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October 22, 2014

陈剑是不是左翼重要吗?

本博客网主的话:
这篇文章是陈剑针对黄泥的指责(2014年10月10日)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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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剑
转载自: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 2014年10月16日


组织性的攻击行为


先有孔丽莎,后有叶德民,然后是黄岩,接着是黄泥,之后又会有什么屎尿不分之流再跳出来还不知道。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这简直就是组织性的对我的进攻!假学术之名,行人身攻击之实!魑魅魍魉群舞,好不热闹!

在今天,我是不是左翼重要吗?有这种必要上穷碧落下黄泉,花那么大气力去论证我到底是不是左翼吗?还为我做传,感谢了,还登载了一张看来是偷拍的我早年活动的照片,谁拍的呀?从什么档案找出来的?还有吗?不妨再晒多几张出来,我身边早年的照片都让人给烧了,正愁找不着旧照片。

这黄泥还真费劲,居然找到1951年的海峡时报的旧报纸,把我父亲也搬出来,意图证明我们父子都是“政府人”吧?你对我不满、有仇,对我鞭挞也就算了,竟殃及我的父亲,这是哪门子的学术?

这调查和研究看起来还不算太草率,但却刻意地忽略了许多事实,刻意地把内容撰述引向黄泥所希望达到的卑鄙的目的,那就是刻意抹黑我的形象。


家父陈锡霞的过去


告诉你吧,家父在金巴士新村(离新山只有8英里)里是唯一的知识分子,能逃过当局的指派吗?看来,黄泥也者是不曾在新村住过的,不知道新村人民在当时的处境。你不知道的是,家父当时还被任命为自卫团的团长,但同时他也是柔佛州民族解放同盟的盟员,是新村里秘密的民运分子,在新村做团结和组织群众、收购粮食等物资供应游击队的工作。每天早上8点左右,我们割胶告一段落,有时,一位区委,也就是遭到其下属杀害的彭必老战士就会与家父见面,我则担任“放哨”的任务。所幸家父的隐蔽性工作做得到家,一直没有被暴露或被出卖。受到怀疑则势所难免。

这新村,最后还是让剿共钦差大臣邓普勒不放心,最终把新村烧毁,把村民赶搬到淡杯(离新山5英里)。家父在金巴士原拥有一片15依格(亩)的胶园,这是我们赖以为生的生活依据。每月都把胶片运到新山卖给黄庆云。黄庆云是橡胶收购商也是当时宽柔校董会的董事长。他很赏识家父的才华,就聘用家父为宽柔校董会秘书兼宽柔中学事务主任。由于在新村时,殖民政府对家父的怀疑,当到宽中当校董会秘书时,政治部也监视他。白毛是柔佛政治部的主任,他派其下属一位与黄泥同姓的特务经常监督家父的行踪。无论在新村还是在宽柔,家父一直承受着重大的压力。

告诉你一点秘辛,当联邦政府开始要对华校以津贴方式掌控时,家父向黄庆云和校董黄复生建议把宽柔产业私营化,把宽柔注册为私人有限公司,以保住校产,又建议拒绝政府的津贴,宣布为联邦第一间独立中学。黄庆云立即召开董事会通过议案实现宽柔的私营化与宽中的独立。


我离开宽柔到中正的过程以及后来的活动


至于我怎么好端端不在宽中继续深造,而突然跑到新加坡来呢?我当时每年因名列前茅而获得学校的奖学金,免费就读。黄泥的调查以及他的“情报员”不是特意隐去便是工作太过草率。我当时是宽中学运的一分子,曾参与1957年11月全马大罢课的行动,其时,也经常到沙令、班兰的劳工党支部活动,终于落入了1959年3月大逮捕名单中,我们获得密报而当时便与一批同学立即转移到新加坡,逃过一劫。没来得及转移的同学,都悉数被捕。在新加坡,我其实躲在漳宜我叔父售卖表笔和书的店里。获得原在宽柔任教的林健老师帮助,进了漳宜8英里处的圣公会中学。教会学校的氛围令我窒息,于是第二年便通过中正总校副校长林棋源老先生转到中正就学。这就是我“不知何故”从宽柔转到中正的过程真相。我在宽中已经唸高一(第一学期),转到圣公会插班,但中正不承认圣公会的成绩单,还是要我唸高一。这样,我便在三间中学念了两年的高一。

1961年,是左翼与行动党大分裂的年头,也是行动党对华校进行教育改制的时候,行动党政府把华校的三三制改为四二制,以配合英校的教育体制,引发中四罢考。这事,我没参与,这里不谈。当时中正还有地下学联的存在,我有时受邀参与一些郊游活动、班会活动等,但从来没有参与学联的组织。

当时,从“联邦”(我们一贯对马来半岛的称呼)逃出来的同学相当多,除那些转到华中的同学,那些转到中正、育英等中学的同学,好一批就住在加冷旧机场和羽球馆附近的组屋、巴耶利峇一带或芽笼许多巷子里。大都以脚踏车代步。我们经常成群骑脚车到加冷(原旧机场)处的咖啡店去集体用餐。这样比较便宜,10个人吃四菜一汤,狼吞虎咽,三两下连菜汁都没了,饭却还很多,于是就把店里的番茄汁、辣椒酱都用完。咖啡店老板对我们真是又爱又恨,一看到我们一群铁马飞奔而来,便赶紧把番茄汁和辣椒酱藏起来,但我们总是不费气力就找到。

到了新加坡,我被告知暂时不要有什么活动。但后来在不同时间,便被安排到住联、乡联、人民党、泛星等团体去活动,只是被告诫,不要担任任何公开露面的职务。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任何团体或之后在南大都没有露面,只是做一个跟班!

在1963年社阵参加竞选时,我在红山支部协助,他们一时找不到他人,我便当了社阵候选人林焕文的竞选代理人。因这事,我受到严厉批评。

有关我到新加坡后的具体情况和细节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我也无需向任何人交代,更不会为着黄泥之流去做什么解释。


关于《马来亚民族解放运动简史》和其他疑问


这本书是南大史地学会编辑和出版的,由林廷锷和傅孙力等人负责,他们是公开出面的人物。我并没有参与具体编辑和出版事务,是做些推广和销售的事务性工作。我虽然住在南大校舍,但一周好几天我都必须“下坡底”(到市区)去。那时,在我宿舍打游击(非法寄住)的同学便与这本书有关联。我既不在学会担任什么职务,也不在编辑名单中,怎么会把我“拉”进去呢?

我的堂弟陈波生曾是中正高三A班的班长,他在南大或者“坡底”完全没有参与任何活动,他从来也没有跟我提过他受到过什么阻碍和刁难,怎么会进入黑名单呢? 唯一可能,那就是因为曾经当过班长的缘故吧?政治部把班会看得很重要,班长一般也是级联和班会事先选定的。

我倒确实遭到阻碍和刁难。当我南大毕业后,像许多同学那样,转去星大(新加坡大学)去“镀银”(去拿个荣誉学位)。当时已经实行“读书准字”(Certificate of Suitability for Study), 我申请书递上去后,立即遭到政治部问话,虽然问不出什么名堂,也找不到什么证据,但还是要我签署一张“行为良好保证书”(Good behavior Bond), 这保证书还有两个条件,就是需要两位太平局绅签保以及新币两万元的担保。我自然拒绝。后来我又申请到加拿大去深造,结果,还是再遭到阻拦,就是仍然需签署“行为良好保证书”以及提供相关担保。出国升学只得告吹。

没有被捕,就一定有问题,这是极为荒唐的逻辑。詹忠谦的身份和重要性够显赫吧?他是政治部见到就抓的马共地下第二号人物,他当时主持几条战线的工作。但他潜伏得好,从来没有遭到逮捕,一直到1961年年底转移到印尼前,他一直都在新加坡。他是不是也很有疑问呢?有些左翼,头脑真是简单的可以。像他这样的地下、“地上”(搞公开活动的左翼)的人物没有被捕还有的是。像我当时按黄泥说得“什么都不是”的人,怎么会是黑名单的人物?


