 相交)

甘蜜时代缔造了佘皇帝,也开发了新加坡。甘密需要大量来自土壤本身的肥料,最多只能顶上二十年。肥料耗尽后,就必须开垦另一个园丘。甘蜜园就这样向新加坡市区以外的东、西和北部蔓延开来。林厝港、蔡厝港、杨厝港以及已经消失的刘厝港、曾厝港等,都是甘蜜园的遗址。

1848年是新加坡甘蜜最鼎盛的时期。1819年莱佛士登陆时新加坡已经有甘蜜园,1836年有250个甘蜜园,面积2350亩;到了1848年有800个园丘,面积26834亩,产量30922担,占新加坡农作物的75%

经营与种植甘蜜和胡椒园的以潮州人居多,1848年种植甘蜜与胡椒的有1000名潮州人,粤籍人士则有400人;经营甘密和胡椒的商号潮籍人士有200家,闽籍人士100家。佘有进是甘蜜园最大的园主,为早期新加坡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是当时新加坡潮州人的领袖。

今天中巴鲁成保路(Tiong Bahru, Seng Poh Road)有一条叫 Eu Chin Street 的支路,就是以佘有进命名。


以佘有进命名的Eu Chin Street,在中巴鲁Tiong Bahr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