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姑与南洋姐Ah Gu and Karayuki-san - 女奴（1 of 4）

两年前的12月底，在祥和的圣诞气息中，想起早年接触过的妈姐和三水女工，不禁燃起丝丝的思念，写下了一系列的故事，同时在宗乡会馆的《源》杂志分期发表。岁月年年过，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时代湮没了一群出生在平凡的中国南方农村，却在旧时的新加坡显现出不平凡气质的女番客。

翻开东方的历史，女人往往是男人的附属品，男人卖力气，女人卖身子，这群烟花巷中的风尘女子比妈姐和三水女工更早涉足在新加坡这片殖民地的土地上。两年后的今天，又是岁末时分，我鼓起了勇气，涉足过去的欢场，寻找这一群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女番客的足迹。

以前在碧山亭‘拜山’（扫墓），墓碑上除了名字之外，还可以看到往生者的祖籍，1970年代末碧山亭清山，1980年代生人霸占死地，百年坟山变成碧山旺地（Bishan），清山后的旧坟多数迁到万里骨灰亭，坐拥一片青山，也算是块福泽之地。早期从碧山亭“移居”到万里的先人骨灰塔前的碑文，照旧记载着先人的祖籍，从中可以看出早年的新加坡广东人来自高要、高明、鹤山、新会、开平、恩平、台山、三水、南海、顺德、中山、惠阳（客家）、肇庆、东莞、番禹、佛山等地。

（早期的广东移民的来源地）

至于早期从中国广东南来的女子，1930年代是高峰期，当时广东水患连连，养蚕业又追不上工业化而逐日没落，新加坡则面对严重的男女失衡（14:1）。在这个繁华与罪恶并存的城市，殖民地政府没法处理赌博、鸦片与私会党所带来的社会罪案，只好实行封锁政策，管制男性进入新加坡，结果迎来大群的三水、顺德和周边城镇南来的女子，从事建筑、家庭女佣等行业，俗称红头十（红头巾）与妈姐。

（1930年代是中国女子南来的高峰期。照片来源：Kenneth Gaw, Superior Servan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至于更早时候，女子来到新加坡，多数从事妓女工作，有自愿的，有被典当的（六年合约），有被卖身的，也有些是被拐带的。来自广东的称为“阿姑”，祖籍多为上述各地，也有少数来自福建潮州，但是就好象打响的品牌一样，她们必须告诉客人自己的身世跟广东脱离不了关系，还会讲广东话，否则就不值钱了。那些受不了这种妓院的“烟花”生活而企图逃走的女子，则被卖到苏门答腊、马来半岛等地以达到杀鸡儆猴的效果，真正能够从良的多是找个有钱人来赎身。

人肉贩子、龟婆和私会党组成的铁三角利用年轻的烟花女来养活一群人。当时的妓院由私会党分地盘收取保护费，阿姑的收入必须分出一半来供养龟公龟婆、私会党、政府税收等，加上拖欠的首饰置装费，脱离妓院生活难如登天。

1888年成立的新加坡保良局归华民护卫司管辖，官方称为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Women and Children，成立初期是为了救援被逼为娼以及从妓院逃出来的妓女，为她们提供栖身之所。随着时代的演变，保良局也成为被遗弃、被虐待的女孩，或从富裕家庭逃出来的“妹仔”（女奴）的安身之所。后来，保良局还成为婚姻介绍所，为找不到老婆的华籍男子配对。由于保良局的女孩受过管教，也能胜任一般家庭的任务，以前没有盘缠回乡娶亲的王老五，也会去保良局找个妹仔当老婆。保良局所收留的妹仔，虽然逃过了青楼的命运，但还是逃不过当丫鬟或嫁给穷小子的宿命。

1895年，新加坡华民护卫司针对华族男女失衡，带旺卖淫业提出看法，认为很多无法将妻儿一起带过来的过番客或没有妻室的男人来到新加坡，是阴衰阳盛的主因，而根深蒂固的华人传统文化与生活习惯如祭拜祖先、忠孝为先等则促成穷家女子离乡背井、卖身养家，因此卖淫是长期性的问题：

“I cannot see how the disproportion can, for many years to come, be materially lessened. The fact that the 'unpaid' passengers, if married, cannot afford to bring their wives here, and if unmarried have none to bring. The disinclination of women to leave their country, the influence of relatives or mandarins, the bad name which, I regret to say, attaches to the Straits in China as regards the dangers to be met here by women, and other considerations connected with Chinese habits and modes of thought, for example, ancestral worship, filial piety, etc., all tend to keep up the disproportion referred to.”

除了广东阿姑，有一群女子从日本九州熊本和长崎地区来到新加坡，从事相同的行业，称为南洋姐。日本从幕府过度到明治时，九州依然是个贫穷的农村，高达50%的苛捐杂税没有改变；在这种生活环境下，女人，尤其是家中的长女，只好走上成为商品的宿命。当时的新加坡在日本人眼中是‘新金山’（shinkinzan），是个金矿，在码头和马路上奔波的苦力与拉车夫，来往商船军舰的水手和军人都是客源。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是高峰期，新加坡有约700名南洋姐，主要居住在小坡马来街和海南街，一部分居住在牛车水戏院街（Smith Street）和史笔宁街（Spring Street）。日本人墓地公园有超过425个南洋姐的墓碑，记载着她们不为人知的一生。至于阿姑则主要是牛车水、豆腐街（Upper Hockien Street）、香港街等地，红灯区周围正好是苦力和拉车夫的宿舍。

（1917年新加坡的妓院分布在大坡与小坡，附近是人力车夫和码头苦力的宿舍。图片来源：James Warren, Ah Gu and Karayuki-san）

阿姑和南洋姐以自己的身体和灵魂为家人换取生活，但是却被时代遗忘，甚至被家乡唾弃瞧不起。对于这群在时代洪流中被淹没的弱质女子，澳洲学者James Warren的《Ah Gu and Karayuki-san》和日本写实作家山崎朋子都有很详细的研究。当时新加坡的社区领袖陈若锦（Tan Jiak Kim）认为这些年轻的女子赚钱供养龟婆等一大群人是一个畸形的社会现状，出于她们低贱的社会地位和来自中国的封建观念，成为新加坡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中的女奴:

“The majority of our unhappy women are not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 free agents, especially those young girls who form the bulk of our prostitutes: they have been in most cases, sold, trained, and brought up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earning money for their mistresses...Taking into account this and the social restrictions imposed upon these poor, wretched women by the old customs of their nation, I am not far wrong when I say that they occupy a position, in a free country like this, nearly equal to that occupied by a bondage slave.”

在旧中国，虽然“刑法”禁止公开卖淫，但青楼奴役是一个受公认的机制，卖淫嫖妓是公开的习俗，除了贩夫走卒，多少文人墨客与烟花女之间的爱情就在青楼展开。妓女属于龟婆的资产，因此一旦委身青楼，几乎等于完全丧失自己的权利。至于女子为何被家人卖到青楼，除了重男轻女的封建观念之外，竟然是我们引以为荣的百善为先的优良传统：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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