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une 28, 2013

六指琴魔 – 烟害看尽人生百态

不平凡的六月份,新加坡经历了数天的“月也朦胧,鸟也朦胧。雾锁南洋,你浓我浓”,呼吸PSI 400的二手烟,有十面“霾”伏之慨。邻国马来西亚因为风向改变,本来吹到新加坡的烟霾都吹到麻坡马六甲等地,麻坡的空气指标直达API 700+,全镇进入紧急状态。想起三个月前才在麻坡吃透透,如果我们在新加坡连PSI 400都已经“不打限”,可真苦了在麻坡吸进浓浓二手烟的邻居。

虽然印尼烧芭引起的烟害只过了短短一个星期,但已经可以看尽人生百态,上了一堂速成班,现在总结成武林秘笈《六指琴魔》,希望学成后六六大顺,平安度过余生。


(马·星洲日报 25 Jun 2013)

(PSI 300+,在花珀山望向市区。The Straits Times, June 22, 2013)

1.            洞悉先机才能体现大道大智

2013619日深夜11.30pm,环境及水源部长维文先生可能接到上头的命令,召开紧急记者会,解释烟霾情况。这回维文调转枪头,在记者会上向印尼发炮,认为印尼应该负全责,接着把烟霾形容为一场危机。他在脸书上说:“在情况好转之前,只会变得更糟,因此我们需要对接下来几天的生活作息做出调整。”接着又说“我们不可以等雨或风来解救我们。”到了621日,PSI 401使到更多国人感到不安,满城皆是蒙面侠。当年孔明假借东风,周瑜赤壁之战大败曹军;孔明借东风出现现代版,为维文解困,让我们在烟霾之余还能看到蓝天的正是他看不起的雨或风!

如果不是因为PSI 321(三小时平均值)而必须匆匆忙忙向国人交代,而是先启动警告机制,或许大家就不会认为政府后知后觉,缺乏应对能力,反而会赞赏维文先生未雨绸缪。为什么这么说呢?66日,卫星系统已经观察到苏门答腊出现85个火点,空气污染有上升的趋势,616日的PSI已经超过80点,是今年以来最糟糕的。可是当时维文更热衷于重新炒作已经告一段落的阿裕尼市镇理事会的清洗小贩中心风波。不晓得维文是否会责怪工人党使他分身不暇,为了锯掉一棵大树而忽略了整座森林?

国防部长黄永宏先生领导跨部门委员会启动危机机制,安抚人心;劳工部长陈川仁先生不居功,赞扬许多雇主已经先行一步,保障工人的安全等,让人听出耳油。陈川仁是后起之秀,有大将之风,是指日可待的重量级人物。

2.            享用新鲜空气并非理所当然

印尼人民福利统筹部长阿贡·拉索诺先生Agung Laksono)是前国会议长,也是负责印尼灾害应变的协调部长,他回应维文的指责时说,烟霾不是印尼人所要见到的,这是“大自然”的问题。当享用新鲜空气时,新加坡什么也没说,但是偶然发生烟雾问题时,新加坡却要抱怨。“新加坡不应该表现得像小孩子,这样不可理喻”。印尼也不需要新加坡的财政援助来扑灭森林大火, “如果只是50万、100万,我们不需要。我们宁愿用自己的财政预算”, 除非是一笔巨额的援助。

阿贡讲得出这番话,一方面是面对廖内省进入API 800点的紧急状态,他老人家集气与压于一身,所以使用一贯“夏虫不可与语冰”的解压良方,以三亿人口的大国的气势来钳制小邻居,“小孩子论”是沿用1998年印尼总统哈比比(Bacharuddin Jusuf Habibie)的小红点论(Little Red Dot)后的突发灵感;另一方面也可解读为警告维文你算老几,在这非常时期落井下石,使老人家下不了台。


(廖内省北干峇魯:在茫茫原野灭火,印尼消防员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图片来源:法新社)

(烧芭后的情景。马·南洋商报 June 26, 2013)

阿贡没说出口的是新加坡从淡马锡过渡到狮子城(Singapura),成为早年马来群岛列强虎视眈眈的商贸中心,必须感谢700年前廖内王子山尼拉乌他马独具慧眼,后来新加坡出现在世界地图上跟当时曾经昌盛百年不无关系。追究起来,会不会翻起旧账,说新加坡是印尼的领土,引起另一轮争端?

