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价值观

8月18日在国家博物馆义务导览，接待了姓张的一家人，在历史展厅互相交流，来到出口前的新加坡国旗与信约，不知不觉中度过了两个小时。张家原籍湖南，张小姐已经在新加坡念了五年书，目前在NUS念商科。她说爸妈来到新加坡游玩，带他们来博物馆走一趟。在交流的过程中，他们不断说我的华文好得很。听得有点飘飘然之外，也心知肚明地自谦了一番，说华文还算流畅，华语就多了南方口音，偶尔还带有地方词汇，毕竟在新加坡长大，数十年间除了讲得较正统的广东话外，也掌握了数种当年常用的南方方言，在学校念书时又不太注重华语发音，所以华语讲起来就不怎么正统。

张爸爸和张小姐都异口同声地说听得出我是地道的新加坡人，但是卷舌与否并不重要，过年（nian）还是过连（lian）都是一样在过新年，不会影响彼此之间的沟通。他们说即使是在中国，虽然说的是普通话，但因为地域性不同，大家的普通话还是深具地方特色，乡音是改变不来的。其实我的华语在内地已经接近完美了。

无独有偶，8月17日与18日这两天在博物馆的美食专题导览，有些访客兴致勃勃，问起某些街边美食的传统叫法：肉骨茶叫‘八古爹’（Bak Guk Teh），炒粿条叫‘擦贵貂’（Char Kway Teow），印度煎饼叫‘罗地白兰他’（Roti Prata），椰浆饭叫‘那是老妈’（Nasi Lemak）等，讲和听都特别传神。用上些许地方语言之后，大家交谈起来反而更加融洽，对上了年纪的本地人来说，这是语言的亲切感，对年轻人而言，这是走近祖辈父母的生活，对外地人来说，这才是接触满街英文英语之余，走入地道草根的新加坡，走入还在民间流传，由一小撮有心人守候着最后一方传统文化特色的新加坡。

（Cha Kuey Tiao、生铁锅、火炭味、生蚶和棕榈叶混合起来的生活，有原汁有原味。）

（早期的街边语言就是祖辈们的方言，也是最古老的语言，像炒粿条一样原汁原味。）

两日来跟数十名萍水相逢，不曾相识，却因博物馆而结缘的访客接触，不禁使我想起发生在将近十年前的一则生活小插曲。那时去了荷兰阿姆斯特丹一趟，出席一个由IMarEST主办，为期三天的海事工程会议，我事先呈上了一篇有关海洋污染的文章，按例发表30分钟的英语解说。过后用茶点时，一名英国学者Mr Wilcox走上前来向我祝贺，同时说我的英语讲得很流利，言词达意。我也知道自己的英语带上粤语口音，多年来都无法改正过来。Wilcox说其实我不需要介怀，非但英国南方与北方苏格兰的英语口音很不一样，南方人未必听的懂苏格兰人讲的话，甚至南方各个地区的口音都不一样，相比之下，我的英语是很伦敦化的。想想，唔，也不枉在伦敦居住过两年了。

在伦敦居住的第一年当个研究生，印象特别深刻，那是第一次真正融入外地人的生活，包括在校园里感染到另一类当年新加坡感染不到的言论自由与人文气息。其中一个教授是入籍英国的上海人，他的英语带着浓浓的上海腔，跟我一样乡音难改，我听得辛苦，洋学生应该也一样痛苦吧？可是洋学生没有半点抱怨，他们尝试从多个角度去求证，去辩论，去理解，文化撞击下反而擦出意想不到的正面的火花，对我而言是上了宝贵的，实实在在的社会学。

当时脑海中浮现的是更早几年，自己做了几年工后，重回新加坡的校园读书的回忆。那时，有几位讲师带着香港腔，一些学生趁机在反馈书上投诉，说听不懂港式英语，要求校方撤换教员；有位副教授像是在讲淡米尔语，同样被投诉。讲师批评有些学生夜郎自大，在温室中长大，没见过世面，却自以为英文很了不起，其实是以‘新语’（Singlish）五十步笑百步。

有得对比之后才明白，什么是大文化背景下的气度。

伦敦校园是个浓缩的小社区，是社会大环境的缩影，文化气息、自由尺度、批判思维、生活态度就从那儿自然散发出来。在新加坡，我们曾经生活在多元语言，多元色彩的社会，不过1970年代中语言政策大改变，到了1980年代华文成为附属品，方言是违禁品，在霸道的极权下，祖辈被边缘化，语言生活被打压，新加坡走向单一语文的不归路，为华文请命还多了一层顾虑，是否会因此被套上沙文主义的帽子，莫名其妙的情况下被‘清算’。

建国总理李光耀在任期间关闭华校，禁止方言，尝试打造美国的大熔炉模式，甚至认为只有最聪明的精英才能够掌握两种语言。在中国崛起、个人主义滋长、道德观念变得模糊的当儿，李光耀尝试以解铃还须系铃人的身份来劝请家长让年幼孩子尽早接受双语教育。我们姑且相信此乃苦口婆心的肺腑之言，建国总理希望通过个人的影响力来纠正过去的错误，但社会已经在当年缺少感性、理性、包容、敏感度、价值观等考量下出现一个断层，无法容忍各种语言平等共处的历史文化思维，缺少让各种语言和最古老的方言共同呼吸的空间，离信约中的“不分种族、言语”来实现国家之幸福很远很远。

在这个多年来几乎由政府一厢情愿的将多元种族，多元籍贯单语化的大环境下，听到字正腔圆的外国朋友说我的华文不赖，听到有访客问起地道传统美食的地方话，使我们重新思考语言的功用与传承，是很窝心，但又是很神伤的一件事。英国当代语文学家  M.A.K.Halliday 将语言规划出七项功能，对我们平民百姓而言，语言的功能则是促进沟通，增进认同，在生活范畴中活出各自的精彩，不应该有功利的考量。但是奇特的新加坡社会却不是这样，一方面宣扬多元种族，多元文化，接受日语韩语的双声道，却不能接受方言，以霸道残忍的方式强迫祖辈放弃熟悉的生活语言。这不是我们打造温馨的社会应有的态度。

走笔至此，耳际油然想起另一位导览义工，70岁的坤浩的一番话：华文与华族文化的传承已到了《最后一课》里所描写的那种沉重的时刻。那天参观了文化遗产在购物中心展览的图片，与去年一样，涉及华族部分的节日或消失的行业，全是英文字，请问那一位阿公阿婆会如此口述给儿孙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