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October 24, 2014

众里寻他千百度 - 寻访金兰庙原址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4年10月17日

上世纪中叶,父亲从乡下南来后,常到尼路的会馆活动,他对附近一座叫做“金兰庙”的古庙印象特别深刻。

在“谷歌”地图搜索了一下,现在的金兰庙就在中峇鲁金殿路大牌119D组屋转角处。当年这里有间璇宫戏院,在陈宝珠、吕奇等人随片登台的粤语片时代,戏迷将四周挤得水泄不通,如今这里的地貌已经完全改观。


金兰庙,Kim Tian Place。2013

三庙合一的金殿坊金兰庙,1984年落成,香火最旺的是左边的大伯公庙,大概多数信徒入庙是为了求财而来。中间的观音庙和右边的玉皇殿的香火则稀落得多。

入屋叫人,入庙拜神,跟讲广东话的庙祝要了元宝蜡烛,并请教建庙的经过。此金兰庙早年确实座落在丹戎百葛的纳喜士街Narcis Street,上世纪80年代市区重建时搬到中峇鲁。至于纳喜士街则已经在新加坡地图上消失了。
虽是小小金兰庙,却值得众里寻他千百度。它跟许多已经消失的古庙一样,在新加坡开埠后的中国清朝年间,浓缩了华人生命的脉络,为我们提供一条追寻先民走过的线路。

19世纪的古庙


回望19世纪,南来的先民带来了家乡的宗教习俗,庙宇神灵是精神上最大的慰籍,因此富豪都乐意兴建庙宇,流芳百世。大家熟悉的粤海清庙、天福宫、海唇福德祠、双林寺等都是国家古迹,一些年代悠久的古庙则整合为新加坡独特的多元庙堂,如淡滨尼联合宫和洛阳大伯公宫。金兰庙是其中一间从19世纪延续至今的古庙。


金兰庙创建于道光十年(1830),当时新加坡还处于华人社会萌芽的阶段。从金兰庙碑记得知75位创庙人以陈治生、杨清海与许荣海为首。当时建庙的费用约一千余元,陈、杨、许三人认捐640元,为总数的一半。福建会馆的资料显示他们来自福建永春。


金兰庙碑记,使用“覌”字,而非“觀”和“观”,是否另有一番含义?

林孝胜的《新华研究:帮权、人物、口述历史》提到陈治生和杨清海是新加坡开埠初期的大地主和商人,但并不是福建帮或秘密会社的首号人物。按照帮权的常规,一座云集75人的捐款所兴建的庙宇,应该由福建帮首领薛佛记、秘密会社的老大陈送等人来领导,轮不到陈、杨、许三人。因此,金兰庙的创立是个谜团,或许还得到陈送的默许。

金兰二字看似女性化,但义结金兰并不是姐妹们的专利。义结金兰的说法来自《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文中的并非臭气熏天的臭,而是气味、香气的意思。如果朋友间情投意合,结为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或姐妹,都称为“结金兰”。

金兰二字以及碑记上的等称谓来推断,金兰庙可能是个反清复明的组织,以道教庙宇来掩护逃难的结义兄弟。至于这个字很容易跟联想起来, 既非繁体亦非今日的简体字,不晓得是否另有乾坤。

当时的金兰庙供奉清水祖师,而清水祖师又是朱元璋追封的护国公,若将字左右拆开,再与明朝护国公和清水结合起来,难免增添几分谜情,清朝化水又见明朝等含义可能蕴藏其中。当时金兰庙闭关不对外开放,跟一般神庙迥然不同,使它更加神秘。

重建金兰庙


184647日《新加坡自由报》(Singapore Free Press)谈论本地的私会党,提到当时两大对立的帮会:天地会(义兴会)有近两万名会众,关帝会则约一千人。较小规模,没有影响力的帮会则有Cho Soo Kong Hoe等。Cho Soo Kong Hoe是祖师公会的福建话读音,也就是金兰庙,可见这个组织是挺低调的,并不参与争地盘等活动。


Singapore Free Press Apr 7, 1846提到 Cho Soo Kong Hoe 祖师公会

根据金殿坊金兰庙所保存的另一面碑记,光绪七年(1881)章明云出钱重建金兰庙,并开放给各方言族群膜拜。以此推断,可能当年的结义兄弟年华渐老,死的死,散的散,兄弟会就此无疾而终。

重建金兰庙碑记:

尝谓天下有不可知之祸福,断无不可敬之神明;神明者,所以御灾捍患为万民造福者也。使其届宇倾颓,漠然不顾,则妥神灵之谓何;不凡以崇而奉之者,转为狎而玩之耶?兹者金兰庙清水祖师神殿,创于道光十年,迄今日久岁深,栋宇崩颓,垣墉废坏;每当风雨交作,不无倒塌之虞。明云托庇宇下,素沐神庥,睹削落之情形,动寸衷之恺恻,独行己志,敢云一木难支,聊尽此心,不必众擎易举,于是庀材輂石,择吉鸠工,故革鼎新,观成指日。从此规模社彩,益增聪明正直之灵;庙貌重新,永享黍稷馨香之奉,则庶几神安人乐,患殄灾消,人不敢藉此邀福于神,而神亦必锡之以福矣。是为引。

诰封三代通事大夫晋秩二品衔中宪大夫章明云敬勒

清光绪七年岁次辛巳八月中秋日重建造成石碑



重建金兰庙碑记


光绪七年(1881)章明云出钱重建金兰庙。章明云就是建立芳林公园的章芳林

出钱重建金兰庙的章明云就是捐献芳林公园的章芳林。章芳林在新加坡出生,殖民地政府委任他为太平局绅、保良局委员和福建帮首领等。在那个划分族群帮派的年代,章芳林被公认为无帮派色彩的慈善家。


章芳林在合洛路一带有许多产业,连招标都要以他的产业为地标。
叻报,1887年8月16日

当年纳喜士街的金兰庙左邻有座地藏王庙,金兰庙和地藏王庙这两间孖庙用铁丝网围起来,可见关系密切。金殿金兰庙内还保存着地藏王庙的一块石碑,章壬全和章壬荣两兄弟的名字都刻在石碑上,孖庙所围绕的显然是章氏父子的两代情。


地藏王庙碑记


(当年的地藏王庙也供奉注生娘娘、孔子等。图片来源:林孝胜《新华研究:帮权、人物、口述历史》

寻访金兰庙遗址


父亲回忆上世纪50年代,他在尼路的会馆活动的时候,曾经跟一班学武的兄弟在附近走动,结伴到金兰庙捧大佛。所谓捧大佛是指庙里有尊摆在桌上的小佛像,如果与佛有缘,就能把大佛捧起来,否则大佛原封不动,必须求神转运。


