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August 30, 2013

中文的快乐与忧伤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先生在国庆群众大会的演说引用了数首中文歌名,为严肃的话题打造轻松的气氛,这类笑话容易引起共鸣,亦无伤大雅,绝对比四月份向美国商会发表演说时所讲的‘北京人打开窗户就能免费吸烟’得体多了。

国庆群众大会演说后,部长们纷纷表示要学唱那几首华语歌,如‘我是一只小小鸟’、‘我在你左右’、‘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等。这几首歌我不用学,已经会唱,只是唱起来五音不全罢了。

本地电影《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我爱过的一切》的主打歌《麻雀衔竹枝》曾经因九句方言而被禁播,时隔23年,大命的 ‘麻雀仔’终于借着电影的气势解开枷锁,虽然‘我是一只小小鸟’,但也终于熬出头,享受大自然的白云蓝天。

结合了官方这两年来打造国民认同感的大方向,如国家图书馆(NLB)负责的irememberSG,文物局(NHB)在多个公共场所的本地回忆展,正在大事筹备的独立50年大寿等,‘麻雀仔’也算是真真实实地见证了当年曾经熟悉的生活与地标,结合了天时地利后,可以突破重围。


不过,在这个多年来政府一厢情愿的将多元种族,多元籍贯融入英语化的大环境下,许多老一辈的国人和末代华校生,在建国的历程上奉献了他们的青春,白发苍苍中累积了两代人的记忆。但由于无法驾驭英文英语,在网上阅读英文书写的文章很困难,也无法通过英文分享他们的经历,irememberSG离他们十分遥远。

同样的,文物局在购物中心展览的本地文化遗产图片全是英文字,我带了老人家去世纪广场(Century Square)参观,原本以为通过华族结婚这种甜滋滋的人生大事,可以听到更多‘想当年’的故事,再通过文字存档,日后为他们写博客,但是老人家说全部都是英文字,它认识我,我却不认识它,无法认同。

被泼了一头冷水后,人反而清醒过来。的确,对平民百姓而言,语言在于促进沟通,增进认同,在生活范畴中活出各自的精彩,语言的社会功能不应该与功利挂钩。国家机构做了些自认有意义的事,但是如果在打造新忆工程中忽略了有语言隔膜的老人家,无法取得共鸣,我们就应该尽快审视工程的定位与轨道,把公公婆婆、父亲母亲纳入美好回忆的工程里,让他们能够像其他国人一样,受到应有的尊重,同时感染一份社会的温馨


为了弥补当日参观展览,因语文的局限所带来的遗憾,我登陆文物局的网站浏览,希望能够吸引老人家,看看曾经熟悉的有‘恐龙骨’(鲸鱼骨)的国家博物馆,也可以趁机怀旧一番。当看到原来官方还多了一重考量,可以通过右上角的语言选择,将英文版转译成华文,不禁高兴了一阵子,新加坡政府终于肯落实软实力,‘我在你左右’,照顾不懂英文的老一辈。

可是看了一小段支离破碎、不知所云的文字,更不堪思议地发觉新加坡已经入赘到美国,成为‘全美历史最悠久的博物馆’,应验了市场人士所说的亲美、爱美、抱美、吻美到出面的说法,冇眼睇之余更不禁黯然无语,深刻体会到‘英雄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的内涵,这回不但流泪,流下来的还是血泪!就抽一小段来存档: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是全美历史最悠久的博物馆,成立于1887年,当新加坡海峡殖民地的一部分。广泛的恢复三年后,于200612月重新开放的博物馆-国家纪念碑-现在提出对新加坡的历史和流行文化的常设展览,一起改变世界历史和流行文化的展览。它是新加坡规模最大,最现代化的博物馆,利用国家的最先进的多媒体技术带来的生活历史。”

(登陆 http://www.nhb.gov.sg/ 玩一玩就知道了。)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是全美历史最悠久的博物馆?2013年8月29日,NHB网站

1819年新加坡第一任驻扎官法夸(William Farquhar)回英国后捐献了477幅新马的自然画作给英国皇家学会。1990年代, GK Goh经纪行的老板吴玉钦买下这些画,并以他父亲吴声梓的名义转赠给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国家博物馆的Goh Seng Choo Gallery 就以吴声梓命名,纪念这项义举,可是在转译中,吴声梓已经易名为吴生珠了(若对吴先生有冒犯之处,失礼了)。

