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校生 ，久违的年轻人 --- 读《华校生的残记》随想

作者：辛羽

图片：辛羽

原文刊登于《源》2014年第6期，总期112

本地女作家尤琴出版一本“新书”《华校生的残记》，说是新书，其实初稿写于1985年，十年后重写，2013年修订，然后出版，算起来不仅是“十年磨一剑”了。我们相约喝咖啡，谈了许多陈年旧事。到底都是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对她书里写的70年代初南大生的生活，不会没有感触，尤其牵惹起对当年日子的许多回忆。

大家或许能同意，一个人，或一个国家，度过了半个世纪50年的风风雨雨，眼睛不能总只盯着前面的风景，也需要回过头去看看走过的道路，留下的足迹——哪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延续下来了，哪些丢失了，这样继续往前走方向才更清晰一些。所以，回顾过去，话说从前，希望不是“白头宫女在，闲坐话玄宗”。而是能对一些失去的价值，做一番感性的梳理、重温。

从“悠雁”说起

四十多年前，为了赚一点稿费帮补零用，我曾给南洋商报的青年文艺投稿，记得当年是李向先生做编辑。因此平时也比较注意青年园地。我发现一个笔名叫“悠雁”，文笔很好，但文中流露的感情，心绪，却一点也“悠”不起来，反而显得消沉，低落。我注意了一个时候，就有一个冲动想和这位“悠雁”聊聊。当时我根本不知他是谁？是男是女？什么身份？为什么我如此多管闲事？说来有趣，因为我自己也用过“悠雁”这个笔名。当然，深究起来，相同的笔名，偶然的巧合，让我特别注意“悠雁”的文章，而读了作者的消沉情绪，产生想与他聊聊的念头却反映当年的思想感情状态。我真的写信从李向先生那里得到悠雁的地址，也真的与她有了一次约见，什么时间在哪里都想不起了，但我确实见了她，说些什么呢也印象模糊，大概就是一番互相鼓励。她——就是后来的尤琴，我们就这么认识了。

不久后，她出了小说集《小岛醒了》，有一群朋友去找了她讨论，我没有去。然后又有人在当年的《星光》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批评的文章，说她是小资产阶级感情什么的。三四十年后，朋友告诉我，尤琴以为写那篇文章的人可能是我，因为笔名叫“洪忠”，而我刚好姓洪。当然这是张冠李戴。刚好我又认识洪忠，一天和他谈起为他“背黑锅”的事，大家都很感慨。他也觉得当年幼稚，拿着条条框框去批评，难免搔不到痒处。于是，隔了四十年之后，我又约见尤琴，我们喝了一下午咖啡，那份因文字而缔结的缘分，又在岁月的烟尘里续接上了。

说这个故事，再联系《华校生的残记》里的那些大学生们，他们关心的不止是自己的学业，对社会，对周遭的人都给予关注，而且由衷的想参与，想尽一份心力。是对是错各有局限，但那种情怀，那份真，那份善，确实非常让人缅怀。最近早报刊登对台湾作家杨照的采访，他说：“一直到了今天，我还是觉得，如果一个人只是为自己活着，是一件十分丢脸、羞耻的事。”他又说：“一个人能够为别人活着，从中有一种成就感。”当年的你、我，都有那个时代的印记。那是一个时代的风尚，因为已经走远了，只能望见背影，让人倍觉珍贵。

和南大的有缘无份

如果说与尤琴是因文字而结缘，那么和南大呢？我不是南大生，但对南大不是一无所知，甚至在某个层面，还关系密切。

我的老家在裕廊武林山附近。当年那一大片农村一直绵延到南大的校园边。很可能尤琴小说里的大学生们下乡劳动就到过我邻居的菜园子。

南大差不多和我同年代诞生，我一入学堂，南大就是耸立在面前的一个巨大的梦，既近在咫尺，又远在天涯。有一个时期，我常常流连云南园。因为我住的村子离南大不远，骑脚车抄小路不用半小时，村子里有人开始在南大打工，就是打扫园地照料花草一类的粗活，一个介绍一个，村子变成为南大提供后勤人员的基地，许多家庭都有人在南大做工。我有一个邻居也是同学，中学毕业出来，就在南大建国堂当看管，有什么活动，他就要去开门亮灯什么的，那时我常常去找他。印象特别深的是世界著名的大钢琴家傅聪要来南大开演奏会，那晚我就去了，但不是坐在前头的座位上，而是跟他一起，居高临下，从灯光控制室那里观看演出。我记得傅聪弹得非常投入，他留一头较长的头发，随着音乐的节奏起伏晃动，很潇洒，很飘逸。但要说对乐曲的欣赏，第二天同学们问起，只能是四个字——“鸭子听雷”！

