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May 25, 2018

万丈高楼从地起的大巴窑

原文刊登于《源》,2018年第2期,总期132期。新加坡宗乡总会联合会出版。


In early 20th century, Toa Payoh was a squatter district, with a promine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area. In the 1960s, it managed to catch the 2nd five-year building program rolled out by HDB and developed into Toa Payoh New Town. 

According to Mr Quah, a grass root leader in the 1960s, the resettlement had never been smooth. There were various kampongs scattered around Toa Payoh while pigs and chickens were found all around. The pigs and poultry were reared for sale and for eggs. The poor villagers would only get to eat meat during festive occasions. The living environment was not pleasant by today’s standard. One would probably step on all kinds of dung and droppings in the morning. The night soil buckets would be full of worms and smelly but residents used to all these. The attractiveness of kampong life style is none more than open spaces and freedom.


Because of that, residents felt extremely uncomfortable when they found out that the new HDB flats were much smaller and they had to confine themselves within the four walls. They could not even plant vegetables and rear chicken. They could not accept such life style changes. The then Prime Minister Lee Kuan Yew visited Toa Payoh villages in 1964 and heard all the voices. Eventually the residents struck a deal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moved on. 

What does Toa Payoh mean to you?

大巴窑(Toa Payoh)原本是个比目前的幅员要广阔得多,J. T. Thomson 1846年制作的新加坡海峡地图上已经标志了大巴窑(Toah Pyoh,大片沼泽地)和大巴窑内(Toah Pyoh Lye,大片沼泽地的深处),延伸到武吉知马路。

对比了地形,大巴窑内就是现在的咖啡山。上世纪60年代大巴窑初建,中心一带有座 “安祥山”,跟牛车水的安祥山(谢安祥)同名,原因是谢安祥家族安葬在大巴窑的坟山上。可见早年的新加坡,坟场无处不在。

大巴窑是继女皇镇后所兴建的第二个卫星镇,有设施完善的镇中心和邻里社区,每个邻区都有商店、巴刹、工厂和学校,足不出镇便可安居乐业。

20世纪末,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的会所搬迁至民间创建的兴亚启蒙学校的原址。21世纪初,建屋局总部从红山搬到大巴窑的新大楼安家落户,使到这个地方别具历史层次感。


(宗乡总会迁入原兴亚启蒙校舍,使到大巴窑更具历史层次感)


发展初期一波三折


如今的大巴窑有3万6千多户组屋单位,约11万组屋居民,早已从新镇转型为成熟市镇了。

柯位河在大巴窑基层服务多年,他的口述历史追述了大巴窑初建的经过。当时政府决定发展大巴窑新镇来解决住屋不足的问题,但甘榜居民不愿搬迁,执意守护家园。有些居民出于对新居的生活空间缩小了,不能种菜,也不能养鸡养鸭,连过年才有鸡鸭吃的日子都被剥夺,感到十分愤懑。

1964年,时任总理李光耀下乡访问,居民的要求都交到政府手里,总理公署和国家发展部联手,终于跟乡村住户达成共识。大巴窑赶上建屋局的第二个五年建屋计划,1970年已经发展成为10多万人口的卫星镇,有约六成的一房式与二房式组屋,其余多数是三房式单位。那时候的建筑工地到处可见俗称红头巾的三水女工,任劳任怨地挑起广厦千万间。

如今大巴窑经历过另一轮重建,只剩约一成的小型单位。从前居民从平地迁入十楼,从窗口望出去不免战战兢兢。乔迁至30楼的新居,虽然日穷千里目,但必须克服更具挑战性的惧高症。至于生活素质,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了。


(新旧交替的大巴窑组屋)


“新加坡的芝加哥”


叫人难以想象的是,新镇落成时竟然连个警岗都没有。私会党徒继续在老巢出没,九个月内就涉及两百多起罪案,犯罪率在本地首屈一指。大巴窑没有芝加哥的繁华气派,倒像芝加哥那样血腥暴力,被贬为“新加坡的芝加哥”。

根据老居民反馈,从前双林寺后面金吉道(Kim Keat Avenue)的咖啡店和旁边的草丛,是私会党最猖獗的地方。谈判一旦破裂,遭殃的是咖啡店,家具雪柜都被捣毁了,晚上德士司机都不敢载客到此处。

该区的国会议员张润志和内政部联手,执行一系列打击罪案的计划。警方加强力度扫荡区内的私会党,居民组织自卫队来弥补警方人手的不足,并加快公共设施的建设来遏制反社会的情绪。

关于自卫队,参与的居民接受培训后,分组轮班四处巡逻。这只70年代中叶才解散的民间组织运作了十多年,1964年成立时是为了马印对抗。当时印尼反对新马合并,派遣特工进行恐怖活动,巡逻是为了及早发现可疑人物。


老街坊的成长岁月


博物馆的义务导览员谢丽平在大巴窑度过成长的岁月。母亲买下大巴窑五巷的转售三房式单位,入伙前看到铝制的折合窗和大门都有被撬过的痕迹,吓得赶紧将锁头换掉,装上铁花窗。

虽然私会党早已受到控制,但路过邻里咖啡店,总觉得被许多双眼睛紧紧盯着,因此总是来去匆匆。附近大牌12座发生过两起轰动社会的“大巴窑杀童案”(1981年),使她们更加心慌。当时林宝龙连同妻子和情妇将两名儿童诱拐上门,以他们的血液祭神,再将他们杀害。后来三人全都被判处死刑。新闻登上头条后,孩童失踪的谣言满天飞,有人说见到孩童的头颅吊在桥头等,警方还必须忙着辟谣。

