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史各特非彼史各特

作者：何乃强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2022年12月19日

 

Scott是欧美洋人的一个姓氏，被译为史各特或斯科特，也有翻译为司各脱，更有人把Scott译成像华人的名字，叫苏高德！

新加坡有两个地方是以Scott命名，一处是在乌节路一带的史各士路（Scotts Road），另一处是现在的安祥山（Ann Siang Hill），以前称为史各士山（Scott's Hill）。安祥山这名称是在1873年，被富商谢安祥（1832-1892）买下这座山丘后，才开始出现。

史各士路是以新加坡殖民地一位官员，来自苏格兰的威廉·史各特上尉（Captain William G Scott，1786-1861）命名。他一身兼两职，是新加坡码头总管及邮政总管。目前史各士路一带的大幅地产，以前是他所拥有。他也拥有不远处的克雷默庄园（Claymore Estate），那里曾种有5200棵豆蔻树，克雷默是他的大宅名称。威廉的来头可不小，英国著名作家沃尔特·史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1771-1832）是他的堂兄。爵士的著作等身，有《清教徒》（Old Mortality），《艾凡赫》（Ivanhoe） 及《湖上夫人》（The Lady of the Lake）等巨著。其中“Ivanhoe”在1952年拍成电影，片名是《劫后英雄传》，由伊丽莎白泰莱（Elizabeth Taylor）和罗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主演。威廉在新加坡去世，埋骨于福康宁山坟场。

牛车水史各士山是以原来的地主查理士·史各特 （Charles Scott，1802-1858）命名。他的生平记载不多。我感谢文史学者吴庆辉的帮助，找到巴克利（C B Buckley）所著，1984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An Anecdotal History of Old Times in Singapore 1819-1867” 一书，才知道他是另外一位较年轻的史各特（Scott）。这位史各特也是来自苏格兰，是最早在新加坡定居的移民之一，在史各士山开垦Raeburn种植园，种植豆蔻和丁香。这位英商住在附近客纳街51号原址（屋子已被拆除），在纳比雅与史各士公司（Napier & Scott Co）任职，1823年曾当过法庭推事。可能因为父亲罗拔·史各特（Robert Scott）住在槟城的缘故，查理士后来转去槟城经商，好多年后才回到新加坡。

很多人误以为这两位生活在19世纪的新加坡史各特先生是同一人，其实，此史各特非彼史各特，不能将他们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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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弗顿园：保留海港城市的记忆 Everton Park

原文刊登于《源》2022年第6期，总期160，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出版

 

喧嚣的广东民路市区边缘，艾弗顿园（Everton Park）和相邻的史波蒂斯兀园（Spottiswoode Park）相对静谧，约20座组屋跟周边的老房子共生。组屋底层多数是传统商店和小餐室，近年来多了年轻人的创意工坊，伦敦“Time Out”媒体将这一带列为2022年全球最酷的街道之一。

艾弗顿园地形图

艾弗顿园原为港务局员工的住所，于新马合并时期奠基兴建。 1979年翻修时，政府将这些单位重新规划为公共组屋。如今附近的箱运码头全自动化，跟半个世纪前劳工密集的年代不可同日而语。艾弗顿园见证新加坡生命线最重要的转型阶段，多少保留海港城市的昔日记忆。

艾弗顿园原为港务局员工的住所，后来这些单位重新规划为公共组屋

蒸汽船的诞生和苏伊士运河开通，促进东西方远洋贸易。一个半世纪以来，世界各地的船只在岌巴海港停泊、转运、添置煤炭和燃油。昔日的新加坡港务局、市议会和改良信托局乃本地三大主要雇主，熙来攘往的轮船为本地人创造许多工作机会。