3.            此时无声胜有声

当年哈比比以小红点来叫新加坡收声时,新加坡当家的是吴作栋先生,时到今日他似乎还耿耿于怀:“新加坡小孩已经快要窒息了,他能不叫嚷吗?(The Singapore Child is being suffocated. How can he not scream?)”不过我倒觉得吴作栋跟阿贡同一级的回应是多余的。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先生表现他近年来一贯的政治家气度,在620日的记者会上并不对此作出回应,不跟阿贡等人一般见识。他表示将致函印尼总统尤多约诺(Susilo Bambang Yudhoyono)表达深切的关注,并向对方提供援助,扑灭林火。621日星期五,维文飞往椰加达,递上信函。这一招显然起了效用,尤多约诺也表现出应有的风度,下令动用国家资源,一个月内灭烟,还在624日傍晚就此“天灾人祸”向新马人民道歉:“For what has happened, as President, I say sorry and seek the understanding of our relatives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Indonesia had no intention to cause this.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bear responsibility to overcome what has happened.”,当然实际成果还有待观察。

(2013年624日傍晚,印尼总统尤多约诺就烟害向新马人民道歉。走出来道歉更需要勇气。The straits Times, June 25, 2013

2003年李显龙先生还是副总理,他反思了哈比比的小红点论后,认为它是很有价值的当头棒喝,提醒了我们新加坡确实是个脆弱的小国。小红点这个词汇已经牢记在新加坡人的心中,我们深深感激。"This [Habibie's remark] was a vivid and valuable reminder that we are indeed very small and very vulnerable. The little red dot has entered the psyche of every Singaporean, and become a permanent part of our vocabulary, for which we are grateful."

新加坡国防的脆弱性在烟霾事件中暴露无遗,现在是烧芭,如果是烧森林再加上一点点不明气体,老百姓不被熏死也会发神经,精密的国防武器是否能应付最原始的战争?

宰相肚子可撑船,借往昔以论今,我们可以通过阿贡的讽刺来自省,无需意气用事,沦为泼妇骂街。我们可以扪心自问的是在某些时候,我们的言行举止是否真的像个小孩子,得势不饶人,或是卖弄小聪明,非赢不可。所谓风物长宜放眼量,即使在最占尽优势的那一刻,还是可以优雅地转过身,给人留一条后路,胜造七级浮屠。

外交部长尚穆根先生通过脸书附和上司的说法:互相指责没有建设性,现在的关键在于解决问题。并表示关于印尼官员的种种指责,国人自会分辨。换言之,就是国人是理性的,能够分辨是非,因此没有必要多费唇舌。

在非主流媒体的网络空间,有些国人趁机问责,但更多言论是敌忾同仇,回应阿贡的无赖,向尤多约诺请愿,反对党也集体支持新加坡政府。相信在很大程度上,李显龙先生也通过网络看到网民所发出强烈的正面回应,感谢国民走在一起抗烟霾。

的确,自由的空气是属于地球的,地球人包括新加坡人民都有享用自由空气的权利。一个月前,政府通过MDA为日后可能约束网民的发言权铺路,现在则强烈感受到,也认同网民的道德与智慧。那么,政府是否更应该尊重网民,重新检讨MDA模糊的法律条约,还新加坡人民言论自由,让网民呼吸自由的空气?

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3/06/cyber-world.html

4.            国际法还是无法?

