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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rch 31, 2017

争议性的社群:欧亚族对新加坡的贡献 Eurasians in Singapore

原文:Associate Professor Antonio L Rappa,新跃大学
翻译:李国樑
刊登于《源》杂志,新加坡宗乡总会出版,2015年第5期,总117期

引言

                                           
SG50标志着新加坡独立50周年,也是新加坡人民为所取得的成就而主办的一系列庆祝活动。对本地的欧亚社群(Eurasian)而言,SG50同时具备了纪念欧亚人对新加坡的认同与建国的努力的特殊含义。欧亚族虽然属于少数族群,但在过去50年的国家建设中,欧亚人的显著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一般书籍通过故事、诗歌、照片与小说等形式来记载欧亚人的历史,有些人则刻意丑化欧亚人,将他们描绘成傻愣愣的漫画人物。本文以半学术性的格式来叙述这段事迹[1]

欧亚人曾经联合反对林宝音将欧亚人塑造成查理好时光good time Charlie)那种好吃懒做的刻板形象。林宝音将所有欧亚族男子形象化,跟事实完全不符。虽然林宝音未必有存心破坏欧亚人的形象的意图,但她这种丑化欧亚人的做法只会对少数族群造成不必要的情感伤害。幸好有关当局明理,将这本书下架。

查理好时光事件说明了欧亚人在面对无理的攻击时,会群策群力,迅速采取行动。日后,林宝音这位特别喜欢针对吴作栋政府的政治评论家不敢再批评欧亚族群。

欧亚人主要使用英文,但在葡萄牙称雄的中世纪,欧亚人曾经使用葡语超过180年。葡萄牙曾经打造了一群对里斯本忠心耿耿的混血儿[2]。葡萄牙在西非、苏伊士沿岸、果阿推行过此政策,后来也在马六甲和澳门依法泡制。

何谓欧亚人是个首要的问题。谁首先为“欧亚人”下定义?“欧亚人”这个名词来自何方?根据我的研究结果[3],欧亚人这个词汇最先出现在19世纪中叶,它是由一名在印度工作的殖民地官员发明的。

那时候,印度是英国的皇冠上的宝石,英国的国王也是印度的皇帝。20世纪殖民地文化告一段落后,众多学者明确地叙述了当年英国掌控帝国版图的方式[4]英国统治各个殖民地的做法不一,其中一个手法称为族枚举,通过人的肤色来分类。英国人自认为最高级的人种,他们的世界只有黑与白,人也是一样,只有掌权的白人和没有权利的非白人。由于白人特别优异,因此, 殖民地的一个白人士兵可以统领一百名非白人”[5]。如果白人老了、病了、快要死了,他们就会远离群众,不让别的种族看到白人脆弱的一面。

白人鄙视亚洲人与非白人,认为他们连保护自己的女人的本事都没有,因此亚裔女子成为白人的附属品。直至今日,还是有人认为白人和欧亚男子高人一等,能够轻易获得亚裔女子的垂青。

一旦白人和亚裔女子结婚,他们的后代的身份就混淆了。他们的后代非黑非白、非土著、非印度人、非华人、非马来人,于是一名聪明的官员发明了欧亚人这个词汇。有趣的是,没有人知道华人、印度人、欧洲人、马来人的名称的由来,我们却知道欧亚人这个名称的来源。

到了19世纪末,欧亚人在海峡殖民地的文件上已经相当普遍。至于在果阿和印度的其他地方,欧亚人这个名词则用英印(Anglo-Indian)和英华(Anglo-Chinese)来取代。

(欧亚裔的年轻一代。图片来源:《源》)

何谓欧亚人


新加坡欧亚人协会的章程和出版刊物指出:欧亚人是欧洲人和亚洲人结合后生下来的后代。我们是活生生的见证者,见证了1618世纪间,第一批跟亚裔通婚的欧洲人的后代,在这块土地上经历了葡萄牙、荷兰、英国统治的三个殖民地时代。虽然我们的血统源自多代以前的先民,但可以肯定的,我们是在新加坡落地生根的族群。

新加坡欧亚人协会进一步为欧亚人提供多重定义:

-          欧洲人与亚洲人结婚后所繁育的后代[6]

-          亚洲人,但体内有欧洲人的血统与文化传承 [7]

-          欧亚人可能源自1849年的海峡殖民地记录,当时的人口普查首次涵盖少数族群。在此之前,人口普查是以区域性来划分的:原基督教徒(包括马来半岛的葡萄牙-欧亚人、克里斯坦人(kristang)),英印人(包括英国-印度人、葡萄牙-印度人、锡兰人、荷兰人和葡萄牙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8]

由此可见何谓欧亚人的定义相当广泛,新加坡欧亚人协会的章程和刊物才是最正式的来源。

由于时代与文化的差异,婚姻关系原基督教徒英印人都不能以当今的标准来解读。就以婚姻关系原基督教徒来说,当时本地有许多天主教徒和回教徒,但不是每个教徒都奉行婚姻制度。至于英印人,它的涵盖面太广,变得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学术界人士都不采用。

回答何谓欧亚人这样的问题并不容易,最多只能以具有争议性的社群来解答。欧亚族在他们的祖先的土地上生活,竟然必须以争议性的社群相称,原因有三:

1)欧亚人并没有单一的定义,也没有人能够指出欧亚人大致上是长得什么样子的。观察一个人的外表与行为表现最多只能作出肤浅的定论,却无法表达这个族群深厚的文化内涵。

2)虽然新加坡将欧亚族列为四大种族之一,有些政府机构还是对欧亚族茫然无知,使到不论是公共场合或私人领域,人们对欧亚社群都充满疑惑与争议。这些争议主要来自其他少数族群,或许他们出于自私的心态,又或许这些族群认为他们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利用欧亚族来作为谈判的筹码,要求政府以同理心来接受他们。

