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淑君
摄影：黄志强
一边是历经风桑，历练于几许风雨中，拥有青春繁华剪影的学运前辈；另一边则是初生之犊，任凭谁也掩盖不住他们身上夺目刺眼，准备在学运路上大方光芒而有所为的后辈。同一条道路上，他只是比他更早走在前面而已，无论是领头者还是尾随者，两者放在一起都是“将学运进行到底”的知识分子。
在林连玉基金会所中，两代人，进行两种交流，有着两种视角，演变着两种局势，感觉很微妙，因为他从他身上看到年轻的自己，他又从他身上看到未来的自己，更难得的是，双方都在百忙之中抽空参与这场迷你型的两代学运份子交流会。
前者有吉兰丹中华独立中学校长吴建成和林连玉基金秘书李亚遨，后者则是在博大会计系的大学生李淑炜和拉曼大学广播系的王佳骏，两位分别是马来西亚青年与民主运动（学运）国内事务处秘书和国际学运事务秘书。
付出的心酸史
说起吴建成和李亚遨这两位前辈，他们就是想当年70年代学潮的历史见证者，也是当年参与者，吴建成还因为筹备华文学会的春雷文艺大汇演中，被当局扣于《内安法令》而入狱8年。至于，李亚遨也因为吉打华玲胶农反饥饿事件，被迫停学。两位后辈李淑炜和王佳骏对他们以往的故事，略知一二，但就不了解背后为学运付出的心酸史。
在对谈中，吴建成很乐意地扮演着一位解惑的前辈，每每提起那段风起云涌的日子，虽然他的口吻云淡风清，眼里却闪现着出当年气魄和光芒。至于，李亚遨更像是一位历史重演者，把当年刊物都带到现场展示，他希望通过大马的社会学运活动，来探讨民主运动的方向。两位后辈在现场更把两位前辈当做一本学运的历史书籍，细心翻阅之余，还重新思考学运未来的方向。
对谈‧记录
为何会加入学运行列中？
吴：吴建成， 李：李亚遨， 淑：李淑炜， 王：王佳骏
（左起为吴建成、李亚遨、李淑炜和王佳骏。图片来源：《马·南洋网》）
吴：加入学运要从加入马大华文学会开始说起。我在1970年加入马大念数学系，71年就参加马大华文学会。我是在校园内看到华文学会的标志，画着一对年轻的男女学生，女的拿着一本书，男的就指着远方的红太阳，感觉很有气派，就加入了华文学会。说真的，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还懵懵懂懂地还不知道那是一个学运。
1971年华文学会改组后的执委提倡大学生关心社会动态，特别是下层人民的生活，走出象牙塔……这样的论点，对我们很有吸引力，加上我又是来自穷困的阶层，当知道有人自动关心你，是件很高兴的事，所以这也是加入华文学会的原因之一。
李：在中学时期，就和几个朋友说好要加入马大的华文学会，所以一开始进入马大念数学系时就已经参加了当时的华文学会，之后慢慢地接触学运，甚至最后成为“末代”华文学会主席。
淑：在中学时期，根本就不知道何谓学运，一开始甚至会感到抗拒，但自从在博大校园求学后就开始参加博大华文学会的生活营。筹备生活营的当儿，我们都会走出户外考察一些时事课题，从那期间渐渐地认识到什么是“学运”，因为接触到不少时事课题和社会动态活动，因此开启了我参加学运的热诚。
王：从报纸上常常看到，学生在捍卫学术自由时却被校方打压或遭到大专法令对付，他们又不是犯下什么大罪，因为有好奇心，于是就在网上搜索相关资料，后来是透过网络才得知大马有一个叫马来西亚青年与民主运动的组织，就自告奋勇地透过面子书来参加该组织活动。
参加过哪些学运活动？
吴：我们主要是搞文艺演出、出版文艺刊物为主，但参与这种社会活动，算是一种副业。到了后期，我们觉得舞台剧演来演去都好像改变不了社会，于是就走上街头去关心社会。早期华文学会关心工农群众的生活，加上那时候掀起很多工潮我们就去支持工人罢工，我们也会筹钱买东西给工人吃，还记录工人罢工的事迹。此外，我们还反对越战，反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
李：华文学会喊的口号是“胸怀祖国，放进世界”。我们是一边搞文艺演出，一边关心和支持社会活动。
淑：参加学运组织后，我们都会利用学校假期期间到一些非政府组织实习上班，就在那时候参加了不少时事课题的讲座会和电影分享会，包括昂山素枝等民主讲座。从这些活动中，我更深入了解到学运的意义。
王：曾参加过三次活动，分别是“支援艾末末活动”、“争取学术自由快闪”和“力挺阿当阿迪活动”，这三次都被警方逮捕，然而我不能理解为何被逮捕，那是因为我们都是用最和平的方式，没有武器没有干扰路人参与活动的。
两种年代，学运的差异？
吴：那时候搞学运比较浪漫，为了学运我们可以抛弃爱情，甚至可以牺牲掉学业，而且一股强烈集体主义精神，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前景是怎样，而我们那一代就会设想如何为前景去贡献和牺牲，心理已经有了最坏的打算。至于现代的年轻人，则是以“自己的需要”要求改变，立足点不一样。他们现在是以个人观点出发，我们那时是集体观点出发，但有共同点就是热爱自由。
