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妇女而从政的萧白龙夫人（Mrs Seow Peck Leng）- 新加坡早期政治人物

1961年立法议会通过的妇女宪章在新加坡近代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妇女宪章禁止一夫多妻，将一夫一妻制合法化。对男人而言，别以为齐人之福是美事，需知妻多夫贱，没水洗脸！对女人而言，在那个年代禁止男人一夫多妻也可以避免更多妇幼被经济拮据的丈夫遗弃。除此之外，妇女宪章将女子结婚的最低年龄定为18岁，妇女可以提诉丈夫通奸、重婚等不合法行为，离婚后还享有赡养费等。它不仅改变了男女间对婚姻关系的观点，更大大提升了新加坡女人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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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men’s Charter 1961）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新加坡妇女从思想保守的年代跨越过21世纪的首十年，今时今日看起来为一半的人口提供保护网的妇女宪章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半个世纪前却是非比寻常。当年以女人的立场极力为妇女争取合法权利的主要人物有Mrs Shrin Fozdar， Mrs George Lee，萧白龙夫人（Mrs Seow Peck Leng）和陈翠嫦等人。陈翠嫦在立法议会发表中文演说，为妇女请命，律政部长贝恩（Kenny Byrne）极力支持，三读通过妇女宪章，陈翠嫦与妇女宪章几乎画上等号。陈翠嫦是执政党员，为妇女宪章鞠躬尽瘁，功不可没，但其他在那个年代为妇女请命的先驱人物如萧白龙夫人也应记上一功。萧白龙夫人也译为萧柏龄夫人，本名蔡成金（Chua Seng Kim）。

（来自印度孟买的Mrs Shirin Fozdar）

萧夫人（1919-2007） 出生于土生华人家庭，在新加坡女子学校（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和莱佛士女中（Raffles Girls' School）受教育 ， 1954年出任广东民学校 （Cantonment School）校长 ，  在对政治一窍不通的情况下辞去教育部的职位,加入由林有福领导的人民联盟（SPA），参与新加坡第一届自治邦选举（1959），将原蒙巴登区市议会员梁苏夫人（Felicia Leon-Soh）踢出局，糊里糊涂地走入立法议会，开始短短四年的政治生涯。国家档案局为她录制的口述历史有非常丰富有趣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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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萧夫人的说法，Mrs George Lee是新加坡妇女理事会（Singapore Council of Women，SCW，1950）的主席，老公拥有多间工厂，还有一支庞大的歌舞团，她很担心家产会落入这些欢场女子手中，因此极力争取一夫一妻制。至于来自印度孟买的Mrs Shirin Fozdar，1950年跟着医生丈夫移民到新加坡，在印度已经是个妇女运动的风云人物。她是SCW的秘书，除了拟定妇女宪章的SCW版，也极力游说马来妇女摆脱宗教与族群的束缚，支持一夫一妻制。

（她们都为妇女争取应得的社会利益。Photo source： Singapore Council of Women's Organisations）

萧夫人一向来就很积极地投入社会工作，建立起良好的人脉。1954年她成立了Siglap Girls’ Club（日后的新加坡妇女协会Singapore Women’s Association），教导马来老师学英文，也到多所马来学校免费教导英文等。后来萧夫人在无意中发现甘榜安柏（Kampong Amber）的居住环境恶略，于是安排了防痨协会（SATA）前来教导村民肺痨病以及防范措施。跟村民建立交情后，她还“挂羊头，卖狗肉”，派些女义工走入甘榜，名义上是教导马来妇女们针织刺绣，实际上是教导她们如何节育。所谓好人有好报，这些善举后来竟然帮忙她赢得马来选票。

1959年蒙巴登区选举成绩：

候选人	政党	得票
Seow Peck Leng	人民联盟 SPA	3031（33.7%）
Tay Kim Sun	人民行动党PAP	2143 （23.8%）
Wong Foo Nam	马华MCA	1903 （21.2%）
Felice Leon-Soh	加东居民统一工会KURA	1354 （15.1%）

