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阴阳界：芳林溯源（二之二）

章芳林与章苑生

章芳林（1841～1893年）是在新加坡出生的华商，先后受殖民地政府委任为太平局绅、保良局委员和福建帮首领（甲必丹），但是他更辉煌的成就是在那个族群帮派划分的时代突破传统，被公认为“无帮派色彩”的慈善家。

章芳林亦名章芳琳，又名桂苑，字明云，祖籍福建漳州长泰县。他的父亲章三潮在新加坡开埠后不久便南来创业，在源顺街（Church Street 至Cross Street 应和会馆之间那段直落亚逸街Telok Ayer Street，天福宫、厦门街附近那段不算）独资开办“长越号”，经营烟酒土产。

章芳林继承父业，创建“章芳林公司”，后来改名“苑生号”，与潮州帮的巨富陈成保和陈旭年取得鸦片经营权，合资从事鸦片贸易，同时也兼营航运和地产，在振瑞路（Chin Swee Road）和合洛路（Havelock Road）有许多产业。1887年10月27日的叻报上的产业出售广告，还特别注明是在“邻近章君芳林新建屋宇之傍”，可见章芳林的屋子已经是著名的地标。

（起获的两块跟章芳林有关的界石，可以告诉我们许多当年的故事。）

积极反对华人抽鸦片的林文庆医生（文庆路就是以他命名）的先辈都在章芳林的宝号工作过，林医生的祖父是章芳林的酒庄的司理，父亲则是鸦片局的副理。在那个殖民地的年代，鸦片是主要的经济来源，除了内供，也外销到中国等地，是合法的商贸。

回望那个以帮派与方言族群为主导的19世纪，新加坡华人社会的福建帮一路来由马六甲侨生所垄断，他们在新加坡经商，创建了天福宫、福建会馆、恒山亭等机构，陈笃生、陈金声与薛佛记家族几乎主导了新加坡福建帮一百年。中国的传统社会阶层以士农工商来划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士大夫身居首位，即使在农村当秀才也一样受人尊敬，商人则处于社会底层。但是在殖民地却不一样，华侨社会没有王室贵族，也没有满清的官僚政治，新加坡华人进不了政府阶层，商业成为华人的经济活动的命脉。商人通过经商致富，通过财富成为华人社会的领袖，因此华人社会的价值观就是财富、声望和权势。

章三潮在福建帮中财富敌不过马六甲侨生集团，只能充当次要的角色，退而求其次，在福建街上段（现在的芳林苑政府组屋地段）设立长泰会馆，照顾南来的同乡；章芳林则将父亲的生意发扬光大，跃居为新加坡第一级富豪，社会地位随着财富节节攀升，当时在直落亚逸街周边还有章芳林坊和章苑生坊等，足以与马六甲集团抗衡。2008年的新加坡街道地图还标出章芳林坊和章苑生坊的地名。

根据一位在那一带经营木炭业的吴姓老街坊的回忆，他的木炭行曾经从章芳林坊搬迁到章苑生坊（俗称“八间仔”），他还提到章苑生坊其实应该是章宛生坊。我们猜测可能是“苑”与“宛”字形相似，福建话又同音，地方名是经过前人口述传下来，年代又太悠久，所以可能产生混淆。

（已经消失的章苑生坊，c.1970s。

图片来源：Digital copy (c) of 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

（已经消失的章芳林坊与直落亚逸街交界处 

Junction of Cheang Hong Lim Place and Telok Ayer Street。1993

图片来源：Digital copy (c) of 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

走出帮权政治

没有资格参与福建帮的领导权之争对章芳林而言也许是件好事，他不需要把心思放在帮权政治，反而可以通过发展社会事业的路线来突破帮派的局限，争取成为华人社会的领袖。在庙宇方面，他将长泰会馆改建为清元真君庙，在合洛路建立玉皇殿，巴西班让的住家“苑南园”附近建立大伯公庙，重修丹戎百葛的金兰庙等（1985年迁至金殿坊Kim Tian Place），好让各方言族群参拜。1887年10月27日及连续多日的叻报上，章芳林还刊登启事，通知大家玉皇殿已经落成，诸神已经开光安座，开放给本地与中国各籍人士诚心拜祭。

章芳林所设的寺庙内设定条规，不准在寺内“聚赌聚饮，及设鸦片烟具，邀集朋众，引诱匪人，以蹈不法”，可能是为了配合政府的“危险社团镇压法令”（1889），打击私会党的活动。

