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山淑枝心灵鸡汤 Aung San Suu Kyi

翁山淑枝接受新加坡外交部的邀请，来新加坡五天（2013年9月20日至24日），除了两天三场演讲，包括由新加坡缅甸人协会主办的5800人聚会，也参观了多个政府部门，拜会了新加坡总理，资政和总统等人，甚至到第一方程式赛车（F1）现场参观，行程紧凑。

（翁山淑枝对由新加坡缅甸人协会主办的5800人聚会发表演说。Photo source: Straits Times, September 23, 2013）

临别秋波，在香格里拉酒店的记者会上，已经68岁的翁山淑枝畅谈第一次造访新加坡的感想，主流报章报道其中一段话，特别值得回味：

“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而缅甸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家，我们希望国家与众不同，这样可以为世界增添更多特色。也许新加坡可以向我们学习如何过一种较为悠闲的生活，以及维持更温馨和紧密的家庭关系。在这些方面我们有很多可以分享。”

对于翁山淑枝的谈话，我尝试了解新加坡土生土长的朋友们的解读，基本上有三：

（1）缅甸地广人多，除了政治与经济表现不如新加坡外，也算是个泱泱大国，因此翁山淑枝只是维护祖国，挑一两样可以引以为豪的软件来取悦记者。

（2）翁山淑枝其实是给予我们一个反省的契机，因为城市人的忙似乎已经成为习惯，在有序的城市和舒适安全的前提下，大部分人是心眼俱盲，忘了自己也忘了生活的目的，只容得下一连串的牢骚。随性而悠闲的生活只能作为旅行的终极目标。

（3）掌握工作技能和积累财富固然可以解决许多生存的后顾之忧，但人生应该有更高的追求。

从表面上来看，悠闲的生活跟城市的动态是背道而驰的，农业社会有忙碌的播种收成的季节，也有停车坐看枫林晚，以及秋收后逍遥自在的农家乐，城市生活则永远在忙碌中承受着接踵而来的有形无形的压力，优异的物质生活必须以短暂的欢乐，甚至以忙与盲为代价。缅甸历年来是鱼米之乡，也是世界米仓，但在1987年竟然沦为世界最贫穷最落后国家之一。以人均收入而言，缅甸只有新加坡的百分之一。如果悠闲的生活等于缅甸式的农村生活，那就表示国人年收入大大减少，生活素质走下坡，相信不只是薪水以国民收入挂钩的新加坡政府不想看到的状况，许多已经适应现阶段生活的国人也不太愿意接受这种让时光倒流，回到从前的日子。

那么，你愿意维系翁山淑枝口中的更温馨、更紧密的家庭关系吗？儒家学说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的就是从小我做起，二人成家，以家庭作为维持社会和谐的基石，也是提供个人奋斗的动力，相信没多少人会反对良好的家庭关系是快乐生活的源泉。熙来攘往的人潮，365天不间断的生产交通防务医院运作，无非是为了打造各人心目中幸福的家园。

翁山淑枝提醒我们，金钱只能提供某种程度的快乐，幸福的家庭并不是与钱俱来的，它需要时间去酝酿，需要心情去打造；在忙与盲的日子里，我们只能盲目地重复着每一个明天，在不知不觉中所牺牲的正是我们最关注最在意的家庭，在忙与盲中，快乐时光只会渐行渐远。

翁山淑枝短暂的逗留所接触的是由外交部安排的新加坡“光明” 的一面，看到大家为美好的物质生活而奋力工作，她没有机会看到的是许多夹心层所面对的表面风光的生活背后的困境，和许多必须靠在小贩中心收碗打扫糊口的老人家。新加坡作为一个城市国家，他们要选择退隐农村喘一口气的机会都没有，因此只能在忙与盲中兜着圈子。

我觉得在记者会上，翁山淑枝更有魅力的谈话是报章没有报道，但在网络中流传的现场录像。她以清晰动听、不徐不缓的英语和雍容自信的姿态提出了针对新加坡“workforce oriented”的看法，她说新加坡人很勤劳的工作，追求到世界级的物质财富（material wealth），但是有没有思考过何谓人生，有没有思考过新加坡式的成功之余还可以做些什么？

“That make me think..what is the purpose of a workforce...of work..of material wealth ? Is that the ultimate aim of human beings, is that what we all want ? In a sense, I want to probe more into successes of S'pore and to find out what we can achieve beyond that.”

（在香格里拉酒店的记者会上，翁山淑枝畅谈第一次造访新加坡的感想）

翁山淑枝强调良好的物质生活是重要的，但是物质与财富背后还有许多有价值，值得追求的东西，过去数十年来缅甸没有优质的物质生活，缅甸人一样生存下来，凭着同志间的爱，对价值观的认同，对信念的坚持而生存下来。物质享受是不是人类的终极目标？是不是我们毕生所追求的一切？

翁山淑枝的说话无形中也重新挑起一阵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的旋风，感染力很强，但是“杀伤力”也一样强。她在9月24日离开新加坡，当晚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先生接受亚洲新闻台的现场访谈时，就以政府一贯强调的“生存维艰”（survival）的硬道理来回应，他说你放眼世界，看看新兴的国家如“越南、中国和印度，他们说的不是生活平衡，他们饥渴、焦虑，他们是在抢走你的午餐。我觉得我最好还是保住我的午餐”：

“If you look at other countries: Vietnam, China, even in India, they're not talking about work-life balance; they are hungry, anxious,about to steal your lunch. So I think I'd better guard my lunch.”