我是不是左翼重要吗?


我现在作为一名民间学者,自有我的立场和观点,我不会因着这些无聊的人身攻击或者是什么压力而去屈从。我始终坚持一点,那就是公平和正义、对历史史实和事实作公正的论述,是非黑白要分清、正确与错误搞个水落石出,我的观点和立场,都毫不含糊显现在我的著作和文章里面。我也无需去宣扬,也无须去向谁证明我是不是左翼。我坚信,是非黑白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我也不会因着这些无聊的攻击而退缩,他们无非要我噤声,那做梦去吧!

既不是左翼,按他们的逻辑,那就是反动派、“政府人”。那我的论述就纯然是一派胡言,不足为信,那你不就可以大加挞伐、大肆批判我的论述和观点吗?怎么转移去批判我本人呢?看来,我的论述实在是事实俱在、难于批驳。故而顾左右而言他,拿我来开刀了!

今天,我也不在也没参与你们的“独霸的领地”的活动,你怕什么呢?你不是说我从来就是单干,同学们还是左翼都从来对我“敬而远之”吗?照你说的,我只能独来独往、搞自己的活动、建立自己的地盘吗?那这样一个不成气候的人,有什么需要去对他大肆进攻呢?新马地区这么小,一个人能建立什么地盘?搞什么活动?有点头脑的人一想也就明白了。


几个问题


我是不是左翼在现在来说,还有什么意义?黄泥之流怎么这样在意我是不是左翼呢?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这里请你们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1. 你们有种,就亮出你们的真面目来?不要躲在阴沟里吱吱叫!

2. 你们无外乎通过各种弯弯曲曲的写法、含沙射影、暗示影射,有种的话,就大胆说出来我是什么什么!我就看扁你们没有这个种!

3. 你们过去做过什么伟大的贡献?今天除了指手划脚、到处搞离间破坏、诬蔑中伤他人的勾当,还做些什么社会前线的工作?搞些什么社会运动?在跟谁作斗争?再跟风车打仗吗?

4. 为什么你们刻意转移讨论历史的焦点,把它转变为对我作全面“围剿”,你们的目的是什么?我有那么重要吗?要耗费那么多精力来对付吗?

5. 你想垄断历史话语权吗?你能垄断历史话语权吗?我只不过说出一些历史真相,就想封禁我的嘴吗?你做得到吗?你以为单靠诬蔑就能得逞吗?人们就会相信吗?

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


对待不同观点,应该是从学术角度去进行吧?怎么用打棍子、套帽子的手段呢? 我们现在又不是在搞政治,而是要还原历史!过去已有时日,一些人由于记忆的模糊、或者有什么忌讳,因而论述难免会产生偏差、扭曲,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史实真相的再现,也无须害怕成像见到鬼似的,在那里大呼小叫,瞎蹦乱跳。是吗?

黄泥也者在南大网站上对我的批判,王瑞容主持的《人民论坛》网站把它转载过来,引起一位 Ruikko 先生的批评,说了点公道话。这竟遭来对他的一通狠批恶骂。Ruikko 的话是登在新加坡《人民论坛》的网页上,是版主王瑞荣替他发表的。他是这么说的:


王先生笔锋尖锐,擅长写作,令人佩服。但转载对他人做人身攻击的文章,对您自己和您的网站不会产生积极效应。同时,也希望您记住您自己讲的 “让人说话,天不一定会塌下来!”希望您不要用和执政者完全相同态度和口吻,对其他人无情鞭打。正象您自己说的 “新加坡的建国历史是属于人民的历史!绝对不是行动党的专利权!”同样的,这也不是您和您背后的一些人们的专利!

几句话,就把问题说得透彻,一针见血!这位见义勇为的先生我还不知道他是谁?就在这里感谢他的仗义执言。

王瑞荣的答复是:


“入山拜神最重要的‘三不一没有’的忌讳。不要进错庙、不要拜错神、不要插错香炉;没事不要随意大声说话”。

王瑞荣似乎还算厚道,说我站错边了,有告诫的味道。看来,我的确是犯忌了!因为没有遵守‘三不一没有’(怎么听起来有点像陈水扁的言论)的规则。不过,现在还有什么庙、什么神、插错什么香炉呢?问题应该是‘随意大声说话’惹的祸!大声却未必,说了真话犯忌才是真。意思也很清楚,不准你说话!没有请示,就随便发言,该打了!问题是按黄泥也者说的我是单干户,我向谁去请示呀?这不是想垄断话语权吗?你在骂执政者垄断话语权,你自己又在干什么呢?这不就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差别吗?

王瑞荣毕竟编过人民党当年的《人民论坛》,现在还沿用这个名字作网页,算是有始有终,值得钦佩。说话除了上面有点霸气之外,还是很谨慎小心的。

另一个叫什么 Jon Sherwin 的(不是个假洋鬼子吧?怎么名字搞得像洋人?) 他就很不小心了。他说:


1 這位先生[笔者按:指Ruikko] 看來有点糊塗﹐看东西不怎么仔细 (老华校生吧? 还是眼镜跌了?)[笔者按:看来,他自己不是华校生!]

2 這文章只挖出陈剑的陈年黑底裤﹐哪里有什么“人身攻击”? 哪句话哪一点是“人身攻击”?

3 文章拿出白纸黑字和彩色图片﹐让人仔仔细细看出这个新加坡萊特的真面目,算是“人身攻击”吗?照你说﹐报纸在报导那个杨淫如何欺骗老富婆也是“人身攻击”啦?

4 如果是如你所说的“人身攻击”﹐不如建议你的同党陈剑﹐亲自找个厉害的律师(李显龙用的那个)﹐去加拿大控告那个网站呀?

你看他是怎样对待不同意见的人?立即就把他归做我的‘同党’,又把风马牛不相干、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事胡搅蛮缠来作比喻,逻辑思维和文字修养也太差了吧?

你看,他多不小心,什么‘新加坡莱特’,还叫我也去找个律师(还建议用李显龙用的那个),这老兄大概不懂什么是法律,也不懂什么叫‘影射’,看来,他的建议还蛮不错,可以考虑考虑。老祖父常告诉我,打狗要打在狗鼻子上!看来我应该遵从老人家的教诲,打狗鼻子了!

Jon Sherwin 之流也太抬举我了吧?我有那么重要吗?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吗? 我其实只是个民间学者,退休余年,搞点历史工作。只是过于认真吧?还真得罪了一些人,把真相说了出来,坏了切割派的事,才遭致这个围攻和践踏。


对我一路来的中伤破坏


其实,对我的攻击从来没有间断过,只是时断时续,套的帽子也不一而足,但都是在我的背后暗地里散播谣言、搞中伤破坏的勾当。
1. 最初是:“自己人,但有血债!”,后来说不出什么血债,便又改称:“自己人,有出卖行为!”,但又说不出出卖了谁,这说法自然破产。

2. 之后,就把我移到对立面,说是“特务”,说在校时,就是“职业学生”,出来后,就成了特务。最初,是新加坡政府的特务,后来还由他们“升级”为“也是马来西亚的特务”。告诉你吧,这个“特务”在南大反王赓武报告书的39天大罢课,他始终坚守在校园里!去看看我为南大历年来写的诗《火凤凰》诗集吧。你有这样的情感吗?

