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une 15, 2018

碧山亭的起源与重建

原文刊登于《扬》第35期,2017年8月15日

上世纪70年代,汤申路还可见到占地324英亩的垒垒群山,面积差不多等于180多个足球场。这里每一座广惠肇碧山亭的坟山,都埋葬着先民离乡背井,到头来不是落地生根,就是有家归不得的辛酸血泪。

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愚公移山的大变化后,时代巨轮辗破了入土为安的观念,先人纷纷被请“出土”,再进行火化。新加坡华人从土葬盛行的年代进入火葬的新纪元。

红尘大厦千年计,白骨荒山土一丘。碧山偌大的坟场,只活在过来人的记忆中。

碧山的变迁就是一部本地华社的发展史,代表着华社在异地自力更生,保留传统孝道的可贵精神,成为新加坡历史上不可磨灭的足迹。死人让出土地是为了让更多后人活下去,十万座墓碑林立的坟地演变为今日的三分之二个碧山组屋区。


(红色部分为昔日碧山亭坟山)


坟场三迁


碧山亭是广惠肇人士于1870年,在“遥远的郊区”所购置的义山。根据碧山亭的地界碑铭文,碧山亭乃广东人继市区边缘的青山亭(麦士威路)与绿野亭(河水山)之后所扩建的坟山,广惠肇三属先贤梅南瑞等人发起购置碧山坟地,安葬“聚萍踪于石叻,有人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在异地溘然长逝”的同乡人。

“青山”取义自麦士威路一带山峦起伏,草木青葱。十多年间,青山亭已经无法应付需求, 1840年政府批准在河水山的23英亩地段设立绿野亭坟山,绿野青山遥遥相望。

三十年间绿野亭也葬满了,广客人士决定分道扬镳,丰永大人士于1882年在荷兰路设立丰永大义山,嘉应人士于1887年在荷兰路设立双龙山,广惠肇三属则于1870年开辟碧山亭。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华商除了在新加坡各社团组织行善外,影响力往往扩及海峡殖民地,例如同治元年(1861年)槟城广福宫重建,梅南瑞也是捐款人之一。

新加坡的广东人坟场就在互助互重中走了将近两百年之路:
第一个50年(1820-1870):雾锁南洋,落叶归根。先后设立了青山亭、绿野亭和碧山亭义山,埋葬不幸在他乡逝世的先民。 
第二个50年(1870-1920):互助为先,社群共祖。陆续设立血缘、地缘与业缘总坟,甘榜碧山亭也开始发展。 
第三个50年(1920-1970):取之社会,用之社会 。跟广惠肇留医院合作,设立总坟义塚,为在医院往生的先友下葬立碑;创建碧山亭学校;为五万名日据大检证时期被杀害的华人超度。 
第四个50年(1970至今):为旧人做记录,为新人留见证。碧山亭坟场清山,碧山亭理事最终向政府争取到8英亩之地,延续先贤创建碧山亭的使命,并于2017年成立了“广惠肇碧山亭文物馆”。

与死人为邻的甘榜山亭社区


1890年“劝捐碧山亭小引”的金石碑文显示,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碧山亭的组织管理渐趋完善。除了梅氏人士如梅南瑞、梅湛轩、梅旺、梅遂和、梅端成等人外,“七家头”朱广兰、朱有兰、胡南生、罗奇生、广恒号、罗致生、同德号都乐捐庞大的数额给碧山亭,作为建筑庙宇和开辟道路等用途。胡亚基则通过个人影响力,向殖民地政府“求免地税”。

20世纪初,随着大量中国移民南来寻出路,甘榜山亭住家店铺逐渐增加,人文经济开始成形。碧山亭创建了碧山亭学校(1936-1981),为各族孩童提供免费教育,甘榜山亭发展成为一个人文孝道的社区。


(碧山亭坟山与甘榜山亭入口处的甘榜山亭路 Kampong San Teng Road。图片来源:碧山亭)

1948年,广惠肇先贤添置了175英亩地来发展坟场。为了方便管理,碧山亭坟山以“亭”为界,划分出十个亭,加上后来增添的新五亭和新七亭,共十二个亭,其中新五亭和第九亭分别以黄福(黄亚福)和鲁保林命名。每个“亭”都有个路亭,为前来拜祭的亲属提供歇脚之处。十三座山头以“星加坡广惠肇碧山亭盂兰胜会”为名,如星字山、加字山、坡字山等,以此类推。

汤申路圣德兰疗养院(St. Theresa’s Home,前名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对面的甘榜山亭路是通往坟场的主干公路,道路两旁有卤鸭店、酱油厂、药堂、西饼店、学校、戏台和民居耕地,俨然是个坟场旁自给自足的活人社区。再往内走到了收费站和福德祠(大伯公庙),车辆必须先停在一旁的“礼亭”,下车向大伯公“拜码头”,献上“买路钱”之后才能过关。

大庙戏台隔邻的茶亭有木制台椅,为过路人提供包点饮食。茶亭也是居民平日的活动中心。


(碧山茶亭是居民的日常情感联络站。图片来源:碧山亭)

收费站仿佛是阴阳界的隔间,平时越过收费站的人,一般都披麻戴孝,难掩悲怆之情。喃呒佬(民间道士)摇铃诵经,棺木徐徐下降,洒下黄土后又见新坟。坟场内道路弯弯,在没有电子全球定位系统(GPS)的年代,靠的是脑子里的GPS,不然就是熟悉地形的居民引路。

根据老居民的记忆,碧山亭第一至第三亭的居民多数是广东人,第四至第七亭则潮州人与福建人参半,第八亭为福建人。由于坟山是从第一亭开始发展起来的,可见广东人是碧山亭最早的居民。

在碧山亭义务服务多年的梁少逵和老街坊蔡乙权表示日战期间,日本战机轰炸牛车水,许多牛车水居民徒步前来碧山亭避难,其他籍贯人士也纷纷逃到碧山亭坟场来。梁少逵追述当时一辆辆的罗厘车,载着住在豆腐街的三水妇女到碧山亭寄居,直至日据结束。显然碧山亭是华人眼中的福地,理想的避难所,大家互相扶持,靠种植番薯蔬菜过日子。日本兵士敬畏鬼神,或许正因如此,碧山亭的居民获得先人眷顾,逃过一劫。

梁少逵和蔡乙权都记得战后甘榜山亭住了三户印度人家庭,其中两户(Peritam Singh和Karrupian)居住在靠近入口处,另一户(Muthuaya)住在第三亭,负责打理坟场事务。

Peritam Singh 的女儿的中文名“碧丽”来自校长李文,取义在碧山亭学校念书和人长得秀丽。他们一家大小都口操流利的广东话,在碧山亭学校念书,跟村民打成一片。


(碧丽(中间)与她的童年玩伴。图片来源:碧山亭)

那时并没有现在政府不断强调的“融合”的问题,大家已经自然地磨合了。或许是靠碧山亭的山,喝碧山亭的水,已经在碧山绿水间同化了吧!