李显龙先生一席话，无疑有他对新加坡治国现实的考量，但对普罗大众而言，更现实的另一层顾虑是，新加坡总理的“午餐论”，是不是要国民悠闲不得，做牛做马做死一辈子？不论新加坡的工作团队是朝九晚五还是24/7，世界转向提供廉价劳工的中国、印度和越南是常态，或许以后是肯尼亚、刚果和索马里，就好象当年投资家选择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香港一样。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以五十耳顺的心态，宁静地思考下一程，从容面对外界的压力？

（新加坡总理与翁山淑枝会面。照片来源：李显龙脸书）

翁山淑枝的一番话，跟香港文化人梁文道对新加坡的评语异曲同工：“政府不能把新加坡变成一个大的公司，然后公司里面的人想的就是要怎样让自己的薪水增加，怎样让公司发展得更快、规模更大。国家和公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国家是众合的，它要回答它的国民‘是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以及他们能不能在安居乐业之后，还能安心立命。… 新加坡需要一个文化改造，让国民了解到自己真的不是一辈子只为生存而生存的人，国家不是只为经济发展而存在的国家。”

在各种政治语言的取舍中，翁山淑枝经历了霜雪磨练出来的淡定从容，无疑提供一个让我们反思的机会。她经历过英国式的民主体制与缅甸军人的强权政治，在两极化的牛津、伦敦、纽约、印度和缅甸生活，是一名从写作人晋身为缅甸人的精神力量的奇女子。为了祖国的民主进程，她选择牺牲原可像我们许多人一样，一家人在一起旅游听歌逛街看电视的家庭生活，回到祖国被软禁在仰光茵雅湖（Inya Lake）畔的住家二十余年。

（为了祖国的民主进程，翁山淑枝选择牺牲原可像我们许多人一样，一家人在一起旅游听歌逛街看电视的家庭生活。照片来源：www.360doc.com）

翁山淑枝以柔和克制暴力，以一辈子争取走向民主，“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翁山淑枝心目中的自由，是以小我成就大我，“投身于缅甸的民主事业，是因为我相信民主制度和实践是人权的基本保障”（翁山淑枝在2012年6月16日补发的诺贝尔和平奖的演讲），黄金钻石百万薪酬对她而言并不是一生追求的重心。在她的词典中，并没有所谓的牺牲（sacrifice），因为你有得选择，而不是被强迫去做某件事：

“If you choose to do something, then you shouldn’t say it’s a sacrifice, because nobody forced you to do it.”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她超人的睿智、发自肺腑的一席话好好思考，在百忙中找出自己的盲点，解放自己，纵使成不了伟人也不是民族英雄，至少也能够悠雅地过活，离贤人的境界也应该不会太远了。如果我们的政治家能够放下第一世界经济体的身段，相信也会从翁山淑枝身上所散发出的点点滴滴，睿智取舍，全心全意，福利社稷的信念得到启发。

顺便提一提缅甸同事的取舍。他们表示对新加坡充满感激之情，他们有好的新加坡上司，好的同事，彼此尊重对方。新加坡教导他们如何系统性地工作，如何通过正确的途径处理事情。现在缅甸对外开放，新加坡厂家开始到缅甸投资，并且支付新加坡的薪金来聘请在本地工作的缅甸侨民回去建设祖国，接下来相信会有越来越多侨民回去缅甸，新加坡的劳动市场面对直接的冲击。不过他们相信，少了外来人才，新加坡一样会找到其他替代方法。

现在新加坡政府痛定思痛，决定照顾新加坡劳动人口，逐步收紧对外来人才的依赖，这显然是大势所逼下的被动反应，但却是正确的做法；政府不照顾它的国民，那由谁来照顾他们？这是政府应有的责任，跟各家自扫门前雪是两回事。当然回去缅甸还有一个目标，就是当他们跟翁山淑枝面对面时，翁山淑枝像个慈祥的母亲，但是每一句话都烙印在心底，使他们觉得惭愧，决定支持翁山淑枝的民主运动。

我问他们，你们不担心缅甸也走上追求物质财富之路，放弃了翁山淑枝所说的爱、价值观与对信念的坚持吗？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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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舞香罗话婚纱 Wedding dress (2 of 2)

进入怀旧、浪漫兼容的现代（1970-2005），设计师的概念主要为婚纱注入浪漫情怀，后期的新娘婚纱还融入晚礼服的特色，露肩、紧身胸衣、低背设计成为一股新风气。时尚设计师拉夸（Christian Lacroix）将新娘的黄金礼服与舞台戏服如卡门的设计概念融为一体，充满立体感，被形容为“一个实现女性宏伟场面梦想的设计师”。

（Christian Lacroix 的新娘黄金礼服）

（Christian Lacroix 为舞台剧卡门设计的戏服，现实就是舞台）

莎拉（Sara Donaldson）在突破传统文化的约束下散发出另一股撩人的魅力。莎拉出嫁给一位离过婚的男子，她的母亲认为白色婚纱只适合在第一次结婚穿，虽然莎拉第一次结婚，但她的丈夫却是结第二次婚，白色婚纱似乎并不适合他。在寻找先例的过程中，母女两人在博物馆的印度文物中得到灵感，设计出一袭亮丽富有印度风采的手绘外套，成功突围。

（Sara Donaldson 在博物馆的印度文物中得到灵感，设计出一袭亮丽富有印度风采的手绘结婚外套）

美国的表演艺术家蒂达万提西（Dita Von Teese）与摇滚音乐家的婚礼是2005年的时尚亮点。蒂达委托薇薇安（Vivienne Westwood）设计紫色的婚纱礼服，低胸的紧身胸衣，夸张奢华的裙子，大胆的色彩，创造了一个令人难忘的新娘形象。