(1970年代的金兰庙。图片来源:林孝胜《新华研究:帮权、人物、口述历史》

他们一班年轻人识破乾坤,原来大佛底座有块大磁铁,由人掌控。靠大佛吃饭的是一群私会党徒,质问父亲等人是什么堂口的,他们回答说是刚巧路过,被警告一番后才安然而退。

星期天早晨,我前往丹戎百葛,探寻金兰庙的遗址。Yang Kit Road普陀寺前清幽的小公园有个金兰园牌坊,园中的牌匾解说金兰园是为了纪念培植新加坡国花的卓锦女士所建。19世纪末,卓锦女士曾经在附近居住过。

(在Yang Kit Road 普陀寺对面的金兰园)

(普陀寺见证了金兰庙的乔迁)

看过这段文字,不免心有戚戚。步入百年普陀寺,在这地方生活经年的老庙祝指着前面的金兰园,说这里就是当年的金兰庙,不过已经搬到中峇鲁几十年了。庙祝这么一说,我不禁释然了。

感谢暗藏乾坤的有心人,将这个小公园命名为金兰园,巧妙的为昔日的金兰庙留下伏笔,串联将近两百年的本地华人生活的大脉络。



(1975年的新加坡街图,纳喜士街Narcis Street还存在)

(1978年的新加坡街图,纳喜士街已经消失。丹戎百葛的地貌有所改变。)

附记(1):2014年10月18日,何乃强医生的反馈:.....带回半世纪的回忆巷去。

我去过金兰庙多次,是先母带我去的。每次家里遇到麻烦,母亲必定带我去哪里祈福,”还神“。

印象中的金兰庙是在丹戎巴葛路转入寅傑路,在左转上去的拐弯(转角)处就是金兰庙。左转后斜对面是诏安会馆,业余体育会。

我不知道从丹戎巴葛转入的是不是Narcissus 纳喜士街, 还是一开始就是寅傑路? 我没有印象了。金兰庙香火很盛,常常挤满了人。

寅傑路上面是个小山丘,有一排两层楼的屋子,是属于粤籍名人何光耀的(被日本宪兵检证,一去不回)。他的儿子是何国豪,和何国杰(是一对孪生兄弟,都是绘测师, 国豪还健在,国杰去年90多高龄过世)。50年代我是跟着同学国高(他们的弟弟)到他们的家。 那排屋子旁边是业余体育会的篮球场,我常在哪里打篮球。篮球场对面是后来才建的寅傑游泳池。

这就是我所能记得的旧事。...

附记(2):2014年10月18日,作者:寅杰路(Yan kit Road)的诏安会馆还在,体育会则不复见矣。

(寅杰路(Yan kit Road)的安会馆)

相关链接

Wednesday, October 22, 2014

陈剑是不是左翼重要吗?(文章转载)

本博客网主的话:
这篇文章是陈剑针对黄泥的指责(2014年10月10日)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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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剑
转载自: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 2014年10月16日


组织性的攻击行为


先有孔丽莎,后有叶德民,然后是黄岩,接着是黄泥,之后又会有什么屎尿不分之流再跳出来还不知道。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这简直就是组织性的对我的进攻!假学术之名,行人身攻击之实!魑魅魍魉群舞,好不热闹!

在今天,我是不是左翼重要吗?有这种必要上穷碧落下黄泉,花那么大气力去论证我到底是不是左翼吗?还为我做传,感谢了,还登载了一张看来是偷拍的我早年活动的照片,谁拍的呀?从什么档案找出来的?还有吗?不妨再晒多几张出来,我身边早年的照片都让人给烧了,正愁找不着旧照片。

这黄泥还真费劲,居然找到1951年的海峡时报的旧报纸,把我父亲也搬出来,意图证明我们父子都是“政府人”吧?你对我不满、有仇,对我鞭挞也就算了,竟殃及我的父亲,这是哪门子的学术?

这调查和研究看起来还不算太草率,但却刻意地忽略了许多事实,刻意地把内容撰述引向黄泥所希望达到的卑鄙的目的,那就是刻意抹黑我的形象。


家父陈锡霞的过去


告诉你吧,家父在金巴士新村(离新山只有8英里)里是唯一的知识分子,能逃过当局的指派吗?看来,黄泥也者是不曾在新村住过的,不知道新村人民在当时的处境。你不知道的是,家父当时还被任命为自卫团的团长,但同时他也是柔佛州民族解放同盟的盟员,是新村里秘密的民运分子,在新村做团结和组织群众、收购粮食等物资供应游击队的工作。每天早上8点左右,我们割胶告一段落,有时,一位区委,也就是遭到其下属杀害的彭必老战士就会与家父见面,我则担任“放哨”的任务。所幸家父的隐蔽性工作做得到家,一直没有被暴露或被出卖。受到怀疑则势所难免。

这新村,最后还是让剿共钦差大臣邓普勒不放心,最终把新村烧毁,把村民赶搬到淡杯(离新山5英里)。家父在金巴士原拥有一片15依格(亩)的胶园,这是我们赖以为生的生活依据。每月都把胶片运到新山卖给黄庆云。黄庆云是橡胶收购商也是当时宽柔校董会的董事长。他很赏识家父的才华,就聘用家父为宽柔校董会秘书兼宽柔中学事务主任。由于在新村时,殖民政府对家父的怀疑,当到宽中当校董会秘书时,政治部也监视他。白毛是柔佛政治部的主任,他派其下属一位与黄泥同姓的特务经常监督家父的行踪。无论在新村还是在宽柔,家父一直承受着重大的压力。

告诉你一点秘辛,当联邦政府开始要对华校以津贴方式掌控时,家父向黄庆云和校董黄复生建议把宽柔产业私营化,把宽柔注册为私人有限公司,以保住校产,又建议拒绝政府的津贴,宣布为联邦第一间独立中学。黄庆云立即召开董事会通过议案实现宽柔的私营化与宽中的独立。


我离开宽柔到中正的过程以及后来的活动


至于我怎么好端端不在宽中继续深造,而突然跑到新加坡来呢?我当时每年因名列前茅而获得学校的奖学金,免费就读。黄泥的调查以及他的“情报员”不是特意隐去便是工作太过草率。我当时是宽中学运的一分子,曾参与1957年11月全马大罢课的行动,其时,也经常到沙令、班兰的劳工党支部活动,终于落入了1959年3月大逮捕名单中,我们获得密报而当时便与一批同学立即转移到新加坡,逃过一劫。没来得及转移的同学,都悉数被捕。在新加坡,我其实躲在漳宜我叔父售卖表笔和书的店里。获得原在宽柔任教的林健老师帮助,进了漳宜8英里处的圣公会中学。教会学校的氛围令我窒息,于是第二年便通过中正总校副校长林棋源老先生转到中正就学。这就是我“不知何故”从宽柔转到中正的过程真相。我在宽中已经唸高一(第一学期),转到圣公会插班,但中正不承认圣公会的成绩单,还是要我唸高一。这样,我便在三间中学念了两年的高一。

