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延伸.....(一）萍芳

小时候每隔三两个月，父亲总会提笔写信，同时汇款回中国的家乡。信是写给一个署名萍芳的女人。在邻居家听丽的呼声的侦探故事听多了，我开始猜测萍芳与父亲之间有什么暧昧关系，又或者萍芳是我的同父异母的姐妹，吃文革大锅饭，需要金钱上的接济。

后来父亲叫我称萍芳为姑妈，再从一堆照片中找到萍芳和我的表哥（兆江）、表姐们（志明，婉明）的照片。我还是将信将疑，怎么家庭照没有一个男人呢？不过这种话不好讲，以当年父亲的牛脾气，不被骂个臭头才怪！

1980年代中期，中国对外开放，酿起一股寻根热潮。下意识中，我也很希望看看“故乡”，知道什么是“广东省江门市鹤山县沙平镇升平墟维敦乡”，因为每回帮父亲写信封，地址都是这么写的。

1993年秋天。广东鹤山沙平。

我和萍芳喜相逢，见了平生第一面。萍芳重复着父亲说过许多次的故事，不过我一点倦意也没有。

1949，距今60载，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跨越了两个世纪。当年风云变色，时势造就了中国当代历史的分水岭。抗日战争后，国共内战，蒋介石的军队节节败退，到了沿海港口，退无可退，只能跨海，卧薪尝胆，准备有朝一日反攻大陆。最终，共产党解放全中国，国民党则退守台湾，部分军队驻扎在金门。狭窄的台海，分割了数千年血缘。

当时萍芳决定留守家乡，反正共产不共产，日子还是一样过。国麟（父亲的堂兄)一家子跟着国民军，辗转逃到台北；昆麟和炽麟（父亲的堂兄和堂弟）跑到香港，在湾仔落户；父亲决定去到更远的南洋，在香港上船，经暹罗、马来亚，五天后在红灯码头外乘着接驳船，踏上陌生的新加坡。

萍芳略带无奈，44年前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一家子就这样各散东西。后来她结婚生了我的表哥和两个表姐。至于姑丈，她只是说在八十年代去世，轻描淡写地一语带过。一晃44年，后辈相逢，是迟来的缘分。

隔天，萍芳带我到乡下走一趟，维敦乡的小石屋与屋外的一池秋水就是父亲的童年。我只觉鼻子一阵酸。如果不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如果不是改朝换代，也许父辈家族还在维敦乡过着俭朴自在的生活。明天的未知数，使他们各奔前程，各自选择另一个未知的未来，在不同的落足点落地生根，开枝散叶。正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衫子桥）

（三十五平方米的土地，窝着父亲的童年）

在沙平小住数天后，临行前我邀请萍芳一家子到新加坡来，保证金等我可以代付，然后续程前往伦敦，投入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萍芳、志明和玉星（婉明的丈夫）从县级到市级到省级，不晓得花了多少人情费，半年后才获得出国签证。

1996秋天，他们终于踏足狮城，在我家住了一个星期。一方水土一方情，都市化的节奏，没有午后的小休，早出晚归的生活，各肤色各种族参杂的语言是两地最大的落差。他们最喜欢圣淘沙的音乐喷泉和周遭的夜色。我也被音乐喷泉和喷泉花园的独特风格迷住了。今天这片园地让贤给IR，反而少了人文气息。

回国后不久，萍芳归西了，表姐说她是安祥地告别人寰的，她是人群中一个平凡的妇女，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出生于某个年代，最后以微笑放下一生。有人说心愿未完成，人还会有搏斗的勇气，心愿达到后，就会安心地离开这个缤纷世界。至于过去的种种经历，无论是轻描淡写或是刻骨铭心，到了这一时这一刻，都已不重要了。

在森林和原野

苏杭园林是一幅水墨画，杭州还是中国十大宜居城市之首，除了山青水绿之外，千年来的文化素质与江南才子的风采都打造了苏杭。

那年在苏州，一位当地老师说苏州人是以金钱来换取生命，在平淡中制造生活品味；新加坡人则以生命来换取金钱，即使是旅行也是行色匆匆，还来不及认识一点风土民情就匆匆收拾行装，准备下一程了。换言之，新加坡人劳劳碌碌，眨眼间惊叹年华似水，还没睁开双眼好好地看一看枕边人，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

谈得兴起，我们打壶西湖龙井，在充满绿意的环境中度过浮生半日闲，倒也赏心悦目。驾车不一定要走快车道，偶尔放慢速度或者换个车程，不一样的风景或许会给人带来惊喜，别有所悟。

绿是大自然的颜色，在人类心理学上，起着冷静和谐的调息作用。近日来在哥本哈根的国际环保会议上，终于以尊重地球为前提，取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基本共识。

二氧化碳是大气中的主要污染物资之一。通常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约为0.03%。如果含量超过0.05%，人就会感到郁闷，头晕；达到4%时就会出现心悸、呕吐等症状；达到20%时人就会死亡。

