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August 29, 2014

现在有了好消息

早晨的958电台节目伴我上班,提供了许多资讯和路况消息,对家镳和淑君所提供的正能量有一定的亲切感。这几天看来是上头交代下来,邀请听众唱两句“建国配套”,唱对有奖。

关于“建国配套歌”,如果大家看黄金时段的8频道节目,就会见到谐星李国煌和另一名男扮女装的艺人陈瑞彪载歌载舞,小两口心手相连:“以前的人们都害怕生病,担心看病负不起。现在有了好消息,让我慢慢告诉你”,老人家从此有病不用愁。这则政府广告,已经通过唱游,进军958

(建国配套歌)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先生在2014年的国会财政预算案前就已经宣布“建国配套”,凡是在今年达65岁和在1987年以前拿“红登记”(新加坡公民)的老人家,都归纳为建国一代,91日起能够得到附加的医药津贴。

虽然这群老人家过去都没有享受到建国一代的荣耀,但在打造新加坡独立50年庆祝活动的过程中,李显龙先生通过政府机制来肯定老人家的付出。这个正面的处理方式,也显示出他本人的诚意。

对于建国配套,李先生不可能从头管到尾。在大局上,李先生正视医药费过高的事实,跟过去卫生部长的“八元手术”的口吻显然是个U转。在执行上,过去数个月来所“行销”的是一个框架,少了实质内容,因此许多受惠与不受惠的人士都不理解,只知道政府说“安啦”!结果议员们必须在全国各民众俱乐部来一场road show,华文称为巡回展。

我的父亲出席了在淡滨尼北民众俱乐部的解说会,他反馈说几十年的老街坊,不是在附近买菜见面就是一起做晨运,大家都熟口熟脸。解说会上却由旅行车载来陌生的脸孔,很明显的是从别的选区“调水”,在答时间做做秀。到头来,父亲说听到的依旧是“安啦”的框架。

我说父亲,你已经是建国一代中最高的元老级别了,经历过为了柴米油盐而必须马不停蹄的忧伤,也走过酸甜苦辣的风雨路,现在应该改掉多年来那种急躁的习惯,学会慢活,就给相关部门足够的时间来敲定细节吧!父亲不以为然,说这不是他所认识的行动党的闪电作风。很显然的,父亲这句话也反映了他已经踏入党就是政府,政府就是党的误区。

巡回展中,政府似乎惊觉到三十余年来所忽略的讲方言的建国一代还在人间,他们并没有华语化,顶多是“华语有限公司”。这群边缘人还是使用自己熟悉的方言,在被遗忘的社会角落求存。

接下来自然又是“大阵仗”,方言系列的巡回展粉墨登场,出动了非政治人物如《联合晚报》的主编李慧玲,演员转型为歌台主持人的林茹萍等人,通过方言来解释建国配套。

我们不应该以小人之心来度君子之腹,但由于建国配套推出的时间点有个2011年全国大选与接下来后港与榜鹅东两场补选的时代背景,这一轮宣传攻势,难免叫人怀疑背后的政治含义。

驱不走的方言


说到这群讲方言的建国一代,不能不提上世纪70年代末那段语言边缘化的事迹。为了消除方言,同样是建国一代的时任总理李光耀先生不惜通过讲华语运动来遏制方言娱乐,电台、丽的呼声、电视台等的方言节目都立刻禁声。当时凭电影《搭错车》翻身的歌手苏芮唱红了电影插曲《酒干倘卖无》,这首歌有几句“酒干倘卖无”的方言,同样被禁播。

至于本地创作,本地的音乐才子梁文福一曲《麻雀衔竹枝》,贯穿了本地流失的岁月,直到去年才凭电影《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我爱过的一切》获得解禁,适逢国庆佳节,为新加坡庆生。不过,这首很“新谣”的歌曲已经错过了新谣的时代。

陈子谦的歌台电影《881》有许多福建歌曲新创作,最感人的是重新填词演绎的《十二莲花》,当年我们服兵役也曾经以相同的旋律诠释了苦乐兼备的军旅生涯。这样一首方言歌曲当然更加不可能在市面流传。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我爱过的一切》使歌曲《麻雀衔竹支》重见天日)

如果大家去七月歌台走一趟,自然会发现方言歌曲大行其道。主持人如果不能用方言来讲一点“有料”笑话,就很难在歌台立足。农历七月初八,我看了一场由王雷主持的歌台秀,现场将近三千名观众,年轻人、老人家和占多数的中年叔嫂济济一堂,华语与方言歌曲齐齐出动。方言歌曲中,最受欢迎的是福建歌,接下来是潮州歌和广东歌,基本上反映了新加坡华人籍贯的分布与对成长的语言那份浓浓的情意结。


(以方言为主打的七月歌台,吸引了许多老中青)

建国配套歌舞秀


李国煌和陈瑞彪那场以上世纪30年代夜上海为背景的建国配套歌舞秀,整体格局是挺怀旧的。不过,它是否符合一般老人家的心情就不得而知了。在我接触过的老人家中,有觉得富有娱乐性的,有一笑置之的,有觉得厌烦的,也有更极端一些的,问是不是要谢主隆恩啊?

