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August 31, 2015

我家在哪里?- 游牧民族 Nomads

游牧民族的生命力


2015年大选选前开战,吴作栋先生先下战书,称前往马林百列挑战的反对党员为游牧民族(Nomads)。

根据维基的解释,“游牧民族群体倾向从一处移居到另一处,多于定居一地。在古代,不少文明曾经是游牧民族。…..游牧民族的婚姻是收继婚制:习惯‘妻后母、报寡嫂’观念。当父亲死去后,除了自己的生母外,所有的庶母/后母都可以娶为妻子,兄弟死亡后,也可以娶兄弟的妻子。此举被农业社会的汉人视为乱伦,但游牧民族有其特别的原因,在他们恶劣的生活环境中,延续生命的重要考虑。”

因此,游牧民族对社会文明与发展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此外,游牧民族时时刻刻面对着自然与人为的艰险,生命力特别顽强。或许这就是民族的血液,孕育了强韧的德国和乌克兰人,甚至好些吴作栋先生口中的国人。

我家在哪里?


说到游牧民族,不期然想起家在淡滨尼的一段往事。

我在1985年初搬到淡滨尼。当时的淡滨尼的“车头”(巴士转换站)在第五道(Tampines Avenue 5)的马路旁,下雨还必须踩着淹水的黄泥路赶巴士,而且几乎每一趟巴士都爆满,好不狼狈。当时的巴士只有三辆:10号,23号和28号。10号经珊顿道去裕廊,23号经PIE到乌节路,28号经勿洛芽笼到中央医院。

1988年大选,我家被划分至友诺士集选区(Eunos GRC)。就地理环境而言,友诺士与淡尼之间隔了甘榜景万岸、勿洛和四美,不晓得怎么扯上近亲关系。当时的计票中心就在楼下的东景中学(East View Secondary School),四周几乎万家灯火,楼下有“红车”(镇暴车)戒备。凌晨四点公布计票结果,工人党以微差落败,只觉天摇地动,到处哗然。那是一个难忘的不眠夜。


(“白衣人”的支持者,不眠之夜。图片来源:NAS 1988)

(“蓝衣人”的支持者,不眠之夜。图片来源:NAS 1988)

(“红车”戒备。图片来源:NAS 1988)

1991年大选,家在原地的我还是属于友诺士集选区。当时重复着三年前的光景,工人党同样以微差落败,四周依然天摇地动。同样是个难忘的不眠夜。

1994年我搬到新组屋,父亲“驻守”原地。我的新家也属于友诺士集选区。

1997年大选,友诺士集选区被取消了,淡滨尼“四分五裂”,我被规划到淡滨尼集选区(Tampines GRC),父亲则被归纳到白沙集选区(Pasir Ris GRC)。吊诡的是,他的家被“搬”到白沙南,附近的淡滨尼北民众俱乐部(Tampines North CC)易名为白沙南民众俱乐部(Pasir Ris South CC)。

我说父亲您有福了,从此可以在沙滩上悠闲,不需要乘坐29号巴士到樟宜海边泡水了。父亲眉头一皱,白沙海边至少在三五公里外,这里却叫白沙南,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脑袋!从今以后,应该跟人说住在淡滨尼还是白沙?

当时更叫我难以咽下一口气的,是在友诺士市镇理事会缴交杂费时,通常是避开巅峰,过了月头后才几个月杂费一次过。这个欠几天但多还几个月的做法是约定俗成,许多居民都这么做的。不知所以然地“搬”到淡滨尼集选区后,却收到淡滨尼市镇理事会的警告信兼罚单。我尝试解释刚从友诺士被“下放”到淡滨尼,还摸不清这里的底,是否可以通融一下,反正到头来官方算是预支了下期,一点也不吃亏。当时官员的回信铁面无情,有我讲没你讲。反正官字大过口,只好做个顺民,忍气吞声。

守得云开见月明


2001年大选,又有吊诡的事情发生了。父亲的“不动产”不在友诺士,也不在白沙南,而是淡滨尼集选区,父亲和我就这样阴差阳错地“重逢”了。白沙南民众俱乐部同样咸鱼翻身,恢复“淡滨尼北”这个名字。

