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舍之间

曾经跟政府有个约定

陈秋华的《保校》（联合早报2014-3-23）提起“六小学合并成三所”，其中历史最悠久的80年老校侨南小学校名不受保留。侨南校友会就此向教育部请愿，希望能有一次对话的机会，重审当年保住校名的“约定”。

侨南学校跟新加坡政府有什么旧约定呢？

在政府施行国民型教育政策下，新加坡的华校生骤降，侨南跟许多华校一样，收生人数不足。在校董无法筹足经费，面临关闭的命运下，只好跟政府酌情商议，将原来由民间创办的辅助学校交给政府，成为一所政府学校，条件是保留“侨南”校名。

（侨南公学，1952年。图片来源：Singapore school memories）

1980年代，政府在刚开始发展的淡滨尼新镇（Tampines）设置学校，侨南获得新生，从巴耶里峇（Paya Lebar）搬迁到淡滨尼。不过，一路来侨南都无法像附近数间抢手的学校那样年年爆满，30年以后再度因收生人数不足，面临另一场学校合并和易名的“常态”。

称学校合并和易名为常态，是因为这许多年来，尤其是当年的华校，在官方的资源整合下，已经消失在新加坡历史中，久而久之已经叫人习以为常，只是扼腕感叹三声了事。

当校名在名册上抹去的时候，所抹去的是学校与学子的感情线，这是只看法理数据，不看情义内涵的新加坡政府和精英官员所难以体会的。

“教育部在做出这么重大的决定之前，没有直接与校友会联系并协商、探讨其他可能性就定案，在情理上似乎说不过去。尤其是像侨南这样历史悠久、桃李满狮城的学校，在处理上是否应该更具人情味一些？  侨南创办人王希元在二战时期宁可冒着被日军杀死的危险，也要坦荡荡地表明自己是一名教师，最后果真被痛恨知识分子的日军给枪毙了。如此对教育义无反顾的热血，令人动容，也体现了侨南的精神。如今，有关方面选择以“事后通知”的方式结束一所拥有80年历史的学校，显得仓促。  （侨南校友会主席）林永强说，当初他与另外三名友人成立校友会，就是因为有此隐忧，希望有朝一日能借校友之力保住学校，没想到最终还是没有获得对话的机会。  ……事实上，侨南从创校至今曾多次努力尝试保校，目的就是为了不辜负先贤对办学的坚持。它除了接受学校成为政府学校，也曾多次主动要求教育部让侨南搬迁以改善收生情况。”   ---陈秋华（联合早报2014-3-23）

关于通过校名来保留一代学子所凝聚的情意结，使我想起两年前写过的一篇文章《从养正学校谈起-百年前的新加坡广东人》，文中提到 “1980年代，在市区重建计划下，牛车水一带的居民逐渐离开多年来生活的地方，搬迁到各个组屋区去。养正、直落亚逸与伯城三所小学合并…”，当时有校友提出异议，说所就读的直落亚逸小学因学生人数不足，从原来的上下午班制减为只有早上班，之后因为人数确实太少而关闭。

宁为玉碎，不作瓦全是当年的华校生的高风亮节，因此学校在没有同校友商讨下合并，在所谓合并的过程中其实被并吞，校名不复，是有心人所难以接受的事实。

博客白马非马以他一贯直爽的作风，在《“建国”兮“保校”兮皆是云烟》提出由南大延伸的现状：

“《侨南小学》收生不足，正宜功成身退，而校名也将永驻历史，这就是历史资产。这个世界，兴衰是等闲事。《侨南小学》和《励福小学》合并之后的校名，当然还可以商榷。但是，说到校名就是宝贵的历史资产，那么《励福小学》何尝不是呢？ 学校没有了，“软实力”也就“一笔勾销” — 这又让我想起了《南洋大学》的遭遇。消灭《南大》之前，搞的就是“合并”的动作。《合并》的最终结果，一所举世无双的中文大学就像烟云一般地消逝无踪。《南洋大学》没有了，那么还会有《南大》的“软实力”的“南大精神”吗？” ---白马非马

合并、并吞、除名、消灭，这种种商场术语都在教育界用上了，我们“有幸”在政治与经济模式主导下，见证了教育如经商的现实。

慧剑斩情丝？

侨南因为换了主子，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主仆关系下，无法再掌控自己的命运这一幕，倒使我想起自己启蒙的母校在新加坡史上蒸发的吊诡的过程。

