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年代：新加坡与长凤新（二之二）

银星艺术团到新加坡

《华侨日报》报道了1966 年香港银星艺术团访新的盛况：“一连演了十场，剧场三千四百座位无一空置…每晚平均还有两千人站在四周欣赏节目， 台下一致好评” 。显然银星艺术团的演出非同凡响。

（银星艺术团访新。图片来源：子宇-电影的理想年代）

至于怎么会有“两千人站在四周欣赏节目”呢？国家剧场依山而建，无支撑的天蓬下是开放式的剧院座位，晚上凉风习习，还有风叶虫鸣为伴，是个结合艺术与大自然的民间结晶。由于剧场三面只是由矮锌板围住，当年我们坐在山上的石阶上或在铁板的缝隙间，就可以免费观赏舞台演出了。

（民间集资，依山而建的国家剧场）

（国家剧场内观。坐在后面皇家山山坡上看演出也是一件乐事）

《南洋商报》（1966 年4 月16 日）对银星艺术团的演出评价，认为银星艺术团除了有高水准的“民族表演”之外，背后还起着明星效应。虽然新加坡观众表示有些表演节目早就被本地观众看腻了，但是由这些职业艺人演起来，就是有不同凡响的感觉 。银星艺术团的贵族般的票价，竟然能够场场爆满，依靠的正是本地观众对于“左派”电影明星的爱戴。

（1963年银星艺术团访问新加坡，与时任总理李光耀合照。
前排左二起 唐纹、向群、苗金凤、白茵、梁慧文、陈绮华、嘉玲、江雪、王葆真、石慧
后排左一起 丁亮、关良、周聪、陈文、周康年
后排右三 廖一原

图片来源：子宇-电影的理想年代）

在1960年代，新加坡以时任总理李光耀为首的内阁团队正致力于打击左翼分子。在这个积极打压左翼的非常时刻，竟然批准国家剧场邀请以长凤新为班底的银星艺术团访问新加坡，“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难道不怕这个间接代表新中国的文化使者所引起的“反面”效应吗？

显然这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决策，表面上香港左翼演员正好可以安抚文艺青年的情绪，表示新加坡文化圈子其实是很开放，鼓励健康的文娱活动的。如果将歌词中的中国、毛泽东、共产党等名词改一改，也挺符合当时的新加坡社会，银星艺术团也可以为新加坡政府对民众思想的取向进行把脉。

套句当时的教育部长王邦文的话： “我们不能抱残守缺，故步自封，而必须以抛砖引玉的态度，来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为了适应新国家的新环境，而以新观点、新概念去做大胆的改革与创造，将来才能形成表现我国各族气魄和风格的我国新文化。”（人民行动党《归来》话剧演出特刊，1967）

实质上，我们也无法排除背后的政治含义，就是政府通过这类暗中监控的文化活动来引出更多的左翼人士，可以一网打尽。

（1960年代银星艺术团到新加坡演出：左起平凡、石慧、夏梦、李嫱、陈思思、傅奇）

银星艺术团到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资深报人谢诗坚提到1971年1月，雪兰莪等地发生严重的水灾，当时的马华会长陈修信乘机协助申请者要求政府特别批准让银星艺术团在吉隆坡呈现一场“别开生面”的筹款演出（1971年3月）。显然陈修信相信许多马来西亚华人是倾左的，为了激起华人的民族情感，进而支持马华公会的华人大团结运动，于是打出这张“左牌”，以期达到团结华人的目的，否则在那个中国文革进入高潮，甚至输出革命的年代，这种左倾意识的演出并不符合马华的一贯路线，是绝不可能被允许上演的。

试想想，“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 这是文革时期的“名曲”，有那个政权能够这么全面的自我赞美，自我陶醉到这个层次？

结果正如所料，银星艺术团到马来西亚演出的消息经过新闻界大事报导，华人群众非常激情亢奋。当然陈修信意想不到的是，四年后，他正因为马来西亚的文团倾左而被革职，保不住13年马华公会会长的席位。

（银星艺术团访问马来西亚。图片来源：子宇-电影的理想年代）

（银星艺术团访问马来西亚：前排：翁午与王葆贞。图片来源：马·星洲日报）

（银星艺术团在马来西亚的表演专辑，是不是很“红”啊？图片来源：刘国汉）

谢诗坚表示银星艺术团虽然不称自己为“无产阶级”，但文革的影子还是挺鲜明的，跟当时中国的艺术观十分吻合。以他们演出的节目为例，内容大多数是歌颂工农阶级的：  诗歌：“一杆红旗迎东风啊，插在河线一片红。青山顶上号声响，百万大军上河工。”  舞蹈剧：“金色的太阳啊，照耀积雪的山。雅鲁藏布江呃，金光闪闪；同胞心中多欢畅，大地遍开幸福花；我们的生活变了样呃；我们的幸福乐无疆呃；感谢工人好兄弟呃。”  “丰收舞”：“公社是个红太阳，社员都是向阳花。公社的阳光照万家，千家万户学习它。家家爱公社，人人听她的话，幸福的种子发了芽。”  歌曲“我是个石油工人”：“红旗红旗红旗啊，英雄扬鞭催战马，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  石慧唱的“千里草原把身翻”、“如今唱歌用箩装”；歌舞剧如“快乐的牧人”及“列车上的姑娘”等，都是歌颂那个年代的中国社会。