1961年,是左翼与行动党大分裂的年头,也是行动党对华校进行教育改制的时候,行动党政府把华校的三三制改为四二制,以配合英校的教育体制,引发中四罢考。这事,我没参与,这里不谈。当时中正还有地下学联的存在,我有时受邀参与一些郊游活动、班会活动等,但从来没有参与学联的组织。

当时,从“联邦”(我们一贯对马来半岛的称呼)逃出来的同学相当多,除那些转到华中的同学,那些转到中正、育英等中学的同学,好一批就住在加冷旧机场和羽球馆附近的组屋、巴耶利峇一带或芽笼许多巷子里。大都以脚踏车代步。我们经常成群骑脚车到加冷(原旧机场)处的咖啡店去集体用餐。这样比较便宜,10个人吃四菜一汤,狼吞虎咽,三两下连菜汁都没了,饭却还很多,于是就把店里的番茄汁、辣椒酱都用完。咖啡店老板对我们真是又爱又恨,一看到我们一群铁马飞奔而来,便赶紧把番茄汁和辣椒酱藏起来,但我们总是不费气力就找到。

到了新加坡,我被告知暂时不要有什么活动。但后来在不同时间,便被安排到住联、乡联、人民党、泛星等团体去活动,只是被告诫,不要担任任何公开露面的职务。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任何团体或之后在南大都没有露面,只是做一个跟班!

在1963年社阵参加竞选时,我在红山支部协助,他们一时找不到他人,我便当了社阵候选人林焕文的竞选代理人。因这事,我受到严厉批评。

有关我到新加坡后的具体情况和细节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我也无需向任何人交代,更不会为着黄泥之流去做什么解释。


关于《马来亚民族解放运动简史》和其他疑问


这本书是南大史地学会编辑和出版的,由林廷锷和傅孙力等人负责,他们是公开出面的人物。我并没有参与具体编辑和出版事务,是做些推广和销售的事务性工作。我虽然住在南大校舍,但一周好几天我都必须“下坡底”(到市区)去。那时,在我宿舍打游击(非法寄住)的同学便与这本书有关联。我既不在学会担任什么职务,也不在编辑名单中,怎么会把我“拉”进去呢?

我的堂弟陈波生曾是中正高三A班的班长,他在南大或者“坡底”完全没有参与任何活动,他从来也没有跟我提过他受到过什么阻碍和刁难,怎么会进入黑名单呢? 唯一可能,那就是因为曾经当过班长的缘故吧?政治部把班会看得很重要,班长一般也是级联和班会事先选定的。

我倒确实遭到阻碍和刁难。当我南大毕业后,像许多同学那样,转去星大(新加坡大学)去“镀银”(去拿个荣誉学位)。当时已经实行“读书准字”(Certificate of Suitability for Study), 我申请书递上去后,立即遭到政治部问话,虽然问不出什么名堂,也找不到什么证据,但还是要我签署一张“行为良好保证书”(Good behavior Bond), 这保证书还有两个条件,就是需要两位太平局绅签保以及新币两万元的担保。我自然拒绝。后来我又申请到加拿大去深造,结果,还是再遭到阻拦,就是仍然需签署“行为良好保证书”以及提供相关担保。出国升学只得告吹。

没有被捕,就一定有问题,这是极为荒唐的逻辑。詹忠谦的身份和重要性够显赫吧?他是政治部见到就抓的马共地下第二号人物,他当时主持几条战线的工作。但他潜伏得好,从来没有遭到逮捕,一直到1961年年底转移到印尼前,他一直都在新加坡。他是不是也很有疑问呢?有些左翼,头脑真是简单的可以。像他这样的地下、“地上”(搞公开活动的左翼)的人物没有被捕还有的是。像我当时按黄泥说得“什么都不是”的人,怎么会是黑名单的人物?


我是不是左翼重要吗?


我现在作为一名民间学者,自有我的立场和观点,我不会因着这些无聊的人身攻击或者是什么压力而去屈从。我始终坚持一点,那就是公平和正义、对历史史实和事实作公正的论述,是非黑白要分清、正确与错误搞个水落石出,我的观点和立场,都毫不含糊显现在我的著作和文章里面。我也无需去宣扬,也无须去向谁证明我是不是左翼。我坚信,是非黑白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我也不会因着这些无聊的攻击而退缩,他们无非要我噤声,那做梦去吧!

既不是左翼,按他们的逻辑,那就是反动派、“政府人”。那我的论述就纯然是一派胡言,不足为信,那你不就可以大加挞伐、大肆批判我的论述和观点吗?怎么转移去批判我本人呢?看来,我的论述实在是事实俱在、难于批驳。故而顾左右而言他,拿我来开刀了!

今天,我也不在也没参与你们的“独霸的领地”的活动,你怕什么呢?你不是说我从来就是单干,同学们还是左翼都从来对我“敬而远之”吗?照你说的,我只能独来独往、搞自己的活动、建立自己的地盘吗?那这样一个不成气候的人,有什么需要去对他大肆进攻呢?新马地区这么小,一个人能建立什么地盘?搞什么活动?有点头脑的人一想也就明白了。


几个问题


我是不是左翼在现在来说,还有什么意义?黄泥之流怎么这样在意我是不是左翼呢?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这里请你们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1. 你们有种,就亮出你们的真面目来?不要躲在阴沟里吱吱叫!

2. 你们无外乎通过各种弯弯曲曲的写法、含沙射影、暗示影射,有种的话,就大胆说出来我是什么什么!我就看扁你们没有这个种!

3. 你们过去做过什么伟大的贡献?今天除了指手划脚、到处搞离间破坏、诬蔑中伤他人的勾当,还做些什么社会前线的工作?搞些什么社会运动?在跟谁作斗争?再跟风车打仗吗?

4. 为什么你们刻意转移讨论历史的焦点,把它转变为对我作全面“围剿”,你们的目的是什么?我有那么重要吗?要耗费那么多精力来对付吗?

5. 你想垄断历史话语权吗?你能垄断历史话语权吗?我只不过说出一些历史真相,就想封禁我的嘴吗?你做得到吗?你以为单靠诬蔑就能得逞吗?人们就会相信吗?

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


对待不同观点,应该是从学术角度去进行吧?怎么用打棍子、套帽子的手段呢? 我们现在又不是在搞政治,而是要还原历史!过去已有时日,一些人由于记忆的模糊、或者有什么忌讳,因而论述难免会产生偏差、扭曲,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史实真相的再现,也无须害怕成像见到鬼似的,在那里大呼小叫,瞎蹦乱跳。是吗?