我跟许多过来人一样,感受到社会上许多因民生所引起的怨言。但一国就如身上那件衣服一样不能无领,总需勇夫出来维持大局,民主社会必须容得下求同存异这最基本的民精神。社会是一个分工,各务其事,各谋其政,大家寻个生活的道场就是了。因此,“谢主隆恩”这么“封建”的一句话可是从来没有经过我的小小脑,听了之后恍如当头棒喝,一时间不知如何消化。

为何谢主隆恩?


老人家传来的电邮这么写道:“五六十年代老英帝国的年轻人都以信仰社会主义为荣,那个年代,留学英国的新加坡人,生病留医,一切免费。我们的“新医药政策”,已经被宣传到人人必须“ 谢主隆恩、皇恩浩荡”。所以,新加坡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吗?社会主义国家是邪恶、落后吗?是值得探讨的。”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政府落实《侯永昌报告书》,医药免费那种殖民地年代的“残渣”已经走入新加坡历史。除非这个世界真有所谓的乾坤大挪移,否则以“市场社会”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是没有什么掉头的空间。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左右对峙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场京华春梦。当时的人民行动党奉行的是左倾的社会主义,在竞选时还打着“左翼”的旗帜。后来由于开始右倾,并且对不同政见人士所采取的手法不被国际社会所认同,到了1976年,在英国工党和荷兰工党动议下,被社会党国际开除党席。当时在五年后成为新加坡总统的蒂凡那编纂《Socialism That Works: The Singapore way》一书,辩证新加坡模式的社会主义是行得通的。


(当年人民行动党的竞选口号:坚决维护左翼团结。图片来源:海峡时报新闻图片展)

1980年代,邓小平在中国推行一场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1991年圣诞节当天,立国69年的共产国家苏联解体。后来的发展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这些共产主义大国都比资本主义更资本主义,造就了世界首富,同时告别了共产党统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旧时代”。今时今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何谓社会主义,何谓资本主义?这些超过百年的政治理念确实有必要重新审理。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只有当人性回归,人们的理性开始超越经济指标,探讨人生的本质时,才可能意味着我们开始思考美好人生、美好社会的含义,将政治与经济还原回服务于人心与人性的宗旨。

医疗费用能够遏制吗?


2014819日的《Straits Times·Forum》,Tang Kok FooDr)投函,认为新加坡的医药开支不应该一直往上飙升,字里行间显示他是一位有良知的执业医生。Dr Tang表示许多医生以为病人在医疗保险的机制下,不介意多还医药费,因此选择最保险的做法,一方面使用最新的仪器,另一方面让病人接受多种体检,趁机推高医疗的价格。

Dr Tang提出一个割除乳房肿瘤的实例,单单外科医生的手术费已经$70,000。对比之下,传统的手术程序只需$5,000,手术的时间也只需三分之一。他心有感慨,诚实的态度与病人为上的医德,应该是公民社会里医生必须遵守的准则,过去如此,现在亦然,但却在流失中。

在哈佛教授Michael Sandel口中的现代“市场社会”的机制下,一切都可以通过金钱来交易。Dr Tang也认同的,新加坡政府奉行自由市场价格,但在社会压力下,国家发展部终于出面调控屋价,公共交通委员会出面遏制地铁与巴士车资,可见市场价格是可以控制的。

在老人家口中的旧时代,战后的1947年百物膨胀,一盘咖喱鸡饭$1.50,平民百姓三餐没得温饱,营养不良。殖民地政府推出“民众餐室”来对付无良商人,确保人民每天至少有一顿营养餐。民众餐室由政府经营,营养餐有一饭一肉一菜一汤和一杯茶水。一份套餐四五毛钱,政府还有盈余。在两年内稳定物价后,民众餐室功成身退。这些实例都说明政府可以出手稳定市场,做或不做,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本地画家朱庆光的木刻版画:民众餐室)

