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茫的眼眸

画中人

目前在国家博物馆底层举行的特展《迁变·万画》呈现一系列1950-1970年代的新加坡艺术创作，其中有一幅蔡名智的油画《筑路工人》（1955）。此画没有背景，直接把观众的集中力逼向在新加坡生活的印度劳工的脸部和双手。这名客工一脸茫然，眼神涣散，双眼空洞地望着前方，似乎忧心忡忡，前路漫漫；他的手臂上粗大隆起的青筋和脖子上的汗珠都是劳碌的见证。画家针对社会现实的不公，“画”以载道，通过画笔表达正义感。

（蔡名智的油画：《筑路工人》（1955））

另一位写实画家许锡勇的木刻版画《沉思》（1958）描述一名在亚历山大砖厂工作的印籍劳工，茶点时间到了，工人将推车放在一旁，坐在砖头上歇息，孑然一身的画面同样表现出客工内心强烈的压迫感。

（许锡勇的木刻版画：《沉思》（1958））

当时南洋美专的创校校长林学大同样认为艺术必须肩负教育与社会责任，以粗犷的笔触描绘在新加坡《森林里垦荒的印度劳工》（1955），通过画作记载了寂寂无名的外劳的贡献。日后新加坡城市化的步伐日益加快，客工成为不可或缺的人力资源。

（林学大的木板油画：《森林里垦荒的印度劳工》（1955））

与中国华工共存的印度客工

自1819年以来，新加坡与印度都是英国殖民地，印度客工穿梭于新加坡与印度之间。根据1824年的记录，当时新加坡有756名印度人，占总人口的7%。此后多年来，在新加坡的印度人口都介于7%至9%左右。他们当中有为了找出路的，有执行军人任务的，也有一些囚犯被派到新加坡来垦荒，建造新加坡第一条公路谐街（High Street）、新加坡河口的加文纳桥（Cavenagh Bridge）、后来易名为总统府（Istana）的行政厅（Government House）、甘榜格南（Kampong Glam）、圣安德烈教堂（St Andrew Church）、白礁灯塔（Horsburgh Lighthouse）等。当时新加坡森林处处，面对虎患的威胁，这些印度客工还被派去开发森林区兼扮演武松打虎的角色。

人们心目中的牛车水是个华人社区，其实印度客工跟唐山下南洋的华人是唇齿相依的，例如屹立于牛车水桥南路（South Bridge Road），为南印度族群而设的詹美回教堂（Masjid Jamae，1826）和马里安曼兴都庙（Sri Mariamman Temple，1827）都是见证。牛车水的Mosque Street 和Temple Street都是以这些寺庙命名的。

（1860年代牛车水桥南路的詹美回教堂和马里安曼兴都庙。图片来源：NHB出版图集）

（为南印度族群而设的詹美回教堂（Masjid Jamae））

（为南印度族群而设的马里安曼兴都庙Sri Mariamman Temple）

估计目前在新加坡领取工作准证的印度客工超过十万人，虽然我们都习惯称呼他们为“阿呢”（Ah Neh），这只是一个惯性的称谓，没有丝毫的贬义，实际上Ah Neh是兄弟的意思。我们也已经习惯跟他们共处的生活，在组屋区楼下打扫搬家具、大型活动后的垃圾清理、船厂建筑工地、修桥建路拉电线等粗活少不了他们。一些勤劳的客工还会在周日晚上到组屋停车场为居民洗车，乘着夜间以劳力赚取外快。洗一辆车每月赚取$40左右，如果能够在一个停车场洗上二三十辆汽车，每个月就多了上千元的收入，可能比正业更可观。千里迢迢，离乡背井到新加坡来无非是为了求财讨生活。

不平静的圣诞节前夕

通常12月份都是太平的季节，大家忙碌了一整年，会利用年底佳节来收拾心情，开心一下。可是这两年来并不平静。2012年岁末，SMRT的中国籍巴士司机不满待遇住宿环境等，将国内的抗议方式带到新加坡，罢工事件在平静了26年的新加坡工潮史上掀起轩然大波，也为新加坡的外劳制度敲起了警钟。一年后的12月8日晚上，33岁客工Sakthivel Kumaravelu因醉酒在小印度的Race Course Road 和Hampshire交界处，不幸被载送客工回宿舍的巴士撞死，远在家乡的亲人顿时失去经济支柱，这起意外事故还引起群体暴动，是意外中的意外。

