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虽然于1963年9月16日正式成立,然而在合并的谈判过程中,仍有许多争议问题未能解决,经济问题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在合并前,新加坡和马来亚政府谈判时,就提到了设立单一市场。马来亚政府当时也同意在合并后逐步实行单一市场政策,条件是新加坡必须提供一亿五千万元贷款给砂劳越和沙巴(婆罗洲),15年内还清。新加坡因此希望在合并后能够加强贸易。
新加坡和中央政府第一次发生公开争议是在合并三个月后。1963年12月21日,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批评马来西亚的年度预算案没有给予提升社会状况足够的预算,马来西亚中央政府也没有实行单一市场的进展,加上印尼实行对抗,使得新加坡的经济受到很大的影响,于是决定延迟对婆罗洲的贷款。新马双方都称对方在拖延时间,不遵守承诺。新加坡的商人也开始投诉中央政府歧视他们,没有让他们和其他州获得相同的利益,反而对他们实行固打制。
1964年12月,马来西亚财政部长陈修信说印尼的对抗活动导致军备预算增加,中央政府要求新加坡将上缴中央的税收从40%增加到60%,新加坡则认为这对自己不公平,因为其他州属并没有因此增加缴税,双边经济的矛盾继续升温。在1964年,新加坡经历了7月和9月两次种族暴动,对外贸易严重受损,如再增加税收,对新加坡的商业活动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
中央政府也宣布将关闭中国银行的新加坡分行,原因是中国银行在资助马来亚共产党的武装活动。由于中国银行对新中贸易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新加坡极力反对。但是,中央政府还是宣布要在1965年7月关闭银行。
新加坡工商界采取多种方式,抗议联邦政府的征税政策。1964年12月2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向陈修信呈递备忘录,正式要求取消营业税与薪金税,调整或暂缓实施糖入口税,并推派一个四人代表团前往首都,面陈新税对新加坡的影响。
新加坡的反征税运动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紧张。东姑警告说,若反对课税者策划全国性罢市,联邦政府将采取严厉的镇压行动。陈修信也警告行动党政府,如果新加坡人民采取暴力逼中央政府在实施营业税及薪金税方面让步,中央政府将让新加坡政府负全部责任。 然而,在马来西亚各界的普遍反对下,联邦政府也不得不面对现实,调整政策。东姑最终表示,如果发现新税有不妥之处,将及时做一些调整和修改。1965年1月23日,陈修信发表声明,政府将认真考虑新的征税方案,并将在近期提出征税修正法案。
在一系列导致新马经济冲突的问题中,工业发展问题一直是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根据新马合并协议J项附录,中央政府在有关工业化问题方面,拥有两项权力:第一,颁发新兴工业许可证;第二,根据关税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实施具有保护作用的入口税。
吴庆瑞意识到合并后,中央政府在新兴工业许可证审批方面,将会对新加坡的企业实施苛刻的限制,以放缓新加坡发展的步伐。因此,吴庆瑞要求EDB简化新兴工业的免税申请与核准程序,在1963年8月中旬到9月16日合并前的短短一个月内,新加坡政府共颁发了77张新兴工业许可证。相比之下,在新马合并的两年期间,新加坡政府向联邦财政部递交了69份新兴工业许可证申请,仅有两份获得批准,其中一份还规定了种种限制,实际上等于拒绝。
马来西亚成立后,中央政府强调新加坡工业家在设立工厂之前,在程序上应先和中央政府磋商。陈修信指出:“新加坡方面未经直接与中央政府洽商,便大兴土木,建立工厂,他们只是就教于新加坡的权威人士,结果在最后才发现这些权威人士所作的保证并不能完全实现。因此,我建议新加坡企业家遇到这类问题时先和中央政府商洽,因为中央政府拥有颁发新兴工业许可证及关税保护的权力。”“新加坡的专家作出的保证不一定可行。”
(陈修信)
吴庆瑞与陈修信正面交锋,他认为中央政府与新加坡政府在权力与义务方面有明确规定,根据新马合并协议J项附录的规定,颁发新兴工业许可证的程序为:厂商先向新加坡政府申请,再转呈中央政府核准。至于工厂地点、水电供应、全盘计划的必要条件,建筑图纸之批准,申请贷款、技术协助以及其他方面的事项,均由新加坡政府决定。关税保护方面的程序为:先由关税咨询委员会将该项拟行的保护性措施加以考虑,而后将其意见提交中央政府作最后裁定。同时,州政府有权向咨询委员会建议,对那些行将包括在共同市场内的物品,加以关税保护。因此,在工业化发展问题上,新加坡政府并没有越权行为。
吴庆瑞于1959年提出新马共同市场的概念,主要考量到新加坡是一个小国,人口不足200万,国内市场狭小。若与马来亚建立共同市场,新加坡出产的工业产品即能在约有1000万人口的庞大市场上免税推销,这将有力地推动新加坡的工业发展,减少失业人口,并可以解决因贫困而引起的种族等问题。因此,在合并谈判时,新加坡坚持共同市场是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的基本条件。