李文在碧山亭学校当了29年校长,他在口述历史中阐述了甘榜山亭的生活。碧山亭的机械工匠都是广东人,日据时期向日本人收买旧金属,用飞机铁做锅子锅铲卖给村民。新加坡独立后积极发展工业,年轻人由罗厘车载送到电子厂或军港工作,老人家和妇女则在家里养家禽种蔬菜。农民养的猪不多,每户最多十只八只,靠赊账来买饲料,卖猪后才还钱给供应商。在彼此体谅,有欠有还下猪仔长大了,母猪生下小猪,农民在坟场旁度过一年又一年。


(碧山亭学校运动会。图片来源:碧山亭)


碧山亭的四大特色


碧山亭漫漫长路中,四个最大的特色为社群共祖、万缘胜会、轮流管理和模范山制度。

不论是土葬或是火葬时期,碧山亭都秉持着传达孝道的信念,为华人社会注入特殊的意义。碧山亭设立社群坟山和社团总坟,对社群共祖的祭拜,含义就是“孝敬”;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除了设在碧山亭的血缘、地缘、业缘总坟,各会馆社团也在会所以异姓同乡或同业共祭。灵牌置放在会馆的神主之间,在参拜自己的血缘亲人的时候,同时参拜其他人的亲人,那些没有子孙的先友一样得到后人的香火,进一步催化同乡同业一家亲的感情。

碧山亭一个半世纪的发展中, “集万人之缘,结千祥之福”的万缘胜会是重要的旗舰活动。1923年掀开序幕后,多年来都有众多善男信女参与。

万缘胜会可能是清末民初在珠江三角洲兴起的渡亡救赎仪式,传到新加坡后成为碧山亭所主办的尊敬祖先,饮水思源的孝道活动。佛教有“六道轮回”,道教也有投胎转世之说,基于固有的怀念祖德的文化,为人子女的都希望先辈能够消除业障,早登仙界,或轮回再世,投胎到幸福的家庭。万缘胜会设立僧道尼法坛,由佛道法师一起诵经,举行超度法会仪式如“破地狱”、“过金银桥”等,一般上为农历九月,连续三天三夜。

1943年日据时期,碧山亭主办了另一个万缘胜会,为日战中不幸殉难的死者与检证时被杀害的五万华人超度幽魂。  1978年,裕廊造船厂发生史拜罗斯号(Spyros)油槽船发生爆炸,76人不幸被活活烧死,碧山亭为各族死者超度。这些义举已经超越了广惠肇族群,进一步落实各族群籍贯人士和谐共处,互相照应的理念。


(村民投入万缘胜会的气氛中,背景为碧山茶亭。图片来源:碧山亭)

所谓一命二运三风水,大家自然会为先人争取好墓地。1916年,吴胜鹏出任碧山亭总理时发起模范山制度,通过编排列号来划分坟塚,不论山势高低,土壤潮湿,按照号码下葬。由于这个做法过于先进,引起社团的不满。为了安抚众人的情绪,碧山亭实行了九家会馆联合管理的制度。战后随着另外七家会馆加入碧山亭,1960年起实行16家会馆轮流担任领导任务,直至如今。

1948年,碧山亭落力推行模范山计划,跟计划初启时已经相隔30余年。由于不能自行选择墓地,因此流行“死得要及时,福人葬福地”之说。旧文件中的第四亭、第五亭和新五亭(黄福山)注明了广字模范山、惠字模范山、肇字模范山,第八亭和第十亭则为三属先人编号葬地。由于第四和第五亭是“旧”坟场,第八和第十亭是“新”坟场,通过时间点可以看出战前与战后的模范山之分。

重建碧山亭


碧山亭从永久产业的业主摇身一变,成为建屋局的租户,契约年限至2079年。表面上,碧山亭将来的命运并不迫切,但是,除了灵塔必须面对其他业者的竞争外,政府有权动用国家土地法令,提早结束碧山亭租约,如何“保山”成为不可掉以轻心的课题。

上世纪70年代碧山亭面对何去何从的命运,不论是保山或是结业都是艰巨的抉择。时任理事们迅速取得共识,保存了碧山亭的百年基业,并为后世制造了发展的空间。 

当时政府效率奇高,除了安排起坟出土,将骸骨火化外,还免费将先人的骨灰迁徙至风景宜人的万里骨灰安置所。数年间,百年坟山从此在地图上消失。

这段封山清山的历史背后,还有鲜为人知的故事。

1973年初,政府以国家土地有限,必须充分利用为由,向碧山亭发出封山令,停止私人坟山的土葬活动。其他方言群的义山都遭受相同的冲击。

停止私人土葬后,做法只有两个,一是埋葬在更加偏远的蔡厝港政府坟场,不然就是火化后安置在骨灰置放所。

1979年,政府正式宣布征用碧山亭全部坟地来发展碧山新镇。碧山亭理事认为碧山亭是一个由热心人士联合组成的百年机构,坟地的管理层也是由广惠肇16会馆义务组成,历年来通过购置坟地、兴建庙宇、学校及公所,设立奖学金等公益事业服务大众,因此,碧山亭应该被定位为慈善组织,而不是盈利的私人坟山。

碧山亭由时任理事长何国章率领谈判,要求政府提供50英亩,也就是约六分之一的原有地段,让碧山亭延续为社会服务的使命。碧山亭的建议包括保留百年的碧山庙,同时将碧山亭学校转型为养老院。在增建设施方面,碧山亭也建议设立殡仪馆和焚化厂,提供一站式的殡葬服务。此外,碧山亭考虑到广惠肇留医院需要地方扩展,希望政府能够拨地另建一间医院,扩大慈善医院的功能。

建屋局则表明政府将全权负责清山工作,包括掘取及火化骨骸,记录墓碑资料,通知家属领取先人骨灰,并让家属选择安置骨灰处。至于无人认领的骨骸,政府会安排火化与海葬。政府也接受碧山亭的建议,只是殡葬服务、老人院和医院跟原来坟山的方针不符,政府不能接纳。

最终,碧山亭负责遣散甘榜山亭与顺福村的两千租户。拿到剩余的少许土地赔偿费后,碧山亭作为一个社团注册的组织,大可结束坟山任务,但三属人士认为“碧山亭”三个字蕴藏着新加坡百年进程的使命感,因此坚持着这股精神力量,继续为往生者提供安息之地。虽然如今拜山(扫墓)已经无山可拜,但多年来,各广东人社团会馆坚持到碧山亭进行春秋二祭,显然蕴藏着一群老乡里对会馆、对社群细水长流,血缘绵长的情愫。