3. 不久,却又转为“马西共”的分子,那是因为我向陈平建议:“应该解决肃反造成的一党三分的情况,不要把裂痕带进历史”。这样就被目为替马西共说话而导致这个罪名。

4. 再后来,更成了“美国中情局的特务”,这是在我安排了坎贝拉澳洲国立大学的那场历史对话会之后,美国一个智囊机构也想在华盛顿搞一个对话会引起的。陈平问过,会有些什么人参加,我告诉他,依我的猜测,可能会有中情局的人参加,这是我早先就询问过组织者,组织者给我的答案。其实,这正是一个好机会,可以要求中情局公开和提供他们有关马共的档案,就像他在英国和澳洲时一样,可以索取一些档案资料。他考虑之后,决定不接受,同样的,日本方面的邀请,他也谢绝了。我义务已尽,只得作罢。但不料,后来我竟成了中情局的特务。

5. 后来,在前述各种造谣失败后,又有了新发明,我竟然成了“李光耀智囊团的顾问”,这是何等高的位置呀,我那消受得起。由于我在国际学术界走动,又在一些大学担任些讲座或作研究员,又曾在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挂单,成为它的隶属研究员,搞东南亚冷战研究(就在那时组织了“砂拉越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对话”),也在公共服务学院为中国公务员讲课等等。因此,对他们来说,既有这些身份,套上那样的名堂会比较让人信服吧,真是太天真了。

数年来,这种种谣言,一直都停留在口口相传,是阴沟里的作业,我就懒得去理,也从不反应。一个现象是,我动作一多,攻击就越频繁、越厉害。但这些指斥、诬蔑,一再遭到明眼人识穿,谣言不攻自破。

前此的谣言中伤和污蔑,目的在于阻碍我的研究工作,蓄意离间我与受访者的关系,意图破坏他们对我的信任。从孔丽莎、叶德民、黄岩、黄泥、Jon Sherwin 等一而再、再而三不断含沙射影、极尽其诬蔑的能事,就是要把我“打扮”成“政府人”。主要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以此否定我的一切历史论述!

从我的例子,大家也就可以看到搞历史是件多么危险的事!

这些攻击的手法,无疑雷同文革的批斗。斗倒、斗臭、打翻在地!把我父亲拉出来打成“政府人”,也不外是血统论再现。这些所谓左翼,其实是假左翼。到今天,还是用文革那一套,不嫌落伍吗?


作为社会层面的人物参加社会工作


我参加社会工作,那已是1980年代的事。那时,我已经当了多年的跨国技术财团的亚太副总裁,属社会层面的人物。[1980年代中期以后,我已脱离跨国机构,自设公司,从事国际性大型科技展览与会议,多位政要都曾是那些会展的开幕嘉宾。还另设石油化工自动化科技公司和出版机构,从事区域性业务]。这时,社会接触面宽,接触的人各色各样。

吴俊刚也是南大的同学,他参加了行动党,当了实龙岗/布莱德岭区的国会议员,我当时就住在实龙岗花园,在他的选区内。他在布莱德岭联络所开展华族传统文化的宣导工作,开设许多华族传统文化的各类活动和讲习班,邀请我参与布莱德岭联络所的管理。这是社区的工作,也是弘扬华族文化的好事,我当时也已经担任了好一些社会、族群和文化团体的工作,我自然欣然答应。黄泥等不外想以此作为我是“行动党人”来抹黑我吧?去仔细查查看,有多少人在这时候(1980年代左翼势力业已全面式微)已经认识到应该为这个国家做些事。

在民意组,我是作为专业人士受邀参加的。当时,我们常在报章上说话(黄泥等怎么不把我的报章谈论影印出来呢?),后来就把我们请到“四道墙”里去说话了。这样也好,就像有关当局说的,我们可以畅所欲言了。邓亮洪就是民意组里另一位,他常在我身边坐。自然在报章上,也就再看不到我们的发言了。

黄泥的调查还是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东西,比如,我当了10年的国家档案馆和口述历史中心的理事会理事、国家书籍理事会的副主席、艺术理事会文学咨询委员、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长等等,这些,大概可以增添黄泥所想罗列的“罪状”吧,不费神,我这里自己给你提供。

就在1980年,南大被关闭、华文教育遭受空前的打击、学校行政语文改用英文英语、华文老师靠边站之时,我创办了“文学书屋”,一口气连续出版了英培安、忠扬等人的杂文集、也专为一些新秀(包括青如葱、蔡宝龙等)出版他们的创作、为我支持的亚洲研究学会出版如邱新民老先生等的学术著作,还与香港三联书局联合出版新马华文文学研究丛书等。在1980年代,连续10年,我一直支持着新加坡作家协会与亚洲研究学会等的活动和经费。这样做,为的是硬挺华文教育和华文文学的发展尽一分棉力。

黄泥等在为我作传,早了点吧,我只是一介莽夫,敢以闯荡罢了,没有什么伟大之处需要去为我作传。不过,你既然过早把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摆上台面,为正视听,我还是必须把事实说清楚,免得再以讹传讹,其实,我应该感谢黄泥等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来给大家说清事实,对这些年来的阴沟里的传言做个答复。


作为民间学者及其社会接触面与人际交往


一如在商场时期,现在作为一位民间学者,我也是什么人都必须接触。与蔡裕林,原来就认识,失却联系20多年,才在街上相遇。他当时从内政部出来之后,已经辗转做过好几个行业,都没有成功,最终以驾驶计程车为生,很是失意沮丧。我了解了他之所以脱离内政部和后来境遇的具体情况,我鼓励他对新加坡政治社会进行观察、书写。他原来就爱阅读和研究,也是个笔杆子。自此,他终于找回自己,开始用心研究新加坡,并写下数十篇政治社会评论。一个人有了转变,是庆幸的。我从来不主张一棍子把人打死。这就是为什么与他联系,帮他出书的因由,也借这个机会来讨论新加坡历经三位总理的政治演变过程。我与蔡裕林的交往也就仅仅如此,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为了研究和收集资料,我走遍世界各国、大江南北,什么人也都必须去接触、去联系。除了众多的左翼、解放战士、老革命、=,还有政治部人员、将领、官员、各类学者以及一般受牵连的民众。工作是繁浩的,这里就不说个中艰涩的滋味。

我还不能拿任何人的钱,只得自掏腰包、咬紧牙根、艰苦奋斗。拿政府的钱吗?当局认为这已经过去,不必再花经费去研究,更何况他们有听话的御用学者可资使用,不会也不愿去聆听民间的声音,更何况这是完全相反的声音。拿马共的钱吗?那就很危险,不管那个政府,都会认定你是替马共宣传。早先,陈平曾经问我需要些什么资助?我谢绝了。民间自然没有这样慷概的机构,出钱让你搞这类带有危险的课题。


对这类老左们的建议


时代已经不同,意识形态的斗争已然烟消云散。现在戴着已经生锈的左翼光环、喊着日昨的口号,还能唤起多少人心?现在的各种动作,你想以之再掀抗争高潮吗?我不是取消论者,但是不是应该更为务实?

对主流论述有意见,那就直接面对,拿出事实来,撰写人民的历史。为着当前“政治需要”而刻意去否定历史的某些事实,是非常愚蠢的做法。以攻击我来转移大家对历史事实的关注,也是矮化自己的行为,不会得逞的。搞人身攻击是十分恶毒和不负责任的行为,实际上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对左翼的形象不会有什么好处。实事求是,面对历史,敢于担当,才是正道。

我想问问一些老左们,你们对新加坡的政治演变、社会变迁、政府各阶段、各方面的政策有没有去做观察和研究?除了一味骂人之外,你有什么心得和结论?你知道行动党除了你认为的威权镇压之外,他们怎样能够保住政权五十年不变?他们的经济、劳工、民生等政策怎样赢取人民的选票?一味的咒骂、批判、有什么作用?现在又一味的抱怨、申诉,又能产生什么效果?有能耐的话,那就组织政党,名正言顺以宪制斗争的途径去为人民说话、为当前政治做些事。

左翼一向来不都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向反动派进行斗争的吗?还整整有词,说要搞统战,团结大多数。可是一直以来,除了清祥还在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一直是内斗多过对外斗争、内斗狠过对外斗争。大家细心想一想,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受文革影响的时期就更不用说了,在阵线报、在其他左翼报章、会讯和传单,连篇累牍对自己的同志进行无休止的批斗,把敌人千方百计对很难收集到的有关资料,全都自己抖了出来。现在,不是更应该强调团结吗?我们怎么看到的却是四分五裂的状态呢?有些人打着斗争的红旗,做的却是破坏团结、挑拨离间、分化力量、进行分裂的举止,真的让人怀疑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再说统战,去统些什么货色?机会主义者吗?盲动主义者吗?