无可厚非的,过去负责欧亚人事务的杨荣文部长(如今是世俗的印度大学的校长)是一名深受爱戴的华族天主教徒,他跟欧亚社群关系密切;现在的负责人易华仁部长则是娶了华族女子为妻的印度人。内阁没有欧亚裔部长。实际上,内阁更需要欧亚裔代表。不过,内阁必须为全体新加坡人民谋福利,而不单只是少数族群。

3)自独立以来,欧亚人对国家作出超凡的贡献,甚至远远超越了17世纪的成就。现在,有些其他少数群体声势渐大,在教育、住屋与婚姻方面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越来越多。

自助、助人


1919年,新加坡欧亚人协会在政府支援下成立。人民行动党政府以欧亚人协会为模式,在1980年代成立了华社自助理事会、回教社会发展理事会、新加坡印度人发展协会。

欧亚人协会是新加坡第一个,也是硕果仅存的自助性的欧亚人组织。欧亚人协会是新加坡最古老,也是会员人数最少的自助组织,但对社会的贡献良多。

传统上,各族群都设立各自的组织来照顾自己人,例如华人的福建会馆与客家会馆,马来人的伊斯兰教学校。欧亚人协会不一样,它并不局限于自己的族群,大门永远为所有需要协助的新加坡人和外国人开放,任何需要接济的人士都可以提出申请,不会因为宗教、文化与国籍而被拒于门外。

Bryan Davenport担任新加坡欧亚人协会会长期间,曾经接受过专访。Davenport说,他跟前会长Timothy De Souza走在同一阵线,鼎力支持将欧亚人协会转型为公共性质机构(IPC),使协会获得政府一元对一元的筹款赞助

在新加坡板球俱乐部接受访问时,Davenport自豪地宣称,欧亚人协会秉持着一贯的民主精神,没有肤色的分野。他和家人来自锡兰和荷兰的小镇,但没有人干涉他参选会长[9]。 Davenport指出,过去的欧亚人多数从事书记、教师和公务员等职业,也有不少人在娱乐与传媒业谋生,成为出色的歌手、唱片骑师、广播员、电视演员等。

Davenport从我的姓氏中发现我原籍西西里,甚至语带双关,说早就知道我是一名教父a don)。的确,当时我在国大任教乃不争之实。

那些在公开场合或私底下批评Davenport的欧亚人都一致同意,Davenport格外慷慨大方。他是一名船业巨子,将大部分财富捐赠给欧亚社群和其他本地人,但并没有要求任何回报。

马口:欧亚人的集中营


多方资料记述了马口集中营的悲惨故事。马口是欧亚人唯一的集中营,有些人以为这个集中营设在柔佛,其实不然,它位于森美兰。森美兰的马口镇有个火车站,从丹戎百葛火车站搭上列车,约8小时15分后方可抵达这个小镇。集中营距离马口镇约4.2公里,集中营所在的小山区也叫马口[10]

有些评论家说,日本人将马口开发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农村,让欧亚人居住。实际上,马口是个临时搭建,安顿3400名欧亚人的荒芜之地。筱崎护这位日治时期的福利官员的原意是为了缓解新加坡粮食短缺的问题,决定将欧亚人徙置他处。日本人称马口为富士村[11],但欧亚人并不喜欢这个富士村。富士村一片荒凉,土地规划、开垦建设都必须从零开始。更糟糕的是,痢疾、疟疾等传染病很快的蔓延开来,掠夺了多条人命,成为欧亚人的死亡陷阱。

有些新加坡的历史学家写道,欧亚人选择举家搬迁至马口,这个说法也是不正确的。没有人愿意去集中营。实际上,日本人不需要像纳粹军对付数百万犹太人那样来对待欧亚人,可是,欧亚人偏偏被当成犹太人般看待。虽然欧亚人尽量避免到马口这个荒山野岭,但就如犹太人一样,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被逼走到马口。他们当中只有少数人乘车,至少50人在艰苦的长途跋涉中死去[12]。人们都认为犹太人的命运是悲惨的,却错误地以为欧亚人的日子好过多了,实际上马口集中营根本不适宜居住,整个徙置计划惨淡收场。

到了1945年,至少2400名欧亚人被逼乘火车,然后走路到马口,许多老人和体弱人士在途中逝世。有些走得慢,取笑日本人或边走边聊天的,都受尽日本秘密警察的折磨[13]。这是因为跟日军的言语不通,使到日军不相信外国人。对一些欧亚人来说,日军走路的姿势和语言都很滑稽,使他们忍俊不禁[14]

前往马口途中死去的欧亚人跟日战期间罹难的许多人士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数以千计的华人和白人士兵死在桂河桥上,还有许多澳洲军、英军、纽西兰军和少数美军在樟宜监狱中不幸往生。约100名加入新加坡志愿军团(D连)的欧亚人,据说不是饱受日军折磨就是被枪杀[15]

关于在马来亚抗日的联军,殖民地的记录专注于来自英国、印度和其他欧洲地区的军人,却忽略了参军的欧亚人。1943-1944年间,这些欧亚军人的家属被逼放弃新加坡的一切,走到马口镇,再续程到马口集中营。那些居住在加东或市区的欧亚人则比较幸运,避开了前往马口的厄运。

被派到马口的主教葬身何处仍然是个谜。有些人相信主教的遗体已经被运回新加坡安葬,但我找不到他的墓地。马六甲坟场、蔡厝港基督教坟场、消失的比达达利坟场都完善地保存着欧亚往生者的记录,但没有主教的名字。