对丽平来说,在培道中学念书是最快乐的时光。培道每班只有20多人,同学们的关系格外密切。每当有校际排球比赛,全校师生都到大巴窑体育场为校队打气。那个时候华校已经过度到国民型学校,星期一、三、五升旗礼后,同学们以英语念信约,星期二和星期四则用华语。学校的老师过去惯用华语,虽然改用英语教学,下课后还是以母语跟同学们交谈,缔造了名符其实的双语环境。


(培道中学学生跟老师合照。穿便装的老师为现国会任期最长的工人党议员刘程强。图片由谢丽平提供)

校舍旁那一大片草丛就是早期私会党相约格斗之处,蛇虫鼠蚁特别多。有一回上课时,有条小蟒蛇闯入课室,卷着丽平的小腿,她张大嘴巴却喊不出口。反而是同学见到是蛇,惊吓得大喊大叫。老师同学各出法宝,才将小蛇赶回草丛去。

在培道念书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校舍旁就是双林寺,考试前同学们纷纷到双林寺拜佛,考试过后就将烧香还神给忘了,到附近的“石灰龙”游乐场、大巴窑公园等地留下倩影,不然就到中心的大巴窑戏院和光前戏院看电影。这些大型的电影院都一度风光过,90年代面对录影带光碟等竞争,业绩一落千丈。如今大巴窑甚至没有电影院了。

退休人士安东尼小时候住在双林寺旁的村落,村前的惹兰大巴窑(Jalan Toa Payoh)是他和其他小居民赚外快的好地方。惹兰大巴窑老是淹水,豪雨来的时候,许多汽车都在“汪洋”中抛锚了。他们帮忙推车,一辆一块钱,后来水涨船高,一辆两块钱,由伙伴们对分。车主碰到淹水都十分无奈,不介意支付这笔推车费。

乒乓好手杨赐福十岁时搬到大巴窑四巷。赐福表示第一批大巴窑组屋于1966年完工,最先从五巷、七巷和四巷发展起来。大巴窑的一切对他这名原本住在芽笼的山芭佬都十分神奇,譬如家家户户都有厕所和冲凉房,告别了抢公共水喉和公厕的日子;电梯门竟然会自行开关,开门后仿佛进入另一个世界等。当时年纪小,总觉得大巴窑公园很大,瞭望塔很高,叫人乐不思蜀。


(杨赐福:当时年纪小,总觉得大巴窑公园很大)

至于同样“大得不得了”,设有喷水池的大巴窑中心,民间有份参与建设。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政府通过民间力量来筹建公共项目,多名艺人在国家剧场演出,为兴建大巴窑中心筹款。


飞利浦 – 大巴窑的制造业标志


大巴窑居民的生活片段,我也曾经拥有过。30多年前我在大巴窑一巷的飞利浦(Philips)工作,大巴窑中心是跟年轻工友们流连的好地方,大巴窑体育场则让我们挥洒了无敌青春。飞利浦是新加坡第一家跨国电器企业,早在1951年已经进军新加坡,1970年代在大巴窑兴建大型收音机和电视机制造厂。公司设计了几套工作制服让员工挑选后,附近街道出现一片蓝海,工厂女工所展露的友爱与自信,打造了靓丽的风景线。飞利浦于五年前将这些娱乐业务全盘转售给日本公司后,蓝海也跟着消失了。


(飞利浦于五年前将这些娱乐业务全盘转售给日本公司后,女工打造的蓝海也跟着消失了)

我在那儿上班的时候,飞利浦电视仍属新加坡的第一品牌。上司还说荷兰厂有人情味,不像美国公司“hire and fire”,随时炒鱿鱼,我可以放心准备养老。事实上形势比人强,这一切言犹在耳,两年间飞利浦电视机销售量从老大变成老三。公司大幅度节省成本,优厚的花红没了,还在一年内进行了两轮裁员行动。虽然我没被裁,但为了寻找更好的出路,还是决定转业,向大巴窑告别。


大巴窑公园


早期的大巴窑公园最受欢迎的就是瞭望塔了,1973年落成的时候,刚好赶上新加坡第一次主办的东南亚半岛运动会(东南亚运动会的前身)。公园对面的四座点式组屋所组成的选手村,屹立在中心的四个角落。各国选手纷纷在瞭望塔留下人生风光的一页。


(1973年的大巴窑中心,高耸的组屋为东运会选手村。图片来源:互联网)

大巴窑公园属于那个年代的旅游胜地,游客和居民都喜爱到这里散步,年轻人结婚也到这里取景。摄影人士散布在公园的各个角落,漂亮的新娘子自然落入镜头中。当时摄影用的是菲林,一卷36张,拍了之后送去冲洗,对照片出炉充满期待。21世纪的数码相机和智能手机完全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失去了冲洗照片那种忐忑的心情。


(谢丽平在大巴窑公园的瞭望塔旁留下童年的记忆。图片由谢丽平提供)

至于大巴窑公园旁的体育场和游泳池,曾经是东运会选手们努力冲刺的地方。通过电视台直播赛项,居民见证了追逐体育梦想的过程。当时新加坡的奖牌一路领先,直到最后一天才在拳击赛被泰国超越。我们也见识了“友谊万岁”声中,圣火徐徐熄灭,曲终人散的一幕。有人说两年后将卷土重来,实际上竞技场上新人换旧人,很多体育健儿都无法在同样的场合再见。新加坡的游泳选手如陈丽燕、孙宝玲、杨玮玲、洪秉祥等在劈波斩浪中迎来许多掌声,多年以后,只有洪秉祥以教练身份继续活跃于泳池中。