父亲自上世纪80年代中在这个社区落户后,数十年来都在这儿出入,不过为势所逼,成为“游牧民族”,甚至像是不知谁跟庶母乱伦后的遗腹子。政客将原部落分解后,不需要打拼,以逸待劳,轻而易举地掌握政权。父亲为了摆脱“过客”的命运,必须跟周遭一群善良、打死不走的街坊,以顽强的生命力来坚守这片明明就是淡滨尼的寸土,穷毕生积蓄在淡滨尼建立起来的家园。

后来,父亲终于跟我回归到同一个部落。我们几经波折,从淡滨尼、友诺士、白沙南游牧到淡滨尼集选区,暂时过着不再流离的生活。至于好些跟我们一起生活过的部落族人,则是昔人已乘黄鹤去,白云千载空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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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August 28, 2015

七封信,7 letters

美丽的哀愁


《七封信》是朴实无华的小品文,不是砸钱的大制作。但是它将心比心,余韵无穷,挥之不去。

看《七封信》,有点像两年前同时观赏陈哲艺的《爸妈不在家》和王家卫的《一代宗师》。《一代宗师》荣获华人电影圈的诸多大奖,但在康城和台湾金马奖失势;《爸妈不在家》也像小品文,但在《一代宗师》失利的场合获得电影文化人的喜爱与肯定。

《七封信》隐藏在淡淡的哀愁中的启发性,就像《爸妈不在家》所反映的社会现状:平凡老百姓的生活,值得关注何去何从的未来。

这是201587日国家独立50周年的前夕,在国家博物馆看了这部电影的第一感觉。当时也邀请了到本地旅游的台湾人玛丽一起观赏。以海外华人的眼光看本地电影,玛丽的观后感是“很感动,很想哭”。

(《七封信》在国家博物馆预演。图片来源:yahoo)

靓丽的火花


邱金海的《戏院》(Cinema)为《七封信》掀开序幕。这是一部回到新加坡打造马来电影王国的年代的“默片”,全片没有一句对白,只有手机简讯和字幕交代。老人家在留医院观赏风靡当年的马来僵尸片,勾起了许多回忆。老人家翻箱倒柜,找到多年前的旧照片,在星夜推着轮椅过横街走窄巷,找回昔日各族伙伴,再演一出马来戏,重续前缘。在那个年代,虽然曾经在政客的挑拨下发生过种族冲突,但在大层面上,各族间和睦共处,不需要刻意强调种族的包容性。能够跟各族老朋友一起重温旧梦,对许多人而言已经十分满足了。

梁智强的《那个女孩》(That girl)反映了纯纯的小女孩对男生含蓄的爱意,为了帮男生还10块钱给大耳窿,不惜忍受父母的藤鞭打骂。学期结束了,小女孩一家搬离甘榜,在“必甲”(pickup)上无奈的向渐行渐远的男生挥别。若是多年以后能够重逢,他们还认得出对方吗?短片在怡保取景,几乎全是方言对白,主要是福建话,大耳窿则口操粤语。对于梁智强所拍摄过的电影,我不喜欢的占多数,但对《那个女孩》所唤回的童稚之心与“甘榜情”则是爱在心中口难开。

(梁智强的《那个女孩》是诚意之作。“那个女孩”来自吉隆坡,影片在怡保取景。图片来源:联合晚报)

Rajagopal的《火焰》(The flame)说的是新加坡独立后,英军开始撤退,在殖民地政府工作的一户淡米尔家庭正面临何处为家的抉择。父亲犹豫许久后决定接受英国公民权,举家移民。儿子惧怕父亲的威严,处于夹缝间,不知怎么办。媳妇说自己是新加坡人,而且怀了骨肉,绝对不会离开这个国家,成为英国的二等公民。全片终于由媳妇砸烂手中的碗盘打破沉默,争取民主的权利,不愿再受到家翁蛮横的专制与压迫,以及丈夫毫无尊严与地委屈求存。

陈子谦的《花恋》(Bunga sayang)反映了人们搬到政府组屋里头,关起门过着各自的生活。马来妇人独守空居,十分怀念甘榜的日子,不介意住在楼下的小孩来她的家冲凉,两人讲些彼此都听不懂的话,但精神上都各有所依。小孩的父亲终于记得还水电费之后,小孩不再到马来妇人家冲凉了,妇人深感失落,将收音机吊到小孩的窗前,唱着那首Bunga sayang

