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我如何不想它

2017年度华语运动开锣，活动宣导的大标语“听说读写”的读，竟然变成为亵渎的“渎”，活动主宾傅海燕（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被安排站在“渎”后，非常戏剧化。

（读是个常用字，渎则是个贬义字。图片来源：互联网）

“读”是个简单的中文字，可是精英们竟然无法分辨“读”与“渎”，除了凸显中文程度惨不忍睹，审查机制严重疏漏外，社群网络纷纷热议，认为这项失误等于是在亵渎华人文化。这类一年一度的中文活动形式远远大于内容，更何况用错了这么普通的文字的，正是鼓励国人使用标准华语的单位。

眼尖的网民传阅了另一则盛港西国会议员蓝彬明访问选区的告示，蓝彬明的身份为国会“仪”员，有人讽刺国会需要殡仪员，将中文送入火化场；有人认为新加坡已经失去对中文的尊重，需要一名“礼仪员”来指导等。

（国会“仪”员的笑话。图片来源：互联网）

这些事件使我想起2013年9月所发表过的心声，对本地使用中文的人士不受尊重，表达了个人看法。当时本地中文媒体都跟进了，多个国际平台亦转载了相关讯息。政府当然必须摆出架势，多名部长出面，说要提高中文与翻译水平等，轰轰烈烈地推出一系列宏观的“补救措施”。舆论压力过去后，一切都恢复“正常”。这是过去数十年来新加坡的政治生态。

南大初建时

爱过才知情重，这种情意结不是“精英”所能理解的。

我在个人收藏中找到了一张颇具时代意义的旧照，照片中的印刷工友来自水仙门禧街（Hill Street）的德盛印刷所，以及中华总商会对面禧街与陆佑街（Loke Yew Street）交界的中南印务所。背景为南大文学院。

（一群印刷工友到兴建中的南洋大学参观，背景为文学院。1955）

其中一位尚健在的老人家说，工友们对使用中文的东南亚第一所中文大学充满期待。民间创建的南大的泥潭多过建筑物的时候，已经兴致勃勃地前往参观，并为贡献了自己微薄的薪水而深感自豪。

如今，照片中多人已不在人间，如果知道当下的南大食阁与超市禁用中文，不准播放贺年歌曲，是否会从某处跳出来？

联合晚报（2017年6月21日）率先报道了前中文大学的所在地禁用中文的消息后，当局数次修改声明，一会儿说英文乃行政语言；一会儿更正说没讲过不能使用中文；一会儿表示沟通上出现问题，只是一场误会；一会儿表示摊贩可以加上中文字，更换招牌的费用由南大负责；一会儿自圆其说南大是一所双语学府，不可能不允许使用中文；最后的声明表示将花上个来两个月的时间来调查。简单地说，就是找个职员来吃死猫。

本来SELECT GROUP（胜乐集团，食阁的经营者）和PRIME（百美超市）四面受敌，如果两家业者闭嘴，可能南大中文风波就可不了了之。偏偏两者都不愿充当时代的罪人，开口为自己辩护，真理才浮出水面。

很多人会喜欢他？

关于政府一意孤行，让中文凋谢的论点，网友继续挖出更多旧闻。譬如《联合早报》1984年11月14日的报道：

（李光耀）总理说，华人会讲华语和看懂华文，是精神上的重要鼓励，使人有信心，并觉得自豪。

但是，他说，我们不需要懂得三、四千个中文字，不需会背四书五经，只要会讲华语，了解自己的背景，就是最起码的基础。

他说，目前双语政策的最重要目的，是不放弃华语，使华语保留下去，但是水准不是最重要的，只要大家常用，会讲、听、看、读；至于写，只要懂得写法就够了。

总理认为，很少学生毕业后，需要写华文字，除非是在华文报当记者。

经过整合的《联合早报》尝试寻找一条中文的活路，2014年7月7日的《提高华语文的社会地位》的社论文章踩着地雷，先由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新闻秘书张俪霖出面反驳，再由李显龙进一步阐明立场：“把现在的社会和语言环境跟50年代的环境相比，是不恰当的。在一个以英语作为工作语言的环境里，能把国人的华语文水平维持在今天的程度，已经不容易了”（联合早报，2014年7月11日），这番话为新加坡中文的茫茫前路划下了句点。

上世纪50年代是什么景观呢？1950年，新加坡的华校都是民间创办的，共349所，华校生67856人，占了58%。四种语文源流平等对待的“共同权力”，到了1965年8月9日当新加坡被迫独立时，发生了“巨变”。1959年华校生只占全国新生人数45.9%，已经不过半；1978年只有11.2%。

1979年的《吴庆瑞报告书》决定了今后新加坡的学校走向英文第一语文、华文第二语文的统一源流。1987年，最后一批华校生中学毕业，末代华校寿终正寝。

《消失的华校展》（2014年）引述前总理李光耀的另一番话:

当时反对以英语作为全民共同语言的声浪，是持久不息的。许多讲华语或方言的家长对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有浓得化不开的情意结。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英国人统治时期，他们的子女能从小学到大学，完全接受华文教育，而在自己的民选政府管理下，子女却必须学习英文？他们不明白在新加坡这个多元种族多元语言的社会里，没有办法不承认英语是唯一能让大家接受的中立语，并能让新加坡立足于国际社会的语言。

其实人们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要打压英文以外的其他语言。

英文是世界语言，是我们掌握科技、沟通各种族的桥梁，这是事实；至于过度强调英文的经济价值，我们不妨放眼亚洲，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泰国都不是高度使用英文的国家，但经济发展非常蓬勃；菲律宾以英语取代他加禄语（Tagalog），印度长久以来是英国殖民地，他们的达官贵族都没有英文的难题，但这两个国家并没有跻身亚洲四小龙行列，或者以国家的版图与资源而崛起成为经济强国。

为国家吸引外资，带动经济发展的要素是政治稳定、宗教与种族和谐、公正廉明的政府及刻苦耐劳、跟统治者互相信任的人民。印度的宗教冲突、菲律宾的共产党、回教徒与政府军的纠纷及统治者的贪污、争权夺利，才造成他们今日裹足不前。因此，英文是重要的生存工具，但不是国家成长的主要因素。

历史没有如果，我们没办法证明如果当年英文教育政策不成功，新加坡会不会像今天这样。但世界上其他成功的非英语为主的城市如东京，首尔，香港，台北和近年来的上海、北京，有因非英语为主而和世界的进步脱节了吗？

麦考利主义?

网民针对我的一些相关文章提出反馈，这里是其中两则：

语文是统治的工具，这里头除了实用主义考量，恐怕也有统治角度的考量。大清以异族入关统治汉人，他们哪个皇帝不懂汉文化？康熙雍正乾隆不都是棒棒哒？他们能任由你们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用他不懂的语言说事？

听过Macaulayism（麦考利主义）吗？了解麦考利主义，就能够明白十九世纪初英国人怎样用英文文化来统治印度。多年以后，麦考利主义显然被巧妙地运用，在本地发酵了。

何谓“麦考利主义”？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外派到印度，担任孟买公共教育委员会主任（1834-1838）。他在备忘录中说：“现在我们必须尽力促成一个印度阶层的形成：一个可以充当我们和我们统治下百万印度人之间沟通者的阶层，一个血统和肤色上的印度人，而品味、观点、伦理道德、智力上是英国人的阶层……”也就是通过英文教育，培养出一个崇尚英国文化的印度统治阶层，也有学者把它称作“语言精英主义”策略。

麦考利主义是否早已渗透本地高层呢？

莫愁前路无知己？

中文被边缘化是本地大环境的格局，使用中文的人士普遍认为本地中文顶多只剩黄金十年，当最后一群能够自信地驾驭中文的华校生老了，没有太多精力了，就到了“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时刻。

结局是否如此，十年后我们若能相逢，再把酒追探昔日事。

民间流传着这么一段可能是自创的三国野史：

在一次宴会上，周瑜对诸葛亮说：孔明先生，我吟首诗你来对，对出来有赏，对不出杀头问罪如何？诸葛亮从容笑道：军中无戏言，请都督说。

周瑜大喜，开口便道：“有水便是溪，无水也是奚。去掉溪边水，加鸟便是鷄。得志猫儿胜过虎，落魄凤凰不如鷄。”

诸葛亮听罢，心中暗想，自己身为蜀国军师，今日落入周瑜之手，岂是落魄凤凰吗？便立即吟诗以对：“有木便是棋，无木也是其。去掉棋边木，加欠便是欺。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鲁肃早已留意这场龙虎斗，见周都督意欲爆发，急忙劝解道：“有水也是湘，无水也是相。去掉湘边水，加雨便是霜。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周瑜怒气未消，他更换内容，又吟诗：“有手便是扭，无手便是丑。去掉扭边手，加女便是妞。隆中有女长得丑，江南没有更丑妞。”

诸葛亮听了知道这话是在嘲笑自己的夫人黄阿丑长得丑，便立即应道：“有木便是桥，无木也是乔。去掉桥边木，加女便是娇。江东美女大小乔，铜雀奸雄锁二娇。”

剑拔弩张之时，鲁肃在一边和了句：“有木便是槽，无木也是曹。去掉槽边木，加米便是糟。当今之计在破曹，龙虎相斗岂不糟。”

周瑜见鲁肃调解，无奈收场。

借古喻今，倒想凑上一脚：

有金便是银，无金便是艮。去掉银边金，加木便是根。仪员亵渎文化根，牙龈齿断更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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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过才知情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