黄泥也者在南大网站上对我的批判,王瑞容主持的《人民论坛》网站把它转载过来,引起一位 Ruikko 先生的批评,说了点公道话。这竟遭来对他的一通狠批恶骂。Ruikko 的话是登在新加坡《人民论坛》的网页上,是版主王瑞荣替他发表的。他是这么说的:


王先生笔锋尖锐,擅长写作,令人佩服。但转载对他人做人身攻击的文章,对您自己和您的网站不会产生积极效应。同时,也希望您记住您自己讲的 “让人说话,天不一定会塌下来!”希望您不要用和执政者完全相同态度和口吻,对其他人无情鞭打。正象您自己说的 “新加坡的建国历史是属于人民的历史!绝对不是行动党的专利权!”同样的,这也不是您和您背后的一些人们的专利!

几句话,就把问题说得透彻,一针见血!这位见义勇为的先生我还不知道他是谁?就在这里感谢他的仗义执言。

王瑞荣的答复是:


“入山拜神最重要的‘三不一没有’的忌讳。不要进错庙、不要拜错神、不要插错香炉;没事不要随意大声说话”。

王瑞荣似乎还算厚道,说我站错边了,有告诫的味道。看来,我的确是犯忌了!因为没有遵守‘三不一没有’(怎么听起来有点像陈水扁的言论)的规则。不过,现在还有什么庙、什么神、插错什么香炉呢?问题应该是‘随意大声说话’惹的祸!大声却未必,说了真话犯忌才是真。意思也很清楚,不准你说话!没有请示,就随便发言,该打了!问题是按黄泥也者说的我是单干户,我向谁去请示呀?这不是想垄断话语权吗?你在骂执政者垄断话语权,你自己又在干什么呢?这不就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差别吗?

王瑞荣毕竟编过人民党当年的《人民论坛》,现在还沿用这个名字作网页,算是有始有终,值得钦佩。说话除了上面有点霸气之外,还是很谨慎小心的。

另一个叫什么 Jon Sherwin 的(不是个假洋鬼子吧?怎么名字搞得像洋人?) 他就很不小心了。他说:


1 這位先生[笔者按:指Ruikko] 看來有点糊塗﹐看东西不怎么仔细 (老华校生吧? 还是眼镜跌了?)[笔者按:看来,他自己不是华校生!]

2 這文章只挖出陈剑的陈年黑底裤﹐哪里有什么“人身攻击”? 哪句话哪一点是“人身攻击”?

3 文章拿出白纸黑字和彩色图片﹐让人仔仔细细看出这个新加坡萊特的真面目,算是“人身攻击”吗?照你说﹐报纸在报导那个杨淫如何欺骗老富婆也是“人身攻击”啦?

4 如果是如你所说的“人身攻击”﹐不如建议你的同党陈剑﹐亲自找个厉害的律师(李显龙用的那个)﹐去加拿大控告那个网站呀?

你看他是怎样对待不同意见的人?立即就把他归做我的‘同党’,又把风马牛不相干、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事胡搅蛮缠来作比喻,逻辑思维和文字修养也太差了吧?

你看,他多不小心,什么‘新加坡莱特’,还叫我也去找个律师(还建议用李显龙用的那个),这老兄大概不懂什么是法律,也不懂什么叫‘影射’,看来,他的建议还蛮不错,可以考虑考虑。老祖父常告诉我,打狗要打在狗鼻子上!看来我应该遵从老人家的教诲,打狗鼻子了!

Jon Sherwin 之流也太抬举我了吧?我有那么重要吗?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吗? 我其实只是个民间学者,退休余年,搞点历史工作。只是过于认真吧?还真得罪了一些人,把真相说了出来,坏了切割派的事,才遭致这个围攻和践踏。


对我一路来的中伤破坏


其实,对我的攻击从来没有间断过,只是时断时续,套的帽子也不一而足,但都是在我的背后暗地里散播谣言、搞中伤破坏的勾当。
1. 最初是:“自己人,但有血债!”,后来说不出什么血债,便又改称:“自己人,有出卖行为!”,但又说不出出卖了谁,这说法自然破产。

2. 之后,就把我移到对立面,说是“特务”,说在校时,就是“职业学生”,出来后,就成了特务。最初,是新加坡政府的特务,后来还由他们“升级”为“也是马来西亚的特务”。告诉你吧,这个“特务”在南大反王赓武报告书的39天大罢课,他始终坚守在校园里!去看看我为南大历年来写的诗《火凤凰》诗集吧。你有这样的情感吗?

3. 不久,却又转为“马西共”的分子,那是因为我向陈平建议:“应该解决肃反造成的一党三分的情况,不要把裂痕带进历史”。这样就被目为替马西共说话而导致这个罪名。

4. 再后来,更成了“美国中情局的特务”,这是在我安排了坎贝拉澳洲国立大学的那场历史对话会之后,美国一个智囊机构也想在华盛顿搞一个对话会引起的。陈平问过,会有些什么人参加,我告诉他,依我的猜测,可能会有中情局的人参加,这是我早先就询问过组织者,组织者给我的答案。其实,这正是一个好机会,可以要求中情局公开和提供他们有关马共的档案,就像他在英国和澳洲时一样,可以索取一些档案资料。他考虑之后,决定不接受,同样的,日本方面的邀请,他也谢绝了。我义务已尽,只得作罢。但不料,后来我竟成了中情局的特务。

5. 后来,在前述各种造谣失败后,又有了新发明,我竟然成了“李光耀智囊团的顾问”,这是何等高的位置呀,我那消受得起。由于我在国际学术界走动,又在一些大学担任些讲座或作研究员,又曾在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挂单,成为它的隶属研究员,搞东南亚冷战研究(就在那时组织了“砂拉越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对话”),也在公共服务学院为中国公务员讲课等等。因此,对他们来说,既有这些身份,套上那样的名堂会比较让人信服吧,真是太天真了。

数年来,这种种谣言,一直都停留在口口相传,是阴沟里的作业,我就懒得去理,也从不反应。一个现象是,我动作一多,攻击就越频繁、越厉害。但这些指斥、诬蔑,一再遭到明眼人识穿,谣言不攻自破。

前此的谣言中伤和污蔑,目的在于阻碍我的研究工作,蓄意离间我与受访者的关系,意图破坏他们对我的信任。从孔丽莎、叶德民、黄岩、黄泥、Jon Sherwin 等一而再、再而三不断含沙射影、极尽其诬蔑的能事,就是要把我“打扮”成“政府人”。主要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以此否定我的一切历史论述!

从我的例子,大家也就可以看到搞历史是件多么危险的事!

这些攻击的手法,无疑雷同文革的批斗。斗倒、斗臭、打翻在地!把我父亲拉出来打成“政府人”,也不外是血统论再现。这些所谓左翼,其实是假左翼。到今天,还是用文革那一套,不嫌落伍吗?