在医疗保健这个价格节节飙升的环节上,新加坡靠的是医药理事会(Singapore Medical Council)来监督,实际上医药理事会的职权有限,不像政府组织那样有执行权,Dr Tang比喻金融管理局比医药理事会的权力大多了。

根据Dr Tang的说法,应该出面管制医疗业的是卫生部。我觉得很惋惜的,卫生部的运作脱离不了机会成本考量,“金金计较”,最明显的就是建医院,等到人口爆炸,足以抵消成本收益的时候才来动土。若要卫生部涉足公共与私人医疗界,制定医疗程序与收费标准,无形中将涉及人的生命与感性的一面,超越了科学的范畴,是知易行难。

我相信许多医生都是本着良知来做事,但也有些害群之马趁机发财,他们所利用的是病人生命的脆弱性,或是本人因怕输怕死而不愿意承担责任,或是被所属医疗集团所限,在身不由己的情况下,打造一个袋袋平安的医疗服务业。

最近在中央医院走动,认识了为我那一夜间成为建国一代的岳父动手术的的主治医生Dr Chan。他虽然已经50来岁,还是秉持着年轻时当医生的理想,继续在政府医院服务,甚至在休假时轻装上阵,回来探望病人,并且时时刻刻向家属报告病情。

Dr Chan 那种敬业乐业的精神,令我敬佩有加。今时今日,能够找到数十年如一日,这么人性化的医生并不容易。不过,住院费、医疗费、复诊费,对许多平民而言,都不是一笔小数目。虽然说住院费可以从保健户口扣除,钱不够用由亲人的户头补贴,此外还有医疗保险等。毕竟住院、医疗、保健储蓄和复诊的现金交易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只有真正痛过的人才会了解。

至于我那所谓的家庭医生,说好听些是嘘寒问暖,但最好还是无事不登三宝殿,防范胜于治疗这句话最好还是在药房外面说。医生时不时都会以“防范胜于治疗”来追问我做了这个体检没有,那个血液检查没有。我说我的体检报告不是给你过目了吗?他说那是在别的体检中心做的,没有经过他的手,他无法负责,有事情别去医药理事会投诉等。

我想要进一步了解,既然已经做了某种常年检查,为何还需要多此一举,多做其他检测来对比健康指数时,他回答说是卫生部推荐的。我们再聊起你我相识多年,我的存底都在医务所里,你认为我的身体状况如何?需要一年到头做体检吗?你认为我的生活作息正常吗?我有糟蹋自己的健康吗?医生顾左右而言他,不了了之。

我无意质疑医生的专业,但医生所提出的每一个可有可无的检查程序都是一笔开销。在医务所还可以讨论,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可没得好谈。到底是病人在新科技、新经济的医疗机制下得福,还是全民重金打造一个将生命的脆弱性转化为商机的行业?我相信底线还是在于最古老的“医德”。

老人家问责,如果医疗界没有适当的管制,建国配套的实质优惠是否很快的被挖空,沦为空谈?老人家说国家累积的财富是全民打拼的,财富由人民分享是天经地义的事,值得像下诏书般,接过圣旨,谢主隆恩吗?

所谓矫枉过正,物极必反,由建国配套的公关策略延伸出来的大层面,下一个十年又是另一批中年人步入老年,如何优雅有尊严地老化是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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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August 26, 2014

回家聚一聚(文章转载)

作者:辛羽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尘人凡语》,2014年08月18日


越来越认识到,能够有三四代人同堂的家庭聚会,实在是一种福分。

多代同住一个屋檐下的讨论,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的建设,久不久就会浮现报端,但坊间大多已心知肚明,再怎么说也拗不过小家庭的发展趋势。

也许需要积极发扬的,倒是日渐式微的家庭聚会。我们家的家庭聚会持续经年,这要感激妹妹们的苦心经营。

二妹在六个孩子里最先成家。那时还住山顶,她也嫁去山顶。每一两个星期从林厝港婆家回裕廊芳加岭的娘家,没少费事。幸好妹夫骑电单车,就这么载着妻子——然后,载着妻子加孩子,一路颠簸地往返。她说:也碰过警察,被告知这是违法的,但要家庭聚会,违法也只好违法了。

80年代中都搬进了组屋,她倒回去裕廊,爸妈这头却搬到武吉班让——当年的正华椰山尾。一来一回总算有巴士,却得花上一两个钟头。路长不比岁月长,那一段川行组屋区的路线, 她把路边的风景都看老了。

三妹也嫁了,前头有个榜样,她也约好日子一起回来。就这么半个月一次的家庭聚会,一年二十五、六次,十年二百五、六十次,二十年五百多次……第三代从抱着,推着,牵着,跟着……然后,焕发青春的面庞就剩在节日里才出现。

