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April 11, 2014

文化震荡Culture shock

阿灿


1979年,香港无线摄制了脍炙人口的《网中人》,新加坡电视台安排在另一部港剧《变色龙》之后播出,深受观众欢迎。在那个还看得到方言节目的年代,不论是不是广东人,都在星期天晚上守候在电视机旁,自投罗网。

《网中人》捧红了周润发和郑裕玲,也打造了一个可笑又可悲的小人物“阿灿” (廖伟雄饰演)。阿灿最经典的一幕是在大陆乡下没见过麦当劳,在香港跟人打赌,啃下了三十个汉堡包。

阿灿是当年中国向外开放,以“大陆仔”的身份移民香港的乡下人。经历过一场封锁的岁月后,近在咫尺的中港却恍如相隔天涯,生活习惯、行为举止都很不一样,阿灿跟香港人面对面,都一样面对着激烈的“文化震荡”。

文化震荡旋风


印象中,1990年代初的新加坡曾经出现过“文化震荡”这个术语,英文称为“culture shock”。19701980年代间,入籍新加坡的移民多数来自一水之隔的马来西亚。当时新加坡大力发展劳工密集工业如纺织、电子产品、造船等,除了在新加坡工作的大马人之外,还有许多在新加坡读书的马来西亚学生,领取新加坡政府的辅助优惠,毕业后必须留在新加坡工作三年,他们都成了新加坡“新公民”的源头。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人的生活方式、语言习俗等都没什么差别,本是同根生,相处起来倒是相当融洽,难分彼此。

到了1990年代,新加坡像香港一样,多了中国移民。此外,新加坡也乘着香港人担忧1997香港回归,纷纷选择移民那一刻,向香港人伸出友善的双手,大发“绿卡”,一时之间多了一群口操粤语的香港移民,刮起一阵“文化震荡”旋风。

根据维基资料,Culture shock这个词汇在1954年由Kalervo Oberg首先提出,Michael Winkelman等其他学者随后展开了对文化冲击的研究工作。

化解文化震荡的要诀知易行难,除了暂时“忘记”自己的祖国和文化外,还必须对异国文化敞开心态,信任异族人,放弃偏见与成见,接受通过多个文化背景来看待、解释和处理问题。

就这样又过了二十年,现在我们已经不再使用“文化震荡”这个术语,不过并不表示文化震荡并不存在。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上,大家处理问题的方式还是有所不同,例如2012年岁末的中国司机罢工事件,SMRT巴士司机以为通过罢驶可以使新加坡的交通瘫痪,换取应得的尊重和合理的薪酬,结果几个领头羊都蹲了牢狱,被遣送回国。

整体上,SMRT巴士司机首先通过正常投诉的途径,声音却被层层盖过,高层置之不理,社会听不到,他们才采取极端的手法。一般新加坡人不仅同情中国司机,还从此个案挖掘出许多不平等的社会民生问题。


(SMRT的中国籍巴士司机拒绝开工,正离开在兀兰的宿舍。
图片来源:Today 27 November 2012)

再以2013年底的小印度暴动为例,虽然警方以不发一枪一弹而平复暴动来缴功,但在漫长的听证会上暴露了警方的许多决策与行动上的弱点,“文警”处理危机能力受到质疑。若非更多“疑似暴民”只是隔岸观火,后果将会严重得多。

明眼人都看得明白,小印度暴动事件已经凸显出我们无法了解印度客工的家乡文化,他们在盛怒下,将在家乡发泄情绪的群体暴力方式用在小印度,有关当局根本无从面对。


(小印度暴动事件。图片来源:The Straits Time, December 9, 2013)

相对而言,占了相当比重的泰国、缅甸等地的客工还是属于比较守法的一群,而来自菲律宾、印尼、斯里兰卡、缅甸等地的女佣则已经深入许多本地家庭,娘子军所酝酿的社会冲击虽然还没有学者去深入研究,但我们已经看到新一代过度依赖女佣,老人家少了聊天对象,落寞终日的后遗症。

如果新加坡政府不正视文化震荡,只以经济增长为治国的目标,“硬硬”要在十余年间增加150万人口,日后690万常住人口对只有55%是公民的小国而言,将会是个随时爆发文化洪灾的新加坡。

MH370所引起的文化震荡


正当思考这个多年来不再被提起的文化震荡课题时,邻国马来西亚因为MH370离奇失踪事件,面对了空前的跨国界文化震荡,几乎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马航MH370飞往北京的客机在38日离开吉隆坡,进入越南领空那一瞬间离奇失联,机上有来自14个国家的227名乘客和12名空服人员。

中国:153人 
马来西亚:38人+12名空服人员,共50人 
印尼:7人 
澳洲:6人 
印度:5人 
法国:4人 
美国:3人 
纽西兰、加拿大、乌克兰:各2人 
俄罗斯、台湾、荷兰:各1人 
伊朗:2人(持假护照)

对于以中国人占了三分二的所有失联的MH370乘客,这是个艰难的时刻,我们的关怀与心情跟所有家属走在一起,作最坏的打算,也作最好的期待。灾难也提醒我们生命的脆弱性,要珍惜眼前人。


