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籍侨领梁子钧

作者：何乃强
图源：何乃强，梁以明
 

退休老师也是老友梁以明最近以一篇“我们是从战乱中来的！”一文，获得建国60周年散文比赛优秀奖，可喜可贺。 

我读到梁老师的文章，里面写到他的大伯父的生前事迹，以及在1942年日本军侵占新加坡的恐怖统治时期，伯父被日本宪兵及其他人员带走，一去不还，相信是被杀害。对我来说，这些故事似曾相识，好熟悉啊。

梁子钧。（照片来源： 梁以明）

1933年梁子钧合家照。右二梁子钧， 右一弟弟梁兆渠  （照片来源：梁以明）

1942年2月15日，是农历壬午马年正月初一。这一天，英军向日本陆军投降，新加坡沦陷。接着，日军为了报复新加坡华人抵抗入侵， 3天后开始 “肃清” 大屠杀行动，18岁至50岁男性新加坡青壮年华人都被带到检证点进行 “检证” 。那些被选中的人被推上卡车，大部分被送去海边射杀，有些人被砍头，其中很多丢了命的都是无辜的良民。

另一方面，日军根据情报，缉拿“抗日分子”，在3年零8个月这段占领时期，估计遇难者至少有50,000人。当时新加坡华人总数仅70余万。 

梁子钧（1888-1942）就是文章中的“大伯父”，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粤籍闻人。他是桥南路（漆木街段）福兴隆号的东主，经营中国土特产，生意兴旺。他很活跃于社区工作，曾担任过广惠肇留医院董事长达十年（1931-1941）、同济医院副总理（1935年）和养正学校董事会董事兼任查账，静方女校的董事兼文牍，南华女校董事等。这些职务彰显了他在粤籍社群中的领导地位与公益热忱。此外他也在海天游艺会负责筹赈粤难（1940年）以及担任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大会的广帮募捐委员会委员（1941年），与当时的领袖梅启康等人共事合作。

1933年梁子钧担任养正学校董事查账。

1935年梁子钧担任同济医院副总理。

也许因为他所参与的工作，被日本军认为是抗日份子。1942年某天，两名日本宪兵和两名汉奸上楼来把梁子钧带走，从此一去不回，下落不明，相信也是和其他抗日志士梅启康、谢文斯、谢叔文、罗澄华与罗澄亮兄弟同样命运，被严刑逼供，拷打伤重，惨被杀害？ 

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已逾八十载，硝烟早已散尽。新一代新加坡人对那段惨痛历史所知甚少。然而，上一代人所经历的创伤——因日军的冷血残酷而失去至亲、家庭破碎、孩童失学——这些刻骨铭心的往事，岂能轻易遗忘？历史必须被铭记，它不仅承载着如梁子钧这般志士的鲜血，更时刻警示我们：侵略与战争的代价何其深重，和平何其珍贵。

我写下梁子钧的史迹，是要让一段不应被遗忘的历史重现在在大家眼前。如梁子钧一般的罹难者，他们的牺牲不仅是家族的伤痛，更是民族集体记忆中的烙印……

参考文献

《星洲静方女学校八周年纪念校刊》1936年。

区如柏主编：《广惠肇留医院 100 周年》 2010 年 155-173 页。

何乃强： 《牛车水人说牛车水的故事  》2023年，18-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