萧夫人在1959年全国大选后的第一次立法议会上发言，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恭喜PAP高票当选，引来SPA党内人士的一番痛骂。作为反对党，本来就应该将黑白混淆，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应该说PAP在不公平的竞选中获胜，怎么可以反过来恭喜对方？萧夫人发觉这一切跟当年她跟着反对党PAP与首席部长林有福“胡混”的日子完全不同，才明白什么是政治现实。

萧夫人怎么跟当年还是反对党的PAP与首席部长林有福“胡混”呢？蒂凡那（Devan Nair）因“反殖民地政府”被捕，萧夫人接替蒂凡那，出任新加坡教师工会秘书长，后来因法律咨询经常跟李光耀律师接触。她认为李光耀是个最友善、最乐意助人、最有逻辑的人。政客与政客之间表面上似乎水火不相容，但私底下他们甚至深夜时分跑到林有福家去，把他从睡床上拉起来吃宵夜游车河，交换政见等。或许当时大家还年轻，也秉着一股摆脱殖民地政府的热忱，做出许多当时似乎是理所当然，今天看起来却很不寻常的事来。

萧夫人对通过新马合并来摆脱英国殖民地统治的愿望十分强烈，SPA甚至取笑她已经被PAP洗脑，称李光耀为她的“男朋友”。她对英国殖民地政府的反感，源自在学校教书时所受到的白人至上的不公平待遇。当时女校长是个威尔斯人，学校来了个英国女教师，跟萧夫人实习了一阵子。当时教师都必须做教课记录，如果本地教师忘了记录，会被校长严厉谴责，无地自容，但新来的英国教师却享有特权，没有任何教课记录，校长还为她打圆场。

至于已经结了婚的本地女教员，无论工作多少年，薪水非但没有提升，反而削减至最低工资。根据当时殖民地官员的说法，照顾妻儿是丈夫的责任。身为一个已婚女性，所赚的都是多余的零用钱，简单地说就是赚钱买花戴，所以不需要领取高薪。

（萧白龙夫人是第一位反对党议员，也是当年少数亲自开车的女性。NAS c.1950s）

萧夫人咽不下这口气，将Siglap Girls’ Club转型为Singapore Women’s Association (SWA)，鼓励公务员入会，争取同工同酬同等社会地位。

女人的社会地位是个很棘手的难题，反对的声音来自各阶层。一位女医生说：“我不晓得你们在想什么？好了，现在你的老公有另一个女人，你把他丢到牢里，对你有什么好处？谁来养你的孩子？好，你有工作，你有本事赚钱，你可以养，那一大群没有经济能力的家庭主妇呢？她控告她的丈夫，丈夫坐牢，谁来养孩子？难道妇女牺牲一点不好吗？让男人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老婆，只要照顾好孩子就是了，至少你有个丈夫，孩子有个爸爸。为什么你硬要将男人抓去坐牢？男人坐牢对女人有什么好处？”

萧夫人在口述历史中回忆起要求林有福帮忙争取男女平等的经历，林有福的反应是“萧夫人，妇女在英国也没有享受到平等的社会待遇。你这么向往男女平等，为什么你不亲自争取？如果你相信你所说的，为什么你不干脆辞去你的工作，出来参选，进入立法议会，用你的议员的权力来争取，好过到处求人。我是个男人，你竟然跑来要我为你争取妇女的权利？”林有福虽然揶揄对方，另一方面却安排萧夫人出国考察，前往美国观察民主党与共和党两个主要党派的妇女团队如何为妇女争取利益。林有福作出这样的安排，或许是基于在来临的1959年大选中，他会领导人民联盟，萧夫人正好是那枚能够争取妇女选票的棋子。

（元首夫人Puan Noor Aishah 与蒙巴登区议员萧夫人走访Kampong Amber。NAS 1962）

到头来真正将争取妇女利益列入1959年的竞选政纲的只有PAP，PAP甚至以“一夫一妻”作为竞选的标语，其他政党则担心这种前卫的做法会影响选票。结果PAP赢得43席（共51席），妇女票确实是不可忽略的一环。