陈彬彬的《北干那那》(Pineapple town)中被领养的女孩,在养父养母的带领下,驱车北上到北干那那寻找生母。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是小女孩在当地的黄梨地标拍了照,寻根的最终结果只是一个姿态,实际上生母已经不知何处去,根本无根可寻,只能通过保留旧照片来了却心头的遗憾。

巫俊峰的《分离》(Parting)里患了老人失忆症的马来男子南下寻找新马分家前的华裔初恋情人,他所寻找的好些地方已经消失。几经波折后,马来男子到了情人教书的学校,才知道情人已经移民到澳洲去了。百般无奈下,马来男子回到停止使用的丹戎百葛火车站,一组人在那儿演戏,一对情人坐在月台的椅子上。马来男子彷佛回到从前,隔着近在咫尺的时空与“过去”对望。

唐永健的《阿嫲的定位系统》(Grandma positioning system GPS)叙述一家三代回到马来西亚阿嫲的家乡清明祭祖,阿嫲使用福建话,滔滔不绝的向死去的老公话家常,言语间道尽了新加坡市容的转变,她的孩子也因为急速的城市变迁而变得功利市侩。阿嫲去世了,一家人继续维持回乡祭祖的形式,在坟场找不到回家的路时,凭着阿嫲的GPS重新回到正途。


(发人深省的GPS。图片来源:互联网)

取舍之间


由《七封信》组成的电影暗喻了新马分家的历史,在英国主子与落地生根的抉择下的彷徨,随着急促变化的城市中流失的旧日风貌,伴随着社会“进步”的步伐所失去的人情味,无根可寻的怅惘,都足以叫人扼腕长叹。

爱过才知情重,我们未必想要重复过去相对落后的生活,但我们要的是足以滋补心灵的鸡汤。电影中的语言大杂烩,大量的方言、马来语与淡米尔语并没在现场观众中筑起一道墙。相反的,语言使我们倍感亲切,那才是我们熟悉的新加坡,那才是我们最淳朴自然的认同感,那才是我们联系得上的日常生活。

失去了这一些,新加坡只不过是座现代化的城市,缺乏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的回忆与感情的地方。

对于过去,我们无法再选择,至多只能带着遗憾。不过对于未来,我们有得选择。我们可以选择适当的GPS,为这个社会注入清流,让逐渐失去的互助、温情与认同有重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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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August 25, 2015

社区健康辅助计划 CHAS

作者:黎上增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义务中文导览员

其一


“我看我们不必浪费时间申请CHAS(社区健康辅助计划)卡,因为我们不符合条件。” 老伴挥了挥手上的申请表格,失望地说。

老伴在一次聚会中发现他身边的退休前同事大多拥有辅助卡。你知道啦,退休人士人老病痛多,有了辅助,在医疗开销上的确节省了不少。

她于是也兴冲冲地上网找资料,下载表格,希望尽早申请,能与她的一班朋友看齐。但是由于儿子与我们同住,所以家庭平均个人所得超出标准而没资格申请。

“我很高兴。”我回我老伴说。“我很高兴我们不在需要辅助的行列中。”

老伴也附和地说:“是呀!阿Q一点,我们不需要。”

(社区健康辅助计划CHAS的申请条款以同在屋檐下为首要考量。图片来源:卫生部网站,2015年8月21日)

其二


最近见到一个阔别很久的朋友。一见面,他就兴冲冲地向我展示一张卡。“你看,我也有CHAS(社区健康辅助计划)卡!”

我这位朋友虽已退休多年但坐拥有地私宅,孩子在法、医界小有名气,老婆又领退休金,生活无忧无虑。他拥有辅助卡真让我大跌眼镜。

“他们写信通知我符合条件,可以申请,我为什么不?”他得意的神情让我更加气愤。

“我没有工作,孩子又没有与我同住一个屋檐下,只要你的家庭个人平均所得不超过一千八百元的话,你的申请自然就会受理啦!”他为他的行为辩解。“上一次大选,他们只赢了几百票,不做一点事情,行吗?不拿白不拿嘛。”

“不拿白不拿?”我瞪了他一眼。“那,有没有不用白不用?”