作为社会层面的人物参加社会工作


我参加社会工作,那已是1980年代的事。那时,我已经当了多年的跨国技术财团的亚太副总裁,属社会层面的人物。[1980年代中期以后,我已脱离跨国机构,自设公司,从事国际性大型科技展览与会议,多位政要都曾是那些会展的开幕嘉宾。还另设石油化工自动化科技公司和出版机构,从事区域性业务]。这时,社会接触面宽,接触的人各色各样。

吴俊刚也是南大的同学,他参加了行动党,当了实龙岗/布莱德岭区的国会议员,我当时就住在实龙岗花园,在他的选区内。他在布莱德岭联络所开展华族传统文化的宣导工作,开设许多华族传统文化的各类活动和讲习班,邀请我参与布莱德岭联络所的管理。这是社区的工作,也是弘扬华族文化的好事,我当时也已经担任了好一些社会、族群和文化团体的工作,我自然欣然答应。黄泥等不外想以此作为我是“行动党人”来抹黑我吧?去仔细查查看,有多少人在这时候(1980年代左翼势力业已全面式微)已经认识到应该为这个国家做些事。

在民意组,我是作为专业人士受邀参加的。当时,我们常在报章上说话(黄泥等怎么不把我的报章谈论影印出来呢?),后来就把我们请到“四道墙”里去说话了。这样也好,就像有关当局说的,我们可以畅所欲言了。邓亮洪就是民意组里另一位,他常在我身边坐。自然在报章上,也就再看不到我们的发言了。

黄泥的调查还是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东西,比如,我当了10年的国家档案馆和口述历史中心的理事会理事、国家书籍理事会的副主席、艺术理事会文学咨询委员、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长等等,这些,大概可以增添黄泥所想罗列的“罪状”吧,不费神,我这里自己给你提供。

就在1980年,南大被关闭、华文教育遭受空前的打击、学校行政语文改用英文英语、华文老师靠边站之时,我创办了“文学书屋”,一口气连续出版了英培安、忠扬等人的杂文集、也专为一些新秀(包括青如葱、蔡宝龙等)出版他们的创作、为我支持的亚洲研究学会出版如邱新民老先生等的学术著作,还与香港三联书局联合出版新马华文文学研究丛书等。在1980年代,连续10年,我一直支持着新加坡作家协会与亚洲研究学会等的活动和经费。这样做,为的是硬挺华文教育和华文文学的发展尽一分棉力。

黄泥等在为我作传,早了点吧,我只是一介莽夫,敢以闯荡罢了,没有什么伟大之处需要去为我作传。不过,你既然过早把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摆上台面,为正视听,我还是必须把事实说清楚,免得再以讹传讹,其实,我应该感谢黄泥等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来给大家说清事实,对这些年来的阴沟里的传言做个答复。


作为民间学者及其社会接触面与人际交往


一如在商场时期,现在作为一位民间学者,我也是什么人都必须接触。与蔡裕林,原来就认识,失却联系20多年,才在街上相遇。他当时从内政部出来之后,已经辗转做过好几个行业,都没有成功,最终以驾驶计程车为生,很是失意沮丧。我了解了他之所以脱离内政部和后来境遇的具体情况,我鼓励他对新加坡政治社会进行观察、书写。他原来就爱阅读和研究,也是个笔杆子。自此,他终于找回自己,开始用心研究新加坡,并写下数十篇政治社会评论。一个人有了转变,是庆幸的。我从来不主张一棍子把人打死。这就是为什么与他联系,帮他出书的因由,也借这个机会来讨论新加坡历经三位总理的政治演变过程。我与蔡裕林的交往也就仅仅如此,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为了研究和收集资料,我走遍世界各国、大江南北,什么人也都必须去接触、去联系。除了众多的左翼、解放战士、老革命、=,还有政治部人员、将领、官员、各类学者以及一般受牵连的民众。工作是繁浩的,这里就不说个中艰涩的滋味。

我还不能拿任何人的钱,只得自掏腰包、咬紧牙根、艰苦奋斗。拿政府的钱吗?当局认为这已经过去,不必再花经费去研究,更何况他们有听话的御用学者可资使用,不会也不愿去聆听民间的声音,更何况这是完全相反的声音。拿马共的钱吗?那就很危险,不管那个政府,都会认定你是替马共宣传。早先,陈平曾经问我需要些什么资助?我谢绝了。民间自然没有这样慷概的机构,出钱让你搞这类带有危险的课题。


对这类老左们的建议


时代已经不同,意识形态的斗争已然烟消云散。现在戴着已经生锈的左翼光环、喊着日昨的口号,还能唤起多少人心?现在的各种动作,你想以之再掀抗争高潮吗?我不是取消论者,但是不是应该更为务实?

对主流论述有意见,那就直接面对,拿出事实来,撰写人民的历史。为着当前“政治需要”而刻意去否定历史的某些事实,是非常愚蠢的做法。以攻击我来转移大家对历史事实的关注,也是矮化自己的行为,不会得逞的。搞人身攻击是十分恶毒和不负责任的行为,实际上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对左翼的形象不会有什么好处。实事求是,面对历史,敢于担当,才是正道。

我想问问一些老左们,你们对新加坡的政治演变、社会变迁、政府各阶段、各方面的政策有没有去做观察和研究?除了一味骂人之外,你有什么心得和结论?你知道行动党除了你认为的威权镇压之外,他们怎样能够保住政权五十年不变?他们的经济、劳工、民生等政策怎样赢取人民的选票?一味的咒骂、批判、有什么作用?现在又一味的抱怨、申诉,又能产生什么效果?有能耐的话,那就组织政党,名正言顺以宪制斗争的途径去为人民说话、为当前政治做些事。

左翼一向来不都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向反动派进行斗争的吗?还整整有词,说要搞统战,团结大多数。可是一直以来,除了清祥还在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一直是内斗多过对外斗争、内斗狠过对外斗争。大家细心想一想,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受文革影响的时期就更不用说了,在阵线报、在其他左翼报章、会讯和传单,连篇累牍对自己的同志进行无休止的批斗,把敌人千方百计对很难收集到的有关资料,全都自己抖了出来。现在,不是更应该强调团结吗?我们怎么看到的却是四分五裂的状态呢?有些人打着斗争的红旗,做的却是破坏团结、挑拨离间、分化力量、进行分裂的举止,真的让人怀疑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再说统战,去统些什么货色?机会主义者吗?盲动主义者吗?

