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记忆
日战蔓延到新加坡的时候，已经是76年前的往事了。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策展的《永记1942》，追述了大战前的酝酿过程，以及一些当事者对战争的回忆。
由于时日已久，对那段昭南岁月有深刻记忆的人士已经不多。
90岁的史立道的个人回忆，可以补充那个时代的史料。由于史立道不是特展所访问的对象，因此他的回忆并没有收录在特展中。
多年来，史立道独自居住在大巴窑一巷的政府组屋。数年前身体还十分硬朗的时候，在国家博物馆担任义务中文导览员。由于他亲身经历过日战与建国的年代，由他娓娓道来，访客都听得津津有味。
回家
战前，本地热心教育的华侨领袖创办了华校。家境小康的学生，完成小学教育后纷纷回到“祖国”升学。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马来亚的华小毕业生回不了祖国，于是越过长堤，前来新加坡读书，史立道是其中一人。当时本地有民间创建的华侨中学、中正中学、南洋女子中学、静方女校等，开放给新马的适龄生。
1941年12月8日凌晨5时30分，日本军机飞越新加坡上空，猛烈轰炸这个“不可攻破的堡垒”，许多人的命运就这样被改写了。
14岁的史立道正在中正中学念中二。学校宣布停课，宿舍也将关闭了。人心惶惶中，马来亚学生纷纷回到各自的家乡。
12月9日，史立道怀着忐忑的心情搭上班车，花了一天时间，回到关丹。
战事爆发后，许多马来亚人民跟着节节败退的英军逃到新加坡来，造成原来已经有77万人的新加坡难以负荷。虽然日据时期没有人口普查，但根据1947年的94万总人口，日据前后新加坡增加了17万人，显然其中多数来自长堤彼岸。
为何史立道背道而驰，不留在新加坡，反而往战区跑呢？
当时的新闻不像现在互联网时代，讯息分秒间传播开来。同学们并不晓得12月8日零时，日军已经在吉兰丹的哥打峇鲁海滩登陆。生逢乱世，一家人互相扶持是最理想的选择。谁知道日军就像电钻一样，沿着东海岸公路一直钻到新山，短短55天内全马沦陷。
日军在新山严谨部署后渡海进攻，亚当路（Adam Road）最后战役结束了一个星期的围城战，那一天是1942年2月15日，农历大年初一。从战争爆发到英军投降，前后仅仅70天。
日据时期的关丹
早在1942年元旦，关丹已经沦陷了。
日战前两年，关丹的市镇已经有日本侨居。日军甫入城，日本相馆的老板便跟当地商人组织了关丹维持会，由崑兴杂货店的老板担任会长，可见相馆老板是一名间谍，通过摄影技术来掩饰身份。当地的“汉奸”，过去在暗，如今在明，为侵略者服务。
日军进城后借搜索敌人为名，登门入室，开箱倒柜，到处搜刮金银珠宝，名表钢笔和现钞，还开口要“花姑娘”。关丹沦陷一两天后便成立了慰安所，村里姑娘被带走后，从此没再回来过。
新加坡沦陷后进入昭南时代，军政府委派日本宪兵入驻关丹，成立了华侨协会和日文学校。反正今日不知明日事，当地华人不提过去，不想未来，得过且过，读书与否已经不重要了。史立道宁可没有书读，也不去学日文。
对比新加坡和关丹的境况，当时新马遍布日本间谍，新加坡的现武夷士广场（Bugis Junction）地段是个“日本村”，商店、餐馆、妓院、药房、相馆应有尽有，又与共产党员众多的海南人为邻，成为理想的情报站，医生、妓女、会长、摄影师都可能是情报员。
（Bugis Junction 于战前是个日本村，日本商店与妓院林立）
（1930年代，日本商店林立的密驼路。图片来源：互联网）
日军的自行车队又称“银轮部队”，是不消耗一滴汽油的“战车”。这种从日本直接运进来的MIYATA（宫田） “重量级”脚车结实坚固，奔驰一千公里亦等闲，经过改装后还可承载弹药军粮等重物。万一橡胶轮胎损坏了，可以在地补充，甚至置之不理。轮框跟地面摩擦所发出的嘎嘎声，就如坦克车逼近一样，使撤退中的联军更加心慌。
（银轮部队。摄于 “Singapura 700 years” 特展）
日本对东南亚虎视眈眈，主因是该区域的物产丰富，马来亚的橡胶和锡矿，婆罗洲和印尼的原油和农作物，都是战争时期的策略资源。1941年，马来亚的橡胶园面积不下三百万英亩，产量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锡矿产量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日本没想到估计只需打三个月的中国战场竟然越陷越深，于是通过掠夺东南亚的物资来维持内需。对于新加坡华侨支援中国抗日，日军更是怀恨在心，攻占新加坡后所进行的五万华人大屠杀，辻政信是参与者之一。
（战前一些居住在本地的日本侨民亦投入情报工作，让日军进行部署。摄于《永记1942》特展）
年少时期的关丹
史立道的童年在雅莫橡胶园度过，随后到关丹镇上念小学。雅莫由登嘉楼州甘马挽县管辖。
（甘马挽镇）
关丹最著名的是盛产锡矿的林明，由英资慕娘公司在当地成立的PCCL（Pahang Consolidated Company Limited）经营。公司的华族员工聚住在高山环抱的山谷中，打造了深山中的奇葩---林明镇。