从这两起大型的客工事件中，我们看到了两大社会现实：

其一是中介的经营模式。前来新加坡工作的印度和中国客工都必须付上一笔中介费，以印度客工来说，他们必须缴交新币约$6000-$7000，可能头一年的收入都悉数给了中介，一个劳工养活整村人，是当年的契约华工以“卖猪仔”的身份下南洋的现代版。

鸦片战争前后，殖民主义者需要大批廉价劳工开发南洋，而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国家也需要廉价劳工开矿和修筑铁路，当时清朝政治不修，国弱民贫，东南沿海各地贫民难得温饱，纷纷往外找寻出路。广东濒临大海，毗邻港澳，出洋方便，殖民者就在港澳设立不少“招工馆”（猪仔馆），打出“金山满地黄金”、“要发财去金山”等富有诱惑性的口号，使那些为了糊口，迫不及待的贫民上当受骗。牛车水的马里安曼兴都庙旁的广合源街（Pagoda Street）就有间专门提供廉价劳工的“广合源猪仔馆”。

“猪仔契约”的内容包括应募地点、工作性质、工价、每日工作时间、契约年限、预约工资等等，老实而又头脑简单的贫民就在契约上盖上手印。可是，因为契约是以英文书写，契约上真正写些什么，猪仔华工是不清楚的；实际上雇主也不履行契约，契约等于废纸。对比今时与往日，虽然新加坡依旧通过低廉的外劳薪水来压低生产成本，但法律对雇主的约束力毕竟比以前强多了。

其二是所凸显的文化差异。2012年11月SMRT的中国籍巴士司机集体罢工，在处理这宗事件上，新加坡与大中华圈的民众反应不一。新加坡有关当局的法理情与一般平民百姓的情理法的考量正好是180度的大转弯。中国籍司机对本地法律与合约的无知，以为通过一贯的“起义”的方式，说罢工就罢工的立即行动可以给资方施压，反而被告上法庭，送入牢房。同时SMRT按下紧急替代按钮（Eemergency Response Plan），SBS Transit的巴士司机临危受命，坐上SMRT巴士的车长位，大众交通并不像罢工发起人所预料的全面瘫痪那么一厢情愿，反而被有关当局有惊无险地化解了一场巴士危机。

一年后圣诞节前印度客工在小印度掀起暴动，涉嫌撞死醉酒客工的载送巴士司机和女协调员被殴打，巴士车、执勤警车、救护车被毁，执法人员被攻击，不过有更多理智的客工尝试阻止同胞的暴力行动，并且协助店家关门歇业。这种通过毁灭来发泄内心愤恨是客工家乡的处理方式，但此情此景发生在一向太平的新加坡，难免使人回想起1955年以暴力告终的福利巴士工潮以及1960年代的种族暴动的场面。吸取了前车之鉴，这回警方没有动用武力，在不发一颗子弹的情况下控制大局，处理手法是值得尊敬赞赏的。

非常吊诡的是，新加坡的英文报章一路来都以Riot（暴动）来报道此事件，中文报章则在应用了“暴动”这个词语数天后改口称之为“骚乱”（commotion），英文报章也在一个多星期后改称为Mayhem(混乱)，将事情淡化。到底这一类由某一个族群在没有预谋的情况下，通过暴力与纵火来攻击平民与执法人员，是属于骚乱还是暴动？

（镇暴警察与滋事者对峙，隔着被纵火燃烧的警车。图片来源：Straits Times, Dec 9, 2013）

（被烧成废铁的警车。图片来源：Straits Times, Dec 10, 2013）

（我刻意回到事发现场，感觉到暴风雨后的宁静，彷佛什么都没发生过。Dec 13，2013）

两百年同一出戏？

现在新加坡530万常住人口，其中约三分一外来人口，在应付不同的文化社群的软实力上似乎已经处于边缘地带，万一真的必须面对新加坡2030年690万人口白皮书的建议，管理其中将近一半的流动工作人口，如何调控文化上的冲击，将政府体系性情化，对于习惯了硬性规划的新加坡政体肯定是门大学问。

根据有关当局暂时禁止在小印度方圆一公里内卖酒的做法，是先锁定酒可乱性的理论。虽然店家少了一笔可观的收入，但在安全面上，广大群众不会拒绝这项应急的防范措施。

回顾过去的殖民地政府模式，通过颁发特别管制的营业牌照与税收来赚取利润，客工一方面在新加坡赚钱，另一方面则花钱在娼妓赌博鸦片上，结果头家离不开苦力，苦力离不开声色犬马，赚来血汗钱却夜夜笙歌，到头来真正衣锦还乡的没多少。现代社会跟过去基本面上并没有多大的差异，只是换了场景，换了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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