更叫人深感意外的，当时全体演员亲自动手扛木抬铁，搭建舞台。只有在“文革”的年代，才能看到演员与工人“同甘共苦”，体现出劳动是伟大的，劳动人民一家亲的精神。在没有表演的日子，他们下乡访问，慰问灾民，嘘寒问暖之间流露出人性的真诚。在接受传媒访问时，演员们也衣着朴素，并不刻意打扮化妆。他们异口同声说他们是演员，不是“明星”，两者的不同点在于 “演员”是劳动阶级的称号，“明星”则带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意识。

银星艺术团重返新加坡

1977年银星艺术团重返新加坡国家剧场演出。经历过十年文革的激荡，演出的剧目已经去文革化，以民族歌舞与器乐演奏为主，如“姑娘生来爱唱歌”、“在银色的月光下”，“胶园晨曲”、“十面埋伏”、“花儿与少年”等，还穿插了新马和印尼的创作，如马来歌曲“衷心赞美”、“莎丽兰蒂”、“可爱的姑娘是谁的”、中文歌曲《杨桃结果满山岗》、英文歌曲“Fairshore of Singapore”等。

（银星艺术团演出节目表，1977。资料来源：银星艺术团演出特刊）

（女声表演唱。资料来源：银星艺术团演出特刊）

《杨桃结果满山岗》是由华乐界前辈郭永秀先生作词作曲的本地创作，当年曾经在新加坡广播电台第三广播网（现在的958的前身）教唱，当时我还守候在小小的袖珍型收音机旁，飞快的一字一字将歌词抄录下来。其实这首歌曲富有中国色彩，很容易被误会为中国民歌。

《杨桃结果满山岗》 满山的硕果绿苍苍，满树的杨桃儿闪金光。双手齐把杨桃摘哟，颗颗大又甜，勤劳的姑娘上山岗。       暖暖的微风迎面吹，路边的野花儿迎风开。颗颗杨桃树亲手栽哟，施肥又浇水，日日夜夜望丰收。 三月的阳光照满山，姑娘的喜花儿朵朵开。摘了一箩又一箩哟，今年收成好，欢乐的歌声满山岗。

我往哪里去？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显然也革了香港“左派”电影公司的命，长凤新紧跟着中共路线，逐渐失去香港观众，由黄金时期迅速走向没落，从每年16部电影猛降至每年4部。

据说长城三公主的二姐石慧与夫婿傅奇这对银色夫妻在文革爆发后不久，参与了1967年的“反英抗暴”的游行，在家里被拘捕，囚禁了一年多，过后被香港英国殖民政府强行解押出境，在罗湖关卡强迫中国政府接受这对夫妇，并把他们列为不受香港政府欢迎的人物；中国方面并不接受这个安排，香港政府只好将他们带回香港。香港没有像新加坡那样的内安法令，可以长期扣留因为政见不同或认同中国的左翼人士，只好息事宁人。换个角度去想，如果中国同意石慧与傅奇入境，也许他们会成为走资派，下场和其他演员如红线女那样，受尽冤屈，搞不好还会革了性命。

1975年起，石慧出任了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又出任了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后来移居到加拿大温哥华。

（《长城画报》的年代的石慧）

（文革期间参与“反英抗暴”的石慧和后面高个子的傅奇）

香港的“反英抗暴”又称为“六七左派工会暴动”、“五月风暴”等，在文革的冲击下，事件由最初因劳资纠纷所引起的的罢工行动、演变成示威、放置炸弹等，五十余人丧命，八百多人受伤。

2006年接受香港文汇报的访问时，石慧淡然说道：“人生是一个个的阶段，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不再多想。….回想起来，当时我们并没有做错，也没有对不起自己的祖国。作为一个中国人，只是尽了责任。当时在香港不管受到什么压迫，还是要凭良心，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香港的“反英抗暴”（1967）又称为“六七左派工会暴动”、“五月风暴”等，是文革的冲击下的产物。图片来源：解密百年香港 - 六七暴動）

（香港的“反英抗暴”（1967）的场面是否似曾相识？

图片来源：解密百年香港 - 六七暴動）

长城三公主的大姐夏梦在文革刚开始的年代进行反思，她本来觉得“左派”电影公司“很正派” ，认为长城所拍摄的影片“都很大众化，很有时代感”（黄爱玲编《理想年代: 长城、凤凰的日子》），随着文革期间长凤新的发展方针的改变，夏梦直言因为影片内容都必须“紧随着国内走，这些香港观众根本就不要看，我觉得这样下去，拍戏也没有意思”，以安胎为由，在1967 年和丈夫毅然移居加拿大。

夏梦后来曾经回到香港，参与《投奔怒海》（1982）和《似水流年》（1984）的监制工作，两部电影分获第二届和第四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

长城三公主的三妹陈思思以《三笑》中俊美的秋香扮相获得了观众的喜爱，成就了她电影事业的高峰。她也无法接受长凤新改变电影制作方针，选择息影。

（陈思思以《三笑》中的秋香扮相成就了她电影事业的高峰，也是历年来最经典的秋香。

图片来源：中国影视资料馆）

在那个理想的年代，文革的思潮对新加坡的文艺青年是有相当程度的影响的，从当时的文团的演出、所使用的标语、内部学习、下乡劳动等多少可以看出端倪，近在跟中国大陆只隔着一个海关的长凤新更是首当其冲。文革的结果被形容为拖慢了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三十年，更革了许多无辜人民的性命。

四人帮被粉碎后，长凤新的峥嵘岁月已然不再，成为一段电影的唏嘘史。至于新加坡文艺青年，他们经历过一段文化大革命的新马版之后，必须重新思索，重新定位，从1970年代自动自发的提倡文艺，搞业余文娱演出，到后来甘于平凡，孤芳自赏，整个文化进程同样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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