他听着,往沙发上舒服地靠,笑了,笑得很诡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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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August 21, 2015

国家利益与好议员 National interest and MP (Man for the People)

不一样的战情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先生在回应记者有关全国大选的提问时,表示并没有说过即将举行大选。

如果不是即将举行大选,执政党就不需要劳师动众,介绍候选人,政治秘书和三军总长相继辞去官职,摩拳擦掌说准备从政,交通部长也不需要在“不晓得任期何时结束”的当儿宣布辞职

政党备战,选民也在紧锣密鼓地备战的当儿,人的情绪自然随着激情而起伏,甚至无意间忘记了民选议员、民选政府的初衷,也会出现党政不分,对爱国错下定义,甚至不接受民主选战的结果。这回的军情还有三点跟过去大不相同的:

一是李光耀先生逝世后,五个月来李光耀先生的英名都被用来大打温情牌。数天前我带了三位前来拍摄妈姐特辑的广东电视台的制作人行行走走,话题很自然地谈起在本地一个多星期来的所见所闻。他们表示过去中国毛泽东主席备受尊崇,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甚至进行了精心炮制的造神活动。他们在新加坡所看到的就是40年前的翻版。

毛主席往生后功过三七开,七分功劳三分过,然后中国迈入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纪元。

李光耀先生投入反殖民地运动,建国与独立之路都奉献了青春与精力,是一位值得敬仰的人物,但狂热的心态往往忽略了在李先生的年代打拼的许多建国先驱以及政治斗争中的许多创伤。我们活在当下,尊重过去,更期盼未来。所谓旁观者清,广东电视台的朋友中肯地说出了许多人的心里话。

二是AHPETC市镇理事会的财务争议。一路来风度翩翩的财政部长尚达曼先生在可能是这一届最后一次国会会议中加入战团,形容工人党的市理会的柱梁已经摇摇欲坠。一般市民都了解到市理会之争是一场政治博弈,政治分析家甚至认为应该到此为止。国家发展部长许文远先生年头承诺修订市理会法案,现在因大选逼在眼眉而表示必须交给下一届政府去完成。在没有替代方案之前,执政党不可能不继续将市理会政治化,反对党也不可能坐以待毙,必定重拳还击。

三是在任交通部长在解散国会前自动辞职。勤劳不乱发飙的吕德耀先生离职前敢敢讲了真话,对正反阵营是福是祸自有定论,但吕德耀的行动肯定为自己的形象挽回一局。遗憾的是,从吕德耀事件中,我们再次看到扶不上壁的口水战。事情发生在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先生赞扬吕德耀的表现,副总理张志贤先生不屑一顾,将之形容为“鳄鱼泪”。此外,张先生将工人党主席林瑞莲女士在凤山吃蚝煎的照片形容为要吞下整个凤山选区。张先生到底是在对事还是对人?

二战期间的美国总统夫人艾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致力于提高女性的地位,并起草了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她让英国历史学家Henry Thomas Buckle的至理名言重见天日:“智者论思想,常人谈生活,宵小讲是非”(great minds discuss ideas; average minds discuss events; small minds discuss people)。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既然我们称自己为一流经济体,那么政治的目的就不应该反复停留在最低层次。


值得参考的言论


在这三个因素的主导下,选民可能会因为太多声音而忘记了投票时还有其他重要的考量。海峡时报三位读者适时提醒大家国家利益与好议员的相关课题是很值得参考的。

8月20日的海峡时报言论版,Mr Peter Chan表示在英国的议会民主制度下,政党与选民都不会打自私的地方牌,以利诱为饵,他们讨论的是理念与国家利益。Peter Chan也希望在迈入成熟的民主社会的进程中,新加坡尤其是执政党可以放弃“胡萝卜与大棒”(carrot-and-stick)这类功利化的档次


(国家利益。Straits Times August 20, 2015)

814日的海峡时报言论版,Mr Patrick Liew Siao Gian表示一个好的议员必须具备4C的品质:能干(competent)、同理心(compassionate)、承诺(committed)与人品(good character)。Mr Liew 认为好的议员必须能够听得到民声,改善人民生活的素质。好的议员必须能够跟政府合作,照顾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让他们可以跟随着国家的步伐一起前进而不掉队。


(好议员。Straits Times August 14, 2015)

819日的海峡时报言论版,Dr Daniel Ng Peng Keat提出3CMP四个“附加值”:问心无愧(clear conscience),勇气(courage),打造共同利益(common good),人民的代议士(Man for the People)。

(好议员。Straits Times August 19, 2015)

好的议员必须对得起良心,时时刻刻懂得反省,不能违背本意做事。好的议员必须有勇气面对党与同僚的压力,对居民忠诚。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宁愿违背党的旨意也不辜负居民。好的议员必须为他的选区居民谋福利,即使在他的任期内,因为外在的种种因素而无法完成使命,人民还是会感受到他的诚意,感激他的付出。