福康宁山的城墙边有一列欧亚人墓碑,他们都是英国人的后代。埋葬在马六甲圣保罗教堂的墓碑下的先民则带着荷兰人血统。从日军在吉兰丹登陆那一刻起,英军便尝试炸毁马来亚的所有设施,包括著名的传教士圣芳济的坟墓。虽然如此,这些废墟还是有迹可寻。二战期间的欧亚人多数是天主教徒,但令人深感意外的,马口找不到一点宗教建筑或医疗设施的蛛丝马迹。

日治时期,有一位备受尊崇的俘虏 Charles Paglar医生,一名70多岁的欧亚人分享了Paglar的趣事。Paglar是个出了名的大胖子,战前他为穷人施医赠药,提供免费食物。有人猜测Paglar暗地里勾结日本秘密警察,受到特别的待遇,日本人给他食物、住宿甚至香蕉钞[16]。当其他欧亚人饿得瘦骨嶙峋的时候,他还像过去那样珠圆肉嫩。后来医学证明,一个人长得有多丰满主要来自遗传基因而不是食物。

很多人相信Paglar跟日本人合作,通过他的专业来获取许多利益。李光耀也坦诚跟日本人合作过,日治期间窃听电台广播,但并没有被治罪。战争期间,不论是马来人、印度人、欧亚人或是欧洲人,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必须为了生存而自卫,不值得大惊小怪。

战后的欧亚人


战后欧亚人离开新加坡这个说法也是不恰当的。没人知道这些人什么时候离开,为何选择离开。实际上,许多欧亚人陆续回来,见证了新加坡发展的奇迹。其他人则选择融入澳洲、美国和加拿大的白人圈子中,失去他们的民族与文化认同,情形就跟改信其他宗教的欧亚族人一样。

战后的新加坡,欧亚人在建国历程上扮演过不同的角色。许多欧亚人是民主派人士与资本家,也有一些欧亚人是社会主义者或崇尚共产主义,在冷藏行动中被警察逮捕。

1951106日,英国驻马来亚高级专员葛尼爵士(Sir Henry Gurney)被枪手暗杀,有一些欧亚人相信欧亚族的马共党员干的。当时,葛尼乘着劳斯莱斯前往福隆港,遭到两组马共游击队的伏击。葛尼被甩到山沟前已经死亡。

两名欧亚老人在维多利亚街的圣约瑟教堂接受研究员黎先生和孙女士的访问时,都提出相同的说法,但是我找不到佐证。

战前,新加坡有一些身世显赫的欧亚家族如TessensohnDe SouzaDeskerTheseiraCorneliusRappa[17]。英国人回来之前,他们的财产不是被炸弹销毁,就是被日军和贫困的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洗劫一空[18]。最富裕的欧洲人、欧亚人、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在战争期间损失最惨重。

身世显赫的欧亚家族


本地欧亚人的记录跟伦敦的文件落差很大,也跟葡萄牙和法国的天主教堂的记录不符。因此,只能概括性地说,战前本地有约1万至2万名欧亚人,战后只剩下约68千人。De SouzaDeskerTheseiraCornelius家族继续留在新加坡,并且通过合法的途径累积了财富。

在接下来的2025年间,许多分散到东南亚各地的欧亚人回流,本地欧亚族人口增至约5万人。至于印度尼西亚,荷兰人想过将2030万名滞留在当地的欧亚人遣送至巴布亚新几内亚,计划因苏卡诺领导印尼独立而告终。到了苏哈多掌权时,许多欧亚人已经移民到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加拿大、荷兰与其他欧洲国家,少数人改信回教,留在印尼。

前英国殖民地有许多英国和葡萄牙的路名,继续在纽西兰、澳洲、加拿大、非洲、拉丁美洲、太平洋地区和东南亚的共和联邦国家炫耀着殖民地主子的辉煌。新加坡有些道路则以欧亚人命名,这些名人都是显赫的企业家与大慈善家,如Desker RoadDe Souza AvenueTessensohn Avenue Rappa Terrace等。新加坡还有许多其他以欧亚人命名的街道,如Aroozoo AvenueBarker RoadZehnder Road[19]

关于Rappa Terrace的由来:“ Rappa TerraceGeorge Rappa Jr命名,上世纪90年代仍然存在,位于实龙岗路的维拉马卡卡拉曼印度庙旁( Sri Veeramakaliamman Temple)。George Rappa Jr是一名欧亚人1859年成为菲力·罗敏申的商业伙伴。后来,菲力·罗敏申在莱佛士坊创建罗敏申百货公司。2002年, 政府在Rappa Terrace地段兴建新组屋”[20]

德斯加路(Desker road 以荷兰欧亚人Andre Filipe Desker命名。Desker是一名卖羊肉的屠夫,1840年左右发迹,乐善好施。Desker的曾孙Barry Desker获得新加坡大学历史系的第一级荣誉学位。Barry Desker欧亚人协会的受托人,曾经出任驻印尼大使。他是1960年代首批总统奖学金得奖人。

1970年代初,约3万名新加坡欧亚人移民到澳洲、加拿大、美国和印度。李光耀曾影射他们为过客。虽然如此,李光耀还是平等对待欧亚人的。1972年,他甚至鼓励巴克将新加坡康乐俱乐部开放给所有新加坡人。巴克是新加坡第一任律政部长。

当初,欧亚人选择离开新加坡是担心人民行动党上台后,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地位会随之消失。有些欧亚人甚至担心人民行动党会变成共产党。在林清祥与方水双的年代,至少13名人民行动党党员在李绍祖的领导下,加入社会主义阵线。巴克、贝恩和其他显赫的欧亚族领袖则加入李光耀的阵营。