在现任理事与16会馆一致同意下,广惠肇碧山亭文物馆的创建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预计2017年底就可落成并对外开放。创建文物馆不论对保留广惠肇三属人士对社会贡献的史迹,或是对守护与传承华族文化都一样意义深厚。国家文物局对此项目的支持就是最大的肯定。

百年不老,最主要是自我更新。期待将来能够继续见证,继续书写碧山亭的发展史。

注:此文摘录整理自《大眼鸡 越洋人》(李国樑著),2017年底出版。

主要参考资料:

1. 岑康生,<碧山亭重新发展的始末>,http://pecksantheng.com/index.php/cn/history/188-2012-06-28-14-23-00. Accessed 1 Jul 2016。

2. 岑康生,陈翠玲,<大纪事>,http://www.pecksantheng.com/index.php/cn/history。Accessed 2 July 2016。 

3. 陈明鸾,<新加坡教育史--口述历史访谈, 受访者:李文>,新加坡国家档案馆,Accession Number 000109。

4.   <广惠肇方便留医院 碧山亭义地扩大>,《南洋商报》1938年8月29日。

5. 韩山元,<守住最后一片乡土——暮色中的旧碧山>,《联合晚报》1987年7月17日。

6. 区如柏,<从海唇福德祠到绿野亭 谈广客两帮百年关系>,《联合早报》 1987年9月20日, 34页。

7. 区如柏,<广惠肇碧山亭>,《广惠肇碧山亭成立128周年纪念特辑》(广惠肇碧山亭),14页。

8. 各期的《扬》(广惠肇碧山亭)。

9. 曾玲,《福德祠绿野亭发展史:1824-2004》(华裔馆,2005),ISBN 981-05-3286-5,7-8页。


相关链接

Tuesday, June 12, 2018

下南洋现代版:灵性与现实的撞击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2018年6月7日

我参与了2018年联合早报文学节与新加坡书展,并主导了两场活动:我的导游是作家的市政区导览以及《小坡记忆拼图》分享会。

(导览市政区 龙国雄摄 《联合早报》2018年5月27日)

(在“希望之门”旁。摄影”刘健茂)

这次的活动给予我最大的思想撞击,是现代“下南洋”的分野,或者称为文学的地缘性。

中华区的作家保持了近年来的一贯作风,将国内的创作理论与哲学观点带到本地。讨论这些硬道理的当儿,免不了将自己提升至某个高度,展现了文字的启发性的魅力。

新马作家身处不同的空间,将哲学融入平实的生活中,展现了南洋的一贯特色:阳光,色彩,土壤,温度。人口流动,地貌迁移都足以组构共同记忆,感染人心,思索未来。

无论走哪一条创作路线,都离不开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所带来的心灵触动。

(《小坡记忆拼图》分享会。摄影:刘健茂)

附录:

以“时代速度,文字温度”为题的第一届早报文学节,从2018年5月26日举行至31日。参与作家有:中国大陆作家格非、迟子建、翻译家林少华;香港学者朱耀伟;台湾学者须文蔚;马来西亚作家曾翎龙、梁靖芬、牛油小生、林韦地;以及新加坡作家英培安、谢清、孙爱玲、陈志锐、黄凯德、周德成、叶孝忠与李国樑。

Friday, June 08, 2018

活版印刷 Movable type printing

我的父亲是一名印刷技工,从活版印刷学师出身。上世纪50至70年代新加坡从战后步入独立,工业化政策取得成效,活版印刷蓬勃发展,所有的报纸、书本、贺年片都是使用活版印刷印制出来的。

当时的印刷技工有个“文化先锋”的雅号,出自1963年担任劳工部长,1968年出任文化部长的易润堂(2018年6月3日往生)。当时印刷同业工资低廉,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易润堂恭称印刷工人为文化先锋,鼓舞员工以文化为荣,继续为国家奋斗。

印刷馆接了订单后,一般上都会多印一些,以防万一,所以我家里曾经保存了经过父亲的印刷机的南大毕业特刊、Alex Josey的丛书、新大的论文集,以及用不完的贺年片。

至于当时的文团、学校、军营等为了省钱,一般上对内刊物使用蜡纸(stencil),用油印机(cyclostyle)打印。如果纸张质地差,就会经常“堵机”,弄得全身脏兮兮的。


文化先锋的狼狈相


父亲回忆他们这群“文化先锋”的困境:他们参加的印刷业工会多数是广东人,月捐一元,工友的红白事6元,老板的则3元。此外,工会的互助部另收白金,协助会员收尸敛葬,往生的会员为5毛钱,家属3毛钱。这些小数目累积起来就是大开销,一个月下来左支右绌,十分狼狈。

记得以前父亲有位叫黎明苏的工友,满脸沧桑,比实际年龄老多了。黎明苏是禧街德盛印刷所的工会代表,每天从四脚亭踩着单车来上班,傍晚到附近以五毛钱租下一辆三轮车做兼职,赚了块半钱就回家。他有十个孩子,送了两个给人,还是必须靠微薄的薪水养活一家十口,文化先锋的薪水根本无法糊口。他的妻子不明所以,常常跑到印刷所来吵闹,说家里没有钱开饭,老公赚的钱不晓得去了那个狐狸精口袋。

黎明苏领取公积金时,赶上中国开放的列车。他跟太太去了一趟丝绸之路,跟我谈起骆驼黄沙,可感觉到他很开心自豪,毕竟那是一辈子的奋斗。不过,他也就这样走完了一辈子,数月后便告别颠簸人生了。


印刷业组织


印刷业工会的前身为中华印刷业工会,原址“八角亭”(Erskine Road),70年代搬迁到新世界附近,90年代初解散。

至于附属NTUC的“新加坡印刷业职工联合总会”,好些会员是从印刷业工会过档的。加入NTUC的月捐是根据收入计算的,月薪100元以下的为一元,月薪101元至200远的为2元,以此类推。对于加入NTUC,许多印刷业工会的工友认为NTUC的月捐收费过高,投票表决不过档,因此才会出现两个印刷工友组织。

印刷厂的老板也有自己的组织,称为印务同业公会,设在中华总商会旁的店屋。


设在中华总商会旁的店屋的印务同业公会是老板的组织。摄于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活字印刷特展


印刷的流程


我们一家子住在水仙门,跟父亲工作的德盛印刷所只隔了三个铺位,趁着父亲晚上加班时,我也走进印刷所,在规律化的机器声中好奇地看着黑黝黝的印刷机,像变魔术般,神奇的将白纸染上文字与色彩。


(德盛印刷所的所在地Hill Street,俗称水仙门。左边受保留的警察局为现在的MICA,左远方的消防局为新加坡另一座受保留的古迹。德盛这列店铺已于80年代拆除,成为双向车道的马路。图片来源:NAS c.1970s)

