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7年3月2日
此博文中的照片由作者提供
三年前，每逢春节的到来，我决心要追寻街边潮曲卖唱人。
2014的农历正月初五，我正在红山诊所等候验血，突然收到我太太从家里发出的短信。原来她在合乐路庙弯(Beo Cres)巴刹，看见两个妙龄女郎正在一小贩档口唱潮曲，只唱两三句，就作揖行礼，生意正忙的小贩给她们一个红包，打发他们走开。可惜当时她没带手机。
当护士给我抽了血，我忘了付费，便火速赶到庙弯。然后在菜市场、小贩中心、与附近的几排商店转了又转。我还特意跟卖冷热饮料的小贩要了一杯咖啡，打听唱潮曲姑娘的踪迹。“走了，早就走了。”
于是，我匆匆上了地铁去附近的红山巴刹碰运气。我在那儿转了几圈，结果，像丢了魂似的，怏怏而回。
哎，都怪我太太那天早上不带手机。
“那两个姑娘都带着黑框眼镜，后脑勺垂着马尾，斯斯文文的，穿着红枣色上衣与黑色长裤，肤色白皙。唱潮曲与讲话的声量特小。她们的背向着我，一下子就走远了，所以看不清楚她们手里拿什么乐器。”我太太看我失望的样子，只好详细地描述一番所见所闻。
初七早上，去中巴鲁熟食中心碰运气，问那里卖潮州粿的摊主是否看到卖唱妹来讨红包。他告诉我，初四已来了两个女的，但年纪六十开外。有个小贩说，“听说以后要领执照，恐怕来年没有卖唱者敢上街了。”我又是一阵失落。
翌年，人们送灶王爷上天之后，我就开始通过手机群组与社交网站吁请朋友们帮我追踪潮曲卖唱人。我一再提醒“一定要把这个惊鸿闪现似的街景留下珍贵的相片。”到了初三我亲自出马了。后港、高文（Kovan）、红山与中峇鲁一带的巴刹我都去，抱着守株待兔的侥幸心理去等候。但不是早到，就是晚到。好心的小贩还递给我她们留下的贺年纸条。听说卖唱的艺人一年比一年少。“都初八了”高文巴剎卖鱼头汤的摊主跟我说，“唱曲子的姿娘（姑娘）还没来！你明天再来等吧”。
读者们别笑我痴，我深深怀念的是十几二十年前的农历大年初一过后，出现在巴刹卖唱的潮曲艺人。他们一年只出现那几天，也许是从初二到十五吧。他们经常三个人一组，更早期是六七人一小团。女的唱曲子兼敲小锣，男的或打钹、或拉椰胡、或弹扬琴。平日里，舞台上，搁在架子上的扬琴可让乐师正经八百的来段“寒鸦戏水”。而春节期间，在小贩档口看到的却是潮州姿娘横抱半个扬琴。有的还把扬琴挂在胸前，叮叮咚咚地拨弄着。姿娘们或独唱或齐声，张口就来两句轻松小曲。随即送上红纸条一张，写的是一般新春贺词，口说“头家，新正发财！”被尊称为老板的能拒绝发财吗？能不打赏吗？过去在新加坡的卖唱人当中，听说有来自马来半岛。槟城金玉楼春潮艺馆馆主吴慧玲小姐回忆说“我们每年过年期间就会一路南下，怡保、丹绒色拔、大小笨珍直过新加坡，沿街挨巷、每家每户、巴剎、店铺，唱几段潮曲，主人家就会給红包打赏，有的不喜欢就会給你吃闭门羹。自姐姐2001年去了英国，我们就结束了这种卖唱方式。”
其实，解放前的中国，潮州艺人沦落江湖卖唱，是司空见惯的。他们或因年老被戏班主解雇，或因兵荒马乱，迫于生活，不得不沿街卖唱。潮汕人叫他们“走唱”。据我所知，本地的潮州“走唱”，多少年来从未绝迹。 他们也许是没落的潮州戏班和纸影戏班的艺人或是他们的后代，趁着新春佳节期间出来卖艺讨赏。说得难听一点，是向生意人献上新年贺词讨个红包，算是谋生的一种方式。可惜沿街卖唱这个现象，没有人深入研究过，是从什么时候出现在市井之中，始于一百年前吗？无可稽考。
过去三年，我年年托朋友追踪走唱艺人的踪影，年年都交白卷。今年大年初八早上，在庙弯（Beo Crescent）的巴剎急急忙忙为一家人张罗早点。突然，在人声嘈杂，水泄不通的熟食中心里，断断续续传来几声潮州乐器的声音。我机警地止住脚步东张西望，发现菜市场那里走出三名妇女，穿着打扮好像是来自一个团队，女的都穿黄底碎花上衣，手上各执一个乐器如小锣和钹。领队的向小贩派红色纸条，一经小贩同意，她们就叮叮当当地唱几句耳熟能详的潮剧名曲。我跟了一会儿，偷偷拍了几张照片。要是那天早上不必回家完成任务，我一定有办法跟她们搭讪，为读者多了解她们的“出身”。回家时耳际仍回荡着她们唱过的曲子，如《陈三五娘》媒人婆李姐的唱辞：“走上前施一礼，我与阿娘来道喜，只因为林大爷，元宵灯下见玉貌，一心渴望结连理，今日说媒员外已应允，来朝吉日下聘仪。”
就在那时，手机响了，好友杨敦波发来一个视频。哇！精彩，是潮州走唱艺人在高文巴剎！四个人一组：一个妇女抱着一个鼓、手持两片木板，后面跟着一个小姑娘，还有一个打钹的男少年和一个吹唢呐的小弟弟，看来是一家人，热热闹闹地敲锣打鼓，并合唱几句戏文，然后领队说声“发财呀”、便伸手接赏金。