李光耀在剑桥大学念书时获得一些人的照料,其中一人就是他的学长巴克。他们在剑桥结交,巴克信任李光耀,没有理由拒绝李光耀的要求。

1980年代,我曾经采访过巴克。对于将康乐俱乐部开放给非欧亚族群,巴克表示没有丝毫的遗憾。他分享了为什么康乐俱乐部的酒廊以本地人Johnny命名,而且这是绝无仅有,在新加坡找不到第二家。巴克以严肃的口吻说,他教导他的孩子们,没有任何一个族群比新加坡人更重要。他是相信新加坡人的新加坡的先锋。如果人民行动党阅读他的著作的话,2011年的全国大选结果就会不一样。

(欧亚人协会2014-2016年度管理委员。图片来源:《源》)

欧亚人的建国一代


比起许多新加坡人和完全没有付出的一群人,欧亚人的贡献良多。欧亚人并不是等到1965年才为国效力,早在19世纪末他们已经为人民谋福利。欧亚族的公务员协助英国人建立殖民地机制,担任书记、管工、律师、会计师、经理等职务。George Rappa Jr的亲属受委为殖民地秘书,监督实龙岗路的建设[21]George Bogaars出任新加坡公务员首长,对日后公务员制度的发展举足轻重。

1965年后,许多显赫的欧亚人继续为建国出力,有些目前还在欧亚人协会的管理层或理事会服务。可惜的是,欧亚人的杰出贡献正在逐渐消失中。英国管制时期,欧亚人这个小社群富有影响力,现在则是无能为力。

Barry Desker是一名出色的大使,他跟新加坡巡回大使许通美公开辩论亚细安的立场与定位时,羽翼被拔掉了。Barry Desker出任驻印尼大使时,曾经协助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回教国家建立管理机制。Barry Desker精通马来语和印尼语,收集了一些爪哇的古董,对爪哇文化有深刻的认识。在印尼的日子,他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累积了印尼武装部队的关键性知识。

Barry Desker的叔伯在实龙岗路拥有产业,一些身世显赫的欧亚人如TessensohnDe SouzaBlakeOliveiro家族则居住在海格路(Haig Road)的欧亚人村。有句老话说在那儿随意抛一颗小石子,都可以击中De Souza的屋子

De Souza家族的后人Tim De Souza是新加坡空军部队的一名上校,他是第一位接受英国皇家空军黑骑士战机训练的本地人。Boris Theseira是本地许多企业的主席,也是欧亚人协会的前任秘书长。他是个民主派人士,也是出了名的大声公,一向来直言不讳,积极协助社群,就像其他显赫的家族一样。

并非全部欧亚人都像林宝音的小说那样,喜欢群体生活。我们经常看到熟口熟脸的义工和基层人员,这主要是因为本地的欧亚族群人数不多。欧亚裔先驱人物如巴克不仅是一名出色的律师,他也是杰出的运动员和女皇奖学金得主,并出任新加坡第一位律政部长。在新加坡的公共服务领域里还有许多出色的欧亚人,前新加坡首席大法官的太太便是新加坡第一位欧亚裔律师。巴克的女儿也是律师。Edwin Tessensohn1915年出任英国市政会专员和立法议会委员。Braga Blake 的父亲是新加坡独立前的立法议会委员。1955年至1963年, George Oehlers爵士出任立法议会议长。巴克接过棒子,成为第一任新加坡国会议长。

薛尔思教授是最著名的欧亚先贤,他在国际上享有杰出的医学地位,是少数在世界上拥有薛尔思产科技术的新加坡医生。1971年,薛尔思出任新加坡第一位欧亚裔总统,10年后在任期间往生。薛尔思是李光耀之前,唯一享有国葬和21响礼炮的杰出领袖。

(薛尔思。图片来源:总统府

欧亚人-他们的强项是什么?


欧亚人必须对这个有多元文化,丰富历史内涵的东南亚国家感到自豪。17世纪以来,欧亚人从葡萄牙人抵达马六甲那一刻开始逐步发展,发挥过深厚的影响力,在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领域都表现卓越,见证了葡萄牙、荷兰与大英帝国的盛衰[22]

新加坡的欧亚人的贡献超越了人口比例,栽培出多名女皇与总统奖学金得主。欧亚人跟其他族群一样,完全有在新加坡扎根的权利。一向来少数族群都有存在的风险,新马的欧亚族人口比不上印度人、马来人和华人,有人相信欧亚族群将会像犹太人那样逐渐消失,或者像亚美尼亚人那样已经消失。

虽然欧亚人长得很好看,本地人对欧亚裔的称谓却有许多贬义的成分:福建人叫欧亚人为杂种(混血儿),马来人称他们为虾米,印度人称他们为白色的孟加里拿撒勒人基督异教徒”[23]。不过这些都只是外人的看法,重要的是欧亚人必须在本地培育特种欧亚人technical Eurasians[24]来传承,所谓的特种欧亚人指的是亚裔和欧裔的后代。

欧亚人在政府机构担任过最高的职位,栽培出三名出色的武装部队将领与一名警察总监。欧亚人必须保留他们的文化认同与历史,维持足够的人数,才能够传承短小精悍的特性,继续作出卓越的贡献。

注(2017年4月10日):根据Straits Times Apr 10, 2017的报道,新加坡战前有8000名欧亚裔,如今有约15000人。

参考资料:

[1]    本文所采用的是类似Myrna Blake的创作格式:Myrna BlakeKampong Eurasians in Singapore” (1973)Myrna Braga-BlakeAnn Ebert-Oehlers (eds.) Eurasians of Singapore: Memories and Hopes” (1992)

[2]        Rappa, 2013

[3]        Rappa 2001; 2006; 2013

[4]        Anne McClintock (1986)R. Guha,以及下属学对于英国人的阶级统治都有全面的研究

[5]        McClintock与其他学者的说法

[6]        Braga-Blake的定义

[7]        Barry P. Pereira的定义

[8]        Eurasian Association, Singapore, 2015

[9]        Rappa, interview with Bryan Davenport (transcription by Jack Lai Kuo Yen, NUS), 1998/9 (Singapore Cricket Club).