最后,我只搞历史研究,还是回到历史工作上来谈吧。我请你们拿出成果来,让大家看看你们做了些什么历史工作。所附在此是我多年来的工作的部分成果,对历史史料的收集、整理、编撰和书写以及协助出版的部分书籍(论文无法在此罗列),让大家去找来阅读、检查、检验我的治史态度、立场和观点。我现在还正编着和书写另十几本有关左翼斗争和马共历史的书籍,请大家多多关注和支持,并请多多批评指教。谢谢各位。


相关链接
陈剑“左派”身份的考究

Tuesday, October 21, 2014

陈剑“左派”身份的考究(文章转载)

本博客网主的话:

隐名的博客读者X君引荐我登陆加拿大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阅读这篇《陈剑左派身份的考究》。X君认为博客文友会有兴趣。

阅读过后,我觉得虽然此文应用多方考证,但显然在出发点上,人身攻击意味浓厚,跟我写文章就事论事的原则相冲,因此礼貌地回应X君:陈剑的一些书籍我是阅读过的,从资料的立场来说,我觉得呈现方式是中肯的。至于他是左是右,或是骑在什么背上,我觉得应该以良知来作判断。

关于陈剑先生,我对他与卡尔·哈克(Karl Hack)主编的《与陈平对话──马来亚共产党新解》最感兴趣,觉得作为一名学术研究员,陈剑已经站在中肯的立场来反映那场在澳洲国立大学的研讨内容。对于还原历史,超越个人情绪的思维是很重要的。

现阶段的新加坡虽然表面上言论自由多了,但对于历史事件,还处于成王败寇的模式中。左翼人士想要还我清白,政府则以一贯只有我说,没有你说的做法来钳制对方。更进一步,不晓得是雷同还是巧合,以李光耀先生的合并斗争12讲”再版回应。


以旁观者的双眼来看这一出戏,大家都一样缺乏还原历史的大气,一方面说要忠于历史,另一方面却被情绪(或是悲情?)控制,跳不出锁定的框框。

X
君再度告知,陈剑已经撰文《陈剑是不是左翼重要吗》回应了。阅读过后,觉得在还原历史的现阶段,两人交锋
内容,透露了某些内情,也让我们窥探出某些为何跳不出框框的原因。

因为有太多话不能启口,或因某些创伤,造成更多的无奈与误解,这就是左右翼对抗的年代的历史的一部分。两篇文章一起读,可以看看时代的缩影,比较中和地解读“我们的历史”。

两篇文章分别在20141021日与22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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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剑“左派”身份的考究》
作者:黄泥
原文刊登于: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 2014年10月10日

曾经写过几本诗集和马共历史专著而赢得一些名气的陈剑,最近在联合早报发表一篇评论5.13学生运动的文章,引发了一场网上的论战。

5.13学生运动是1954年新加坡几间华文中学学生所发动的反征兵抗议运动(因发生於5月13日﹐故被称为“5.13学生运动”)。论战的焦点是:5.13学生运动究竟是不是如陈剑所坚持的乃由“马共主导、由学生抗英同盟执行”?

虽然登在新加坡政府所全面控制的联合早报,陈剑文章所用的却和以前《阵线报》所用的“左派”语言极为相似﹐作者也似乎极力要使人相信他是站在马共的立场,用“左派”的观点和感情来写这篇评论的。万万想不到的是﹐这样的文章居然从左边引来了论战。

因此,这场论战使我感到十分困惑:这究竟是“左派”内部的争论(洋人所说的“茶杯里的风波”?)还是敌我之间的骂架?如果了解5.13运动的经过和前因後果又看懂两边的论点,当然就不会有我的困惑。由於我的无知和理论水平的低落,我所能做到的只是从他们的身份着手,考究与试图证实两边的“左派”身份以脱解我的困惑。

陈剑虽然过去从未在南大站或其他论坛发表文章﹐但是他活动范围广大,出过几本关於马共的书﹐又时常见报而知名度较高,考究他也就比较容易,所以我从他做起,以後有时间再考究其他人。我花了一些时间,又通过一些朋友同学的帮忙,终於整理出下面的材料﹐以供参考。

陈剑原名陈松沾,1940年出生於新加坡(也有人说他出生於德光岛),却在新山长大,宽柔念书(老爸当时是宽柔事务主任),1959年特地转到中正念高中,1962年进南大,1966年地理系毕业。 

我的一些“老左”朋友,也许由於时局关系或其他方面的考量﹐一向(直到现在仍旧如此)羞於暴露自己的左派身份,陈剑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敢於多年前就公开宣布他自己乃“左派中人”(from the left),也“一向支持左翼运动”、“一向支持马共”而引以为荣。他还说:“南大校友曾出版了一本关於民族解放运动的书,我也参与其中”。〖注1〗

我也不明白我这些“老左”朋友抱的是什麽心态?如今马共已经瓦解,左翼运动对朝廷也早已不成威胁,暴露自己的左派身份能有什麽危险?反过来说﹐如今的世道似乎倾向於敬重“建国一代”,承认左派身份说不定还可以为自己提高“建国一代”身份的含金量。怪不得最近在街头巷尾﹑巴刹咖啡店里三不五时会有阿猫阿狗跳出来向我吹嘘他的左派身份与活动。也就是由於这个原因,我对那些大声自称为左派的,不能不稍微提防一下:要做点检查才敢相信。

我於是东问西问,问那些1960年代在中正和南大活动的朋友同学,却没有人能具体说出陈松沾究竟有参与过什麽“反政府”或“亲政府”的活动。更没有人知道他的“左派”身份到底是根据什麽来定位的?

根据南大历史系一位曾在报界服务过的校友的解释﹐陈剑所说的那本关於民族解放运动的书,是南大史地学会1962年出版的《马来亚民族解放运动简史》。这本书原本是为了庆祝三月底举行的大学周而出版﹐结果拖到七月才面世。他质疑陈松沾与这本书的出版会有什麽显著与值得一提(significant)的关联﹐理由有二:

第一:这本书是南大史地学会活动的重头项目,从1960或1961年就已经开始准备。陈剑三月间进入南大(当时南大的开学日是3月15日),身为一个还没摸清南大环境的地理系新生﹐在中正又不见得有什麽重要的左派关系和活动记录,很难相信人家会让他参与这本重要出版物的编辑与出版任务。

第二:1964年政府所公布的《共产主义在南大》白皮书﹐特意点名这本《马来亚民族解放运动简史》〖注2〗,用来套上南大已被马共控制的罪名。这本书的主要编写人之一的林廷锷(另一人为傅孙力)於1963年被公安法令所扣留。听说政治部当时的“剿共”政策是从国民党学来的“宁可错怪百人﹐不可误放一人”。如果陈剑真的和这本被政治部所密切注意的出版物有过显著与值得一提(significant)的关联,居然没有进入政治部的黑名单,岂不证明政治部的无能或失职?(他毕业後不久就当公务员,显示他并没有被列入政治部的黑名单。如果他本来有被列入政治部黑名单,难道他当时已经向政治部投降而从黑名单除名?)要知道新加坡政府一向对“黑名单”毫不含糊。陈剑有个堂兄弟陈波生﹐跟陈剑同班同时毕业。陈波生曾公开讲诉他因为进入政治部黑名单而在就业和护照方面所受到的种种阻碍和刁难。陈波生在南大并没有参加什麽活动﹐为什麽名字会列入黑名单?据说是因为他和班上一些“亲共份子”有来往。〖注3〗