国家博物馆的Goh Seng Choo Gallery ,吴玉钦的父亲吴声梓已经易名为吴生珠了。2013年8月29日,NHB网站

自从1980年代关闭华校之后,新加坡人的华文水平江河日落是有目共睹的。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当局吹嘘新加坡的双语政策有多成功,我们冷眼旁观都心里有数,只是万万没有想到,官方竟然还选择通过捷径,以一贯三级跳的作风,走上机器翻译(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这条生硬的道路。

关于机器翻译,早在1629年,以‘我思故我在’而闻名的哲学家笛卡儿提出了世界语言(universal language)的概念,以统一符号来代表不同语言中含义相同的词汇。根据维基的解释:

“从人为的翻译来看机器翻译,翻译的过程可被细分如下:

1. 解译来源文字的文意
2. 重新编译此解析后所得的文意至目标语言。

在这看似简单的步骤之后其实是复杂的认知操作。要能解译来源文字的完整意义,一个译者必须能够分析与诠释整段文章的所有特征,必须能够深度的了解其文法、语义、语法、成语等等,相当于了解来源语言的文化背景。译者同时也必须兼备目标语言相同深度的知识。

于是,这对机器翻译便是一项挑战,即:要如何设计一个程式使其能够如同真人一样的“了解(认知)”一段文字,并且能够“创造”一段好似真人实际写作出来的目标语言的文字。”

值得注意的是,当今的机器翻译专家对电脑自动翻译的结论是“离目标还有一段距离”,言外之意就是请善长人翁多投入资金,让他们继续研发;而我们的有关当局对机器翻译,居然比这些对当下没有什么信心的专家还要有信心。

如果新加坡过去30余年的双语教育真的那么成功,相信我们政府的精英团队不可能不觉察到这种有辱国体,比当年旅游促进局误把中元节当作‘匈牙利鬼节’更可怕的大笑话。

越往下想越后悔当年没有多花些心思,将母语修得棒一些,不晓得当年中四的最后一堂华文课,会不会是被英文抹杀后的《最后一课》,到头来‘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Friday, August 23, 2013

语言的价值观

818日在国家博物馆义务导览,接待了姓张的一家人,在历史展厅互相交流,来到出口前的新加坡国旗与信约,不知不觉中度过了两个小时。张家原籍湖南,张小姐已经在新加坡念了五年书,目前在NUS念商科。她说爸妈来到新加坡游玩,带他们来博物馆走一趟。在交流的过程中,他们不断说我的华文好得很。听得有点飘飘然之外,也心知肚明地自谦了一番,说华文还算流畅,华语就多了南方口音,偶尔还带有地方词汇,毕竟在新加坡长大,数十年间除了讲得较正统的广东话外,也掌握了数种当年常用的南方方言,在学校念书时又不太注重华语发音,所以华语讲起来就不怎么正统。

张爸爸和张小姐都异口同声地说听得出我是地道的新加坡人,但是卷舌与否并不重要,过年(nian)还是过连(lian)都是一样在过新年,不会影响彼此之间的沟通。他们说即使是在中国,虽然说的是普通话,但因为地域性不同,大家的普通话还是深具地方特色,乡音是改变不来的。其实我的华语在内地已经接近完美了。

无独有偶,817日与18日这两天在博物馆的美食专题导览,有些访客兴致勃勃,问起某些街边美食的传统叫法:肉骨茶叫‘八古爹’(Bak Guk Teh),炒粿条叫‘擦贵貂’(Char Kway Teow),印度煎饼叫‘罗地白兰他’(Roti Prata),椰浆饭叫‘那是老妈’(Nasi Lemak)等,讲和听都特别传神。用上些许地方语言之后,大家交谈起来反而更加融洽,对上了年纪的本地人来说,这是语言的亲切感,对年轻人而言,这是走近祖辈父母的生活,对外地人来说,这才是接触满街英文英语之余,走入地道草根的新加坡,走入还在民间流传,由一小撮有心人守候着最后一方传统文化特色的新加坡。

(Cha Kuey Tiao、生铁锅、火炭味、生蚶和棕榈叶混合起来的生活,有原汁有原味。)