[10]      关于马口集中营,可以参阅C.M. TurnbullShinozaki Mamoru Arkib Negara,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国家档案局所收录的一些民间记载。Rappa, fieldwork notes, 1987 (Penang), 1990-1992 (Malacca);  Rappa, fieldwork, 1999-2007 (NUS research scheme).

[11]      根据 Kwok Kian Woon coffee table book 网络资料。

[12]      Rappa, 同上。

[13]      Interview with Kathleen Klyne, “World War II and how Eurasians survived in my family” Rappa, 1983.

[14]      Rappa (1983), 同上。

[15]      Interview with Barry Peter Pereira, 2000. He was writing his book on the Eurasians in the Singapore Volunteer Force (SVF).

[16]      Rappa (1999-2007), 同上。

[17]     这些曾经家世显赫的欧亚家族包括Tessensohn, Blake, De Souza, Pereira, Klyne, Cornelius, Desker, Eredia, Farrao, Texeira, Rappa, Bachelor, Oliveiro, Barker, Bogaars, Baker, Richards

[18]      详情可参阅李光耀对日治时期的相关叙述

[19]      其他以欧亚人命名的道路,可参阅http://remembersingapore.org/2014/01/09/pioneer-names-insingapore-
streets/

[20]      Natasha Tan, 2014

[21]      Arkib Negara, Malaysia

[22]      Rappa 2000; 2002; 2006; 2013; 2015

[23]      Rappa 1999; Fernandis 2000; Rappa 2013

[24]      De Souza, 2015

相关链接

Tuesday, March 28, 2017

团圆饭 (文章转载)

作者:黄子曦
前《源》杂志编辑/记者
《团圆饭》获得:第六届马新星云文学奖公开微型小说优秀奖

厨房里传来锅碗瓢盆的碰撞声,儿子从早上到现在都窝在厨房里未出来过。“你在搞什么啊?”“再一下就好啦,爹地!”顺孝懒得理会。看着窗外的雨,他开始怀念起家乡的晴朗了。虽然热得汗流浃背,但总比这种阴冷潮湿的天气好。

闷热的厨房里传来剁菜声,利落有序,紧接着是一阵阵铿锵的爆炒声,不一会儿香味四溢,温暖了这栋了无生气的房子。

那老父亲虽年事已高,但煮起儿子顺孝最爱的酱油焖鸡可一点不输当年的架势。他想起儿子年幼时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微笑。老母亲则是紧盯着时钟,恨不得将它拨快,手里掐着手机,深怕错过儿子的任何一通电话。自从上个月儿子答应回家吃团圆饭后,老母亲就与这手机形影不离,仿佛儿子就住在里面,抑或她不敢相信儿子终于愿意回乡过年,尝一口他最喜爱的酱油焖鸡。

在地球的另一边,顺孝看着手机发呆,依然不解自己为何答应回家吃团圆饭。近乡情怯啊,都离家那么多年了,干嘛要回去啊?可对家里两老还是有牵挂啊!牵挂?当初是谁发誓再也不回去?那……我想念那里的天气啊。少来了,江顺孝!

坐在电脑前,手机握在手里,顺孝纠结着。他能在弹指间订好回乡机票,用温暖的料理驱赶乡愁,甚至……开口请求父母原谅他当年的莽撞。但内心的矛盾拉扯着他,最后僵持了一个月,始终没动手。

外头依旧阴雨绵绵,荧光幕上的街景却是艳阳高照。家乡的气候就是如此赤裸而猛烈,犹如他当年的脾气一样。

顺孝厌恶拖拖拉拉的悲情戏码,尤其打着“都是为了你好”的名堂。

“阿孝,这都是为了你好啊!”

“妈,这么久以来妳忍气吞声,留在这个没有希望的家里,伺候那个没有用的丈夫,妳见我们有谁‘好’过吗?”

顺孝隔着玻璃凝视窗外的雨景。雾气偶被划过的水痕拨开,瞥见清冷的街道上,孤身路人拖着行李走过。就像当年的他,只身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发誓永远不回头。

“妳不走是吗?我自己走!”离家前他撂下了这句话。他的身后是红了眼的双亲,一个是哭红了眼,另一个是喝酒喝红了眼,步履踉跄,说着喃喃醉话。他则是昂首阔步,迫不及待地拥抱海阔天空,将屋里的惆怅和落寞通通抛诸脑后。

恍惚之中,老母亲看见老父亲正忙着张罗团圆饭,虽然步履蹒跚,大汗淋漓,但他仍忙得不亦乐乎。只不过这味道怎么闻起来不太对劲?她倏地从沙发上惊醒过来,冲进厨房,只见一锅酱油焖鸡烧干了,焦味弥漫。“唉,老头子你怎么搞的?”她转过头去,发现老父亲躺在躺椅上。“喂,我在跟你说话!”老母亲使劲地拍着他,可毫无反应。她不安地凑近一看,心跳立刻漏了半拍。老父亲斜躺在那儿,鼻息已灭,但嘴角仍挂着微笑,双眸盯着那锅酱油焖鸡,终究没合上。

挂了母亲的电话后,顺孝瘫坐在沙发椅上,久久无法回神。眼前的荧光幕上是密密麻麻的航班时间。来不及了,父亲已早一步离开。他的心宛如缺了个口,空虚颤抖。

对家的思念霎时间汹涌而至,顺孝下意识打开网络街景服务,希望家乡的阳光洒进屋里,聊以慰藉。他随意拖曳着鼠标,浏览家乡明媚的景色。冷不防的,在那物是人非的街道上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人苍老不少,岁月在他的脸庞留下纹路,头发稀疏花白。他佝偻着背,踩着一辆锈迹斑斑的老铁马,手柄上挂满食材,最滑稽的是后座还载了一只生鸡。

