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2025年9月25日
我在已消失的端蒙中学上中小学，学校于清朝末年初创时称为端蒙学堂，1950年代才增设中学与高中。1960年代初，原校舍重建落成，更名为潮州大厦；义安公司、潮州八邑会馆与学校共用。
义安公司办公室悬挂的几方黑底金字牌匾，有1906年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孙士鼎亲题的“端蒙学堂”，以及1907年出使英国钦差大臣汪大燮所书“果行育德”，见证清廷对海外侨教的重视。
这些遗物隐藏着昔日新加坡华商创办新式学堂的时代风云。清廷出于政治考量，以“国无强弱而民有智愚，其民智，国必强”来劝学；更早前，康有为已在学生梁启超等人的协助下创办万木草堂，为日后的维新思想播种；孙中山则借助同盟会与书报社的力量，推动强化海外侨民的教育事业。
先民抱着“教育救国”的共同感召，踏上办学之路。例如端蒙的创办人之一兼首任校长陈云秋（陈景仁）是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追随者，他返回中国支援君主立宪，民国成立后与革命派和解。
中日在春帆楼展开谈判
从追逐科举功名到倡导新学堂的思想脉络，可追溯至19世纪末的《马关条约》。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触动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的忧患意识。
1894年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陆军在平壤屡战失利。1895年3月14日，73岁的李鸿章率领代表团抵达日本马关（今下关），在春帆楼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展开一场改变时代格局的谈判。
2025年春，我们从福冈驶过横跨海面的关门大桥，抵达130年前的和谈旧址。重建后的日清讲和纪念馆内，复原当年谈判会议上的场景和展示相关文书数据。馆外的李鸿章道，是李鸿章在返宿途中遭日本刺客枪击，日方为加强保安而特别辟设的小径。
暗杀事件六天后，和谈双方签署休战协议，两周后正式缔结《马关条约》。最终签订的条款承认朝鲜独立，赔偿日方二亿两白银，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开放通商口岸等。
伊藤博文编的《秘书类纂》收录多份日方破解的清朝密电，显示清廷在甲午战争的军事部署、谈判策略与赔款底线早已被日本掌握。李鸿章这位“全权代表”只是一枚两面受制的棋子，以老臣之身承担起维持清朝尊严的重担。
春帆楼竖立的《讲和碑文》，由伊东巳代治以汉文撰写。伊东是和谈的列席者之一，碑文回顾20多年前的往事：“甲午之役，六师连胜，清廷震骇，急遽请弭兵。翌年二月，遣李鸿章至马关。……四月，讲和条约初成，而楼名喧传于世。……今日国威之隆，实滥觞于甲午之役。”这场战争使日本获得相当于三年国民生产总值的现金赔偿，迅速发展军工业、机械、金属与造船业，跻身世界列强，迈向军国主义之路。
伊藤博文助康梁逃亡
清朝鸦片战争落败，让伊藤博文这一代日本人产生强烈危机感，改而钻研西方书籍。他们甚至违反国家禁令，偷渡英国求学，伊藤就读于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明治维新时期，他亲任日本首任首相，主持起草宪法，同时期留洋的学友多数担任重要官职。
伊藤博文于1898年6月底卸任，前往北京与光绪皇帝和康有为讨论中国的改革方针。戊戌政变后，他协助康有为和梁启超逃亡日本。后来康有为来到新加坡，先后住在邱菽园和林文庆家，在代总督瑞天咸（James Alexander Swettenham）的协助下避开清廷的追踪。
伊藤博文亦敦促日本政府出面营救被囚禁的维新人士，尤其是曾任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的黄遵宪，清廷在各国使节的压力下，让黄遵宪辞官归故里。黄遵宪的遗作《人境庐诗草》在日本出版，时值辛亥革命年。他对于清末局势感慨万千：“人言廿世纪，无复容帝制，举世趋大同，度势有必至。怀刺久磨灭，惜哉吾老矣！日去不可追，河清究难俟，倘见德化成，愿缓须臾死。”（卷十一，第32条）。
留学潮与思想启蒙
1898至辛亥革命年间，约两万华人赴日留学。孙中山的革命网络、蔡锷的军事革新、鲁迅的文化批判，皆孕育于现代化的日本。
1902年，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总教习吴汝纶赴日考察，三年后清廷废除沿袭千年的科举制度。这套教育改革漂洋过海，在新加坡催生崇正、养正、道南、端蒙、应新、育英等学堂，1912年民国成立后学堂改称学校。
清廷颁布女子小学堂与女子师范学堂的相关章程，将女性教育制度化。民国初年，教育总长蔡元培确立新式教育制度，推行男女同校并提升女子教育。尽管他在任半年便因不满袁世凯专制而辞职，但他的学制理念被视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基石，新加坡的中华、崇福、南洋、南华、静方等女校的成立与师资，皆与此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民国成立至新加坡独立期间，新加坡的民办华校学生，上课前必须向“国父”孙中山鞠躬。会馆社团悬挂孙中山“天下为公”的巨照，激励会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1970年代，林徐典主编的新加坡中学华文课本所收录的鲁迅散文有《风筝》《秋夜》等。
蔡元培的南洋因缘
1912年和1920年，蔡元培过境新加坡时与华教界会面，成为新加坡早期华文教育史的另一重要注脚。
1912年9月27日，辞去教育总长之职的蔡元培赴德国访学，正值新加坡的华侨学务总会筹办之际。学务总会的感谢词写道：“……何幸天玉其成，竟得先生莅此，作为南针，俾无徘徊歧路之患。”足见新加坡华教界对教育事业的重视。
八年后，1920年12月5日，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率领考察团赴欧洲，在新加坡逗留时，由端蒙、道南与华侨中学校长全程陪同。随行40余人中近半为女性，显示中国女子教育已初具规模。他在华侨中学的演讲，不仅将“完全人格”的教育理念植根南洋，亦间接推动女子师范学校的教学提升。
当中日双方坐在春帆楼的谈判桌上，谁能预料竟激发出一股自我振兴的动力，不仅促成清朝的终结，更在遥远的新加坡孕育出华文教育体系？这段历程可说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附：《讲和》碑全文：
马关海峡为内海咽喉，以二条水道通玄海洋，内外船舶徂徕者无不过此。古有临海馆，今有春帆楼，共为待远客之所云。楼负山面海，东仰寿永陵，西俯瞰街衢，朝晖夕阴，气象万千，令人不遑应接。闻楼之所在，原系阿弥陀寺之墟。丰前人藤野玄洋，获方四百步之地而开医院。其殁后，寡妇某营客馆，缙绅多投于此。甲午之役，六师连胜，清廷震骇，急遽请弭兵。翌年二月，遣李鸿章至马关。伯爵伊藤博文，奉命樽俎折冲，以此楼为会见所，予亦从伯参机务。四月，讲和条约初成，而楼名喧传于世。大正九年，楼主病殁，其业将废。马关人林兵四郎投资购之，嘱予记之。呜呼，今日国威之隆，实滥觞于甲午之役。此地亦俨为一史迹，其保存岂可附忽诸乎。林氏之此义举，固宜矣。顾当时，彼我折冲诸贤，前后皆易箦，老躯独存，是所以予以不文，敢草此记也。
癸亥（1923年）孟夏 从二位勲一等伯爵伊东巳代治 撰拜书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