(大巴窑游泳池与体育场,承载着几许拼搏精神与梦想)


莲山双林寺


大巴窑体育场不远处,就是繁忙的惹兰大巴窑公路旁宁静的莲山双林寺了,墙内墙外是世俗和脱俗的两个世界。

于19世纪末落成的双林寺由刘金榜出资献地,是中国以外规模最大,格局最完整的佛教禅宗丛林建筑群之一。刘金榜21岁离开福建农村下南洋,经营药材起家,后来在福南街(福南中心所在地)创立“福南银号”,提供贷款给华侨。清末国库虚空,清朝政府通过鬻官来争取外汇,刘金榜当上了二品官。中峇鲁的金榜路(Kim Pong Road)便是以他命名。


(莲山双林寺建筑群)

中日战争爆发后,南洋的热血青年响应号召,成立了“南侨机工”,负责在滇缅公路上开大卡车,从缅甸输送物资到云南。双林寺就是训练这些机工的大本营。当时的住持普亮法师除了提供场地外,亦在双林寺办斋筵,为星华筹赈会募得大笔款项。

普亮法师成为日军检证的对象,英军战俘曾在樟宜海边目睹三名和尚被日军处死的一幕,他们可能就是双林寺住持和弟子。


 “龙的传人”


若说早期在大巴窑长大的孩子乃“龙的传人”,应该不以为过。大巴窑以龙为主题的儿童游乐场少说也有四五处,大巴窑六巷第28座组屋旁的“石灰龙”游乐场名气最响亮,纽约的Flavorwire文化杂志将它列为全球15大最具特色的儿童游乐场之一。


(大巴窑六巷第28座组屋旁的“石灰龙”游乐场)

1970年代初期,建屋局推出本地设计的游乐场,许延义是这些以龙为主题的游乐场设计师。到了90年代,建屋局通过海外供应商进口游乐设施,游乐场都铺上现代化胶垫。石灰龙则仍然屹立在沙地上,让大家记得以前的孩子就是滚泥沙长大的。

滚泥沙长大的孩子不会忘记飞利浦工厂附近的大巴窑医院旁,有间被篱笆隔离着的少女收容所。收容所的前身为保良局,1965年从约克山迁至大巴窑,运作了40年后再度搬迁。这些少年儿童或被遗弃,或误入歧途,或来自破碎家庭,或处于叛逆年龄,在导师的爱心感化下,重新融入社会。

大巴窑就是这样见证着社会的变化,过去的孩子成家立业,误入歧途的人士重返社会。从前的地标红颜依旧,只是新一代的眼光改变了,地标变得落寞。今天的大巴窑只剩少过百分之十的原居民,他们偶尔还会坐在中心的有盖梯阶,孤独地缅怀着老时光。

主要参考资料
1. 黄志发 ,“百年古刹修行之路 莲山双林寺新气象”,《联合晚报》2016年11月28日。
2. 李静仪,“大巴窑 老镇披新装情难舍”,《联合早报》2015年9月28日。
3. 林志强,“安祥山”,咖啡山文史研究——武吉布朗墓碑,http://bukitbrowntomb.blogspot.sg/2013/01/normal-0-0-2-false-false-false-en-us-ja.html, Accessed 2017年11月27日。
4. 吴庆辉,“‘芭 ’字怎解?”,新加坡文史达人,http://blog.omy.sg/sgstory/archives/1435, Accessed 2017年11月27日。
5. 谢丽平口述,2017年11月25日
6. 谢燕燕,“寻找双林寺抗日爱国僧人 普亮法师”,《联合早报》2009年6月28日。
7. 杨赐福口述,2017年11月17日
8. Bid to wipe ‘Chicago’ image off Toa Payoh, The Straits Times, 18 Oct 1970
9. Emily Temple, 15 Amazing Playground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http://flavorwire.com/284670/15-amazing-playgrounds-from-all-over-the-world, Accessed 23 November 2017
10. Paul Wee, Gangs' reign of terror plan for Toa Payoh, The Straits Times, 27 March 1976, Page 9
11. QUAH Wee Ho 柯位河, 6 Sep 1993, Political History of Singapore 1945-1965, Accession Number 001314, Reel/Disc 7, 00:29:45. Interviewer: Irene Quah
12. QUAH Wee Ho 柯位河,1 Sep 1993, Political History of Singapore 1945-1965, Accession Number 001314, Reel/Disc 5, 00:29:36, Interviewer Irene Quah
13. SIA, Lawrence, 23 Oct 2007, Political History of Singapore 1965-1985, Accession Number 003244, Reel/Disc 6, 00:55:03, Interviewer: Patricia Lee
14. Toa Payoh Heritage trail, NHB August 2014

Tuesday, May 22, 2018

历史 翻到了691这一页 ——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旧址纪行(八) 完结篇

作者:海凡
图片:海凡


(八)青园,余韵袅袅


青园——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的一支插曲。

长沙青园宾馆在当年原来是中联部系统的招待所之一,主要用来接待正在进行武装斗争的东南亚各兄弟党的干部,也接待一些临时客人。所以,不单是马共,中南半岛与东南亚共产党的干部也都住过这里。


 
(原址上重建的长沙青园大门口)