（Dita Von Teese 与摇滚音乐家的婚礼是2005年的时尚亮点）

许多苏格兰和爱尔兰新郎喜欢把传统短裙当做结婚礼服。薇薇安为员工威廉（William Sheehy）设计的短裙礼服，布料就是从他的妻子的工作场所买回来的，显得格外温馨。薇薇安特意把裙头袶低，为传统苏格兰短裙赋予新的生命力。

（William Sheehy 的短裙礼服）

名人的婚礼永远是新闻炒作的亮点，新娘子的穿着打扮，谁是设计师等都是大家注意的目标。美国歌手格温史蒂芬尼（Gwen Stefani）非常欣赏时装设计师约翰加利亚诺（John Galliano），在2002年结婚时，敦请约翰为她设计婚纱。她的浪漫礼服和面纱，多重粉红色彩和不对称剪裁，引起媒体的一致赞赏。

（Gwen Stefani 的浪漫礼服，多重喷漆的粉红色彩和不对称剪裁，引起媒体的一致赞赏）

也许您也觉察到英国的婚礼都是在光天白日下进行，到了下午宾客就慢慢散去了。其实英国和威尔士有一条在1837年沿用至今的古怪法令，婚礼必须在早上八点至傍晚六点之间进行，其他时间都是违法的。还好进入伦敦奥运年，这两个国家开始“民主化”，从2012年10月开始任何时间都可以共结连理，但必须在15天前提出申请。至于其他两个姐妹国，爱尔兰决定保留传统，苏格兰则早就放弃了这个古怪的习俗。

西式婚纱可能早在20世纪初便已经引入新加坡，当时的欧亚族和土生华人很可能率先穿上西方婚礼服饰。国家博物馆的摄影艺术文化展馆内有一帧1914年旅居本地的亚美尼亚人(Armenian)的婚照。在那个年代，盛大的婚礼在新加坡是难得一见的，因此海峡时报还以特大篇幅报道了这场“社会的婚礼”。

（20世纪初新加坡的欧亚族的婚礼服饰）

（1914年旅居本地的亚美尼亚人(Armenian)的结婚团体照）

直到1940年代后期，大部分本地的华族新人在婚礼当天还是穿着传统服式，长辈们都会出席敬茶仪式，让新人体现孝道和尊敬长辈的价值观。新人的婚礼服装通常会绣上龙凤等吉祥图案，是皇帝和皇后的象征。

（1950年代的华族新娘装）

（土生华人的传统服饰）

西式婚纱在新加坡华族广泛流传是1950年代后的事，这主要是二战后西方文化发挥了影响力，婚纱礼服成为时尚的象征；跟复杂昂贵的传统婚礼服装比起来，婚纱显得更加实惠。迈入21世纪的新加坡，华人迎亲出嫁还沿用着传统的时辰八字，有时天还没亮新郎团队已经浩浩荡荡到女方迎亲。新娘团队除了要求开门利市（红包）外，免不了趁机“修理”新郎和伴郎一番。这种一生人一次的喜庆，邻居都不介意清梦被干扰。

至于马来同胞的传统婚礼庆典，新人身穿吉兰丹锦缎（songket）礼服，像国王和王后般坐在金碧辉煌的宝座上，接受众人的祝福。吉兰丹锦缎是一种名贵华丽的传统手工织布，并加入金线点缀。同样的，本地的印度传统婚礼仪式也给予新郎和新娘皇族般的礼遇，婚礼仪式在一个装饰成类似寺庙的帐篷下举行，新娘身穿由新郎赠送的印度贝拿勒斯纱里（Banarasi sari），这种名贵的纱里用上大量的金银丝点缀。

（印度传统婚礼上，新娘身穿印度贝拿勒斯纱里（Banarasi sari），这种名贵的纱里用上大量的金银丝点缀）

（马来同胞的传统婚礼庆典，新人身穿吉兰丹锦缎（songket）礼服）

现在新加坡婚纱店的婚礼配套服务，就是本地婚纱设计师黃仙妹女士（Sylvia Kho）在1950年代引进新加坡的。据说文莱王储结婚，新娘的婚纱也是黃仙妹一手包办的。黃仙妹从事婚纱业五十年，年过七十时摔了一跤，逼不得已退出打造美丽新娘的舞台。国家博物馆的时尚文化展馆展示了她的缝纫机以及所缝制出来的时尚婚纱。

（Sylvia Kho 打造美丽新娘）

参观过旗袍展的朋友应该不会忘记2000年代那件由蕾丝嵌花装饰，长至脚踝的新娘旗袍，它是新加坡时装设计师陈永的杰作。陈永在1970年代末发展服装设计业，逐步成为本地新娘婚纱专家，为顾客量身订制婚嫁旗袍。至于以手绘花卉来点缀的粉红色无袖旗袍对李女士（Angeline Lee）来说更是意义深长。李女士的母亲当年在裁缝学校担任裁缝师，为自己的女儿一针一线缝制嫁衣，穿在身上，甜在心里，从十月怀胎乃至抚育之情都尽在不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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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边那件由蕾丝嵌花装饰，长至脚踝的新娘旗袍，是新加坡时装设计师陈永的杰作）

（右边那件以手绘花卉来点缀的粉红色无袖旗袍对 Angeline Lee来说更是意义深长。她的母亲当年在裁缝学校担任裁缝师，为自己的女儿一针一线缝制嫁衣，爱心尽在不言中）

在我心目中，新加坡本身也是富有动感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旧日的Bras Basah Road和今天的Tanjong Pagar Road婚纱店林立，为新人缔造完美的回忆。

