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th me, like me 榜鹅东

榜鹅东补选（Punggol East by-election），2013年1月26日晚，WP李丽连16038票（54.52%），PAP许宝琨医生12856票（43.71%），RP和SDA“林肯”（林目荃，Kenneth Jayaretnam）二人合共531票，邻家女孩气质的李丽连出人意外的以10.83%的多数票走入国会。在此恭喜李丽连当选，感激许宝琨医生愿意接受人民行动党空降的挑战，参与一场民主的奋斗，也感谢林肯为民主政治付出的勇气。

（榜鹅东补选四角战。2013）

补选成绩揭晓后，PAP张志贤副总理在记者会上强调补选效应，隔天国防部长黄永宏医生也坚持补选效应论，认为补选结果大起大落是常态。WP秘书长刘程强在记者会上表示10%的多数票是意外，他也谨慎地选择补选效应论，同时为热火朝天的支持者灭火，提醒大家WP没有能力组织替代政府，不要因为这民主进程的一小步而操之过急。1月28日由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 主办的新加坡透视论坛上（Singapore Perspectives conference ），WP主席林瑞莲再度强调新加坡必须避免对抗性的党派政治（Partisan Politics），强化刘程强在1月26日记者会上所说的WP处于问政阶段，必须给政府时间调整，并协助政府推行适当的政策。

跟GE2011相比，WP李丽连的得票率增加了13%。假设PAP与WP各有约40%的常规支持者，在那约20%的游离人士中，这回有13%倒戈相向，投工人党一票，应该不是可能被两党蓄意夸大的所谓的补选效应那么简单。当然，补选效应论对两个政党都铺下很好的下台的机会。

对PAP而言，最能够接受的解读是选民选代议士而非选政府，所以少了一层心理障碍，通过反对票来要求政府做得更多。对WP而言，补选效应论算是卖个人情给PAP，也化解了国人对WP在国会的表现以及制衡PAP政府的压力，是以退为进的做法。

如果PAP真的以补选效应来结束这场榜鹅东之争，对连输2012年后港与现在的榜鹅东两场补选的PAP而言未免过于自足，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说后港是WP根深蒂固的地盘，那么榜鹅东应该是PAP的游乐场，在对PAP明显有利的四角战而言，不应该流失太多的选票。从选票的分配，也可以看得出选民基本上是理性的，因此更合理的解读是对一般平民百姓而言，政府的政策存在着许多缺陷，影响了日常作息，PAP的曲高和寡与WP的民众语言在群体沟通上就已经存在着强烈的分歧，许宝琨医生的with me和李丽连的like me效应相比，李丽连的亲和力特强，如李丽连回顾两年前刘程强邀请她参与全国大选时所说的，与民众沟通是她的强项。

（PAP与WP在答谢选民时见面，互相打招呼，君子之战。Straits Times Jan 28, 2013）

回顾PAP治国五十余年，有功劳、有苦劳、有政治打压、也有过失，我们未必认同强势政治家如第一任总理李光耀先生的彪悍作风，但无可否认的，他们那一代政治家踏入政坛，未必明白何谓政治，主要是跟随着当时二战后世界各地反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浪潮，秉着一股共同的信念，争取新加坡脱离英国殖民地之路。他们上山下乡，在民众中出入自如，讲平民百姓都听得懂的话，接下来是制造就业与教育机会，改善人民的生活。

最难忘的是早期跟着李光耀跑江湖，1984年跟吴庆瑞等一班老臣子一同引退的曹煜英老先生。曹煜英在1959年代表人民行动党参选时，还必须向朋友借500元，再标了两个银会，有了钱维持家用，才辞去在英军木工部的职务，全情投入竞选。他强调议员必须凡事亲力亲为，体恤民生，唯有如此才能掌握社会脉搏，了解最正确的民意。当年的武吉知马选区并非如今的中上层住宅，他在武吉知马乡村走透透，门里是住家，门外是选区，一早起来，人龙已经排着队找他帮忙解决寝食难安的民生问题。当时议员津贴不多，但他不吝自掏腰包，给钱不够用的乡民的孩子买课本。

（李光耀与曹煜英走访武吉知马乡村。照片来源：人民行动党1954-1979）

曹煜英说：“议员必须多在自己选区跑动，看到需要改善的事项，主动和政府有关部门联系，不要等选民来投诉才写信。议员还必须勤于和选民多接触，无论是当地有名望的人士，还是一般小百姓，都要亲身去了解他们的困难，这些事不要单靠基层领袖去做。华人说：见面三分情。大家多见面，事情容易很多。” （联合早报2011年6月12日）

这种濒临绝种的舍己为人、打成一片的华校生情操，是不是很“共产”？

曹煜英认为人民行动党应该仔细从基层挑选有诚信、有热忱、真正愿意为人民服务的骨干进行培训，让这些骨干在基层历经磨炼后参加大选。至于怎样甄选具备为人民服务素质的骨干，就要靠议员和基层领袖平日和人民接触的细意观察。