老人冲着镜头傻笑,瞬间唤醒了顺孝的童年记忆。在脑海中,父亲的笑颜逐渐与老人的傻笑重叠,清晰而完美。刹那间,顺孝毫无防备地被巨大的愧疚和悲痛吞噬,抱着抽搐的肩,激动得不能自已。

涕泪交错间,厨房竟飘来烧焦味。顺孝一个健步奔到厨房,发现儿子正对着一只烤焦的鸡发愁。“对不起爹地,我本来想煮酱油焖鸡,但忘了买酱油只好做烤鸡,结果怎么知道……”顺孝把儿子搂进怀里,禁不住嚎啕大哭。他想说“没关系”,但口里吐出的,是声声的“对不起”。

房子一隅,荧光幕里的笑容被定了格。老父亲像是难掩团圆的喜悦,又像是开口在说:“快回来吃饭,我现在就煮你最爱的酱油焖鸡!”


(图片来源:《马·星洲日报》2016年11月27日)

Friday, March 24, 2017

甘榜格南的异族风情 Kampong Glam

原文刊登于《源》2016年第6期,总期124,新加坡宗乡会馆总会联合会出版

甘榜格南的地标


2016年8月27日,宗乡总会率领着八十人的团队,走了一趟甘榜格南徒步之旅。我负责组织由国家博物馆义务中文导览员组成的户外导览团队,跟旧雨新知分享了这个地区鲜为人知的异域风情,度过温馨的周末。导览员跟导游的性质不一样,导游是一份职业,导览员则是义务的。


甘榜格南曾经是一座“皇城”,也是东南亚各地回教徒前往麦加朝圣的启航点。从19世纪至20世纪80年代百多年的光景中,信徒们在这里留宿。等待着航往麦加的客船的当儿,他们也在这里进行商贸,赚取旅费。

金黄圆穹顶的苏丹回教堂矗立在桥北路,回教堂旁的马来传统文化馆同样以黄色的帝皇气势彰显这个地区的马来特色。苏丹回教堂最独一无二之处就是圆穹顶下黑色的酱油瓶底座。这些酱油瓶都是20世纪初重建回教堂的时候,信徒筹集经费所捐献的,情形就像上世纪50与60年代初,新加坡人通过一对一的方式筹募资金,兴建南洋大学与消失的国家剧场一样。

(苏丹回教堂最独一无二之处就是圆穹顶下黑色的酱油瓶底座。)

金黄色的回教堂在新马较为普遍,可能跟六百年前马六甲与中国明朝建交有一段深厚的渊源。《明史》和《马来纪年》都记载了马六甲开国君主拜里米苏拉跟明朝建交的经过。拜里米苏拉乃新加坡马来王朝的末代皇帝,擅自篡位后被印尼满者伯夷王朝追杀(另一个版本是被暹罗围剿),寡不敌众下辗转逃到马六甲。在明成祖赐碑封国下,马六甲摆脱了暹罗(泰国)的威胁,将马六甲发展成为一个军事与财富实力雄厚的大国。此后皇朝的习俗沿袭下来,马来王族跟中国皇帝一样,将黄色作为王族的颜色。

绿色则是回教(伊斯兰教)的传统颜色,马来人开斋节所使用的“红包套”也是绿色的。绿被视为“天授万物之正色”,妇女若是穿着无袖上衣或短裙,进入苏丹回教堂前必须套上绿色的外袍,以示尊重。

(妇女若是穿着无袖上衣或短裙,进入苏丹回教堂前必须套上绿色的外袍,以示尊重。)


纠结的皇城


苏丹回教堂的所在地原为新加坡近代史上苏丹胡先家族的土地。说起苏丹胡先,不能不提莱佛士。19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雇员莱佛士在东南亚寻找跟中国做生意的中途站,看上了荷兰势力还没涉足的新加坡。莱佛士将在柔佛王朝家族斗争中失势,流落到民丹岛生活的胡先遵奉为苏丹,并迎接他到新加坡来。1819年2月6日,莱佛士跟苏丹胡先天猛公(宰相)阿都拉曼签订“友好联盟条约”,以每年8,000西班牙元租下新加坡河岸附近地区(苏丹5,000元,天猛公3,000元),打下英国在东南亚殖民的基础。

三年后,莱佛士重回新加坡,委任Philip Jackson进行市区规划(Jackson Plan,Plan of the Town of Singapore),将新加坡河南岸(小坡)规划为欧洲人区,较偏远的甘榜格南地区则设立了阿拉伯甘榜(Arab Campong)、苏丹皇宫和武吉士甘榜(Bugis Campong)。马来传统文化馆就是当年的苏丹皇宫的所在地。两百年后的今天,新加坡市容伊稀可见当年的雏形。

(莱佛士的市区规划图,两百年后的今天伊稀可见当年的雏形。)

(马来传统文化馆就是当年的苏丹皇宫的所在地。)

1824年8月2日,新加坡第二任驻扎官哥罗福(John Crawfurd)跟苏丹签下新条约,正式 “全面收购”新加坡。哥罗福签下的那张“永久地契”,买下了新加坡本土与方圆十里的岛屿的拥有权,包括地处南中国海与新加坡海峡要塞的白礁。苏丹与天猛公则在新加坡本土分配到一些地段。