(马来西亚民办电视台,几乎每个广告时段都可以看见窝心的一面)

这起MH370突发事件叫人联想起1997年胜安航空(Silkair)MI 185班机在苏门答腊巨港附近的穆西河(Musi river)坠毁,机上来自14国的104人全部罹难。当时新加坡也是几乎不知所措,匆忙应对。经过十年的调查,MI 185班机事件始终是一起悬案。

三年后(2000年),新航SQ 006班机在台北中正机场(现在的桃园机场)因进错跑道而撞毁,来自20国的179人中,共83人死亡。有了处理MI 185的经验,新航在面对SQ 006事务时显得从容,有条不紊多了。最经典的一幕是新航公关部副总裁Rick Clements要求警员解开记者招待会的封锁线,让其中一位情绪激动的家属闯进新航职员区,并伸出同情的双手,给予家属同情的拥抱,化解了许多怨恨。

请注意,这两起跟新航与其子公司胜安航空的空难都没有中国乘客。


(2000年,新航SQ 006班机在台北中正机场撞毁。图片来源:The Straits Times)

它也使我想起在2003年1月初,曾经亲身参与的新加坡海军军舰英勇号(RSS Courageous)救援与调查事件,当时有四个女军人死亡,对于罹难者家属情绪激动地质问与哀伤嚎啕的神情,我始终难以忘怀。


(在白礁附近跟印尼商船相撞后的英勇号RSS Courageous。图片来源:BBC)

这三起跟新加坡相关的灾难都有迹可寻,至少可以对家属有个交代,让他们摆脱忧伤后,继续生活下去。相比之下,避开所有雷达追踪的MH370班机失联案就复杂得多,茫茫印度洋所涵盖的面积与4500公尺下的海床形成一个三维空间,即使是对最现代化的科技而言,依然是个严峻的挑战。


(MH370改变航道,避开雷达的追踪,最后地点是南印度洋。
图片来源:The Straits Times, April 4, 2014)

马来西亚政府遇到这起引起全球关注的突发性事务,显得手忙脚乱,又没设立发言人机制,导致不是拖延发放讯息,便是同时由多个渠道发出混淆的信息,叫人怀疑大马政府对危机管理的实力,甚至质疑马来西亚是否是“马LIE西亚”(LIE=欺骗)与阴谋论等。如今得到多方外援,MH370跟进事务总算井然有序,除了固定召开新闻发佈会外,家属的住宿、膳食等都安排妥当。

从各媒体所得到的消息,家属都接受最坏的结果,也感激各国,包括马来西亚政府的努力,他们都了解当局没办法提供家属想要知道亲人在哪里的答案,集合了全球专家的脑袋都无法解开的谜底,当局真的不可能知道。他们相信马来西亚政府所面对的是技术与危机管理能力的问题,而不是诚信问题,因此选择以宽容的心态来面对搜索的过程。




(在证据指向MH370在南印度洋坠机前,马来西亚的志愿团体正在为MH370机员和乘客祈福。图片来源:www.asiaone.com)


灾难引发的悲痛,往往让人理智不起来。我们都是人,都会因为同理心而隨著灾难事件的发展而情绪波动,乘客家属的怆伤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在宣泄哀痛的情绪时,一些中国家属的反应叫人感到不安。他们先是隔空喊话,绝食抗议,在吉隆坡粗暴地闯入记者招待会场,在北京的马来西亚大使馆前抗议,在会议上恶言相向,侮辱马来西亚和马航职员,并列出一系列清单,要马来西亚政府买账等。

马国首相纳吉召开紧急记者会,宣布MH370航班在伯斯(Perth)西部的南印度洋海域消失,澳洲总理阿博特(Tony Abbott)为纳吉说句公道话:“大量证据证明飞机在印度洋南部失踪,那是绝对有力的证据,所以首相纳吉才会做出这样的结论,并且宣布了这项消息。”有一些中国家属还是要求马来西亚政府及马航为毫无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发布“机毁人亡”的结论道歉。

跟美国、英国、澳洲等发动人道救援的国家,以及13国的国民以谅解与接受的心态为前提的儒雅之风相比,大国崛起给人的感觉不是王者之风的大气,而是土王爷的霸道。

大国崛起,如何赢得全世界?