章芳林的其他善举包括捐出土地来扩建直落亚逸的海唇福德祠（保留为文化古迹），倡办义学（章苑生学校，章壬轩学校），建立巴刹，甚至组织37人的苑生消防队来弥补殖民地政府的不足。其中最为现代人津津乐道的就是“芳林埔”，一个让平民百姓在闹市中休闲的地方。多年以后，人民行动党组织政府，接手管理，将芳林埔易名为大家熟悉的芳林公园。

对中国清朝而言，章芳林可能是第一个获得官衔的新加坡侨领（1869年），官衔“道员”属于二品官，是嘉奖他慷慨解囊，捐献福建省的防务基金。拥有官衔的富豪，不仅受到整个华人社会的尊敬，也受到清朝政府的敬重，本地报章还会赞扬他们慈善的义举与爱国精神。章芳林不只为自己进一步捐购一品官花翎盐运使（1889），还为祖宗三代捐得一品官衔，甚至进一步为十一个儿子捐官，例如章壬全是名“员外郎”，属于五品官。

如果在那个年代通过慈善的义举是争取华人社会的地位与威望的重要源头，那么章芳林捐官与慈善二合为一，同时给大清皇朝一个集资喘气的机会，不仅一举多得，也算是尽了大清子民的责任，在新马华人史上开了先例。

依据这系列的史迹来推断，我们在South Buona Vista Road与Pasir Panjang Road交界处所发现的两块奇石“苑生界止”和“苑生全记界”，正是章芳林家族在巴西班让的住家的标志。

鸦片山

章芳林家族住家附近衔接巴西班让山脉（今天的肯德岗, Kent Ridge），其中鸦片山（Point 226）是二战时第一马来军团负责捍卫新加坡的最后一道防线，有一段血淋淋的史迹。在48小时的奋战中，第一马来军团跟日军第18师拼完最后一颗子弹，紧接着展开一场惨烈的肉搏战，寡不敌众，几乎全连牺牲了。

（巴西班让山脉（今天的肯德岗 Kent Ridge），其中鸦片山（Point 226）是二战时第一马来军团负责捍卫新加坡的最后一道防线，有一段血淋淋的史迹。）

顾名思义，鸦片山应该跟鸦片有些渊源。新加坡开埠时驻扎官法夸并没有得到上司莱佛士和东印度公司的支助，为了应付城市建设与政府的日常运作的开销，法夸不听莱佛士的旨令，施行鸦片税、赌博税与烟酒税。从此以后，鸦片税一路来都是新加坡殖民地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往往占总收入的四、五成以上。

英国人立法管制新加坡的鸦片贸易，同时提供货源，在鸦片山下的Pepys Road 建了一间由东印度公司打理的鸦片加工厂。1873年东印度公司正式结束营业，鸦片加工厂由谁接管还有待考证。不过当年为鸦片加工厂的主管所建立的洋房直到1988年才拆除，洋房的末代主人是位具有罗马尼亚和犹太人血统，名叫Ronni Pinsler的摄影家，他曾经为保留新加坡的文化与地貌摄下了许多永恒的记忆。

（当年的鸦片加工厂现在已经是一排洋房，Pepys Road。2013）

英国人以高额费用将牌照卖给鸦片商，并提供货源，让鸦片商经营鸦片买卖；鸦片商将鸦片卖给华籍劳工苦力，苦力作为鸦片的主要消费者，使鸦片商通过苦力致富，然后鸦片商再把赚来的财富用来从事社会事业。在这整个鸦片价值链中，华人私会党是维持鸦片经济的“产权执法者”，是一支为了保护地盘而铲除非法鸦片买卖的武装力量。沒有私会党从旁协助英国人，鸦片市场就无法正常运作。个中情节，环环相扣，是新加坡版的“上海滩”。

章芳林热衷于设立神庙，跟其他神庙一样，领导人都是商人出身，而商人为了树立本身的地位，很自然地卷入控制华人社会的私会党制。章芳林是不是顺应着当时的时势，成为某一个秘密会社的头头呢？有的学者曾经指出，“通常甲必丹就是秘密会社的首领”，有的学者还尽力寻找章芳林与秘密会社的关系。到目前为止，无法得到各界的认同，因此章芳林还是清白之身。

（我们为苑生界石找到安身之所。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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