父亲操作的是德国的海德堡 (Heidelberg)印刷机,德国机器是最著名,最耐用,也是最昂贵的。

印刷前首先将排好的版上机,然后在滚轮上调色,试印成功后才以自动化的方式印制出来。若是同一张纸上有数种颜色,例如彩色图片,那就必须重印几次,通常是淡色先印,强色后印,等上数小时墨迹干了才印下一个色。印刷技工必须懂得调墨,使用红黄蓝三个基本色来配搭出其他色调。


(印刷前先将排好的铅字版上机,这是父亲使用的海德堡印刷机。图片来源:NAS 1977)

当时的印刷所以一站式经营,外包的概念并不存在,全部一手包办,肥水不流别人田。因此我也见识了整个工作流程,包括编稿、打字、排版、割纸、印刷、校对、装订、装箱、送货。后来印刷所引进了全自动的“四色车”,一次过打印出各种颜色,生产力自然大大提高了。


(前方是德盛印刷所的打字机,后面可以看到一格格的铅字粒。图片来源:NAS 1977)

“四色车”是印务界的俗名,正确名称为全自动柯式印刷机(Offset printing)。柯式印刷为白底和四种主要基本颜色(黑、红、黄、蓝),按照不同比例来调配出各种各样的颜色,颜色的深浅则是靠晒版时间,印刷压力以及印刷温度来调节。晒版时间越长,颜色越深;印刷压力越大,颜色越深;印刷温度越高,颜色也越深。


铅字、煮铅


那个时候的华人中文水平高,经常会使用一些难得一见的文字,印刷馆必须到铸字馆买“字粒”,字粒上的字形、大小都有不同的规格,一般的字粒从初号、一号到八号。有些字真的铸不出来,排版师傅就必须用两个字拼凑起来。我最常去的铸字馆是恭锡街“瀛伯”和陆佑街中南印务所二楼。


(一般的铅字粒从初号、一号到八号。图片来源:《苏炳衡印务局·活字印刷》)


(从前报章的内容使用五号老宋体。摄于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活字印刷特展)

铅字可以翻用,但用多了就会损坏,通过“煮铅”来再循环。所谓“煮铅”就是将字粒熔化后重新铸造。铅的熔点约330度,如果控制不好或者安全零件受损,就会因熔炉的气压过高而爆炸,引起伤亡。至于溶浆喷了出来,沾上皮肤,或者吸入气体,则属于“小”意外。铅的毒素高,伤口很难复原,吸入过量则可能引起慢性肌肉或关节疼痛、听觉视觉功能变差、精神障碍或退化等。

德盛印刷所的后院有一台煮铅的机器,由于发生过几次这样的意外,结果有钱都没人赚。父亲为了多些入息,利用周末夜晚做了几年的煮铅作业。

80年代,复印机、平面印刷和照相打字都相继出现了,逐渐取代了活版印刷。现在的打字、排版与校对都通过电脑,铅字与煮铅都成为历史代名词。


(小型中文打字机。摄于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活字印刷特展)


英国传教士引进活版印刷


根据维基百科,铅字印刷是由英国带入新、马、中、港的:

1827年至1835年间,英国伦敦传道会的传教士Samuel Dyer在马六甲,结合欧洲的工艺和华侨工匠的手艺,研发了汉字活字阳文钢模、阴文铜模,铸造了三千多个金属汉字,印刷了汉字圣经。


(铅字排版。摄于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活字印刷特展)

1839年,英国伦敦传道会传教士James Legge将马六甲英华书院及其印书厂的华文活字和印刷机器迁往香港。香港首份华文报章《遐迩贯珍》就是用英华书院的汉字活版印刷厂印刷发行的。


(英国圆盘印刷机。摄于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活字印刷特展)

当时英华书院铸造的中文活字闻名世界,俄国沙王钦差大臣、法国巴黎学会、新加坡殖民地政府、太平天国、两广总督、上海道台、清廷总理衙门等,都先后购买过英华书院铸造的中文活字或全套活字铜模。


(遐迩贯珍。图片来源:香港大公网

1843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Walter Henry Medhurst、William Charles Milne、William Muirhead、Joseph Edkins等人在上海创建墨海书馆,是上海最早的拥有西式汉文铅印活字设备的印刷机构。墨海书馆印制发行的铅活字本,包括裨治文《大美联邦志略》等。


(大美联邦志略。图片来源:中国书店

根据新加坡国家图书馆2016年《书库珍品》展的资料,新加坡的早期印刷史与十九世纪初期,基督教在本区域的传教工作息息相关,最早在新加坡出版的书籍就是使用传教士的印刷设备印制的。直到1860年代,新加坡的本地社群才开始发展印刷业务。

1819年莱佛士在新加坡建立贸易港不久后,传教组织便在这里设置了印刷社,出版和派发基督教的印刷品。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年至1842年)结束前,在中国传教是非法的,因此西方传教士选择在东南亚(包括新加坡)设立传教据点,等待时机将基督教传入中国。鸦片战争后中国五口通商,大批传教士离开新加坡,同时运走了大部分的印刷设备。

德国传教士爱汉者(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撰写的《全人矩矱》是新加坡国家图书馆藏书中最早在本地印刷的中文书,内容主要记载了《圣经·马太福音》里耶稣的讲道“登山宝训”及其释文。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最早的本地印刷的中文书《全人矩矱》。图片来源: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书库珍品展)

郭实猎是亚洲传教史上一位既重要又极具争论性的人物。他于1826年来到东南亚,从爪哇一路往北,途经民丹岛、新加坡和曼谷。由于他的目的是在中国传教,因此他于1831年移居澳门,前往中国的沿海和邻近地区传道,派发宣教刊物。这样的举动在当时是违反中国法律的。

1831至1843年之间,郭实猎撰写了近五十部中文著作,《全人矩矱》是其中一部。为了维持他的传教工作,郭实猎为售卖鸦片给中国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担任翻译,引起其他传教士的抨击。

早期新加坡印制的书本中,《华夷通语》是由林衡南(又名林光铨)为新加坡的福建和潮洲人编写的词典,使用汉字拼出马来词汇的发音,帮助南洋华人学习马来语,例如“十三”是“知迓勿叻氏”,“三十”是“知迓哹如”。第一版《通夷新语》于1877年由林衡南自己的印务馆—古友轩出版,1883年出版的新版本《华夷通语》则为改进版本。无论第一版或是改进版,都使用了“夷”这个古代中国对外族的称呼。


(《华夷通语》:通过福建与潮州方言来学习马来语。图片来源: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书库珍藏展)

沿着国家图书馆的线路,我们不难发现新加坡印刷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那时候的印刷业技术人员大部分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移民,在市区成立小型的印刷公司,以广东人居多。1937年,32家小型印刷公司联合成立印刷同业公会。经过1970-80年代的发展,目前新加坡有900多家印务馆,约16,000名员工,年生产值约$24亿(0.4% GDP)。[1]