我们一向来认为中国以儒学入世,民无信不立,可是中国国内新闻封锁、政府掩瞒真相等事件层出不穷。在资讯线上,中国网民不能用facebook以及通用的博客网站等跟全球沟通,毒奶粉、毒猪肉等造假产品充斥市场,甚至连奥运会开幕礼都可以对嘴假唱,就如红楼梦所批的“假作真时真亦假”。在此大环境下,惟有人民声音够大,如广东人说的“声大夹恶煞”,正义才可能获得伸张。

我就亲眼看着中国旅客在马六甲的大人超级市场(Giant),每人能提多少就提多少大罐装的婴儿奶粉回酒店,又倒回来买奶粉。这些行为凸显了在日常生活中,政府与民间缺乏互信的元素。

也许对一些来自泱泱大国的家属而言,马来西亚还是个蛮夷之地,所以才会采取极端、十分中国式的手法来对待MH370事务。不论是对中国家属还是马来西亚而言,这是由一起不幸事件所激发的文化震荡。

当然並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因马航事故而討厌並咒诅马来西亚,一位中国网友就指出马航事件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中国一般民众对马来西亚的认识太少,所以持续的沟通和交流是必要的,中国政府的态度才是关键。

一位留学马来西亚拉曼大学学院的中国学生也在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发表看法,不认同中国家属的做法,更对中国明星级人马如影星章子怡、歌星陈坤、球星李娜等人趁机号召抵制马航,捞取广告资本的所为擤之以鼻。不过由于国情不同,文化有显著的差异,他恳求大家给彼此空间,宽容以待。

《马·星洲日报》副执行总编辑郑丁贤有感而发,在一篇名为《大马不是你们想像中的……》文章中还击:

大马人民为所有机上人员,包括153名中国人,一起焦虑、流泪、祈福,希望他们平安。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关怀,必须尽一切力量抢救,不分国籍,不分种族。

马航和政府安排中国家属来马,安排生活起居;本地志愿团体提供翻译、照顾、心灵辅导。

我也想起,40年前,大马政府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外交关係;25年前,天安门事件后,大马政府率先反对国际对中国的抵制;20年前,大马政府倡议东盟和中国对话,成立东盟10+1机制,提供中国一个国际平台。

今天,MH370事件,还未清楚来由,大马就已经被定罪,遭到诅咒。

当然,这可能是部份中国人的想法和做法,但是,铺天盖地的攻势,已经把大马污名化;而有理性和勇气说一些真话的,又有几个?

提起过去的事,不是愤怒,更不是反击,而只希望更多人,特別是让中国人瞭解大马遭到的委屈、伤害和破坏,不要让情绪、仇恨和无知渗入MH370。

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国与国之间的关係,不应就这样鲁莽的摧毁。同情之外,还要有同理心,才是智慧,也是文明。

郑丁贤,《马·星洲日报》,2014年3月28日

我们不否认中国跟其他地区不一样,属于一个宗族社会,不能以一贯的思考逻辑来解读一部分中国家属与网民的反应,中国人的“我们”的考量,跟倾向于个人主义的其他地区的“我”的思维方式,的确有许多磨合的空间。只不过数千年来,中国文化之所以渊博正是因为它以和为贵,以包容来感化他人,如今“我们”对事态的反应,竟然跟千年文化渐行渐远,文化震荡并不只是向外蔓延,还包括对内的撞击。

不期然想起我二十岁时的偶像韩健。韩健外号“牛皮糖”,是杨阳、赵建华、林丹等人驰骋羽坛之前的中国羽球名将。在那个羽球比赛还是采取十五分制的的年代,他每一分都不轻易放过。1980年代初的汤姆斯杯赛,韩健以体力与自信拖垮印尼的世界冠军林水镜,为中国夺下汤杯。林水镜输得心悦诚服,从此告别单打生涯。

韩健有一句至理名言:“输球不输人,赢球要赢心”,在那个中国刚走出文革阴影的时刻,不只赢得对手,还赢得全世界由衷的尊敬。

现在泱泱大国以总经济实力傲然崛起的时刻,不妨停下脚步想想,即使以财大气粗赢得了全世界,却输了人们对它的尊重,孰为之孰不为之

新加坡这个李显龙总理口中的舢舨提升版2.0,准备好承受这类突发性的文化震荡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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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April 04, 2014

相识也是缘分

在杨厝港博文中学旁的观明社区医院里(Bright Vision Hospital),一位99岁的老婆婆叫我坐到床边,讲述一段日战的个人经历。

婆婆的脑筋绝对清醒,只是我们素昧平生,我好奇地问婆婆为何藏在心中七十年的故事,要在此时此刻告诉我这个陌生人。婆婆说因为她觉得我会听得懂她的青岛腔华语,聆听她的故事。

婆婆还打趣说,如果年轻四十年,她会倒过来追我。

相识就靠缘分。

(99岁的刘德范老婆婆,人在社区医院,思路非常清晰)

婆婆家乡在青岛,读了几年私塾,年轻时曾经违反父命,甚至拿起剪刀,咔嚓咔嚓,将长发剪短。当年的社会观念是女孩子必须蓄留长发才有女孩子样,剪短发是思想进步的女生对旧礼教的抗议方式。

婆婆表示她年轻时也穿两件式的衫裙,称为文化装,是进步的象征,但没穿过旗袍

中日战争爆发,年轻的婆婆从青岛逃到天津,再逃到上海租界,亲眼目睹租界另一头的淞沪会战,正式打响中日全面战争。
(婆婆说她穿过类似的新文化装,也叛逆地剪过类似的短发,但绝对不比照片中人漂亮。
图片来源:互联网)

后来婆婆逃到香港,从香港南下新加坡。新加坡的好景不长,为了躲避日军,婆婆又逃到椰加达、万隆、泗水等地。婆婆逃难的路程,就好象许多当年中日战争爆发后逃难到南洋的华人所走过的路。

