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许多地方都有民间俗名，为我们提供了回眸的空间。譬如黄埔（Whampoa）、明地迷亚（Bendemeer）、文庆（Boon Keng）以及劳明达街（Lavender Street）一带，潮州和福建人称为“芒加脚”；广府人称为“十字路”；马来同胞则称它为Rumah Sakit（医院）。以前说去芒加脚、十字路或Rumah Sakit，大家可能在同一地点喜相逢。
上世纪70年代，芒加脚的组屋区开始发展，如今有整百座组屋，文庆路的新一代组屋跟私人公寓不遑多让，年轻高收入的新婚夫妇将屋子当作投资，出手一点都不手软。
通过百多年前绘制的“麦卡南地图”（McCallum map of Singapore 1885），我们了解到这个地区的主干公路已经成型。结合了老人家的记忆，为芒加脚的变化增添了层次感。
（“麦卡南地图” McCallum map of Singapore 1885）
夜香四溢的劳明达街
劳明达街的别名特别多，福建人的“菜园内”和“梧槽大公司”，广东人的“广福庙街”，都是同一条街道。相传19世纪中叶，劳明达街通车（马车）时，这个菜园区的农民使用“夜香”施肥，再循环的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异味，因此幽默的以薰衣草（lavender）的名堂来“以香制香”。
“梧槽大公司”反映了19世纪亦正亦邪的帮会年代。那个时候，本地华社成立了多个以公司的名义出现的帮会（俗称私会党），通过维护地盘来保障旗下工人的生计。规模庞大的公司有海山、义兴、松柏、义福等。当时有一名私会党员胆大包天，走入华民护卫司毕麒麟（William Pickering）的办公室，手挥利斧砍在“大人”的额头上。毕麒麟的重伤表面上虽然痊愈了，但破碎的心再也无法愈合，意兴阑珊地回到苏格兰，不久便终老了。
殖民地政府认为一名普通的木匠蓄意谋杀大人，“必有匪党串合，预设奸谋”，于是跟帮会正面交锋，立刻实行禁令，不准许在骑楼囤放货物，不可以进行酬神祭拜活动等。紧接着通过新社团法令，关闭所有私会党。义兴公司的大本营就设在这个以前称为梧槽（Rochor）的地区。
至于“广福庙街”的来历，源自香火鼎盛的广福古庙，座落于现在的大悲佛教中心地段。古庙供奉齐天大圣为主神，在新加坡是鲜见的。20世纪初，广福古庙兴办义学，演酬神戏的戏台就是学生上课的地方，战后建立了新校舍，培育更多附近的学生。上世纪80年代，政府征用这个地方，广福学校跟当时许多民办华校一样，走入消失的行列。广福古庙内的齐天大圣以及光绪六年（1880年）台山梅姓人士捐赠的铜钟都迁至碧山亭。
（劳明达街大悲佛教中心地段原为广福古庙和广福学校，上世纪80年代拆除）
十字路的喜怒哀乐
麦卡南地图让我们了解到为何劳明达街、实龙岗路（Serangoon Road）和马里士他路（Balestier Road）交界的地区称为十字路，那是因为这是整个梧槽区唯一的十字路口。实龙岗路是19世纪初规划出来的主干公路，通往偏远的港脚（后港）。实龙岗可能是一种当时在梧槽河常见的鸟类，也可能源自马来语di serang dengan gong（敲锣）。早期的新加坡遍布着森林山丘，实龙岗地区也一样，必须敲锣来警戒那些“侵犯地盘”的老虎蛇蟒。
马里士他路的命名可以追溯到新加坡跟美国百多年前的交情。马里士他乃第一任美国驻新加坡领事（1837-1852年）。领事这个名衔虽然好听，但年薪只有100西班牙元，当时新加坡总督的月薪为美国领事的15倍，法国和西班牙领事的年薪分别为40倍和50倍。为了弥补开销，马里士他投资甘蔗种植业，实龙岗路、黄埔河（Sungei Whampoe）、金吉路（Kim kiat road）和马里士他路所涵括的大片土地都是他的甘蔗园。由于受到经济保护主义的影响，马里士他欠下一大笔债务，甘蔗园交给债权人转售了。
马里士他在新加坡居住了十多年，妻儿都不幸的在新加坡相继离世，到头来人财两空，离开了这块伤心地。