另一位1984年引退的PAP忠臣李炯才老先生认为行动党应该认真考虑设立党校机制，教导党员如何在基层工作：“为人民服务的议员和部长应该从群众中来，有必要把他们放在党支部接受磨炼；（候选人）是‘打过仗’，经过红炉火锻炼，在支部有过人表现的佼佼者，而不是从奖学金得主中像‘选女婿’那样选出来。他们必须认识人民、了解人民，才能成为人民的代议士。只有IQ并不够，还需有EQ。现在很多议员太年轻，不懂党的历史，也不懂做人，以为做了议员，做了部长，人民就会服从，情况已经不是那样。” （联合早报 2011年6月12日）

（曹煜英与李炯才。照片来源：人民行动党1954-1979）

退出江湖的行动党老臣们的一番话，印证了2011年李显龙总理在新内阁就职典礼上说的：“从政不是一份工作或是职业的提升，而是响应感召，为广大新加坡人民谋福祉。”

许宝琨医生自称“榜鹅之子”，并非奖学金得主，在RC服务多年。按照PAP的模式，他绝对符合认识人民、了解人民的标准；但是他是参选前才加入人民行动党，也不曾在榜鹅东基层服务，所以严格说起来还是属于空降部队。以局外人的角度来看，许宝琨医生似乎是响应感召，才会放下与家人女儿的快乐时光，代表PAP参选。至于PAP，背后似乎有许多耐人寻味的隐情，比如为何PAP无法在榜鹅东找到一个活动多年的基层人物来参选？PAP的基层如何解读反映民情民意？PAP处理事情的方式是否处于僵化的边缘，无法适应新潮流？PAP的精英主义的模式是否已经走到末路，应该重新审核？

在与林瑞莲发表“非对抗性政党论”的同一个常年新加坡透视论坛上，李显龙总理发表他的看法。与其跟内阁那样畏畏缩缩，坚持政府没差错，他大方地承认新加坡政府受到2001年恐怖分子袭击、2003年SARS所引起的经济萧条、2008年国际财务危机等外在因素所影响，时局变幻莫测，缺乏新加坡2020的远见，造成许多民生民怨。

总理看到的是一个转折点，一个大时代的趋势，PAP已经不是理所当然的政治商标，他一方面不能唱内阁部长的补选效应论的反调，另一方面必须正视人民对WP伸出由心发出的“友谊之手”，以及更多有志之士加入反对党的新常态。此情此景使我回想起童年时代，当时淳朴的人民也是对PAP伸出热情的双手，只是时过境迁，2013年的此时此刻物换星移，换了脸孔，换了政党。

总理在榜鹅补选两天后在受国际社会关注的新加坡论坛上中肯的发言，基本上认同了为什么新加坡作为一个世界上最富庶国家之一，人民却感觉不到当年李光耀许下的为人民谋求的幸福与快乐，以千万元来维持的精英团队也有短视，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

（人民对WP伸出由心发出的“友谊之手”。2013）

1965年8月9日星期一上午十点，广播电台和丽的呼声播送的流行歌曲突然中断，广播员庄严地读出一份只有九十个字的宣言，从此改变了新加坡人民和马来西亚人民的生活：

“自由与独立永远是人民的神圣权利。我，李光耀，以新加坡总理的名义，代表新加坡人民与政府，宣布从 1965 年 8 月 9 日起，在自由、正义、公平的原则下，新加坡将永远是一个自主、独立与民主的国家，我们誓将在一个更公平、更合理的社会里，永远为人民大众谋求幸福和快乐。”

“Whereas it is the inalienable right of a people to be free and independent, I, Lee Kuan Yew, prime minister of Singapore, do hereby proclaim and declare on behalf of the people and the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that as from today, the ninth day of August in the year one thousand nine hundred and sixty-five, Singapore shall be forever a sovereign, democratic and independent nation, founded upon the principles of liberty and justice and ever seeking the welfare and happiness of her people in a more just and equal society.”

李显龙总理承认错误的勇气与刘程强的协助政府推行适当的政策的承诺，是我们普通平民百姓希望见到的政治家的风范。朝野间分别接触到不同的人物，听到不同的声音，对人对事有不同的诠释；通过合作磋商的方式来改善民生、推动民主的进程，的确远比新加坡建国时代、甚至互联网还无法发挥影响力的时代那种对抗式的政治模式更接近民主，更接近我们共拥的新加坡梦，to build a democratic society based on justice and equality so as to achieve happiness, prosperity and progress for our nation.

甘蔗田之歌

有人说甘蔗水是最不卫生的饮料，长长的甘蔗搁置在小贩中心的地板上，吸尽地上的秽气，还可能有老鼠蟑螂等光顾过。甘蔗就这样送入榨甘蔗机，在滚轮间挤压出一杯杯清甜美味的甘蔗汁。

说归说，现代医学研究指出甘蔗除了含有丰富的糖分（蔗糖）外，还有各种对人体新陈代谢非常有益的维生素、脂肪、蛋白质、有机酸、钙、铁等物质，可以提供人体所需的营养和热量。套王维的《敕赐百官樱桃诗》：“芙蓉阙下会千官，紫禁朱樱出上阑。才是寝园春荐后，非关御苑鸟衔残。归鞍尽带青丝笼，中使频倾赤玉盘。饱食不须愁内热，太官还有蔗浆寒。”饶是 苦瓜苦苦连皮煮，甘蔗甜甜丢了渣，只要肠胃抵受得了，美食当前，怎能错过？