最后,我只搞历史研究,还是回到历史工作上来谈吧。我请你们拿出成果来,让大家看看你们做了些什么历史工作。所附在此是我多年来的工作的部分成果,对历史史料的收集、整理、编撰和书写以及协助出版的部分书籍(论文无法在此罗列),让大家去找来阅读、检查、检验我的治史态度、立场和观点。我现在还正编着和书写另十几本有关左翼斗争和马共历史的书籍,请大家多多关注和支持,并请多多批评指教。谢谢各位。


相关链接
陈剑“左派”身份的考究

Tuesday, October 21, 2014

陈剑“左派”身份的考究(文章转载)

本博客网主的话:

隐名的博客读者X君引荐我登陆加拿大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阅读这篇《陈剑左派身份的考究》。X君认为博客文友会有兴趣。

阅读过后,我觉得虽然此文应用多方考证,但显然在出发点上,人身攻击意味浓厚,跟我写文章就事论事的原则相冲,因此礼貌地回应X君:陈剑的一些书籍我是阅读过的,从资料的立场来说,我觉得呈现方式是中肯的。至于他是左是右,或是骑在什么背上,我觉得应该以良知来作判断。

关于陈剑先生,我对他与卡尔·哈克(Karl Hack)主编的《与陈平对话──马来亚共产党新解》最感兴趣,觉得作为一名学术研究员,陈剑已经站在中肯的立场来反映那场在澳洲国立大学的研讨内容。对于还原历史,超越个人情绪的思维是很重要的。

现阶段的新加坡虽然表面上言论自由多了,但对于历史事件,还处于成王败寇的模式中。左翼人士想要还我清白,政府则以一贯只有我说,没有你说的做法来钳制对方。更进一步,不晓得是雷同还是巧合,以李光耀先生的合并斗争12讲”再版回应。


以旁观者的双眼来看这一出戏,大家都一样缺乏还原历史的大气,一方面说要忠于历史,另一方面却被情绪(或是悲情?)控制,跳不出锁定的框框。

X
君再度告知,陈剑已经撰文《陈剑是不是左翼重要吗》回应了。阅读过后,觉得在还原历史的现阶段,两人交锋
内容,透露了某些内情,也让我们窥探出某些为何跳不出框框的原因。

因为有太多话不能启口,或因某些创伤,造成更多的无奈与误解,这就是左右翼对抗的年代的历史的一部分。两篇文章一起读,可以看看时代的缩影,比较中和地解读“我们的历史”。

两篇文章分别在20141021日与22日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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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剑“左派”身份的考究》
作者:黄泥
原文刊登于: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 2014年10月10日

曾经写过几本诗集和马共历史专著而赢得一些名气的陈剑,最近在联合早报发表一篇评论5.13学生运动的文章,引发了一场网上的论战。

5.13学生运动是1954年新加坡几间华文中学学生所发动的反征兵抗议运动(因发生於5月13日﹐故被称为“5.13学生运动”)。论战的焦点是:5.13学生运动究竟是不是如陈剑所坚持的乃由“马共主导、由学生抗英同盟执行”?

虽然登在新加坡政府所全面控制的联合早报,陈剑文章所用的却和以前《阵线报》所用的“左派”语言极为相似﹐作者也似乎极力要使人相信他是站在马共的立场,用“左派”的观点和感情来写这篇评论的。万万想不到的是﹐这样的文章居然从左边引来了论战。

因此,这场论战使我感到十分困惑:这究竟是“左派”内部的争论(洋人所说的“茶杯里的风波”?)还是敌我之间的骂架?如果了解5.13运动的经过和前因後果又看懂两边的论点,当然就不会有我的困惑。由於我的无知和理论水平的低落,我所能做到的只是从他们的身份着手,考究与试图证实两边的“左派”身份以脱解我的困惑。

陈剑虽然过去从未在南大站或其他论坛发表文章﹐但是他活动范围广大,出过几本关於马共的书﹐又时常见报而知名度较高,考究他也就比较容易,所以我从他做起,以後有时间再考究其他人。我花了一些时间,又通过一些朋友同学的帮忙,终於整理出下面的材料﹐以供参考。

陈剑原名陈松沾,1940年出生於新加坡(也有人说他出生於德光岛),却在新山长大,宽柔念书(老爸当时是宽柔事务主任),1959年特地转到中正念高中,1962年进南大,1966年地理系毕业。 

我的一些“老左”朋友,也许由於时局关系或其他方面的考量﹐一向(直到现在仍旧如此)羞於暴露自己的左派身份,陈剑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敢於多年前就公开宣布他自己乃“左派中人”(from the left),也“一向支持左翼运动”、“一向支持马共”而引以为荣。他还说:“南大校友曾出版了一本关於民族解放运动的书,我也参与其中”。〖注1〗

我也不明白我这些“老左”朋友抱的是什麽心态?如今马共已经瓦解,左翼运动对朝廷也早已不成威胁,暴露自己的左派身份能有什麽危险?反过来说﹐如今的世道似乎倾向於敬重“建国一代”,承认左派身份说不定还可以为自己提高“建国一代”身份的含金量。怪不得最近在街头巷尾﹑巴刹咖啡店里三不五时会有阿猫阿狗跳出来向我吹嘘他的左派身份与活动。也就是由於这个原因,我对那些大声自称为左派的,不能不稍微提防一下:要做点检查才敢相信。

我於是东问西问,问那些1960年代在中正和南大活动的朋友同学,却没有人能具体说出陈松沾究竟有参与过什麽“反政府”或“亲政府”的活动。更没有人知道他的“左派”身份到底是根据什麽来定位的?

根据南大历史系一位曾在报界服务过的校友的解释﹐陈剑所说的那本关於民族解放运动的书,是南大史地学会1962年出版的《马来亚民族解放运动简史》。这本书原本是为了庆祝三月底举行的大学周而出版﹐结果拖到七月才面世。他质疑陈松沾与这本书的出版会有什麽显著与值得一提(significant)的关联﹐理由有二:

第一:这本书是南大史地学会活动的重头项目,从1960或1961年就已经开始准备。陈剑三月间进入南大(当时南大的开学日是3月15日),身为一个还没摸清南大环境的地理系新生﹐在中正又不见得有什麽重要的左派关系和活动记录,很难相信人家会让他参与这本重要出版物的编辑与出版任务。

第二:1964年政府所公布的《共产主义在南大》白皮书﹐特意点名这本《马来亚民族解放运动简史》〖注2〗,用来套上南大已被马共控制的罪名。这本书的主要编写人之一的林廷锷(另一人为傅孙力)於1963年被公安法令所扣留。听说政治部当时的“剿共”政策是从国民党学来的“宁可错怪百人﹐不可误放一人”。如果陈剑真的和这本被政治部所密切注意的出版物有过显著与值得一提(significant)的关联,居然没有进入政治部的黑名单,岂不证明政治部的无能或失职?(他毕业後不久就当公务员,显示他并没有被列入政治部的黑名单。如果他本来有被列入政治部黑名单,难道他当时已经向政治部投降而从黑名单除名?)要知道新加坡政府一向对“黑名单”毫不含糊。陈剑有个堂兄弟陈波生﹐跟陈剑同班同时毕业。陈波生曾公开讲诉他因为进入政治部黑名单而在就业和护照方面所受到的种种阻碍和刁难。陈波生在南大并没有参加什麽活动﹐为什麽名字会列入黑名单?据说是因为他和班上一些“亲共份子”有来往。〖注3〗