棕榈树一身是宝,一般烹饪和食品制造业都以棕油为主,此外棕榈油也用来制造肥皂和化妆品,棕榈树干可以造纸,果实可以入药,以前新加坡的炒粿条、炒河粉等都以棕榈叶包裹,食物特别鲜美。马印在棕榈业的年收入423亿新元(2012),为450万人制造就业机会,棕榈的经济效益加速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数十年来持续采伐森林来开发油棕园的步伐,近20 余年间两大岛屿流失了超过40%的森林。


(油棕果可以制造食油、肥皂及化妆品,也可以入药。The Straits Times, June 26, 2013)

烧芭这种传统的作业方式快速简单,除了节约人力外,还可以通过火烧泥来肥沃土壤,农民也以熊熊烈火来杀死害虫细菌,所以在讲究环保的当儿,烧芭依然是大企业与小农民清理土地的首选。小农民知识有限,只是沿用祖先流传下来的作业方式,但是有高官撑腰的大企业为了节省成本,联手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未免天理难容!

这个六月份的风向跟往年不同,吹起西风与西南风,造成跨国污染。虽然新马都因烟霾而首当其冲,但最大的受害者还是居住在廖内的印尼人民。烟霾也使印尼成为千夫所指,长远来说,森林资源的损失也将远远大于清理土地的所得。

虽然新马都因烟霾而首当其冲,但最大的受害者还是居住在廖内的印尼人民。The Straits Times June 26, 2013

烧芭问题在1994年已经开始,记得那时在国外工作了一年回国,九月份的夜空深红一片,空气中还弥漫着烧焦味。一晃20年,谈判了五分之一个世纪的烟霾问题丝毫没有进展,所凸显的是新加坡政府的局限、亚细安区域的落后、还是谈判专家的无能?

虽然印尼是烟霾问题的祸首,但尚穆根表示新加坡国小,在国际关系中通常是“接受者”,所能做的很有限。他在脸书上表示“烧芭活动发生在印尼,新加坡能怎么办呢?”新加坡会尽力与印尼展开交涉,但无法干预他国内政。

尚穆根的说法,基本上是尝试阐述“国际法”并不适用于新印双边关系。国际法虽然让受害国拥有维护主权和运用权利来追究罪魁祸首,但在环环相扣下选择共识的亚细安,所采纳的不是国际法,而是《亚细安跨国界烟雾污染协定》(ASEAN Agreement on Transboundary Haze Pollution, 2002

根据许通美教授的说法,印尼也签署了此项亚细安协定,只是没有付诸实行(The 2002 Asean Agreement on Transboundary Haze Pollution has been signed and ratified by nine member countries. The agreement came into force in 2003. Indonesia has signed but not ratified it.--Tommy Koh & Michael Ewing-Chow for The Straits Times, June 27, 2013)。

(成立46年的亚细安,已经团结了吗?)

关于通过国际法来约束违例国和让受害国获得赔偿已经有前车之鉴,在一份联合国2006年发表的特雷尔冶炼厂的报告书中(Trail smelter case (United States, Canada)16 April 1938 and 11 March 1941UNITED NATIONS 2006),加拿大的锌和铅的冶炼厂排出来的烟雾破坏了美国北部华盛顿州的农作物,引起两国间的法律诉讼,其审讯的意义对后来的国际法影响重大:空气是大自然赐给万物的资产,国与国之间必须建立在不污染他国空气的原则上。

目前,全世界有超过170个主权国签下在印尼领导下成立的联合国里约热内卢宣言(Rio Declaration 1992),它接受主权国可以开发本身的资源,不过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在发展的过程中有防止因本国的行为而损害到其他国家环境的责任。Indonesia played a leadership role in the 1992 Earth Summit in Rio. Principle No. 2 of the Rio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states that "states hav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responsibility to ensure that activities within their jurisdiction or control do not cause damage to the environment of other states".--Tommy Koh & Michael Ewing-Chow for The Straits Times, June 27, 2013