支持与行动是两回事。1960年贝恩领导的妇女宪章委员会虽然对外开放，但除了在任的女议员如陈翠嫦和萧夫人对妇女宪章兴致勃勃外，只有Mrs George Lee和Mrs Shirin Fozdar加入委员会。一般上妇女们不是不了解，就是觉得妇女宪章侵犯了传统与隐私；面对着一个即将因妇女宪章而改变的大环境，甚至有更多的私人顾虑，比如会不会连累到丈夫、孩子、制造更多的家庭纠纷等等。妇女宪章甚至被理解为政府偏袒妇女，针对男人而设的法律。

（萧夫人第一次出席新加坡自治邦立法议会，也就是今天的国会。NAS 1959）

萧夫人对一名年轻的小伙子印象特别深刻。这位年轻人在妇女宪章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借题发挥，谈到为什么妇女宪章只提到妻子，其实女人的范围不应该局限于妻子，更重要的问题是母亲，是家长，政府应该正视老人问题，通过法律来规定孩子奉养父母。年轻人虽然离题，但显然颇有远见，已经预见到二十年后的社会问题。

根据1960年3月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的报道,  "Last year there were 170 child wives under 14 years old and 13,000 between the ages of 15 and 19. … One girl had been married thrice before she was 16. Another, aged 15, was wife to a man four times her age." 为妇女宪章奋斗的经历，所面对的不仅是一个封建思想的包袱，还有当时PAP政府中好些男议员的父亲也奉行一夫多妻制，因此在立法议会中发生很大的分歧。当时除了肯为妇女请命的律政部长贝恩大力支持外， 1961年PAP分裂，左翼分子成立社阵，PAP更迫切需要妇女的选票来组织下一任政府，这是大家都必须面对的最现实的考量。天时地利制造了人和，妇女宪章终于成为新加坡先进的法律。

萧夫人感激贝恩领导潮流的勇气以及接受她作为一名反对党员对妇女宪章所提出的一些建议：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 Government in the past has been very much inclined to adopt the attitude that Sir Ivor Jennings and Lord Hailsham have always warned us against, i.e., the attitude that the Opposition can never be right and the Government can never be wrong, I feel that the Minister for Labour and Law deserves special commendation for having the courage to incorporate the advice of the Opposition in the Women's Charter, when he thinks that the Opposition is right.”

萧夫人一向来为男女同工同酬而奋斗的目标并没有涵括在妇女宪章中，但1962年贝恩修改了公务员的薪金制度，给予妇女应有的肯定。

1963年全国大选，SPA决定将萧夫人在蒙巴登区打下的江山交给一个“重要”的男人（SPA秘书长），萧夫人则被调到如切区，理由是如切已经是SPA在上一届夺下的堡垒，又是土生华人的集居地，以萧夫人的娘惹身份，如切居民会支持她。SPA这种不注重民众基础的“空降”作风，不只输了如切和蒙巴登，更面对全军覆没的厄运。

1963年如切区选举成绩：

候选人	政党	得票
Fong Kim Heng	人民行动党PAP	9300（65.9%）
Leong Keng Seng	社阵BS	3737 （26.5%）
Seow Peck Leng	人民联盟 SA （SPA）	1078 （7.6%）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宣布独立当天，萧夫人递上辞职信，静悄悄地告别政坛，过后继续担任新加坡妇女协会及多个妇幼组织的主席，1991年引退。


萧夫人在2007年辞世。根据前SWA 主席Susy Chia-Tsai 的回忆，1961年河水山大火后，萧夫人鼓励妇女们将钱存入银行 ， 而不要存放在甘榜的家里头 ， 因为一场火患就会将毕生的储蓄烧光。当时的崇侨银行还有粉红色女郎（The Pink Lady）， 帮忙妇女们填写开银行户口的表格 。 --The Straits Times, Apr 16, 2007.