所以南大的建国堂、永祺厅、图书馆、八角亭、南大湖、男女生宿舍等我都不陌生。但却也不敢想像有一天能成为南大生。不是成绩不行，而是家境应付不来。家里我是老大，底下二个弟弟，三个妹妹，我读高中时，几个弟妹都上学了，爸爸身体不好，在家里当“煮父”，妈妈到工地挑泥水，都在等我毕业出来分担家庭担子呢！尽管我成绩不错，可以进南大，但也从没想过去报读。反而是在高中时就和朋友顶下裕廊夜市的一个书摊，早早到社会中去经风雨见世面了。所以说南大对我是咫尺天涯，是有缘无份。

南大没有了，在许多旧南大生中是一个永远无法抚平的伤口。其实对南大的怀念，还存在于当年那些为南大胼手胝足的校工们心中，他们与南大的情缘，有些远比四、五年还长，南大就像他们照料的孩子。许多年后，这些“厝边头尾”偶尔聚首，总还会讲起当年南大的点点滴滴。只是他们的心声，鲜少出现在文字记载里。

听说过“炮台岛” 吗？

大家听说过“炮台岛”这个地方吗？

那是新加坡的一个离岛，很小，我记得那时我曾特地沿着它的海岸线走了一圈，大约20分钟。岛中央有一个废弃的旧炮台，大概这就是它名称的由来。

为什么讲这个小岛？原来读书时，每到年终长假，我们就会组织起来，到炮台岛郊游。

（离岛郊游，迎着海风眺望，多少青春的憧憬）

对今天的学生，郊游不是什么新鲜事，不止郊游，出国旅游都是平常事。也不只中学生，小学生出国旅游也是常有的。

不同的是，当年的郊游是学生们自动自发组织的。放假前高年级的同学决定了郊游的日期、地点、收费等基本情况，就向各班级发下通知，然后集合人数。一个核心小组形成后，着手分工，有人去租车租船，有人负责饮食，有人准备简单的药物，再有小组筹办文娱活动，包括刻印歌纸，教唱……

（郊游中自编自导的表演）

说起来难以想像，没有老师负责、跟队；没有专业的辅导或教练压阵，全部是学生，从中二到高二，一切都自己打理，然后顺利往返。

炮台岛，它是当年我们这群华校生锻炼身心的场所，在这里我们培养独立、组织、动员的能力，也磨练我们的勇敢、责任心、协同精神。

（学生自己筹备文娱活动，包括刻印歌纸，教唱...）

有一句话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相信朋友们还会记得。尤琴小说里的大学生有这样的胸襟，而我想说的，那不是上了大学才开始培养，而是在中学年代就已经萌发。所以那时叫“大学先修班”真没叫错了。如果再往前看，50年代、60年代的中学生们，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的组织能力，活动能力，以及肩负的社会责任，我们更望尘莫及。华校生那种朝气蓬勃的活力，那种源自于中华文化的对家国的关怀，使命感，确实是一脉相承的。

（到乌敏岛的采石工地了解矿工的生活与工作）

那时我是中华语言文化学会的主席，活动就以这个关系去发动起来。记得不止去过一次，因为第二年开学不久，校长就会安排一小段时间，特地见了我，询问去郊游的情形。 然后校长谨慎地表示不以为然，同时不忘提醒，或嘱咐我，要把时间、精力放在功课上，好好读书，以出人头地，这类活动，不宜过于分心。 也许当年我曾带给校长先生一些担忧和烦恼。但今天的学生大都按照他的话去做了，各种烦恼却好像也没有减少，还新诞生一个“少年街头党”的时髦名称。