不眠的海港于一个甲子前实行日夜轮班制，政府决定在艾弗顿园和布莱坪（Blair Plain）为海港员工建造住房，方便他们上下班。布莱坪员工宿舍俗称“2号门”，也就是丹戎巴葛火车站对面丹戎巴葛分销园（Tanjong Pagar Distripark）一带。1968年这些宿舍落成，三几年后，时任总理李光耀敦促海港员工别把这些单位当作永久住宅，由于他们退休后无法继续住在宿舍，必须提早为晚年生活打算。80年代中叶，受影响的布莱坪居民全部安顿到各组屋区。

 

史波蒂斯兀园

19世纪初开埠不久后，欧洲和华人商贾已将史波蒂斯兀园一带发展为豆蔻种植园。目前的史波蒂斯兀园的25层点式楼房，是上世纪70年代为港务局员工建造的私人公寓，采用的是建屋局4房和5房式组屋设计。由于当时员工觉得这些公寓的售价太过高昂，造成许多单位空置着，最终所有屋子都交给建屋局管理。

史波蒂斯兀园以查理·史波蒂斯兀（Charlie Spottiswoode, 1812 - 1858）命名。这位英国商人跟当时的上流社会一样喜欢养马，跟一群业余赛马爱好者成立新加坡体育俱乐部，向政府申请花拉公园一带的土地定期赛马，这是跑马埔路（Race Course Road）赛马场的起源。福康宁山的基督教坟场有两排砖墙，史波蒂斯兀的墓碑镶在其中一面墙壁上，大家到福康宁山散步的时候，不妨顺便考考自己的眼力。

 

布莱坪保留区的特色建筑风情

布莱坪保留区是个由融合中国、马来和欧洲设计元素的店屋和排屋组成的建筑群。 中式建筑风格体现在个别元素，例如门前庭院规划、斜屋顶末端的圆形屋檐、窗户上方的蝙蝠翼形通风口、以龙凤和花草为图案的彩色陶瓷片门楣等。马来风格可见于屋檐的木制网状结构、楣板和栏杆设计。欧洲的影响力则体现在法式窗户、百叶窗、马赛克地板、墙面装饰瓷砖，科林斯式壁柱和威尼斯式门廊。

布莱坪保留区的建筑群融合中国、马来和欧洲设计元素，有许多令人惊喜的亮点

20世纪初，这里已经出现装饰华丽的建筑。个别业主选择最新的技术和时尚来提升他们的房子，一直持续到60年代，导致出现不同风格的外墙和建筑形式。例如布莱路19号那列排屋，有个装饰华丽的“晚期风格”的前院，而埃弗顿路27/27A用砖块砌成图案，形成独特的工艺与艺术装饰风格的混合体。

埃弗顿路27和27A的外墙用砖块砌成图案，形成独特的工艺与艺术装饰风格的混合体

或许最叫人惊讶的是一些最古老的早期建筑仍然存在，例如史波蒂斯兀园路66号，原来的装饰门面是由模拟砖、书法和传统花鸟画面组成的中式壁画。它可能是目前新加坡唯一最完整的，也是最原始的19世纪装饰艺术风格的店屋。

史波蒂斯兀园路66号，可能是目前新加坡唯一已知的最完整，也是最原始的19世纪装饰艺术店屋风格

 

巴韦安人的落脚处

巴韦安人是这个地区早年的少数族群之一，居住在埃弗顿路40号的棚屋（Pondok）。棚屋的社会功能类似于华社的会馆与估俚间，用来接济来到异地，举目无亲的族人，为他们提供短期住宿、社交与宗教场所，直到他们有能力独立生活。

巴韦安人是这个地区早年的少数族群之一，居住在埃弗顿路40号的棚屋（Pondok）

巴韦安（Bawean）岛位于爪哇东北部，岛上居民的传统就是“跑江湖”。他们四海为家，累积丰富的航海知识，不惜离乡背井到异地他乡寻找财富。每逢交易的季节，这些商人到各个商港逗留数月，换季的时候才随着季候风回家。每次成功的回航都会提高这些商人在社群中的地位，丰富的阅历使他们的探险故事变得更加神奇，吸引一波又一波的村民离开家乡，到马来群岛各地，包括新加坡赚取第一桶金。日据时期，一些巴韦安人甚至因为饥饿，漂洋过海来到新加坡定居。