现在回顾半世纪前的一段前尘往事，如果没有一群理想主义者，大胆挑战传统和文化根基，1961年的立法议会不可能通过这么前卫的妇女宪章。对比之下，一年后联合国才通过文明婚姻条例，1967年联合国才通过决议，肯定妇女在社会与家庭所应享有的平等地位。以今天新加坡的屋价、物价与奶粉钱来衡量，“齐人”未必是福气，妇女宪章未尝不是当下男人的福音。

新柔华人一线牵-地不老河畔陈厝港 Kangkar Tebrau

新马之间的铁路交通曾经在新加坡境内形成一条独特的绿色廊道，随着新马两地的领导人抛开成见，以务实的态度共商未来发展大计，2011年6月30日最后一趟火车驶入Tanjong Pagar Train Station，为新马铁路史画上完美的句点。2010年9月，我们搭上将近落幕的火车前往新山，参观柔佛古庙后走到陈旭年街的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由馆长达伟为我们诚意导览，认识了柔佛义兴、陈开顺及多个以椒蜜（胡椒甘蜜，pepper and gambier）起家的港口，我们还因有趣的路牌“惹难港下咭唧（Jalan Kangkar Kechil）”的左右倒读而闹了笑话。

（陈厝港“惹难港下咭唧（Jalan Kangkar Kechil）”的旧路牌，从右向左读）

满族人入关以来，始终面对着汉人反清复明的威胁。道光24年（1844年），广东海阳县天地会起义，在潮州府的潮阳、揭阳等地反清失败，会员纷纷逃离家乡。据说陈开顺也是被朝廷发出逮捕令后逃亡的天地会成员之一，逃到新加坡避难。

当时的新加坡还是个原始森林，除了南部市区之外，其他地区都还没开发，分布在全岛各地的河流是生命的命脉。华人来到新加坡，在各河流建立港区开荒。1844年，Temenggung Ibrahim（天猛公伊布拉欣）借鉴移居新加坡的华人在杨厝港、蔡厝港、林厝港、陈厝港、曾厝港等地垦殖甘蜜与胡椒的经济效益，在柔佛推行港主制度，招募新加坡华人（主要是潮州人）到柔佛开港垦荒。陈开顺获得距离新山约十公里的地不佬河（Sungai Teberau）流域的港契（surat sungai, 1844年10月22日），率领新加坡义兴公司的数千名潮州同乡进入柔佛，在原是一片原始森林的陈厝港种植椒蜜，把陈厝港发展成为柔佛的一个行政中心。

（19世纪新加坡地图，港区分布在河流各处。1844年，Temenggung Ibrahim（天猛公伊布拉欣）依法炮制，在柔佛推行港主制度。）

除了陈开顺外，与Temenggung Ibrahim的儿子Sultan Abu Bakar称兄道弟的陈旭年（Tan Hiok Nee），为Sultan Abu Bakar建宫殿的黄亚福（Wong Ah Fook）、义兴公司第三位首领林亚相等人都是1840年代至1917年间130多条港中赫赫有名的港主。

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1/05/2-of-7.html

http://ppunlimited.blogspot.sg/2011/02/follow-trail-to-jb-chinese-heritage.html

本着延续两年前造访的心态， 2012年7月28日跟博物馆一群义工朋友，在萧开富的引导下，继续追寻前人的足迹，前往已被逐渐遗忘的陈厝港。

陈开顺是领导，顺理成章成为陈厝港的港主，并成立柔佛义兴公司。在鼎盛时期，陈厝港扮演着重要商港的角色，所有货船都必须经过陈厝港才能开到新加坡去。陈厝港时期遗留下来的主要街道是惹难港下咭唧（Jalan Kangkar Kechil），即“小港主”的意思。开辟陈厝港后，陈开顺一行人开辟了新山，1855年恭请天猛公到这个新的行政区，从此奠定义兴公司在柔佛的至尊地位，其他会党没地盘好争，因此当年的柔佛不像其他地方那么多私会党格斗，平安度过半个世纪。

（靠近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的Jalan Ngee Heng，代表着义兴公司曾经辉煌一时的年代）

据大马南洋商报记载（2010年12月23日），早在1820年间陈开顺等人过海来到陈厝港之前，陈厝港已经有11户人家。1924年陈厝港鼎盛时期，有六排店屋，居民约五千人，有商店、赌馆、烟馆、妓院和学校，是个典型的繁华小镇，现在的陈厝港还存留着几间小小的摩哆车店。虽说小镇凋零，见证了华人百年足迹的三庙一馆还在诉说着陈厝港的故事。