撇开婚纱不提，新加坡河畔的维多利亚剧院与维多利亚纪念堂见证了新加坡的时代变迁，在日战时期，维多利亚纪念堂还曾经是个临时医院和审讯战犯的地方；维多利亚中学、维多利亚初院等都是名校；在Bugis Junction一带还有三条百年老街： Victoria Street, Queen Street和 Albert Street，以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夫婿，也是她的堂弟的名字命名。Victoria Street是个文化交融区，两旁的旧建筑物记载了新加坡短暂而多元的历史；当年的Queen Street白天是个充满活力的露天巴刹，晚间的Albert Street是香港庙街的本地版，跟对面的黑街（Bugis Street）联手打造了夜夜笙歌的都市繁华。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这些历史地标或许曾经默默撮合过许多本地姻缘。

凤舞香罗话婚纱 Wedding dress (1 of 2)

近年来国家博物馆吹起一阵复古的时尚风，让现代观众欣赏到外表奢华但实际上并不昂贵的拉夸（Christian Lacroix）的舞台戏服和韵味十足以及从满洲女子服装演变出来的百年旗袍。去年中秋节前后，横跨两个世纪的英国婚纱在2012年8月至10月间粉墨登场。中国的情人节特别多，正月十五元宵节、七月初七乞巧节、八月十五中秋节都制造了男女会面的浪漫气氛。男欢女爱之后，结婚并蒂是顺理成章的结局。婚纱除了是新娘最美丽的衣裳以外，也诠释男女之间的情感，有些还反映出设计师、甚至是新娘的智慧和品味，别具纪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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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不晓得这批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横跨三个世纪的珍藏，是否感染有情人，心动不如行动，“我愿意”，“I do”，携子之手，与子偕老，为新加坡生育多一些本地婴孩？

或许大家会感到好奇，到底由那一位新娘为婚纱掀开序幕？除了白色婚纱外，婚纱还能使用其他颜色吗 ？婚纱的拖尾除了营造浪漫，还有什么特别意义？什么时候婚纱在新加坡流行起来？

现代婚纱以白色为主流，严格说起来只在正式场合穿一次。回顾19世纪初那个塑造婚纱传统的年代（1800-1840），新娘礼服并没有统一的颜色与规格，除了黑色(表示哀悼) 与红色(与娼妓有关)之外，其他颜色都可以派上用场,玫瑰和桃色代表坚贞不渝的爱情，橙色代表百子千孙等，不过只有再婚妇女才会穿上粉红或湖蓝色婚纱。

那时的婚纱并不是一生人只穿一次，为了节省成本，婚纱多数选用印上花卉图案的彩色布料，可以在其他场合再循环，当礼服一样穿。比如伊丽莎（Eliza Larken）的短袖礼服，为了配合教堂婚礼，加了一对可拆卸的长袖子，再以蕾丝镶边的网帽陪衬。

（Eliza Larken 的短袖礼服，为了配合教堂婚礼，加了一对可拆卸的长袖子）

普通家庭的女性多选择比较实用的颜色婚纱。莎拉（Sarah Maria Wright）与农场工人结婚时，便选择了可清洗的印花棉布，棉布上的图案是当时（1841年）的最新设计，但礼服却采用1830年代中后期的裁剪法，反映出农村婚纱的变化还是比较缓慢的。这件礼服还有多次洗涤的痕迹，而且比较宽松，可能怀孕时曾经修改过。

（Sarah Maria Wright 与农场工人结婚时，选择了可清洗的印花棉布）

第一次有文献记载的婚纱是1499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二（Louis XII）与安妮的婚礼，至于采用白色的传统可追溯至1840年维多利亚女皇的新娘装扮。当时女皇穿着白色婚纱， 5米长拖尾，还配搭了汉宁顿蕾丝（Honiton lace）制成的头纱和橘子花头饰。白色婚纱代表新娘子内心的纯洁，长长的拖尾缔造爱的延续，由于拖尾需要更多的布料与织工，因此也是财富的象征；橘子花散发的清新的香气叫人备受喜爱。头纱除了制造若隐若现的神秘感外还有一个妙用，就是为新娘子遮掩出嫁时情不自禁流下的眼泪。维多利亚的新娘装主导时尚潮流（1840-1901），传统就这样奠基，影响全世界两百年。

（Queen Victoria 穿着白色婚纱， 5米长拖尾，还配搭了汉宁顿蕾丝（Honiton lace）制成的头纱和橘子花头饰，成为时尚经典）

说起拖尾，1981年英国黛安娜王妃的世纪婚礼上，黛安娜穿着如童话般的婚纱，拖尾长达8米，一时之间，设计师们竟相模仿，掀起梦幻婚纱的热潮。为黛安娜设计婚纱的设计师伊丽莎白（Elizabeth Emanuel）有一套与众不同的审美观，她本人在1976年结婚时穿着印上海浪和棕榈图案的礼服举行婚礼，颠覆当时复古的风格。

（Elizabeth Emanuel 在1976年结婚时穿着印上海浪和棕榈图案的礼服）

婚纱充满喜悦与回忆，偶尔也包含生命的遗憾。1885年，梅小姐（May Primrose）穿着一件复古的婚纱出嫁，一年后却不幸离开人世，她的家人在伤心之余还为她好好地保存着嫁衣，情深意切，叫人深深感动。

（May Primrose 结婚一年后不幸离开人世，她的家人在伤心之余还为她好好地保存着嫁衣）

爱德华时期（1901-1911），婚纱设计开始从晚礼服的剪裁、用料和装饰中寻找灵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虽然白色和乳白色的婚纱仍然流行，但粉彩和金属色系也成为时尚的替代选择。在那个年代，新娘的吊袜带象征爱情运，因此年轻的男士们都不放过，纷纷讨个好彩头，情形和现代的新娘手花相似。