端蒙在1906年招收第一批新生，1994年送走最后一批学生，创校的过程跟早期的其他华校相似。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陈云秋、廖正兴、蔡子庸、杨缵文等20人发起捐资，创办了“新加坡潮州公立端蒙学堂”，当时还郑重其事，跟南来视学的清廷两广总督刘士骥商谈办学事宜。

（登路（Tank Road）的端蒙学校旧观）

端蒙最初的校舍是在禧街（Hill Street） 52号的一间店屋，后来搬到克拉码头一带，最后的校园是在福康宁山对面的登路（Tank Road）。端蒙也在1924至1967年间在小坡设立分校。1953年，义安公司接管了端蒙中学。

端蒙跟其他市区与边缘的学校一样，在市区重建的大环境下，从1960至1970年代的高峰期迅速没落，各年级只能开两三班，每班约20来人，而且半数是马来与印度籍学生，以及部分印尼学生，基本上传统华文中学的精神已经消失。

（端蒙学堂的第一批毕业生，还穿着清朝的服装）

综合多方面的讯息，当时政府的方针是将所有政府与辅助学校搬到市区外，端蒙的校址在市区边缘，也是义安公司的所在地，当时义安公司的地契即将到期，根据城市规划方案，这块地段必须充作商业用途。政府给予两项选择：

1. 如果坚持在原地办中学，政府只好回收此地段，另外发展。

2. 如果同意将学校搬迁，而原地转型为商业用途，政府可以支助在新镇建校。

我们大胆推测，义安公司创办了义安小学和义安理工学院，没了中学，整个教育体系就会出现断层，对不起祖宗。因此，办校还是势在必行，只是在于如何办。

如果将端蒙迁移至政府配给的淡滨尼地段，除了义安公司内部可能已经出现的帮权之争外，还有必要考虑如何安顿现任教职员，过渡到新学校。

关于端蒙与义安公司的关系，如果不是义安公司在1950年代接管学校，它也可能像许多当年的民间华校一样，要不就双手交给政府，一夜间转型为政府学校，要不就因经费问题而收场。跟由义安公司直接拨款创建的义安小学（前义安女校）和义安理工学院（前义安工艺学院）相比，端蒙只是义安公司认养的外甥，没有直属的血缘关系。就一贯的新加坡式思考而言，义安公司已经尽了40年的责任，没有义务为了外甥，继续惨淡经营下去。

当时的义安公司可能也考虑到教员的士气，末代校长甚至被学生拍着肩膀直呼其名，名符其实的“打成一片”。在这种气候下，端蒙英名渐逝，如果继续沿用端蒙这个校名，可能难成大器，因此决定将原校关闭，另起炉灶，在淡滨尼设立义安中学，从小学到大专一脉相承。

根据当时任教多年的教职员的反馈，义安公司没有跟他们商量过学校的命运，也没有酌情讨论过续约到新校上课，所采用的是一种霸道的、一刀两断的处理方式，情形跟现在的侨南学校合并除名类似。

端蒙原址除了继续用作义安公司办公室外，义安公司并没有舍弃这里本来就是办教育的地方的考量，跟澳洲阿德雷德大学合作，办校外大学，主要是商业管理学士与硕士课程。校舍也成立文物中心等，在某个层面上算是对得起列祖列宗，也满足政府对商业地段的需求。

（现在的义安公司外观。图片来源：义安公司网站）

当然，整个“保校保地”的处理环节还是备受争议的，虽然地是保住了，但所谓的保校并没有真正的保校，抹去的正是88年前先民创校办校，以及秉承先人遗命，任劳任怨的教育家延续前人使命的时代精神。或许在义安公司眼中，义安中学延续的是端蒙的脉搏，但在校友眼中，这等同无可奈何花落去，一年一度燕归来，遗憾中怎么向毫无感情记忆的义安中学认同？

2001年，端蒙原址附近的南侨中学（前女中）也面对同样的保校或者保地的命运，福建会馆决定让南侨继续生存下去。迁至盛港后，经过一番努力，已成为一所办得有声有色的“传统”中学。

此一时，彼一时，今天的教育环境又随着新加坡政局而出现新变化，树人的传统教育方针开始重新受到关注。如果当年的决策者能够集思广益，也许端蒙就像南侨一样长存。

有了前车的借鉴，我希望侨南学校不会步入端蒙的后尘。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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