等了三年的街边潮曲卖唱人的镜头，直至今年（2017）天公诞前夕，终于得到了，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难道“走唱”活动这个市井文化又活跃起来了？
于是，我匆匆上了地铁去附近的红山巴刹碰运气。我在那儿转了几圈，结果，像丢了魂似的，怏怏而回。
哎，都怪我太太那天早上不带手机。
“那两个姑娘都带着黑框眼镜，后脑勺垂着马尾，斯斯文文的，穿着红枣色上衣与黑色长裤，肤色白皙。唱潮曲与讲话的声量特小。她们的背向着我，一下子就走远了，所以看不清楚她们手里拿什么乐器。”我太太看我失望的样子，只好详细地描述一番所见所闻。
初七早上，去中巴鲁熟食中心碰运气，问那里卖潮州粿的摊主是否看到卖唱妹来讨红包。他告诉我，初四已来了两个女的，但年纪六十开外。有个小贩说，“听说以后要领执照，恐怕来年没有卖唱者敢上街了。”我又是一阵失落。
翌年，人们送灶王爷上天之后，我就开始通过手机群组与社交网站吁请朋友们帮我追踪潮曲卖唱人。我一再提醒“一定要把这个惊鸿闪现似的街景留下珍贵的相片。”到了初三我亲自出马了。后港、高文（Kovan）、红山与中峇鲁一带的巴刹我都去，抱着守株待兔的侥幸心理去等候。但不是早到，就是晚到。好心的小贩还递给我她们留下的贺年纸条。听说卖唱的艺人一年比一年少。“都初八了”高文巴剎卖鱼头汤的摊主跟我说，“唱曲子的姿娘（姑娘）还没来！你明天再来等吧”。
读者们别笑我痴，我深深怀念的是十几二十年前的农历大年初一过后，出现在巴刹卖唱的潮曲艺人。他们一年只出现那几天，也许是从初二到十五吧。他们经常三个人一组，更早期是六七人一小团。女的唱曲子兼敲小锣，男的或打钹、或拉椰胡、或弹扬琴。平日里，舞台上，搁在架子上的扬琴可让乐师正经八百的来段“寒鸦戏水”。而春节期间，在小贩档口看到的却是潮州姿娘横抱半个扬琴。有的还把扬琴挂在胸前，叮叮咚咚地拨弄着。姿娘们或独唱或齐声，张口就来两句轻松小曲。随即送上红纸条一张，写的是一般新春贺词，口说“头家，新正发财！”被尊称为老板的能拒绝发财吗？能不打赏吗？过去在新加坡的卖唱人当中，听说有来自马来半岛。槟城金玉楼春潮艺馆馆主吴慧玲小姐回忆说“我们每年过年期间就会一路南下，怡保、丹绒色拔、大小笨珍直过新加坡，沿街挨巷、每家每户、巴剎、店铺，唱几段潮曲，主人家就会給红包打赏，有的不喜欢就会給你吃闭门羹。自姐姐2001年去了英国，我们就结束了这种卖唱方式。”
其实，解放前的中国，潮州艺人沦落江湖卖唱，是司空见惯的。他们或因年老被戏班主解雇，或因兵荒马乱，迫于生活，不得不沿街卖唱。潮汕人叫他们“走唱”。据我所知，本地的潮州“走唱”，多少年来从未绝迹。 他们也许是没落的潮州戏班和纸影戏班的艺人或是他们的后代，趁着新春佳节期间出来卖艺讨赏。说得难听一点，是向生意人献上新年贺词讨个红包，算是谋生的一种方式。可惜沿街卖唱这个现象，没有人深入研究过，是从什么时候出现在市井之中，始于一百年前吗？无可稽考。
过去三年，我年年托朋友追踪走唱艺人的踪影，年年都交白卷。今年大年初八早上，在庙弯（Beo Crescent）的巴剎急急忙忙为一家人张罗早点。突然，在人声嘈杂，水泄不通的熟食中心里，断断续续传来几声潮州乐器的声音。我机警地止住脚步东张西望，发现菜市场那里走出三名妇女，穿着打扮好像是来自一个团队，女的都穿黄底碎花上衣，手上各执一个乐器如小锣和钹。领队的向小贩派红色纸条，一经小贩同意，她们就叮叮当当地唱几句耳熟能详的潮剧名曲。我跟了一会儿，偷偷拍了几张照片。要是那天早上不必回家完成任务，我一定有办法跟她们搭讪，为读者多了解她们的“出身”。回家时耳际仍回荡着她们唱过的曲子，如《陈三五娘》媒人婆李姐的唱辞：“走上前施一礼，我与阿娘来道喜，只因为林大爷，元宵灯下见玉貌，一心渴望结连理，今日说媒员外已应允，来朝吉日下聘仪。”
（走唱艺人在庙弯巴剎）
就在那时，手机响了，好友杨敦波发来一个视频。哇！精彩，是潮州走唱艺人在高文巴剎！四个人一组：一个妇女抱着一个鼓、手持两片木板，后面跟着一个小姑娘，还有一个打钹的男少年和一个吹唢呐的小弟弟，看来是一家人，热热闹闹地敲锣打鼓，并合唱几句戏文，然后领队说声“发财呀”、便伸手接赏金。
等了三年的街边潮曲卖唱人的镜头，直至今年（2017）天公诞前夕，终于得到了，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难道“走唱”活动这个市井文化又活跃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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