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人是新加坡的第三大族群，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印度先民来自印度次大陆的不同地区，有各自的宗教信仰与文化习俗。东南亚区域的印度族群来自数波的移民潮：殖民地前、殖民地时期、后殖民地时期。殖民地前，淡米尔纳德邦的雀替尔族商人早在14世纪已经来到马六甲，跟当地的马来女子通婚，并为印度洋各地的商贸作出贡献。不过真正持续性的移民潮是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成立之后（1786-1824）。印度人从马德拉斯（Madras，金奈）、纳格伯蒂讷姆（Nagapattinam）、加尔各答（Calcutta）的港口出发，越过印度洋，来到海峡殖民地。
1819年1月，120名原属孟加拉步兵团的印度兵跟随莱佛士和法夸尔抵达新加坡。R.B.Krishnan所搜集的资料显示，当时来到新加坡的印度人有Sangara Chetty、Naraina Pillay、 Mohamed Hassan 和 Mohamed Lebar。1822年，法夸尔委任他们为理事，主管印度人的事务[1]。
档案照片为我们提供可靠的线索，得以追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来到新加坡的印度移民。G. R. Lambert 是当时本地著名的相馆，为1867年至1900年代初的新加坡摄下大量珍贵的图片[2]，保存着两个世纪前的新加坡的地貌和多元种族的景观，让我们重新探索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不同族群、时尚和习俗。如John Falconer所说：“这些照片加强了东方人的浪漫形象与各族群的神秘感，其中不乏叫人咂舌的镜头。”[3]
这些图片都是为欧洲人精心设计的。在印度，当地画家早已画下这些人文景观。17至19世纪间，印度有许多绘画学校，将印度原住民的肖像、作业、习俗和服饰通过画笔记载下来，满足洋人强烈的好奇心。
本文通过私人收藏家与国家博物馆收藏的G. R. Lambert的照片，追溯本地印度族群的历史。
早期定居的先民
就如Siddique 和 Puru Shotam（1982）所说[4]，印度人定居的地方与所从事的职业是相互影响的。早期的企业家在新加坡河岸活动，于是印度人居住在克罗士街（Cross Street）、马吉街（Market Street）、马六甲街（Malacca Street）、莱佛士坊（Raffles Place）等地。这些地方的变化实在太大了，我们已经无法看到印度先民在这里生活的蛛丝马迹，朱烈街（Chulia Street）是唯一的标记。小印度则保留了历史氛围。[5]
19世纪初，来自印度的客商抵达新加坡，朱烈人是其中一个最早抵岸的族群。朱烈人是来自乌木海岸的淡米尔回教徒，他们带来的商品五花八门，有纺织品、珠宝、牛只、皮革、烟草、锡制品和槟榔。那些拥有船只和货船的朱烈人也搞船运。除了淡米尔回教徒，其他淡米尔族群、古吉拉特、马拉巴尔和帕西商人很快的来到海峡殖民地定居，并将新加坡河岸转型为贸易站。这些商人来往于其他英国殖民地，在亚洲和其他地区建立庞大的商业网络。
移民的轮廓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新加坡的印度人到相馆拍照，身上穿着传统服饰，但采用欧洲风格的家具和背景设置。这类照片将早期移民的生活静态化，无法看出他们的居住地点和职业。不过，这些影像至少记录了那个年代的移民的穿着、族群构成和社会背景。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印度移民以男性居多，那个年代缺乏举家移居海外的动力。国家博物馆收藏了一张20世纪初的淡米尔家庭合照，一家大小穿戴着传统服装和珠宝。
（淡米尔家庭照，1905. 图片来源：《源》，引用自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罪犯劳工
1825至1873年间，新加坡是个惩罚印度罪犯的地方。在那50年间，有15,000至20,000名印度监犯被遣送到新加坡当苦力，建设了好些还保留着的建筑地标如总统府、白礁灯塔、莱佛士灯塔、汤申路和武吉知马路。一位名叫Baawajee Rajaram的绘图员，甚至在服刑期间为兴建圣安德烈教堂撰写计划书，服刑期满后成为一名私人建筑师。
殖民地政府在1873年取消囚犯劳工政策。一些前囚犯经营小本生意，买土地建房屋。有些人在公共工程局工作，熟练的工匠担任管工的职务。一些前囚犯当水管工、裁缝、印刷工人、鞋匠、切割机员等，有些则成为食物承包商或洗衣店老板。