因为马共把原来驻北京的公开常设机构“马来亚解放同盟”办事处撤了,领导机构常驻湖南,在那段日子长沙青园与马共关系密切。青园就有一个专门的小院作为陈平在长沙的临时住地。虽然他多数时间住在四方山,遇到有的人他在四方山接待不方便,或中国的负责干部要会见他的时候,以及他有事要到北京上海广州等,他就会下山,入住青园的小院。小院外面,也就是青园招待楼里,有些房间是马共人员长期使用的,他们把这里作为对外联络、干部和文件转运、物资采购等工作的机构,以及进出四方山的马共人员的临时住处。

1981年革命之声停止播音后,人员转移也借助青园,陈田李明夫妇、余柱业一家人、沙尔玛一家等都曾在青园居住。


1990年,陈田在青园居处过生命中最后一个春节。照片引自《李明口述历史》)

我们再去探访的长沙青园已经不是当年旧模样,而是旧建筑拆除后,在原址上重建的一处宁静幽美的住宅小区。名称还是沿用青园,名副其实的葱茏蓊郁,绿意盎然。

我们是为探访当年在691生活过的中方工作人员而去,他们有好几位就住在青园里。我们去了冯医生的家,他再约好其他的老同志过来他这里。


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


冯医生17岁时参加抗美援朝,是一名医务兵,战争结束后继续进修成为一名医生。他和太太黄医生接受组织调派进入691,直到81年电台停止播音,他们从头到尾照料着同志们的健康。他的服务精神很好,同志们有什么病痛都随叫随到,即使半夜打电话,他也会立刻赶来。

大家到齐后,二三十人把冯医生那原本宽敞的客厅挤得几乎转身不得。一屋子的话语笑声。

有几位是当地人,湖南乡音我们不完全听懂,但经由陈英做的简单“翻译”,也都能心领神会当年他们那股干劲,那种体现友爱,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


(远来的探访者与691故人合影)

郭老师是69年7月进入691,负责教导几个家庭里的那些小孩。小孩不是工作人员,在安排进入当地学校前,也不能耽误了受教育的机会。她说她一人就负责五个年级的科目,既是老师,又是保姆。

郭老师的先生姓谢,是691基地的中方后勤人员,负责采购,日常的伙食都由他下山到益阳或长沙买办。当时没有食物保鲜的雪柜,为了让同志们吃上新鲜的瓜菜肉鱼,他常常凌晨五点钟下益阳采购,赶在九点钟返回准备午餐。当时益阳的供应方接到通知,各类物资尽量满足691基地的需要。同志们午餐三菜一汤,在当年可说是相当高的伙食标准。

老龙和来自北京的刘先生,则是中方负责电台发射的技术专家,属于第一批进入691的16人。当时长沙没有高端发射器材,负责发射的老龙和另一位技术专家,从北京采购按照苏联标准生产的电子管仪器,千里迢迢运到长沙。为保证关键的零部件完好无损,他们一路舟车劳顿,像抱着宝贝孩子一般,抱回来四方山!刘先生则负责电台的天线部分,拉维等人向他学习发射技术,他以身作则,示范时能爬上94米的天线塔高处,年轻人都自叹不如。

他们这一批骨干,大都在68年底69年初,在我们同志到来之前就进入四方山。等到我们陆续撤离了,他们还留下善后,有的直到84年才离开。他们也把生命中一段美好的年月,奉献给了691基地!

甚至如冯医生,出来后当了科长,还一直为处理691同志们的事联络,协调,奔忙,是同志们口里的“父母官”和贴心人。

而他们的女儿冯彤,今天作为一名英文老师,对大家说她特别感激余柱业对她的指导和影响。当年中国改革开放,大家都在积极学英文,她对余的女儿说道:“我记得大约是79年左右,不能去你们家那边学习,你爸爸会到医务室给我上课。学习英语900句。那个时候我也是非常幼稚,看见全部是英文版的书,极其畏难。但是你爸爸还有沙爷爷(沙尔玛)都给了我巨大的帮助。打开了视野,也改变了我的命运。比起691那些没有机会去读大学的孩子,我是幸运儿!”


情牵万里 刻骨铭心


幸运抑或不幸?不一样的际遇,给出不同的答案,回首已然云淡风轻。

岁月塑造历史,岁月也在塑造命运!当年四方山的人怀抱更大的雄心,想改变国家社会的前景,纵使一切已成过去,但总归有人站出来说“改变了我的命运”!

11年,一个奋斗的年代。虽然付出没有得到预期的成果,但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为一己之私,而是为了国家民族,为了高远的理想,为了对一个信仰的憧憬与践行。成败无损于一场运动的人民性,无损于甘于奉献、勇于牺牲的光辉的人性。在这山乡一隅,撒下了汗滴,缔结了情谊。在青园高楼的此刻,撑得满满的,不止是人影,话语,笑声,还有温馨与豪情!一生总比我们想象的来得短,回眸一霎,短短数十载,有那么一份情牵万里的缘分,有一段刻骨铭心的过程,让亲历者,分享者去细细体会,回味,足矣!