由于马来亚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成立共同市场对马来亚弊多利少,合并后将进一步扩大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其他州之间的差距。陈修信认为:“共同市场带来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便是,新加坡的工业发展要以牺牲马来西亚其他部分的利益为代价。”因此,在马来西亚成立后,中央政府对于成立共同市场,一直采取拖延的态度。
新马双方关于共同市场的争论,在分家前夕达到了高潮。1965年7月17日,陈修信在新加坡大学的演讲中强调,共同市场问题不仅是一个技术和经济方面的议题,更是一个政治性的议题,目前缺乏实施共同市场所需的“正确精神”(Right
Spirit)。他认为,执行共同市场协议面临着三个重要问题:第一,共同市场牵涉到新加坡的进出口贸易,因此必须更加谨慎小心,避免引起更多经济问题。第二,中央政府有责任促进联邦内的工业平衡发展,因此若在短时间内成立共同市场,可能会导致联邦内各成员之间不平衡发展的恶化,使新加坡更具经济上的优势。第三,由于国防费用不断增加,中央政府必须采取可行的方法实现收支平衡。由于新加坡不愿额外支付,导致其他成员必须增加他所负担的部分,因此中央政府不能为了新加坡的经济利益而牺牲其他州的利益….。种种不同的理念最终导致1965年8月9日新马分家。
李光耀在行动党党报《行动报》(Petir)与《李光耀回忆录》提到吴庆瑞在1965年新马分家之前参与谈判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当时人民行动党倡议建立一个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这项号召获得马来亚半岛的非马来人、新加坡、砂劳越及沙巴的人民的广泛支持,于是东姑决定把新加坡赶出去。 李光耀说他并不想要出现这样的局面,于是要吴庆瑞争取一个较松动的安排,“在与当时的副首相阿都拉萨(Abdul Razak,后来取代东姑阿都拉曼,成为马来西亚首相)和外交及内政部长伊斯迈举行几次会谈之后,庆瑞决定最好还是分家,我也只好同意。” 当年李光耀委任吴庆瑞与Abdul Razak商讨新马分家的细节,包括新加坡未来的国防安排。
吴庆瑞与Abdul
Razak和陈修信的关系
吴庆瑞考获莱佛士书院经济学文凭,1940年代末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LSE)深造时就已经认识Abdul Razak Hussein (修读法律)。1949年,吴庆瑞、杜进才与Abdul
Razak等六人在伦敦成立马来亚论坛,对摆脱殖民地政府统治秉持相同的理念。就新马分家,吴庆瑞和Abdul Razak从1965年7月起,共举行了五次会议。最后一次是在1965年8月6日,也就是新加坡正式独立的前三天。 一般人总以为李光耀在新马分家时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但直到李光耀在2010年发表的谈话,进一步说明他在《李光耀回忆录》中的追述,证实这是吴庆瑞在谈判时的决定,并获得马来西亚主要领导人的同意。
显然,吴庆瑞比较熟悉和善于掌握马来领导层的心态。他和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政府的财政部长陈修信有点亲戚关系,同那位和李光耀不咬弦的副首相Abdul
Razak谈得来。东姑阿都拉曼和Abdul
Razak都对他没有戒心。
(Tun Abdul Razak)
吴庆瑞是马六甲富有家族的后裔,父亲是一名橡胶种植园经理,母亲来自大马著名的政治世家,亲属包括陈祯禄和陈修信父子。陈祯禄1883年在马六甲出生,1949年成立马华公会,保护50万名陷入政治困境的华人,后来和巫统组成联盟,争取马来亚独立。1960年12月13日,陈祯禄逝世,被当时的马来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称为“独立之父”。合并时担任马来西亚联邦中央政府的财政部长的陈修信是吴庆瑞的表哥。
吴庆瑞和陈修信的经济理念完全不同,陈修信一心要阻碍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在发出新型工业证书上显现出来。陈修信也要全面接收新加坡的纺织品配额,建造一家新的成衣厂,剥夺新加坡纺织工人的就业机会,最后英国施加压力,使中央政府把配额全数交还给新加坡。吴庆瑞认为陈修信还会找机会把各工业投资转到马来亚去,感到心灰意冷,对合并的共同市场不再存有幻想。
对吴庆瑞来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是个痛苦的决定, 因为这也意味着他和故乡马六甲与表亲永远脱离关系。
附录:
1918年10月6日,吴庆瑞出生于马来西亚马六甲州,祖籍为福建,之后移居新加坡。
1959年,参选新加坡自治邦第一届立法议会选举,代表行动党角逐牛车水区议席并当选议员。并在接下来的5次大选中成功连任。并于同年出任新加坡第一任财政部长。
1965年至1967年间任内政及国防部长,任内提出在1967年实施强制性国民服役制度,为新加坡建立了一支属于自己的武装部队。1970年,再次受委为国防部长长达九年。
1968年至1984年间任副总理。
1979年2月到1980年5月,以及1981年6月到1984年12月,两次担任教育部长。