 

土生华人与传教士剪影

尼路157号的峇峇屋博物馆结构华丽精致，外墙有传统剪粘瓷片装潢，门楣挂着“种盛”匾额，寓意后代昌盛。这栋连内部装饰都保存良好的峇峇屋，让我们对海峡华人历史和文化有进一步认识。原屋主黄敏是一名造船业大亨， 19世纪中叶便在此处开枝散叶。多年以后，马来西亚马华公会发起人陈桢禄的女儿陈金蕊从黄敏的后裔手中将屋子买过来，捐献给国大作为研究用途。

尼路157号的峇峇屋博物馆结构华丽精致，外墙的传统剪粘装潢，是由碎瓷片砌成的

峇峇屋博物馆对面的警察广东民大厦（The Police Cantonment Complex），跟前花菲卫理公会女子学校（Fairfield Methodist Girls’ School）的维多利亚时代原建筑结合成一体。学校的创建，跟来自澳洲的女传教士苏菲雅修女（Sophia Blackmore）的诚意挂上等号。

维多利亚时代落成的前花菲卫理公会女子学校，如今成为警察广东民大厦的部分建筑

苏菲雅于1887年来到新加坡前先学会马来话，跟印度籍基督教徒成立美以美女校（Methodist Girls’ School，原名Tamil Girls’ School），隔年在陈恭锡和娘惹文（Nonya Boon）的支持下，在吉宁街（Cross Street）娘惹文的住家创校，鼓励土生华人送女孩入学读书。对于土生华人重男轻女的观念，苏菲雅回忆道，有些母亲告诉她，我们不要女儿学会自立，如果女儿跟儿子读同样一本书，女儿一定会学习得更好，儿子学不到东西，看起来很笨。女儿没有读书的话虽然看起来很笨，不过无所谓，儿子一定要看起来聪明。苏菲雅在本地居住40多年，为文化教育奉献一生。

 

带动城市发展的海港

1932年，新加坡火车站第18站（丹戎巴葛火车站）在填土地带落成，原来的构思是提供无缝海陆物流网，货物下船后由火车载送到马来亚各地。火车站正门的四尊大理石人物雕像，代表农业、商业、运输和工业四大昔日马来亚的经济支柱。二战结束后，全球航运重新启动，由于岌巴港和船坞设备落后，船主选择到香港停靠。“双城记”的激烈竞争，迫使新加坡为海港的发展重新思考。

箱运码头的第一个深水泊位于新加坡独立翌年开始建造，当时散货船的运载率占全球海运市场的九成以上，集装箱船的载货量则少过百分之三，全亚洲没有一家航运公司承诺为欧洲远东航线建造集装箱船。投资自动化箱运码头设施费用高昂，可能使到一些工人失业，而且未必带来经济效益，因此是个相当艰难的决定。时任政府听取首席经济顾问温斯敏（Albert Winsemius）的建议，做出建造第一批集装箱设施的大胆决策。

1972年，新加坡比香港早几个月开放集装箱码头。第一艘停靠的集装箱船MV Nihon号从荷兰鹿特丹抵达新加坡，此后集装箱船成为全球的作业标准。科技改变了蓝海货运的流程，先进的自动化设备奠定新加坡港口的策略性地位，跟全球600个商港连接，每年处理3000多万个集装箱。