当年同济医院前哇燕街（Wayang Street）是个露天的美食天堂，那摊专卖甘蔗汁的路边摊生意超好，长长的甘蔗搁置在马路上，一大杯甘蔗汁加冰两毛钱，不加冰三毛钱。炎热的晚上，从住家走到哇燕街，甘蔗汁喝在嘴里，抗热消暑，可以甜上一整夜。到了1980年代，路边摊逐渐迁入小贩中心，哇燕街也黯然隐退，在新加坡地图上消失，百年新加坡街边风情画走入历史。

（当年同济医院前哇燕街（Wayang Street）是个露天的美食天堂，前面的马路是New Bridge Road，俗称大坡二马路。NHB）

消失得更早的是新加坡的甘蔗园。19世纪的新加坡曾经栽种过今天无从想象的香茅（lemongrass）、沙谷米（sago）、黄梨、甘蜜与胡椒（gambier， pepper）等，也曾经拥有过青绿的甘蔗园，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妇幼科医院KK Hospital是最好的见证。我家是广东人，称KK为竹仔园，岳父一家是潮州人，称KK为Tek Kah，讲华语的年代，称KK为竹脚医院，都跟竹蔗有关。据说当年KK医院建在一个长满竹蔗的山丘下，所以华人为这个地方取名，不论方言或华语，都以“竹”为地标。当然“竹脚”这个地方不只是医院出名，竹脚巴刹也曾经风光一时。

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2/04/kk-hospital.html

据说甘蔗原产地可能是新几内亚以及印度等地，后来传播到南洋，提炼甘蔗糖。新加坡的天气与土壤似乎不适宜这些农作物，间中还有投资家因种植甘蔗而破产等，其中一个例子是马里士他先生（Joseph Balastier）。1836年美国独立六十周年，来自美国的植物学家马里士他被委任为第一届驻新加坡的美国领事。他早在1834 年左右便住在新加坡，向殖民地政府买了一千亩地（4 sq.km）来开辟甘蔗园（Balastier Plain），可惜由于天灾、劳工、虎患和税务等因素，甘蔗园经营失败，马里士他宣告破产。在妻儿双双病逝后，1852年马里士他回美国终老。

除了纪念这位美国领事的马里士他路（Balastier Road）之外，大人路（Tai  Gin Road）也可能是纪念马里士他的。当然还有其他不同的说法，如当年深受华社爱戴的华民护卫司毕麒麟（William Alexander Pickering）住在大人路，既然毕大人住在这里，后来就成了这条路的俗名。另一个说法是因为大人路的晚晴园曾经接待过孙中山。孙中山搞革命，先后来过新加坡八次，最后一次是1910年，其中三次入住晚晴园，前后共五个月，数场重要的革命都是在这里秘密策动，包括1907年5月的潮州黄冈起义、1907年12月的镇南关起义和1908年4月的河口起义等。几番风雨，几度春秋；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所以称它为大人路。

新加坡潮州福建人还有正月初九拜天公的习俗，拜天公离不开甘蔗，认识老婆大人这么多年，还没见岳父间断过。天公信仰，源自古代华人敬天，后来演变成道教的玉皇上帝（玉帝）。玉帝是道教仅次于三清道祖的至高无上天神，诞辰是正月初九。至于为何使用甘蔗，可能在潮州福建话里，甘蔗与“感谢”谐音，所以用甘蔗来感谢玉帝。也有传说当年战乱，福建人到甘蔗园避难，离开甘蔗园当天刚好是正月初九，认为是玉帝保佑，所以用甘蔗来谢恩。

那年在北海道，听Miharu San（美春小姐）讲述二战其实对日本人影响良深，并不像外界所说的日本人完全无知。日本人相信因果报应，对日本人而言，美国战机在长崎市投下的第二颗原子弹是阴差阳错的结果，更糟的是当时连下豪雨，使到辐射物沉淀，水洗长崎。杀伤加上后遗症，生灵涂炭，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终极代价。美春介绍我看一部日本影片《甘蔗田之歌》(さとうきび畑の唄)，描写二战期间，琉球被美国攻占的大时代背景下，一个美好的家庭的悲欢离合。犹记得当时美春一改平日嘻嘻哈哈的作风，语气甚至带点哽咽，使我感触良深。

琉球群岛是盟军与日本交战双方重要的军事据点，1945年发生太平洋战争中规模最大的冲绳岛战役（Okinawa），也是最后一战，代号“Typhoon of Steel”，动用海陆空三军，是太平洋战争中伤亡人数最多的战役。当时日军10万人迎战美军54万，双方军力过于悬殊，最终冲绳岛上的老少都被征参战。冲绳岛之役日军全军覆没，百姓也死了9万余人。美军战亡人数1万余人。

最近终于找到这部2003年日本拍摄的《甘蔗田之歌》，导演：八木康夫，主演：黑木瞳，坂口宪二  。幸子祖孙俩来到冲绳，在青翠的甘蔗田中，外婆幸子向孙女讲述二战时家庭的悲惨遭遇。幸子的父亲平山幸一在大阪的照相馆工作，某天一位美丽的千金小姐（美知子）来拍照，他为了多看那位美眉，故意把相片拍坏，后来两人私奔到冲绳岛那霸市，靠着在甘蔗田干活的积蓄开了照相館。夫妻俩对子女重复说着这个故事，旧照片和珍藏的割甘蔗的镰刀，是两人共拥的甜蜜的回忆。