1979年应邓小平的邀请,第一次访问中国。邓小平会见时表示,希望他退职后接受聘请,担任中国国务院的经济顾问。
1984年12月卸下内阁职务,同年退出新加坡政坛。退出政坛后,吴庆瑞也曾担任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主席、货币局主席与政府投资公司副主席等职。
1985年至1990年担任中国沿海开发区经济顾问兼旅游业顾问。吴庆瑞担任中国政府顾问近六年间,邓小平每年都会见他,详细听取他的汇报和建议,负责经济工作的谷牧副总理同他交往更加频繁。完全退休后吴庆瑞深居简出,生活低调。
参考资料:
Lee Kuan Yew, My closest confidante,Petir
May/Jun2010 special issue
庞卫东,“新马分家之经济因素探析”,《东南亚南亚研究》 2011年第一期
Tan Siok Sun, Goh Keng
Swee - A Portrait, ISBN:
9789814260398, Singapore: Editions Didier Millet, 2010
Soony Yap, Richar Lim, Leong Weng Kam, Man in white, The untold story of Singapore’s ruling political party,
ISBN: 9789814266246, Singapore: Singapore Press Holding Limited 2009
Lee Kuan Yew, Memoirs
of Lee Kuan Yew 1923-1965, 9789810406318, Singapore: Singapore: Singapore
Press Holding Limited 1998
Lee Kuan Yew, Memoirs
of Lee Kuan Yew 1965-2000, ISBN:9812049843, Singapore: Singapore: Singapore
Press Holding Limited 2000
他作梦也没有想到毕生的努力最后造就了一个专制世袭的腐败蝗朝!
ReplyDelete最后晚节不保,成了'高薪养奴'旗下的第一奴才!悲乎哀哉!
吴庆瑞并没有享受到高薪的好处,他早在政府大幅度提高部长薪金前被令引退了。
ReplyDelete如果他还在内阁,不大可能接受这种“高薪养廉”的做法。
飞鸟尽,良弓藏!
ReplyDelete狡兔死,走狗烹!
作为走狗,他没有蜀汉诸葛的眼光,洞悉主子的软肋。
作为奴才,他缺了三国司马的远见,最后扭转乾坤,一统天下!
是留芳百世?是遗臭万年?你说呢?
作为一个鸿图大略,知晓权术之人,必须时刻清楚警醒:'一步之差,全盘皆输'!
ReplyDelete遥记当年韩信“出生入死”为刘邦取得天下,到头来一念之差,自身'死无葬身之地',
成了历史上最大的傻瓜,丧尽一世英名,更为天下人所耻笑。😂
KL 兄
ReplyDelete古今中外,尤其是推行儒(愚)家思想的独裁政权都逃不了'成者王,败者寇'的宿命。
踏着千万牺牲者尸体上位的'成功'者,他们深知自身的'无能'与'侥幸',他们'心虚',所
以他们必须排除一切可能的'假想敌',以确保'家天下'可以世代'传承',将一切可能的挑
战消灭于'萌芽'之中。因此'杯酒釋兵权'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飞鸟尽 良弓藏
狡兔死 走狗烹
敌国灭 谋臣死
更是历代皇朝开国之后的一段必经之路。
其实,说白了,高薪不是白给的,不是皇亲国戚,不是钦点的奴才,
是不会符合'高薪养奴'的要求与标准的。
“话说吴庆瑞完全退修后'深居简出',生活低调,....”
ReplyDelete是呀!过着“隐居”的退休生活的第一代建国元勋又何止他一人?
他们领着优厚的'养老金',知道在天子脚下'功高震主'的下场,
知道'明哲保身'的道理,他们甚至不敢在得到'批准'之前大胆写
他们的'回忆录',因为须要终身'保密的资料太'敏感'了!.........
今天拜读了 “新加坡文献馆” 的 ‘星国执政党展开人才甄补’ 一文,颇有感觸。
ReplyDelete真不知其他民主国家的领袖,如英国,加拿大,奥地利和新西兰的总理,‘登基’前是否有被前任请喝 ’茶‘?
美国特离谱总统是否有委任前任出任 ’资政‘ 以 “指导” 一切?
这都是缺乏 “智慧” 的草民 ‘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的不能理解的軍國大事,不是吗?!
一个 “助纣为虐” 的卑鄙政客,一个 “唯命是从” 的无耻 “奴才”!
ReplyDelete刚刚看完了这里的另一篇 “分流不分流 40年的分流教育走入历史”,
ReplyDelete其中指出 小3 或 小4 小学分流制度正是来自于当年 吴庆瑞 的 ‘杰作’。
一个最不合理最残酷的教育制度,害死了多少发育稍为缓慢的儿童,
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如 爱因斯坦 和 爱迪生 等如果生长在新加坡,
他们能成就出这翻伟大的事业?
一路来新加坡教育并不能真正做到 因材施教 人尽其才 的基本目标。
多少人才被埋没,再加上一个由他所引进的 ‘国民服役’,.....
这位人兄对新加坡作出的贡献,对新加坡人的 功德,不提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