我後来跑去新山找到几位深知陈剑背景的宽柔朋友(其中一位是大学教授),才从他们的表述中多多少少了解到陈剑的背景确实不简单。

陈剑的已故老爸陈锡霞(Chin Sit Har)老先生,据说早年曾参与马共“民运”活动。1951年却被英国人委任为柔佛州金巴士(Kempas)新村管理委员会成员〖注4〗。新村是在一九四八年英国人为对付马共而推动的一项庞大的“集中营”计划。为了有效箝制马共,时任作战指挥官的英国森林作战专家 Harold Briggs 中将提出了新村概念,新村因而也在当时被命名为 Briggs 计划。〖注5〗

後来听说陈锡霞和新山海南人特务兼翻译关某某(外号“白毛”﹐独立後承继红毛人成为政治部主任)来往颇密。由於这样的复杂背景﹐宽柔左派同学难免对陈剑敬而远之,陈剑自己独来独往搞自己的活动建立自己的地盘也就不令人奇怪了。 

1959年陈剑不知何故离开宽柔转去新加坡中正念高中。听说中正的左派同学因为探听到陈剑在宽柔的历史问题而对他敬而远之﹐怪不得他无法在中正参加左派活动。虽然如此,他的第一任太太(听说她毕业後在左派的“乡村住民联合会”活动)倒是在中正结识的。陈剑(那年他念高三)和1961年的中四罢考运动(根据PAP的官方说法,这跟5.13运动一样﹐都是马共在策动搞鬼的)毫无关系也就难怪了。(这是向一位当时和罢考行动委员会有关系的中正同学所证实的)。

陈剑1962年进南大﹐也许是同样的原因,使他无法随心所欲地参与南大左派学生的活动。无人可以证实他是否如他所说的参与南大史地学会《马来亚民族解放运动简史》的出版任务。

听说陈剑南大毕业不久就去德明混合中学教地理,但是他在答复黄岩为自己辩护时这麽写道:“毕业后,量马路超过八个月。之后,托大选之福,受聘为交通及城市规划研究员、教师(但终因政治原因被开除)”〖注6〗。

他这个语焉不详的表述产生几个疑点:

1. “交通及城市规划研究员”的职位不在选举部门,不知道为什麽他会“托大选之福”而受聘?

2. 他说他“终因政治原因被开除”,这里他没有详述究竟是怎样的“政治原因”使他被政府开除,但从文字的连贯意思来看,却可以猜测他似乎在暗示他是因为过去“左派身份”的暴露而被开除(再次强调他的“左派身份”?)。问题是:他已经当了几年的公务员,你若明了当时(1960,70年代)新加坡的政治气候,你就会觉得奇怪:对一个南大生来说﹐到底是怎样的“政治原因”会严重到使人被开除但不会严重到使人在公安法令下被捕?

陈剑接着叙述了他被政府开除後的生涯:“在社会打滚数十年,辗转当过补习老师、书局课本编辑、电影发行公司经理、五金销售经理、机械工程经理、自动化仪器产品销售工程师、石化工程生产部经理、石化项目国际部董事、跨国财团亚太副总裁等职务。暨后,自设国际会议及展览、生产自动化工程及出版业等企业为期八年。终厌倦商场,出售并结束业务,转向学术研究,先后在澳洲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华东师范大学等大专学府从事亚洲冷战研究至今。这十多年来,则从事中国公务员培训教学任务”〖注6〗。他却省略了下面几个透露他在行动党统治体制中地位的“发迹”事项:

1. 1987年2月6日被教育部长郑荣顺委任为 BEAC(Basic Education Advisory Council) VITB(Vocational and Industrial Training Board)成员。〖注7〗

2. 1980年代後期担任布菜德岭民众联络所(Community Centre)管理委员会委员。〖注8〗

3. 1995-97年被委为民意处理组(Feedback Unit, Ministry of Community and Development﹐民情联系组 REACH 的前身)成员。〖注9〗

4. 退休後担任新加坡公共服务学院(Civil Service College 政府机构)公务员培训课程特约教授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特约教授(听说曾在理大的市长班讲课).〖注10〗 

陈剑的背景中最令人费解的是他和一位名叫蔡裕林(时常在联合早报写评论)的亲密关系。

蔡裕林2013年出版了一本题为《新加坡刮起改革风:李光耀时代versus后李光耀时代》的新书,据说是为了配合李光耀九十华诞的庆祝活动〖注11〗。有人形容陈剑是这本书的“幕後主编”〖注12〗,不但替他写绪言还为他张罗新书发布会和标题为“《李光耀时代vs后李光耀时代》的座谈会”〖注13〗。陈剑也在会上宣称:“今天的新加坡已经告别威权政治时代,对待言论和民主的态度更加开放,上届大选甚至出现总理向国民道歉的一幕,政府今年还举办全国对话会广开言论空间,这些都是后李光耀时代的迹象”。〖注11〗 

国大历史系黄坚立教授在评论蔡裕林的新书这麽写道: 

虽然名字没有印在书页上,陈剑其实就是此书的幕后主编。陈序在书中的第16页就透露了蔡先生“几乎每写一篇,便电邮给我,要我审阅并提意见,我也乐意为之。”蔡氏本人在第410页的最后几行结语也坦诚地写到:“初稿完成后,有赖陈老师费时费心的予以修正和重整,没有陈老师的鼎力相助,本书将无法早日面世。”陈剑之序言称赞作者与书本的“观点独到、有理有据”,觉得书本有其“系统性、连贯性、对比性”和“积极性、建设性”。陈剑认为蔡书虽然有“一针见血之效”, 但是同时却保持了“和风细雨式”与“和谐的评论模式”。〖注12〗


从这里诸位不难察觉陈剑和蔡裕林有着如何亲密的关系。

蔡裕林究竟是谁呢?请看【大马华人网站】介绍蔡裕林身份的一段有趣文字:

“蔡裕林何许人?据‘随笔南洋网’李叶明的介绍:他年轻时积极投入社会改革运动,曾加入马来亚劳工党。65年参加马列毛小组,因被追捕而转入地下。后来他成为马来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发起人并担任政治局委员……1974年在新加坡被捕,隔年出狱后加入政府部门(黄注:是Research Officer, ISD)工作17年。后来从事过建筑,教育,餐饮等行业,还开过出租车,四年前退休。那17年的‘政府工作’为什么不详?其实,他原名蔡忠隆(黄注:是蔡忠龙之误)﹐俗名‘独眼龙’。当年在新加坡被捕,经不起拷打投诚,并出卖组织,出卖下属,出卖同志,‘解阵’的整条隐蔽战线全线崩溃。退休后还得‘驾出租车’过日子,比起那些吃香喝辣的操英语的同事则天渊之别。显然的,下半辈子是没有‘后李光耀’的日子那么舒适……他经常以‘保皇派’的文章投稿《早报》甚至还发明了新词句——凡是反对派”。〖注14〗 


从这份考究材料细细看来﹐虽然没有证据显示这位相当有才华有本事的陈剑在求学期间(从宽柔﹐中正到南大)曾经做过什麽“亲共”(借用李光耀和行动党政府术语)或“亲政府”的举动,但从他离校後的活动和生活状况看来,他在行动党统治的体制里,并不像是受害者而倒像是个得利者。特别是他和一个在政治部当官17年的马共叛徒之间的亲密交往,这些和他所标榜的、拼命要使人相信的“左派中人”身份实在难以配合。这里所引发的根本问题是:究竟陈剑还可不可以继续被定位为他所引以自豪的《左派中人》?