我後来跑去新山找到几位深知陈剑背景的宽柔朋友(其中一位是大学教授),才从他们的表述中多多少少了解到陈剑的背景确实不简单。

陈剑的已故老爸陈锡霞(Chin Sit Har)老先生,据说早年曾参与马共“民运”活动。1951年却被英国人委任为柔佛州金巴士(Kempas)新村管理委员会成员〖注4〗。新村是在一九四八年英国人为对付马共而推动的一项庞大的“集中营”计划。为了有效箝制马共,时任作战指挥官的英国森林作战专家 Harold Briggs 中将提出了新村概念,新村因而也在当时被命名为 Briggs 计划。〖注5〗

後来听说陈锡霞和新山海南人特务兼翻译关某某(外号“白毛”﹐独立後承继红毛人成为政治部主任)来往颇密。由於这样的复杂背景﹐宽柔左派同学难免对陈剑敬而远之,陈剑自己独来独往搞自己的活动建立自己的地盘也就不令人奇怪了。 

1959年陈剑不知何故离开宽柔转去新加坡中正念高中。听说中正的左派同学因为探听到陈剑在宽柔的历史问题而对他敬而远之﹐怪不得他无法在中正参加左派活动。虽然如此,他的第一任太太(听说她毕业後在左派的“乡村住民联合会”活动)倒是在中正结识的。陈剑(那年他念高三)和1961年的中四罢考运动(根据PAP的官方说法,这跟5.13运动一样﹐都是马共在策动搞鬼的)毫无关系也就难怪了。(这是向一位当时和罢考行动委员会有关系的中正同学所证实的)。

陈剑1962年进南大﹐也许是同样的原因,使他无法随心所欲地参与南大左派学生的活动。无人可以证实他是否如他所说的参与南大史地学会《马来亚民族解放运动简史》的出版任务。

听说陈剑南大毕业不久就去德明混合中学教地理,但是他在答复黄岩为自己辩护时这麽写道:“毕业后,量马路超过八个月。之后,托大选之福,受聘为交通及城市规划研究员、教师(但终因政治原因被开除)”〖注6〗。

他这个语焉不详的表述产生几个疑点:

1. “交通及城市规划研究员”的职位不在选举部门,不知道为什麽他会“托大选之福”而受聘?

2. 他说他“终因政治原因被开除”,这里他没有详述究竟是怎样的“政治原因”使他被政府开除,但从文字的连贯意思来看,却可以猜测他似乎在暗示他是因为过去“左派身份”的暴露而被开除(再次强调他的“左派身份”?)。问题是:他已经当了几年的公务员,你若明了当时(1960,70年代)新加坡的政治气候,你就会觉得奇怪:对一个南大生来说﹐到底是怎样的“政治原因”会严重到使人被开除但不会严重到使人在公安法令下被捕?

陈剑接着叙述了他被政府开除後的生涯:“在社会打滚数十年,辗转当过补习老师、书局课本编辑、电影发行公司经理、五金销售经理、机械工程经理、自动化仪器产品销售工程师、石化工程生产部经理、石化项目国际部董事、跨国财团亚太副总裁等职务。暨后,自设国际会议及展览、生产自动化工程及出版业等企业为期八年。终厌倦商场,出售并结束业务,转向学术研究,先后在澳洲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华东师范大学等大专学府从事亚洲冷战研究至今。这十多年来,则从事中国公务员培训教学任务”〖注6〗。他却省略了下面几个透露他在行动党统治体制中地位的“发迹”事项:

1. 1987年2月6日被教育部长郑荣顺委任为 BEAC(Basic Education Advisory Council) VITB(Vocational and Industrial Training Board)成员。〖注7〗

2. 1980年代後期担任布菜德岭民众联络所(Community Centre)管理委员会委员。〖注8〗

3. 1995-97年被委为民意处理组(Feedback Unit, Ministry of Community and Development﹐民情联系组 REACH 的前身)成员。〖注9〗

4. 退休後担任新加坡公共服务学院(Civil Service College 政府机构)公务员培训课程特约教授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特约教授(听说曾在理大的市长班讲课).〖注10〗 

陈剑的背景中最令人费解的是他和一位名叫蔡裕林(时常在联合早报写评论)的亲密关系。

蔡裕林2013年出版了一本题为《新加坡刮起改革风:李光耀时代versus后李光耀时代》的新书,据说是为了配合李光耀九十华诞的庆祝活动〖注11〗。有人形容陈剑是这本书的“幕後主编”〖注12〗,不但替他写绪言还为他张罗新书发布会和标题为“《李光耀时代vs后李光耀时代》的座谈会”〖注13〗。陈剑也在会上宣称:“今天的新加坡已经告别威权政治时代,对待言论和民主的态度更加开放,上届大选甚至出现总理向国民道歉的一幕,政府今年还举办全国对话会广开言论空间,这些都是后李光耀时代的迹象”。〖注11〗 

国大历史系黄坚立教授在评论蔡裕林的新书这麽写道: 

虽然名字没有印在书页上,陈剑其实就是此书的幕后主编。陈序在书中的第16页就透露了蔡先生“几乎每写一篇,便电邮给我,要我审阅并提意见,我也乐意为之。”蔡氏本人在第410页的最后几行结语也坦诚地写到:“初稿完成后,有赖陈老师费时费心的予以修正和重整,没有陈老师的鼎力相助,本书将无法早日面世。”陈剑之序言称赞作者与书本的“观点独到、有理有据”,觉得书本有其“系统性、连贯性、对比性”和“积极性、建设性”。陈剑认为蔡书虽然有“一针见血之效”, 但是同时却保持了“和风细雨式”与“和谐的评论模式”。〖注12〗


从这里诸位不难察觉陈剑和蔡裕林有着如何亲密的关系。

蔡裕林究竟是谁呢?请看【大马华人网站】介绍蔡裕林身份的一段有趣文字:

“蔡裕林何许人?据‘随笔南洋网’李叶明的介绍:他年轻时积极投入社会改革运动,曾加入马来亚劳工党。65年参加马列毛小组,因被追捕而转入地下。后来他成为马来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发起人并担任政治局委员……1974年在新加坡被捕,隔年出狱后加入政府部门(黄注:是Research Officer, ISD)工作17年。后来从事过建筑,教育,餐饮等行业,还开过出租车,四年前退休。那17年的‘政府工作’为什么不详?其实,他原名蔡忠隆(黄注:是蔡忠龙之误)﹐俗名‘独眼龙’。当年在新加坡被捕,经不起拷打投诚,并出卖组织,出卖下属,出卖同志,‘解阵’的整条隐蔽战线全线崩溃。退休后还得‘驾出租车’过日子,比起那些吃香喝辣的操英语的同事则天渊之别。显然的,下半辈子是没有‘后李光耀’的日子那么舒适……他经常以‘保皇派’的文章投稿《早报》甚至还发明了新词句——凡是反对派”。〖注14〗 


从这份考究材料细细看来﹐虽然没有证据显示这位相当有才华有本事的陈剑在求学期间(从宽柔﹐中正到南大)曾经做过什麽“亲共”(借用李光耀和行动党政府术语)或“亲政府”的举动,但从他离校後的活动和生活状况看来,他在行动党统治的体制里,并不像是受害者而倒像是个得利者。特别是他和一个在政治部当官17年的马共叛徒之间的亲密交往,这些和他所标榜的、拼命要使人相信的“左派中人”身份实在难以配合。这里所引发的根本问题是:究竟陈剑还可不可以继续被定位为他所引以自豪的《左派中人》?