许通美教授一席话,是对尚穆根的说法最就事论事,最具君子风度的回应。

亚细安成立46年来一路坎坷,并不像欧盟那样可以通过谈判来取得共识,亚细安是一个区分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富裕与穷困、秩序与混乱的经济体。亚细安个别国情相差太远,有世界级富裕国但还有很多生活在贫穷乡下的人民,有发展中的、不民主的、言论控制的、输出劳力和女性的、金钱政治的。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取得共识谈何容易。

5.            乱摆龙门阵,等人救不如自救

自从1994年烟害以来,新加坡一路来都采用过去3小时平均值计算的PSI,现在因为指数过高,通过总理公署部长傅海燕女士来移动龙门,说“The 24-hour measurements are a better reflection of the total exposure…”傅海燕告诉国民,比起3小时PSI,以过去24小时的平均值计算的PSI更能反映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美国也是以24小时计算的。

接下来的解说就更加混淆了,说PSI测量的是PM10,就是10微米(micron)以下有毒的空气的颗粒;对人体影响更大的是PM2.5,也就是小于2.5微米的颗粒,肉眼是看不到的。至于一般老百姓扭开电视,出现在荧光屏上的PSI是以PM10计算的数据,叫他们何去何从?

PSI是以空气中对人体有害的微颗粒做计算,包括二氧化氮(nitrogen dioxide)、二氧化硫(sulphur dioxide)、一氧化碳(carbon monoxide)和臭氧(ozone),健康的人体呼吸管道可以一层层过滤大于2.5微米的颗粒,至于小过2.5微米的颗粒会吸入肺部,形成肺泡,加重心脏病与肺病的风险,也可能引起心肌病、心跳异常、心脏病发作、呼吸困难、哮喘病和中风。

政府改变方针,以24小时PSI来进行工作策划,因此尝试运用此统计数字与泱泱大国来加强自身的论点,可是美国的主要城市纽约(New York)和澳洲的维多利亚(Victoria)使用的是每小时的PM10,加拿大首都所在地安大略省(Ontario)使用的是每小时PM2.5,美国、英国、澳洲等地的PSI指数都直接以PM2.5的颗粒成分比重挂钩,环境局尝试解释PM10已经间接包含PM2.5,但政府并没有解释比重的重要性,对人民而言还是欠缺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尝试以最平民化的角度去诠释,过去使用3小时PSI,是因为我们中毒未深,一旦空气中带有些微毒素,就会加重病情;至于现在使用24小时PSI,是因为我们中毒已深,因此空气中的毒素已经对人体没什么更深一层的破坏力。

道德可以弥补智商的不足,智商却无法弥补道德的空白。龙门阵给我的感觉是“新”PSI的道德规范考量非常模糊,尝试以常人不明白的理论或沟通方式来掩盖某些实情,避免恐慌,经济活动还是要继续。对一般人而言,PSI最大的意义是如何规划接着下来的生活,而不是过去24小时的生活,因此3小时,甚至1小时的PSI数据应该是更加合乎常理。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不可能根据过去24小时统计出来的PSI 90的数据为准,而在当下的PSI 400的环境中跑步打太极,或到Labrador公园散心吧?

(6月20日从谷歌下载的火点图片,苏门答腊廖内省在燃烧)

虽然环境局说只有长期暴露在污染的空气中才会受到危害,但人的体质不同,抵抗力因人而异,在过去一个星期,单单因烟害到Polyclinic求诊的国人已经增加了16%,麻坡已经有妇人因烟害而死亡,1950年代的雾都伦敦也因每月万余人吸入烟雾而死亡,英国政府终于颁布《空气安全法案,1956》来维护人民的健康。因此只能简单一句老话:尽信书不如无书,最好是相信自己的感觉。当你觉得眼前迷蒙一片,空气中弥漫着烧焦味,呼吸不顺畅,眼睛干燥时,不要再迷恋荧光屏前的PSI数据,要靠的是自己的直觉(美称“心理防卫”)来搭救自己。

6.            市场社会走火入魔

有印尼旅居新加坡的朋友,自费在大街上分发口罩,还打出“我们很抱歉”的字样,向新加坡市民道歉。我们有很多怨言,但应该以什么心态来面对善良,为我们带来暖意的印尼人?