屋子里在灯下围着吃晚饭的,又都是半个世纪前的面孔。

爸爸过世百日了,我们回去都要给安置在大厅里的神位上香。老妈妈在孩子们面前对自己的丈夫大声说话:……声音溢满昨日的气息和温度 。

朋友告诉我,每次她回母亲家,到了楼下不用抬头望,她也感觉到家里窗子有一双向外俯瞰的,热切的目光。

星期天是休假日,却总有人,尤其是年长者,愿意守在家里不出门。别问为什么了,不是怕外头拥堵,而是不想错过了孩子们也许会回家聚一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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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August 22, 2014

勿洞 - 马共的小城大事

勿洞


勿洞(Betong)是泰国最南端的小城镇,只有五万人口,华裔占40%,巫裔40%,泰裔20%,是泰国华族人口比率较高的城镇。通过分布在市镇几条街道上的社团学校如六桂堂、古冈州、福建会馆、广西会馆、海南会馆、中华学校等,可窥探到南方先民在勿洞开荒的日子。华人中以广西人居多,广东话则几乎通行无阻。


勿洞的亮点是因为曾经是马共跟泰国与马来西亚军队打游击战的地方,而马共在新马留下太多史迹与太多伤痕,年长一辈有许多回忆。他们的父母、子女、朋友都可能是前马共、外围组织、支持者、同情者、罹难者。这个极左的组织在人们心目中到底是正是邪,在新马历史上由于多了几分感情的因素,现阶段还是非常敏感,难下定论。

当年马共进入勿洞时还曾经帮助过当地村民打土匪,
维持地方治安,因此深得当地民众支持,除了帮忙岗哨外,还有年轻人入党,成为马共的一员。摆脱了枪林弹雨的岁月后,勿洞如今已经是个和平的小城。


(勿洞:山峦围绕的小城。远处的山峦就是当年马共活跃的山林。)

1987年,两支从马共分裂出来的马西共分区:革命派(90人)、马列派(542人)先后走出森林,缴械投降;两年后,马共中央派(1188人)在合艾跟泰国和马来西亚签署联合《合艾协议》,正式为马共的武装斗争画上句点。泰国政府遵守承诺,拨地拨款,在勿洞设立了友谊村与和平村,让马西共与马共中央派建立家园。


(马列派放下武器,走出森林)

勿洞的第一和第二友谊村分布在两个山头,都开放给公众人士参观,第一友谊村保留了长一公里的营寨外围地道和设施,第二友谊村则跟金马仑高原形似,还设立了“万花园度假村”。


(第二友谊村万花园一角)

(万花园培植了各种鲜花,蜜蜂也采蜜忙)

从新加坡驱车去勿洞,可以取道南北大道,全程约760公里,9个小时车程。经过怡保后,在Kuala Kangsar转入76号公路前往宜力(Gerik),在Gerik继续沿着76号公路,转入1157号公路便可进入泰国关卡,再沿着4106公路走约10分钟就抵达勿洞市中心了。如果有兴趣,可以在抵达怡保前参观一下日战期间136部队的史迹,例如在霹雳的秘密基地美罗山(Bidor)和囚禁林谋盛的华都牙也监狱(Batu Gajah)。

解除武装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1989122日,合艾。从1960年起,马共总书记陈平在中国遥控马共中央长达二十九年。1989年,陈平来到合艾与马泰达成共识,在《合艾协议》签署仪式上发表讲话:

“泰王国政府,马来西亚政府和马来亚共产党代表团举行了一系列和谈,并取得了圆满成功。两项和平协议的签署证实了这一点。我们对和谈的成果感到高兴。

刚刚签署的这些协议符合我们党争取实现和平的政策,符合当前世界人民要求和平与民主的历史潮流,同时也符合马来西亚和泰国两国人民的利益。

我们认为,通过和谈达成的结束41年武装活动的上述协议是一项光荣的和解。毫无疑问,这种对各方都公平合理的和解是基于互谅互让的精神达成的。

我们相信,这些协议的签署将在我国历史上写下新的篇章,将对马来西亚和泰边境地区的繁荣和稳定作出重大的贡献。

作为马来西亚公民,我们保证效忠最高元首陛下、效忠祖国。

作为协议签署者之一,我们保证严格履行协议。我们将解散武装部队并销毁武器,以表示结束武装斗争的诚意。

最后,请允许我代表马来亚共产党代表团对泰王国政府为三方和谈所提供的宝贵协助,为马来西亚政府和马来亚共产党的和平协议作见证者,以及为这次历史性的签署作东道主,表示衷心的感谢。