（陈厝港，2012）

三庙指的是灵山宫、天后宫和天尊宫，一馆指的是海南会馆。

灵山宫的主神是潮州帮的玄天大帝，两旁有广东帮的华光大帝和海南帮的赵大元帅。庙里还供奉着陈开顺的灵牌，每年七月廿五进行祭拜，饮水思源。灵山宫的创庙史可能比柔佛古庙还悠久，有人说柔佛古庙的玄天大帝的香火也源自灵山宫。

继陈开顺之后，海南人黃振胖率领一批海南同乡到陈厝港开垦，建了海南会馆和与灵山宫隔邻的天后宫，供奉妈祖，好让港民出海前，祈求天后娘娘的保佑。后来聚居的海南人从事割胶的工作。灵山宫玄天大帝与天后宫的格局与1826年创庙的新加坡粤海清庙和早期的印尼华人寺庙类似，即玄天大帝在右祠，天后宫则在左祠，二庙相连的“孖庙”特色。

（灵山宫，2012）

（灵山宫的主神是潮州帮的玄天大帝，两旁有广东帮的华光大帝和海南帮的赵大元帅。庙里还供奉着陈开顺的灵牌，每年七月廿五进行祭拜，饮水思源。）

（灵山宫的左祠是天后宫，二庙相连的“孖庙”特色。2012）

（见证百年的海南会馆。2012）

至于第三所庙宇天尊宫，供奉的是客家帮的感天大帝。据大马星洲日报记载（2006年2月16日），当年陈开顺带人来陈厝港垦荒，森林里有猛虎，地不老河上有鳄鱼出没，他所帶來的人都不敢入山。陈开顺从中国带来一批敢于冒险的客家人前来垦荒，因此供奉持刀踏虎的感天大帝，镇守港口。早年的陈厝港在每年农历十二月廿四，都举行“谢港”的送神盛事，感谢神明一年来的保祐，风调雨顺，生意兴隆。這一天也同時发出神符和令旗给信徒。

由于陈厝港是新山华人最初落脚之地，已有超过百年历史，被列为大马文化遗产的柔佛古庙游神盛会，不单只是春节庆丰年，甚至跟陈厝港息息相关。在港主時代，柔佛古庙已有游神活动，所有的港主都必须派出“航船一艘，灯笼一对”，前往赴会。陈厝港神庙供奉的诸神也会经过水路，请到新山，参与一年一度的盛典。

（天尊宫，供奉的是客家帮的感天大帝。2012）

据说天后宮的天后娘娘早年也参与众神出游，后来先辈认为天后娘娘是个女神，在游神队伍中摇摇摆摆，并不雅观，于是“委派” 赵大元帅代天后出遊。

至于为什么游神这个民俗节庆不在元宵节举行，而是正月廿一呢？据说跟潮水有一定的渊源。俗话说初三十八潮水涨，元宵节前三天不是涨潮的日子，从陈厝港通过水路到新山，船只难靠岸，无法接神出游。正月十八潮水涨，船只容易靠岸，所以先辈选定这一天到陈厝港接神，久而久之，一年一度的游神盛会就落在正月廿一。

（地不老河水悠悠，淘不尽昔日峥嵘岁月。2012）

虽然小镇凋零，但从流淌的地不老河水、河边古庙与渡头等遗迹，可以一窥昔日的繁华。从陈厝港周围马来甘榜的名字所留下的蛛丝马迹，如甘榜港下地不佬（Kg. Kangkar Tebrau）、甘榜港下登雅（Kg. Kangkar Tengah）和甘榜港下基里（Kg. Kangkar Kiri）等村落，都带着“港腳”的译音，可以看出当年這個港区的重要性。

从1949延伸......（三十六）泰麟之公民权

说起那一纸公民权，泰麟最津津乐道的是1961年在皇后坊排队领取公民权证书，那个洋警察竖起大拇指，微笑着说“good”的那一刻，因为只有良民，才能获得公民权证书。我自懂事以来，一路来都看着泰麟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这一纸证书，而且还千交代万交代，说万一发生火灾，什么都可以不带，但是一定要把公民权证书带在身上，这也是当年会讲方言的洋警察交代的。