李：那时候社会有股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这是70年代学运的特色，我们的演出和刊物，都是要带出一个讯息，如何建立起一个理想社会。现在生活环境不一样，所以重点目标有差异。
（李亚遨在交流会上海带来了多份珍贵的历史大马学运刊物。图片来源：《马·南洋网》）
淑：现在的学生运动的确少了前辈那时代的精彩和动荡，因为时代和环境不同，但是基本的东西还是有在我们这代人身上，例如捍卫自由等。
王：我们是先注重学业，才注重学运。我们有时候会反问警察捉我们的原因，而我的心理也有做了坏打算，最多也可能是坐在拘留所内一天左右，却不会想到会跟校长一样在牢狱里度过8年的青春。
不同年代的大专法令？
吴：在我们那个年代，大专法令还算宽松，不像现在那么甚严。那时候，大学生还可以参加其他政党，相对现在那年代更有思想和学术自由，最记得就是有一次在校园里，我还看到挂了一副印有共产党列宁肖像的海报。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跟校方对抗，针对的对象也不是校方。但是在1975年修改后，大学生就失去了参加政党的自由了。
李：时代不同。那时候我们举办活动，校方不会发警告信，我们要做举办一个演出，不需要很多程序，依然有基本的学术和思想自由。
派传单被传召
淑：现在真的很多限制以及一些“小动作”，例如我们在校园内派一些活动的传单，也会被保安人员尾随，甚至被校方传召。幸好这一代人比较幸运，因为资讯和科技发达，很容易引起大家注意。
王：由于拉曼大学不属于《大专法令》条文中，只要你定时教学费，没有做出诋毁校园形象的事是不会受到校方的对付。而我参与这些学运活动，并没有受到校方的对付，校方也只是跟我说，参与这些活动，最重要就是兼顾好学业就可以了。
现代的人比较开明，或许已比较了解什么是学运，既使大专法令很严格，但是锁不住我们的开明度，我被捕后，还收到讲师支持我的信息呢！
什么动机和精神支撑着你们继续推动学运？
吴：应该是生活条件。独立初期生活条件相当恶劣，那时候会有一种责任压在你心上，会想要改变家庭生活的困境，会想你不去做还有谁会去做？就是有这种价值观在引导我们前进。现在回想起来，那份坚持和勇气，感觉还是很不错。
李：一种使命感，觉得老百姓的生活应该被改善，向往一种美好的社会，带着一个理想继续参加这个活动。
淑：相信自己，对这社会依然存有抱负，有一股相信的力量在背后推动我。另一方面，以前前辈借理想主义参加学运，现在的学生倾向于现实主义较多，所以很少学生参加学运，若你要求回报，学运这条路是很难看到回报的。
其实参加学运也有压力，需要一个坚持的价值观和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旁支持你，你才会继续走下去。
王：现在的环境比较好，可是他们不知道如今我们拥有如此好的环境，都是前辈们争取回来的。
若我们现在不去争取，一味地享受前辈们为我们争取回来的果实，我们的下一代就不会有那么好的环境了。我也没有那么伟大说要改变整个社会，可是若我们不去争取，以后受影响的还是我们自己。
有什么建议给后辈？
吴：面对选择要有勇气，你没有准备牺牲那么大，就不要把革命的口号喊得那么响亮，口号喊出来，就要准备为这口号付出。
李：要有心理准备，因为任何社会运动的改革都会面对各种风险，革命不是吃饭喝茶那么简单，所以要有心理准备。
有什么话要对前辈说？
淑：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一本厚厚的历史书，而这却是课本上看不见的历史，所以收获良多，看到他们有一股牺牲的精神，觉得很感动。
王：获益良多，也懂得如何万事以大局为重，同时要有更强的毅力去面对各种挑战。
结论：不放弃， 进行到底
大学生应该是关在温室里专心学业，还是应该走出温室，走出象牙塔，关心社会、关心时事和政治？进过两代人的对谈后，发现无论如何，这个社会还是需要一群人来抗衡，他们不一定是有很好的政治手腕、社会经验老道的人物，只要是有一颗为了社会、公民意识等权利，不畏强权走上街头将“学运”进行到底的大专生，就够了。
学运这条道路，本来就不是康庄大道，在世俗眼里看来搞不好就是一条不归路。但是从30年代开始，就已经有不少知识分子，也就是当年的学生，开始站到这条道路上起跑，虽然这条路颠簸曲折，坑坑洼洼，很庆幸的是，我们依然发现至今有群大专生，强言不放弃，继续用自己最潇洒的方式走在学运这路上，看在前辈的眼里，这份执着又熟悉又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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