（甘蔗田之歌）

随着日本战事节节败退，盟军攻打冲绳岛，新婚的长子应征入伍，次子则自愿从军，为了天皇陛下，死而无憾，16岁的女儿美枝自愿当战地护士，为国效忠。至于一生的梦想只不过是好好经营那家平山照相馆，然后自然终老的幸一也被征召入伍。幸一鼓励大家一定要努力活下去，建立自己幸福的家庭。

战乱中，幸一在甘蔗园巧遇在逃难中剛生产的妻子，第一次见到出世的女兒，取名幸子，希望她会是个幸福的孩子，长大后生活在幸福的時代，并拍下幸子的笑容。

幸一和两个从军的儿子都先后战亡，美知子和孩子们所藏身的洞窟被美军包围。那时日本政府告诉国民，如果投降会被美国人凌辱、女人会被强暴，但美知子想到丈夫要“活下去”的一番话，不顾大家阻扰，带着三个小儿女走出洞窟，小女兒对持枪的美军说：Do you kill me? 美军放下手枪，粉碎了日本政府的谎言。

美知子在俘虏营与美枝相遇，无意中看到一位美军拿着幸一的相机，知道幸一因为不忍心向受重伤没有战斗力的美军下手，结果被同胞杀死了。幸一在战争中拍下的照片，都是微笑着的脸。

幸子的故事说完了，孙女感动落泪，看着這些旧照片，外婆婴儿时期可爱的笑容，不禁拿出手机，跟外婆自拍，在夕阳下的甘蔗田中笑得格外灿烂。

（孙女与外婆）

琉球新报是冲绳的两大报纸之一，在2007年报导：“有很多琉球人作证说，日军指示他们自杀。还有一些人也作证说，他们被日军士兵投掷手榴弹（自行炸死）。”一些平民，经日本宣传诱导后认为，美军士兵是野蛮的，他们犯下各种滔天罪行。因此，他们宁可杀害他们的家人和自杀，以避免被俘。其中一些将自己和家人从现在的和平纪念馆所在的悬崖扔下。

（有很多琉球人作证说，日军指示他们自杀，其中一些将自己和家人从现在的和平纪念馆所在的悬崖扔下。）

看日本人所拍摄的对二战省思的电影，森山良子(Moriyama Ryoko)的歌声贯穿整部电影，直接明确地表达了日本民众反战的态度，背后的诚意叫我深深感动。

叫我如何不想她-旗袍与时尚 Cheongsam

1930年左右，有一位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女医学博士在北大女子文理学院任教。为了鼓励妇女摆脱旧势力，成为民国新女性，这位富有气质、光彩照人的女子年轻时曾经立志“终身不嫁”，不过这个誓言没多久就被语言学家赵元任的爱情攻势打破。他们的自由恋爱传奇还不只如此，两人邀请好朋友胡适和她的同事朱徵吃饭，由她下厨，在饭局上即席要求胡适和朱徵当证婚人，共谱一场别出心裁的新式婚礼。这位时代女子就是杨步伟，是中国第一位西医妇产科医生。

杨步伟成长的年代，妇女解放运动正逐渐开创新纪元，以提倡自由恋爱、自由婚姻开始。“新文化运动”对这个时期的女性影响很大，年轻女子深受留学日本的学生影响，着装多为高领短袄，衣袖长至手肘的“喇叭袖”上衣，又称“倒大袖”，下穿不施綉文的黑色百褶长裙。这种装束有个专有名词：“文明新装”。

（新文化运动期间，留学日本的女性，穿文明新装，留短发，被视为进步的时尚）

这个时期还有一位白话诗的领头羊，是五四运动的主力之一，西学东渐，为曾经压抑沉闷的社会注入新气息。西方的女权、女性地位是新文化运动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于是他发明了“她”这个汉字，体现了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那首为了宣传“她”而在伦敦完稿的新诗《叫我如何不想她》，成了时代名曲。他是刘半农，因为有他的她，今天汉字里的他中有她，而她则是个独立权威性，男性不可冒犯的她。

（1919年6月3日，身穿长衫的基督教青年会学生一边游行一边演讲）

（五四运动：游行队伍中的女生）

杨步伟在回忆录中提到她在北平教女子大学体育系的生理学和解剖学时，女学生们非常爱唱《教我如何不想她》，女学生情窦初开，想象着刘半农应该是一个潇洒倜傥的风雅文人。后来作词人刘半农穿着一件蓝布棉袍走马上任，接管北京女子大学文理学院，女学生们议论纷纷，怎么刘半农会是一个土老头？杨步伟告诉这些学生她们一天到晚都在唱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写词人确实就是他！刘半农知道了这件事后还写了首打油诗自嘲: 教我如何不想他，请来共饮一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

（由五间美国和英国教会联办的燕京大学：男士的长衫，女生的长衫和文化新装）

在新文化运动催生下的文明新装是女学生们的至爱，文明新装也受到新加坡学堂的青睐，从1920年代的南洋女校和1930年的崇福女校的学生装扮可见一般。女生延续五四新思想，剪短头发，个别女生甚至烫了头发，还穿上了时髦的高跟鞋。1920年代直落古楼学校的教职员也配搭时髦：喇叭袖短旗袍，“华盛顿”型短发和高跟鞋。