人民代议士的楷模


议员的选战是短促的,但成为一名真正的人民的代议士的过程是漫长的。

走笔至此,不期然再度想起在波东巴西服务了27年,徐徐老矣的“Mr Potong Pasir”詹时中先生。詹先生自称是个平凡人,不值得那么多掌声。詹先生有个人的政治理念(ideology),就事论事(pragmatic),跟民众零距离(man for the people),算得上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加坡政坛上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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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August 18, 2015

养正与天一景

作者:何乃强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现在》,2015年8月17日

图片及其说明是博主加上去的

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新加坡大坡牛车水一带,有几间楼高四五层以上的旅店。除了余东旋街南天酒楼外,就是栢城街门牌10号一连四间的天一景大旅店。它的毗邻是门牌2号的新亚旅店。对于天一景旅店,我小时候的印象是它的拉褶闸门电梯。旅店有天台花园,是用作酒楼。在60年代名为新九龙酒楼。

(设在天一景内的九龙楼乃半个世纪前著名的“天台花园酒楼”,在这儿摆喜宴寿宴算是很有排场的了。图片来源:NAS 1960s)

天一景旅店和养正学校的关系,是鲜为人知的历史。

1907年3月6日养正正式成立后,走过一条并非平坦的办学道路。当时新加坡在英国殖民地政府管辖之下,华文教育必须自力更生。政府不会拨出巨额预算津贴支持华教。学校办得越好,发展经费越见不足。大多数学生的家庭贫困苦,连学费也付不起,校方的学费收入常见短绌。故筹募经费的重担,就落在董事们身上。

(位于客纳街,已经拆除的养正学校)

养正自从开课后,有远见的董教同人,尽心竭力发展学校,加授英文科,设半日班级,让英校学生学习中文,增设半夜义学(夜学)让贫苦学生及超龄失学者有机会受教育。1915年设女子教育部,招收女生。可惜两年后因事解散。后来有热心教育粤帮人士,另起炉灶,于是有了南华女校。

1923年何剑吴校长增办全日师范中学,学生人数激增。1926年复办女子部,学生人数达800多人。为了应付庞大开支,学校再次筹款,获得65,000元。1923年前后,董事部向政府交涉成功,收回原属于广惠肇公地, 位于栢城街的青山亭地段

(国庆日表演:在麦士威路舞大旗,左侧为现在的“红点”(Red Dot Traffic Building)。栢城街口的新亚旅店的大字清晰可见。图片来源:NAS 1976)

为了发展地段,广惠肇三属人士有过一番争议,结果吴胜鹏董事长及何思观等董事,独排众议,议决在青山亭地段建筑楼高五层屋宇,经营两家旅店,以资养校。天一景旅店属于养正,毗邻新亚旅店属广惠肇留医院。后来,新加坡面临经济不景气,幸好有赖天一景的收入,可以维持养正的运作,不致受到影响。

(1970年代初的麦士威路风貌(Maxwell Road),左前方为麦士威路巴刹和国家发展部大厦。五层楼的天一景和毗邻的新亚旅店在右方金华戏院后面,麦士威路和栢城街(Peck Seah Street)交界处。图片来源:NAS 1970s)

翻开养正过去记录,女子教育和中学部数次增设,数度被逼停办,皆因经费不足。要不是前辈高瞻远瞩,建筑旅店,将收得的租金养校,养正更是困难重重。 

担任养正总理(董事长)共15年的吴胜鹏太平绅士(1873-1953),祖籍广东恩平,是木材商人、银行家。司理何思观(?1879-)是广东开平人,经营气灯,钟表业,是当年名列第7新加坡富豪。二人皆是粤籍领袖。

(位于客纳街Club Street原址的养正学校前的四级台阶受保留为历史古迹。)

(麦士威路与栢城街交界处的天一景,产业收入用作养正基金与广惠肇留医院基金)

80年代末,位于客纳街原址的养正学校,迁离市区,搬到实龙岗,成为政府学校。董事部把地皮出售所得,成立养正基金,基金作为资助教育和文化艺术多方面的发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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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的新加坡广东人