传统工业的变化


19世纪的新加坡印刷业,技术人员大部分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移民,在市区成立小型的印刷公司。简单的印刷工作,形成了早期的印刷企业。1936年,32家小型印刷公司联合成立印刷同业公会。经过1970-80年代的发展,目前新加坡有800多家印务馆,17000名员工,年生产值约$28亿(0.6% GDP)。

我在1970年代到裕廊工业区打工的时候,沿途在裕廊和武吉知马见过大厂如凸版印刷(Toppan)和天华印务(Tien Wah),若是有人说在天华工作,肯定会看到许多羡慕的神情。1980年代则在裕廊参观过专门印刷饮料包装的Tetra Pak,由于必须兼顾饮食卫生,品质管理要求特别严格。

1980年代,新加坡出现了现代化的大规模印刷企业如Times,SNP,报业控股(SPH)、德华(Teckwah)、 万国印刷科技(International Press Softcom),争取中国、印度和中东市场。小公司则力保求存,除了从事较为简单的日常印刷业务,亦引进数码科技,制作光碟,数码印刷(digital printing)等。

传统的印刷业生产流程也在转型中,以外包的形式来提高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并使各企业培育和发挥独家特长。

我们觉得数码科技简单便利,自己都可以设计与小规模打印,父亲却不以为然。高速印刷机结构操作越来越复杂,现代印刷工人不仅必须熟练掌握印刷技术,还要精通资讯科技。数码年代大大提高了印刷业的科技层次,父亲那一代的印刷工人就如那一代的摄影师一样,在数码面前多了一脸茫然。

活版印刷为并不久远的年代传达了书本知识与文字记载,一段旅程结束后,就是另一段电子旅程的开始。这就是人生。


引述资料
[1]: "Printing industry, Industry background and statistics", Print and Media Association Singapore. http://pmas.sg/about-us/printing-industry/. Accessed 29 March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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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June 05, 2018

雨林 孕育生命的母亲

作者:海凡

据知热带雨林是地球上过半数生物物种的栖息地。大部分当前生活在其他环境中的物种(包括人类在内),最初都生活在雨林中,再从这里出发,散播世界各地。根据维基百科的资料,唯一的原始雨林只在马来西亚。这里的雨林在一亿三千万年前的白垩纪时期就已经形成。倘若说,雨林曾经是孕育我们的共同的母亲,并不为过。

那些年月我们在大山里, 与野生动物为伍,一些叫得出名称,一些叫不出。有的就被我们安上容易辨识的名字,比如箭猪、水牛鹿、竹鼠、盲眼蛇、大头鸟、臭死猴、吊猴、山狗……等等。他们确切的学名是什么,至今许多尚无法搞清楚。

山狗很罕见,也很少听同志们说起,因为见过它庐山面目的不多。机缘巧合却让我超近距离接触过一次。

那天我被分派帮厨。第三中队是第十二支队的机关队,平常都有百多号人,开饭是一件大事。为了坚持长期斗争,平时我们都吃杂粮饭——每人每天分配半炼奶空罐的白米,不足的分量以木薯填补。午餐基本吃被我们美名为“白斩鸡” 的水蒸木薯。早晚餐就是木薯饭了。可以想见,每天木薯就得消耗一两百公斤。处理木薯要耗费许多人力。因此,日常膳食除了有固定一班四五人的炊事,每班四天轮替之外,每天还再分派三四人帮厨,除了木薯,蔬菜的洗切外,当天巡吊打猎有什么猎物回来,就由帮厨的同志处理。

大约午后三四点钟吧,巡吊的同志回来了,背回几只既熟悉又陌生的猎物!

大家凑过来看,像是狗,却又和豢养的家狗稍有不同。军龄较长的同志说:“山狗。”

我却立即想到“狼”。我没见过真正的狼,只知道狗是野生的狼演化而成的。在雨林里捕获的野生动物,所谓的“山狗”不就是“狼”吗?热带雨林里会有狼吗?

眼下这几只野物,每只大约十几二十公斤,都还活着。毛色黄褐夹杂,光滑细腻,两只耳朵竖起,头部两侧的眼睛明亮,透露出柔顺乞怜的光——野物总是如此,被制伏后,眼神就一改此前的桀骜不驯,骁勇凶狠。因为不太重,都是两只一起被竹片夹子捆住背回来,四条腿和嘴都被绳索绑住了。看似一整群踏入我们密布的陷阱,接连背回五六只之多。

那几只躺在地上喘气的,到底是“山狗”还是“狼” ?我们是无法展开讨论的,也是不必要的。作为帮厨我当务之急是协助炊事,把这几只野物处理成晚餐的美食。

而那一幕,被那个问题包裹着,一起留在我记忆里了。今年轮到“狗年”,因此才把这段湮远的往事勾起。

那么,到底有没有“山狗”这个物种?热带雨林里有没有“狼”? “山狗”到底是不是“狼”?

雨林里生物资源的丰富是超乎想象的。野生动物里头,有一些物种十分怪趣,真不清楚为什么它们会演化成那个样子?

在我们的认知中,蛇的形象是阴毒,溜滑,机灵而敏捷的。它通常不主动发起攻击,稍有响动,立即走避,因此我们在繁茂的丛莽中行走,以一把棍子先撩拨再走过,“打草惊蛇”,对保障安全是大有帮助的。

然而,却有两种蛇和这个认知迥然有别。一种带给我们害处,一种却大受欢迎。

有害的那种称为“盲眼蛇”。同志被蛇咬伤,十之八九为它所害。它不到一米长,拇指般粗细,往往盘曲在小灌木的枝桠上,翠绿的保护色,静伏着一动不动,极难被发现,枝叶摇动它也不溜开。等你擦身而过,手臂触到它,这才猛地张口一咬,留下两个注入毒液的牙痕。攻击后也不走,结果总是被我们一棍打死。而被咬伤的手臂已然红肿,得赶紧急救。人蛇两败俱伤!它真是盲眼的吗?而它的攻击行动肯定是盲目的!