（1920年代南洋女校的毕业生）

（1930年崇福女校的毕业生）

（1920年代直落古楼英文学校的教职员）

有趣的是妇女时尚怎么会演变至时代女性的文明新装和象征旧社会的 “长衫”并存，彷佛回到“复古”的日子？

长衫是广东话，长衫原名旗袍，顾名思义，旗民是统治汉人268年的满族人，袍是长至膝盖下的衣服，满人所穿的袍服因此称为旗袍。1911年辛亥革命浪潮推翻满清统治，建立中华民国，旗女的装束几乎一夜间在民间蒸发。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的新文化运动则带来另一股新思潮，旗袍静悄悄的在民间回流，不过旗袍复辟并不是为了要延续“反清复明”的精神而“反民复清”，而是因为女子为了建立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模式，与男人平起平坐，蓄意模仿男子，包括长衫在内。

有了精神背景为前提，追求解放的女性带动另一场时装革命，短袖露出玉手、曲线玲珑、高开叉的旗袍在1920年代逐渐普及，1930年代流行起来。旗袍一扫过去的形象，成为新时代的象征，广受知识分子、教师、学生以及青楼女子的欢迎。民国女子的民风民情，远远出乎反清革命者的意料之外。这股新时尚潮流，套老舍《茶馆》里的话：改良改良，越改越“凉”。

（1929年燕京大学：旗袍在演变中）

（1920年代初，广东顺德丝厂女工收入好，工余到佛山购物，到相馆拍照）

随着社会变迁，本地学生装从1920与1930年代的宽腰博带发展到1960年代后的轻裙短袖，但还是保持着简洁素雅的标准。至于长衫，1950年代的新加坡作为区域纺织业中心，进入本地旗袍黄金时代，不免受到席卷全球的Christian Dior紧身时装“新风貌”（The New Look）所影响，1930年代的旧上海似乎在新加坡重现，“旗袍一袭，长仅过膝，下摆不张，…加之紧束严缚，臀部毕露，冈峦耸现，而婴儿命脉之双乳，亦复强力压迫，领高及颔，硬而且坚，头颈转侧，失其自由。”（女光周刊，1930年）

（1950年代快乐世界的紧身洋装 ，一位身穿衫裤的妇女正走出商店）

（1959年博览会的宣传照）

这款1950年代的新加坡时尚注重线条美，在“越束越紧”的裁剪尺度下，下摆只好越开越高，方便行走。不晓得这款旗袍在当年是否被编入黄色文化的范畴，被指为污蔑女性，有伤风化？

在我成长的1960和1970年代，旗袍是上流社会或是因工作场所需要的白领阶级的专属品，大多数华族妇女都选择活动便利的“衫裤”、阿妈衫、衾婆衫和洋装。当时许多老师都对旗袍情有独钟，大热天依旧衣冠楚楚，穿着元宝领束身旗袍上课，树立起端庄的专业形象。其实随着科技的进步，布料也日新月异，大众化的人造纤维印着新颖的图案，讨人喜爱。轻巧耐用的布料适合本地天气，旗袍也因此刮起南洋风，可以美丽一整天。

（1950年代末带动时尚潮流的Christian Dior紧身洋装。c.1960）

（1960年代流行的紧身衫裤。c.1960）

（1963年义安女校的毕业生和身着短袖及膝典雅旗袍的教职员）

（1976年端蒙中学的毕业生与班主任合照，老师的印花旗袍是70年代的经典）

1970年代初新加坡也流行迷你裙，旗袍、阿妈衫、衾婆衫和迷你裙在庙宇内的时尚撞击，会制造什么新时代效果呢？

（1971年，四马路观音庙内的时尚撞击）

1979年新加坡主办第25届亚太影展，在国家剧场举行。台湾独领风骚，夺下十个大奖中的九个。当年台湾彼岸的中国大陆严禁旗袍，认为有辱国门，台湾的女星们却以旗袍为豪，旗袍制服上阵，不晓得迷倒多少影迷。大美人林青霞、20岁锦绣年华的胡慧中、双林时代的林凤娇、老戏骨张露、帅气的恬妞、气质才女胡茵梦，你还认得几个？只是剧场不知何处去，人面依旧笑春风！

（新加坡主办第25届亚太影展，在国家剧场举行，台湾的女星们以旗袍亮相。1979）

到了当下21世纪走完了第一个十年，如果现代女性回复1930年代的时尚装扮，将会有什么惊艳？1930年代的旗袍，下摆长及脚踝，配上高跟鞋，以更好地展现东方女子的线条美。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钗》就由现代女性复古，时光倒流80年，掀起另一轮旗袍热。女主角倪妮还拿下了第六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新人奖”呢！

（金陵十三钗：现代人如何演绎上世纪30年代旗袍女子的风韵？）

（在2012年国家博物馆的旗袍展中，因为导览而跟裕华区的旗袍女子会面，没多久后照片中的傅海燕Grace Fu升级为部长。2012）

旗袍在新文化运动后重新纳入时装正轨，1929年成为中华民国的国服，过后在海外的华人圈子风行多年，印证了“九十不老，百年更新”。如果时代是海洋，旗袍就是月光；如果时代是江河，旗袍就是鱼群，配对成双。正是：