婆婆在万隆认识了刘海粟。

婆婆问我知道谁是刘海粟不?我回答是中国著名的画家。

婆婆说当时刘海粟已经有第二任妻子,叫成家和,但刘海粟说很喜欢婆婆,并送了一幅画给婆婆作为定情之物,画的左下角写着赠德范。婆婆名字叫刘德范。

婆婆不喜欢刘海粟,后来回到新加坡,将画转送给牙医。婆婆笑言失去了发财的机会,但心安。

婆婆回到新加坡前,人在万隆,准备偷渡到迪沙鲁,但被日军逮捕,带到巨港宪兵部。由于婆婆会说日语,又带着刘海粟的画,被拷问了整个月后,日军打算将婆婆遣返万隆,婆婆说千辛万苦才从万隆逃出来,死也不肯回去,要去就去新加坡。宪兵眼睛又亮了,追问婆婆在新加坡的亲朋戚友,结果又折腾了一个月。

(两天后,刘德范老婆婆开口说我们再拍一张合照吧!)

岁月悠悠,七十年后回想起来不是梦,而是非常幸运,死里逃生。

如果当时跟了刘海粟,成为第三位夫人,命运会怎么改变?

生命有过去,有当下,但没有如果。

婆婆说很开心,因为憋在心头七十年的往事终于吐了出来。

因为有小人物的生活,小人物的经历,所以造就了大时代。

大时代有大时代的震撼,但往往忽略了小人物的心声。

我也很开心很震撼,婆婆轻描淡写下,印证了一个消失的年代。

更开心更震撼的是婆婆相信我这个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会为她记录下已经鲜为人知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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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rch 28, 2014

取舍之间

曾经跟政府有个约定


陈秋华的《保校》(联合早报2014-3-23)提起“六小学合并成三所”,其中历史最悠久的80年老校侨南小学校名不受保留。侨南校友会就此向教育部请愿,希望能有一次对话的机会,重审当年保住校名的“约定”。

侨南学校跟新加坡政府有什么旧约定呢?

在政府施行国民型教育政策下,新加坡的华校生骤降,侨南跟许多华校一样,收生人数不足。在校董无法筹足经费,面临关闭的命运下,只好跟政府酌情商议,将原来由民间创办的辅助学校交给政府,成为一所政府学校,条件是保留“侨南”校名。
(侨南公学,1952年。图片来源:Singapore school memories

1980年代,政府在刚开始发展的淡滨尼新镇(Tampines)设置学,侨南获得新生,从巴耶里峇(Paya Lebar)搬迁到淡滨尼。不过,一路来侨南都无法像附近数间抢手的学校那样年年爆满,30年以后再度因收生人数不足,面临另一场学校合并和易名的“常态”。

学校合并和易名为常态,是因为这许多年来,尤其是当年的华校,在官方的资源整合下,已经消失在新加坡历史中,久而久之已经叫人习以为常,只是扼腕感叹三声了事。

当校名在名册上抹去的时候,所抹去的是学校与学子的感情线,这是只看法理数据,不看情义内涵的新加坡政府和精英官员所难以体会的。

“教育部在做出这么重大的决定之前,没有直接与校友会联系并协商、探讨其他可能性就定案,在情理上似乎说不过去。尤其是像侨南这样历史悠久、桃李满狮城的学校,在处理上是否应该更具人情味一些? 

侨南创办人王希元在二战时期宁可冒着被日军杀死的危险,也要坦荡荡地表明自己是一名教师,最后果真被痛恨知识分子的日军给枪毙了。如此对教育义无反顾的热血,令人动容,也体现了侨南的精神。如今,有关方面选择以“事后通知”的方式结束一所拥有80年历史的学校,显得仓促。 

(侨南校友会主席)林永强说,当初他与另外三名友人成立校友会,就是因为有此隐忧,希望有朝一日能借校友之力保住学校,没想到最终还是没有获得对话的机会。 

……事实上,侨南从创校至今曾多次努力尝试保校,目的就是为了不辜负先贤对办学的坚持。它除了接受学校成为政府学校,也曾多次主动要求教育部让侨南搬迁以改善收生情况。” 

 ---陈秋华(联合早报2014-3-23)

关于通过校名来保留一代学子所凝聚的情意结,使我想起两年前写过的一篇文章《从养正学校谈起-百年前的新加坡广东人》,文中提到 1980年代,在市区重建计划下,牛车水一带的居民逐渐离开多年来生活的地方,搬迁到各个组屋区去。养正、直落亚逸与伯城三所小学合并”,当时有校友提出异议,说所就读的直落亚逸小学因学生人数不足,从原来的上下午班制减为只有早上班,之后因为人数确实太少而关闭。

宁为玉碎,不作瓦全是当年的华校生的高风亮节,因此学校在没有同校友商讨下合并,在所谓合并的过程中其实被并吞,校名不复,是有心人所难以接受的事实。

博客白马非马以他一贯直爽的作风,在《建国”兮“保校”兮皆是云烟提出由南大延伸的现状:
《侨南小学》收生不足,正宜功成身退,而校名也将永驻历史,这就是历史资产。这个世界,兴衰是等闲事。《侨南小学》和《励福小学》合并之后的校名,当然还可以商榷。但是,说到校名就是宝贵的历史资产,那么《励福小学》何尝不是呢?