（新娘的吊袜带象征爱情运，因此年轻的男士们都不放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上流社会发生组织上的变化，一时之间成为媒体追踪的目标，个人的婚礼也往往演变成“社会的婚礼”（1920-1939），华丽的白礼服下有许多狗仔队竞相挖掘的故事。1933年，社交名流玛格烈（Margaret Whigham）在伦敦举行婚礼时，穿着一袭由哈特内尔（Norman Hartnell）设计，并动用了30名女织工缝制的华丽婚纱，系着3.6米的拖尾，是一个早期“只穿一次”的婚纱的例子。这件婚纱花费52英镑，是当时普通工人一年的薪水。通过英国百代全程摄制的录像，妇女与摄影师们摩肩接踵，争睹新娘的风采是伦敦的另一风景线。据说玛格烈的婚礼还使伦敦的交通瘫痪了三个小时。

（Margaret Whigham 在伦敦举行婚礼时，穿着一袭由 Norman Hartnell 设计，并动用了30名女织工缝制的华丽婚纱，是一场豪华的“社会的婚礼”）

这么长的拖尾，到底动用了多少个花童？那个年代不流行花童，倒是有三个动作粗鲁、似乎心不甘情不愿的大男人，把她的拖尾拉得高高的，再揉成一团，叫人惨不忍睹。30年后，玛格烈的第二任丈夫揭发了她的淫秽照片和丑闻，作为离婚的理由，当时的国防部长，也是前首相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女婿还受到牵连而自动辞职。

1939年9月，英国对德国宣战，战事升温，物资短缺，导致政府颁布衣物配给条例。在这个简朴的年代（1939-1951），新娘没有足够的服装配给券购买现成的礼服。但婚还是要结，生活还是要过，在穷则变、变则通的大前提下，新娘子将创意发挥得淋漓尽致，花店主人伊丽莎白（Elizabeth King）身穿的就是窗帘布缝制成的婚纱。在战争即将结束时，有些新娘子甚至采用降落伞的材料制作结婚礼服。

（Elizabeth King 将创意发挥得淋漓尽致， 出嫁时穿的是窗帘布缝制成的婚纱）

二战后，英国经历了急速的社会变迁，女性在经济、政治和性自由方面的权力显著提高，吸引了多才多艺的设计师云集伦敦，迈入创新与个性化的新纪元（1950-1970），与巴黎的时尚之家Dior分庭抗礼。1960年代也是个反传统的年代，新娘除了大胆地穿上长裤套装外，还兴起了短裙风，礼服长度不过膝盖。

（新娘的长裤套装，还有中国风）

玛丽特（Marit Allen）是《英国时尚》杂志“青年思想”专栏编辑，她委托年轻的英国设计师约翰贝茨（John Bates）缝制一袭太空装式短婚纱, 成为时代经典。在那个美苏冷战的年代，苏联的无人太空船在1959年登陆月球，比美国抢先三年，太空竞赛持续升温。1969年7月21日，美国的“阿波罗11号”载着三名宇航员成功登上月球，实现了往太空探索的梦想，宇航员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在这历史性时刻说出了“个人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的举世格言。他在2012年8月7日往生，享年82岁。

（Marit Allen 的迷你太空装式短婚纱，以及受了嬉皮士文化与越战的影响，不满社会现状，因此专门与社会背道而驰的迷嬉装Maxi）

1968年，风靡全球的迷嬉装（Maxi）也打入婚纱界，长至脚踝的婚纱开始回流。贝琳达Belinda Belville）别出心裁，为年轻豪客设计以北极狐毛镶边的迷嬉长外套，让冬天出嫁的新娘子挑战传统。我们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迷嬉长外套或许觉得没什么，但我们必须记得那是个背叛的年代，年轻人受了嬉皮士文化与越战的影响，不满社会现状，因此专门与社会背道而驰，在流行紧身迷你裙的年代，这群年轻人偏偏选择宽松的长衫，表达他们不满的情绪。

不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美国外号The land of melting Pot，是个崇拜熔炉社会人士的乐土。 早在建国年代，新加坡政府已经采用美国单一语文的大熔炉模式来管理国家，政府按部就班关闭华校，不尊重华人的情感，也藐视只有通过母语文化才能够真正掌握到的价值观。当时在这个英文第一的大环境里，受英文教育的人士对政府诸多要求，动辄以金钱和移民来威胁政府，唯独缺乏感恩的心态。

当中文教育一落千丈，社会处于道德迷失的时刻，政府一方面意识到政治危机，另一方面感应到中国崛起的无限商机，尝试通过各种方式来扭转乾坤，希望能够将新加坡打造成巩固了中国皇权两千年的儒家社会，并且在1980年代中后期通过报社与民间团体主办多场儒家学说研讨会，以此来代表亚洲价值观。快人快语的龙应台曾经不客气地批评，新加坡连最后一所华校都关闭了，到底有多少斤两取代大中华区、印度和日本来成为亚洲价值观的发言人。龙应台锐利的词锋使许多新加坡人听不下去，但是多年以后还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对于三十年前政府以华校没有前途的高姿态送走最后一批华校生，我们的心情曾经澎湃过，也曾沉痛过；追根究底，不是华校没有前途，而是在熔炉政策的指导下，政府并没有加强华校的英文教学，以培养能够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未来主人翁。此后中文教育江河日下，政府只能够靠掩饰，以学术成绩考获多少个A来代表新加坡学生的华文程度提高了。

掩饰归掩饰，事实归事实，我们是以从容的姿态来环视人间的一群，但绝对不是“阿贡”，尤其是三年前当教育部长黄永宏刻意降低华文程度来迎合某一撮人，后来在“芳林公园效应”与舆论压力下跟总理李显龙两大内阁成员出面道歉，发电邮给所有母语老师，尝试解说含义被误解那一刻，对于母语何去何从，我们都已经心知肚明。当时有人把三个星期后落下的帷幕称为《画皮》现代版，比蒲松龄的古典《聊斋》还要传神，道尽了语文守护者的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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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芳林公园为新加坡中文教育请命。2010）

