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上访客都知道大坡海山街就是检证地点。那是由于文物局在芳林苑外置放了告示牌，稍微留意一下就知道海山街是日据时期检证的地方。
一般上访客都知道中国的南京大屠杀，估计约三十万人被杀害，但新加坡大屠杀则叫人感到惊讶。看着出土的文物，有些性情中人还会霎那间泪光闪闪。
（Jalan Puay Poon出土的部分屠杀遗物。图片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实际上当年的检证遍布全岛，并非单只是海山街而已。至于被屠杀的五万华人，占了当时的本地华人总数的7%。
占领新加坡后，第25军总司令山下奉文（Lieutenant-General Yamashita Tomoyuki）发出检证命令，报复南洋华侨支援中国抗日的仇恨，一心“扫荡敌性华侨”。军令则有另一番说词，以日军的兵力将转用到其他地方为由，必须免除后顾之忧，尽速实施“市内扫荡作战”，找出“敌性华侨”并处决之。所谓“敌性华侨”，显然并非局限于军人，那些非武装，没有战斗力的平民都可以归纳于敌性的范畴。这也就是到头来被无辜杀害的华人众多的原因。
时间表是这样的：
-1942年2月15日傍晚：英军总司令白思华（Lieutenant-General Arthur Percival）在前福特汽车厂（Ford Factory）签下投降书。
-2月16日：山下奉文在福康宁山的警备司令部会议上，决定“扫荡敌性华侨”。
-2月17日：山下奉文发出正式军令。
-2月19日：检证方案策划妥当后，由山下奉文发表布告，市区的年龄18岁至50岁之间的华侨，必须在21日到各个集合点，自备粮食与食水，违例不到者将受到“严重处分”。（军参谋长铃木宗作解释“严重处分”的意思就是军法处置。）
-2月21日至23日：市区检证完毕。市区检证的地点共五个，除了海山街之外，其他地区包括：Arab Street 和 Jalan Besar 之间的广场（应该是爪哇街一带），River Valley Road南端的广场（水仙门一带），加冷与芽笼交界处的橡胶园（快乐世界游艺场一带），青桥头警察局附近（Maude Road与前维多利亚中学一带）。
-2月28日至3月3日：由于郊区的居民分布范围广，因此日军策划了第二轮的郊区检证，并根据市区检证时所获得的额外资料如抗日人员名册，按照名字搜索拘捕。
-3月底：第三轮规模较小的郊区检证。按照检证的规划，“扫荡敌性华侨”的对象共九类：（1）跟蒋介石的国民党有关；（2）财产超过五万元；（3）抗日侨领陈嘉庚的支持者；（4）报馆记者、教师、中学生、游离分子以及拥有军火者；（5）共产党员与海南人（日军认为多数海南人为共产党或抗日份子）；（6）到新加坡少过五年；（7）私会党徒；（8）华侨义勇军；（9）英国政府的雇员。
显然这些归类的手段只是幌子，实际上，执行山下奉文命令的方案细节的军参谋主任辻政信宁可杀错，不可放过。辻政信在检证结束后表示，新加坡华侨胡文虎、陈嘉庚等人，与重庆政府相通，捐献大笔金钱，又是排斥日货的元凶，应彻底肃清。所以，此次在新加坡处刑了六、七千华侨，柔佛四、五千，全马来亚境内则处刑了一万名抗日华侨。
报复行动
虽然军令是2月21日才展开检证，近卫师早在2月16日，也就是新加坡沦陷隔天便采取报复行动。近卫师、第五师与第十八师同属第25军，近卫师原本负责在新加坡北部登陆，但面对华侨义勇军的奋勇抵抗。占领新加坡后，他们在武吉知马五英里半的龙兴米粉厂内展开集体屠杀，死难者超过两千多人。这个地方原名竹仔巷，现在的华侨中学后面的Namly Park一带。近卫师也在武吉知马六英里，也就是6th Avenue一带，屠杀了藏匿该处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主任梁宙全家三十余人。梁宙本人因身在中国而免于难。
（武吉知马Namly Avenue和 6th Avenue一带，都是日战的屠杀现场）
过后近卫师负责新加坡东区的防务，动辄集体屠杀华人。1960年代初在全岛至少三十五处山芭乡野挖掘出被屠杀的骨骸，最多骨骸的地方为俗称死亡谷的勿洛惹兰培本山谷（Jalan Puay Poon）和樟宜十英里半的三百依格（Jalan Tiga Ratus），看来跟近卫师脱离不了关系。