另一种被我们叫做“猪仔蠄”,应是属于蟒蛇的一种,身上的花纹就如蟒蛇一般。它也像“盲眼蛇”一样,终日静卧不动。只是它身长不过一两尺,圆圆短短的一截,像小胖子的手臂,所以它较少盘在枝丫上,多在树根旁的枯叶堆中隐蔽。这种蛇也被砂共的游击战士称为“日本蛇”。遇上它就是我们走运了。有一次山路交通,我走在队伍最末的第二个,为最后那个扫路(打扫痕迹)的同志警戒。当他以开杈的扫路棍把踩平的枯叶重新撩起,赫然发现一条“猪仔蠄”,他捡起来绑在背包后,就像捡到了一只大肥鸡。后来说起,他捡到蛇的那个位置,队伍里有同志就把背包搁在那里,那同志回想起来,也觉得怪怪的,背包触地特别柔软,原来压在那条“猪仔蠄”身上了。

Friday, June 01, 2018

台北的共享脚车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2018年5月26日

科技往往走在法律前头,共享脚车和代步工具就是颠覆公交的实例。网络科技则更快了,新闻传播就在弹指间,总让人觉得有关当局对这些颠覆人身安全的科技反应迟钝。

共享脚车跟代步工具都是具有杀伤力的“武器”,使用者不是不自知就是过度自信,在狭窄的行人道上并骑。他们甚至骑着武器入邻里商场,横冲直撞之余还理直气壮地响着铃声,要行人让路。这些行为作风重则引起伤亡,轻则影响无辜行人的心情,社会因“最后一公里的接驳”而优雅不起来。

以我所居住的社区为例,八年前该区议员宣布试验“成功”,淡滨尼荣升为新加坡第一个步行与脚踏车市镇。从此以后,在组屋区走动必须身手敏捷,左闪右避,在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却不晓得下一刻的命。

最近在台北小住,见识了当地的“YouBike微笑单车”,大家已经普遍接受行人道上人车共存的空间。或许新加坡可以继地铁之后,进一步向台北取经

早在十年前,台北已经推出共享脚车试验计划,2012年实行全面性的共享脚车。如今台北有约13,000辆YouBike及超过400个合法停放区。每天有6万多人次使用,失窃率则少过1%。
台北民众对YouBike的满意度高达九成,我觉得有三个要点可作借鉴。


(台北有超过400个YouBike合法停放处,市民满意度超过90%)

首先,在行人道上,“行人优先”永远是首要考量。YouBike上有贴心的叮咛,通过简单的文图提醒骑车人士应有的公民道德,包括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人,勿按铃催促行人,禁止在骑楼穿行。骑车人士明白所谓代步,就是抵达目的地附近的归还处,而非最终目的地。骑车人士也有调换身份,成为行人的时候,因此行人道上几乎没有催命的铃声。


(YouBike对骑车人士的温馨提示)

第二,使用者共同承担“维修安全”的义务。我在街边的合法停放处看到一些YouBike的坐垫反转180度,以为有人恶作剧搞破坏,研究一下才发觉原来此小巧思是代表车子故障。這是YouBike的报修程序,提醒其他使用者这台车有技术故障,为了你我的安全,请不要使用。巡站人员会将车辆送去修理。


(坐垫反转180度,显示车子故障)

第三,政府为行人提供“额外保障”。每个社会都有害群之马,台北也有因脚车闯祸而导致人命伤亡的事件,行人成为最大的受害者。谁都不希望发生这样的意外,但既然政府为了节省公共交通资源而落实了共享脚车计划,不妨将部分剩下的开销为处于弱势的行人投保。台北市政府就跟保险公司合作,从6月1日起承担相应的“行人风险”,民众不用负担保费。

值得一提的是,占据新加坡一席之地的oBike于一年多前进军台北,采用跟本地一样的无桩停车制。随意占用公共空间的做法,引起群众强烈反弹。如今市面上的oBike已不多见。

有得比较,可以了解为何台北市民接纳了较不方便的YouBike,而不是随心所欲的oBike。


(淡水:去到那里,停到那里的oBike。oBike在台北并不常见)


附记:YouBike的设计


YouBike受到使用者喜爱,不忍心搞破坏,相信下述六点体贴的设计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1)YouBike 的扶手采纳人体工程学设计(Human ergonomic design),方便操纵。

(2)YouBike有三个牙档,可以根据路面情况而换牙,减轻了上斜坡的压力。

(脚车扶手采纳人体工程学设计,脚车有三个牙档,可随路面状况换牙)


(3)坐垫的高度调节有刻度,知道适合自己的高度后,日后使用时调整起来就很便利了。

(坐垫高度调整刻度)

(4)有时候不经意下,脚车链会卷到裤脚,YouBike有个小巧的保护架来防止脚被卡住。

(小巧的脚车链保护架)

(5)YouBike的前后车灯也经过特别设计,不像一般脚车使用小型的电滚(dynamo),通过跟脚车轮转动磨擦来发电,而是在脚车杆架内另有乾坤,减轻脚力负担。

(车灯并非使用电滚磨擦发电)

(6)若是短暂停车购物,还可以为脚车上锁。

(短暂停车时为脚车上锁)

在台北生活了20年的老校友光州跟我分析了这些设计特点,语重深长地说,设计、使用、维修、行人保障形成了一条不可分割的价值链。工程师这么贴心的为骑士设计了这么优良的脚车,你舍得将它胡乱丢弃吗?

光州的太太素贞表示,oBike曾经向当地的保险公司询问投保事宜,不过由于整体的硬件和软件都不达标,最后不了了之。

明白了,在背后支撑起这条YouBike价值链的,是民间形成的不怕吃亏,为他人多想一些些的价值观。

(光州和素贞(右一、右二)表示,支撑YouBike价值链背后,还有无形的台湾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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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y 25, 2018

万丈高楼从地起的大巴窑

原文刊登于《源》,2018年第2期,总期132期。新加坡宗乡总会联合会出版。


In early 20th century, Toa Payoh was a squatter district, with a promine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area. In the 1960s, it managed to catch the 2nd five-year building program rolled out by HDB and developed into Toa Payoh New Town. 

According to Mr Quah, a grass root leader in the 1960s, the resettlement had never been smooth. There were various kampongs scattered around Toa Payoh while pigs and chickens were found all around. The pigs and poultry were reared for sale and for eggs. The poor villagers would only get to eat meat during festive occasions. The living environment was not pleasant by today’s standard. One would probably step on all kinds of dung and droppings in the morning. The night soil buckets would be full of worms and smelly but residents used to all these. The attractiveness of kampong life style is none more than open spaces and freedom.


Because of that, residents felt extremely uncomfortable when they found out that the new HDB flats were much smaller and they had to confine themselves within the four walls. They could not even plant vegetables and rear chicken. They could not accept such life style changes. The then Prime Minister Lee Kuan Yew visited Toa Payoh villages in 1964 and heard all the voices. Eventually the residents struck a deal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moved on. 

What does Toa Payoh mean to you?