（美国第一任领事马里士他拥有庞大的甘蔗园）
对老人家而言，十字路最富色彩的就是售卖小鸡的鸡仔店，兼卖煮熟的鸡仔蛋。用来煮鸡仔蛋的是胎死腹中，孵化不出小鸡的鸡蛋，这些鸡蛋容易腐化发臭，所以也称为“臭鸡蛋”。一般做法是先将整粒鸡仔蛋泡水煮熟，再用白胡椒或姜酒烹制。有些则将鸡仔蛋打破，一动不动的小鸡浸在蛋液里一起煎熟。姜酒口味是最传统的食法。
鸡仔蛋有丰富的胎盘素，在以形补形的年代，属于广东农村妇女就地取材的廉价补品，习俗随着移民传到新加坡。余丽娟分享了她童年的记忆，那个年代贫穷人家吃不起燕窝补品，母亲身怀六甲，产前就是靠鸡仔蛋来补身安胎，产后则以鸡仔蛋去风。
鸡仔蛋一碗几毛钱，光顾的不仅是孕妇，大老板打工仔都一样趋之若鹜。吃过鸡仔蛋的老饕表示，鸡仔蛋软中带香，味道比一般没有受精的水煮蛋好得多。不过这类胎死腹中的食品容易受细菌感染，上世纪60年代末就逐渐销声匿迹了。
南生花园与芒加脚
麦卡南地图上，座落在黄埔河畔的Whampoas Garden显然就是富甲一方的“黄埔先生”胡亚基的南生花园了。胡亚基在广东社稷里是位德高望重的人物，受委为太平局绅，协助殖民地政府调解帮会纠纷。他同时出任中国驻新加坡第一任领事、日本驻新加坡领事和俄国驻新加坡领事，“三国领事”传为一时佳话。
（黄埔花园一角。图片来源：互联网）
在那个华人下南洋讨生活的年代，生安死葬乃人生大事，漂泊一生回不了家乡的先民，只能寄望好好的入土为安。胡亚基向殖民地政府争取了绿野亭（河水山）和碧山亭（碧山）地段开辟坟场，为往生者提供长眠之地，尽了照顾社群的责任。
农历新年到了，南生花园开放给公众人士参观。嘉年华的气氛带动了人气，成为春节的好去处。南生花园内有个迷你动物园，饲养火鸡、孔雀、马来熊和猩猩，据说这头猩猩是出了名的“醉仙”，不喜欢白开水，只对白兰地情有独钟。来自广州的园艺家则精心栽种了各类植物花草，池塘的王莲还是暹罗王族相赠的呢！
胡亚基和儿子数年间相继往生后，潮州富豪佘连城买下南生花园，易名为明丽园（Bendemeer House），后来开辟的明地迷亚路以明丽园命名。悠悠黄埔河见证了富豪角力的时代兴衰，大富大贵之余始终躲不过花自飘零水自流的命运。上世纪70年代，偌大的别墅成为大牌34座、33座政府组屋和第29座的熟食中心。
（黄埔河畔的组屋和熟食中心就是原来的黄埔花园（南生花园））
90岁的史立道追述 “芒加脚”的来历，原来跟南生花园息息相关。南生花园长了很多香气诱人的菠萝蜜，马来人叫它Nangka（“人加”）。来自潮州和福建的新客没见过菠萝蜜，Nangka讲成Mangka（“芒加”），将这一带称为“芒加脚”，即“芒加树下”的意思。结果错有错着，芒加脚就这样流传开来了。
为贫民服务的陈笃生医院
我们也在麦卡南地图上看到了PAUPER HOSPITAL（贫民医院），这座平民医院就是座落在原来的马里士他甘蔗园一角的陈笃生医院。陈笃生医院原本设在珍珠山（Pearl’s Hill），殖民地政府决定在山上建炮台，陈笃生医院只好搬迁到十字路的一角。20世纪初，陆佑捐献了摩绵路（Moulmein Road）的土地，让陈笃生医院迁址扩展，逐步发展至今日的规模。
陈笃生在马六甲出生，新加坡开埠时响应第一任驻扎官法夸尔（William Farquhar）的号召，来到新加坡售卖瓜果。发迹后取之社会，用之社会，设立了新加坡第一家为广大民众服务的慈善医院。
陆佑（原姓黄）则因家境贫寒，自小就离开广东鹤山的家乡，到新会的陆姓财主家当童工，改为姓陆。陆佑13岁就下南洋，先在新加坡当杂货店员工，后来去了马来亚，凭锡矿和橡胶发迹。他除了捐巨款协助孙中山革命之外，亦从事慈善事业，资助新、马、港的医院和学校。
异族同胞的Rumah Sakit
创院百年的广惠肇留医院（留医院）的正门大楼屹立在实龙岗路，被列为受保留的历史建筑，马来同胞称为Rumah Sakit。留医院内霍然亭四周的旧楼房就是前陈笃生医院的病楼。
（19世纪的平民医院（陈笃生医院），1911年由广惠肇留医院接管。图中央的小建筑为使用粪桶的公厕。图片来源：广惠肇留医院档案）