〖注〗
1. 摘自2008年陈剑访谈录﹐
2. Communism in the Nanyang University. (1964) Kuala Lumpur: [s.n.], p. 21. (Call no.: RCLOS 335.4 MAL) P.10
3. 文献馆:华校生经历与新加坡历史
4.Straits Times June 13, 1951 p7.
5. 新村是冷战的历史见证
6. 《多做实事,少造谣生事》
7. The Business Times, Feb 7, 1987 p16 

Friday, October 17, 2014

湄宏顺的长颈族 Long Neck Karen

以大规模的国际难民而言,新加坡人一般上比较熟悉的是横跨19701990三个年代的越南船民。新加坡曾经伸出人道主义之手,在国际社会的人道救援上对路过的船民贡献了一臂之力,是一段足以自豪的史迹。至于在陆路上逃难的缅甸难民,由于事不关己,可能就没去注意。

缅甸跟新加坡一样,曾经是英国殖民地,不同之处是英国人占领新加坡是通过智取,占领缅甸则是通过掠夺。自1948年缅甸摆脱英殖民地独立后,缅甸境内的少数民族纷纷要求独立,但都不得要领。到了1980年代末,居住在泰缅边境的喀伦族(Karen)跟缅甸军政府发生武装冲突,许多族人逃到泰国的边境地区设立难民营,总难民人口估计从早期的三万人(主要是喀伦族人)逐年递增至三十万左右(包括其他缅甸族群)。

喀伦族约占缅甸总人口(五千万人)的7%10%,是继缅族和傣族(禅族)之后的第三大种族。在泰缅寮金三角地带号令傣族军队二十年的一代毒枭坤沙(張奇夫)便是华人与傣族人的后裔。

难民在泰国境内属于在人道主义管制下的非法移民,缅甸不允许这群逃亡到外地的族人回国,所以这些难民是两头不着岸。虽然泰国政府设立了指导原则,让学校接受小难民读书受教育,但一方面许多当地学校还是实行严厉的管制,另一方面许多小难民的家庭也负担不起读书的费用,选择放弃上学的机会。


长颈族(long neck Karen)村里的小朋友

喀伦族中有一支称为巴东(Padaung)的小族群,俗称长颈族(long neck Karen),他们居住在泰国北部清莱的湄宏顺府(Mae Hong Son),保留着本身的语言和传统。长颈族最为人乐道的习俗是套在女人脖子上一辈子的铜圈。在湄宏顺,大约六百名长颈族人将生活的小村落开辟成收费的长颈村旅游景点,在大自然风光与传统山区木屋中,以独特的长颈和经营亲手纺织的刺绣来自给自足,不需要泰国政府额外的财政援助。虽然他们是非法移民,却能够在泰国立足,日子比其他部族的难民好过得多。


喀伦族中有一支称为巴东(Padaung)的小族群,俗称长颈族(long neck Karen),以独特的长颈和经营亲手纺织的刺绣来自给自足

传统上,长颈族觉得女子的颈项越长越美,所以女孩在五岁左右骨骼开始发育的时候便套上铜环,日后随着年龄逐渐增加,直到长到青春期,身体完全定型为止。环环相扣下,最多可以套上二十多个铜环,加在脖子上的重量可能超过十公斤。


传统上,长颈族觉得女子的颈项越长越美,所以女孩在五岁左右骨骼开始发育的时候便套上铜环

传统上,长颈族觉得女子的颈项越长越美,所以女孩在五岁左右骨骼开始发育的时候便套上铜环

在畸形的压缩下,长颈女的颈项似乎比一般人长了许多,但这只是视觉上的假象,实质上这些铜环的重量长期压迫着锁骨和肩骨,使到这些骨头变形下陷,简单地说就是通过铜环的重量将肩膀压低,脖子看起来就伸长了。


(套在颈项一辈子的铜环)

长颈族女子终生都套着铜环,睡觉也只取下后面的竖环,洗澡的时候由几个人互相帮助,用草药在铜环和脖子间搓洗。脖子痒起来也不像一般人那样用手去搔痒,必须用一根长羽毛伸入铜环与脖子缝隙之间。天气热的时候,铜环特别容易吸热,对女孩子来说就更加辛苦了。

传统上美丽的颈项是隐秘的部分,是不随便“裸露”的,只有在结婚、生子、去世或是医疗需要的时候才把铜环取下。

对于这种套铜环长颈的习俗,历史学家和民俗学家众说纷纭。长颈族人相信男人是龙,女人是凤,龙凤是最尊贵、最至高无上的,因此族人都追求成龙成凤。女人的锁骨压低后,颈项看起来长长的,而且微微前倾,就像神鸟一样,加上她们的民族服装,整体看起来更像凤凰腾飞的姿态。还有另一个传说,以前居民惹怒了神灵,神灵就派了老虎来吃女人,所有女孩从小就必须套上铜环来自卫;当然最合理的解说是保持族群的认同感。

当长颈族的小姑娘在泰国学校上课受教育,多接触外界人士之后,已经慢慢抛弃枷锁,不再套铜环。放弃了这个老祖宗遗留下来的风俗,是否等于放弃日后吸引游客的旅游生计呢?当有那么一天,难民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生计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长颈族姑娘也乐意跟来客合照。旅游的收入是她们的经济来源)

联合国难民署认为应该让这些喀伦族群在第三国定居,成为当地公民,就像当年的越南难民一样。泰国当局拒绝这个构思,认为他们只是“经济移民”(economic migrant),而不是真正的难民,所以他们的活动只能够局限在现在的长颈族村落里。


(长颈族村落入口处的餐厅)

(长颈族村民的住宿)

在一些人道主义者眼中,长颈族村落就像动物园,长颈姑娘就像动物般被人任点任看任拍,付费进入长颈村等于鼓励年轻女孩子继续这种畸形的做法,出发点只是为了赚钱演一出戏而不是维护文化习俗。不过,如果游客不深入长颈村,不购买价廉物美的制成品,长颈姑娘就没有收入,无法通过正当的手法维持生计。这是一个哲学上的灰色地带。

在个人的能力范围以内,我选择活在当下,到长颈村参观,购买心仪的手工艺品。至于更大的救援范畴,就让联合国去处理吧!


到长颈村参观,购买心仪的手工艺品是资助长颈族最实际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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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October 10, 2014

潮州人,家己人

“潮州人,家己人,嗨哟嗨哟”陡地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开来,“潮州节”宣传活动,除了在网上推出多个不同版本的短片,也通过快闪来造势。

由潮州八邑会馆主办的“潮州节”在9月25日至10月5日举行,广告人林少芬制作了这一系列的宣传短片,采用美国民谣Jambalaya的曲调。

“潮州人,家己人”这句口头禅,曾经通俗风行,却在打击方言的年代消失,如今通过巧妙的创意唱游,再度深入民间。

网民Margaret Rmda甚至精彩地建议:“如果能将拍摄地点改在潮州人的代表性地点。如:义安城,忠邦城、端蒙学校等...歌词改:“潮州人,家己人,嘿哟嘿哟!林义顺,林忠邦,嘿哟嘿哟!Choa Chu Kang, Lim Chu Kang, 嘿哟嘿哟! Yeo Chu Kang, ga (“和”的潮州发音)Hougang 嘿哟嘿哟!!!!!” ...”

据知宣传短片中,人们最爱的是儿童版,童真的唱腔给人听到的是未来的希望。我钟爱的是少女版,在潮州老屋取景,朴素的容颜梳妆,典型的民房屋瓦,体现出新旧交替间,传统与传承的层次感。


(“潮州人,家己人”的童真版最受欢迎。图片来源:互联网)

(我钟爱的是潮州老屋取景的少女版。图片来源:互联网)

老人家听到“潮州人,家己人”的乡音,觉得格外亲切,只差眼泪没流下来。

听到“潮州人,家己人”的乡音,不免想起以“外省人”的身份进入潮州学堂读了十年书的日子。

“潮州人,家己人”似乎酝酿着短暂的“方言复兴”,快闪的造势活动甚至走上乌节路和购物中心,在有意无意间挑战政府30余年来的方言政策。吊诡的是,政府并没有表态。

重温一段近代史


1979年开始推行的 讲华语运动”以打击方言为出发点,极端地剥夺了老人家的生活权利,丽的呼声的方言节目、电台的方言广播、电视台的连续剧,都不得不下架,老人家在一夜间失去了应有的精神娱乐。在改善生活环境的那个年代,这是最不体谅“建国一代”的做法。

在政府的压力下,新加坡华人社会表面上失去的是方言文化,真正失去的是什么?