另一个印度先民的特色是兴建宗教庙宇，1820年代落成的马里安曼庙和詹美回教堂都是印度人对新加坡早期建筑的贡献。
安全部队
1881年，新加坡成立了锡克族警察特遣队，第一支部队来自旁遮普（1881年3月26日）。锡克警察分布在马来亚各地，维持当地的法律与秩序。部队于1945年解散。
（锡克警察。图片来源：《源》，引用自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此外，丹戎百葛船坞公司维持了一支警察部队，成员包括锡克人。1930年代，三巴旺海军基地和实里达空军基地都由锡克警察看管。锡克人也从事保安和看守员工作。锡克人是英国派来海峡殖民地的印度兵成员之一。印度独立后，辜加兵团取代印度兵的任务。
19世纪中叶，受英文教育的印度和锡兰人受聘为殖民地辅政大臣办公室的工程师、测量师、文员和翻译员。印度人也担任火车站管理员、铁路监工、通讯工程、医疗人员和学校教师。20世纪中叶，专业人士如医生、律师、作家、记者从印度来到海峡殖民地。
商业社群
18与19世纪的欧洲经济腾飞，带动东南亚的商贸。雀替尔人从纳德邦移居到缅甸、越南、柬埔寨和马来亚。新加坡河是新加坡的货运中心，货仓与贸易商行林立。1820年代，雀替尔人成为新加坡最早的民间放贷者，在新加坡河附近的朱烈街、马吉街和马六甲街经营放贷业务。在现代银行与金融体系发展起来前，雀替尔人是为殖民地各阶层人士提供中长期借贷的主要贷款商，客户包括欧洲种植园主、华人矿工和商人、马来皇室和农民，印度商人和承包商等。
（雀替尔人是新加坡最早的民间借贷者。图片来源：《源》，引用自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雀替尔人也是当年主要的地主。他们将货仓改建，店屋的底层设立借贷服务，楼上则装置成多个床位的宿舍。每三年，他们回去家乡探望亲人。到了20世纪初，有些雀替尔人将家人接过来，在海峡殖民地定居。
20世纪初，新马的锡克族也提供个人借贷服务。锡克人跟雀替尔人不一样，他们移民到本地原本从事保安工作。锡克人在市区里当看守员兼借贷人，贷款给劳工、书记和店员，贷款数额低但利息高。他们成立了锡克借贷人和商人协会。
音乐家，舞蹈家和艺人
20世纪初，新加坡已经有印度舞蹈、音乐和舞台演出。淡米尔与帕西的流动表演剧团从印度来到海峡殖民地。新加坡的淡米尔剧团于1930年代成立，表演历史剧。到了1940年代，演出内容逐渐改变，以社会与时事为题材。
（流动表演剧团。图片来源：《源》，引用自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印度人乐团如Ramakrishna Sangeetha Sabha成立于1939年，由男女乐师组成。来自锡兰的淡米尔族群成立了纯女子乐团，二战前在新加坡及海外公演。新加坡印度人艺术学会成立于1949年，是最早主办本地与外地艺术表演的团体之一。
印度人在马来电影的发展史上贡献杰出，直至上世纪中叶，他们担任过马来电影导演，也经营过电影发行业务。当时的两大影业巨头邵氏和国泰克里斯聘请印度片导演如B. S. Rajhans、 P. L. Kapur、 B. N. Rao、 Phani Majhumdar、L. Krishnan等人拍摄马来影片。印度人拥有并经营戏院，钻石戏院的主人是K. M. Oli，首都戏院由Namazies管理。Gian Singh & Co是早期的影片发行商。
19世纪末期，印度流动商人开始涌现。实龙岗路及其周边的街道有许多传统业者，如洗衣店、金铺、珠宝商、铁匠、香料研磨和送奶工等，其中不乏流动小贩、乐手、杂技家和舞蹈演员。
泰国甲米有一面刻着婆罗米文的石碑，显示了淡米尔金匠可能早在公元3或4世纪已经移居泰国南部，这或许是印度金匠大规模来到东南亚的最早证据。纳德邦的金匠在1940年代来到新加坡，住在实龙岗路的昏暗的小房间里。金匠根据传统与宗教的需求打造金饰。在一些传统的场合如穿耳洞，金匠都会在场。当机械逐渐取代人工作业时，印度金匠跟着消失，被印度与华族首饰商取代。
（实龙岗路的印度金铺。图片来源：《源》，引用自新加坡档案馆）
女人
过去的新加坡印度族群，男人一路来都处于领导地位，女人则没有什么记载。殖民地文件显示，19世纪中叶来到本地的女人都是囚犯和种植园工。19世纪末，海峡殖民地的印度商人和移民开始将家眷接过来。1920年代，入境的印度妇女约占百分之三十，奠定日后印度侨民落地生根和组织家庭的基础。
印度女子主要是家庭主妇，倾向于社区服务与手工艺品制作。她们充分利用时间，学习针线活、绘画、音乐和舞蹈。有些印度妇女融入本地的土生文化，不论是衣着、语言或美食都入乡随俗。
直至1990年代，女相师替人算命，供应商销售家庭用品、农产品和自制产品等都是小印度司空见惯的风景线。上世纪中叶，来自纳德邦的女回教徒也是闻名的香料商贩。E. A.
