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2021年3月4日
刘培芳去年10月15日在《四方八面》发表《一条河的名字》，文中提到长堤东面有条“支那河”，从海军部公园流经兀兰滨海公园，于柔佛海峡出口。
来往新柔长堤数十年，从没留意过支那河。“新关卡”未落成前，长堤上吸引眼球的是西面濒海搭建的浮脚楼，细长木板桥贯穿多户人家，年轻的妈妈围着纱笼，跟小孩泡在水中嬉戏，人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长堤东面高耸的马西岭点式组屋，跟西面简朴的马来风光形成强烈的对照。
消失的甘榜罗弄花蒂玛
位于长堤西面，称为甘榜罗弄花蒂玛（Lorong
Fatimah）的水乡，消失的年份并不久远。上世纪80年代末拆除时，傍海而居的村民搬迁到附近的组屋。有些老人家对生活一辈子的地方依依不舍，当局特别通融三个月，让他们沉淀心情。日后新的关卡大厦坐落在甘榜原址上。
跟此“马来渔村”邂逅的时候，各家各户门前都有艘小舢板，随着波浪摇晃起伏。严格说起来，马来渔村存在新马自由通行的年代，木船一物二用，捕鱼之余亦充作渡海小舟。使用蓝色护照过长堤的时候，村民已经摆脱渔民岁月，像华人的孩子一样，到学校、工厂、办公楼工作，闲来无事才划着小艇，捕条鲜鱼为餐桌加料。
甘榜罗弄花蒂玛全盛时期有400多居民，由于受到新马合并与分家的牵连，同屋檐下的父母子女，莫名其妙地分别拥有不同的国籍，正好印证新马民间密切的关系。
老居民对从实里达岛移居到柔佛南岸的实里达人记忆深刻。传统弄迎舞（ronggeng）是甘榜节庆必备的项目，这些世代在船上生活的海人，看到甘榜灯火辉煌，马上带齐铜锣手鼓等乐器，跨海前来助兴。印度摊贩消息灵通，骑脚踏车运来一箱箱的衣物、纱笼、毛巾和日用品，跟华人演街戏的热闹场面何其相似。
支那河畔的华人村庄
谷歌导航下，终于跟咫尺天涯的支那河会晤。绿意盎然的小河距离长堤700多米，出海口只约10米宽，难怪在长堤上眺望时会错过。古今地图所提供的线索，可让我们还原小河的百变浮生：
一、1828年第二任驻扎官哥罗福发表的Franklin
and Jackson图：这是英国人制作的第一幅新加坡地图，标志着岛上的主要河流，不过图上没有支那河。
二、1850年代新加坡地图（Map
of the Island of Singapore and Its Dependencies）：这幅地图出现支那河（S
China）、陈厝港、刘厝港、巫许港和烂土港等字眼。
三、1873年新加坡地图：图上清楚描绘河流的位置，甘蜜港区和主要道路。长堤旁的马西岭组屋坐落在昔日陈厝港原址。
四、1911年新加坡地图：这些港区都消失了，标志着甘蜜出口王国的终结。
五、1924年测量图（Federated
Malay States Surveys Number 7）：陈厝港原址出现汉口（Han
Kow Estate）和晋江（Chin Klang Estate）两个新地名。
六、1945年的地图：汉口依旧在，晋江则消失了。
七、1969年新加坡街道图：第115图显示支那河上游有个“甘榜双溪支那”（Kg
Sungei China）。根据老街坊反馈，甘榜的居民主要是华人和少数马来人。新加坡独立前，他们甚至每天早晨骑着脚踏车到新山买菜，顺便吃早餐。
八、2020年公园局地图：公园局在兀兰滨海公园设置的地图，将这条小河命名为Sungei
Cine。以Cine取代China，因为支那这个中性词，在二战之后被普遍认为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侮辱华人的词汇。
支那河畔的历史沿革
通过支那河的命名与周遭的环境变迁，可见自开埠初期创建陈厝港以来，支那河畔已成为华人先民的落脚处。早年先民择地而居，河流、水源是首要条件。至于二战后出现的甘榜双溪支那，命名跟古老的小河关系密切。
昔日乡村遍布全岛，地处兀兰16英里的甘榜双溪支那只是个寂寂无闻的芸芸众村之一。翻阅多份中英文报章，只在1973年初的报道出现该村落的踪迹。当时淫雨霏霏，200多居民被疏散到高地，儿童不识愁滋味，兴高采烈地戏水取乐。不久后，这里成为马西岭组屋区。
顺道一提，支那河畔陈厝港的港主是陈开顺。19世纪中叶，天猛公伊布拉欣借鉴本地的甘蜜与胡椒经济效益，在柔佛推行港主制度。陈开顺获得地不老河（Sungai
Teberau）的港契，率领潮州弟兄渡海开辟另一个陈厝港。他们一行人接着将新山打造成行政区，恭请天猛公迁都，从此奠定义兴公司在柔佛的至尊地位。目前友诺士一带的普照禅寺所保管的70多座反清义士神主牌，“候明义士”陈开顺（号贞国）乃其中之一，因此不排除他为了避难才逃到南洋的。
支那河名称起源于两个世纪前华人先民沿河垦荒，竟然延伸至长堤对岸的发展，两岸的生命脉络细水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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