去年底,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员院长杜维明教授来新加坡讲学,他认为在文化认同里面,最难处理的就是语言问题。新加坡把语言看得太简单,认为语言只是一种工具,一般人只能掌握一种语言,只有头脑比较好的才能掌握双语,如果只能掌握一种语言,那就应该以英语为主,这无形中导致华文华语被边缘化,而语言是认同感最重要的机制之一,当语言被边缘化,感情世界也会受到很大的创伤。 

杜维明针对政府部门的精英主义与运作方式提出看法:“这些精英一般对传统文化的敏感度不高,因为他们基本上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他们有一种通过社会工程方式来处理文化问题的倾向。但文化不能够用社会工程方式,这是一个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的问题。” 

去年初来到新加坡的香港文化人梁文道,对于新加坡趋向于单元化的长期趋势,语重深长的进谏:“推广(华文)华语的方式不应该是告诉人们你能通过此语文来赚取多少钱,而是新加坡需要一个文化改造,让国民了解到自己真的不是一辈子只为生存而生存的人,国家不是只为经济发展而存在的国家。…新加坡最大的问题是,从语言上到思考上都牺牲掉自己原有的多元性,而让它变得很单一。….欧洲大部分的小国家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们的国民都是多语并用的,没有人觉得哪一种语言比另一种语言重要。这种多语并存是特别有利于小国家的。因为越是小的国家它越是需要外向,它越是需要跟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人打交道。”

在诠释“华文华语”时,杜维明站在中国普通话的立场;对梁文道而言,或许多了一重香港社会的粤语为母语与宗主国撞击的复杂性。对许多“建国一代”而言,华语并非他们的母语,母语是他们的家乡话,就新加坡华人而言,依次为来自中国南方的福建、潮州、广东、海南和客家五大方言族群。

失去了什么?


讲到香港,上个月初在中环码头乘渡轮前往南丫岛,从榕树湾慢慢沿着山路,走到索苦湾,消磨了一天。当时香港已经在酝酿“占中”的民主运动,月底占中行动展开,铜锣湾、湾仔、金钟、中环都受到影响。

南丫岛榕树湾有间叫做“稻草人”的礼品店,注明不准拍照。跟店主Gucci交谈一阵子,她非但没有异议,还兴高采烈的跟我们在小店里头拍了合照。

回新后,我将照片发给她,并附上一则由衷的短言:“您的稻草人极有创意,又有温馨,是南Y島上最不容错过的地方。祝您幸福,快乐。”

Gucci回邮:“多谢你们的赏脸至真!南丫岛虽然细,但人情味都重有DD的!希望每个人都保持住人情味!”


(在南丫岛的“稻草人”跟Gucci(左二)合影。平民百姓在社会上生活,追求的莫过于简单温馨的人情味)

忽然间茅塞顿开!自1979年打击方言文化以来,正反双方可以各执一词,如李光耀口中的为什么必须穷一辈子的精力来与一代华人树敌,当个文化罪人;华社力争的必须保留祖先的文化等。对一个有良知的政府,对一个需要温馨的社会来说,真正失去的就是人情味,从前潮州人所说的“潮州人,打死不相干”那种人情味。

就像在潮州节现场听到小妹妹字正腔圆的潮音,诉说着过番的故事:
红头船,载我漂泊到他乡。
离家千里,我内心有无限牵挂。
怀念那工夫茶,红炉火炭
甲一撮厝边头尾,闲聊阿怕。
听一听大锣鼓,唱五娘陈三。
悠悠个乡情,我心在潮汕。
故乡是潮汕。
我根在潮汕。

红头船,载我漂泊到他乡。悠悠个乡情,我心在潮汕。

从“在潮汕,故乡是潮汕,我根在潮汕”,到我是新加坡人那段垦荒的历程需要的是尊重。在一意孤行的强势下播下的因,日后必须自食其果。因果循环是佛教的说法,英文叫cause and effect。在因果的逻辑下,政府毁灭了人情味,一切变成金钱交易,所以再也没有理由责怪选民无情,不照顾“家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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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October 03, 2014

当YMCA和CPF抗议游行撞到正

927日星期六下午的芳林公园并不平静。

鄞义林(Roy Ngerng)和韩惠惠(Han Hui Hui)组织的公积金抗议游行和YMCA为智障(有特殊需要)儿童所主办的活动撞期。两起看似毫不相关的活动有如火星碰水星,水火不相容。YMCA的义工指责公积金游行队伍不顾全大局,不尊重孩子的心智,没有同情心;鄞韩团队则坚持游行早就策划好,是YMCA不懂得变通,各执一词。

主流的中英文报章媒体都强力指责游行队伍不近人情,不顾孩子和家长的感受。930日的海峡时报则刊登了一位读者的信函,认为国家公园局(NPark)竟然让两项大型活动同时进行,无视事件的敏感性,因此难逃其咎。

(游行队伍在YMCA的活动地区外。图片来源:mothership.sg)

网民的反应不一,有人指责YMCA先公然挑衅,高喊“we love our CPF”,摆明在打对台。有人将完整的录像放上网,表示游行队伍看到孩子们上台表演时,都自动离开,因此并没有所谓的不敬之说。

NPark自辩,过去在同一个芳林公园也有多场同时进行的活动,大家都能和谐磋商,相安无事。言外之意就是有人滥用民主,表现得一点都不优雅。

到底是NPark缺乏政治敏感度,核准人(Approving Officer)只是机械性的在申请表格上盖章了事,还是背后有一套政治阴谋论(conspiracy theory)?

一般上有政府人员参与的活动都称为正方,不满政府的都称为反方,暂时借用这样的称谓。

本来YMCA只是个民间教会组织,称不上正方或反方,但邀请了部长张思乐先生助势。有部长到场就有相关官方组织NPark和便衣撑腰,YMCA因此被政治化,在那一刻被认定为正方。

“正方”将游行队伍在舞台前高喊口号的视频在第一时间放上网,然后数小时内,主流与非主流的正方人马都以相同的“heckling”的字眼来指责对方。

Heckling有诘难、起哄、激烈捣乱等含义。

吊诡的是,这段视频省略了最后的15秒,也就是儿童上台,游行队伍离开那关键性的15秒,因此正方是“讲出事实,但并没有讲出全部的事实”(speak the truth but not the whole truth)。在阴谋论的立场下,这是一个事先设下的圈套,请君入瓮。

鄞韩的激烈反应,使我想起年轻的时候的反对党人士徐顺全。无论谁是谁非,由于缺乏冷静的头脑,已经轻易的入瓮,被对方将了一军,完全处于守势,百口难辩。

思想起


927日当晚是新加坡理工学院庆祝SP60的建校60年晚宴,庆祝会在Dover Road校园里举行。晚宴上遇见两个小时前出席芳林公园活动的校友文杰,向他了解事前已经预测到的局面。

文杰表示百思莫解的是两个不同性质的大型活动,竟然会在同一天在小小的芳林公园举行。在口头对峙的现场,自称为NPark经理和助理警监的“有关当局”甚至以迹近威胁的方式来对待鄞韩等人,到底含义何在。

身在SP,不免使我彷佛回到30多年前在SP的学生时代。

当时我是中文协会的一分子。协会作为一个学生组织,活跃的程度几乎达到本末倒置,读书成为副业。我们曾经组织过史拜罗斯号(Spyros)油槽船爆炸事件、反对巴士车资起价、争取学生的权利、为红山儿童补习、定期主办社会课题学习讨论、出版对内刊物等活动。

就当时的社会环境而言,我们属于激进派,但激进中还是走一条以理服人,温和协商的路线。

后来校方安排一位年近中年的学生联络官(Student Liaison Officer)杨先生来负责协调工作,我还借了一把口琴给他,合奏一曲轻快的吐鲁番维吾尔族舞曲“阿拉木汗”。杨先生重温学生时代的旧梦,非常开心,此后彼此有商有量。对我而言,这是上了人际关系中互相尊重的重要一课。

当时的SP中文协会SP学生会(SPSU)是同一条战线的伙伴,相互扶持。其中有一位性情刚烈的SPSU女执委,经常满腔怒火,愤愤不平,似乎没有完成学业就离开了。从韩惠惠身上,我看到当年这位SPSU女执委的影子

不是说性情刚烈是一种罪,而是不妨换个思考的角度:在失去理智的那一刹那的行为表现,往往会失去逻辑性与说服力,有理说不清,丢掉人气。

谁笑到最后?