再过20年，岌巴港将由正在兴建中的大士港口完全取代。这是继发展箱运码头后，重新思考未来的蓝海机遇的成品，亦为运作两个世纪的市区边缘的海港画上休止符。

至于丹戎巴葛火车站，后来成为来往马来西亚的启航点。火车载来各城镇的联邦工友，以及将新加坡视为未来希望的联邦学生。2011年6月30日晚，最后一趟南下火车驶入丹戎巴葛火车站，过去只有在农历新年前，游子归家时才出现的人潮纷纷举起相机，捕捉火车入闸的最后一刻。留不住的花样年华，挡不住的世事变迁，火车轨迹在许多人心中留下一段生命的记忆。如今火车站地带正在大兴土木，准备于三年后以地铁环线广东民站的新客运姿态重新出发，火车站大厦可能发展成商业中心，不过最主要的还是为城市保留火车站的时代印记。

昔日的丹戎巴葛火车站正在为预计三年后开放的地铁环线广东民站大兴土木，背景的史波蒂斯兀园高楼，初落成时原意是出售给港务局管理层的私人公寓

 

新加坡美术馆@丹戎巴葛分销园展馆

随着箱运码头逐步往西迁移，新加坡美术馆在空出来的丹戎巴葛分销园设立展馆，为粗线条的船运业注入概念艺术的清流。

近年有好些外地的当代美术馆将旧工业大楼改装成展览馆，同样的，在本地富有历史厚重感的码头欣赏当代艺术，相信是个别开生面的体验。

新加坡美术馆在丹戎巴葛分销园（Tanjong Pagar Distripark）设立展馆，为粗线条的船运业注入概念艺术的清流

展馆的设计概念，就是一件独特的当代艺术品。美术馆的入口设在升高卸货台，馆内以海运与仓库常用的木栈板（pallet）造型的接待柜台与长凳跟访客对话，常设展馆以南部岛屿与海港变化为创作灵感，后方的出入口则面向箱运码头，把海港的景色引入室内。若脚力好，不妨考虑爬上五层楼的楼梯（约等于组屋八楼），观赏平时难得一见的海港运作。

丹戎巴葛分销园顶楼，观赏岌巴港2号门（码头）的全自动化运作

 

当造船业走下坡时

艾弗顿园第1座组屋有家成立30多年，以红龟粿打出一片天的“吉祥食品”，俗称“吉祥红龟粿”。卓宝植夫妇采用娘惹糕点的做法，将从联络所学到的手艺调制出自己的风格，亮点是红色外皮使用上等糯米粉、椰浆、白糖和食物颜料，并坚持手工制作来控制外皮的厚度与口感。

卓宝植原本承包船厂的烧焊工作，随着上世纪80年代造船业周期性走下坡，只好孤注一掷改行做红龟粿。为了保证品质、卫生和食物的原味，制作红龟粿的蒸豆、炒花生、揉皮每一个环节，他都坚持自己动手。早年红龟粿大多用来拜神或满月做寿，如今已经成为朋友聊天或家庭聚会上的小吃。可见传统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上创新，为时代保留岁月痕迹下，展现生命的活力，就像整个艾佛顿园与周遭环境的风貌一样。

吉祥红龟粿背后有个因造修船业进入低潮而转型的励志故事

 

主要参考

1. “Blair Plain Conservation Area”, https://www.roots.gov.sg/places/places-landing/Places/surveyed-sites/Blair-Plain-Conservation-Area accessed 1 August 2022.

2. Hadi Osni, “The Baweanese Pondok: Pondok Tampilung”, http://www.berkeleyprize.org/endowment/the-reserve?id=2395 accessed 16 August 2022.

3. Ji Xiang Everton, https://jixiangeverton.com.sg/about-us accessed 6 August 2022.

4. Michelle Chng, Port and the City: Balancing Growth and Liveability, Centre for Liveable Cities (CLC) Singapore, 2016. ISBN 978-981-11-0102-1 (e-version).

5. Nor-Afidah Abd Rahman and Marsita Omar, “The Baweanese (Boyanese)”, singaporeinfopedia, https://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1069_2007-06-20.html accessed 6 August 2022.