Friday, August 14, 2015

地铁瘫痪的延伸

大选近在眼眉,交通部长吕德耀宣布不参选。吕德耀的辞职信与总理接受他辞职的回函都在同一日,使到“吕德耀事件”更加扑朔迷离,各方都在揣测背后的含义。

海峡时报(2015814日)报道了跟吕德耀的相关访谈。

即将卸任的吕德耀无官一身轻,言谈间格外轻松,表示关于他辞职一事,网民似乎在为他吊唁,只是少了鲜花。此外,他也谈到地铁故障的问题。

吕德耀不认同行驶了这么多年的地铁系统存在着设计问题。地铁南北线和东西线都已经运行了20多年,该出现的设计问题都早该出现了,因此以今天的科技来评估当年的设计有缺陷是不正确的。我们应该做的是投入资源,提升系统,与时并进。

吕德耀终于公开同意地铁维修体系出现问题,许多环节上都有待加强。他不同意地铁业者的说法,必须花更长的时间来维修,意味着会影响正常运作。香港地铁(MTR)的承载量与运行时间都比新加坡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们懂得如何集中资源,运用资源,因此MTR非常可靠。我们有许多可以学习的地方。

吕德耀认为77日的地铁大瘫痪绝对可以避免。


(地铁瘫痪后,地铁站内挤满人潮。图片来源:Straits Times, Jul 8, 2015)


我曾在相对复杂的工程领域里头奉献了宝贵的青春,在设计与维修体系上打滚多年,数年前才决定离开这块园地。跟吕德耀最肩并肩工作过,几乎朝夕相对的,是2003年1月3日海军战舰“英勇号”(RSS Courageous)跟商船相撞,四名年轻的女军人丧命那一段日子。

当时除了安排打捞工作,把掉入白礁水域的船尾捞起来外,我也对军舰的残骸进行研究,分析意外发生的经过。吕德耀作为海军总长,表现得相当开明,该接受的他都接受了。

吕德耀当交通部长后,似乎言不达意。这次终于说出肺腑之言,我为吕德耀讲真话的诚意而鼓掌,他终于展现出有良知的政治家应有的风范,做回自己。

不过从“吕德耀事件”,我也觉得深感遗憾,因为不论是建党(PAP)的元老杜进才、公务员首长严崇涛、或者即将在PAP的旗帜下结束政治生涯的吕德耀,在任期间都很忠心地维护党政集权的政治生态,只有成为后座议员或者离开政治生涯时才摇身一变,视觉听觉都突然间变得清晰,认同民间的声音。

这个现象凸显了地毯下更深一层的问题,我们身为局外人只看到冰山一角,冰山下深海中的危机只有在撞击下才会浮台。当年号称永远不会沉没的铁达尼号就是被冰山击沉的,吕德耀是否掀开了冰山的序幕?相信答案很快就会知晓。

海峡时报的报道摘要(Straits Times, Aug 14, 2015):

A lot more needs to be done to improve the maintenance regime of Singapore's train system, Transport Minister Lui Tuck Yew said.

But this should not translate into shutting down the system during operating hours to get the work done, he said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Straits Times.

Asked if increased maintenance would mean more halts to services during operating hours, as operators have complained they have only a small window every night to complete maintenance, Mr Lui said: "I don't necessarily agree that they must have more prolonged shutdowns of the system in order to be able to do what must be done."

The way to intensify the maintenance is through a proper allocation of manpower resources and better use of technology, he said.

Pointing to Hong Kong's MTR system, to which the Singapore system is often compared, Mr Lui said it is run as intensively as Singapore's and yet, during their graveyard shift, there is a "massive mobilisation" effort. "We are not yet at that level," he said.

Calling for a change in the maintenance roster of Singapore's public transport operators, Mr Lui said more could be done to better deploy manpower in the graveyard shift.

Technology should also be used more, particularly to monitor the system's condition. It would make maintenance tasks more achievable and manageable, he said.

"To say that design issues come up after 20, 25 years, well, I would say that if people have progressed to a better and improved design, then they ought to have kept up," he said.