回到芳林公园。鄞韩团队可以质问为何YMCA身为基督教组织,竟然允许在芳林公园搞大型活动;为何YMCA的节目主持人不安分守己,竟然高喊“我爱我们的公积金”;为何孩子们在表演的时候,部长张思乐竟然不尊重他们,反而跟义工们一起玩自拍等,但是这些都只是模糊视线的手法,让自己的良心好过一些。

这些问题的答案很简单直接:第一,YMCA并没有在芳林公园进行宗教活动;第二,有支持者就会有反对者,这是民主社会的特性;第三,张思乐跟义工们一起玩自拍是民主的选择,不表示你要跟风。

相反的,鄞韩团队早就知道撞期一事,因此只要稍微想想,考虑到阴谋论与突发事件等可能性,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我选择相信鄞韩等人并没有干扰智障或有特殊需要的儿童演出的预谋,也没有不尊重他们的心态。如果当天懂得拿捏,将危机化为转机,比如表现得优雅些,大气些,先安静地观赏小朋友的表演,再报以热烈的掌声,甚至抱抱孩子,结果是否会不一样?

19世纪的富商章芳林捐钱捐地,建设了芳林公园这个地方,无非是让民众有个培养感情的角落,打造都市中的人情味。百多年后,当有政治阴谋的两方人马都想利用一起牵涉到双方的事件的敏感度,将前人建立的公园化为捞取资本的战场的时候,在我眼中,双方都已经输了。

(上个世纪初的芳林公园。图片来源: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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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September 26, 2014

似是故人来

原文《回到童年时代跟阿嫲生活的地方》,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4年8月23日


难忘的滋味


跟父亲在牛车水恭锡街和尼路交界处的广东粥品吃典型的“鹤山粥”,加一卖西刀鱼生,非常古早味。吃着聊着,话题转到阿嫲(祖母)身上。

愈发怀念起阿嫲私房菜,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滋味。

阿嫲煮食自有她的一番心思,比如市面上吃到的煎马鲛鱼,阿嫲会以茄汁回火,去掉燥热,添加一份酸甜;又比如炒鸡蛋,她会加些剁碎的瘦肉和青葱,见火后折成饺子的形状,我们叫它做蛋角(广东话),入口留香。

来自顺德的阿嫲


记得当年“南无佬”(道士)为阿嫲做法事时,说她已经过了奈何桥,找到好人家了。如果人真有转世投胎这回事,她已是四十多岁人,可能我们也相见相识,只是不知道前世事罢了。

我一向来认定阿嫲跟我们一样,祖籍广东鹤山。突然间有个奇想,在那个嫁鸡随鸡的年代,妇女嫁人后,连祖籍也是从夫的,说不定阿嫲来自别的省县也不一定。

小时候只听阿嫲说想回老家终老,买了生平第一张福利大彩,然后带着些许遗憾往生。数十年来,我只是想到鹤山乡下小小的祖屋就是阿嫲想终老的家


(鹤山乡下的老家)

父亲证实说阿嫲是顺德人,印证了那个传统的年代的习俗。

父亲说:“我们在乡下长大,这么多年来都没见她去过顺德。你阿嫲在鹤山乡下人缘很好,大家都接受她了。可能在顺德也没有什么亲人,所以才会年纪轻轻就跑到新加坡来。”

谈着想着,我深感内疚,因为数年前曾经花了好些时间,理清早年广东顺德及周边地区的农村妇女离乡背井,来到新加坡的一段史迹。她们缔造了新加坡日后的繁华,然后逐渐被时代遗忘。

为什么我当时没想过阿嫲也是那芸芸众生中的一分子?只是她的处境跟那些梳起不嫁的妈姐不一样,她并没有跟着一代家乡人的习俗,成为自梳女,而是选择嫁人。


(阿嫲、父亲和我三代人唯一的合照。c.1960s)

1920年代末后的十年,中国南方妇女为了摆脱贫困,纷纷到南洋来,逐步解决了新加坡劳动市场与男女失衡等问题。那个时候,顺德的养蚕与缫丝业已经走下坡,阿嫲跟着许多大胆的妇女,离开家乡,到新加坡打家庭工,认识了我从未谋面的爷爷,过后随着爷爷回乡下结婚。

1949年,中国大陆风起云涌,政权易手,父亲离开家乡到南洋来谋出路。十年后才办妥手续,把阿嫲接来新加坡。当时赤化后的中国处于封锁状态,年纪小过四十的都不能出国。

新加坡这方面也被马共搞得团团转,经历过学潮、工潮以及逮捕行动后,好多不愿马来亚化的华人或选择、或被遣送回去中国。

殖民地政府甚至颁下法令,凡是回中国的,便不能回来新加坡。至于中国来新的老人家,必须申请准证,确保他们不是来搞政治,也不会增加新加坡的经济负担。能够把阿嫲接来新加坡,其实也是大费周章的。

在那个输出华侨,严控入境的年代,从共产中国入境新加坡,每个人都必须经历过严格的审查,没人得以幸免。重翻二十多年前刻意整理的旧照片,找到阿嫲1959年上岸的黑白照,说得难听些,有点像是囚犯的感觉。

何处是故乡


屈指算一算,那时阿嫲还没满六十岁,已经一脸风霜,活像今天八十岁的老妇人。回想起来,那个年代的劳动大众在日晒雨淋的日子中过活,没有什么保养滋补,人到中年就出现老态,甚至“人到中年百事休”,五十岁已经是老伯伯老婆婆,迹近风烛残年了。


(经过多年的转折,阿嫲重回新加坡,在当年的虎豹别墅留影。阿嫲未及60岁,看起来像是80岁的妇人,这是当年常见的现象。c.1959)


阿嫲过世后,当时帮忙料理阿嫲身后事的,还有一群白衣黑裤,或挽髻或拖着长辫子的妈姐们,我并不认识她们。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说她们有些是阿嫲的同乡,虽然未必全都认识,但顺德妈姐的地缘业缘已经打造出浓浓的人,只要是同乡人就是姐妹,能帮的她们都帮。

1960年代的牛车水沙莪巷(Sago Lane)除了福寿殡仪馆外,还有郭文殡仪馆、福寿养病所、棺材店、纸扎店等,是名符其实的死人街。入夜,塞满奔丧的人潮,麻将、鼓乐、哭嚎、诵经,上演着另一类生活交响曲。

回到童年时代跟阿嫲生活的地方,站在哥里门桥上,桥下新加坡河水不再是黑水,而是青青绿绿的,河上没有驳船,河边没有货仓,也没有穿梭河岸的船工驳力。

我想,就是因为有那一代人,我们才会走上不一样的人生路,打造不一样的命运。

流水带走了一代光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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