高楼外,天风浩荡,蓝天如洗。不禁想起这几天来总要驱车经过的湘江,滔滔北去,仿佛印证着杜甫的诗句:不废江河万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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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y 18, 2018

圣安德烈教堂与印度劳工(St Andrew’s Cathedral)

小坡的圣安德烈教堂


小坡City Hall 地铁站一带为受保留的历史文化区,从地铁站出来,亮点之一是座落在偌大庭院内,白色的圣安德烈教堂。


(新哥德式建筑风格的圣安德烈教堂。圣安德烈为苏格兰的守护神)

圣安德烈教堂以苏格兰的守护神命名,用来纪念捐款兴建这座圣公会教堂的苏格兰族群。教堂的创建比附近的亚美尼亚教堂慢了一些,它们的共同点是都来自建筑师哥里门(Coleman)之手。1837年6月开始第一场礼拜。

遭受两次雷劈后,教堂结构受到严重破坏,1855年拆除,1861年新哥德式建筑风格的教堂屹立在原址。

为了让地给政府兴建地铁,教堂庭院的范围缩小了。星期天,园地开放给缅甸侨民,让他们从附近的柏龄大厦扩展开来,在绿茵草地上野餐团聚,时而传来悦耳的歌声笑语。缅甸侨民也很合作,离去前将废物清理干净,反映了国民道德的优雅。

本地的缅甸侨民以佛教徒居多,虽然身处基督教堂的园地,双方都没什么宗教上的顾忌,形成独特优美的风景线。


(在圣安德烈教堂园地内聚会的缅甸侨民)

至于我的个人回忆,最深刻的莫过于小时候的某个星期日上午,父亲和我从附近的住家走到教堂,本来不过是进去坐下来凉一凉,谁知道突然间人潮涌涌,一位戴着领带的洋人坐在父亲身旁,殷勤地招呼我们父子俩。未几,教堂内传来悦耳的歌声,洋人拿起歌书,为我们边点边唱。唱过圣歌后进入讲道时间,洋人拿起圣经为我们翻阅。到头来我们听不懂牧师在说什么,大家在唱什么,洋人在说什么,圣经写些什么,只感觉气氛祥和,大家都很友善。但语言不通,令我们如坐针毡。休息时间到了,我们也趁机开溜了。


(圣安德烈教堂内)

新加坡是个惩罚印度罪犯的地方


新加坡殖民地年代的市区基础设施,可以说是由来自印度的囚犯们所建立起来的。

一位名叫Baawajee Rajaram的绘图员,在服刑期间为兴建圣安德烈教堂撰写计划书,出狱后成为一名私人建筑师。Baawajee Rajaram可能是因为政治因素而成为阶下囚。

1825年4月18日,第一批80名印度囚犯乘搭从马德拉斯(Madras,现在的金奈Chennai)出海的船只,抵达新加坡。此后约五十年间,有一万五至两万名印度监犯被遣送到新加坡,好些还保留着的地标如总统府、白礁灯塔、莱佛士灯塔、汤申路和武吉知马路都由他们建造。


(1870年代,在新加坡垦荒的印度客工。图片来源:Singapore pictorial history 1819-2000, Gretchen Liu)

殖民地政府将印度囚犯分为六个等级,包括杀人犯、强盗、恶棍和政治囚犯。如果囚犯的行为良好,就可以擢升到另一个等级,获得更大的行动自由。譬如,一等囚犯被安排到监牢以外的市镇工作,享受阳光和自由的气息,并获得津贴;五等囚犯则没有津贴,还得带着手镣和脚铐劳动。

殖民地政府在1873年取消囚犯劳工政策,为“流放”的做法画上了休止符。一些前囚犯经营小本生意,买土地建房屋,有些到公共工程局工作,熟练的工匠担任管工的职务。一些前囚犯当水管工、裁缝、印刷工人、鞋匠、切割机员等,有些则成为食物承包商或洗衣店老板。

Dhoby Ghaut 地铁站是主要的地铁转换站,原文Dhobi Ghat的意思就是走多级梯阶到水中洗衣的地方。如今隐藏在新加坡管理大学(SMU)下方的史丹福河,便是以前的印度人“洗衣店”。

(1890年左右,印度人在史丹福河洗衣服。图片来源:Singapore pictorial history 1819-2000, Gretchen Liu)

当钟声不再响起


新加坡之前,英国在18世纪末把澳洲当作发配囚犯之地。1787年第一批发配到澳洲的囚犯从普兹茅斯(Portsmouth)出发,这是英国在美国的独立战争落败之后。

独立战争前,除了黑人奴隶外,还有白人奴隶和英国囚犯被放逐到美国垦荒。

里维尔钟(Revere Bell)则为美国和居住在本地的英国人建立了170多年的友谊。

里维尔钟来自美国著名的铜钟工匠Paul Revere之手。Paul Revere跟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并肩打了反英的独立战争之后,回到波士顿老家,重拾造钟生涯。他的爱女玛利亚(Maria Revere Balestier)嫁给约瑟·马里士他(Joseph Balestier),后来马里士他被外派到新加坡,成为第一任美国驻新加坡领事(1837-1852)。

Paul Revere虽然是一名反英的前军人,却为女儿铸钟送给英国殖民地的教会,1843年由玛利亚赠送给圣安德烈教堂。赠钟的“怪条件”是教堂每天晚上8时必须准时敲钟,响足五分钟。当时新加坡由英国东印度公司管理,缺乏警卫的情况下,打家劫舍事件层出不穷。敲钟是为了提醒路人提高警惕,船员赶紧回到船上。

玛利亚在1847年去世,但每晚8时,钟声依然响起,直到圣安德烈教堂二度被雷劈后拆除为止。新教堂启用后,“八点钟”再度响起,到了 1874年才中止。那是因为1867年英国政府从东印度公司手中接管新加坡后,市区“长大”了,民居向“郊外”扩展,“八点钟”已经没有实质意义。

虽然停止对外敲钟,圣安德烈教堂依然使用了十多年,直到教堂接受了一对新钟。

里维尔钟是个著名的“限量版”品牌,全世界仅有134口。新加坡的这口里维尔钟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其余133口都在美国。这口铜钟在国家博物馆展示。