(早期的街边语言就是祖辈们的方言,也是最古老的语言,像炒粿条一样原汁原味。)

两日来跟数十名萍水相逢,不曾相识,却因博物馆而结缘的访客接触,不禁使我想起发生在将近十年前的一则生活小插曲。那时去了荷兰阿姆斯特丹一趟,出席一个由IMarEST主办,为期三天的海事工程会议,我事先呈上了一篇有关海洋污染的文章,按例发表30分钟的英语解说。过后用茶点时,一名英国学者Mr Wilcox走上前来向我祝贺,同时说我的英语讲得很流利,言词达意。我也知道自己的英语带上粤语口音,多年来都无法改正过来。Wilcox说其实我不需要介怀,非但英国南方与北方苏格兰的英语口音很不一样,南方人未必听的懂苏格兰人讲的话,甚至南方各个地区的口音都不一样,相比之下,我的英语是很伦敦化的。想想,唔,也不枉在伦敦居住过两年了。

在伦敦居住的第一年当个研究生,印象特别深刻,那是第一次真正融入外地人的生活,包括在校园里感染到另一类当年新加坡感染不到的言论自由与人文气息。其中一个教授是入籍英国的上海人,他的英语带着浓浓的上海腔,跟我一样乡音难改,我听得辛苦,洋学生应该也一样痛苦吧?可是洋学生没有半点抱怨,他们尝试从多个角度去求证,去辩论,去理解,文化撞击下反而擦出意想不到的正面的火花,对我而言是上了宝贵的,实实在在的社会学。

当时脑海中浮现的是更早几年,自己做了几年工后,重回新加坡的校园读书的回忆。那时,有几位讲师带着香港腔,一些学生趁机在反馈书上投诉,说听不懂港式英语,要求校方撤换教员;有位副教授像是在讲淡米尔语,同样被投诉。讲师批评有些学生夜郎自大,在温室中长大,没见过世面,却自以为英文很了不起,其实是以‘新语’(Singlish)五十步笑百步。

有得对比之后才明白,什么是大文化背景下的气度。

伦敦校园是个浓缩的小社区,是社会大环境的缩影,文化气息、自由尺度、批判思维、生活态度就从那儿自然散发出来。在新加坡,我们曾经生活在多元语言,多元色彩的社会,不过1970年代中语言政策大改变,到了1980年代华文成为附属品,方言是违禁品,在霸道的极权下,祖辈被边缘化,语言生活被打压,新加坡走向单一语文的不归路,为华文请命还多了一层顾虑,是否会因此被套上沙文主义的帽子,莫名其妙的情况下被‘清算’。

建国总理李光耀在任期间关闭华校,禁止方言,尝试打造美国的大熔炉模式,甚至认为只有最聪明的精英才能够掌握两种语言。在中国崛起、个人主义滋长、道德观念变得模糊的当儿,李光耀尝试以解铃还须系铃人的身份来劝请家长让年幼孩子尽早接受双语教育。我们姑且相信此乃苦口婆心的肺腑之言,建国总理希望通过个人的影响力来纠正过去的错误,但社会已经在当年缺少感性、理性、包容、敏感度、价值观等考量下出现一个断层,无法容忍各种语言平等共处的历史文化思维,缺少让各种语言和最古老的方言共同呼吸的空间,离信约中的“不分种族、言语”来实现国家之幸福很远很远。

在这个多年来几乎由政府一厢情愿的将多元种族,多元籍贯单语化的大环境下,听到字正腔圆的外国朋友说我的华文不赖,听到有访客问起地道传统美食的地方话,使我们重新思考语言的功用与传承,是很窝心,但又是很神伤的一件事。英国当代语文学家  M.A.K.Halliday 将语言规划出七项功能,对我们平民百姓而言,语言的功能则是促进沟通,增进认同,在生活范畴中活出各自的精彩,不应该有功利的考量。但是奇特的新加坡社会却不是这样,一方面宣扬多元种族,多元文化,接受日语韩语的双声道,却不能接受方言,以霸道残忍的方式强迫祖辈放弃熟悉的生活语言。这不是我们打造温馨的社会应有的态度。

走笔至此,耳际油然想起另一位导览义工,70岁的坤浩的一番话:华文与华族文化的传承已到了《最后一课》里所描写的那种沉重的时刻。那天参观了文化遗产在购物中心展览的图片,与去年一样,涉及华族部分的节日或消失的行业,全是英文字,请问那一位阿公阿婆会如此口述给儿孙们?