Mr Lui said he did not believe major breakdowns like those of July 7 affecting two key lines cannot be prevented with enhanced maintenance. But, he added: "Setbacks are an opportunity for us to really put in even more effort and hopefully do better over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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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August 07, 2015

AHPETC 阿裕尼后港榜鹅东市镇理事会

2011年全国大选,阿裕尼集选区选情激烈,当时还健在的李光耀先生提出“懊悔论”,可能反而使杨荣文等人流失选票。杨荣文事后解密,李光耀向他道歉,说帮了倒忙。杨荣文则认为选民要反对党来制衡政府是成熟的民主社会的特征,大势所趋,非战之罪。

现在回想起这段不久以前的往事,不期然想起孙中山“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悲壮之情。

随着阿裕尼集选区、后港和榜鹅东补选都落在工人党手上,“懊悔论”只有可能越来越强烈。国家发展部出面创造时势,志在必得。

国家发展部根据20152月农历新年前出炉的总检察署(AGO)的审查报告,认为工人党管辖的阿裕尼后港榜鹅东市镇理事会(AHPETC)理财不当,入禀法院,要求高等法庭准许国家发展部委任独立的会计师来监督和共同管理市理会的财务。第一轮交锋在5月开庭,法官罗赐安(Justice Quentin Loh)下判时表示在法律程序上,国家发展部没有起诉市理会的权力,因此败诉。不过如果建屋发展局和居民认为市理会并没有做好分内工作,他们可以提出法律诉讼。

接下来,国家发展部连同建屋发展局提出上诉,并要求提前过堂审理。201583日的上诉庭上,负责审理的三司花了许多时间来请教双方律师有关法官在市镇理事会法案的权限,法官是否有权力委任独立会计师监查市理会的财务等。

三名承审法官包括梅达顺大法官(Chief Justice Sundaresh Menon),上诉庭潘文龙法官(Judge of Appeal Andrew Phang),上诉庭赵锡燊法官(Judge of Appeal Chao Hick Tin)。

经过四个小时的听证,三司无法作出定论,择日裁决是否批准国家发展部的上诉。此外,三司也有待决定,建屋发展局能否与国家发展部“合并诉讼”,或由建屋局取代成为诉方。

回到从前:市理会的存在意义


这出活剧让我这号平民大开眼界,原来1988年成立市镇理事会时的相关法案并没有什么法律约束力,法庭没有相关的宪法所赋予的权力为依据,因此无法遵循合法的途径来审理。

由于多年来在职场上,已经习惯了详细阅读合约的条款与细节,作为谈判与签署合约的筹码,职业病态促使我去仔细翻阅了市镇理事会法案Town Councils Act Chapter 329A

(Town Councils Act. 5 Aug 2015。图片来源:Singapore Statutes Online)

回顾27年前将管理社区的工作从建屋发展局(HDB)分割出来的时候,市理会跟HDB之间已经存在着许多灰色地带,经过多年的磋商才逐渐理出头绪。还没达成共识之前,双方都曾经互相推卸责任,而遭殃的则是首当其冲的平民。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组屋外墙渗水,到底哪个法定机构应该负责?当时怎么理都理不清,苦了有冤无路诉的居民。

关于组屋外墙渗水,我也曾经是受害者,祈求天公别在我家窗前下雨。还好老婆公关能力强,游走在HDB与市理会的官员之间。所谓见面三分情,防水技术不是问题,只要有财政拨款就好处理。折腾了一段日子后,外墙终于油上防水漆,我也不需要再过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日子。

(组屋外墙漏水,解决的纯技术问题很简单,涂上一层防水漆就行了。但是一旦存在着双方都不愿妥协的灰色地带,就变得劳民伤财)

从前的集选区市理会都是纯白色的,现在的AHPETC市理会多了一重蓝天的色彩,肯定是当年设立集选区与市理会时无法预见的“准政治性”僵局。

说市理会为“准政治性”(quasi-political)是因为它自建国前已经是政治人物角力之地。1957年新加坡市议会选举,人民行动党夺得13个市议席(共32个议席),王永元出任市长。市议会是市理会的前身,负责管理社区但不参与立法,立法属于立法议会(国会的前身)的工作。两年后人民行动党在全国大选中胜出,取消市议会,从此管理社区的工作成为相关政府部门的职责。

30年后市理会的模式死灰复燃,不过由当选议员负责运作。市理会法案第9节(Section  9)清楚阐明市理会主席必须是当选议员。至于成立市理会来取代部分HDB的职责,显然是政治考量,才会衍生出上一届大选的懊悔论之说。