教育工作者慨叹学生的思考能力已经被功利主义化，他们的心态是只要在中学修好高华交差，从今以后就不需要再接触华文。这个无可奈何的现实，证明英文母语化的熔炉政策见效了。套句不只是华人谚语，马来同胞也说的nasi sudah jadi bubur，生米已成熟饭的时刻，我们的社会变得更人性化了吗？我们变得更开心了吗？

新加坡政府对中文的偏见和缺乏责任感的常态已经如此，对翻译这种为国人打造一个便利与认同感的社会效益更是抱着可有可无的态度，只有在有经济价值的情况下才会做点门面功夫，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在多个公共场合多了日本文，方便每年57万人次，敢敢消费的日本旅客。对于不允英文的本地老华人与老华校生，似乎是负累多过于资产，所以最好是自己顾自己，或许还可以躲在一个角落吟吟诗作作对，咏叹“无可奈何花落去，一年一度燕归来”。

现在有了免费的谷歌翻译，文物局在美其名为老一辈国人打造新加坡回忆时更可以通过机器来省下一笔翻译费。毕竟机器始终是机器，机器翻译的功能有多糟糕是众所周知的事，我们的精英团队竟然会后知后觉，以免费的午餐来换取国家声誉、人民情感和对非英文社群的最起码的尊重，酿成糟糕得有辱国体的国际笑话，比如将新加坡入赘美国，成为“全美历史最悠久的博物馆”，新加坡多了“胸罩Basah”（勿拉士巴沙Bras Basah）和“皇后镇”（女皇镇Queens town）等新地方，过年过节有“狮子舞蹈”（舞狮Lion dance），有空可以到“杂志路”（Magazine Road）的“谭思创苏”（陈氏宗祠）参观历史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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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重道远的文物局以一贯的政府思维模式来回应，叫人即纳闷又愤慨，以最市井化的语言来说，就是先归咎于谷歌翻译的低水平，千错万错，源头就是谷歌的错；再来就是下马威，我给你中文版你不要，那好，我就将中文网站取消，看你怎么样？至于你希望流动展览有中文解说，嘿嘿，到时看我的心情吧！

如果掉转过来，如此啼笑皆非的是英文版而不是中文版，政府的反应是否一样？

（文物局的回函缺乏诚意，也没有未来的方向。联合早报2013年9月7日）

针对政府的死硬回应，早报司徒晓昕访问过我这个投函的点火人，我表达出强烈的不满。司徒晓昕刊登在9月7日同一天的新闻稿引起海内外莫大的回应。后来有关当局联络上我，说机器翻译并“不完美”，我花了二十分钟来解释我也不是个完美无暇的人，我和许多海内外对中文母语还深情款款的人士一样不要求完美，但中文译文侮辱了文化也出卖了国家，是不能接受，跟完美与否无关。最后我多花了五分钟转用英语来交谈，有关当局才比较明了not acceptable（不能接受）跟perfect（追求完美）的天渊之别，我们要求的是对使用中文的人士的respect（尊重）。如果我无法使用英文英语，我们是不是鸡同鸭讲，更加深守候最后一方寸土的老华人和吃马铃薯的香蕉人之间的重重误解？

早报同仁还多了一重功夫，必须将当局的回信转译成中文刊登出来，随时面对翻译出差错的指责，这是藏在幕后鲜为人知的非新鲜事。

而整体事件凸显的是政府必须改变的是思维模式，即使使用中文的是新加坡独特社会的边缘人，还是必须秉持对人的尊重。以尊重为出发点，许多行事作风就会很不一样。

2002年旅游局的旅游指南将中元节转型为“匈牙利鬼节” （hungry ghosts festival），2012年新传媒制作的国庆纪录片为已故的开国元勋拉惹勒南（Sinnathamby Rajaratnam）易名为那拉姆，现任副总理张志贤又名张志献，新加坡超过80%人民供一世的组屋原来是国家提供的国宅，国防部炮兵連軍事長（battery sergeant major）原来是很有东洋Ultraman味道的电池中士等，都凸显了市场社会的短视。我们取笑中国人的翻译，如小心滑倒（carefully slip and fall）、童子鸡（virgin chicken）、Glue the prison（粘牢）等，回头看看自己，世界大同，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新加坡没有翻译人才吗？不见得，只是讲钱伤感情，不愿意投入资源罢了。

文物局的中文网站在2013年9月4日悄悄下架前，我收藏了一些令心头严重受创的中文版本，就拿两份出来存档：

其一是启动新加坡脉络的新加坡河。“新加坡河是一条重要的水道，与（是）新加坡成长和发展的代名词”。我在新加坡河畔成长，见证了驳船与陆地的生命力，非常认同这句话，在14世纪建立新加坡拉马来皇朝之前已经叫做淡马锡，是个有人烟的地方。接着，文物局介绍马来皇朝说“苏门答腊王子创办的万达广场，桑尼拉河附近的一个14世纪的结算。…”和接下来的一大段比文言文更深奥的“文言文”，就吐血算了。

（苏门答腊王子创办的万达广场，桑尼拉河附近的一个14世纪的结算。…真叫人摸不着脑。文物局网站2013年9月2日）

其二是1822年建立的应和会馆。客家人的应和会馆是继台山人的宁阳会馆之后，新加坡最古老的宗乡会馆，团结了许多雾锁南洋的年代离乡背井寻出路，打造新加坡的先民。同样根据文物局网的解说，191年历史的应和会馆原来叫做“英佛成奎安坤”，受保留的“现馆址施工日期一千八百四十四分之一千八百四十三”。

