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December 31, 2013

阿姑与南洋姐Ah Gu and Karayuki-san: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2 of 4)

旧中国和日本共拥一个以父权为上的封建社会,如果父亲不在,就以长兄为首,出嫁的女人则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父亲、丈夫、兄弟主宰着女人的命运,女子可以被贩卖为奴为妾为娼,从此过着离乡背井、被视为低贱的生活。在太平盛世的时候还好,在饥荒的年代,女人在‘百善孝为先’的大前提下被紧压在社会的底层,被当作商品来交易。

19世纪下半叶,中国南方的农家有约1.4公顷(约120 x 120米)的耕地,日本九州农家的耕地少过1公顷,当时面对天灾虫害,农村收成差,九州的饥荒情况比广东和福建要严重得多。年轻的女子以个人的一生来换取家中众人温饱是农民唯一的选择,在当时的社会是理所当然,可以接受的。

(饥荒是贩卖女子的主因。照片来源:香港Public Records Office,c.1900s)

在饥荒的年代,农家女孩在十岁左右就被父母卖给人肉贩子,一名有三四个女儿的日本妈妈解释为何她选择将大女儿卖给妓院:

“为了还债和减少家庭成员,即使少一个也好,我们以800元将长女卖给妓院六年,中介拿了20%,加上置装费等,实得500元。我不认为我们做错了什么,女儿是我们亲手养大的,我们有权决定应该怎么做,有些人还把卖女儿赚来的钱拿去旅游,甚至去泡温泉取乐呢!我们不一样,我们卖女儿是为了还债,我们并不感到羞耻。”

这些来自熊本和长崎的风尘女子是明治政府时代的牺牲品。当时的明治政府利用九州的贫困,要这些下层女子到工厂、矿场当廉价劳工,甚至鼓励她们到外国卖淫赚取外汇,赚到的钱除了整顿国内经济,还可以用来扩军,养活一群军国主义者。在那个年代,煤炭、丝绸和卖淫赚回来的外汇是日本经济的三大支柱。

在那个年代,生活在底层社会的农民的户口本上没有记载名字的孩子大多是女孩子。她们不能继承家业,也不能成为强制的劳动力,顺理成章的成为日本歌谣里“生了就让她顺河流走”的女孩子。新加坡是个大都会,是个国际品牌,但贫富悬殊,社会阶级分化。年轻女子一无所知,只是道听途说,认为新加坡是个好地方,是个金矿,为了让家人过好日子,就跃跃欲试了。

新加坡殖民地政府的记录显示在18831938年这五十年间,广东阿姑的年龄层在1625岁之间,其中以2022岁,正处于青春年华的女子居多,日本女子的年龄层也很相似。她们的共同点有:(1)她们都非常年轻,甚至未成年;(2)中国和日本都是父权社会,女人的命运掌握在男人手中;(3)极度穷困饥饿的农村生活往往是导因。


(难得一见的阿姑的照片。NAS c.1900s)


(来自日本的南洋姐,她们多数跟金兰姐妹一起照相。c1900s)

在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妓院的女子供不应求,人肉贩子眼中看到的是无限商机,他们甚至通过无良的拐带农村妇女的做法来赚快钱。以九州为例,当地报章常有报导,说女子在外出时被掳劫,从此音讯全无,有些不法之徒甚至在深夜破门拐带,漏夜乘着小船偷运女子出国。长崎、莫急、甲信越和神户是主要港口,先将女子装箱,藏到船底的货舱,运到中国,再续程香港、东南亚。在这种处境下,大家同病相怜,女人与女人间的金兰结往往比血缘关系还要亲密。

殖民地政府没有阻止本地卖淫活动的意图,也没有意思限制女子入境新加坡,从事卖淫工作。他们认为卖淫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个从中国带到新加坡来的风俗是华人日常习作的一部分,因此打击卖淫活动是很不实际的做法;更何况当时已经有人肉贩子拐带来自海南的小男生,在新加坡当娈童,一旦阻止妇女当妓女,还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变态性交易。

华民护卫司指出以性交易为生的华族女子来自四个渠道:(1)来自香港和广东,她们多数是自愿性质;(2)被不良分子欺骗到南洋来当妓女;(3)因为家贫而被贩卖给妓院;(4)妓女的孩子。她们长期住在妓院,跳不出类似母亲的命运,从事相同的行业。

华民护卫司要对付的是打击妇女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被逼良为娼的强迫性卖淫活动,但是你有你的賊公计,我有我的状元才,别说殖民地时代,直到今天,好与坏、正义与罪恶还是并存在我们的社会中的。

(第一任华民护卫司毕麒麟曾经深入探讨在19世纪入境新加坡的中国女子的遭遇)

阿姑在她们特殊的行业中还分等级,有在妓院当红牌的,是龟婆的摇钱树,待遇自然高人一等;有在码头和路上勾引客人,自动送上门的‘咸水妹’,身份就差了一大截;还有一群年轻漂亮,有技艺在身的‘琵琶仔’,就像日本的艺伎,自小接受特别训练,掌握娱乐与性服务的技巧,是华族富商、私人俱乐部和高级餐馆的最爱。发展到今天,在社会的阴暗面,高级三陪与低级站街的情形依然存在,只是换了名词,换了地方,换了面孔。

年龄和相貌往往决定烟花女服务的对象,年轻貌美的女子从高级妓院做起,随着年华渐老,被玩到残之后,就被贬到附近低级的妓院去。表面现象每个人都曾经拥有风光过的日子,背后被逐渐遗弃的心理世界则是一片辛酸,无可奈何。从众人心仪、万千宠爱在一身到老来的焦虑、沮丧,是跳不出火坑的阿姑与南洋姐的必经之路。

有一些年纪大,无法操旧业的阿姑和南洋姐会继续留在妓院里,做领班、洗衣、裁缝、打杂、倒尿壶等下人的工作来维持生活。毕竟年纪大了,已经没有适应新环境的动力,留在妓院里至少不至于人地生疏,受人欺凌,而她们过去的性经验、避孕常识、应对不同客人的技巧等,都可以传授给后辈,让年轻的女子少走一些冤枉路。

20世纪初的新加坡,有一些年纪较大的阿姑还会买个养女,基本上是‘养儿防老’的观念,希望以后老有所靠。这些小女孩来自中国农村,有些还没找到买主已经被带上船了。女孩长大后在妓院里从事相同的行业,赚到的钱用来奉养养母,阿姑老年的生活就有保障了。

对某些阿姑和南洋姐,或许最大的遗憾就是到老到死都无法了却还乡的心愿。写实作家山崎朋子发现那些一生还债,让家人过好日子的南洋姐竟然被家人嫌弃,因此觉得羞耻,不敢回家,在没有家人的情感上的支持与财政支援下度过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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