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一名印刷技工，从活版印刷学师出身。上世纪50至70年代新加坡从战后步入独立，工业化政策取得成效，活版印刷蓬勃发展，所有的报纸、书本、贺年片都是使用活版印刷印制出来的。
当时的印刷技工有个“文化先锋”的雅号，出自1963年担任劳工部长，1968年出任文化部长的易润堂（2018年6月3日往生）。当时印刷同业工资低廉，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易润堂恭称印刷工人为文化先锋，鼓舞员工以文化为荣，继续为国家奋斗。
印刷馆接了订单后，一般上都会多印一些，以防万一，所以我家里曾经保存了经过父亲的印刷机的南大毕业特刊、Alex Josey的丛书、新大的论文集，以及用不完的贺年片。
至于当时的文团、学校、军营等为了省钱，一般上对内刊物使用蜡纸（stencil），用油印机（cyclostyle）打印。如果纸张质地差，就会经常“堵机”，弄得全身脏兮兮的。
文化先锋的狼狈相
父亲回忆他们这群“文化先锋”的困境：他们参加的印刷业工会多数是广东人，月捐一元，工友的红白事6元，老板的则3元。此外，工会的互助部另收白金，协助会员收尸敛葬，往生的会员为5毛钱，家属3毛钱。这些小数目累积起来就是大开销，一个月下来左支右绌，十分狼狈。
记得以前父亲有位叫黎明苏的工友，满脸沧桑，比实际年龄老多了。黎明苏是禧街德盛印刷所的工会代表，每天从四脚亭踩着单车来上班，傍晚到附近以五毛钱租下一辆三轮车做兼职，赚了块半钱就回家。他有十个孩子，送了两个给人，还是必须靠微薄的薪水养活一家十口，文化先锋的薪水根本无法糊口。他的妻子不明所以，常常跑到印刷所来吵闹，说家里没有钱开饭，老公赚的钱不晓得去了那个狐狸精口袋。
黎明苏领取公积金时，赶上中国开放的列车。他跟太太去了一趟丝绸之路，跟我谈起骆驼黄沙，可感觉到他很开心自豪，毕竟那是一辈子的奋斗。不过，他也就这样走完了一辈子，数月后便告别颠簸人生了。
印刷业组织
印刷业工会的前身为中华印刷业工会，原址“八角亭”（Erskine Road），70年代搬迁到新世界附近，90年代初解散。
至于附属NTUC的“新加坡印刷业职工联合总会”，好些会员是从印刷业工会过档的。加入NTUC的月捐是根据收入计算的，月薪100元以下的为一元，月薪101元至200远的为2元，以此类推。对于加入NTUC，许多印刷业工会的工友认为NTUC的月捐收费过高，投票表决不过档，因此才会出现两个印刷工友组织。
印刷厂的老板也有自己的组织，称为印务同业公会，设在中华总商会旁的店屋。
（设在中华总商会旁的店屋的印务同业公会是老板的组织。摄于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活字印刷特展）
印刷的流程
我们一家子住在水仙门，跟父亲工作的德盛印刷所只隔了三个铺位，趁着父亲晚上加班时，我也走进印刷所，在规律化的机器声中好奇地看着黑黝黝的印刷机，像变魔术般，神奇的将白纸染上文字与色彩。
（德盛印刷所的所在地Hill Street，俗称水仙门。左边受保留的警察局为现在的MICA，左远方的消防局为新加坡另一座受保留的古迹。德盛这列店铺已于80年代拆除，成为双向车道的马路。图片来源：NAS c.1970s）
父亲操作的是德国的海德堡 （Heidelberg）印刷机，德国机器是最著名，最耐用，也是最昂贵的。
印刷前首先将排好的版上机，然后在滚轮上调色，试印成功后才以自动化的方式印制出来。若是同一张纸上有数种颜色，例如彩色图片，那就必须重印几次，通常是淡色先印，强色后印，等上数小时墨迹干了才印下一个色。印刷技工必须懂得调墨，使用红黄蓝三个基本色来配搭出其他色调。
（印刷前先将排好的铅字版上机，这是父亲使用的海德堡印刷机。图片来源：NAS 1977）
当时的印刷所以一站式经营，外包的概念并不存在，全部一手包办，肥水不流别人田。因此我也见识了整个工作流程，包括编稿、打字、排版、割纸、印刷、校对、装订、装箱、送货。后来印刷所引进了全自动的“四色车”，一次过打印出各种颜色，生产力自然大大提高了。
（前方是德盛印刷所的打字机，后面可以看到一格格的铅字粒。图片来源：NAS 1977）
“四色车”是印务界的俗名，正确名称为全自动柯式印刷机（Offset printing）。柯式印刷为白底和四种主要基本颜色（黑、红、黄、蓝），按照不同比例来调配出各种各样的颜色，颜色的深浅则是靠晒版时间，印刷压力以及印刷温度来调节。晒版时间越长，颜色越深；印刷压力越大，颜色越深；印刷温度越高，颜色也越深。