哥罗福跟苏丹胡先和天猛公阿都拉曼进行收购新加坡的谈判时,对贩卖奴隶与赔偿等问题发生多次争执。天猛公对从新加坡河口搬到花柏山下的徙置费感到不满,苏丹胡先则因欠下一大笔赌债,要求更多赔偿金来还债。哥罗福认为这两个马来领导人都没有“实用价值”,希望他们可以尽早离开新加坡,因此条约阐明如果他们选择永久性离开,还可得到一笔优厚的补偿(苏丹20,000元,天猛公15,000元)。不过他们似乎都有先见之明,坚决保留新加坡的部分土地。

哥罗福在签约后的一个月内解放了苏丹皇宫内二十多名女奴,无疑是人权上的一大成就。虽然胡先提出强烈抗议,哥罗福也不是省油的灯,坚持在英国人管理的地方,不许有奴隶交易,违者一律处罚。一个月后,哥罗福在通往武吉士甘榜的路上,故意绕道撞倒胡先皇宫的围墙,但还是逼不走胡先。这些轶事都记载在另一部重要的马来文献《Hikayat Abdullah》(阿都拉传)。

英国人并不喜欢胡先和他的家族,夺得新加坡后索性吃碗面反碗底,千方百计要废了他。胡先在马六甲养病去世,英国人表示“他(胡先)死后,对继承问题没有采取任何步骤”,也就是苏丹已经没有利用的价值,英国东印度公司干脆利用这个机会,让苏丹职位永远消失,以加强国际法眼中殖民地的合法地位。不过这段“英胡恩仇录”并没有就此了结,多年以后,胡先的后人继续跟英国人打官司,法庭裁决甘榜格南的土地归英国人拥有。英国人甚至通过宪法(Sultan Hussain Ordinance (Cap. 382), 1904)落实此条例,但又藕断丝连地允许胡先的后代继续留在皇宫,并领取常年生活费。1999年,新加坡政府通过修宪斩情丝,让胡先的后人领取一笔现金后搬离皇宫,从此各走各路。

(Jalan Kubor看似荒废的马来坟场埋葬着胡先的后人,都以东姑的名衔保留着王族的身份。)

迈入21世纪后,苏丹皇宫重新发展,形成今日的格局。梧槽河畔(Jalan Kubor)看似荒废的马来坟场匿于繁忙的维多利亚街角,这里埋葬着的胡先的后人,都以东姑的名衔保留着王族的身份。虽然政府已经征用了这块坟地,但看来并不急于“清场”。


华人村落


苏丹皇宫前保留着一棵格南树(白千层),格南树干坚固耐用,是造船的良材。格南也指一支在船上生活的海人(Orang Gelam),后来迁居到布拉尼岛(Pulau Brani),逐渐跟马来人同化。

苏丹皇宫前的闸门叫Sultan Gate(苏丹门),华人的叫法则更为传神了,既然北京有王府井,苏丹门口就干脆叫“王府口”。王府口还有个俗名叫打铁街,客家人在这里生起洪炉火来打制铜铁器皿。打铁街前横贯的公路叫彭亨街,也许叫胡先的胸口一辈子的痛。当年胡先就是因为到彭亨迎亲的时候,父亲突然去世了,结果被弟弟继承了皇位。

(林子平画笔下的打铁街。摄于新加坡国家美术馆。)

彭亨街的俗名为打石街,顾名思义,坟场的石碑就是在这里生产的。这个行业由潮州人和福建人垄断,石块来自万里和乌敏岛的矿场。

有华人居住的地方就有华校,座落在阿里哇街(Aliwal Street)的崇正学校和崇本女校都是福建人创建的小学,第一任新加坡民选总统王鼎昌和慈善家李光前都是崇正学校的校友,播音人安娜则是崇本女校的毕业生。在时代潮流下,民办学校都抵不过关闭的厄运,1980年代初崇正交给政府管理,崇本则成为另一所消失的华校。

(座落在阿里哇街(Aliwal Street)的崇正学校和崇本女校都是福建人创建的小学)


集水而居的村落


在莱佛士的规划图上,甘榜梧槽,也就是现在的哥罗福组屋区(以第二任驻扎官John Crawfurd 命名),原为武吉士人的村落,可见开埠的年代,武吉士人已经形成一个相当人口的族群,在梧槽河上做交易。武吉士人早在十七世纪中便走出苏拉威西(Sulawesi),到爪哇进行贸易。荷兰东印度公司对香料群岛虎视眈眈,切断武吉士人的财路,逼使他们渐行渐远,到廖内、马来亚和新加坡设立贸易基地。

来自马来群岛的族群越来越多,爪哇、巴韦安、马六甲、米兰加保等人都在附近安家,1836年的地图显示武吉士人已经搬迁到更远的梧槽河与加冷河交汇的盆地。不过,武吉士人并非加冷河上最早的“原住民”。早在19世纪初,加冷海人(Orang Kallang)已经在加冷河定居,哥罗福买下新加坡后,许多加冷人迁徙到柔佛。不幸的,致命的天花疫情传染开来,整族人都死去了。当时有些加冷人继续居住在加冷河口(Kallang Rokok),后来因兴建加冷机场而分散到各地。


甘榜梧槽


甘榜梧槽有美芝路(Beach Road)、松巴瓦路(Sumbawa Road)、 巨港路(Palembang Road)、爪哇路(Java Road)、关丹路(Jalan Kuantan)、北根路(Jalan Pekan)、民多路(Minto Road)。顾名思义,Beach Road是条海滨公路,黄金大厦和圣约翰救伤队总部都建立在原来的海床上。松巴瓦、巨港和爪哇都是印尼的城市,可见新加坡的马来族群的移民史跟印尼人息息相关。关丹和北根乃彭亨的首府和昔日皇城,反映了胡先家族跟彭亨皇族的渊源。民多是一名苏格兰人,1807至1813年间受委为印度总督。民多出任总督期间新加坡归柔佛王朝管辖,看来英国殖民地政府不放心将甘榜梧槽交给彭亨和印尼人,安排了民多来坐镇。