也请允许我对丹斯里差哇立.荣猜育上将的远见,对吉滴·叻达纳差耶少将的努力,终于促使和谈取得成功,表示高度的赞赏。”

《合艾协议》为1930430日成立的马来亚共产党这个特殊的群体划下句点。从签署和平协约至今已经度过了25个年头,人生也不过是三个25年,而有些年轻的战士,可能都活不过人生的第一个25年。

老林


在友谊村有缘结识了60岁的林先生(老林)。温文有礼,讲话轻轻柔柔的老林,怎么也不像是个将青春托付给森林的激进分子。


(老林和我。2014)

来自吉隆坡,已经入籍泰国的老林在吉隆坡华文独中完成高中教育,隶属原第12支队2区,也就是后来以張忠民为首的马列派,在泰南霹雳边界的勿洞活动。至于原属第8支队,也就是后来以黃一江为首的革命派,当时在泰南吉打边界的昔罗(Sadao)活动。这两支部队分别在1974年和1970年因不满中央的肃反运动而分裂,脱离马共中央,成立马共马列派和马共革命派,过后在1983年整合,成立马来西亚共产党,简称马西共。


(马共马列派首领)

(马列派因肃反运动无辜丧命的五名队员)

在马西共走出森林,陈平签订《合艾协议》之前那两年过渡期间,已经有一些原马来西亚人选择回家,不过当时大马的条件比较苛刻,这些前党员曾经被扣留、调查、监视等,至于那些在签订《合艾协议》后才回家的前马共,所受到的待遇则好多了。

新加坡入党的马共队员,多数加入中央派,在和平村落户。不过要找人也不容易,因为大家投入武装斗争后都会隐姓埋名,使用假名字。

当年马西共比马共中央更早走出森林,主要是受泰共的影响。他们观察到1982-83年间,许多泰共干部与解放军投降后,泰国遵守原有的和平协议,让他们有尊严地回归社会,并没有秋后算账。马西共认为泰国真的拿出和平的诚意来结束这场漫长的游击战事,所以才作出投降的决定。

老林在1975年,20岁出头离开吉隆坡家乡去到勿洞,投入张克民所领导的第12支队,受训后成为一名广播员,在地道内的小小工作室,负责地下广播任务。

十二年后,老林跟着大队走出森林,在第二友谊村打造新生活。

后来,老林认识了一位在泰国出生的广西族女子,结婚生子。当时老林已经四十岁,从青年迈入壮年,人生已经走了一半的路程。

回想起来,人生本来就是有得也有失,以青春的印记换取明天,并没有什么遗憾,而是另一番历练。如今拿着泰国护照,老林可以自由出入马来西亚,每年清明都会回乡拜祭。

老林回顾1970年代中的抉择,主要是来自那个年代的一股思潮。当他还在读中学低年级的时候受了高年级大哥哥的影响,当他成为高中的大哥哥时,以同样的方法关怀学弟学妹们的功课、家庭、同时也逐步灌输他们马列的革命思想,分析社会动态,决意建立一个公正平等的马来西亚。

《五一三》让马共找到新动力


对身在大马的华人,那股七十年代的思潮主要源自1969年发生在马来西亚的种族冲突,史称《五一三》事件,跟新加坡1954年反国民服役法令的五一三事件发生在同一天。

1969年,马来西亚举行第三届大选,反对党获得50.9%的得票率,第一次超越联盟政府(国阵的前身)。由于受到选区划分的局限,反对党虽然得到多数票,但只取得36%的席位。511日,反对党在吉隆坡庆祝胜利游行,惹火了一些巫统的激进党员,举行反示威。513日,两派人马在文良港街头短兵相接,演变成流血大暴动。

根据官方数据,这场持续数月的五一三种族冲突有196人死亡(华族143人、马来族24人、印族13人,另外16人无法辨认),439人受伤(其中18人枪伤),9143人被捕(华族5126人、马来族2077人、印族1874人,其馀为外国人,包括巴基斯坦、欧洲、泰国、新加坡等),警方相信被捕者当中,有93人为马共。此外,221辆车及753栋房屋被毁。

《五一三》事件在没有酝酿的情况下就这样发生在首都吉隆坡,并不是马共或是执政党所能预知的,也并不包含民族解放的斗争或反共的意识,而是牵涉到种族利害关係。事后,全国行动理事会发表了《五一三悲剧》白皮书,把事件的根源归咎于种族经济的悬差与族群分化,并通过宪法确定了马来人的特殊地位。