月光恋爱着海洋，海洋恋爱着月光。水面落花慢慢流，水底鱼儿慢慢游。啊！燕子你说些什么话？叫我如何不想她？（刘半农）

从1949延伸......（三十五）泰麟之华侨

跟泰麟谈起殖民地时代申请公民权之事，也谈到了华侨、海外华人、新加坡人之间的讲不清理还乱的微妙关系。无独有偶，同在国家博物馆服务的义工上增也说了一则亲身经历：

“今天，我走过华侨银行的招牌两次，脑中浮现了前几天的一桩事。

我家附近有一经济饭摊，卖饭的有两个中国人，一天，听见其中一个中国人和一本地人的谈话，忍不住插嘴了。事缘那本地人称自己是华侨，而称对方中国人，我说华侨是新加坡独立前，人民向心力都向中国时的称谓，现在，我们已经独立了，有自己的国家认同与公民身份，我们在自己国内应该称自己为新加坡人而不是华侨。我接着指向饭摊的中国人说：他才是华侨。他们都觉得好震撼。

不是吗？新加坡的中国人不就是侨居在中国之外的华人（汉人，中国人）吗？那不是可以称为：华侨，华人，中国侨民吗？”

上增的生活插曲近年来我也常遇到，小时候也常听泰麟称自己为华侨，后来称华人，再后来对国家完全认同后就称新加坡人。现在回想，这个身份认同之间有一股很浓厚的情意结。当他称自己为华侨的时候，生活拮据，他很向往大锅饭，贫富均等的共产生活，很想回乡，但因为有几个在新加坡道地出生的儿女，只好咬紧牙根。后来泰麟称自己为华人的时候，他正在用公积金供一间三房式组屋，真正拥有自己的窝，有些成就感。到称自己为新加坡人的时候已经摆脱了艰苦的岁月，1990年代初第一次回乡祭祖，接触了好多亲朋戚友，但在生活文化饮食举止等各层次上有太大的差别，他深深体会到自己是新加坡人，跟中国人不一样，新加坡才是他的家。

后来在新加坡接待了中国亲戚，在我家居住了一个多星期，那时还要付保证金，保证他们不会在新加坡消失。所谓一方水土一方情，入乡就要随俗，但是当时反而是我们必须改变某些生活方式来迁就对方，不晓得算不算是“唐人”和中原以外的“番邦”之间的尊卑感的现代版。

1955年，周恩来代表中国出席了在万隆举行的第一届亚非会议，当时除了谴责“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之外，印尼总统苏卡诺和中国总理周恩来谈起华侨问题。华侨所效忠的中国已经解放，成为共产国家，与苏联同一阵营。随着东南亚国家纷纷独立，这些华人应该效忠于祖籍中国，还是使他们富裕起来的那些定居国呢？周恩来回答苏卡诺说：“这的确是个问题。几十年来，包括蒋介石统治时期，一直沿用以血统确定国籍的原则。每个中国人一生下来就是个中国人，无法改变，即使他已经有了外国护照。其实，这意味着自动取得双重国籍。”

周恩来表示中国放弃以血统确定国籍的原则，海外的华人可以放弃中国国籍，加入所在国的国籍，简而言之就是成为所在国的公民而不再是中国侨民。“如果他们愿意回到祖国，他们将受到欢迎。如果他们加入所在国的国籍，他们应该得到公正的待遇，但将不再是中国公民。如果他们仍想保留中国国籍并继续呆在国外，他们不得参加所在国的任何政治活动。”

向所在国效忠这一番话，苏卡诺感到满意，但是华侨却十分不满，在感情上觉得被出卖了。周恩来一席话，也解脱了许多其他华侨的思想包袱。长痛不如短痛，痛过之后才能够由心出发，在居住的家园（落地生根）和亲戚关系（落叶归根）间作出最终选择。

（新加坡海外华人在中华总商会排队申请成为新加坡公民。NAS 1957）

泰麟成为新加坡公民，就是这个大时代下的产物。虽然作出了决定，但还是心有戚戚焉，需要许多年来平复，从早期心系家乡的地缘性超越至新加坡国家意识，是一个心情沉淀的过程。

发展至今，华侨的官方定义并没有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说明“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所谓“定居”，是指已在居住国取得合法居留权。华侨在国内的眷属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的保护。华侨在国外的人身安全、居留权利、财产权益、劳动福利、遗产继承等正当权益受到侵害时，中国政府按照国际惯例和双边条约予以保护。华侨应遵守居住国的法律，同时也应得到居住国法律的保障。华侨应尊重居住国的风俗习惯，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为发展居住国的经济作出贡献。

王赓武教授对华侨与华人的定义：“华侨指的是中国国民（包括没有其它地区居留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以及香港的居民），他们离开上述地方而住在国外。华人指的是加入外籍或具有永久居留权的华族。”王教授多篇演讲稿可见于刘宏，黄坚立主编的《海外华人研究的大视野与新方向》。王教授的解释跟中国官方的定义是一致的，因此新加坡籍华人应该称自己为华人或新加坡人，华侨是不恰当的称谓。


王赓武也指出:“我们不能忽视的事实是，从华侨的身份转变到效忠当地的公民，无疑是
一个艰难的过渡。”现在回头看泰麟的身份的改变，从中国人到华侨到新加坡人，确实是一个活生生的过渡的例子。