（团结先民的应和会馆竟然是“英佛成奎安坤”。文物局网站2013年9月2日）

儒家学说提倡“仁”，二人成仁，考虑的是对方而不是自己，仁者恭宽信敏惠，贵乎于最起码的恭敬，也就是尊重对方，英文叫respect。面对着这些颠三倒四，摸不着脑的中文翻译，不把我们这批还在使用中文的现代人放在眼里就算了，竟然连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的先民都如此藐视，更遑论慎终思远，饮水思源了。难怪当年年少气盛的龙应台会口不留情，质疑新加坡以儒家学说来代表亚洲文明的权威性。

新加坡选择熔炉模式来解决多元种族共处的问题，同时跟英美靠拢，却忽略了本地多元文化的特性。48年的建国路程显示了使用英文是获得权利的方式，华文只可以孤芳自赏。现在建国总理尝试以个人的影响力来扭转过去施政的错误，鼓励华人掌握好华文华语，我希望是良知的觉醒。香港文化人梁文道旁观者清，就说了一番良心话（《源》2013年第4期）：

“我觉得新加坡这个国家要常年立足下去，它必须要为它的国民找到一个identity，也就是身份认同。而身份认同的发展一定是在文化当中浸浴而成的。政府不能把新加坡变成一个大的公司，然后公司里面的人想的就是要怎样让自己的薪水增加，怎样让公司发展得更快、规模更大。国家和公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国家是众合的，它要回答它的国民‘是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以及他们能不能在安居乐业之后，还能安心立命。….

推广（华文）华语的方式不应该是告诉人们你能通过此语文来赚取多少钱，而是新加坡需要一个文化改造，让国民了解到自己真的不是一辈子只为生存而生存的人，国家不是只为经济发展而存在的国家。新加坡应该告诉国人的是，你多了一种语文，你就多了一个世界，你的思考方式就比较多元，比较不单一。…新加坡最大的问题是，从语言上到思考上都牺牲掉自己原有的多元性，而让它变得很单一。….欧洲大部分的小国家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们的国民都是多语并用的，没有人觉得哪一种语言比另一种语言重要。这种多语并存是特别有利于小国家的。因为越是小的国家它越是需要外向，它越是需要跟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人打交道。”

同样是“最后一课”

其一：最后一课

作者：黎上增

我记得小时候中学华文课本有一篇课文叫《最后一课》。虽然它的故事发生地离我们很远，但在我胸中还留有一丝感动。

它叙述十九世纪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利，被要求割地赔偿。普鲁士随即在割让地禁止该地区的学校教授法语，必须转而教授德语。文章就是通过故事中的小主人翁的眼睛，描写了故事当天上午的不寻常的一幕。学校外，人们围着新张贴禁止教授法语的公告议论纷纷。学校里，他发现课室里特别安静，而教室后排一反常态的坐满了镇上的村民。

开始上课，老师说今天是最后一堂法语课。从此以后，大家就要改学德语了。小主人翁很吃惊，但是他很快就感到后悔了，后悔自己以前学习太不用功，现在才来珍惜这一课已经太晚。上课时，小主人翁虽然难受，但却十分珍惜这最后一课，认真听讲，并且其他村民也是一样用心学。

下课时间到了，老师使出全身的力量在黑板上写出了“法兰西万岁！”，然后头靠着墙壁，不再说话，心情激动，用手向学生们表示：下课了……去吧！

（最后一课。图片来源：http://fr.hujiang.com/new/p109609/）

其二：最后一堂华文课

作者：黎上增

我有一个“不拉拿杆”（海峡华人）朋友，他从小就只会说英语和马来语，对华文是目不识丁。他因此常被取笑，说他平日不吃米饭，只吃”甘单“（马铃薯），所以落得一个不会说华语，无根的下场。他也反唇相讥，说那些只说华语的人”直升机“，说话老是”这个，这个，这个 ...“，就像直升机飞行的声音，飞也飞不快，竞争不过别人。

他有个儿子，生性聪慧，也十分好学，学业成绩非常好，就唯独华文一科跟女人一样，周期性见红。

好胜的老爸急了，要是儿子华文成绩不佳，就会成了他往后申请奖学金的大障碍，于是他遍访名师为儿子恶补。他儿子本来就聪慧，经名师点拨，并痛下苦功，成绩有了显著的进步，由红彤彤的”压箱底“，到“吊单杠”的及格，再而进级到与优等生平起平坐。老爸高兴极了，直呼虎父无犬子。

有一天，儿子突然很高兴地对他爸说：“老师说今天是最后一堂华文课了，下个星期考了A水准华文后，再也不用受她的气看她的脸色了。”

他接着很高兴地说：“爸，我今后再也不用读华文了。我们几个同学都说，考完了之后，就把所有的华文书烧掉，庆祝一番。爸，我太高兴了。”

其三：寻访“谭思创苏”

作者：李国樑

在文物局的“遗址与古迹”网站发现了“谭思创苏”这个新景点，就好像发现新大陆，可以去明察暗访，挖掘一些新料，为平凡的日子增添一些乐趣。

原文来自文物局（NHB）的中文网站3 Sep 2013：

谭思创苏

施工日期：1876年至1878年

11月19日在宪报公布日期1974

地 ​​址：15杂志路新加坡059568

这座寺庙在新加坡陈氏公会共同建于1876年，由谭金清，陈笃生医院的长子，以及谈崩吴庆瑞，谭金生的儿子。他们的儿子在新加坡的姓谭的两个领先的家庭。陈笃生医院是于1798年出生在马六甲，来到新加坡后不久就成立。作为蔬菜，水果和家禽卖家开始，他上升到一个富裕的公共恩人。穷光蛋的他赋予了医院早已成为一家政府医院，但仍是当之无愧他的名字命名 - 陈笃生医院。谭金生1805年出生于马六甲，来到新加坡进行交易，设立在新加坡河，步行不远便可抵达宗祠，他的儿子是建立网站的科尔曼设计货仓。总之，谭马六甲出生的福建取得了良好的土生华人在新加坡。虽然在新加坡居住，谭金生和他的儿子和接班人，谭崩绥，还担任腾Choo的，中国最古老的寺庙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马六甲郑勋登寺。