大巴窑(Toa Payoh)原本是个比目前的幅员要广阔得多,J. T. Thomson 1846年制作的新加坡海峡地图上已经标志了大巴窑(Toah Pyoh,大片沼泽地)和大巴窑内(Toah Pyoh Lye,大片沼泽地的深处),延伸到武吉知马路。

对比了地形,大巴窑内就是现在的咖啡山。上世纪60年代大巴窑初建,中心一带有座 “安祥山”,跟牛车水的安祥山(谢安祥)同名,原因是谢安祥家族安葬在大巴窑的坟山上。可见早年的新加坡,坟场无处不在。

大巴窑是继女皇镇后所兴建的第二个卫星镇,有设施完善的镇中心和邻里社区,每个邻区都有商店、巴刹、工厂和学校,足不出镇便可安居乐业。

20世纪末,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的会所搬迁至民间创建的兴亚启蒙学校的原址。21世纪初,建屋局总部从红山搬到大巴窑的新大楼安家落户,使到这个地方别具历史层次感。


(宗乡总会迁入原兴亚启蒙校舍,使到大巴窑更具历史层次感)


发展初期一波三折


如今的大巴窑有3万6千多户组屋单位,约11万组屋居民,早已从新镇转型为成熟市镇了。

柯位河在大巴窑基层服务多年,他的口述历史追述了大巴窑初建的经过。当时政府决定发展大巴窑新镇来解决住屋不足的问题,但甘榜居民不愿搬迁,执意守护家园。有些居民出于对新居的生活空间缩小了,不能种菜,也不能养鸡养鸭,连过年才有鸡鸭吃的日子都被剥夺,感到十分愤懑。

1964年,时任总理李光耀下乡访问,居民的要求都交到政府手里,总理公署和国家发展部联手,终于跟乡村住户达成共识。大巴窑赶上建屋局的第二个五年建屋计划,1970年已经发展成为10多万人口的卫星镇,有约六成的一房式与二房式组屋,其余多数是三房式单位。那时候的建筑工地到处可见俗称红头巾的三水女工,任劳任怨地挑起广厦千万间。

如今大巴窑经历过另一轮重建,只剩约一成的小型单位。从前居民从平地迁入十楼,从窗口望出去不免战战兢兢。乔迁至30楼的新居,虽然日穷千里目,但必须克服更具挑战性的惧高症。至于生活素质,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了。


(新旧交替的大巴窑组屋)


“新加坡的芝加哥”


叫人难以想象的是,新镇落成时竟然连个警岗都没有。私会党徒继续在老巢出没,九个月内就涉及两百多起罪案,犯罪率在本地首屈一指。大巴窑没有芝加哥的繁华气派,倒像芝加哥那样血腥暴力,被贬为“新加坡的芝加哥”。

根据老居民反馈,从前双林寺后面金吉道(Kim Keat Avenue)的咖啡店和旁边的草丛,是私会党最猖獗的地方。谈判一旦破裂,遭殃的是咖啡店,家具雪柜都被捣毁了,晚上德士司机都不敢载客到此处。

该区的国会议员张润志和内政部联手,执行一系列打击罪案的计划。警方加强力度扫荡区内的私会党,居民组织自卫队来弥补警方人手的不足,并加快公共设施的建设来遏制反社会的情绪。

关于自卫队,参与的居民接受培训后,分组轮班四处巡逻。这只70年代中叶才解散的民间组织运作了十多年,1964年成立时是为了马印对抗。当时印尼反对新马合并,派遣特工进行恐怖活动,巡逻是为了及早发现可疑人物。


老街坊的成长岁月


博物馆的义务导览员谢丽平在大巴窑度过成长的岁月。母亲买下大巴窑五巷的转售三房式单位,入伙前看到铝制的折合窗和大门都有被撬过的痕迹,吓得赶紧将锁头换掉,装上铁花窗。

虽然私会党早已受到控制,但路过邻里咖啡店,总觉得被许多双眼睛紧紧盯着,因此总是来去匆匆。附近大牌12座发生过两起轰动社会的“大巴窑杀童案”(1981年),使她们更加心慌。当时林宝龙连同妻子和情妇将两名儿童诱拐上门,以他们的血液祭神,再将他们杀害。后来三人全都被判处死刑。新闻登上头条后,孩童失踪的谣言满天飞,有人说见到孩童的头颅吊在桥头等,警方还必须忙着辟谣。

对丽平来说,在培道中学念书是最快乐的时光。培道每班只有20多人,同学们的关系格外密切。每当有校际排球比赛,全校师生都到大巴窑体育场为校队打气。那个时候华校已经过度到国民型学校,星期一、三、五升旗礼后,同学们以英语念信约,星期二和星期四则用华语。学校的老师过去惯用华语,虽然改用英语教学,下课后还是以母语跟同学们交谈,缔造了名符其实的双语环境。


(培道中学学生跟老师合照。穿便装的老师为现国会任期最长的工人党议员刘程强。图片由谢丽平提供)

校舍旁那一大片草丛就是早期私会党相约格斗之处,蛇虫鼠蚁特别多。有一回上课时,有条小蟒蛇闯入课室,卷着丽平的小腿,她张大嘴巴却喊不出口。反而是同学见到是蛇,惊吓得大喊大叫。老师同学各出法宝,才将小蛇赶回草丛去。

在培道念书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校舍旁就是双林寺,考试前同学们纷纷到双林寺拜佛,考试过后就将烧香还神给忘了,到附近的“石灰龙”游乐场、大巴窑公园等地留下倩影,不然就到中心的大巴窑戏院和光前戏院看电影。这些大型的电影院都一度风光过,90年代面对录影带光碟等竞争,业绩一落千丈。如今大巴窑甚至没有电影院了。

退休人士安东尼小时候住在双林寺旁的村落,村前的惹兰大巴窑(Jalan Toa Payoh)是他和其他小居民赚外快的好地方。惹兰大巴窑老是淹水,豪雨来的时候,许多汽车都在“汪洋”中抛锚了。他们帮忙推车,一辆一块钱,后来水涨船高,一辆两块钱,由伙伴们对分。车主碰到淹水都十分无奈,不介意支付这笔推车费。

乒乓好手杨赐福十岁时搬到大巴窑四巷。赐福表示第一批大巴窑组屋于1966年完工,最先从五巷、七巷和四巷发展起来。大巴窑的一切对他这名原本住在芽笼的山芭佬都十分神奇,譬如家家户户都有厕所和冲凉房,告别了抢公共水喉和公厕的日子;电梯门竟然会自行开关,开门后仿佛进入另一个世界等。当时年纪小,总觉得大巴窑公园很大,瞭望塔很高,叫人乐不思蜀。


(杨赐福:当时年纪小,总觉得大巴窑公园很大)

至于同样“大得不得了”,设有喷水池的大巴窑中心,民间有份参与建设。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政府通过民间力量来筹建公共项目,多名艺人在国家剧场演出,为兴建大巴窑中心筹款。


飞利浦 – 大巴窑的制造业标志


大巴窑居民的生活片段,我也曾经拥有过。30多年前我在大巴窑一巷的飞利浦(Philips)工作,大巴窑中心是跟年轻工友们流连的好地方,大巴窑体育场则让我们挥洒了无敌青春。飞利浦是新加坡第一家跨国电器企业,早在1951年已经进军新加坡,1970年代在大巴窑兴建大型收音机和电视机制造厂。公司设计了几套工作制服让员工挑选后,附近街道出现一片蓝海,工厂女工所展露的友爱与自信,打造了靓丽的风景线。飞利浦于五年前将这些娱乐业务全盘转售给日本公司后,蓝海也跟着消失了。