我们是否可以作个大胆的假设，鉴于中文水平的限制，一些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并不了解“华侨”的真正含义，以为华侨泛指海外华人，新加坡华人=海外华人=华侨，因此错误地使用了华侨这个名词。

民间版的海外中国人有三组人，一组中国人不懂得华侨这个概念，所以当上增兄说他们是华侨，他们好像是被贬低身份，万分不乐意；第二组中国人了解何谓华侨，也很乐意按照官方指示，“尊重居住国的风俗习惯，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为发展居住国的经济作出贡献”；第三组中国人也明白何谓华侨，但是大国崛起，以大中华的民族自尊来看世界，甚至在很多场合采取自以为是的态度与方式我行我素，当然也不介意有意无意间使中华圈更具包容性，外国公民只要是华人就等于华侨，虽然喧宾夺主，但心情很--爽！

附记（2013年11月13日）：博客玉云提供了新资料，足以弥补我模糊的记忆：

1. 文中提到的“后来在新加坡接待了中国亲戚，在我家居住了一个多星期，那时还要付保证金，保证他们不会在新加坡消失。”需要缴交多少保证金呢？大约600新元。

2. 文中提到的“回乡祭祖”是“三起三落”的邓小平大刀阔斧，使中国开放后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掀起的寻根热。一夜乡心五处同，人类因感情而伟大。

从1949延伸......（三十四）泰麟之银信局

在我的童年时代，大坡小坡还可见到“信局”、“民信局”、“批信局”、“银信局”、“批局”、“汇庄”、“侨信局”、“侨批局”等商号。走过大坡二马路（New Bridge Road）和戏馆街（Carpenter Street）角头还看到再和成伟记信局。这些批局与信局，是为本地华人寄家书汇款（Remittance）到中国的私营行业，潮州福建话都称信为“批”，所以有信也有“批”。如果以当今的通俗华文来统一这些名称，可以称为“汇庄”或“汇兑局”。

（大坡二马路33 New Bridge Road 的再和成伟记信局，属于百年老店。NLB）

在没有民信局之前，“番客”接济家乡的汇款靠的是回国的同乡亲戚，更大程度是通过往来中国与南洋之间的水客。1847年帆船时代，新加坡约有1000名水客，他们是从事海内外贸易的商贩，从中国带些丝绸茶叶等到国外出售，再从国外带些香料回国。水客同时以寄宿的客栈作为收集银信侨批的据点，顺便做些汇款生意。十九世纪中期，番客人数少，跑新马印的水客一年往还家乡二至四帮次已经足以应付市场需求。

水客带款有不少缺陷，除了水客回乡的期限不固定，往返时间长外，还发生不良水客携卷私逃，或者“滥用公款”，使华侨、侨眷都蒙受损失。此外，由于水客的经营方式原始，个人收汇、派送能力有限，业务受到很大局限。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后，下南洋的南方新客越来越多，汇款回乡的需求也跟着增加，水客逐渐不胜负荷。在大时局的驱使下，汇兑业应时而生，水客则找到另一条出路，成为汇兑局的“侨批员”。

泰麟回忆说当年他的父亲在新加坡汇钱回乡，三个渠道都用上了，一是通过水客，在广东也称“巡城马”，将钱带到乡下；二是通过银信局，将钱汇到村口的杂货店；至于“小钱”，则将钞票夹在信中，通过一般书信邮寄的方式寄回乡下，还没有碰过遗失的情形。后来泰麟来到新加坡，通常是通过汇兑商，将钱“寄”到乡下。当时在单边街（North Canal Road）南顺会馆旁有一间商店，店内有个名叫“均沅”的柜台，就像现在购物中心内的钱币兑换商，颇受他们这些广东客工、妈姐和三水婆的欢迎。这主要是均沅的老板来自江门，是广东四邑的集中地，将钱交给均沅，老板拨一通长途电话回江门，不到两天钱就送到乡下家眷手中了。快递的手法，颇像今天的DHL和Federal Express。

当时一般的汇庄，早上八点左右便开门做生意，到晚上八九点才收工，星期日或公共假期，照样有人办公。这么长的开放时间，主要是方便客户，尤其是一般打工仔，白天忙着做工，只有利用休息日或下班时间去汇款。这种方便，银行是绝对办不到的。此外，通过民信局汇款，可以普及到各乡村，对乡下的侨眷来说，十分方便；不像银行，只在城市设分行，住在乡下的侨眷，必须出城，既费时又麻烦。当然对一般收入少又不识字的侨民来说，汇庄的人情味是银行所无法比拟的，除了代写家书外，汇款人遇到手头紧而家乡又急着等钱用，还可以向汇庄赊账，移民为移民服务，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余仁生的汇兑部。NAS c.1950s）

泰麟也提起大坡的余仁生、永昌金铺和华侨银行都有特别的柜台做汇兑，不过对来自广东四邑一带的广府人而言，这些商号的吸引力都比不上单边街均沅。余仁生和永昌金铺是“大招牌”，永昌金铺和马来亚加影埠明街45号的利昌隆金铺可能是联号，跟四邑一带的汇兑商如佛山福昌号、鹤山汇昌押、沙坪汇昌银号、江门嘉祥银号、台山孚昌号、单水口富业号等组成“集团”，规模颇大。这些大商家的缺点是分层赚润，价钱高，速度慢，往往要三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将钱汇到乡下；当时乡下使用的国币又不断贬值，几个月下来亏损很大，因此给一般人的感觉是这些商号在兑换率中大捞一笔。至于华侨银行虽然信誉好，但公事公办，缺少了私人汇庄的贴身服务、灵活性与人情味。