这样的后续让马共找到新的动力,在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采取“新的武装动向,主要目的在于制止吉隆坡当局继续执行英国余留下来的殖民地战争政策,以争取我国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方山,《马泰边境风云录(第一集):根据地重整旗鼓——新时期·新方针》)。马共利用紧张的局势来扩大活动,争取对种族肤色深感不安的民心,使马共党员增长了一倍。

1970年代中期还发生了几件大事,例如:

-马来亚大学(马大)学生在美国大使馆前进行示威,抗议美帝国主义(1973)。

-马大学生发动了华玲(Baling)反饥饿游行以及打锡乌达拉(Tasek Utara)木屋反迫迁事件,国会的白皮书(1974年的1219日)指马大华文学会涉及共产党的颠覆行动,关闭马大华文学会。

-吉隆坡当局兴建独木莪水坝和北马东西大道(1974),宣传策略上则说是为了“围剿”边区;对此,马共向施工工程作出袭击,以示警诫。大马政府作出回应,对马共与倾左的团体进行大逮捕,修改大专法令,缔夺学生的政治权益等。

当时老林身为马共党员,自然如履薄冰。当时上头指令他到别的州府去隐姓埋名,找过一份工作,他则认为反正人生地不熟,而自己也有为国家民族斗争的宏愿,于是痛定思痛,走上勿洞之路。


丛林深深


对于马共重新启动武装行动,马来西亚曾经在19786月至1980间,对据守勿洞的第12支队,发动了长达二十个月的围剿行动,轮派两千军人进入森林,建立十五个堡垒,大军则在森林外围布防、炮轰等。第12支队的主力部队撤入深山,同时派出多支战斗队向政府军在林中的据点进行反击。


(在政府军围剿行动中丧生的部分马列派队员)

1982年,泰国出全力围剿马共,使三千人的部队锐减至千余人左右,加上邓小平向陈平下指令,停止武装斗争,马共已经逐步失去与政府军持续抗衡的可能性。

马共在勿洞森林里作战与生存的技巧有许多都是从泰共那儿学来的,泰共则是通过越共,越共通过中共,共产党的血脉就这样连成一线。


(丛林里的营寨,锌板屋顶,屋子属于开放式,方便作战)

由于马共长期在勿洞森林出入,对周遭的环境与地雷区等都十分熟悉,他们自己制作的地雷通过干电池的电流引爆,只要脚一踏上去就立刻通电爆炸,虽然杀伤力不强,但已足以炸断一条腿。

至于官方埋下的地雷,是以安全扣引爆的,只要踩着不动,还是有办法拆除。此外,政府军是轮派的,新来的军人对环境不熟悉,因此凡是布置地雷的地方,都必须在树干底下做记号,久而久之就被马共识破,除了没收地雷外,还可以变变把戏,例如改装、换地方、换方向等,使政府军自己遭殃,因此政府军都不敢轻易进入森林活动,只是漫无目的地开炮。听大炮飞过头顶的声音就知道政府军锁定的地方,因此马共甚至可以在大炮底下如常过活。


(第一友谊村博物馆内展示的地雷制作法)

当然在森林里最避忌的就是行踪泄露,因此在行军时,都必须有人殿后,把走过的足迹销毁,煮食也通过夜色来掩护,都是在入夜与黎明前进行的,称为“两头黑”。

在营寨煮大锅饭,则采用“孔明灶”,时间就从容得多。所谓“孔明灶”是在地底先挖个灶头,再沿着山坡挖出一条排烟的管道,在出口处挖一个大烟槽,上面铺上潮湿的麻袋;这样一来,即使有炊烟冒出,也变得稀稀落落,难以察觉。


(孔明灶解决了“两头黑”的难题,煮食也从容多了。)

(孔明灶的出口是个大烟槽,即使有炊烟冒出也变得稀稀落落,不易察觉)

第一友谊村保留了一公里的地道让公众参观,这条深入地底约二十米的地道是由第8支队,集中五十人的力量,花了三个月时间挖掘出来的。除了厨房外,还有碳窑、哨站、宿舍、操练场、夫妻屋(新娘房)、改建成博物馆的礼堂和一条九个进出口的地下隧道,作为防御炮弹与囤积食粮等用途。隧道有一个人的高度与约1.5米宽度,里头的睡床、桌椅等都是原来的山石,可说是“入土为安”。


(走地下隧道)

(地道内的坐位)

当时组织规定男女不准谈恋爱,因为一旦怀了身孕,有了孩子,除了行动不便外,还会危害到全队人。男女一起共事,难免会日久生情,因此才有了“五锌级”的新娘房,屋子就像屋顶那五块锌片那般大小。孩子出生后必须“关”在隧道里,避免婴儿的啼哭声暴露行踪,过后还必须出森林找户好人家,将孩子送给人。


(“五锌级”的新娘房)

博物馆展示了武器、车床、运输器具、学习资料、以及文娱活动用的手风琴等,依稀间彷佛还听到琴声伴奏下,飘起一阵悦耳的歌声:

树胶花开遍地黄,每年每日割胶忙。虽然油盐茶饭吃不饱,洗了胶桶乓呀连嗵乓,乓呀连嗵乓。大家欢聚在一堂,在一堂...


