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和日本共拥一个以父权为上的封建社会，如果父亲不在，就以长兄为首，出嫁的女人则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父亲、丈夫、兄弟主宰着女人的命运，女子可以被贩卖为奴为妾为娼，从此过着离乡背井、被视为低贱的生活。在太平盛世的时候还好，在饥荒的年代，女人在‘百善孝为先’的大前提下被紧压在社会的底层，被当作商品来交易。
19世纪下半叶，中国南方的农家有约1.4公顷（约120米 x 120米）的耕地，日本九州农家的耕地少过1公顷，当时面对天灾虫害，农村收成差，九州的饥荒情况比广东和福建要严重得多。年轻的女子以个人的一生来换取家中众人温饱是农民唯一的选择，在当时的社会是理所当然，可以接受的。
19世纪下半叶，中国南方的农家有约1.4公顷（约120米 x 120米）的耕地，日本九州农家的耕地少过1公顷，当时面对天灾虫害，农村收成差，九州的饥荒情况比广东和福建要严重得多。年轻的女子以个人的一生来换取家中众人温饱是农民唯一的选择，在当时的社会是理所当然，可以接受的。
（饥荒是贩卖女子的主因。照片来源：香港Public Records Office，c.1900s）
在饥荒的年代，农家女孩在十岁左右就被父母卖给人肉贩子，一名有三四个女儿的日本妈妈解释为何她选择将大女儿卖给妓院：
“为了还债和减少家庭成员，即使少一个也好，我们以800元将长女卖给妓院六年，中介拿了20%，加上置装费等，实得500元。我不认为我们做错了什么，女儿是我们亲手养大的，我们有权决定应该怎么做，有些人还把卖女儿赚来的钱拿去旅游，甚至去泡温泉取乐呢！我们不一样，我们卖女儿是为了还债，我们并不感到羞耻。”
“为了还债和减少家庭成员，即使少一个也好，我们以800元将长女卖给妓院六年，中介拿了20%，加上置装费等，实得500元。我不认为我们做错了什么，女儿是我们亲手养大的，我们有权决定应该怎么做，有些人还把卖女儿赚来的钱拿去旅游，甚至去泡温泉取乐呢！我们不一样，我们卖女儿是为了还债，我们并不感到羞耻。”
这些来自熊本和长崎的风尘女子是明治政府时代的牺牲品。当时的明治政府利用九州的贫困，要这些下层女子到工厂、矿场当廉价劳工，甚至鼓励她们到外国卖淫赚取外汇，赚到的钱除了整顿国内经济，还可以用来扩军，养活一群军国主义者。在那个年代，煤炭、丝绸和卖淫赚回来的外汇是日本经济的三大支柱。
在那个年代，生活在底层社会的农民的户口本上没有记载名字的孩子大多是女孩子。她们不能继承家业，也不能成为强制的劳动力，顺理成章的成为日本歌谣里“生了就让她顺河流走”的女孩子。新加坡是个大都会，是个国际品牌，但贫富悬殊，社会阶级分化。年轻女子一无所知，只是道听途说，认为新加坡是个好地方，是个金矿，为了让家人过好日子，就跃跃欲试了。
新加坡殖民地政府的记录显示在1883至1938年这五十年间，广东阿姑的年龄层在16至25岁之间，其中以20至22岁，正处于青春年华的女子居多，日本女子的年龄层也很相似。她们的共同点有：（1）她们都非常年轻，甚至未成年；（2）中国和日本都是父权社会，女人的命运掌握在男人手中；（3）极度穷困饥饿的农村生活往往是导因。
（难得一见的阿姑的照片。NAS c.1900s）
（来自日本的南洋姐，她们多数跟金兰姐妹一起照相。c1900s）
在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妓院的女子供不应求，人肉贩子眼中看到的是无限商机，他们甚至通过无良的拐带农村妇女的做法来赚快钱。以九州为例，当地报章常有报导，说女子在外出时被掳劫，从此音讯全无，有些不法之徒甚至在深夜破门拐带，漏夜乘着小船偷运女子出国。长崎、莫急、甲信越和神户是主要港口，先将女子装箱，藏到船底的货舱，运到中国，再续程香港、东南亚。在这种处境下，大家同病相怜，女人与女人间的金兰结往往比血缘关系还要亲密。
殖民地政府没有阻止本地卖淫活动的意图，也没有意思限制女子入境新加坡，从事卖淫工作。他们认为卖淫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个从中国带到新加坡来的风俗是华人日常习作的一部分，因此打击卖淫活动是很不实际的做法；更何况当时已经有人肉贩子拐带来自海南的小男生，在新加坡当娈童，一旦阻止妇女当妓女，还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变态性交易。