6. The Straits Times

7. Vernon Cornelius & Faridah Ibrahim, “Tanjong Pagar”, singaporeinfopedia, https://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732_2005-01-26.html accessed 25 May 2022.

8.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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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海角的丹戎巴葛 Tanjong Pagar

驳船苦力走过斑驳岁月 Kuli working on lighters

本是同根生：新加坡的马来社群 Roots of the same tree: Ethnic Malay communities in Singapore

土生华人：峇峇与娘惹 (Baba and Nyonya)

实利基路与两座山：苏菲雅山和艾美丽山 Selegie Road, Mount Sophia and Mount Emily

走在铁路旁

再写牛车水消失的行业

作者：何乃强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2022年12月5日

 

牛车水好比一个大舞台，不同的行业犹如不同角色演员在舞台先后亮相，然后退下（因生意欠佳或后继无人），其他演员（行业）跟着登场，所谓你方唱吧罢我登场！一家关门一家开业，一鸡死一鸡鸣！这样的更迭我见多了！

三年前我写过“牛车水已消失的行业”，这几年来，回顾牛车水已消失和仍存在的“凋零”行业，我深有感触。行业的兴旺与凋零，是跟随着居民流动迁离以及市场商品的供求，亦反映出科技的进步，与势不可挡的竞争及淘汰进程。

以前牛车水知名行业有生花西乐（如新记、真义、大扁），摄影室（巴黎、新乐、自然、百代、哥伦比亚等），印务馆（启升、冠华、天华、菊如……），电板所（光艺、大光），马辰席（广合、公益），茶楼（大东、南唐、新纪元），凉茶铺（余好林、生鬼昌、真真），客栈（高升、福生、祺生），缸瓦陶器（陶发、陶丰），烧腊（合记、道记），书局（永成、志成文房四宝），殡葬业（郭文、福寿、多寿），算命卜卦择日（量天尺、三才父子），接生妇（霍玉莲、冯氏娘）等等行业。那些还在营业的，不再是成行成市了！

8月初我到牛车水去，像往常一样，踏进楠记香烛店和老街坊区树楠寒暄问好。树楠告诉我，再过一个月的15号，他决定结束业务，退休去了。

我觉得遗憾可惜，牛车水的百年老店不多，尤其是几代经营的事业。区家的香烛店始于1895年，是区老锦全创办的“福荣”，儿子区伯元接棒传给第三代树楠兄弟。1993年，树楠更将祖业发扬光大，在戏院街（史密斯街）创立“楠记”至今快将30年了。

在上世纪50到80年代牛车水有过很多香烛店，除了福荣香庄，史密斯街的金兰香（店东姓陈），二马路（新桥路）广成香以及福南生，豆腐街（珍珠街上段）的玉兰香铺，庙仔街（硕莪街，Sago Street）永益（店东阮鸿才，绰号长寿香）同街的有永兰香，是福建晋江人吴姓经营。可惜都消失了。

树楠告诉我，楠记是戏院街最后的香烛店，此后牛车水的香烛店，相信只有万拿街的玉兰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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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车水已消失的行业

2023年国会财政辩论：工人党是否建议政府把每年兴建的预购单位减少至9000个？

组屋是80%国人拥有的资产，政府则是最大的住屋产业家，全民拥屋效果显赫，现在面对的是如何让成绩单继续靓丽下去的难题。随着上世纪90年代政策改变，组屋变成投资赚钱工具，如今人口老化，第一代组屋年华渐老，剩余价值和原地养老成为无法回避的话题。

利用组屋套利越来越普遍，这几年私人地段高价集体出售，带来百万转售组屋的买气，令好些人的神经敏感，随时准备捞一笔，还没买屋子的年轻人则担心负担不起。不过话说回来，相信这些担心屋价过高的人士当中，不乏住满五年，甚至让屋子空置五年后赚一桶金的心态。