Friday, August 16, 2013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我爱过的一切 That Girl In Pinafore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我爱过的一切》借新谣来诠释一个青涩、老套、却又不断重复着的初恋的故事,不同地方、不同年龄层的观众会有不同的感觉。故事以1992/93年为背景,已经是末代新谣的时候。20年后的今天,我们走过许多路,鞋子穿破一双又一双,朋友换了一批又一批,从前的朋友有些还有来往,有些已经变得很陌生,见面也没什么共同话题,不晓得说什么好,有一些已经离开人世,一切随缘。
以随缘的心态来看电影,《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我爱过的一切》是挺好看的,非常的新加坡派,带领大家回到记忆的小巷,穿梭岁月中曾经拥有的旋律,很有感触,回想起经历过关闭华校、禁止方言的年代的日子,还有那种心痛流泪的共鸣。至少我知道坐在身边那位不知名的女士和我一样,在电影中看到失去的东西,勾起某种共同的回忆,才惊觉对于过去的年代原来记忆犹新,感觉真实。

(义顺初级学院主办的新谣观摩会,c.1980s。照片来源:新谣30)

1992年,总是在紧要关头胶片被卡住的卡带(cassette)正在过度到光碟(CD),许多学子到冷气的机场温书,随身听就像现在的手机一样的疯狂。那时的手机是名副其实的大哥大,又大又笨重,价钱又贵,机身的重量和那笔费用随时都可以砸死人,拿着招摇过市的多数是被称为Ah Beng Ah Seng 的明成一族;当时多数人用的是小巧玲珑的传呼机,beep beep 声响后找公共电话,投一毛钱可以打三分钟,电话不能打太久,否则后面排队的人会怨声载道。

1992年的男生女生也都曾经痴狂过,曾经青春洋溢过,曾经叛逆过,曾经深爱过。1992年的父母也曾望子成龙过,留学生高人一等,父母的头也可以抬得高一些。教育未必是摆脱贫困的唯一途径,但绝对是可靠的途径。

1992年没有世界公民Global Citizen的概念,但人口流动已经成型,奖学金得主喜欢上国外的生活,选择当‘逃兵’,毁约不回家,有些甚至让签保人背上黑锅;有钱的‘上流社会’选择移民,澳洲、美国、加拿大等讲英语的发达国家是首选;也有更多外国人选择到新加坡安家,多数来自马来西亚、中国和印度。当时香港面对‘97’的不定数,不晓得中国从英国手中接手香港后,是否会遵守五十年不变的承诺,人心惶惶下纷纷找‘绿卡’,新加坡顺应时势,几年间多了一批摆脱政府有关方言的禁令,口操漂亮的广东话的香港人到新加坡来安家。在人口大挪移中,一般生活在组屋区,‘打死不走’的居民则多了一个‘Heartlander’(草根)的代号。

1992年的大街上也有如潮的人群,各式各样营生的百姓穿街走巷,在身边络绎不绝。当时新加坡到处敲敲打打,大家竟然为失去老地标,迅速改变的市容感到沾沾自喜而不觉得是罪过;大家也很听政府的话,政府说清山起坟就清山起坟,说拆旧建筑就拆旧建筑,说关闭华校就关闭华校,说禁止方言就不讲方言,忘记了建立这座城市的街市阿婶、基层劳工、地摊阿叔、父母祖辈。这种种社会现实竟然是我们最初窥见的人生!