20世纪初的新加坡华族人口急速增加，殖民地政府通过在华民护卫司当翻译的何乐如，希望华社设立另一所医院，照顾自己的族群。何乐如跟广东人相当熟络，找上广帮领袖黄亚福、梁敏修等人。这群商人召集了广惠肇三属人士，联手创办了这所民办的慈善医院。
1911年，黄亚福跟时任总督安德逊（John Anderson）签下将前陈笃生医院院址转让给留医院的文件，土地费每年1元，租约为99年，有效期至2010年。黄亚福来自中国台山，逃避内乱来到新加坡当木匠，后来成为建筑商，成为新加坡和新山两地的红人。除了留医院外，他也购买义山捐赠给广惠肇碧山亭，创办养正学校等。
（黄亚福与安德逊总督签下的99年租约，每年租金一元。图片来源：广惠肇留医院档案）
这份形同免费的土地契约对政府和民间都同样重要。殖民地政府的做法是对民间响应号召，成立慈善医院给予肯定。礼尚往来下，日后民间才会继续跟政府互相配合，共创未来。留医院方面，由于不需要缴交昂贵的土地费，免除了许多后顾之忧，能够全心全意地投入医疗服务。
租约数年前到期后，政府最终同意让留医院留在原地发展，不过只能保留几座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物，部分土地归还给政府。
留医院拓展新的疗养院大楼，辅助政府医疗设施的不足，但土地费以市价计算。至于重新拓展的费用，留医院负责筹集20%。相比之下，一百年前后，新加坡已经从福利社会走入市场经济，互惠互利的时代已经画上了句点。
回望最近半个多世纪来芒加脚的变迁
1950年代：芒加脚的文庆路和文庆地铁站都以上世纪50年代往生的林文庆医生命名。19世纪末，林文庆跟宋旺相等人创办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Singapore Chinese Girl School），开启了本地华人女子教育的重大改革。他出任厦门大学校长16年，卢沟桥事变后才回返新加坡。日据时期，林文庆被日军政府强迫成为“华侨协会”会长，负责筹集5,000万元奉纳金作为战争赔偿，为华人侨领“献财赎命”。林文庆曾因此事被指责为汉奸，从此借酒消愁，郁郁寡欢。
1960年代：留医院对面的中央锡克庙（Central Sikh Temple）也是民间集资兴建的。原本座落在奎因街（Queen Street）的中央锡克庙一向来都秉持教义，为各地的旅者提供食宿。新加坡独立时期，西方国家出现一群不满政治，颠覆习俗的嬉皮士。他们一方面利用毒品来麻醉自己，另一方面通过反传统的行为如蓄流长发和大胡子，穿上色彩鲜艳的迷嬉装（maxi dress），佩戴奇异装饰等来争取认同。嬉皮士以“nowhere man nowhere land”（虚无的人处于虚无的土地）自嘲，使西方国家陷入信仰危机。这股萎靡颓废的思潮传入本地，影响了一些年轻人，政府迅速采取多项措施来遏制嬉皮士文化。锡克庙亦深恐受到不良文化的影响，实行了禁止洋人入庙的条例。
（座落在实龙岗路，留医院对面的锡克庙）
1970年代：上世纪70年代是留医院的转型期，根据留医院法令，虽然门诊免费开放给所有族群，但住院者只限广惠肇三属人士。70年代的管理层果断的让医院全面开放，成为服务全民的慈善机构，奠下百年惠民的基石。
1980与1990年代：上世纪80年代，芒加脚的新组屋已经全面落成，这也是新加坡步入“第三次工业革命”，一片欣欣向荣的年头。当时各行各业都求才若渴，本地人不喜欢护理工作，只好引进外援，由菲律宾护士填补空缺。这些外地护士初来时虽然无法与病人沟通，但是通过手势还是能够了解病人的需要。当时若有员工前来应征，学历、经验、口才等都不是主要的考量，这些应征者先去参观病房，能够忍受屎尿味的多数会被录取。
21世纪：自2000年成立义工组以来，留医院获得超过一万名捐款者和义工的支持，这是认同留医院的强而有力的指标。义工负责人孙玉娇分享了最令她难忘的一件事：“一名年轻人率领着她的工作机构来探望住院的老人家，她告诉我当她还是理工学院的学生的时候，曾经是义工旗下的一份子。我很高兴看到年轻人并没有忘记我们，生活稳定后回来继续服务。”