(在美国国土外“独一无二”的里维尔钟。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主要参考资料
St Andrew's Cathedral, Singapore infopedia, NLB,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25_2_2008-12-01.html. Accessed 6 May 2018
St Andrew's Cathedral, Singapore,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t_Andrew%27s_Cathedral,_Singapore. Accessed 6 May 2018
St Andrew's Cathedral, https://cathedral.org.sg/. Accessed 6 May 2018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相关链接

Friday, May 11, 2018

冷暖城市

2018年4月22日,王康威在《联合晚报》报道了18岁女学生侯小姐在O水准考获27分(包括一分的课外活动优待分),收到共和理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她办理好了所有的入学手续,包括缴付了相关费用。开学第一天,连学生证都办好后,校方才告知她成绩不达标,因此取消她的学额。

共和理工学院证实,校方在评估侯小姐的申请时出错,为此向她道歉。

共有16名学生因为成绩未达入学标准受到影响。校方为了确保对其他申请者公平,撤销了16人的学额,协助学生转到其他学校就读。

王康威于5月1日发表在《联合晚报》的后续文章《风中的承诺》,中肯地分析了处理“承诺”与“规则”的难度。

这类进退两难的事件在人生中都会遇上,只是迟早的事。既然关系到还属于人间净土的学校,就举个实例吧!

四十多年前我读高小的时候,一位非常优秀的女生和一位异军突起的男生双双被提名为全校模范生。说男生“异军突起”是因为从小一以来,模范生已成女生的囊中物。她的确非常优秀,受之无愧。偏偏这位男生突然开窍,德智体群美样样精,被多数老师推选为模范生。当时校方担心女生受不了打击,决定修改游戏规则,向男生晓以大义。最后男生释放暖意,大方地“孔融让梨”,模范生事件完美落画。此事还是长大后跟老师成为朋友才知晓的。

说“完美”也许只是一厢情愿,男生是否耿耿于怀,是个永远之谜。因为升上中学后,他摆脱了准模范生的形象,学习态度与行为作风都起了莫大的转变,离校后就不知所踪了。

对甲温暖的人情味,可能是对乙冷酷的伤害。你行,在老板眼中未必就行,因此才有IQ、EQ、懂不懂得做人之说。

或许对莘莘学子而言,学校、老师的形象都是正面的,学校的录取通知以及顺理成章的入学手续,对受影响的学生来说,所犯下的是难以饶恕的错误。从正面学习的角度,就是圣人也有三分错,学会面对现实,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反面的学习则是像王康威所说的“在面对承诺不被兑现时,落差往往只能以‘恨意’来表达”,“18年过去了,我仍记得当时的失落。更因此拒绝再踏入飞禽公园一步。”

对许多企业而言,当人事管理(personnel management)跟城市发展同步, “进化”到人力资源管理(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的时候,“资源”只是一连串的数目字。十七八岁的学生学会正面地面对现实,知道“信任”(trust)的珍贵,长远而言未必是件坏事。尤其是侯小姐的志向是朝人力资源管理发展,或许她可以根据自己青春年华的切身体验,做个好的,有同理心, 懂得将甘榜精神”注入企业文化与硬规则的管理人员。


(如何将甘榜精神注入企业文化与硬规则, 是个百万元的大问题)


危机处理


无独有偶,淡马锡理工学院新学年开课,一位从ITE升上理工学院的金发男生在讲堂跟其他学生引起冲突,恶言相向,“老母”连连,差点上演铁公鸡。该视频在网站疯传。

我询问了在理工学院教了20多年书的L讲师,如果是他,会如何面对这类接二连三的事件?

关于学生在讲堂闹事,L觉得较易解决。金发学生的心理,无非是引起别人的注意,成为公众人物,没有观众,戏就演不下去了。因此最好的做法,就是当场下课,学生散了,戏演完了,讲堂空荡荡了,再来处理下一步。

至于“一分之差”的错误,未必就是一分之差。虽然理工学院的招生标准为五科普通水准相关科目总积分26分,但许多学系的截分都远低于26分。16名学生被“意外”录取,照理在运行了多年的电脑应用程序下,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因此很显然是人为的。

既然不该出现的状况已经出现了,除了商家(校方)向顾客(学生)道歉外,L觉得不妨逐个面试,要求学生在半年内交出成绩单来决定去留。另一个做法就是为了对其他学生公平,干脆让那些被拒绝入门的学生一个选择,也就是破例扩大收生人数。当然,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做法,除了“人力资源”之外,将是一团乱麻(open a can of worms),对惯按“规则”出牌的某些官员来说,后遗症不可斗量。

的确,在“法理情”的大石头下,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性化处理,还是打破承诺,依法处置?或者可以跳出思维定式,在盒子外思考(think out of the box),放弃以学业成绩为入学的唯一标准?至于如何拿捏,是个百万元的问题。


Thursday, May 10, 2018

当蓝旗黯然落下

2018年5月8日,马来西亚第14届全国大选前夕,我在柔佛新山黄亚福街拍下了纱玉河的“历史”场景。一路来柔佛乃国阵的地盘,巫统就是在新山成立的。竞选期间,河畔飘扬着整列国阵的旗帜。

照片中这一幕,至少五年内不可能再出现。印证了“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2018年5月8日,新山纱玉河畔飘扬着国阵的竞选旗帜)

