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了叶德民君的“读《豢养 温暖与惆怅》”，亦拜读了《豢养》一文的作者海凡发表在《马·星洲日报》的《恍如隔世》系列文章。
通过系列文章，倒觉得海凡是个文艺气息浓厚的前马共成员多过荷枪的战士。我在新加坡国家美术馆的东南亚展厅，见识了印尼独立前后的年代，出现过的这类有代表性的“文艺兵”，他们所走过的道路也颇相似。
古纳宛（Hendra Gunawan, 1918-1983）的《战争与和平 》以蜿蜒的线条、粗重的质感，以及大好的锦绣河山，构成一幅具有感染力的独立战争画作。
（古纳宛，《战争与和平 》）
阿凡迪（Affandi，1907-1990）的《被逮捕的间谍》（Mata-mata musuh）中，被捕的间谍畏缩在一角，脸神充满恐惧与无奈。站在一旁的军人，手上握着绑上红布的莱福枪，以胜利者的姿态监视着对手。或许阿凡迪在告诉我们，为被捕的间谍想想吧！他也是人，他也有家庭、朋友，他也有感情。可是他现在什么都不是，他是一名战争俘虏，亲人离开很远，很远…
（阿凡迪，《被逮捕的间谍》）
古纳宛和阿凡迪成为日惹画派的代表人物，印尼的国家古迹、酒店的壁画都可以看到他们的作品。
古纳宛的政治倾向和所参与的左翼活动，立场相当鲜明。古纳宛参军，投入跟荷兰对抗的反殖战争，通过反殖民地斗争的创作，真实地记录了革命场景。苏卡诺下台不久后，古纳宛在不经审讯下被扣留，在狱中呆了11年。后来他的画风改变，倾向于装饰艺术。
日据时期，阿凡迪已经参与反殖民地活动。上世纪50年代，阿凡迪在欧洲居住了五年。这一趟欧洲之旅，显然对阿凡迪的思想影响深远。他放弃了早期的社会写实手法，改为追求主观个性，甚至直接将颜料用手指、手掌、手腕、手背涂到画布上。
这些当时的文艺界人士最终放弃了原来的政治理想，内心看不见的斗争显然比起可以英雄化的荷枪形象更为激烈。不过，后来他们都受到了社会的尊重。
海凡在泰南深山里度过十三年人生最宝贵的青春。23岁至36岁，正是许多年轻人打造未来人生的岁月。当然，将海凡的经历跟斗争数十年的马共斗士相比，似乎微不足道；跟马共前身的星华义勇军、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所经历过的抗日、抗殖民地等事迹一路走来，似乎更渺小了。
不过，人生的青春期有多少个十三年？当一个人决定放弃过去左倾的政治思想，回返社会，是应该被接受还是被唾弃？
叶君将余柱业和海凡形容为叛变者，那是民主社会里可以接受的个人观点，所谓青葱萝卜，各有所好，各花入各眼就是了。上世纪70年代的新马文团，有许多文青被跟踪逮捕的例子，也有许多当年的左翼文青改变了方向。如今，当年左倾人士向往的中国变得比资本主义还要资本主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中国技术移民都成为新加坡、澳洲、欧美等地的一份子，21世纪的中国进一步输出了投资移民。这些国与民是否都是背叛者呢？
对于放弃自在的生活，追寻政治理想的前游击队员，我始终怀着深深的敬意。无论成与败，他们都可以自豪地回顾为理想付出了青春的人生岁月。不过，这并不足以为日后的人生定格。
《豢养》文中揭露深山里简单的生活情趣，会破坏马共斗士的形象吗？至少我不会那么觉得，因为这些斗士也是人。
叶君通过阅读《豢养》短文，发射出这么多跟原文毫无根据的矛头，是否纯属个人想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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