学校没有了,“软实力”也就“一笔勾销”  这又让我想起了《南洋大学》的遭遇。消灭《南大》之前,搞的就是“合并”的动作。《合并》的最终结果,一所举世无双的中文大学就像烟云一般地消逝无踪。《南洋大学》没有了,那么还会有《南大》的“软实力”的“南大精神”吗?”

---白马非马

合并、并吞、除名、消灭,这种种商场术语都在教育界用上了,我们“有幸”在政治与经济模式主导下,见证了教育如经商的现实。

慧剑斩情丝?


侨南因为换了主子,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主仆关系下,无法再掌控自己的命运这一幕,倒使我想起自己启蒙的母校在新加坡史上蒸发的吊诡的过程。

端蒙在1906年招收第一批新生,1994年送走最后一批学生,创校的过程跟早期的其他华校相似。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陈云秋、廖正兴、蔡子庸、杨缵文等20人发起捐资,创办了“新加坡潮州公立端蒙学堂”,当时还郑重其事,跟南来视学的清廷两广总督刘士骥商谈办学事宜。

登路(Tank Road)的端蒙学校旧观

端蒙最初的校舍是在禧街(Hill Street 52号的一间店屋,后来搬到克拉码头一带,最后的校园是在福康宁山对面的登路(Tank Road)。端蒙也在1924至1967年间在小坡设立分校1953年,义安公司接管了端蒙中学。

端蒙跟其他市区与边缘的学校一样,在市区重建的大环境下,从19601970年代的高峰期迅速没落,各年级只能开两三班,每班约20来人,而且半数是马来与印度籍学生,以及部分印尼学生,基本上传统华文中学的精神已经消失。


(端蒙学堂的第一批毕业生,还穿着清朝的服装)

综合多方面的讯息,当时政府的方针是将所有政府与辅助学校搬到市区外,端蒙的校址在市区边缘,也是义安公司的所在地,当时义安公司的地契即将到期,根据城市规划方案,这块地段必须充作商业用途。政府给予两项选择:

1. 如果坚持在原地办中学,政府只好回收此地段,另外发展。
2. 如果同意将学校搬迁,而原地转型为商业用途,政府可以支助在新镇建校。

我们大胆推测,义安公司创办了义安小学和义安理工学院,没了中学,整个教育体系就会出现断层,对不起祖宗。因此,办校还是势在必行,只是在于如何办。

如果将端蒙迁移至政府配给的淡滨尼地段,除了义安公司内部可能已经出现的帮权之争外,还有必要考虑如何安顿现任教职员,过渡到新学校。

关于端蒙与义安公司的关系,如果不是义安公司在1950年代接管学校,它也可能像许多当年的民间华校一样,要不就双手交给政府,一夜间转型为政府学校,要不就因经费问题而收场。跟由义安公司直接拨款创建的义安小学(前义安女校)和义安理工学院(前义安工艺学院)相比,端蒙只是义安公司认养的外甥,没有直属的血缘关系。就一贯的新加坡式思考而言,义安公司已经尽了40年的责任,没有义务为了外甥,继续惨淡经营下去。

当时的义安公司可能也考虑到教员的士气,末代校长甚至被学生拍着肩膀直呼其名,名符其实的“打成一片”。在这种气候下,端蒙英名渐逝,如果继续沿用端蒙这个校名,可能难成大器,因此决定将原校关闭,另起炉灶,在淡滨尼设立义安中学,从小学到大专一脉相承。

根据当时任教多年的教职员的反馈,义安公司没有跟他们商量过学校的命运,也没有酌情讨论过续约到新校上课,所采用的是一种霸道的、一刀两断的处理方式,情形跟现在的侨南学校合并除名类似。

端蒙原址除了继续用作义安公司办公室外,义安公司并没有舍弃这里本来就是办教育的地方的考量,跟澳洲阿德雷德大学合作,办校外大学,主要是商业管理学士与硕士课程。校舍也成立文物中心等,在某个层面上算是对得起列祖列宗,也满足政府对商业地段的需求。


(现在的义安公司外观。图片来源:义安公司网站

当然,整个“保校保地”的处理环节还是备受争议的,虽然地是保住了,但所谓的保校并没有真正的保校,抹去的正是88年前先民创校办校,以及秉承先人遗命,任劳任怨的教育家延续前人使命的时代精神。或许在义安公司眼中,义安中学延续的是端蒙的脉搏,但在校友眼中,这等同无可奈何花落去,一年一度燕归来,遗憾中怎么向毫无感情记忆的义安中学认同?