森林是消除二氧化碳，保持氧气来源的重要环节。每公顷草坪每天能吸收900kg二氧化碳，生产600kg氧气。每公顷阔叶林每天能吸收1000kg二氧化碳，释放730kg氧气。相比之下，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0.75kg氧气，排放出0.9kg二氧化碳。每公顷阔叶林能养活一千个成年人。

在污染的环境中，空气中散布着约37种杆菌、26种球菌、20多种丝状菌和7种芽生菌以及各种病毒。在百货公司、电影院等公共场所每立方米空气中含菌量可达到49700个，在人少树多的山区，每立方米空气中细菌的含量只有1046个，相差47倍多。在一般情况下，每立方米空气的含菌量，城市要比绿化区大7倍多。这间接解释了为何这些年来的流感特强，最好是别中标，否则打个喷嚏也可能是大事！

1819年新加坡开阜，82%的土地属于热带原始雨林的腹地，两百年城市化大工程后，如今新加坡只剩下5%的次生林。不过别小看这5%的森林地带，它是自然界的绿色走廊，除了平衡生态之外，也给我们提供购物商场以外调节身心的另一类选择。

最近放下屠刀，走入次生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站在树顶好好地看树，原来新加坡的树是那么婀娜多姿，富有层次感。只惜华文水平江河日落，没有昔日诗人墨客的文采，为它们写下流芳百世的动人诗篇，只好退而求其次，以个人的审美角度来捕捉凝留的林间。

路线（全程约九公里）：玛朗小径（Marang Trail），花柏山公园小径（Faber Trail），亨德申波浪桥（Henderson Waves），直落布兰雅山（ Telok Blangah Hill Park），山峰小径（Hilltop Walk），丛林小径 (Forest Walk) ，亚历山大拱桥 (Alexandra Arch) ，园林径 （Flora Walk），天篷走道 (Canopy Walk) 。

西贡之春

西贡原是南越的首府。1976年，北越统一全国后，为纪念越南共产党的主要创立者胡志明，将西贡改名为“胡志明市”。 胡志明市是今日越南的首都，欣欣向荣。

香港也有个西贡，位于新界东部的西贡半岛，面向西贡海，有香港后花园的美喻。早在14世纪已经有渔民在西贡居住，渔民经常在此聚集，因而逐渐发展成一个海鲜胜地。

香港的“西贡”一名，据说在明初才出现。从明成祖永乐三年至宣宗宣德八年，明朝曾派遣郑和七下西洋。在这七次下西洋后，不少东西亚、中东沿海、东非等国家也向明国进行朝贡或贸易。当时，西贡便是西来朝贡船只停泊的一个港口。久而久之，这里就被称为“西贡”，有“西方来贡”的意思。

新加坡也有个叫西贡的地方。多了流莺，西贡也给人制造多几分联想，以为是在芽笼、如切、或是安祥山等地。新加坡的西贡其实是西贡岛（Pulau Saigon）。更贴切地说，应该是新加坡曾经有个西贡岛，就在Mohammed Sultan Road附近新加坡河的南岸，衔接河的两岸的是西贡桥（Pulau Saigon Bridge)，也是步行桥（Foot Bridge)。不过新加坡的西贡，并没有“西方来贡”的考证。

1890年代的西贡岛

西贡桥俗称屠猪廊桥，因为桥边曾有个屠猪场。西贡桥早在1890年落成，当时岛上有西米磨坊，椰酒酿厂等。命名西贡岛，也许早在十九世纪越南和新加坡已有来往，在西贡岛上进行商业交易。

西贡岛还存在于1980年代的新加坡地图中，过后才与河的南岸合为一体。西贡岛曾经为新加坡建国贡献出一份不可抹煞的功绩。有河的地方就有生命，早年新加坡河是新加坡的经济命脉，驳运业一支独秀。当时企业家在新加坡河上游Pulau Saigon, Kim Seng Road 和 Robertson 等地点设立船坞，在狭窄的河床上进行造修驳船的工作。驳船有了便利的后勤支援，穿梭于短短的一段新加坡河水域，写下新加坡跻身亚洲四小龙的历史篇章。

1970年代。记得当年年纪小（中学生，其实是尴尬年龄），早上上学和两位就读于母校附近的南侨女中的女生同路，走过警察局和游泳池，皇家山麓国家剧场的红砖尖顶指向苍穹。Clemenceau Avenue 和River Valley Road十字路口交界处是我们“分手”的地方，她们往左沿着新加坡河北岸上学堂，我则往右走过登路兴都庙（Sri Thendayuthapani Temple) 就到校门口了。

每个星期六的周末统一测验后是大解放的时刻，和同学们在乒乓室挥霍青春，流了几小时的热汗后，也是两位女生课外活动结束的时候，我还会带着轻松的心情走到西贡桥畔，等她们一起步行到海山街明记打包糕点，再一块儿打道回府。

当时三小无猜，为的只是清晨上学的路上有个伴，分享校园生活的苦乐，周末下午带着一身汗酸味走上归途。

三十余年后的下文呢？中学毕业了，一个纯纯的年代也结束了。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