1992年我已经告别青涩的岁月好一段日子,但是1992本身并不重要,将1992的数目字或推前或挪后,脑海中自然浮现的是许多张略带稚气中强装老成的脸孔,曾经拥有成长的年代,曾经如此这般生活过,做些我们之间才会懂的事,说些我们之间才听得懂的话,编织些只有我们才能会心的梦。

好些《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我爱过的一切》的影评人刻意针对新谣,认为新谣是在卖弄文字,甚至为赋新词强说愁,有些则认为故事情节出现断层,原可以在May无法摆脱母亲的约束,无奈离开小情人佳明,接受母亲的安排,离开新加坡的那一刻打住,却选择画蛇添足,增添了20年后的后续。我倒觉得后续的情节很有意思,是一场人生的演绎。人换了一个环境之后,思想会跟着改变,在某种意识的冲击下,人也会对自己的兴趣、自己的未来作出调整,甚至将曾经刻骨铭心的感情淡化。因此,最难能可贵的是对自己曾经付出过的挚爱永远保留深深的思念。当佳明遇到May的女儿后,将过去与May共拥的珍藏交出来,是一种放下执着,重新开始的心态。人本来就是在不断转换的人生跑道上重新定位,多年以后累积了人生阅历,回望来时路,才会明白当时的抉择到底是为了什么。

因此看电影不用太过苛求,只要电影能给予我们一丝的感动,某个人物、某段剧情能够刺激我们的神经,思考曾经生活过的时空,曾经感动过的人,曾经刻骨铭心过的事,我觉得已经非常足够了。

至于新谣,它的生命力在于诞生于1980年代,却像旋风般在短短十年内没落后所累积的集体记忆,像好茶像美酒,愈久愈清醇。当时新谣把唱华语歌曲的年轻人凝聚在一起,弹弹唱唱中表达年轻人之间的关怀方式,人情味的价值绝非经济效益或金钱物质所能表达。现在人口结构不同,语言政策毁掉了一代人的中文和方言,在年轻人间吹起一阵哈韩风与美式强烈节奏的歌曲,难得饰演May的陈欣淇参与《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我爱过的一切》的演出时认识了新谣,并坦言喜欢上《麻雀衔竹枝》,而各参与的演员亦有各自的解读,使新谣在互联网上掀起了短暂的热潮。


参与《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我爱过的一切》的演员对新谣有各自的解读,使新谣在互联网上掀起了短暂的热潮。照片来源:xin.msn.com

时隔23年,‘麻雀仔’终于借着电影的气势解开枷锁,官方华语电台 933 958 972 100.3 竞相播放,广播员说有泪眼盈眶的冲动。梁文福的麻雀仔命大,比一般麻雀的寿命长了十余年,等到出头天。相比之下,当年怀着信念,支持新谣,支持华教,为方言请命的小伙子已生华发,有些甚至已经作古。

不禁想起201379日维文在国会中总结小贩中心清洗事件与工人党交锋时说的一番话:“政治是权力的竞逐,但拥有权力的关键原则不是占所服务的人民便宜,而是时刻诚实、坦率地对待人民。”姑且不论他说出这番话背后的政治目的,这句话本身的道德含义是放诸四海皆准,对语言政策亦然。这几年已经没在国庆日庆典上听到一首完整的华语歌,反而是《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我爱过的一切》戏里的首首新谣献上华校生对国庆的贺礼。历史不会因为某个转折点而停顿,对受伤的老华校生而言,伤痕是一辈子的事;对失去的语言文化而言,拔根是世世代代的事。

类似《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我爱过的一切》的电影题材可以继续打造,但是新谣背后的情意结则打造不来。新谣在某个年龄层之间荡漾,一代人的故事,也只有这一代人能够神会。这一代人失去了熟悉的语言,失去了童年的故乡,走过的路已经不认得了,失去了很多,永远不会再回来,过去我们不太在意,现在才深切体会到那是一段很怀人的岁月,是一首首不曾遗忘的岁月的歌。

Friday, August 09, 2013

麻雀返屋企 - 《麻雀衔竹枝》解禁后的省思

蔡于位导演在刚推出的新谣电影《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我爱过的一切》(That Girl in Pinafore)中,以《麻雀衔竹枝》作为电影的主打歌。电影在81日上映,比新加坡独立48年庆早了一个星期,以《麻雀衔竹枝》这首末期新谣,亦可视为爱国歌曲的山寨版,适逢其时的为国家庆生,通过喜气来冲淡近期许多社会上的负面情绪。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我爱过的一切》(That Girl in Pinafore)宣传海报)