(意大利有比萨斜塔,新加坡则有“花蒂玛斜塔”。)

1970年代,甘榜梧槽发展为二十多座组屋的哥罗福组屋区和商场,美芝路熟食中心吸引了许多老饕,马来甘榜的气息已经荡然无存,唯一的相关建筑物花蒂玛回教堂(Masjid Hajjah Fatimah)保留了昔日的蛛丝马迹。来自马六甲的花蒂玛( Hajjah Fatimah)跟武吉士的王子结婚,继承了早逝的丈夫的遗产。她拥有多艘船艇,除了跟印尼进行商贸外,也载着信徒到麦加朝圣。花蒂玛有个哈雅“Hajjah”的衔头,表示已经到麦加朝圣过了。花蒂玛的住家两度被抢,性命则无恙,为了感恩于真主阿拉的保佑,捐钱献地兴建了回教堂。

意大利有比萨斜塔,新加坡则有“花蒂玛斜塔”。花蒂玛回教堂建在沙地上,地基不够结实,基督教堂式的尖塔跟比萨斜塔一样一年年地倾斜,抢救后总算稳固下来。


3A中的Alsagoff和Aljunied


回教族群就像华人一样,除了建立寺庙,为信徒提供心灵慰藉外,也兴建类似宗乡会馆的棚屋(pontok)和学校来照顾族人。设立在甘榜格南的棚屋有巴韦安人的,马六甲人的,也有爪哇人的。这些棚屋由富裕的商贾出钱兴建,让新客有个落脚之处。爪哇人的棚屋设在王府口,跟马来皇宫结为近邻。居住在棚屋的爪哇居民多数是美食高手,在附近海口路(如今的美芝路邵氏大厦)后面的巴士总站摆路边摊,售卖沙爹、卤面(mee rubus)、炒面(mee siam)等传统美食。

20世纪初,祖籍阿拉伯的富商欧善高(Syed Mohamed bin Ahmed Alsagoff )在惹兰苏丹路(Jalan Sultan)设立了新加坡第一所男女混合回教学校(Alsagoff Arab School),随着女生人数日增,1970年代转为纯女校。学校的创建人欧善高的外婆就是花蒂玛。

(新加坡第一所男女混合回教学校Alsagoff Arab School。)

欧善高除了扩展家族的船运业务外,也在芽笼士乃(Geylang Serai)和柔佛置产,收入用来资助学校、回教堂和远在阿拉伯家乡的贫困人士。

另一名富商阿裕尼(Syed Omar bin Ali Aljunied)在莱佛士的邀请下从巨港来到新加坡创业,他可能是殖民地时代第一位涉足新加坡的阿拉伯人。阿裕尼家族在阿拉伯街(Arab Street)开了两家商店,一间售卖马来女士传统服装、娘惹装和峇迪,另一间以售卖阿拉伯的沉香纯香精油为主,皇室贵族和普罗百姓都是他们的常客。

民间将欧善高、阿裕尼 和另一名富商 Alkaff (阿卡夫)合称3A,一方面羡慕他们的财富,另一方面褒扬这些原自阿拉伯的家族对新加坡的贡献。


中东文化


位于两家阿裕尼的商店之间的是伊朗人的特色小店,由年轻的Ari负责打理。Ari自小随着父亲来到新加坡,但波斯风情环绕眉梢,介绍伊朗艺术时就像口齿伶俐,故事讲足一千零一夜的桑鲁卓姑娘。Ari的小店除了有阿里巴巴飞毯和阿拉丁神灯之外,最特殊的是铜雕艺术,通过上釉的功夫,使到铜雕艺术品与中国的外销瓷几可乱真。

(Ari的小店除了有阿里巴巴飞毯和阿拉丁神灯之外,最特殊的是铜雕艺术。)

代表中东文化的还有“苏菲”(sufi)、玫瑰和郁金香,甘榜格南与阿拉伯街交界处就有家苏菲餐馆(Sufi’s corner Turkish café)。回教跟其他宗教一样有不同的分支,苏菲是其中一个门派,经过千年的传播,信徒遍布全世界,伊朗、土耳其等地有许多追随者。土耳其盛行的旋转舞可能跟苏菲文化息息相关,因为“旋转”是苏菲行者重要的修练方式,他们相信修行一段日子后,可以通过不停地旋转而达到功德圆满的境界。

(甘榜格南与阿拉伯街交界处有家苏菲餐馆Sufi’s corner Turkish café。)

甘榜格南也有以玫瑰和郁金香为标志的建筑物,足以让大家寻幽探秘。玫瑰是是苏菲文化的象征,郁金香则是土耳其和伊朗的国花。对伊朗人而言,玫瑰象征着美丽人生与爱情,捍卫宗教理想而殉道的勇士的血液则滋润了郁金香。

这栋建筑物(MakDonor)跟麦当劳是否异曲同工?

甘榜格南也有以玫瑰和郁金香为标志的建筑物,足以让大家寻幽探秘。

当玫瑰花处处开,郁金香处处在的当儿,或许也是我们改变“马来人”这个笼统的概念的时候。甘榜格南并非一般人理解中的马来社区,它的居民除了来自马来群岛与阿拉伯地区外,也有在此地谋生的华人,大家在各自的文化语言的熏陶下一起过着和谐的生活,让日子随风飘散着馨香。

主要参考资料

1. “Kampong Glam, A heritage trail”,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October 2012

2. Abdullah Bin Abdul Kadir, A.H. Hill, “The Hikayat Abdullah, The Autobiography of Abdullah bin Kadir (1797-1854)”,ISBN 0195826264,OUP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