过去两个多星期的国会新财政辩论，国家发展部长和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都很坚持，认为工人党于2019年发表的工作论文，建议政府将每年兴建的预购单位减少至9000个，如果当局真的采纳的话，屋荒和延伸问题将难以收拾。这也是人民行动党和工人党在中英文报章和社媒兵戎相见的热门话题。

我登陆工人党网站（https://www.wp.sg/perspectives/ accessed 25 February 2023），下载“祸首”工作论文《Counting Down to Zero: Are There Alternatives to VERS?》（倒数到零：是否有替代VERS的方案？），细读后表达一些浅见。

 

关键争议点：每年兴建9000个预购组屋单位？

先进入争议的关键点：工人党是否建议政府把每年兴建的预购单位减少至9000个？

问题出自如何解读工作论文第47页章节“Calib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BTO estates”（校准兴建新预购单位）的两个段落。原文转载如下：

Calib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BTO estates

Resident population growth has been approximately 30,000 a year since 2010 and 2011. Assuming an average household size of 3.3, this would mean that around 9,000 or so new dwelling units are required annually. Completions within the same time period have far exceeded the resident population growth. Private vacancies have only started to inch down, but there are still around 12,000 private units completing up to 2022. Will the HDB have a vacancy rate problem, compounded by a still steady stream of 16,000 to 17,000 BTO units in the last few years, which will continue to increase supply up to 2022?

BTO projects should continue, but, rather than creating too many new towns, planners would do well to consider, in future, partly meeting demand from new family formation by selling balance flats in mature estates acquired under the Universal Sale and Lease Back scheme or USB (see previous chapter). This would help advance urban renewal in the mature estates where many Singapore desire to live, since these are nearer to the cite centre.

以下是《联合早报》（2023年2月25日）的中文译本：

自2010年和2011年以来，居民人口增长约为每年3万人。假设平均家庭规模为3.3人，这意味着每年需要约9000个新住宅单位。在同一时期，住屋的竣工数量远远超过居民人口的增长。私人住宅单位的空置率才刚开始逐步下降，但到了2022年，仍有约1万2000个私宅单位竣工。建屋局会不会面对空置率问题，加上在过去几年仍有1万6000至1万7000个预购单位的稳定供应，而到了2022年，供应继续增加会否导致问题更棘手？

预购组屋项目应继续进行，但是与其兴建更多新镇，规划者未来最好能考虑通过售卖在工人党提出的“全民售后回购计划”（Universal Sale-and-Buy-Back Scheme，简称USB）下回购的成熟组屋单位，来满足新家庭的部分需求。这有助推动成熟组屋区的更新，这些组屋区更靠近市中心，许多人都希望能住在这些地方。

《Counting Down to Zero: Are There Alternatives to VERS?》（倒数到零：是否有替代VERS的方案？）第47页截图

第一段通过居民增长与家庭成员的中位值，估计 “每年需要约9000个新住宅单位”，但未来几年新加坡的公共和私人住房或许供过于求，组屋可能面对空置问题。

部长在国会为组屋政策辩护的时候，刻意引用工人党4年前的工作论文里头这段话，如果采用只兴建9000个新预购组屋的建议，眼前的屋荒问题将更加严峻。（过去几年落成的组屋单位1万多至2万个，2020年疫情管制时有7000多个。）

2008-2023年落成的组屋单位（图片来源：Straits Times Feb 1, 2023）

工人党反对部长断章取义，并没有好好阅读第二段。第一段带出市场供求的数据，第二段阐述工人党 “预购组屋项目应继续进行” 的立场，推行工人党提出的“全民售后回购计划”（USB）后，才减少兴建新预购组屋。

 