说《麻雀衔竹枝》是爱国歌曲的山寨版,是因为其一,这是一首华语歌,不是官方喜爱的 One people, One nation, One Singapore 派的英语创作,不能代表全体新加坡人,尤其是听不懂华语的新加坡人;其二,梁文福创作这首‘华语’歌曲时,适逢新加坡独立25年,虽然歌曲中的地标与生活是大家都听的懂,有贴身感受的集体记忆,是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但因为掺杂了九句粤语、福建话以及广东民谣而被政府禁止在官方传媒播放,只能在民间悄悄传诵。违禁的‘九鼎之言’如下:

‘我阿爹系海山街住过’、‘我阿妈系竹脚生我’、‘我表兄金山回来罗’、‘小小麻雀担竹枝 ,都系担番屋企好得多 ’、‘麻雀仔担竹枝,担上街头望阿姨,阿姨梳只玲珑髻,插朵红花伴髻围’。

时隔23年,当年怀着信念,支持新谣,支持华教,为方言请命的小伙子已生华发,有些甚至已经作古,至于‘麻雀仔’,它终于借着电影的气势解开枷锁,官方华语电台 933, 958, 972, 100.3 竞相播放。梁文福的麻雀仔命大,比一般麻雀的寿命长了十余年。在这民间自觉反省,推动官方解禁的一刻,我们应该为麻雀仔起飞感到高兴还是神伤?或是对一厢情愿的政策、政府部门刻板的思维决策继续保留一连串的问号?

最近因法律上的‘小更动’,获得授权引用广播法(Broadcasting Act)来管制互联网而出名的媒体发展管理局(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MDA)因《麻雀衔竹枝》而再次被搬上文化舞台。MDA针对广播内容的行为准则是‘在一个节目中,如果是正当与节制性地使用的话,方言歌曲是可能被允许的’(songs in dialects in a programme may be allowed provided the context justifies usage and is used sparingly),前提是‘正当 justifies、节制 sparingly、可能 may be’。


在一个禁止传媒播放方言节目的大环境中如何解读‘正当、节制、可能’,是百费周章也难以取得共识的事。举个最简单的例子,1980年代初红透半边天的电影《搭错车》的名曲《酒干倘卖无》,就因为这么一句‘加冷古里’使用的方言而被列入黑名单,不留一丁点灰色地带,直叫人百思不得不解,所以如何搭桥,让正常人与精英间对‘正当、节制、可能’有共同的认知?

说实在的,MDA也只不过是新加坡的‘大环境’中因广播法而冒起的小红点,套句官话,要维护方言就如维护华文一样,应该是上十亿人口的泱泱中国的事,没有必要为了三百万华人中某一撮人的日常用语而跟上司过意不去。

什么是新加坡方言的‘大环境’?1982年,新加坡政府以‘方言会妨碍语文学习’为由,禁止官方传媒播放方言节目,至今已有31个年头。那个年代政府以不能容忍异己的铁手腕作风关闭南洋大学,逐步取消华校,以华文第二语文的‘国民型教育’来取代。在打击华文与禁止方言之余,却又藕断丝连,为了政治目的,以江河日下,扶不上壁的华文水平来安抚维护母语的草根。

前总理李光耀先生在“经济腾飞路”中提到打击方言的做法:“南大在1978年迁入新大校园进行联合教学之后,我认为鼓励华族人民放弃方言, 改说华语的时机成熟了。我相信学生若能免除在家中用方言沟通的负担,他们在学 校里将会更易于掌握英语和华语。在家中讲华语对学生在学校学习华语将有所帮 助。于是,我发起“推广华语运动”,每年为期一个月。

为强调推广华语的重要性,我不再以福建话发表演讲。我们也取消了电视台和 电台所有的方言节目,不过,为老一辈着想,仍然有使用方言播报的新闻。可惜到 了选举的时候,为了不让反对党候选人占优势,我们还是必须讲方言。直到1997 年1月的大选之前举行的群众大会,引起选民最热烈反应的一些演讲仍然是用福建话发表的。对老一辈的人来说,方言才是他们真正的母语。”

在刚出版的《One Man's View of the World》,李光耀提到内阁曾经提起恢复方言节目,娱乐老人家时,他强烈反对,进一步为打击方言辩护:“我已经与一整代的华人树敌,拿走他们喜爱的方言节目。丽的呼声有个很出名的讲古佬叫做李大傻,我们把他的节目取消了。为什么我要让广东话或福建话影响下一代?如果你重新把它引进来,你会发现部分老一代的人会开始跟他们的孩子与孙子讲方言。”