铅字、煮铅
那个时候的华人中文水平高，经常会使用一些难得一见的文字，印刷馆必须到铸字馆买“字粒”，字粒上的字形、大小都有不同的规格，一般的字粒从初号、一号到八号。有些字真的铸不出来，排版师傅就必须用两个字拼凑起来。我最常去的铸字馆是恭锡街“瀛伯”和陆佑街中南印务所二楼。
（一般的铅字粒从初号、一号到八号。图片来源：《苏炳衡印务局·活字印刷》）
（从前报章的内容使用五号老宋体。摄于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活字印刷特展）
铅字可以翻用，但用多了就会损坏，通过“煮铅”来再循环。所谓“煮铅”就是将字粒熔化后重新铸造。铅的熔点约330度，如果控制不好或者安全零件受损，就会因熔炉的气压过高而爆炸，引起伤亡。至于溶浆喷了出来，沾上皮肤，或者吸入气体，则属于“小”意外。铅的毒素高，伤口很难复原，吸入过量则可能引起慢性肌肉或关节疼痛、听觉视觉功能变差、精神障碍或退化等。
德盛印刷所的后院有一台煮铅的机器，由于发生过几次这样的意外，结果有钱都没人赚。父亲为了多些入息，利用周末夜晚做了几年的煮铅作业。
80年代，复印机、平面印刷和照相打字都相继出现了，逐渐取代了活版印刷。现在的打字、排版与校对都通过电脑，铅字与煮铅都成为历史代名词。
（小型中文打字机。摄于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活字印刷特展）
英国传教士引进活版印刷
根据维基百科，铅字印刷是由英国带入新、马、中、港的：
1827年至1835年间，英国伦敦传道会的传教士Samuel Dyer在马六甲，结合欧洲的工艺和华侨工匠的手艺，研发了汉字活字阳文钢模、阴文铜模，铸造了三千多个金属汉字，印刷了汉字圣经。
（铅字排版。摄于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活字印刷特展）
1839年，英国伦敦传道会传教士James Legge将马六甲英华书院及其印书厂的华文活字和印刷机器迁往香港。香港首份华文报章《遐迩贯珍》就是用英华书院的汉字活版印刷厂印刷发行的。
（英国圆盘印刷机。摄于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活字印刷特展）
当时英华书院铸造的中文活字闻名世界，俄国沙王钦差大臣、法国巴黎学会、新加坡殖民地政府、太平天国、两广总督、上海道台、清廷总理衙门等，都先后购买过英华书院铸造的中文活字或全套活字铜模。
1843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Walter Henry Medhurst、William Charles Milne、William Muirhead、Joseph Edkins等人在上海创建墨海书馆，是上海最早的拥有西式汉文铅印活字设备的印刷机构。墨海书馆印制发行的铅活字本，包括裨治文《大美联邦志略》等。
根据新加坡国家图书馆2016年《书库珍品》展的资料，新加坡的早期印刷史与十九世纪初期，基督教在本区域的传教工作息息相关，最早在新加坡出版的书籍就是使用传教士的印刷设备印制的。直到1860年代，新加坡的本地社群才开始发展印刷业务。
1819年莱佛士在新加坡建立贸易港不久后，传教组织便在这里设置了印刷社，出版和派发基督教的印刷品。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年至1842年）结束前，在中国传教是非法的，因此西方传教士选择在东南亚（包括新加坡）设立传教据点，等待时机将基督教传入中国。鸦片战争后中国五口通商，大批传教士离开新加坡，同时运走了大部分的印刷设备。
德国传教士爱汉者（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撰写的《全人矩矱》是新加坡国家图书馆藏书中最早在本地印刷的中文书，内容主要记载了《圣经·马太福音》里耶稣的讲道“登山宝训”及其释文。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最早的本地印刷的中文书《全人矩矱》。图片来源：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书库珍品展）