(飞利浦于五年前将这些娱乐业务全盘转售给日本公司后,女工打造的蓝海也跟着消失了)

我在那儿上班的时候,飞利浦电视仍属新加坡的第一品牌。上司还说荷兰厂有人情味,不像美国公司“hire and fire”,随时炒鱿鱼,我可以放心准备养老。事实上形势比人强,这一切言犹在耳,两年间飞利浦电视机销售量从老大变成老三。公司大幅度节省成本,优厚的花红没了,还在一年内进行了两轮裁员行动。虽然我没被裁,但为了寻找更好的出路,还是决定转业,向大巴窑告别。


大巴窑公园


早期的大巴窑公园最受欢迎的就是瞭望塔了,1973年落成的时候,刚好赶上新加坡第一次主办的东南亚半岛运动会(东南亚运动会的前身)。公园对面的四座点式组屋所组成的选手村,屹立在中心的四个角落。各国选手纷纷在瞭望塔留下人生风光的一页。


(1973年的大巴窑中心,高耸的组屋为东运会选手村。图片来源:互联网)

大巴窑公园属于那个年代的旅游胜地,游客和居民都喜爱到这里散步,年轻人结婚也到这里取景。摄影人士散布在公园的各个角落,漂亮的新娘子自然落入镜头中。当时摄影用的是菲林,一卷36张,拍了之后送去冲洗,对照片出炉充满期待。21世纪的数码相机和智能手机完全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失去了冲洗照片那种忐忑的心情。


(谢丽平在大巴窑公园的瞭望塔旁留下童年的记忆。图片由谢丽平提供)

至于大巴窑公园旁的体育场和游泳池,曾经是东运会选手们努力冲刺的地方。通过电视台直播赛项,居民见证了追逐体育梦想的过程。当时新加坡的奖牌一路领先,直到最后一天才在拳击赛被泰国超越。我们也见识了“友谊万岁”声中,圣火徐徐熄灭,曲终人散的一幕。有人说两年后将卷土重来,实际上竞技场上新人换旧人,很多体育健儿都无法在同样的场合再见。新加坡的游泳选手如陈丽燕、孙宝玲、杨玮玲、洪秉祥等在劈波斩浪中迎来许多掌声,多年以后,只有洪秉祥以教练身份继续活跃于泳池中。


(大巴窑游泳池与体育场,承载着几许拼搏精神与梦想)


莲山双林寺


大巴窑体育场不远处,就是繁忙的惹兰大巴窑公路旁宁静的莲山双林寺了,墙内墙外是世俗和脱俗的两个世界。

于19世纪末落成的双林寺由刘金榜出资献地,是中国以外规模最大,格局最完整的佛教禅宗丛林建筑群之一。刘金榜21岁离开福建农村下南洋,经营药材起家,后来在福南街(福南中心所在地)创立“福南银号”,提供贷款给华侨。清末国库虚空,清朝政府通过鬻官来争取外汇,刘金榜当上了二品官。中峇鲁的金榜路(Kim Pong Road)便是以他命名。


(莲山双林寺建筑群)

中日战争爆发后,南洋的热血青年响应号召,成立了“南侨机工”,负责在滇缅公路上开大卡车,从缅甸输送物资到云南。双林寺就是训练这些机工的大本营。当时的住持普亮法师除了提供场地外,亦在双林寺办斋筵,为星华筹赈会募得大笔款项。

普亮法师成为日军检证的对象,英军战俘曾在樟宜海边目睹三名和尚被日军处死的一幕,他们可能就是双林寺住持和弟子。


 “龙的传人”


若说早期在大巴窑长大的孩子乃“龙的传人”,应该不以为过。大巴窑以龙为主题的儿童游乐场少说也有四五处,大巴窑六巷第28座组屋旁的“石灰龙”游乐场名气最响亮,纽约的Flavorwire文化杂志将它列为全球15大最具特色的儿童游乐场之一。


(大巴窑六巷第28座组屋旁的“石灰龙”游乐场)

1970年代初期,建屋局推出本地设计的游乐场,许延义是这些以龙为主题的游乐场设计师。到了90年代,建屋局通过海外供应商进口游乐设施,游乐场都铺上现代化胶垫。石灰龙则仍然屹立在沙地上,让大家记得以前的孩子就是滚泥沙长大的。

滚泥沙长大的孩子不会忘记飞利浦工厂附近的大巴窑医院旁,有间被篱笆隔离着的少女收容所。收容所的前身为保良局,1965年从约克山迁至大巴窑,运作了40年后再度搬迁。这些少年儿童或被遗弃,或误入歧途,或来自破碎家庭,或处于叛逆年龄,在导师的爱心感化下,重新融入社会。

大巴窑就是这样见证着社会的变化,过去的孩子成家立业,误入歧途的人士重返社会。从前的地标红颜依旧,只是新一代的眼光改变了,地标变得落寞。今天的大巴窑只剩少过百分之十的原居民,他们偶尔还会坐在中心的有盖梯阶,孤独地缅怀着老时光。

主要参考资料
1. 黄志发 ,“百年古刹修行之路 莲山双林寺新气象”,《联合晚报》2016年11月28日。
2. 李静仪,“大巴窑 老镇披新装情难舍”,《联合早报》2015年9月28日。
3. 林志强,“安祥山”,咖啡山文史研究——武吉布朗墓碑,http://bukitbrowntomb.blogspot.sg/2013/01/normal-0-0-2-false-false-false-en-us-ja.html, Accessed 2017年11月27日。
4. 吴庆辉,“‘芭 ’字怎解?”,新加坡文史达人,http://blog.omy.sg/sgstory/archives/1435, Accessed 2017年11月27日。
5. 谢丽平口述,2017年11月25日
6. 谢燕燕,“寻找双林寺抗日爱国僧人 普亮法师”,《联合早报》2009年6月28日。
7. 杨赐福口述,2017年11月17日
8. Bid to wipe ‘Chicago’ image off Toa Payoh, The Straits Times, 18 Oct 1970
9. Emily Temple, 15 Amazing Playground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http://flavorwire.com/284670/15-amazing-playgrounds-from-all-over-the-world, Accessed 23 November 2017
10. Paul Wee, Gangs' reign of terror plan for Toa Payoh, The Straits Times, 27 March 1976, Page 9
11. QUAH Wee Ho 柯位河, 6 Sep 1993, Political History of Singapore 1945-1965, Accession Number 001314, Reel/Disc 7, 00:29:45. Interviewer: Irene Quah
12. QUAH Wee Ho 柯位河,1 Sep 1993, Political History of Singapore 1945-1965, Accession Number 001314, Reel/Disc 5, 00:29:36, Interviewer Irene Quah
13. SIA, Lawrence, 23 Oct 2007, Political History of Singapore 1965-1985, Accession Number 003244, Reel/Disc 6, 00:55:03, Interviewer: Patricia Lee
14. Toa Payoh Heritage trail, NHB August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