（公民权证书背后有许多故事，单看证书上的几个年份：1957，1958，1961便知道了。）

念中一时学校要查证监护人的证件，我把泰麟的公民权证书和红色身份证都带到学校去。冯廷莲老师家住附近的福南街，放学走同一条路。那天傍晚在回家的路上她问起我公民权和身份证的事，她说在那个年代，只有国民才拥有身份证，为什么泰麟这么特别，同时拥有身份证和公民权证书。回家问泰麟，他也没有确实的答案，只知道在1950年代后期，中国总理周恩来到印尼出席了第一届亚非会议，几年后每个人都传话说去拿公民权，他也就跟着普罗大众去申请，而且很快就获批了。

现在回顾那一段过去，老师的疑问可能出现在那个年代系统本身就不完善，加上可能新加坡自治邦政府、殖民地政府和本地华人间存在着殖民地体系、语言障碍，执行政策难以上情下达等因素，反之亦然。既然存在着文化与交流之间的缺陷，那就套句俗话，凡事aka aka（大概）就好。

争取新加坡公民权一事可以追溯到1940年代新加坡经历过日战之后，当时连瀛洲（Lien Ying Chow）通过中华总商会向英国殖民地政府争取新加坡公民权来保障经历过日战的人民的利益，他建议凡是在新加坡居住超过八年的居民都可以自动成为新加坡公民。不过连瀛洲的建议并不为殖民地政府所接受。直至1956-1957年，首席部长马绍尔和林有福相继与殖民地政府谈判，殖民地政府最终在1957年10月16日通过公民权法令，接受在新加坡土生土长，或在新加坡居住超过八年的居民成为新加坡公民。紧接着，为了赶上1959年第一届新加坡自治邦选举，公民权登记活动如火如荼地展开。

（殖民地政府最终在1957年10月16日通过公民权法令，接受在新加坡土生土长，或在新加坡居住超过八年的居民成为新加坡公民。SBC 1988）

到了我的年代，因为是土生土长，自动成为新加坡公民，少了一份公民权证书，却冒出两张出生纸，打印的那张红色，称为“小报生纸”；手写的那张浅灰色，称为“大报生纸”，怎么比都觉得小报生纸比大报生纸还要大些，而且发大报生纸的日期还比小报生纸晚了三年。当年报名读书，做登记等，都需要出示报生纸，而且只用小报生纸。老人家说大报生纸很重要，不可遗失，所以必须好好保存，不可见人，是当年的“政府人”说的。

后来终于搞清为什么报生纸有大小之分，到底哪一张比较重要不可以遗失。如果注意看“大报生纸”的第一行字，写着“State of Singapore”，，签署日期是1964年，很显然的它跟新马合并时新加坡成为“新加坡州”有关。在1963年9月16日至1965年8月9日，新加坡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州府，所以连报生纸都必须重新处理，后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主权国，看来这张“新加坡州”的“大报生纸”也走入历史，或许以后还可以当作旧文物，卖个好价呢！

（大报生纸是手写的，发出日期比date of birth晚了三年，注意第一行还写着STATE OF SINGAPORE。）

（小报生纸是打印的，格调跟公民权证书类似）

住在邻国马来西亚的薰衣草夫人有另一番经历，当年老一辈都把报生纸当作密令般看待，不随意示人。她的爷爷在日军入侵时，一时恐慌，误信谣言，把全家人的公民权证书全烧掉，还好后来还能拥有马来西亚的蓝色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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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孩子的1990年代，报生纸简化了，只有一张，省却了大小的问题。倒是儿子当年在伦敦出生，竟然真的有大小两张报生纸，两张都是红色打印，但有明显的大小之分，大的资料比较齐全，小的只有当事人的资料；小的免费，大的还要花钱“买”，必须填上母亲的名字，父亲则是可有可无，根据当地的法律大的报生纸也可以不要。