法庭的权限


关于83日三司会审的过程,Bertha Henson and Wan Ting Koh作了相当中肯的分析。三司重复着法庭的权限的课题。三位承审法官似乎被模拟两可的市理会法案搞得有点头大,因此耐心地向代表工人党的市理会的刘比得(Mr Peter Low)以及国家发展部委任的政府律师甘淑君(Ms Aurill Kam)咨询意见。

国家发展部代表律师表示只要法庭下令,准许他们委派独立会计师来共同管理工人党的市理会的财务,就会发放保管着的1400万元的市理会津贴。

诉方指出虽然市理会法案并没有明确的将法庭的权限列出来,法官是拥有相关权力的。由于1988年国会通过此法案时,无法预见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必须通过法庭来审理的状况,因此法案允许任何人申请庭令,迫使市理会执行职责。

这是根据第21节的条款:

“Where a requirement or duty is imposed on a Town Council by this section, the Board or any person for whose benefit, or for the benefit of whose flat that requirement or duty is imposed on the Town Council, may apply to the High Court for an order compelling the Town Council to carry out the requirement or perform the duty, as the case may be.”Duties of Town Council, Section 212))

诉方律师认为法官不但可以发出庭令,还可以进一步安排独立的会计师来确保市理会的行为到位。

工人党律师则认为法庭只能命令市理会服从财务报告的准则,市理会法案并没有赋予法庭委任独立会计师的权力。

大法官认为如果根据诉方对市理会法案的理解,就等于赋予法庭无限制的权力,变成天底下任何事都可以管,这显然并非法律的存在意义。大法官表示:“我从(当年)国会辩论看不出有赋予法庭巨大权力,成为监管者……从国会的辩论中没有显示出,法庭拥有巨大、无限的权力,可以平衡并在某方面扮演监督和管理的单位。”(联合早报,201584日)

大法官甚至提出一个有趣的反向思考的问题:万一市理会不需要那笔政府津贴呢?政府是否会入禀法院,要求法庭判决市理会非接受政府发放的津贴不可?

三司认为到头来,国会通过法案前并没有讨论过万一市理会不遵从条规,法官可以怎么做;或者万一市理会破产,政府是否坐视不管,不伸手援助等。

实际上,市理会法案中明确列出可以对市理会执法的条款只有三条,其他的条款都没有法律约束力:

- Section 24I 2)(a):违反电梯提升项目条规,最高罚款5000元。
- Section 33 6A):滥用资金,最高罚款5000元。
- Section 38 10):刻意对审计师隐瞒资讯,最高罚款1000元。

不完美中的完美?


在等待判决前,或许有两个要点值得思考:

第一是今年二月的国会上,国家发展部长许文远说他已经委任副手李奕贤先生提出市理会修订法案。半年过去了,为何修订本还不见踪影?

第二是市理会的运作模式与市理会法案都存在着许多可大可小的纰漏,尤其是交棒给另一个政党的时候就更加凸显了,许多不为人知的事件都逐一浮台。那么,无论哪一个选区,下一任议员和居民是否必须在这个还没修补(或是无法修补?)的现市理会制度下继续过日子?

从种种迹象以及过去三年的年度财政报告显示,AHPETC在接棒后的确很努力地建立起集选区的管理系统,不过就像当年市理会刚开始运作的时候一样,万事起头难。当时各个市理会边学习边建设,现在其他市理会都上轨道了,AHPETC的学习曲线就变得陡峻得多。

从这起准政治性的角力中,我们身为外人,看到的是AHPETC缺乏完善的监督机制,但没有明显的草管钱财的迹象;国家发展部则认为事态严重,集合政府资源,置对方于死地。这是英文的good work good will 的反射。

Good work表示工作表现优异,不会出差错。AHPETC所管辖的社区在日常运作上跟其他市理会没多大分别,如受访的居民所说,该清理的地方都清理了,该打扫的地方都打扫了,可惜财务管理的疏漏成为把柄,说不上very good work。但就如AGO的常年报告一样,许多政府部门一路走来并不完美,今年轮到国家发展部的NPark和人民协会被抓来开刀。

Good will 则表示良好的工作意愿。我们不排除每一个市理会服务居民的诚意,但由于牵涉到政治立场与动机,谁比谁优秀自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事态竟然发展到有些输不起的居民,竟然刻意不还杂费,这样的意识形态未免流于肤浅,不尊重民主的内涵。

角力战的最后结果将是来临的大选中谁入主市理会,是杨荣文口中的大势所趋,还是存在着变数?相信good work good will将是重要的考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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