(印尼人自费在大街上分发口罩,向新加坡市民道歉。ST Stomp

在外国朋友雪中送炭的当儿,我们也见到无良的本地商人发灾难财,凸显市场社会的弊病。以一盒20N95口罩为例,平日的价格少过$30,在非常时期陈笃生医院零售价$60NTUC Unity $45 Guardian $59,互联网 $45-$100。在面对舆论压力下,后来陈笃生医院调低价格至$50,Unity则折扣10%

对于这种落井下石的市场社会赚钱手腕,我曾经在较早前就“阿福的玻璃瓶 Affordability”提出质问,当时以紧急状态下的矿泉水为例子,没想到数个月后的今天成为事实,只是口罩取代了矿泉水。


当大家需要口罩救命时,商家将价格提高到不合理的水平,根据“阿福的玻璃瓶”(affordability)理论,虽然大家会“牙痛咁声”,但还是属于可以支付的水平。当有人投诉时,商家说,好吧!好心有好报,我就津贴大家,给大家回扣,由无良商人化身为救苦救难观世音。

(大街小巷都有人龙排队买N95口罩。商家将价格提高再给予折扣,是无良商人还是救苦救难观世音?2013

我们可以责怪商人在危难时期提高商品价格,但是在自由市场,为商品定价是他们的权利。

市场社会真的就是如此薄情寡义吗?市场是否应该考虑道德因素?如果道德考量是必要的话,那么上述的“津贴理论”,谁应该受到谴责?是提高价格、操纵市场的商人,还是认为负担得起,选择以较高价格来扰乱市场的某些消费者?

这是过去数十年来,我们的社会无止境地追求经济效率和GDP的后遗症,过去50年,我们累积了财富,却严重忽略了医治心灵的药方。

GDP 并不应该是人类生活仅有的幸福的泉源。虽然GDP很重要,但GDP本身并不能代表美好的生活。GDP确实能带来物质上的安慰,是好的生活的前提条件,但当国家达到一定的经济繁荣之后,我们必须思考,美好的生活的意义何在?最诱人的经济增长,最高的GDP,最富裕的社会等于最有修养、最快乐的社会吗?这是过去的想法。这种以经济效率、经济增长、唯市场论、甚至GDP主义为主导的考量,用在生活中其实并不足够,并不足以支配与组织完整的社会生活。人生应该还有更高层次的追求,真正美好的生活还包含对价值、态度、准则、道德、伦理、正义、感情等非物质层面的东西。

Friday, June 21, 2013

甘榜情

周润发主演的《铜雀台》中,安排了汉献帝(苏有朋)吟唱《蒹葭》,曲高和寡,新加坡的观众没多少人听的懂。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国风·秦风·蒹葭》源自于诗经,曾被认为是用来讥讽秦襄公不能用周礼来巩固他的国家,或惋惜招引隐居的贤士却不可得。有人则认为象由心生,诗中所描述的是一种意境,此意境在无奈中带着渴望,它可能存在,可能不存在,也可能曾经存在却已经失去,再也找不回来。这种心象,是由许多类似事件、类似感受凝聚而成的,简称心情,由心情延伸的是追寻曾经出现在某段生活中的“精神”。今天我们已经很少使用,甚至可能已经淡忘“精神”这个名词。

关于“精神”,2012826日,新加坡国庆群众大会上,李显龙总理语重深长地说,我们渐渐失去甘榜精神,变得更为自我;我们不应该让这个趋势蔓延。

我相信不论是执政党、反对党还是无党派人士,只要曾经经历过旧时代,对于逐渐消失中的甘榜精神都应该不会不认同。

什么是甘榜精神?甘榜精神是否存在?