（信封上注明：华侨银行总部民信部 Chulia Street。 NAS c.1940）

追源朔流，新加坡的华人汇兑业创立于19世纪。1845年，新加坡与香港之间有定期的邮船，每月来往一次，为银信侨批带来商机。1876年，新加坡殖民地政府针对不断增加的华侨汇款，于马真街（Merchant Street）81号开设了一个“华人小邮政局”，初期被华人误会为抢饭碗，是剥削华侨的新法门，在开幕当天（1876年12月15日）还因此发生暴动，邮局被砸毁，警察被殴打，数人在暴动中丧生。

到了1887年，新加坡已有49家银信侨批局，其中潮帮34家，闽帮12家，客帮2家，及广帮1家。侨批寄邮的统计，1886年是18万封，1889年28万封，汇款数额每年约100万元。　　 到了20世纪初期，新加坡的银信侨批局有200多家。

二战结束后1945至1948年间是新加坡民信业的黄金时代，主要是东南亚与中国一度中断的通讯终于恢复，亲属急于发信并汇款回国，救济亲人。1946年，在东南亚的潮属侨批局中，新加坡有80家，约18％。

（战后新马的侨汇（叻币）。资料来源：《源》杂志第87期，2010）

新加坡海南人的汇庄，1950年代有20多家，集中在小坡三条海南街一带，其中海南二街可算是＂汇兑街＂，由海南人经营的汇庄有12家。

银信局属于私人经营，也有因经营不当而倒闭，致使华侨的家用汇款被吞噬的例子。例如，有因侨批员被杀而倒闭的，有因滥发山票、周转不灵而倒闭的，有因从事汇水买卖投机失败而倒闭的。新加坡殖民地政府为了保证劳工的汇款的安全，华民护卫司要求各帮的富人出来负责设立信局，比如福建帮的富商林秉祥设立了和丰信局（跟和丰银行挂钩），潮帮的富商李伟南设立了再和成信局（New Bridge Road，大坡二马路33号，跟四海通银行挂钩），漳州角尾人郭有品在1880年设立天一信局等。以天一信局为例，郭有品人缘好，讲信用，委托他传送银信的侨客渐多，于是就办起了批信局，业务蒸蒸日上。但郭有品去世后，他的儿子因汇水买空卖空失利而一败涂地，1932年天一信局倒闭，海内外数以千计的员工全部失业，华侨汇款也血本无归，震动了东南亚。

（新加坡中华汇业公会成立典礼。NAS 1946）

老牌信局倒闭事件影响深远，除了华侨将大额款项经由银行转汇外，一些没有转汇能力的小信局， 也将侨款集中到华侨银行汇款。1937年林树彦在新加坡开办侨通行（Telok Ayer Street，直落亚逸街，也称源顺街，53号）， 1939 年得到汇丰银行的帮忙 ，在伦敦开了一个中国户口进行转汇，于是许多小信局通过侨通行转汇，侨通行业务发展很快。当然，出于生意上的利益与竞争考量，信局对于如何获得转汇的途径是保密的。

到了1960年代，很多当年汇款回中国的“番客”，已成为本地公民，他们在中国的家眷，也大多数已经南来，接济家用的汇款逐年减少，汇兑业开始走下坡。到了1970年代，新加坡仅剩60家银信局。

根据1987年6月4日海峡时报的报道，当时新加坡还有约30家汇兑局。大坡的永昌金铺（广府人）从1950年代每个月50万至100万元的汇款，降到1987年的5万元。打铁街（Upper Circular Road）的Buan Yak Seng Chop（潮州人，万业成号？）在高峰期每个月接待2000名顾客，如今不到200人。至于厦门汇庄（福建人，Amoy Exchange Company）的合伙人Mr Ng 则提醒大家别因亲情而轻易被蒙蔽，中国的亲戚以为新加坡是金矿，以前接济基本生活，如今他们要彩色电视、雪柜、洗衣机、音响器材等，有些还要Rolex手表，我们怎样满足这种无止境的欲求？MrNg 还听说过一个洗衣妇，为了汇款回乡让不孝子赌博，就这样洗衣洗了一辈子。

（1930年代大坡大马路South Bridge Road的永昌金铺。图片来源：何乃强医生）

（1987年6月4日的海峡时报 The Straits Times刊登了几位汇兑业者的感想）

泰麟回忆起1980年代还有许多中国亲戚要钱建屋子，每座三个房间的屋子约5000至10000元，当时许多妈姐还会掏出一辈子的积蓄寄回唐山，让他们好吃好住。妈姐离开因缫丝业没落的家乡，结果丝丝蚕也丝丝缠，这就是亲情、乡情、宿命。

童年的再和成伟记至今（1910-）仍照常营业，接收少量批信，服务性地经银行替转到国内侨眷家中，目的是让受雇用的员工继续有工作，情义值千金，成为唯一的百年批信局。

（1990年大坡的祥隆金铺汇庄 （233 South Bridge Road），显示当时某些金铺还有兼营银信业。NAS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