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何去何从（二之一）

消失的华校是两代人的痛

中文在新加坡的社会地位与处理方式因七月初的年度“讲华语运动”再度掀起波澜。1979年开始的“讲华语运动”以放弃方言为出发点，当时的中文报包括南洋商报、星洲日报、新明日报和民报都大事报道。

今时不同往日，“讲华语运动”虽然年年举行，但大方向已经改变。经过整合的《联合早报》尝试寻找一条中文的活路，《提高华语文的社会地位》的社论文章（2014年7月7日）踩着地雷，先由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先生的新闻秘书张俪霖出面反驳，再由李显龙进一步阐明立场：“把现在的社会和语言环境跟50年代的环境相比，是不恰当的。在一个以英语作为工作语言的环境里，能把国人的华语文水平维持在今天的程度，已经不容易了”（联合早报，2014年7月11日），这番话也为中文之争划下句点。这些日子以来，早报没再表明立场，也没有刊登读者的看法。

（“讲华语运动”在1979年掀开序幕。《星洲日报》1979年9月8日）

紧接着7月13日至20日的《消失的华校-国家永远的资产》华校校史展在华中的钟楼举行，由教育部政务部长沈颖出马，当开幕礼主宾，似乎有意淡化双方的磨擦。

（经过多个校友会与老华校生的努力，呈现了经典的新加坡华校史展）

华校史展上大篇幅刊登了前总理李光耀先生当年打击中文的论点： 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我们工业化政策的基本改变，是把工业化与世界输出市场连接，而不像过去那样与受到保护的马来西亚市场连接，这基本转变就引起多项演变。其中一项就是对教育方面的冲击。这意味着教育方面当先着重的，是在职业和技术的训练，以及加强工程和工商管理。此外这也意味着英文更广泛的应用，因为，它是到这里投资的工业家使用的语文，不管是美国、日本、德国、瑞士、法国或英国到此投资的工业家，他们都同用这种语文。 当时反对以英语作为全民共同语言的声浪，是持久不息的。许多讲华语或方言的家长对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有浓得化不开的情意结。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英国人统治时期，他们的儿女能从小学到大学，完全接受华文教育，而在自己的民选政府管理下，儿女却必须学习英文？他们不明白这个多元种族多元语言的社会里，没有办法不承认英语是唯一能让大家接受的中立语，并能让新加坡立足于国际社会的语言。

（建国总理李光耀谈“为什么华校会消失”）

对于母语的课题，该说的正反双方都已经说了。由于缺乏开启两扇门的钥匙，正方永远无法了解反方的母语价值与情意结，反方也不会因为李显龙那番老生重谈而认同政府多年来的中文政策。古今多少事，只有立场，难分是非，多说只能徒增伤感。

想起20余年前，我还是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也学人摇笔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希望能够为社会进程作出贡献。当时正好是“推广华语”的第二个十年伊始，跟校友陈育龙沟通了彼此的想法后，写下一篇《华文何去何从》的文章，投函到当年的《联合早报·言论》。那时候担心文章被投篮，还学人声东击西，不惜孔明借东风，以政治人物来撑腰壮势。

今天的早报以大中华圈为主要服务对象，肩负“和亲”的新时代使命，那个年代的早报则是以本地读者为目标，云集前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的新闻工作者，在新闻媒体一言堂的狭缝中找寻为本地华社服务的生存空间，绝对比现在更具本地色彩。可能因为这样，那时的早报接受了我们青葱的长文，分两天全版刊登。

（1990年11月21日的《联合早报·言论》）

那个时候写文章投稿真的是“爬格子”，用的是20x20的标准稿纸，由相关人员打字排版批阅等。20余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再摇笔杆，而是对着键盘，天下事尽在弹指间。我们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创作平台来分享想法，在互联网上互相激荡。这是科技时代的魅力。

今天回首那年那月那颗赤子之心，聊以自慰的是不枉曾经年轻过。叫我有点愕然的是，文中所提的好些论点到了今时今日，还挺合时宜，富有时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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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何去何从