改编自李根兴的新加坡历史悠久的建筑（1990）

这座纪念碑的更多信息，可以发现，国家图书馆管理局在新加坡Infopedia的。

（谭思创苏，NHB中文网站，3 Sep 2013）

“谭思创苏”位于新加坡的“杂志路”，不单考倒我这个吃了五十余年米粮的糟老头，请教了比古稀还要古稀，自认吃盐比我吃米多的老伯伯老婆婆，皱着眉头，同样捉不到球，还以为我黏佐线。

以我探长的逻辑推断，“谭思创苏”应该是新加坡的新路新景，可是文物局明文此乃新加坡140年的古迹，创建于1876至1878年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只好怪自己当年在学校上《最后一课》时没有真正领略到它背后的含义，没好好珍惜通过母语学习新加坡历史的机会，遗恨终生！

西汉的刘向早已洞察先机，在《战国策·楚策四》中写道：“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多得古人指引，于是我秉着终身学习的热忱，好好阅读了文物局的讯息，果然获益匪浅，比十全十美还多了两全其美，终于可以喜滋滋地进入梦乡：

1. 新加坡有许多先驱人物如“谭金清，陈笃生医院的长子，以及谈崩吴庆瑞，谭金生的儿子”等人，“他们的儿子在新加坡的姓谭的两个领先的家庭”。唔，真是有眼不识哦咿哦。

2. 陈笃生医院1798年在马六甲出生。“陈笃生医院”这个人的名字特长，可能是个洋人或马来同胞，有待查证。（陈笃生先生的后人，得罪了。）

3. “（陈笃生医院）作为蔬菜，水果和家禽卖家开始，他上升到一个富裕的公共恩人”。唉，才疏学浅，猜不透这段话的玄机，有待查证。

4. “谭金生1805年出生于马六甲，来到新加坡进行交易，设立在新加坡河”。唉，才疏学浅，猜不透这段话的玄机，有待查证。

5. 谭金生有个儿子，取了个洋名叫“科尔曼设计货仓”。（陈金声先生的后人，得罪了。）

6. 谭金生的儿子建立了网站。明白了，原来19世纪已经有网站，要不就是“科尔曼设计货仓”很长命，至少从19世纪中一直活到20世纪末。

7. “谭马六甲出生的福建取得了良好的土生华人在新加坡”。唉，才疏学浅，日夜苦思后还是理不清谭马六甲、良好的土生华人、福建和新加坡之间的微妙关系。

8. 谭金生、他的儿子“科尔曼设计货仓”和接班人谭崩绥曾经担任过腾Choo这个职位。至于腾Choo是个官位还是什么冬冬，有待查证。

9. 从“中国最古老的寺庙在马来西亚”中学习到中国最古老的寺庙不在中国，而是在马来西亚，可能许多年前中国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反之亦然。

10. 从“新加坡在马六甲郑勋登寺”中学习到新加坡不在新加坡，而是在马六甲的郑勋登寺。至于郑勋登寺是马六甲一个古墓、是一座寺庙、还是类似于英国西敏寺，俗称大笨钟的地标，有待查证。

11. 从“这座纪念碑的更多信息”中学习到“谭思创苏” 是一座寺庙，也是一座纪念碑，也可能是寺庙里头有一座纪念碑，有待查证。（创建陈氏宗祠的陈笃生先生和陈金声先生的后人，得罪了。）

12. “11月19日在宪报公布日期1974”是不是一组密码？它是否会引发像《达文西密码》那样的国际大动荡？有待查证。

其四：文物局的“最后一课”

作者：李国樑

对于文物局不尊重华文，甚至走上机器翻译的道路，将新加坡奉献给美国，《联合早报》（2013年8月31日）刊登了我浓缩的“千字文”，我也在博客写了全文，并通过面书、电邮等传统与新媒体批评文物局的做法有辱国体。早报言论版站长鼎力站台，还有《新国志》及多位网友转载，多管齐下看到效应，2013年9月4日，文物局的中文网页在神不知鬼不觉中悄悄下架。

希望这不是文物局中文版的最后一课，而是在不久的将来可以看到崭新的，尊重华文与华人情感的文物局中文网页。

这起“下课”事件前后不到一个星期，凸显了网络传媒的正面力量。所谓忠言逆耳，今天新加坡社会上有许多不该有的弊病，就是因为太多局内人只爱讲好听的话，期待驶得万年船。但是好听的话就像食物一样，好吃的不健康，健康的不好吃。

对于支持我的朋友，喜欢小李飞刀的朋友，认为我赶尽杀绝的朋友，所体现的都是民主社会里应该兼容的声音，在此谢过。

附记（2013年9月11日）：2013年9月7日，联合早报的年轻记者司徒晓昕仗义执言，全面报道了这则机器翻译的新闻，新明日报记者柯欣颖、刘嘉铿、林凤英，海外报章、各位网友都先后表态。人在江湖，但大家都有相同的出发点，我们要的是尊重与认同。如果政府做事以对人民多一分尊重为考量，许多处理事情的方式就会很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