201264日,博客“千字文”在“想变与不想变”中写道:

“当全新加坡都在为时代的改变而适应得晕头转向时,后港人选择了让时代的脚步慢了下来。在这里当议员,其实就等于当甘榜村长,后港人要的,也许就是对甘榜情的眷念,新加坡人在他们身上投射着所谓民主,自由,第一世界国会等等的期许,是不是一场美丽的误会?同样的,当朱倍庆败选后说他已经看到改变时,我想这也许是Y时代(也是以 为中心时代)候选人对后港人的误判。

 一些执政党议员常把甘榜精神挂在嘴边,曾住过甘榜的人都知道,甘榜精神的精髓,就是不能斤斤计较,大家都能悠然自得的过日子。当越来越多人不愿意住家附近建设符合公众利益的设施时,我们所谓的甘榜精神,已经离我们很远。”

201186The Straits Times, Nurul Munirah Abdul Samad 在她的文章“Idyllic childhood at Kampung Lorong Fatimah”开篇写道:

“My father has this saying:”A kampong is a society – but living in an HDB flat made us become individuals.”

As my family and I look back on our idyllic kampong days, we miss this strong neighbourly spirit that my father loved.”

Kampung Lorong Fatimah 是1990年代扩建后的兀兰关卡的所在地,当年是个座落在新柔长堤旁的浮脚楼人家。

Kampung Lorong Fatimah 的居民在1989年搬走。NAS 1980s

201054 新明非常话题之播音人语,安娜写道:

“两三年前我带团到了台湾金门,那里民风淳朴,社会风貌就像七十年代的新加坡。那里路人都在彼此打招呼,像是亲友一般。当地朋友说:“我们的田地如果不种,邻居想要种,我们都会把地借出来!”他还告诉我:“有时我们早上睡醒,看见门口怎么有一颗菜?也不知道是哪家送的!反正自己吃不完,就跟邻居分享咯!”

回来之后,我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那股浓浓的人情味,那是我们的社会失去的,正想方设法的找回来的一种人际关系。”

20091218日,国家博物馆的导览义工史立道在他的博客文章“感冒和甘榜精神”写道:

“在那鸡犬相闻夜不闭户的甘榜里,一人有事,大家奔走相告,有人患病,人人慰问,人人提供药方,甚至有人提供自己服过痊愈的药品,当然也有食疗处方,或者煮好的食疗药物,其实那就是美味可口的食物。整个甘榜就像是一个家庭。”

20081015日,联合早报副刊《四方八面》专栏中,翁燕萍写道:

“有人问甘榜精神还在不在,我都说不在。因为‘甘榜精神’这四个字是一体的。甘榜都不在了,哪来的甘榜精神?把甘榜这两个字除去,剩下来的就是不一样的,甚至是没有精神了。但一个地方的灵魂从哪来?当然来自社群。没有了社群,一个地方也同样没有了灵魂。 ………

什么是甘榜精神?就只是凝聚力强的社群精神而已吗?不好意思,还差一点。这么一点,就已经差得远了!甘榜精神除了是早期生活在乡村地区的社群中,人们互助互利的精神的简称以外,甘榜精神洋溢在空气中的还有一股浓浓的人情味。大家自我奉献和互相帮忙的基础,建立在人的感情上,而并非古铜味上。不明白的人,因为抓不到重点。明白的人是幸运的人,因为他们心中可能都曾有过某种类似的乡情。”


(林厝港典型的乡村亚答屋。NAS 1970s)

2012年8月26日,小兵在他的博客文章“笑谈群众大会”写道:

黄循财说要保留华族文化的根,恢复甘榜精神!他也说,我国华社向来重视华族文化,也希望年轻一代能继承传统文化,我们必须坚持保留华族文化的根。


重视华族文化,就要解禁方言‘!文化的根就在广东、福建、潮州、海南、客家等乡土。过去用华语弃方言,用英语弃华语,最后华语不行,英语也是新加坡品牌!方言是文化宝贵遗产!这里没有传承,还要空降!悲哀!
当丽的呼声要关门,方言就死了!(民间有人要救是好事,但愿会死里复活!)如果方言死了,甘榜精神也就没了,只有组屋神经!
老中青的写作人说出了多数新加坡土生土长的国人的心声,认为甘榜精神是个过去式的新加坡词汇,至于是否真能在城市生活中重新建立起甘榜情?重点在于人情,而人情是自愿的付出,那种味觉是无法通过斤斤计较的物质主义市侩模式建立起来的。有些失去的往事无法还原,人生总是带点遗憾的,李显龙先生是否也有类似的感触?