作者：李国樑，陈育龙

《联合早报·言论》1990年11月21，22日

最近，联合早报《言论》版上就华文课题刊载了多篇读者来函及翻译自海峡时报的文章。这一系列文章，尤其是陈世双女士现身说法，使我们对华文这既古老、又新鲜的课题重新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对新加坡的华文发展及人们对华文的心态重新思索。

殖民地时代受教育的新加坡华人中，受英文教育者属于在经济与管理等领域上有成就的一群，处于支配者的地位。那群受英文教育者、“受华文所害”而感受良深者、还有一群不知何去何从的受华文教育者，在今日社会中对华文抱有惧而避之的态度。

陈世双女士对华文改观，完全是受一名事业成就非凡的华校生所影响。如果不是这名英文能力超强的成功人士，而是一群在华文创作或中华艺术上有所作为的受华文教育者，陈女士是否会改变心目中对华文的偏见？

建国过程中，我国过度注重英文，通过“自然”淘汰方式消除华校，而非加强华校的英文教育，是否塑造出理想中的新一代？华文工作者数十年如一日，在推广华文工作上不遗余力，是否已经取得中西抗衡的成果？

本文通过发生在作者本身及周围的事件，结合新加坡历史的演变，对华文课题进行初步探讨。文中所提及的人物及事件纯属例子。我们无意对任何人物或任何事件进行攻击。

受华文教育者的悲哀

近来，早报《言论》版刊载了许多有关华文华语的文章，众人各抒己见，对华文表示极度关怀。最先吸引我们的是陈世双女士的肺腑之言。陈女士“生不逢时”，在殖民地时代受单语教育，与优美而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缘悭一面，无法欣赏林翠的歌曲，无法欣赏华文诗词，以致未能附庸风雅一番，引以为憾。

我们觉得陈女士还是“幸运”的，她有缘接触一位事业有成的受华文教育者，这位华校生使陈女士明了一个人无须口操流利英语，亦能以英文精确地表达复杂的思想及解决复杂的课题。华文的形象因而在陈女士眼中起变化。

与陈女士相比，或许华校生该被视为“幸运”的一群？以我们本身为例，我们的父母洞悉先机，把我们送入华校，结果只好成为陈女士眼中的“你的我的”。有此际遇，我们自然能够一方面吟诗弄词，另一方面对姚敏周璇怀旧一番。可惜的是许多华校生无缘进入名校，更可悲的是无法以精确无瑕的道地英文来表达复杂的思想及解决复杂的课题。

如果不是那位表现特殊、成就非凡的前华校生，而是芸芸众生中一群完全没有卑躬屈膝下因无法有效掌握英文而在经济与社会地位无成就的受华文教育者，不知是否能启发陈女士去思索、反省，因而改变对华文的看法，甚至撰文表达受华文教育者对其他受单一英文教育者的强烈感受？

从陈女士所举的例子中，似乎纯粹是以功利的眼光，从经济与社会地位看待华文的文化价值与母语的认同。陈女士提及的所接触的芸芸讲华语而又能使她敬仰的人士当中，哪一位不是成功的雅皮士、银行家（Fund Manager）。令人心情沉重的，除了少数拥有语言天分，并且持之以恒，绝大多数受华文教育者都背负历史的包袱。虽然他们头脑灵活，能精确地通过华文来表达思想感情，但因英文能力不足，在事业上无甚成就，未能获得受英文教育者垂青，受制于人。如果人生可以从头开始，或许他们宁愿是个不会欣赏优美的中国诗词字画，却事业成功的受英文教育者，而不愿选择成为一个熟读唐诗三百首，却事业无成的受华文教育者。

（更多的华校生只能附庸风雅？）

英文造时势？时势造英文？

我们十分感激新加坡政府近年来灵活处理教育问题，使我们得以完成大学教育，但那一段发生在七十年代的往事永远叫人刻骨铭心，难以忘怀！

我们来自传统华校，中四毕业后一人进入初级学院，一人进入新加坡工艺学院就读。来自华文源流与英文源流的学生共聚一堂，开始新的学习里程碑。那时初级学院的校长是名受华文教育者，当他一英语发表演说时，引起众多英校生的哄笑，“呜呜”声不绝于耳。在工艺学院的日子也不见得好过，尤其是与那些来自著名英校的学生交谈时，往往因为无法有效的以流利英语与他们沟通，或是词不达意而被虐笑。