（林明的旧货摊还有印制着PCCL的麻包袋出售）
1923年新柔长堤落成，从新加坡搭夜班火车出发，第二天傍晚抵达关丹河渡口，人和车一起登上由人工操作的浮桥渡过彼岸，车行十五分钟就抵达关丹市区了。
如果嫌麻烦，可以选择海路，但必须注意船期。关丹河北岸是个适合停泊千吨邮轮的深水港，沿岸建立了两座码头。从新加坡上船，启航后在南中国海上度过一夜，睡醒后关丹景色就映入眼帘了。
实得力轮船公司（Straits Steamship Company）的轮船每星期从新加坡来回一趟，到达时先停泊在第一座码头（大码头），让搭客下船和卸货，货物在海关人员监督下搬进货倉，进行检查并征收关税。
轮船续驶向属于慕娘公司的另一座码头，俗称林明码头。由于英殖民地政府特许慕娘公司享有免税权，在这座码头卸下的货物不必纳税，PCCL的小轮船定期从林明运载锡矿石到码头，然后将其他货物载回林明。
轮船起载锡矿石后回到大码头，装载出口的橡胶烟花片、树桐、加工的木材、藤、咸鱼和土产。旅客们上船后，启航回来新加坡。
穿鞋吃穿屐，穿屐吃赤脚
“穿鞋吃穿屐，穿屐吃赤脚”，或许“自己人”比日军更可怕？
史立道的父亲栽种的第一丘橡胶园为关丹雅莫公路的终点。胶园北面有宽广的河流，河流两岸橡胶园主和胶工往返关丹，都在这儿候车下车。终点也是往返附近乡区的永和泰杂货店必经之路，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橡胶树栽种完工后，按例必须向县政府缴交地税并申请“牙兰”（地契）。当时由新客组成的华社，只会讲方言写中文，有些目不识丁；而殖民地政府的律法条例、公文档案都用英文，因此政府文件都通过受英文教育（主要是峇峇）的“打字人”（文书）。有些打字人也充当产业经纪的中介，一手赚取中介费，另一手勾结贪污的殖民地官员，榨取新客的钱财，当事人对这些“通番吃唐”的人士深感无奈。
父亲为了避开中介，将税款交给堂哥代办手续。堂哥见利忘义，竟然登记了自己的名字，将橡胶园占为己有。父亲少年时离开海南岛琼海县文子乡文山园村，告别了农村生活，在关丹克勤克俭地埋头苦干，多年的心血竟然被社会地位崇高的亲人占为己有！父亲当着众人面前怒言斥责，堂哥也不是省油的灯，凭着侨领的身份和手腕，巧妙地化解了难堪的局面。
（文字乡文山园村：史立道的祖居）
在侨民社会，因社会地位悬殊而发生的欺诈掠夺事件早已司空见惯，堂哥贵为侨领，父亲则不过是个籍籍无名的新客，乡亲们都抱着事不关己，隔岸观火的态度。
父亲重新振作，沿着河流与外界隔绝的角落，开拓第二丘橡胶园。吸取了上次惨痛的教训后，这回父亲亲自到甘马挽办理手续。在远房亲戚的协助下，顺利地取得了橡胶园的地契。
（割胶。图片来源：互联网）
随着英国驻新加坡总督下令保护出洋的海南妇女，海南岛家乡越来越多亲戚携眷下南洋，关丹成为文子乡人的第二故乡。
日战蔓延到马来亚前，父亲将一个小园丘卖了，存了些钱。关丹一沦陷，两个熟人跟马来警长合作，绑架了三个橡胶园主，父亲是其中一人。他们将人质当作抗日分子般拷问、灌水、殴打，并上门索取一万七千元赎金。第一批赎金到手之后却耍赖不放人，显然除了金钱，还有私人仇恨。
日本宪兵来到关丹之后，“绑匪”畏惧日军，拼命求饶，绑票才终止了。
和平无价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终战”。和平后，1946年的第一个学期，19岁的史立道在关丹教书，第二个学期以超龄生的身份回到中正中学读中三。当时一学年为两个学期。
中学毕业后，史立道回到祖国（1947年），在陈嘉庚创建的集美水产航海学校（后来的厦门集美大学航海学院）上了一个学期的航海课后，决定回返马来亚。当时的中国壮丁都不准离境，移民厅官员刻意使用马来语问话，史立道以英语讲了中正中学的校址，官员对他的侨生身份感到满意，核准离境。
南中国海时而浪花朵朵，时而波涛汹涌。人隔万重山，“祖国”越行越远。史立道回到新加坡。
虽然战事已了，但遣返日军俘虏需要时间，史立道还见到一些俘虏在新加坡当苦力。这些日本兵跟许多新马华人一样，不想战争却被军国主义者卷入狼烟烽火中。
有些日本兵不想回家，加入了马共，成为解放军的一份子。
战争与和平，往往操纵在少数有绝对权力者手中，受害者永远是祈望安居乐业的平民百姓。
和平----无价。
参考资料：
史立道口述，2017年4月24日，2017年9月27日
史立道，“我的故乡关丹”，2011年9月20日，http://www.sgwritings.com/1582/viewspace_43761.html. Accessed 2017年4月26日
史立道，“我从那里来：世传周太史 代续汉平侯”，2009年11月10日，http://www.sgwritings.com/1582/viewspace_28159.html. Accessed 2017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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