最近接受写意工作室的邀请,参与拍摄短片Places in Our Hearts。当时我脑子里的问号是“城市是否存在着甘榜情”?它促使我重新回忆过去的生活,重新思考找寻答案。

我在水仙门出生,在水仙门成长,水仙门是新加坡河、Hill StreetHigh Street  North Bridge Road 环绕着的一片小土地,是当年繁忙的市区。今天如果还有地标来纪念水仙门这个曾经在新加坡出现过的地方,就是High Street Centre,当时它还有个“水仙门大厦”的中文译名。我的住家水仙门 Hill Street 有一列三层楼的店屋,楼下有印刷馆(钜盛、华商、德盛)、唱片公司(东南亚、海棠)、客栈(华商)、商店(大路摄影室、春城、华侨烟草等)、药房(仰康,保龄)、咖啡店(芳园、大华),楼上是住家。一层楼用木板分割成多户人家,同屋共住,共用一个小厨房,以及一个厕所和冲凉房相连的小小的隐私空间。


(童年的新加坡河,Coleman Bridge衔接新桥路(New Bridge Road)和禧街(Hill Street),河畔还有起重机卸货。何子平画)

(Hill Street Police Station是水仙门当年著名的地标。2012)


(水仙门大厦High Street Centre是仅存的以水仙门命名的建筑物。2012)

自己一家人同在屋檐下已经免不了口角之争了,更何况跟其他生活习惯观念各异的邻居同屋共住?互相帮忙彼此忍让之余还是少不了各种磨擦,但是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心结不带过年,除夕夜漫步到四马路观音庙,谈笑风生中就把过去一年的恩恩怨怨一笔勾销了。

同屋共住最要命的还是争厕所,尤其是一旦被隔壁房的九哥霸占,屎尿至少得忍上半小时,还得听着他唱一句“送你送到小村外...”,跟着一勺水哗啦啦冲在身体上,“...有句话儿要交代”,再来哗啦啦一勺水,满膀胱的尿意几乎夺“门”而出,好不狼狈!


(1970年代的水仙门)


同屋共住,一起过节。c.1960s

1980年代初第一次搬到新世界附近 Maude Road 的租赁组屋,最开心的就是终于有了属于自己一家子的厕所,但我们也意识到所失去的是同屋共住的甘榜情,这也是搬离水仙门30多年来找不回来的感觉。

也曾尝试回去成长的地方,找回当年的同屋共住的精神,但是老家已经成为一条马路,周围的景观不再,人事全非,往事只能回味。跟好些人谈起,发觉改变更多的是心态,就如翁燕萍所写的,“明白的人是幸运的人,因为他们心中可能都曾有过某种类似的乡情。”

明白的人毕竟不多。

后记
2014年8月6日:
跟作家辛羽谈起他从前住过裕廊的村落,他说叫“山顶”,不叫甘榜。山顶是潮福人叫的,甘榜是马来人叫的,出处不同。

想想确实如此,不同族群有不同的口语,一方文化一方情,马来人的甘榜,潮福人的山顶,广东人的乡下,指的都是城市以外的郊区,有土地有耕种的地方。

从前住在山顶的人要出城,叫做落坡;住在乡下的人要落坡,叫做乡下佬出城。当年新加坡的市区是大坡和小坡,落坡路途遥远,是颇费周章,也是颇开心的事。

甘榜情应该有个新词,叫做“山顶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