2001年,端蒙原址附近的南侨中学(前女中)也面对同样的保校或者保地的命运,福建会馆决定让南侨继续生存下去。迁至盛港后,经过一番努力,已成为一所办得有声有色的“传统”中学。

此一时,彼一时,今天的教育环境又随着新加坡政局而出现新变化,树人的传统教育方针开始重新受到关注。如果当年的决策者能够集思广益,也许端蒙就像南侨一样长存。

有了前车的借鉴,我希望侨南学校不会步入端蒙的后尘。

Friday, March 21, 2014

无阶级分化的新加坡?

汤申的《大草场》


国家博物馆的历史展厅有好些殖民地时代的画作,记载了某时某刻的新加坡景观。其中一幅是汤申(John Turnbull Thomson)在1851年完成的油画《Scene of the Padang》(大草场),反映了英国殖民地官员眼中的新加坡风貌,同时惯性地表扬了殖民地政府的功绩。

顾名思义,《大草场》的主题是政府大厦前的大草场景观,当时政府大厦还没落成,一眼望过去,福康宁山、保存至今的亚美尼亚教堂和周遭的风景线一目了然。19世纪中旬的新加坡洋人区原来是这么漂亮,和睦升平的地方。


(汤申(John Turnbull Thomson)的油画《Scene of the Padang》(大草场),1851)

虽然画中人同处一片青草地,但各族群有各自的生活,还有明显的阶级之分:洋人玩棒球、骑马坐马车,高高在上;上身赤裸的印度人原是囚犯,动作怪异,有被丑化的迹象,他们被派到新加坡来建屋铺路,表现好的从此脱离牢狱生活,甚至在新加坡安家;华人一身清朝装扮,梳着辫子;有个马来海人(Orang Laut)的家庭在画中央,其中一个男子蹲在草地上,蹲似乎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至于来自中东的商贾则围在角落,交换商业情报。

画中坐在双马车上的贵族可能是当时的总督William J. Butterworth 和他的妻子,前方穿着白衣拄着拐杖的洋人可能就是画家汤申本人,汤申右手边的马来人是他的英文老师文西阿都拉(Munshi Abdullah),文西阿都拉曾经当过莱佛士的秘书。

画中最凸显的还是洋人,洋人身为统治阶层,生活尊贵,就是不一样。


海峡时报编辑John Cameron 在1865年写道:每个星期中有两天可以看到洋人、马车、行人、棒球手、洋小孩等聚集在大草场...妇女一般上都不许参与户外活动,但至少她们可以在草场上散散心。...

"But there are two evenings in the week when the whole European community may generally be seen upon the esplanade, whether or not they may be fives or cricket-players, and these are band evenings...The chains which protect the green or ordinary occasions are on these evening let down, and carriages, horsemen and pedestrians are alike admitted to the greensward. Gathered around the band in a tolerable broad circle are the beauty and fashion of the place. The ladies, to whom almost all other outdoor amusements are denied, partake at least in this...The pretty pale-faced European children too may on these occasions be seen tripping about in playfulness..." --- John Cameron, editor of The Straits Times

汤申是一名英国籍工程师,画得一手好画,后来移居到纽西兰。新加坡加冷河上的第一座桥梁、白礁灯塔(Horsburgh Lighthouse)、实龙岗路的前陈笃生医院(现在的广惠肇留医院里头的一层楼建筑)、麦里芝蓄水池的设计等都有汤申的贡献。

刘抗的《国庆日》


另一幅题名为《国庆日》的油画是刘抗在1967年的创作,跟汤申的油画同样以大草场为题材,但超越了百年的时空。刘抗是南洋画派的开山鼻祖,曾经在上海和巴黎学画,是新加坡第一代画家,毕生致力于美术与教育。

《国庆日》不见阅兵步操游行表演,只是在气派庄严的高等法院和政府大厦前换个场景,五彩缤纷的锦旗在风中飘扬。画中依旧看到和谐升平的新加坡景观,各族群有各自的生活,只是大家都不坐马车,而是在路面上行走寒暄。

在新加坡独立两年的那一刻,可能画家对国家的未来有个憧憬,心怀新加坡梦,以《国庆日》作为献给国家的贺礼,期望有一个大家可以一起快乐地生活,无阶级分化的新加坡。


(刘抗《国庆日》,1967年作)

无阶级分化的新加坡只是一个愿景(vision),就如建国总理曾经说过,许多人也同样说过的,人生下来就是不平等的。当你身处高位时,所受到的礼遇也不一样,比如住院不需要睡营帐睡走廊,$8就能动心脏绕道手术(许文远当卫生部长的时候说的),出席什么活动时,最起码也有个“保留车位”(reserve lot),全场起立拍掌欢迎等,官样场面做到十足。

林瑞莲的“建国感言”


当我们回头看看1960年代的旧照片,感觉是那么的震撼。比如最近工人党主席林瑞莲在国会辩论建国一代配套时,出示了一帧照片,她的父亲(Lim Choon Mong)在军营向时任总理李光耀作简报,李光耀穿着T恤短裤,轻装打扮,怎么看都不像“老总”。