当天新山生活虽然如常,接触到的马来人和华人似乎都心情爽朗,难掩心中的喜悦。隔日5月9日的选举,希望联盟(Pakatan Harapan)以113席夺得政权(总共222个国会议席),柔佛州政权跟吉打、霹雳、森美兰和马六甲一起变天,从国阵转移到希盟。希盟也成功保住雪兰莪和槟城的州执政权。登嘉楼和吉兰丹落入伊斯兰党(PAS)手中。国阵只保住了彭亨、玻璃市和沙巴。

变天酝酿了很长的时间,净选盟3.0版(Bersih),国阵以少数票(47.3%)多数席位蝉联执政等,5月9日只是个表达全民意愿的日子。出乎意料之外的是连“包吃”的乡村票也倒戈相向,国阵只赢得79个席位(2013年上届大选为131席),人民的选择十分明确,被形容为“马来海啸”。

马来西亚的政治复杂,皇室、马来人特权、种族、宗教、1969年因选举结果而引起的“五一三事件”等,很容易引起外人的误解,认为那是个野蛮落后的地方。这回的选举,也已经作好暴动的准备,尤其是重出江湖的92岁前首相马哈迪的吉打州。事实显示5月9日是个和平变天,改朝换代的日子,超越了人为的限制,开启了马来西亚民主化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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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y 04, 2018

百越族:广州的南越国宫署遗址

从前有个百越族


撰写《广东妈姐》时,为了进一步了解岭南文化,接触到多一些古代百越族的历史。珠三角属于岭南地区,古代是百越族居住的地方,被中原称为“蛮夷之地”。


妈姐的自梳与不落家源自古老的地方风俗,甚至追溯到春秋战国年代在顺德一带居住的百越人的习俗。

大约在明朝中叶,广东的桑基鱼塘在南海九江、顺德龙山等地陆续出现,后来逐渐向周边地区扩展。桑基鱼塘指的是在鱼塘的基面种植桑树,用桑叶养蚕,蚕沙喂鱼,塘泥肥桑,形成一个自然循环系统,成为珠三角宝贵的文化遗产。

到了清末民初,桑基鱼塘的生产区以顺德为中心,联合南海、中山、番禹、新会、鹤山等县市,将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推入高峰。缫丝业使女性取得独立谋生的条件,重新催生了古越人的民俗,因此衍生了一个独特的妈姐群体。

话说秦始王统一中国后,着手平定岭南。秦朝末年,陈胜吴广起义,接着项羽刘邦楚汉之争,中原陷入混乱状态。这时,南海郡尉赵佗在岭南起兵,建立南越国(公元前203年—公元前111年),并依据岭南背山靠海的天险,抵抗中原起义军的侵犯。南越国帝位传了五世后被汉武帝所灭。

南越国又称为南越或南粤,国都设于番禺(今广东省广州市),疆域包括今天的广东、广西的大部分省区、福建、湖南、贵州、云南的部分地区和越南的北部。秦末汉初时期,中国有十多个商都,岭南则只有番禹这个重要的商都。一般的商都都设置贸易区(市)、生活区(坊、里)、建立城墙等等,不过在广州却无迹可寻。当时的番禺城到底建在哪里?护城墙的位置在何处?至今仍然是个谜。

南越国是岭南第一个封建国家,它的建立确保了秦末乱世岭南地区的稳定。来自中原的统治者将先进的政治体系和生产技术带到岭南,改善了原有的政治与经济现状。南越国君主推行“和辑百越”的政策,促进了汉族、百越族和其他民族间的相互融合。汉文化与汉字传入岭南后,也改变了当地文化落后的局面。

两千多年前的事迹听起来像传说,一般上只是通过画面与造型来回顾那一段发生在广东的老故事。在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发掘出南越国王宫的遗址,并开放给访客参观后,终于让我走入埋在黄土下的古越一隅,彷佛跟古人面对面,心头为之震撼。


(广州南越国宫署博物馆)

南越国宫署遗址


南越国宫署遗址总面积15万平方米,包括御花园、南越国宫殿、南汉国宫殿以及各朝官署遗址等。

1995年发现的御花园遗址下,发掘出方池、弯月池、曲渠、平桥及步石等宫殿园林的遗迹。


(南越国的弯月池)

南越国宫署遗址开放给公众人士参观的部分约三千多平方米,建筑遗迹无疑为我们对前人的生活提供了珍贵的线索。御花园遗址有七个时代的重叠文化层,发现到秦、南越国、东汉、晋、南朝、唐、宋时期的遗迹和遗物。

此外,这里还发现了83口水井,年代由南越国至民国时期。这些水井可进一步归纳为土井、砖井、瓦井、木井、蔑圈井和陶圈井,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建筑特色。水井当中有一口八卦砖井,八行竖砖间砌上横砖,成八卦形,可见古人已经懂得力学结构的原理,并且有良好的筑井技术。此外,曲渠弯弯,小桥流水,东方园林独特的风格,都可在遗迹中一窥全豹。


(御花园遗址)

(八卦砖井)

古代中国建筑都以砖木结构为主流,直到唐宋以后才大量使用石质材料,但是南越国遗址却发现石柱、石墙、石门、石梁、石砖、石池、石渠等类似罗马的石块建筑,这个“石头城”跟古罗马建筑相似,在秦汉时期是独一无二的。直至汉末,东吴孙权在南京清凉山筑起石头城,作为水军的防守要塞,此后数百年,成为南北攻守的重要阵地。

南越国宫署遗址彷佛像一颗岭南明珠,隐秘在黄土地下的是前人打造的生活,千山落木,万里烟尘间留给我们一缕缕的暇思。


(古代的曲渠)

(仿古重新制作的曲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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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May 01, 2018