(转型为博物馆的礼堂)

(树胶花开遍地黄,每年每日割胶忙......)

新加坡与马共


上世纪七十年代新加坡是否仍旧受到马共的安全威胁?20111020日的国会中,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张志贤公布了一些详情:


19704月,一名妙龄女子在樟宜一起炸弹爆炸事件中丧命。设炸弹陷阱的是马来亚民族解放阵线,这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马共最活跃和激进的外围组织之一。

197412月,三名亲共分子原本要驱车把土制炸弹放在南洋鞋厂董事经理的住家,不料炸弹在车内提早爆炸,二人被炸毙。第三人逃离现场,获其他亲共分子援助偷渡到柔佛。

1970年至1974年间,马来亚共产党在新加坡至少策划了35起纵火及爆炸事件。

1970年代共800多人在内部安全法下逮捕,并向其中235人发出拘留令。多数被拘留的人不单只同情马共,而是为马共提供了财物及人力的支持。

--马·南洋商报(南洋网),20111020

关于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在新加坡所发生的疑似马共事件,当时新马有一个叫做统一阵线的组织,新加坡的左翼人士所支持的也是从早期的反殖到后来的马来亚革命。革命同志躲在森林里,对外界知道得不多,主要靠电台来收集资讯,维持革命理想。

到了八十年代,世界时局完全改观,从中苏交恶到冷战结束,资本主义重新抬头。陈平安排了马共与马西共的领导干部,包括张忠民和黄一江回到中国,他们发觉现实跟理想中的中国原来有这么大的落差,蓦然回首间,感悟到坚持了一辈子的斗争已经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促成他们后来放下武器,重返社会。

人间正道是沧桑,是正是邪还得经过日后的盖棺定论。武装斗争这条路本来就不是什么康庄大道,在世俗眼里是一条不归路。自1930年代起,马共这个特殊的群体已经在这条崎岖的道路上起跑,颠簸中从无到有,从有到无,飞鸿渐杳,数年华已度过六十清秋。他们创造了新马历史上“马共”这个词汇,成为二十世纪信仰与激情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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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August 19, 2014

华文何去何从(二之二)

(文接《华文何去何从》(二之一),刊登在1990年《联合早报·言论》的文章)


推广华语已经度过了十个年头,华语在取代方言,成为一般华族间的共同语的收效是有目共睹的,虽然我们必须牺牲好些优美传神的方言词藻。当推广华语运动升华至“在公共场所讲华语”时,我们认为已经不再是纯粹华人社会的问题,原因有二:一是它已经偏离原来以华语取代方言的宗旨;二是基于新加坡多元种族的特性,工作场所中容易与非华族人士产生藩篱。我们大抵都有因异族同胞用他们的语言交谈而感到不自在的经验。少数民族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而对华文问题表示关注,我们有必要舍身处地,以谅解的心情来看待另一群新加坡人,而不是以这是我们华族的问题拒他们于门外。

如果推广华语运动有必要涉足更广的层次,与其通过敏感却未必收其实效的口号如“华人·华语”,“在工作场所讲华语”等,不如深入探讨如何改变家长及学生对华文的厌恶态度、如何使学习华文充满乐趣、如何推行有效的华文教学法、如何有效地吸引人们通过华文来认识华族文化等更为实际。

(悠悠岁月洗不去华校生的心理创伤。图片来源:《联合早报》1990年11月22日)

华文---历史的里程碑


最近曾经跟一位资深的英文顾问谈及新加坡的语文问题。他华英兼通,既能口操京片子式的华语,又能驾驭完美无瑕的英文。对于新加坡华文程度的低落,语文受到严重污染无动于衷;相反的,对于新加坡人无法掌握英文耿耿于怀,并再三举例,对好些议员在国会开会时未能以纯正英语与文法发言而深感烦躁。