无法有效掌握英文不是我们的过错，错的是建国期间教育的偏差，没有加强传统华校中对英文的教学，以提高华校生的英文水平。

一般受英文教育的学生都掌握了华校生所没有掌握的经济上的语文工具，他们所没有掌握的是一般华校生那种包容谅解的雅量与待人处世之道。结果，在学习生涯与社交活动中真正自尊受损的是一群受教育偏差所害的华校生。

我们自庆没有因此而自暴自弃，某种程度上克服了学习的障碍，但不是每个有才华的华校生都像我们那么幸运。我们为这群被埋没的华校生深感惋惜。如果不是华校生中英文出现问题，他们也是社会上的佼佼者，而今那些乐观者只落得以知足常乐、生不逢时自我感叹一番，消极者自暴自弃，郁郁地度过此生。

无论际遇如何，这群昔日的华校生在人格修养上还是保留着华族传统的美德，与我们在八十年代大学校园里所见的一撮来自国民型学校的学生对讲师喝倒彩、不敬、无理要求、视若无睹等目无尊长的“新时代”作风迥然不同。这种最起码的尊师重道、敬老尊贤的价值观竟然轻易流逝，使我们无比惊讶，因而启发我们进行探索：这就是我们建国过程中所要塑造的新一代吗？

建国过程中我国的教育始终与经济挂钩，二者之间难以分隔，就经济与资源利用而言是无可厚非的，不过过程中有两点明显的偏差：第一点是过度强调英文的社会价值，第二点是政府对华文教育所采取的自然淘汰的态度。

英文是世界语言，是我们掌握科技、沟通各种族的桥梁，我们绝对同意；至于过度强调英文的经济价值，我们不能苟同。放眼亚洲，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泰国都不是高度使用英文的国家，但经济发展非常蓬勃；菲律宾以英语取代泰伽罗语，印度长久以来是英国殖民地，他们的达官贵族都没有英文的难题，但这两个国家并没有跻身亚洲四小龙行列，或者以国家的版图与资源而崛起成为经济强国，在亚洲与日本并驾齐驱。

为国家吸引外资，带动经济发展的要素是政治稳定、宗教与种族和谐、公正廉明的政府及刻苦耐劳、对统治者互相信任的人民。印度的宗教冲突、菲律宾的共产党、回教徒与政府军的纠纷及统治者的贪污、争权夺利，才造成他们今日裹足不前。因此，我们深信英文是重要的生存工具，但不是国家成长的主要因素。

过去的教育制度过度强调英文，忽略中西文化抗衡的重要性，忽略如何培养良好的国民素质，才会塑造出会争取学业成绩，但不愿吃苦、也不会做人的受国民型教育者。

华人·华文·华语

根据我们的观察及所收集的报章资料，一般上受英文教育者给人的印象有以下几点：

1. 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价值观。
2. 懂得做事，不懂得做人。
3. 对政府要求高，但难容人所不能容，忍人所不能忍。
4. 国家意识不强，有移民的倾向。

对比之下，传统华文教育所灌输的价值观与时下受腐蚀的价值观大相径庭，有抗衡的作用。

政府在不影响种族和谐的大前提下有意加强华文教学，我们十分欢迎。可是如果华文的社会地位加强，学习华文对学生或是对吃过华文的亏的家长而言依旧是沉重的心理负担，更何况要认识本族文化是否非得通过母语，我们的华文程度是否足以让我们通过母族语文来认识数千年来的文化等，依旧是值得争论的课题。黄金辉总统、李光耀总理、吴作栋第一副总理、陈庆炎博士、胡赐道博士、林子安先生、詹时中先生、陈世双女士及许多受纯英文教育的人士并没有因为受英文教育而丧失华人传统或不能奉行华族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做人处世的法则。不同之处是时空的差异。他们的时代纵然以英文为本，但社会整体还是根深蒂固地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建国过程中新加坡忽略了中西文化的抗衡，才引起今日华人社会，甚至非华人社会对“华人·华语”的“恐慌”。

...续《华文何去何从（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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