林瑞莲说,当时李光耀经常穿着短裤,跟他的家人到各军营参观,也许当时的工作文化很不一样,很少讲排场讲仪式。

“I have seen old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s of my father giving briefings to then Prime Minister, Mr Lee Kuan Yew, who used to visit army camps with his family dressed in shorts; these photographs told perhaps of a different working culture then, with little time for pomp and ceremony.”
—Sylvia Lim, Parliament speech, 3 Mar 2014

1960年代,林瑞莲的父亲(Lim Choon Mong)在军营向时任总理李光耀作简报,李光耀穿着T恤短裤,轻装打扮,怎么看都不像“老总”。图片来源:Straits Times

1960年代,林瑞莲的父亲(Lim Choon Mong),轻装上阵的李光耀,柯玉芝(李夫人)和李玮玲(千金)。图片来源:工人党网站

最近工人党阿裕尼市镇理事会跟政府有许多正面冲突,甚至跟环境部的
维文部长就小贩中心清理事件结怨,现在被环境部抓住把柄,就商联活动控上法庭,四月份在法律上见真章。林瑞莲的“建国感言”,通过感性的手法,将粉碎殖民地政府以阶级来分化国人的旧日新加坡带入“第一世界国会”,或多或少含有适度和解的意味。

无阶级分野的乌托邦


新加坡走过五十年独立之路,生活消费、基尼指数、精英草根、笑贫凌弱等对立的社会风气在这个所谓的“第一世界”中滋长,能说没有阶级之分吗?其实这一切都是阶级分化,只差在今天的马路上没有1851年汤申的年代的马车。


(新加坡红灯码头海岸线:繁华的背后所谓无阶级分野的精神层面只是个乌托邦)

无阶级分野,人人平等的世界是一个“大同”社会的理想。

19世纪,德国人马克思身处资本主义发达的欧洲,熟读欧洲伟大帝国的盛衰,跟恩格斯起草了《共产党宣言》,后来还由恩格斯帮他完成了《资本论》。大同世界曾经主导了世界政治思潮,给崇尚“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士一个毕生奋斗的目标。

《礼记礼运》早已记述了古人理想中的无阶级大同社会状态: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清末支持保皇派,后来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人类社会从“据乱世”经“升平世”到“太平世”(大同社会)的发展路径,主张通过人权、自由、平等、博爱以及个性解放等来实现男女平等,促使家庭消亡,产业公有,“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于公”,是个“至平、至公、至仁、治之至”的社会。

同样清末支持光绪变法维新,但选择就义的谭嗣同年轻时周游大江南北,熟知民间疾苦,社会积弊,在《仁学》中主张“有天下而无国”,“人人自由……战争息,绩忌绝,权谋弃,彼我忘,平等出,……君臣废,则贵贱平,公理明,则贫富均”的“大同之象”。

孙中山倡导民众共同奋斗来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将来世界总有和平之望,总有大同之日,此吾人无穷之希望,伟大的思想。”

如今回望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建立人人平等的无产阶级社会的20世纪,共产主义大国已经变得比资本主义还要资本主义化,“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的时代已经不留痕迹,大同的色彩跟乌托邦一样遥远。

回头看刘抗的画作,人人平等的梦想路漫漫其修远兮,汤申则比较务实,阶级的分野永远存在,是人类社会的常态,只是换了形式,换了时代,换了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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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rch 14, 2014

体育场上的“阿呢”

体育城(Sports Hub


一座庞然的圆穹顶建筑物屹立在加冷河畔独立桥边,那是接近完工的“新”国家体育场,建于“前”国家体育场的原址上。官方资讯表示兴建计划因金融风暴而拖延,拆除重建的日期从原本的2007年挪后至2010年。


(兴建中的“新”国家体育场外观。Dec 2013)

(兴建中的“新”国家体育场鸟瞰图。图片提供:蔡冲)

国家体育场是新加坡体育城的旗舰皇冠,跟前国家体育场相比,同样可容纳55,000人,新卖点是310米宽,约78米高,机械液压开关的圆穹顶,可以引进阳光,也可以为运动员和观众们遮风挡雨。体育城还设置了图书馆、博物馆、水上乐园、表演舞台等,相信会打造出另一番人文景观。

国家体育场通过俱乐部的营运方式,将1500个特别位保留给会员,62间行政套房(executive suites)保留给赞助机构,估计年收入2000万新元,用来资助日常运作。这个经营模式类似伦敦温布利球场(Wembley Stadium)

(兴建中的“新”国家体育场内观。2014年3月。图片提供:蔡冲)

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代部长黄循财最近在国会财政预算辩论时表示新加坡体育城大致可按原定计划在今年4月落成,也就是数个星期后,至于工程较复杂的国家体育场则要延迟数星期才能竣工,负责承建体育城的体育城私人有限公司(SportsHub Pte Ltd)需要更多时间来测试体育场的可伸缩屋顶和可移动座位。黄循财表示,国家体育场到时必定能完工,在621日迎来第一场国际橄榄球赛(World Club 10s Rugby)。