他教导过多个英文班,学员来自各行各业,有书记、数学家、工程师、经理等。他的看法是“我们十二年来的中小学英文教育出现大问题”,与“我们十二年来的中小学华文教育出现大问题”,语文不同,实质一样。双语政策并没有培养出许多优秀的双语人才,可悲的是我们当中或许多人还自以为掌握了双语,以“新加坡式英文”或“新加坡式华文”沾沾自喜,感到颇自豪。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虽然我们未必能以最精确的词汇来表达思想感情,它们并没有阻碍社会的发展,每一年都取得可观的经济成长。

当新加坡仍属大马联邦的成员时,我们的奋斗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建立一个马来西亚人民的马来西亚。可是度过澎湃汹涌的新马分家后,新加坡政府必须收拾残局,力图挽救一个四分五裂,前途未卜的国家。当时移民心态充斥各阶层,加上种族、宗教、语言的对立十分尖锐,建立一个具有共同意识(包括语言、文化、宗教、风俗等)的民族,促使这群一盘散沙的人民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便成为政府当务之急。

世界上各个国家,各种社会体系中,到底新加坡该采取哪个模式?

我们认为当时政府有意选择美国这国际大熔炉为新加坡建国的最佳参考模式。

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两次世界大战促使千千万万欧亚人民大局移民美国。在这大熔炉中,各国(德、英、荷、法、波等)的文法、语言、宗教都融为一体,移民在刻意或无意间忘记了他们的祖国,语言与宗教,最终形成一个讲英语的基督国家。


“熔炉”政策的后遗症


有这建国两百年,建国工程浩大,经济军事力量都在全球举足轻重的实例为借鉴,政府选择美国模式似乎是最合情理、最不可或辩的了。

这套“熔炉”政策实行了二十余年,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成功,反而带来许多不忍卒睹的后遗症。

我国人民在这种安排下淡忘了他们本身的语言、风俗,逐渐形成一个说英语的社会。按照常理,我们应该沾沾自喜才是。令施政者紧急刹车,采取亡羊补牢的对策的,可能是始于最近两次大选时人民的投票方式以及移民心态的重燃。

受良好英文教育者本是这制度下的最大受惠者,理应感恩图报,可是统计数字却显示这批新权达贵处处刁难政府,眼光短浅,不能忍受那些能为国家带来长期繁荣,却会带来短暂痛苦的政策,而且动辄以移民来威胁政府,个人主义之风泛滥成灾。

当前形势不能不令政府扪心自问,到底教育政策及国民意识的塑造过程中,哪里出现纰漏?

另一可悲、令人扼腕的事实是这批“新民族”一方面几乎与数千年的历史完全切断联系,得不到文化的滋养,另一方面又得不到新文化的认同。我们对这批“新民族”的语言能力有所保留。他们当中,到底有多少人能以英文来建立他们文化的寺殿,寻求文化心灵的归宿呢?那剩余的绝大部分的人们呢?他们无法从传统与新文化中取得平衡,那种彷徨、失落、失望、无助的情愫是迫人促膝深思、扼腕长叹的悲剧。时间空间的转移使我们无法踏上美国的历史道路,就连回归的来时路亦难以复见了。


刻骨铭心的磨练


受华文教育者或许是那时代的伤痕,然而经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磨练,以那种对华文的一线希望而锲而不舍的勇气,亦能在某种程度上克服英文的障碍。回首前尘,我们倒为自己身为华校生深感庆幸,与此同时亦为一般只懂得肤浅英文,两头不着岸的人士感到伤心并寄予同情。到底你我都是时代的代罪羔羊,是一场模式实验的天竺鼠。


受华文教育者是一个时代的伤痕,第二语文这段藕断丝连的巧合总算延长了一条文化的命脉

在这场模式实验中,值得庆幸的是政府在有意无意间留下一艘诺亚方舟---第二语文。这段藕断丝连的巧合总算保住一条文化的命脉。在那段华英混杂而最终进入大统的过渡时期,第二语文的地位危如累卵,学生对华文的漠视以及教师对华文前途的不明确感到茫然,都直接或间接加促华文式微的步伐。或许在那个年代华文的唯一经济价值或历史使命是为了取代另一个令人烦恼的语系---方言。风水轮流转,我们不能肯定是否有那么一天,讲方言运动会像今天讲华语运动般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

我们踏出大学门槛之前,系主任梁教授曾语重心,借用了孙膑的“疾如风,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来嘉励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发奋图强,在社会上有所作为。只要坚守立场,看准时机,以大无畏的精神勇敢进击,成功必定在望。华文在新加坡的地位特殊,这席话是否适用与这类独特事件,看来只好让另一历史里程来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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