“A suggestion was made: “Mandarin is well-established among the population now. Let us go back to dialects so the old can enjoy dramas”. I objected, pointing out that I had, as prime minister, paid a heavy price getting the dialect programmes suppressed and encouraging people to speak Mandarin. So why backtrack? I had antagonised an entire generation of Chinese, who found their favourite dialect programmes cut off. There was one very good narrator of stories called Lee Dai Sor on Rediffusion, and we just switched off his show. Why should I allow Cantonese or Hokkien to infect the next generation? If you bring it back, you will find portions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beginning to speak in dialects to thei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One Man's View of the World》:李光耀强烈反对恢复方言节目,娱乐老人家,他说:“丽的呼声有个很出名的讲古佬叫做李大傻,我们把他的节目取消了。为什么我要让广东话或福建话影响下一代?如果你重新把它引进来,你会发现部分老一代的人会开始跟他们的孩子与孙子讲方言。”照片来源:news.omy.sg

这番话使我突发奇想:‘正当 justifies、节制 sparingly、可能 may be’的标准是谁说了算?李光耀先生和他的团队为新加坡的繁荣与进步而奋斗,功绩显赫,我心存感激;但是如果李光耀还掌握大权,《麻雀衔竹枝》能见天日吗?《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我爱过的一切》会因为使用九句方言的华语歌曲而被电检局腰斩吗?我还可以突破报章的言论保护,在这儿写博客文章,抒发己见吗?


李光耀推崇的是市场社会,但是市场社会真的就是如此薄情寡义吗?社会是否应该考虑道德因素?从新加坡自治到独立后的54年来,我们的社会无止境地追求经济效率,甚至以为禁止方言,牺牲曾经是人民行动党忠实的支持者,以强有力的选票送人民行动党进国会的父辈祖辈,就能够提高政治效益。 经济效率并不应该是人类生活仅有的幸福的泉源。我们是人,我们必须从人的角度去思考,美好的生活的意义何在?最诱人的经济增长,表面上最富裕的社会等于最有修养、最包容、最快乐的社会吗?这种以经济效率、经济增长、唯市场论为主导的考量,用在生活中其实并不足够,并不足以支配与组织完整的社会生活。人生应该还有更高层次的追求,真正美好的生活还包含对价值、态度、准则、道德、伦理、正义、感情、反哺、文化认同等非物质层面的东西。这些软性的心件并不是高喊One People, One Nation, One Singapore,发布经济数据就能得到的。

和李光耀共事多年的李炯才先生直言,李光耀对新加坡的贡献良多,但在文化建设上却不算成功,关掉南洋大学更是大错误。的确,有些错误是永远无法弥补,尤其是打击人的内心最单纯的情感、最珍贵的传承是永留遗憾的。

在接受马来西亚南洋商报记者梁美励的访问时(2013年 7月 9日),89岁的李炯才说:

“他(李光耀)把南洋大学关掉,把华校关掉,把方言取消,是大错误,我常常跟他争论。他说没有人能同时掌握两种语言,因为他37岁做总理才学华语,我是7岁就学,不同嘛。我有个基础,他没有基础,中年来学华文非常困难,必须从小学起,他觉得自己这么聪明却这么困难,因为他太迟学了。我说,如果你不相信我,去问你的孩子,你把孩子送去华文学校,结果他的孩子说,两种语言不成问题,几年前他公开承认,对不起我错了,任何聪明的人都能掌握两种语言,

“最近他出了双语的书说关掉南大是他一个人的决定,其他部长王邦文、杜进才等都反对…. 我说,他是敢做敢当,英雄气派,承认,不过我认为依然犯了错误。他没有想到中国崛起,现在需要很多双语人才,要去哪里找?很难找嘛。南大假如存在,多好。他现在知道错了,太迟了。”

