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口鼎一村—那些年那些事》
张挥的《双口鼎一村—那些年那些事》是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历史小说。上世纪40年代日治时期到50年代的动荡社会冲击着年轻人和学生，孕育了新加坡日后的独立。上世纪70年代，本地的大专还找得到时代的激情。到了80年代，新加坡进入中产阶级时代，文艺青年迅速转型，校园里头已经失去政治、斗争、对立的色彩。
（双口鼎村落，背后高耸的建筑物是ABC酿酒厂。图片来源：NAS c.1956）
在那个反殖民地统治、新马合并直至新加坡独立后的十余年，由于政治理念的差异，社会上有许多伤感与无可修补的遗憾。早期不认同马来亚化的年轻人，或被遣送回祖国（中国）、或选择回祖国贡献、或在内安法下被捕。到了70年代，人突然间失踪了，被请喝咖啡了等事件还是时有所闻，社会笼罩在白色恐惧的氛围。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亲眼看着弟妹就读的社阵幼儿园的年轻老师教课教到一半，就被便衣警察带走了，以后再也没回学校。
这些都是阅读《双口鼎一村—那些年那些事》所唤起的心头的震撼与挥之不去的记忆。
“双口鼎”在何方？
不过关于“双口鼎”这个乡村的确实地点，只能说是大约在女皇道购物中心、亚历山大路和Bukit
Merah Road交界处方圆一两公里的范围。今天这个地方归纳为女皇镇，不容易为当年的地理环境划下楚河汉界。这可追究到当年华人的习俗，他们不习惯殖民地政府的命名，使用的是民间的地方俗名，凸显地方特色。比如大坡与小坡以新加坡河为界，它们的尽头则是众说纷纭，留下一片灰色地带。
（根据张挥的描述和1958年的街图，双口鼎指的应该是红圈内的地段，当时的Queensway正在兴建中。）
（1954年的街道图显示消防局和亚历山大路（右上方），当时Queensway 并不存在。）
可以确实的是，早在18世纪，华人已经在廖內群岛从事甘蜜的种植。1819年莱佛士登陆新加坡时，新加坡已经有20个甘蜜园。甘蜜与胡椒是主要的出口经济作物，甘蜜的枝叶在锅里熬煎后，可用来鞣皮，作皮革和布匹的染料，嚼槟榔的配料等。甘蜜果则可用作医治肚子疼的药物。至于甘蜜烹煮后的废料可用作胡椒的肥料，因此甘蜜与胡椒以并种的方式栽种（约10比1）可提高生产力，节省许多员工，为园主节省开支。
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纺织业和皮革业发达，更直接刺激了甘蜜的经济价值。德国旅行家Ida Pfeifer 女士曾在1847 年到过新加坡，她的游记中提到新加坡的甘蜜业，甘蜜树约高2公尺，以叶为商品，先把叶放在铜锅中熬到稠密，取出浓汁倒在木器中，晒干后，割为8公分长一块，最大用途是染料，输往欧洲。（Ida Pfeifer, “A women’s journey round the world”）
由于甘蜜酸性过强，土地只能用上约20年，过后必须开垦另一个园丘。甘蜜园就这样向新加坡市区（南部）以外的东、西和北部蔓延开来，林厝港、蔡厝港、杨厝港等都是19世纪中叶在北部河流设立的港区。除了这三个还保留至今的地名之外，当时还有曾厝港、刘厝港、陈厝港、巫许港等甘蜜园的遗址。
新加坡地方小，能种植的土地耗尽后，甘蜜种植业转移到柔佛，新加坡则保留着出口甘蜜的命脉。
由于亚历山大曾经是个甘蜜园区，有两口熬制甘蜜的大铜鼎，因此这地方就叫双口鼎。
不过也有另一说法。新加坡国家博物院中文导览员许愫芬表示，更早时候潮州人在水仙门二马路（禧街，Hill Street）种植甘蜜，有个熬制甘蜜的大锅，称为“头口鼎”。潮州人的生意越做越大，甘蜜园沿着River Valley Road发展到亚历山大。有了第一口鼎就有第二口鼎，因此命名为“双口鼎”。
无尾涧
今天的美玲街（Mei Ling Street）住宅区的前身为“无尾涧”（Boh Beh Kang），事缘村中有条小溪流，村民并不知道它的尽头，因此称之为“无尾”。原来小溪流啊流，流到班丹河出海。
无尾涧地处两座大山之间。无尾涧的左邻为芳林山（Hong Lim Hill），这座坟山属于章芳林的土地。坟山铲平后，当年村里的忠义庙移玉至芳林山原址，直至今日依旧是昔日居民的情感联络站。无尾涧的右里为丰兴山（Hong Yin Hill），原为陈金声的土地。无尾涧人士从甘蜜大王佘有进家族那里买下一些土地来建设村落。此地现在有大牌160组屋等。
（建在芳林山原址的忠义庙是昔日无尾涧村民的联络站）
（建在丰兴山原址的大牌160组屋曾经是甘蜜大王佘有进的土地）
张挥的童年记忆《双口鼎一村—那些年那些事》，记载着在住家附近的大华学校就读。从书中所描述的地形，双口鼎的村落跟为人熟悉的无尾涧有段距离。双口鼎应该是亚历山大村，由村民创建的大华学校，有约240名学生，跟当时的其他华校一样，使用中国的教科书。
旧报章
双口鼎这个地名曾经出现在1935年和1955年的南洋商报上，报章提到双口鼎的振南学校被当局逼迁，急需筹款（1935年11月22日），以及双口鼎信托局住户要求当局装置电话机（1955年3月3日）。
《联合早报》2014年9月7日，黄向京在“亚洲砖厂第二代：经营砖厂如开杂货店”文中提到：“1928年，砖厂业内刊物列出荷兰路的7家砖厂、巴西班让的亚历山大砖厂、后港的鼎山砖厂。刊物标出“双口鼎”砖区：从红山到女皇镇一带则有9家，除了亚历山大，其他都用华文厂名。”
至于丰兴山，1956年4月30日，南洋商报报道了女皇镇丰兴山首批38户亚答屋住户奉命搬迁至蔡厝港13至14英里，第二批84户人家也已经接到搬迁通知书。丰兴山共有百余间亚答屋，居民千余人，赔偿费每户数百元至数千元不等。
从各方面的文献的记载，这个地区曾经是那么熟悉，而今却变得如此陌生，成为消失的历史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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