〖注〗
1. 摘自2008年陈剑访谈录﹐
2. Communism in the Nanyang University. (1964) Kuala Lumpur: [s.n.], p. 21. (Call no.: RCLOS 335.4 MAL) P.10
3. 文献馆:华校生经历与新加坡历史
4.Straits Times June 13, 1951 p7.
5. 新村是冷战的历史见证
6. 《多做实事,少造谣生事》
7. The Business Times, Feb 7, 1987 p16 

Friday, October 17, 2014

湄宏顺的长颈族 Long Neck Karen

以大规模的国际难民而言,新加坡人一般上比较熟悉的是横跨19701990三个年代的越南船民。新加坡曾经伸出人道主义之手,在国际社会的人道救援上对路过的船民贡献了一臂之力,是一段足以自豪的史迹。至于在陆路上逃难的缅甸难民,由于事不关己,可能就没去注意。

缅甸跟新加坡一样,曾经是英国殖民地,不同之处是英国人占领新加坡是通过智取,占领缅甸则是通过掠夺。自1948年缅甸摆脱英殖民地独立后,缅甸境内的少数民族纷纷要求独立,但都不得要领。到了1980年代末,居住在泰缅边境的喀伦族(Karen)跟缅甸军政府发生武装冲突,许多族人逃到泰国的边境地区设立难民营,总难民人口估计从早期的三万人(主要是喀伦族人)逐年递增至三十万左右(包括其他缅甸族群)。

喀伦族约占缅甸总人口(五千万人)的7%10%,是继缅族和傣族(禅族)之后的第三大种族。在泰缅寮金三角地带号令傣族军队二十年的一代毒枭坤沙(張奇夫)便是华人与傣族人的后裔。

难民在泰国境内属于在人道主义管制下的非法移民,缅甸不允许这群逃亡到外地的族人回国,所以这些难民是两头不着岸。虽然泰国政府设立了指导原则,让学校接受小难民读书受教育,但一方面许多当地学校还是实行严厉的管制,另一方面许多小难民的家庭也负担不起读书的费用,选择放弃上学的机会。


长颈族(long neck Karen)村里的小朋友

喀伦族中有一支称为巴东(Padaung)的小族群,俗称长颈族(long neck Karen),他们居住在泰国北部清莱的湄宏顺府(Mae Hong Son),保留着本身的语言和传统。长颈族最为人乐道的习俗是套在女人脖子上一辈子的铜圈。在湄宏顺,大约六百名长颈族人将生活的小村落开辟成收费的长颈村旅游景点,在大自然风光与传统山区木屋中,以独特的长颈和经营亲手纺织的刺绣来自给自足,不需要泰国政府额外的财政援助。虽然他们是非法移民,却能够在泰国立足,日子比其他部族的难民好过得多。


喀伦族中有一支称为巴东(Padaung)的小族群,俗称长颈族(long neck Karen),以独特的长颈和经营亲手纺织的刺绣来自给自足

传统上,长颈族觉得女子的颈项越长越美,所以女孩在五岁左右骨骼开始发育的时候便套上铜环,日后随着年龄逐渐增加,直到长到青春期,身体完全定型为止。环环相扣下,最多可以套上二十多个铜环,加在脖子上的重量可能超过十公斤。


传统上,长颈族觉得女子的颈项越长越美,所以女孩在五岁左右骨骼开始发育的时候便套上铜环

传统上,长颈族觉得女子的颈项越长越美,所以女孩在五岁左右骨骼开始发育的时候便套上铜环

在畸形的压缩下,长颈女的颈项似乎比一般人长了许多,但这只是视觉上的假象,实质上这些铜环的重量长期压迫着锁骨和肩骨,使到这些骨头变形下陷,简单地说就是通过铜环的重量将肩膀压低,脖子看起来就伸长了。


(套在颈项一辈子的铜环)

长颈族女子终生都套着铜环,睡觉也只取下后面的竖环,洗澡的时候由几个人互相帮助,用草药在铜环和脖子间搓洗。脖子痒起来也不像一般人那样用手去搔痒,必须用一根长羽毛伸入铜环与脖子缝隙之间。天气热的时候,铜环特别容易吸热,对女孩子来说就更加辛苦了。

传统上美丽的颈项是隐秘的部分,是不随便“裸露”的,只有在结婚、生子、去世或是医疗需要的时候才把铜环取下。

对于这种套铜环长颈的习俗,历史学家和民俗学家众说纷纭。长颈族人相信男人是龙,女人是凤,龙凤是最尊贵、最至高无上的,因此族人都追求成龙成凤。女人的锁骨压低后,颈项看起来长长的,而且微微前倾,就像神鸟一样,加上她们的民族服装,整体看起来更像凤凰腾飞的姿态。还有另一个传说,以前居民惹怒了神灵,神灵就派了老虎来吃女人,所有女孩从小就必须套上铜环来自卫;当然最合理的解说是保持族群的认同感。

当长颈族的小姑娘在泰国学校上课受教育,多接触外界人士之后,已经慢慢抛弃枷锁,不再套铜环。放弃了这个老祖宗遗留下来的风俗,是否等于放弃日后吸引游客的旅游生计呢?当有那么一天,难民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生计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长颈族姑娘也乐意跟来客合照。旅游的收入是她们的经济来源)

联合国难民署认为应该让这些喀伦族群在第三国定居,成为当地公民,就像当年的越南难民一样。泰国当局拒绝这个构思,认为他们只是“经济移民”(economic migrant),而不是真正的难民,所以他们的活动只能够局限在现在的长颈族村落里。


(长颈族村落入口处的餐厅)

(长颈族村民的住宿)

在一些人道主义者眼中,长颈族村落就像动物园,长颈姑娘就像动物般被人任点任看任拍,付费进入长颈村等于鼓励年轻女孩子继续这种畸形的做法,出发点只是为了赚钱演一出戏而不是维护文化习俗。不过,如果游客不深入长颈村,不购买价廉物美的制成品,长颈姑娘就没有收入,无法通过正当的手法维持生计。这是一个哲学上的灰色地带。

在个人的能力范围以内,我选择活在当下,到长颈村参观,购买心仪的手工艺品。至于更大的救援范畴,就让联合国去处理吧!


到长颈村参观,购买心仪的手工艺品是资助长颈族最实际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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