华民护卫司指出以性交易为生的华族女子来自四个渠道：（1）来自香港和广东，她们多数是自愿性质；（2）被不良分子欺骗到南洋来当妓女；（3）因为家贫而被贩卖给妓院；（4）妓女的孩子。她们长期住在妓院，跳不出类似母亲的命运，从事相同的行业。
华民护卫司要对付的是打击妇女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被逼良为娼的强迫性卖淫活动，但是你有你的賊公计，我有我的状元才，别说殖民地时代，直到今天，好与坏、正义与罪恶还是并存在我们的社会中的。
华民护卫司要对付的是打击妇女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被逼良为娼的强迫性卖淫活动，但是你有你的賊公计，我有我的状元才，别说殖民地时代，直到今天，好与坏、正义与罪恶还是并存在我们的社会中的。
（第一任华民护卫司毕麒麟曾经深入探讨在19世纪入境新加坡的中国女子的遭遇）
阿姑在她们特殊的行业中还分等级，有在妓院当红牌的，是龟婆的摇钱树，待遇自然高人一等；有在码头和路上勾引客人，自动送上门的‘咸水妹’，身份就差了一大截；还有一群年轻漂亮，有技艺在身的‘琵琶仔’，就像日本的艺伎，自小接受特别训练，掌握娱乐与性服务的技巧，是华族富商、私人俱乐部和高级餐馆的最爱。发展到今天，在社会的阴暗面，高级三陪与低级站街的情形依然存在，只是换了名词，换了地方，换了面孔。
年龄和相貌往往决定烟花女服务的对象，年轻貌美的女子从高级妓院做起，随着年华渐老，被玩到残之后，就被贬到附近低级的妓院去。表面现象每个人都曾经拥有风光过的日子，背后被逐渐遗弃的心理世界则是一片辛酸，无可奈何。从众人心仪、万千宠爱在一身到老来的焦虑、沮丧，是跳不出火坑的阿姑与南洋姐的必经之路。
有一些年纪大，无法操旧业的阿姑和南洋姐会继续留在妓院里，做领班、洗衣、裁缝、打杂、倒尿壶等下人的工作来维持生活。毕竟年纪大了，已经没有适应新环境的动力，留在妓院里至少不至于人地生疏，受人欺凌，而她们过去的性经验、避孕常识、应对不同客人的技巧等，都可以传授给后辈，让年轻的女子少走一些冤枉路。
20世纪初的新加坡，有一些年纪较大的阿姑还会买个养女，基本上是‘养儿防老’的观念，希望以后老有所靠。这些小女孩来自中国农村，有些还没找到买主已经被带上船了。女孩长大后在妓院里从事相同的行业，赚到的钱用来奉养养母，阿姑老年的生活就有保障了。
对某些阿姑和南洋姐，或许最大的遗憾就是到老到死都无法了却还乡的心愿。写实作家山崎朋子发现那些一生还债，让家人过好日子的南洋姐竟然被家人嫌弃，因此觉得羞耻，不敢回家，在没有家人的情感上的支持与财政支援下度过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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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不望乡的南洋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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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读到文中的这一段时，我感到愤怒，我感到不平，我更感到不合理。
ReplyDelete这也显示了所谓旧 ‘亚洲价值观' 的落后与不近人情。
“我不认为我们做错了什么，女儿是我们亲手养大的，我们有权决定应该怎么做，有些人还把卖女儿赚来
的钱拿去旅游，甚至去泡温泉取乐呢！我们不一样，我们卖女儿是为了还债，我们并不感到羞耻。”
当今文明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都视儿童是为一个完整的个体，受到‘人权法’的保护， 虽然一般上认
同父母有教养的责任，但国家同样负有保护与照顾的义务。父母无权虐待儿童，父母掌罚孩子也被视为违
法刑事案件处理。没有任何人可以被当作货物般买卖，不论男女一视同仁。
当今世界，女人的名字不再是弱者。女性担任国家领导比比皆是。话说十年前纽西兰的 总督，总理，
总检察长，大法官，国内最高薪金的CEO，多位高级内阁部长与国会议员 等等，同时由女性担任。
真的使国内的'大男人’ 汗颜，无地自容！
刚刚看了现任纽西兰 “女” 总理本月初对中国北京作了一天 ‘旋风’ 式的访问。
ReplyDelete不久前这位 ‘女’ 总理 也 （自费）与她的同居伴侣和新生婴孩一起出席联合国大会，