阅读文件后产生的疑问

我认为执政党在辩论财政年开支预算的时候，没有节外生枝的必要。不过想到国会是朝野议事，也是赚取政治资本的场所，因此多少可以理解上得华山不论剑，难道为了谈情说爱吗？

双方就不同解读唇枪舌剑一番之后，同意就此打住，让国人自行判断。我阅读第47页后产生两个疑问：

1. 第一段引经据典，无非为了证明市场供过于求，若不校准规划，房地产的雪球效应永远存在。既然如此，是否应该按照人口增长需求，每年兴建9000个新单位就好？

2. 第二段开宗明义说应该继续建屋，不过没说兴建多少，也没明确指出留待USB出炉后才相应调整。由于行文间似乎刻意留下模棱两可的灰色地带，难免令人将第一段的 “每年需要约9000个新住宅单位”和“每年兴建9000个新单位”挂钩。

让我进一步说明：第一段文字中包含6个统计数据（3万人，3.3人，9000个新住宅单位，1万2000个私宅单位，1万6000至1万7000个预购单位）。按照常规，引用统计数字的目的，无非是为自己的立场分析佐证，用在这份论文，应该是为兴建房屋做出合理规划，否则没有实际意义。那么这些数据的意义是什么？

推出居者有其屋政策以来，每一代人都有各自拥屋的梦想，谁都知道今时今日不可能停止兴建组屋，问题是多过、等于，还是少于某个基数，这个基数到底是多少？第二段“预购组屋项目应继续进行”的基数若非9000，那又是什么呢？1万2000，1万6000，1万7000，还是新数字？

我阅读多遍，确实无法好好解读，我的结论是写得笼统，令读者无所适从。不过我不会因此硬要他人吃死猫，承认文中所指的是“每年兴建9000个新单位”。

 

工作论文的本意

我更感兴趣的是撰写《倒数到零：是否有替代VERS的方案？》的动机，可参阅工作论文的前言（Foreward，第i页）。

《Counting Down to Zero: Are There Alternatives to VERS?》（倒数到零：是否有替代VERS的方案？）第i页截图

2013至2019年，新加坡的公共与私人产业连续6年下滑，如何让占多数人口的组屋居民感到心安乃当务之急。2018年的国庆群众大会，总理李显龙提出VERS（自愿提前重建计划）来取代99年后组屋价格化整为零的可能性，详情有待进一步探讨。

工人党的工作论文审核公共房屋政策与人口流动状况，提出USB作为VERS的替代方案，“建议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新加坡公共房屋政策应遵循的原则，并考虑如何解决组屋转售价格下降的问题。”（it proposes the principles that ought to underpin a robust public housing policy for Singapore in the decades to come, and considers what can be done about falling HDB resale prices.）

工作论文发表的时候，新冠疫情尚未出现。疫情改变许多现状，组屋申购率至少两倍以上、新组屋供应不足、转售组屋价格飙升、房屋租金水涨船高等，都是眼前事实。部长辩称疫情前预购组屋申请率偏低，转售市场疲弱；部长没有提及的是，疫情前已经出现申购成功率偏低，等候时间过长的民怨。

既然政府正在探讨疫情后的长期建屋政策，同样的，工人党是根据常态来写下这份论文的，经历过疫情的非常时期，如今论文内容是否依然合适宜？

论文第37至44页解释“释放组屋剩余价值（USB）”的概念，谈的是未来大方向，应该不至于受到疫情变数的影响。我认为USB和VERS孰优孰劣，是否有相互借鉴之处来更好地造福人民，才是值得国会辩论的重点。细节部分，这份论文有必要加强行文的严谨度，好好分析应用数据来引导读者，而不是让读者自行解读。需知小片灰色地带有其灵活性，大片灰色宽频则令人陷入迷雾，看不到方向。

1963年建国总理的丹戎巴葛选区，广东民路两座组屋快要完工，附近居民期待搬入新家，投了李光耀一票。李光耀表示，如果不是因为那两栋屋子，他的胜算肯定大打折扣。组屋政策的初衷就是让国人都有屋子住，而不是用来投资赚取利润。3个年代前新组屋政策出台，造成今天令人困扰的格局，为了子孙的未来，期待USB、VERS之外，可以加入如何回到初衷的长期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