各自为政的检证现场
检证开始的时候，由于太多传闻，实际上是乱糟糟的。比如有些地方的布告说男子十八岁至五十岁必须前往集中，丹绒巴葛的日本宪兵军官则宣布男子十二至六十岁都必须前往检证，所以梁介福药行的老板梁庆经回忆当时他只有十二岁，也跟着去检证了。关于检证的目的，有人说是领取良民证，有人说是日军要罚华人十天劳役作为支持英国人的惩罚，有人说是去参加胜利庆祝会，有人说去领取救济金。
有些地区不知道老人和妇女不需要检证，紧张兮兮的跟着集合，水仙门区的宪兵较有人情味，将他们遣返回家，知识分子受审问后被认为无罪的，都可以回家。芽笼区则不分男女老幼，露宿了两天。他们不清楚布告的内容，没带水带粮，两天后妇女才被遣返，男人则继续蹲在那里晒太阳。各区的检证程序也不一样，有些几天，有些数小时就完毕了。
至于检证所要针对的九类人士，也没什么特别准绳，海山街的标准是戴眼镜的就是抗日份子，爪哇街的则是家产超过二十万元的富人。快乐世界的检证设立了两道门自己走，从生门出来的就可以存活，从死门出来的则载去屠杀。有的地区的盘问以职业为主，有些看面相，有些排在右边的可活，排左边的则处死，有些检证点杀的人多，有些则“意思意思”。
住在汤申路碧山亭坟场旁的顺福村的老街坊许玉泉（81岁）每年都出席在美芝路（Beach Road）的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举办的常年祭礼。新加坡沦陷75周年纪念日的现场，许玉泉告诉我，他的父亲就是大检证时被杀害的。他激动地说，纪念碑使用“死难人民”是不对的，是过于政治化了，应该称为“被杀害人民纪念碑”。
（许玉泉（右二）和郑有道（右一）每年都出席常年祭礼。摄于2017年2月15日）
每年都风雨不改，跟许玉泉结伴来到悼念现场的郑有道（76岁）住在碧山亭附近的海南山。他还在母亲的怀抱里的时候父亲已经被带走，永远没有回来，由母亲带大他们三个孩子。郑有道的父亲是暨南大学的毕业生，避过了大检证却避不过汉奸，日军走入海南村，高呼他的父亲的名字，整个村子就只带走父亲一人。
（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
检证的首要目的就是屠杀
这场大屠杀确实的死亡人数没人知道。
军参谋长铃木宗作表示本来计划在七十万名新加坡华侨中屠杀五万人，虽然名义上是“肃清”抗日份子，但真正抗日的华侨领袖和共产党则完全没有抓到。
军参谋主任辻政信的说法为少过一万人，日本记者中岛正人估计一万五千人。日本同盟社记者菱刈隆在审判战犯的法庭上说日军参谋曾经告诉他将有五万名华侨被杀，后来则说不可能处决这么多人，但其中半数已经被杀害。另一名日军参谋林忠彦证实原定屠杀五万人，但在处决一半后接到停止的命令。当时槟城的《彼南日报》报道新加坡所检证的“不良分子”为七万余人，英国随军记者认为被检证的约五万人，有些被立即杀害，有些被押往马来亚、日本、所罗门群岛、暹罗等地做苦功。
新加坡华人方面的检证记载，认为新马合共十万人被杀害，新加坡本身就有五、六万人，不过也有二万五千人、一万九千人左右等说法。英军 Colonel Wild在东京法庭上，认为在新马被屠杀的华人总数达十五万以上。
显然这些数据都跟官方的五千人相差太远。当时官方为了快点结束日战审讯，接受了日军政府的说词。
本地五万华人被屠杀是较合理的数字。
无论数字的多寡，检证是山下奉文领军下对非战斗人员、无武装能力的平民的屠杀行为，这种违反人道，违反战争公约的精神是不可磨灭的历史污点。
主要参考资料
李恩涵，<一九四二年初日本军占领星洲“检证”之役考实>，《南洋学报 第四十一卷 第一、二期》（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
谢燕燕，<华族殉难义士纪念碑 有段竹仔巷惨烈故事>，《联合早报》2017年4月6日。
原出版人：庄惠泉上校，原主编：许云樵教授，编修：蔡史君，《新马华人抗日史料》（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ISBN 9971-83-938-5，9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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