这是反映了纽西兰男士对女性的 ‘尊重’ ，还是女性在全国家庭以致全国 ’崇高地位‘
已被纽西兰国民所普遍接受与承认 ！？
作为全世界最年青的国家 领导人之一，她也曾在2018年被 “时代周刊” 推举为
‘全球最具影响力’ 的人物之一。
本文的标题，‘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 ？我不敢苟同 ！当然，在一些落后地区，
女性还是要更努力争取，自私自利的男性是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 ‘既得利益’ 的，
不是吗？
今天(2022/11/30)全球两位女总理：芬兰总理Sanna Marin 和 新西兰总理Jacinda Ardern 在奥克兰会面了。
ReplyDeleteSanta Marin 34岁时当了总理，是全球最年轻的女总理，比Jacinda Ardern还小5岁。
作为全球罕有的女总理，各自又是本国最年轻的女总理，大家更喜欢看她们的“八卦”。
Sanna出生于1985年11月16日，这个月才过完她37岁的生日。
相比起Jacinda有个当警察的爸爸，家里还有农场，全家和睦，Sanna的童年生活更不幸。
Sanna的母亲在孤儿院长大，父亲因为严重酗酒，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家。
母亲打各种零工维持生计，但微薄的收入不足以支撑生活，甚至要依靠政府救济。
后来，母亲遇到一个同性伴侣，组成了彩虹家庭，从此她就有了两位妈妈。
这个特别的家庭让Sanna小时候觉得有些别扭，她曾说：我们不被别人认为是一个真正的家庭或与他人平等。
幸亏北欧自由的环境并没有让Sanna因为家庭的缘故受欺负；相反，这个没有男人的家庭让Sanna明白一点，
没有什么事是只有男人能做而女人不能做的。
因为家里经济状况一直拮据，早熟的Sanna为了分担家计，15岁就开始去面包店打工，派发报刊来赚取生活费。
Jacinda也是在高中时，找到她的第一份工作，在当地的炸鱼和薯条店工作。Sanna比Jacinda坎坷许多，
高中毕业后，Santa 没有去读大学，而是跑去面包店做店员，三年后，才考进了芬兰著名的坦佩雷大学。
读大学期间，她一直兼职打工，在校内做勤工俭学项目，校外做推销员，最后借着国家资助和勤工俭学，她才
读完成大学学业。在坦佩雷大学，Sanna先是接触到了社民党，被它“平等自由”的价值观触动。同样因为自己
特殊的成长经历，她渴望能够有机会，改变更多普通人的生活,她加入了青年组织，开始积极参与公共政治，
并一路脱颖而出。
两人都未婚生子:
众所周知，Jacinda与未婚夫Clarke Gayford未婚生子，孩子出生后，作为总理背后的男人，辞去了工作，专心
做全职奶爸。
Sanna的经历也很像，她的男友Markus是一位前足球运动员，曾任多家公司CEO。他们从Sanna18岁时就相识
了，一直没有结婚，但十分恩爱，2018年1月28日，Sanna生下他们的爱情结晶——女儿Emma。身为芬兰总理，
国务缠身，Sanna就带娃出来工作。自己开会，就把小家伙拎在旁边，让她趴在桌子上旁听，偶尔参与国际会议。
这和Jacinda的女儿Neve有同样的经历
有了宝宝后，Sanna的男友Markus成为一个称职又全能的超级奶爸，带娃水平一流。他不仅主动分担起照顾孩子
的任务，更对太太的事业，表示出全力的支持和鼓励。一直到2020年8月，Sanna和Markus才结束长达16年的
恋情，喜结连理一起走进婚姻殿堂。
反观Jacinda，在两次准备办理结婚时，都被疫情冲掉。日前Jacinda还表示今年夏天没计划办婚礼，Clarke还是
被称为“新西兰第一未婚夫”。Jacinda以前喜欢到夜店当DJ，也坦承曾吸过大麻，这些都是还没当总理发生过的事情。
Sanna就不同了，今年8月，她还摊上艳照门，全球震惊。芬兰媒体曝光出的视频可见，Sanna身穿一件黑色吊带，
带着醉态与一群人跳舞唱歌。她说：“我也是人，也需要寻找快乐”。
“自己并未耽误任何一天的工作，我相信人们会关注我们在工作中所做的事，而不是我们的业余生活”。
这事也引起Jacinda的共鸣，她隔空声援：如此严苛的审查，可能会阻止未来的女性竞选更高职位。
果然还是女人帮助女人，即使贵为总理还得为女性争取权益，真是不易啊！
伟大的亚洲价值观之下成长的女强人们，你们对这两位 ‘大逆不道’ 的 ‘黄毛丫头’ 异类有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