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我爱过的一切 That Girl In Pinafore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我爱过的一切》借新谣来诠释一个青涩、老套、却又不断重复着的初恋的故事，不同地方、不同年龄层的观众会有不同的感觉。故事以1992/93年为背景，已经是末代新谣的时候。20年后的今天，我们走过许多路，鞋子穿破一双又一双，朋友换了一批又一批，从前的朋友有些还有来往，有些已经变得很陌生，见面也没什么共同话题，不晓得说什么好，有一些已经离开人世，一切随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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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随缘的心态来看电影，《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我爱过的一切》是挺好看的，非常的新加坡派，带领大家回到记忆的小巷，穿梭岁月中曾经拥有的旋律，很有感触，回想起经历过关闭华校、禁止方言的年代的日子，还有那种心痛流泪的共鸣。至少我知道坐在身边那位不知名的女士和我一样，在电影中看到失去的东西，勾起某种共同的回忆，才惊觉对于过去的年代原来记忆犹新，感觉真实。

（义顺初级学院主办的新谣观摩会，c.1980s。照片来源：新谣30）

1992年，总是在紧要关头胶片被卡住的卡带（cassette）正在过度到光碟（CD），许多学子到冷气的机场温书，随身听就像现在的手机一样的疯狂。那时的手机是名副其实的大哥大，又大又笨重，价钱又贵，机身的重量和那笔费用随时都可以砸死人，拿着招摇过市的多数是被称为Ah Beng Ah Seng 的明成一族；当时多数人用的是小巧玲珑的传呼机，beep beep 声响后找公共电话，投一毛钱可以打三分钟，电话不能打太久，否则后面排队的人会怨声载道。

1992年的男生女生也都曾经痴狂过，曾经青春洋溢过，曾经叛逆过，曾经深爱过。1992年的父母也曾望子成龙过，留学生高人一等，父母的头也可以抬得高一些。教育未必是摆脱贫困的唯一途径，但绝对是可靠的途径。

1992年没有世界公民Global Citizen的概念，但人口流动已经成型，奖学金得主喜欢上国外的生活，选择当‘逃兵’，毁约不回家，有些甚至让签保人背上黑锅；有钱的‘上流社会’选择移民，澳洲、美国、加拿大等讲英语的发达国家是首选；也有更多外国人选择到新加坡安家，多数来自马来西亚、中国和印度。当时香港面对‘97’的不定数，不晓得中国从英国手中接手香港后，是否会遵守五十年不变的承诺，人心惶惶下纷纷找‘绿卡’，新加坡顺应时势，几年间多了一批摆脱政府有关方言的禁令，口操漂亮的广东话的香港人到新加坡来安家。在人口大挪移中，一般生活在组屋区，‘打死不走’的居民则多了一个‘Heartlander’（草根）的代号。

1992年的大街上也有如潮的人群，各式各样营生的百姓穿街走巷，在身边络绎不绝。当时新加坡到处敲敲打打，大家竟然为失去老地标，迅速改变的市容感到沾沾自喜而不觉得是罪过；大家也很听政府的话，政府说清山起坟就清山起坟，说拆旧建筑就拆旧建筑，说关闭华校就关闭华校，说禁止方言就不讲方言，忘记了建立这座城市的街市阿婶、基层劳工、地摊阿叔、父母祖辈。这种种社会现实竟然是我们最初窥见的人生！

1992年我已经告别青涩的岁月好一段日子，但是1992本身并不重要，将1992的数目字或推前或挪后，脑海中自然浮现的是许多张略带稚气中强装老成的脸孔，曾经拥有成长的年代，曾经如此这般生活过，做些我们之间才会懂的事，说些我们之间才听得懂的话，编织些只有我们才能会心的梦。

好些《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我爱过的一切》的影评人刻意针对新谣，认为新谣是在卖弄文字，甚至为赋新词强说愁，有些则认为故事情节出现断层，原可以在May无法摆脱母亲的约束，无奈离开小情人佳明，接受母亲的安排，离开新加坡的那一刻打住，却选择画蛇添足，增添了20年后的后续。我倒觉得后续的情节很有意思，是一场人生的演绎。人换了一个环境之后，思想会跟着改变，在某种意识的冲击下，人也会对自己的兴趣、自己的未来作出调整，甚至将曾经刻骨铭心的感情淡化。因此，最难能可贵的是对自己曾经付出过的挚爱永远保留深深的思念。当佳明遇到May的女儿后，将过去与May共拥的珍藏交出来，是一种放下执着，重新开始的心态。人本来就是在不断转换的人生跑道上重新定位，多年以后累积了人生阅历，回望来时路，才会明白当时的抉择到底是为了什么。

因此看电影不用太过苛求，只要电影能给予我们一丝的感动，某个人物、某段剧情能够刺激我们的神经，思考曾经生活过的时空，曾经感动过的人，曾经刻骨铭心过的事，我觉得已经非常足够了。

至于新谣，它的生命力在于诞生于1980年代，却像旋风般在短短十年内没落后所累积的集体记忆，像好茶像美酒，愈久愈清醇。当时新谣把唱华语歌曲的年轻人凝聚在一起，弹弹唱唱中表达年轻人之间的关怀方式，人情味的价值绝非经济效益或金钱物质所能表达。现在人口结构不同，语言政策毁掉了一代人的中文和方言，在年轻人间吹起一阵哈韩风与美式强烈节奏的歌曲，难得饰演May的陈欣淇参与《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我爱过的一切》的演出时认识了新谣，并坦言喜欢上《麻雀衔竹枝》，而各参与的演员亦有各自的解读，使新谣在互联网上掀起了短暂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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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我爱过的一切》的演员对新谣有各自的解读，使新谣在互联网上掀起了短暂的热潮。照片来源：xin.msn.com）

时隔23年，‘麻雀仔’终于借着电影的气势解开枷锁，官方华语电台 933， 958， 972， 100.3 竞相播放，广播员说有泪眼盈眶的冲动。梁文福的麻雀仔命大，比一般麻雀的寿命长了十余年，等到出头天。相比之下，当年怀着信念，支持新谣，支持华教，为方言请命的小伙子已生华发，有些甚至已经作古。

不禁想起2013年7月9日维文在国会中总结小贩中心清洗事件与工人党交锋时说的一番话：“政治是权力的竞逐，但拥有权力的关键原则不是占所服务的人民便宜，而是时刻诚实、坦率地对待人民。”姑且不论他说出这番话背后的政治目的，这句话本身的道德含义是放诸四海皆准，对语言政策亦然。这几年已经没在国庆日庆典上听到一首完整的华语歌，反而是《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我爱过的一切》戏里的首首新谣献上华校生对国庆的贺礼。历史不会因为某个转折点而停顿，对受伤的老华校生而言，伤痕是一辈子的事；对失去的语言文化而言，拔根是世世代代的事。

类似《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我爱过的一切》的电影题材可以继续打造，但是新谣背后的情意结则打造不来。新谣在某个年龄层之间荡漾，一代人的故事，也只有这一代人能够神会。这一代人失去了熟悉的语言，失去了童年的故乡，走过的路已经不认得了，失去了很多，永远不会再回来，过去我们不太在意，现在才深切体会到那是一段很怀人的岁月，是一首首不曾遗忘的岁月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