郭实猎是亚洲传教史上一位既重要又极具争论性的人物。他于1826年来到东南亚，从爪哇一路往北，途经民丹岛、新加坡和曼谷。由于他的目的是在中国传教，因此他于1831年移居澳门，前往中国的沿海和邻近地区传道，派发宣教刊物。这样的举动在当时是违反中国法律的。
1831至1843年之间，郭实猎撰写了近五十部中文著作，《全人矩矱》是其中一部。为了维持他的传教工作，郭实猎为售卖鸦片给中国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担任翻译，引起其他传教士的抨击。
早期新加坡印制的书本中，《华夷通语》是由林衡南（又名林光铨）为新加坡的福建和潮洲人编写的词典，使用汉字拼出马来词汇的发音，帮助南洋华人学习马来语，例如“十三”是“知迓勿叻氏”，“三十”是“知迓哹如”。第一版《通夷新语》于1877年由林衡南自己的印务馆—古友轩出版，1883年出版的新版本《华夷通语》则为改进版本。无论第一版或是改进版，都使用了“夷”这个古代中国对外族的称呼。
（《华夷通语》：通过福建与潮州方言来学习马来语。图片来源：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书库珍藏展）
沿着国家图书馆的线路，我们不难发现新加坡印刷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那时候的印刷业技术人员大部分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移民，在市区成立小型的印刷公司，以广东人居多。1937年，32家小型印刷公司联合成立印刷同业公会。经过1970-80年代的发展，目前新加坡有900多家印务馆，约16,000名员工，年生产值约$24亿（0.4% GDP）。[1]
传统工业的变化
19世纪的新加坡印刷业，技术人员大部分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移民，在市区成立小型的印刷公司。简单的印刷工作，形成了早期的印刷企业。1936年，32家小型印刷公司联合成立印刷同业公会。经过1970-80年代的发展，目前新加坡有800多家印务馆，17000名员工，年生产值约$28亿（0.6% GDP）。
我在1970年代到裕廊工业区打工的时候，沿途在裕廊和武吉知马见过大厂如凸版印刷（Toppan）和天华印务（Tien Wah），若是有人说在天华工作，肯定会看到许多羡慕的神情。1980年代则在裕廊参观过专门印刷饮料包装的Tetra Pak，由于必须兼顾饮食卫生，品质管理要求特别严格。
1980年代，新加坡出现了现代化的大规模印刷企业如Times，SNP，报业控股（SPH）、德华（Teckwah）、 万国印刷科技（International Press Softcom），争取中国、印度和中东市场。小公司则力保求存，除了从事较为简单的日常印刷业务，亦引进数码科技，制作光碟，数码印刷（digital printing）等。
传统的印刷业生产流程也在转型中，以外包的形式来提高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并使各企业培育和发挥独家特长。
我们觉得数码科技简单便利，自己都可以设计与小规模打印，父亲却不以为然。高速印刷机结构操作越来越复杂，现代印刷工人不仅必须熟练掌握印刷技术，还要精通资讯科技。数码年代大大提高了印刷业的科技层次，父亲那一代的印刷工人就如那一代的摄影师一样，在数码面前多了一脸茫然。
活版印刷为并不久远的年代传达了书本知识与文字记载，一段旅程结束后，就是另一段电子旅程的开始。这就是人生。
引述资料
[1]: "Printing industry, Industry background and statistics", Print and Media Association Singapore. http://pmas.sg/about-us/printing-industry/. Accessed 29 March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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