李炯才:把南洋大学关掉,把华校关掉,把方言取消,是大错误。照片来源:马·南洋商报,2013年 7月 9

禁止方言政策实行三十年后,曾经是李光耀的私人秘书的教育部长王瑞杰先生尝试掩饰当年政府的过失,认为方言没落是大势所趋,他以上海为例,说上海也存在类似的方言流失的问题。不晓得王瑞杰到底是言出由衷还是在念稿,或是更大程度像是唱官腔,但肯定没有衡量过客观性与说服力。我自认没什么过人的天分,乐于做个市井小民,但也和许多1970年代末以前在‘复杂的方言环境’中成长的华人一样,口操数种南方方言,大家从不觉得方言环境影响了中文水平,相反的反而因为懂得方言而使到中文更具神采和亲切感。理由很简单,因为方言是文化根基的一部分,在方言传承中我们也学到了地方文化的精髓来弥补政府打造下的急功近利的社会价值观中的许多不足。不过,再简单的道理也可以被复杂化,尤其是只看眼前的政治与经济效益,金光闪闪中独缺灵气的时候。

以我在广东香港台湾等大中华圈行行走走的经历,并无因为讲‘普通话’而流失方言的感觉,这些地区的老百姓的中文也不见得就比北京武汉江苏人差了一级,更遑论不讲方言的新加坡派。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陆虽然提倡普通话,但并没有斩草除根,禁止民间使用方言那么霸道,不民主的政治体系中其实存在着许多民主的思维。

在施政上,新加坡政府欣然接受电视上的韩剧日剧双声道,却又苦苦压制新加坡华人的地方语言,实在难以解读。禁止方言节目之后,我们的整体华文水平不仅停滞不前,反而跌到谷底。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行家一开口,就知有没有,实力并不是文凭上的A来断定的。直言一句,到底谁是牺牲了祖先传下来的方言文化,牺牲我们的父辈祖辈的生活娱乐,摧残民族文化的历史罪人?

如果说受西方教育的人士从来就以英文英语走天下,攀上权势地位与舒适的生活,无往而不利,不理解打击‘母语’之痛,至少也应该拿出西方文艺复兴后的四大道德规范:适度、审慎勇氣、公正(temperance, prudence, courage, justice)来思考,来打造一个温馨有人性的社会,这样的政策才能够真正的造福人群。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麻雀衔竹枝》事件凸显的并不只限于歌曲在23年后解禁,由某一群怀旧的华校生适时献给国家当48岁的贺礼,它的背后还蕴藏了‘法理情’的文化撞击。政府做事讲一套自己的法则,没有什么灵活性,民间做事讲情义,政府与民间隔着一道理念的鸿沟,需要一道长桥来衔接,而不应该各自站在桥的两岸,从相望以致相忘于江湖。‘麻雀事件’是个搭桥的契机,通过小小麻雀去思考作为一个人的价值、信念的价值、灵魂的价值、根的价值。我相信这样的家园才值得拥有,值得维护,值得一口一口,将竹枝担返屋企。

《麻雀衔竹枝》作词:梁文福 / 作曲:梁文福

我们这里是新加坡,我阿爹系海山街住过 1941年轰炸机经过,一枚炸弹在街头降落

我们这里是新加坡,我阿妈系竹脚生我,虽然那时候霸王车很多,她却依然骑单车去工作。

我们这里是新加坡,我的童年在女皇镇过,一房半厅的组屋背后,小小的林子里曾经是孩子们的窝。

我们这里是新加坡,我的小学从前在小坡,平时不读书,考试之前,跑到四马路的庙前说声哦阿弥陀佛。

我们这里是新加坡,我们都曾一无所有过,现在拥有的不算甚麽,但是比别人珍惜得多。

我们这里是新加坡,我表兄金山回来罗,小小麻雀担竹枝,都系担番屋企好得多

麻雀仔担竹枝,担上街头望阿姨,阿姨梳只玲珑髻,插朵红花伴髻围。

我们这里是新加坡,我的童年在女皇镇过,一房半厅的组屋背后,小小的林子里曾经是孩子们的窝。

我们这里是新加坡,我的小学从前在小坡,平时不读书,考试之前,跑到四马路的庙前说声哦阿弥陀佛。

我们这里是新加坡,我们都曾一无所有过,现在拥有的不算甚麽,但是比别人珍惜得多。

我们这里是新加坡,我表兄金山回来罗,小小麻雀担竹枝,都系担番屋企好得多。

麻雀担竹枝,都系担番屋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