考试，不是孤军作战

当然，读书不能只是去炮台岛郊游，还有更重要的——考试。

我们怎么样考试呢？

那些平常的小考试就不说了，比较有印象的是中四和高中二的毕业大考。说起来挺有意思，我的两次大考都不是孤军作战，而是和班上同学一起，同住同睡，一起复习，共同进退。

中四那年是三位同学一起，住在其中一个同学的橡胶园里的农家屋子。晚上一起睡在高脚的挂着四方形大蚊帐的木床，白天就到他家附近的一个基督坟场，找一处光洁的大理石地板，席地而坐，大半天就这么温书。他的父母亲白天都去工作，傍晚才聚在昏暗的小厨房里一块吃晚餐。他们也没多问什么，知道大家是同学，都对我们表示出很大的信任。整十天就在那里白吃白住。有一两天，还特地杀了他家养的几只乌鸡，给我们补身体，我也是在那里第一次认识到还真有连骨头都是黑色的乌鸡。一直到考完试，大家才各自回家。我们的父母，也对这样的安排给予支持。

两年后考高中，对升大学那是关键性的，不上大学也要考一张不错的文凭好找工作。当时是我邀同桌的同学来我家一起温习功课。也是同吃同睡十多天。三四十年之后，有一天我独自从山路登武吉智马山，竟在半山腰碰到他，大家都年过半百，不免谈起当年一起温书的事。他感慨地说：当年幸亏是我邀他，不然，他已决定放弃考试。因为那时他的家庭正闹纠纷，家里乱糟糟的，他根本读不下去。如果没有那场考试，他的人生或许又不一样！我也想起来，当时只觉得他情绪低落，有时都不来上学，也不知道原因，只是觉得也许两个人一起可以互相鼓励、帮助，就邀他过来。拉了他这么一把，竟让他长久的心怀感激，却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

回想起来，我不觉得自己是个好学生。虽然当年曾经是学校学会的负责人，又是学校壁报主编，上上下下认识的同学多。但对功课却兴趣缺缺，喜欢搞东搞西。对学校纪律，更不大当一回事。念高中时，每天都得到夜市摆书摊，收摊后骑脚车回家已经半夜，第二天爬不起来是常有的事，因此我是迟到大王。有时干脆等到第二堂课开始前的间隙才混进去。当年上课前守校门的不是今天的门警保安，而是学校的学长巡察员，大家认识的，通常都放我一马。我的座位选在课室后门口，和我同桌的同学会帮我看好，等老师转过身在黑板抄写时，我趁机闪身而入。其实，想起来，老师们未必不知道，只是一眼开一眼闭罢了。就是老师同学的包容，让我就这么混过了两年。我不知道，如果把我放在今天，会是怎么一个模样，会是怎么一番际遇？

当年我就读的是一所乡村中学，老师同学关系还是挺好的，今天我的许多老师都相继退休了，他们也很感慨，说：以前的学生，老师让他帮个忙，他们很高兴，很荣幸；今天的学生你叫他帮忙，他远远走避，躲不开的，拉长着脸，埋怨为什么是我？

（华校生那种朝气蓬勃的活力，那种源自于中华文化对家国的关怀、使命感，确实是一脉相承的）

总叫人怀想

我的生活经历当然不足以代表那个年代所有的华校生，但也许会有一部分人和我有着近似的成长背景。我生长在裕廊的乡村，那时的乡村并不像今天叫什么“甘榜”，那时叫“山顶”或“山芭”。我就是一个“山顶仔”。裕廊是一片很有意思的土地，我觉得属于裕廊有这样几个关键词：乡村、南大、谢太保、工业区。每一个关键词的背后都有许许多多故事，让人联想到纯朴、互助、坚韧、奋斗、集体、理想…… 等等人性里美好的品质。

很多年过去了，我们的社会从发展中国家跑步进入第一世界，从设施、财富、硬件方面看，我们的确光鲜亮丽，可是为什么那些当我们还处在第三世界年代的事物，却总叫人怀想？我不知道是不是怀旧毛病发生作用，还是我们在向前疾走的当儿，的确把一些很有价值的、很珍贵的精神，当成不合时宜，一一抛弃了？

我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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