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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June 20, 2025

赞美广场的希望之门(Gate of Hope)

对于19世纪来到新加坡的华人社群通过庙宇、社团和帮会互助求存,大家并不陌生。至于那个年代的新加坡,来自英国和其他欧洲地区的慈善组织则较少报道。

欧洲的工业革命缔造新贵和中产阶层,也有跟不上工业化步伐的边缘人,贫困交迫下出售灵魂,卖儿卖女。狄更斯的《双城记》称之为“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是希望之春,也是失望之冬”。

天主教圣婴女修道院(CHIJ)是本地历史悠久的欧洲教会组织之一。在社会贫富两极化下,这些教会组织除了向欧洲在地的不幸人士伸出援手,也乘着季候风到世界各地传播宗教,设立慈善组织等,新加坡是其中一站。

典雅的赞美广场 (CHIJMES)乃Convent of the Holy Infant Jesus Middle Education Schools的简称。CHIJ就是天主教圣婴女修道院,MES代表曾经在这里落户的女校。赞美广场以小餐馆和露天酒吧为卖点,从前的院区保留为古迹,有圣婴女校(Convent School),圣尼格拉女校,消失的孤儿院,教堂和宿舍(古德威尔屋 Caldwell House),人文风貌浓郁。


(赞美广场的建筑外观古朴典雅,左方为古德威尔屋 Caldwell House。)

反映一代建筑潮流的古德威尔屋于1840年左右竣工,主人古德威尔(Henry Charles Caldwell)是位殖民地法庭官员。当年这类“新颖”的建筑多数出自爱尔兰人哥里门(George Coleman)的设计,古德威尔屋,附近的亚美尼亚教堂圣安德烈座堂都是哥里门的作品。

屋子落成十多年后,古德威尔面对财务困境,只好转售给法国Jean-Marie Beurel神父,三年后便回英国了。

希望之门(Gate of Hope)


神父买下屋子的目的是设立学校,让本地的女子受教育。当时,法国修女 Mathilde Raclot 和三位同伴在槟城创建的亚洲第一所圣婴女校已经上轨道。她们从槟城来到新加坡后立刻成立圣婴女校,十天内接收30名学生,其中包括16名孤儿。


(修女买菜后乘坐人力车回到孤儿院。摄于赞美广场展板。)

圣婴女修道院持续扩展,为孤儿兴建“弃婴之家”(Home for Abandoned Babies),直至1982年才停止运作。这些孩童来自穷困或破裂家庭,有些则因家长迷信而被遗弃,譬如虎女被视为不吉利,因此虎年出生的弃婴特别多。弃婴没有出生证,无名无姓,家长只是将他们放在修道院门外,有些放封红包在门口作为谢礼。早晨修女打开门,将弃婴抱入孤儿院,让他们有重生的机会。久而久之,面对维多利亚街的这扇门就成为希望之门(Gate of Hope)。

(赞美广场的历史遗迹“希望之门”,Gate of Hope。)

这些女孩子多数读完小学,课程包括烹饪、女红、打扫等,顺利修完中学的不多。

修女们通过唱圣歌、缝纫、庆祝会、到中央医院病楼当护士、照顾老人与孩童等活动来筹集运作资金。20世纪初,崭新的哥德复兴式教堂在原址屹立起来。

随着1942年二战蔓延至新马,约克山保良局的英国官员撤退,圣婴女修道院取代保良局的管理任务。没多久,日军政府解散保良局,女孩们分散到各个慈善中心。

日据时期,在军政府的安排下,40名修女带领着老师与孤儿,迁居至森美兰的马口(Bahau)。马口这个未开发的森林区是个传染病的温床,许多人受到病毒感染而去世了。


CHIJ创办圣尼格拉女校


随着华族社群越来越多, CHIJ收购隔壁的酒店(Hotel van Wijk),创办华文源流的圣尼格拉女校(1933年,原名维多利亚女校)。


(SMRT总部保留着圣尼格拉女校的外墙。)

为了吸引各族群不同宗教信仰人士,园区内可见到各类有趣的图案。譬如螺旋梯有回教的新月和星星,工匠施工时见到壁虎后,好玩的将壁虎刻在柱子上等。

女校触目所见的都是修女、女教师和女学生,卫生设施比较单一。后来有了男教师,尴尬的情况就出现了。幸好男教师不介意,需要上厕所的话便越过马路到首都戏院去解决。

1983年,政府收回CHIJ地段,圣婴女校搬迁至大巴窑,运作了半个世纪的圣尼格拉则搬迁至宏茂桥,两“姐妹”分道扬镳。


(圣婴女校搬迁至大巴窑一巷。)

顺道一提,19世纪法国人创建的教会包括CHIJ,天主堂(Queen Street,据说初创时由法国国王拿破仑二世拨款资助),圣约瑟教堂(Bukit Timah,为种植园的员工设立),善牧主教座堂(Victoria Street)。

善牧主教座堂是新加坡第一所天主教堂。早在1822年,莱佛士已经为善牧主教座堂规划地段(新加坡美术馆SAM的位置),1843年在目前的地段奠基,1847年由Jean-Marie Beurel神父主持开幕礼。

莱佛士女校


圣婴女修道院对面是1844年成立的莱佛士女校。1928年跟莱佛士学校分开后,搬迁至Queen Street 现在的SMU地段。

上世纪60年代,莱佛士女小跟附近的几所教会学校如圣婴、圣尼格拉、公教、英华(ACS)都是大热门,家长带着枕头、被、报纸和雨伞到校门外过夜,为孩子报名读书,70年代教育部推行抽签制,先到先得的机制画上休止符。我的邻居(李丽娟)和表姐(陈艳芬)都是莱佛士女小的学生,丽娟的堂姐妹们则多数在圣婴读书,教会的熏陶下,气质谈吐确实与众不同。



(圣婴女校的周会在教堂后面的草场进行。图片来源:NAS。)

丽娟和艳芬都没升上莱佛士女中,而是分配到Stevens Road 莱佛士女中校舍旁的安德逊中学(Anderson Secondary School)。她们获取入学通知后,第一句话便是这两所都是同等级的好学校,显然那时候在英校中已经有名校的分野。

无论如何,学校让女生有机会读书,学习家庭以外的知识,扩大视野,在重男轻女的年代开启了另一扇希望之门。


(SMU:莱佛士女校原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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