（英国的小报生纸。c.1990s）

（英国的大报生纸，父亲的资料是可有可无，optional的。c.1990s）

当年在伦敦生孩子容易，带回新加坡倒费功夫，首先必须出示当地的大报生纸证明母亲的身份，为初生的婴儿办新加坡公民权手续，领到公民权证书之后才可以申请护照回国。当时英国早就放弃那条在当地出生就自动成为当地公民的法令，我的孩子对哪一国效忠其实没得选择，但新加坡大使馆law by law，就是要通过那样的审核程序。结果在新加坡大使馆前后折腾了将近两个月，而且看到的都是新加坡官员对洋人嬉皮笑脸，对新加坡人冷漠不齿的脸色。在不经意间，孩子延续着上两代人的故事：像他祖父那样拥有公民权和身份证，还必须在21岁时宣誓对新加坡效忠，也像他老爸那样拥有大小两张报生纸。

现在也总算理清发生在1955年印尼万隆（Bandung），影响了许多老百姓的反殖民主义和宗主国的事。当时中国总理周恩来代表中国出席了在万隆举行，由印度、印尼、缅甸、锡兰（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五个刚摆脱殖民地统治的新兴国所发起的第一届亚非会议，还有其他24个亚洲非洲国家参与，代表了超过全球一半的人口。会议在求同存异的精神下，讨论了保卫和平、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等问题。经过各国协商，会议通过了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自决权、附属国问题、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等。

万隆会议的一个主要争论点是苏联在东欧与中欧的政策与美国等国的殖民主义政策是否应该相提并论，最后达成共识，谴责“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亚非会议最后公报》还提出，第三世界国家应该减少在经济上对西方国家和苏联的依赖，并通过互助方式发展经济。反殖民主义正是当时二战后驾驭着全世界的大趋势，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自由、人民要民主是势如破竹的时代洪流。

印尼总统苏卡诺（Sukarno）和周恩来谈起华侨问题，他们效忠的中国已经解放，成为共产国家，与苏联同一阵营。随着东南亚国家纷纷独立，这些华人应该效忠于祖籍中国，还是使他们富裕起来的定居国呢？印尼是大中华圈以外华人最多的国家，苏卡诺表示印尼人十分忧虑。

以新马来说，本地华人一向来使用中国年号，如清光绪元年，民国30年等，孙中山革命起义，三次在新马发动，包括在新加坡晚晴园策划的黄冈起义和七仙女湖起义，以及槟城策划的最悲壮的黄花岗起义，数十名新马年轻华人参与革命，在死去的黄花岗72烈士中（实为86人），至少有14名本地人。中日战争中，新马华人出钱出力，筹款支援以外，在蜿蜒的1100公里的滇缅公路上随时准备牺牲性命的15批共3192名南侨机工，维持了中国对外的唯一的物资供应链。战后1948年马共走入森林，英殖民地政府通过紧急法令与新村来对付共产党等，“祖国”的概念确实有理清的必要。

（早期华人挤在从厦门开往新加坡的船只的甲板上：祖国与谋生之地的情感撞击。NAS 1900s）

当时，周恩来回答苏卡诺说：“这的确是个问题。几十年来，包括蒋介石统治时期，一直沿用以血统确定国籍的原则。每个中国人一生下来就是个中国人，无法改变，即使他已经有了外国护照。其实，这意味着自动取得双重国籍。”

周恩来表示中国放弃以血统确定国籍的原则，海外的华人可以放弃中国国籍，加入所在国的国籍。“如果他们愿意回到祖国，他们将受到欢迎。如果他们加入所在国的国籍，他们应该得到公正的待遇，但将不再是中国公民。如果他们仍想保留中国国籍并继续呆在国外，他们不得参加所在国的任何政治活动。”向定居国效忠这一番话，苏卡诺感到满意，但是华侨却十分不满，在感情上觉得被出卖了。

（1955年万隆会议，周恩来一席话解脱了许多华侨的思想包袱。愿意加入所在国的国籍（新加坡）的华侨，在中华总商会列队申请公民权。NAS1957）

（1955年万隆会议，周恩来一席话解脱了许多华侨的思想包袱。对“祖国”（中国）充满热忱的知识青年则选择回到祖国的怀抱。SBC 1988）

周恩来一席话，也解脱了许多其他华侨的思想包袱。长痛不如短痛，痛过之后才能够由心出发，在自己家园（落地生根）和亲属关系（落叶归根）间作出最终选择，泰麟的公民权证书，就是这个大时代下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