如今本地有较多年轻人加入护理团队的趋势。留医院总裁区志忠医生表示年轻人的进取心强，希望更快获得擢升，因此保留本地员工是相当棘手的挑战。不过年轻人本就应该有这样的活力，最主要的是在服务期间尽心尽力，为医院病人作出贡献。一般来自菲律宾和缅甸的护理人员都有大专学历，除了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服务基因外，他们也乐意学习本地语言，跟老人家沟通，成为留医院重要的一份子。
站在十字路上，回眸芒加脚的一景一物，香味、古庙、华校、帮会、豪宅、鸡仔店都成昨日黄花，仅存广惠肇留医院这个老地标。大家不妨走入留医院这个老地方，参观一下已经屹立了一个半世纪的古建筑，或许对人对事会有不同的体会。
（广惠肇留医院的正面大楼已经成为实龙岗路的地标）
主要参考资料
1. 莫缕勇，“南生花园（明丽园）旧址”，http://blog.omy.sg/sgstory/archives/1459
2. 区如柏，《广惠肇留医院100周年》（广惠肇留医院，2010），ISBN978
981 08 7222 9
3. “四大名楼 重启石叻坡记忆”，http://www.sfcca.sg/node/473
4. 新加坡国家档案馆，Accession number 002851/17/01
5. “Jalan
Besar Heritage Trail”,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6. Singapore
infopedia,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380_2005-01-26.html?s=Streets
7. The
statutes of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Kwong-Wai-Shiu Hospital Ordinance
(Chapter 366)
8. TTSH
Heritage, https://www.ttsh.com.sg/TTSHeritage/
相关链接
上世纪七十到九十年代，我长时期居住 ‘芒加脚’ 一带，有两件事是我无法忘记的。
ReplyDelete1. 位于实龙岗路与欧文路交界 ‘新世界酒店’ 的突然倒塌，这对我是无比的 ‘震憾’，
因为前一天晚上我才刚好与老婆大人经过它楼下的 ‘五脚基’，不知怎的，我总
有一种 ‘阴风陣陣’ 的恐惧，问她是否觉得 ‘不对劲’，她给了否定的答案，但就在
翌日中午， ........
2. 有一晚将近午夜，我的左眼忽然一黑，几乎完全失去了视觉，老婆大人立即僱了
计程车送我前往陈笃生医院的A&E，轮值医生立刻通知专科医生，他抵达时还身
穿睡袍，他以 ‘blood-eye’ 来形容我的左眼，经过基本的诊断处理后，他认为没
有住院的必要，要求我次早立即回来，我真的被感动了，......
还记得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从Taman Jurong的一房半厅租赁组屋搬到白桥的新建组屋，当时
ReplyDeleteOwen Road 和 Dorset Road，Cambridge Road 一带除了大牌9，10，48 和 48A 外，其余还是低层
的 SIT 旧政府屋，每逢 ‘滂沱大雨’ 这一带的公路都会淹水，尤其是花拉公园的 ‘田径中心’，网球场一
带的空地往往成了汪洋一片，出入颇为不便。
后来低层的SIT组屋一座座被拆除，填上了大量的泥土后，‘万丈高楼平地起’ 建成了多栋崭新的高层
组屋。
还记得上世纪70/80年代的某一个晚上，忘了什么原因，全新加坡的电流供应忽然中断，从我的组屋看
出去，一片漆黑，除了在马路上的车灯外，只有附近的 ‘陈篤生医院’ 还是 ‘灯火通明’，完全不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