历史 翻到了691这一页 ——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旧址纪行 (七)

作者:海凡
图片:海凡


(七)卖茶粿和“守屋守山”


终于有机会在一张小竹椅子坐下歇脚。身旁还有几只鸡鸭踱着闲步。这是一户人家在这里做着小营生,给远道而来的探秘者,张罗以野菜混合糯米粉油炸的糕粿点心,再啜上一口热茶解渴充饥。闲聊时,那位摆摊的年过半百的妇女,谈起她就是当年691那批幼儿的同学。说起人名,都是认识的。她也大概知道后来她那群小同学都离开了这里,听说要回去自己的家乡了,安全吗?会出事吗?她曾经担心挂虑,但没有任何途径可以联系。一转眼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她说:周末她总要来这里看看,她相信,他们总会回来,终有一天会见到当年的小同窗!

69年以及随后来到四方山的,有几个家庭带着小孩,拉维回忆:“我们一家(指沙尔玛家)就有我弟弟和妹妹两个;余柱业有两个女儿;苏丁,林雁和梁森一家也有小孩。”这十来个孩子正当上学年龄,都暂时没有安排工作,而是与当地人一起,在四方山小学就读。因此,这位卖茶粿妇女才有了这批和农村孩子不同的,背景特殊的小同学。

“这些孩子长大后有的参加电台工作,比如我弟弟鲁华。电台关闭后,他留在长沙读医科大学,后来再到英国读硕士,现在在北京工作。我妹妹也留在长沙读师范大学,然后到印度进修硕士课程。苏丁的孩子莫友力也是医科大学毕业。方小浪的儿子方宁跟着林雁一家,也在长沙受教育。81年以后方宁去了香港,学摄影专业,先后在报社、电视台当专业摄影记者。 ‘9·11’事件之后,他受凤凰卫视派遣,2001年11月和闾丘露薇一行四人到了阿富汗实地拍摄。他去过世界许多国家,非常有成就。”
  
(几个691的小孩儿在大会议室前玩球)

余柱业的两个女儿,大女儿当年才6岁,小女儿4岁。一张旧照片里,她们在691基地大会议室前,正在和苏丁的三个男孩玩球,背景的建筑物拉着布条横幅,大字写着: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正好是1969年10月。她们整个的的学生生涯也都在长沙。大姐说:“妹妹先是上幼儿班,我就和当地的孩子一起,在四方山小学上课。有一个当地小孩名叫安静的,还成了我的好朋友。”电台结束后,她们姐妹俩一起到湖南师范大学上外语(英语)专业。直到1988年离开长沙。

那位卖茶粿的妇女也许并不是安静。但691小孩始终留在她的记忆里,成为她生活中美好的期待。如果她知道当年的小同窗,如今分散在世界各地:香港、北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都生活得好,有出息,她一定会感到欣慰。

守护着山里的桂花树

  
(还在“守屋守山”的陈美珍大爷)

我想起陈美珍——那位五保户的老大爷。我们是上午参观工作区时遇见他。他悄无声息地突然出现,令人讶异。他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我是1994年进来的,20多年了。”据知他就住在工作区前面不远的村子,晚上回家住,白天,除了雨雪天,基本都会在这里守着。“他们还没给我发工资!”陈美珍说。

原来马共人员八十年代相继撤走以后,这栋楼曾经被铁道部门接手。1994年是一个叫潘宪华(音)的人请他“守屋、守山”,答应“开发(旅游)了就发工资”。可是潘宪华几年前死了,他的“开发”就成了一句空话。但是,陈美珍却没有就此离开这里。他说,进来的时候,屋还好,山上有很多桂花树,“要不是我守着,那些桂花树全被挖走了!”

而那片生活区也有这么一段后话,691基地曾被一个赌博集团利用,许多四方山村里人被请来当服务员。当然是这个隐秘地点的旧建筑,让那些人有机可乘,开起了地下赌庄。多天以后,消息泄露,公安来追捕这个赌博集团,赌徒们四散奔窜,到处撒钱。

而设在防空洞里的发射机室和柴油发电机室,后来也被村民看上了,利用这个现成的设施,用来腌制咸鸭蛋。


(昨日25米乘50米的国际比赛标准型游泳池,今天的淡水鱼养殖场)

那个当年设在稻田里的25米乘50米的国际比赛标准型游泳池,池边跳水的小站台还在,水波如镜,倒映着丽日蓝天——但却已被脑筋灵活的当地农民,改造成了淡水鱼的养殖场。


蕴蓄深长的一页


历史,生活,建筑……哪一样不是被岁月把玩着,磕磕碰碰,敲敲打打,有哪些不是面目全非,甚至成为废墟?为了各自的人生目的:宏大的,卑微的,长远的,眼前的,一代代的人们从这里穿行过去,行色匆匆。也许有人频频回首,也许有人偶来寻觅,也许有人在当年的那个岔路口,低头沉思:每一段生涯,都在塑造今日的自己。

一位当地人透露,一位女性马共电台成员在撤离之前,曾将她私人的笔记、资料、书刊等当作废纸卖给了她家。她们用来卷制鞭炮,当然早已片纸不留。而她至今印象犹深的是,笔记上抄录有李清照词多首。“看来她有身世浮沉的感慨。”

691,蕴蓄深长的一页翻过去了。各种历史经验,留待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去分析,去评说。

在这片远离尘嚣的荒僻的山野,终究还有等待小同窗归来的卖茶粿的大姐。

还有陈美珍老大爷守护着山里的桂花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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