Ponnammal女士（1898-1973）是一名淡米尔妇女，早在上世纪初已经在本地经营放贷业务，为自己的族群提供资金，并受到其他借贷商的认可。
随着时代的进步，提升妇女地位的意识日渐普遍。1931年，印度与锡兰女子俱乐部成立，支援本地妇女与孩童的教育、社会与经济，为他们提供平等的机会。1950年，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新加坡期间，印度与锡兰女子俱乐部跟妇女联盟合并，成立卡马拉俱乐部（Kamala Club），一直持续至今。
文化习俗
宗教是印度族群文化的根源，印度移民将他们家乡的宗教信仰带到新加坡，兴建庙宇让族人的心灵有所依靠，同时有个聚集的场所。桥南路的马里安曼庙（1827）和詹美回教堂（1830-1835）、直落亚逸街的纳宫神社（1828-1830）都是历史悠久的庙宇。如Sunil Amrith所说：“历史学者通过古老的建筑与文化，找到珍贵的移民记录。这些古老的记载遍布亚洲，为我们提供追寻移民足迹的线路。”[6]
（大坡大马路的马里安曼庙和詹美回教堂。图片来源：《源》，引用自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马里安曼庙根据南印度庙宇的建筑风格建成，纳宫神社则完全复制了印度的纳宫神社。当年的旅客都会到神社祈求一路平安。今天，我们还可以在神社内看到一套印度纳宫神社的复制文件。在守护神的纪念日当天，可以观看跟印度纳宫神社同时进行的升旗仪式。
（直落亚逸街的纳宫神社。图片来源：《源》，引用自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殖民地年代的旧照片反映了“复杂的印度移民史在各族群间缔 造了多元化、充满动感的异地风情”[7]。在寻根的路上，我们可以通过语言、宗教、习俗、穿着和食物料理分辨来自印度次大陆不同地区的族群。无可否认的，新加坡的印度人就跟东南亚各地的印度人一样，在进化的过程中融入当地社会，吸收当地的文化与习俗。过去与现在的移民经验促进了印度族群的凝聚力，这些共同的体验进一步加强了本地与世界各地的印度社群的联系。
参考资料：
[1] Krishnan, R.B, Indians in Malaya, A
Pageant of Greater India: Malayan Publishers, 1936.
[2] Liu, Gretchen, Archival Collections of
Asia Photographs in Singapore’s National Archives, National Library and
National Museum; Volume 4, Issue 1: Archives, Fall 2013
[3] John Falconer, A Vision of the Past: A
History of Early Photography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The Photographs of
G.R.Lambert & Co., 1880-1910: Times Editions, 1987
[4] Sharon Siddique and Nirmala Puru
Shotam, Singapore’s Little Indi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2.
[5] Nalina Gopal, Encounters with the Public
Archives & Collective Memory: Researching the Indian Community in
Singapore, http://library.ifla.org/id/eprint/249
[6] Sunil Amrith, Migration and Modern
Diaspora in 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7] Brij V. Lal, Peter Reeves, Rajesh Rai Encyclopaedia
of Indian Diaspora: Institute of South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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