回想不太久以前的2010929日,屹立在加冷河畔37年的前国家体育场开始拆除,五个月后,加冷的地标被夷为平地,兴建时所使用的三十万包石灰,三百万块石砖和四千五百吨钢铁都化为废料,正式让贤给体育城。至于埋藏在前国家体育场的时间囊,早已被人遗忘,当某某人想起曾经有个时间囊这回事时,时间囊已经找不回来了。

(“前”国家体育场。1990)

(拆除中的“前”国家体育场。2010年9月)

国家体育场是“赌”回来的,没有博弈便没有国家体育场。1968年新加坡博彩公司(Singapore Pools)成立,为兴建中的体育场筹集资金。新加坡大彩(Singapore Sweep)和多多( TOTO)的收入支付了约一半的建筑费用(总费用约五千万元)。赌博的张力造就了一个给国人缔造许多共同回忆的国家体育场。

40年后的今天,新加坡增添了云顶和金沙两个世界级赌场,每年的盈利税收相信超过4亿元,数年累积下来的入息已经足以撑起整个体育城的建造费(13亿3千万新元)。

金牌“阿呢”


兴建这么庞大先进的地标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劳动力少不了印度客工。估计目前在新加坡领取工作准证的印度客工超过十万人,我们习惯称呼这群兄弟为“阿呢”(Ah Neh)。阿呢走着先人的足迹,千里迢迢,离乡背井到新加坡来无非是为了求财讨生活。

1819新加坡走入近代史以来,印度客工已经穿梭于新印之间。根据1824年的记录,当时新加坡有756名印度人,占总人口的7%。此后多年来,在新加坡的印度人口都介于7%9%左右。

阿呢就像早期下南洋的华人先辈一样,凡是出卖劳力的蓝领工作都有他们的踪迹,几乎是无所不能。

行家透露,建造体育场那个机械化的圆穹顶最考功夫,钢管支柱一根根吊上高空,校准后必须日以继夜的蹲在高空中焊接,一呆就至少四五个钟头才能够休息,别的不提,单是如何解决大小便就有得想象了。

再来就是装置开关穹顶的机件,必须非常精准,除了装配功夫外,还动用了从美国和德国入口的专门器材来进行精密的检测。今天的新加坡技工、外地如马来西亚与中国的客工都无法负荷这种耗时耗体力的工作,能做的只剩下阿呢。

至于在建造体育场时,阿呢还能像耍杂技般飞岩走壁,甚至从70米的高空从天而降,您见过没?

video
阿呢70米的高空垂降。
原视频来源:蔡冲。此视频由此博客版主浓缩

也许是我少见多怪,在视频上看到午餐时间到了,阿呢沿着绳索垂直滑行而下,在国家体育场迎来第一批观众前,先来一段空中竞技时,只能以目瞪口呆、胆颤心惊来形容。

这类“高空垂降法”(Rappelling, Roping)是受过专门训练的特种军人如突击队(Commando)和守卫兵(Guards)所使用的作战技巧之一,军人从直升机上通过吊索滑行而下,垂直高度约六层楼,也就是15米左右。除了专门训练之外,个人也必须有一定的胆识,克服惧高症,并做足安全功夫。阿呢的垂降功夫比阿兵哥还高出四至五倍。

(离地约70余米高的支柱上的阿呢。图片来源:蔡冲视频)

(阿呢将绳索绕过屋顶的支柱,准备垂直降落。图片来源:蔡冲视频)

(第一个垂直降落的阿呢。图片来源:蔡冲视频)

(阿呢在半空中。图片来源:蔡冲视频)

(阿呢安全着陆。图片来源:蔡冲视频)

阿呢从家乡来到异地,无非是为了讨生活,即使捞够了肥水,回到老家可以当地主养老,也大可不需要如此搏命。

以我最基本的非专业考量,这类高空垂降的后果可能是粉身碎骨,是属于高风险活动,因此现场的支架、固定方式、绳索的力道、个人技巧、即时身体状况等都必须通过严谨的安全评估。

(这位穿深蓝色工作服的阿呢垂降的速度奇快。图片来源:蔡冲视频)

(阿呢在垂降中。图片来源:蔡冲视频)

(阿呢即将着陆。图片来源:蔡冲视频)

(阿呢着陆。图片来源:蔡冲视频)

在这个工程已经拖延,必须最后冲刺的非常时期,我希望:(1体育城私人有限公司已经做足功夫,除了为阿呢提供“军训”外,也已经专业审核了高空垂降的做法,并将相关风险降到最低,属于正常作业的范畴;(2)负责监督的体育理事会明白此作业程序,并履行了监管的责任;(3)这两三年来频频曝光的人力局已经评估过高空垂降的安全层面,核准此作业流程。

体育城完工后,阿呢何去何从?可能有一条专业化的出路,就是去当军警。阿呢身手敏捷,又有胆识,又有力气,穿梭时空何等闲,监控小印度暴动之类的作业绝对难不倒他们,应该外包得过。

还有,当我们在世界级的新加坡国家体育场内观赏掀开序幕的橄榄球赛、新加坡华乐团表演、周杰伦演唱会、新马足球友谊赛、国庆庆典等活动时,别忘了给无名的阿呢感激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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