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January 15, 2019

大戏台曾是我们的课室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8年1月10日
作者:余经仁
图片:李智松,蔡氏公会

对于公立励群学校的学生来说,童年在那里念书学习的经历,肯定是毕生一段难忘与愉快的回忆。

励群学校原位于荷兰路西乃山一带的惹兰克巴耶(Jalan Kebaya),这里因为濒临乌鲁班丹河(Sungei Ulu Pandan ),旧称大港内,是典型的一个山芭乡村,聚居在这里的以蔡姓人为主。上世纪初年,他们从福建安溪漂洋过海来到新加坡后,承继先人的传统,在村里立庙祭拜,名为圆福殿的这座庙宇,除了庙堂外,还建有一个大戏台,作为酬神演戏活动。

1927年,一批善心人利用庙宇范围内的多余空地建成学校,好方便村童就近学习,结果反应特好,多年之后,就出现课室不敷应用现象。校方为解决问题,巧思应用大戏台的空间辟成两间课室,就此扩大了校舍。早期华校善于利用资源,励群是其中一例。

今年高龄71岁的蔡和泰(商人),上世纪50年代就是在励群学校接受启蒙教育,他对于小时候在大戏台上课经历,迄今印象仍然深刻。

(蔡和泰:大戏台兼作课室,但一有酬神活动演出大戏,学校也就自动放假。)

他说,由于学校是建在庙宇范围,而庙宇常年都会举办三次的酬神活动,分别在五月、八月和十一月,一到这个时候,大戏台回复原来的演戏用途,大伙儿的课室没了,上不了课,也就自动放假了。

他说:“当时,我们既不用上课,还可以在自己熟悉的校园里逍遥玩乐看戏、随大人忙碌酬神拜拜,最是开心高兴了。”

这样的快乐情景,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时依旧不变,1973年在励群毕业的曾进平(60岁)在回忆起校园时,对大戏台辟为课室,以及课室作回大戏台演戏用、就此学校自动放假的往事,同样历历在目,回味无穷。

与其他同学不同的是,曾进平后来还回到校园所在地的圆福殿,找到一份管理员的工作,今天,他每天进出庙堂,目睹旧物,总会回忆起当年的日子,沉醉在欢乐当中。

曾进平说:“庆幸的是,经历三四十年,虽然学校不复存在,但庙堂与大戏台仍然屹立原位,而庙宇每年仍旧有两三场的酬神演戏活动,热闹场景如前。”

(曾进平:庙宇保留了大戏台,让励群学校的同学今天还可以睹物怀旧。)

据所知,新加坡现在仍保留有大戏台的庙宇仅剩三座,圆福殿是其中之一,另外两座是位于马里士他区的梧槽大伯公与外岛的乌敏岛佛山亭

曾进平会有这一段伤感,是励群学校到1980年时,因为收生不足,无法继续开堂授课传知识,最终难逃关闭厄运,成为新加坡消失的另一所华校。

蔡和泰表示,当年的华校其实是最具人情味的,他记得,由于交通不便,而庙堂的后方还呈现空位,校方于是腾出将它辟成宿舍,让在校的教师寄宿其中,虽然设施简陋,却省却了老师们天天往来学校跋涉的麻烦与困恼。

他也另举例说明学校人情味所在,他说,当年他在励群修读到小六班级时,学生只剩五六人,开班不成,眼看就将失学,家人都着急得如熱窝 上的蚂蚁 。幸好,校长与教务处即刻寻求对策,最后编报一份六年级的成绩单,使他可以直接报读中正中学中一班,顺利完成中学课程,这也让他终身感激不尽。

即使到今天,曾进平指出,庙宇一样采取睦邻的友好政策,充分显现浓浓人情味,它的庙地范围不设篱笆,日夜开放,让附近的居民可以穿越其中,操捷径步行到附近的联邦西道大路,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上班。

今天,圆福殿的周围全部建成豪华洋楼与高楼公寓,是市区边缘的一个高级住宅区。圆福殿夹在这么一片高级住宅当中,越发让人感觉显眼与独特之处。

就因为具有这样的独特性质,曾进平透露,圆福殿成为了活生生的学习题材,一再吸引学生前来实地考察,进行专题项目研究。

在刚过去的中秋节,新加坡济阳蔡氏公会也趁这个传统节日主办郊游活动,带领宗亲前来参观,让大家了解本家族人当年在大港内奋斗开荒与创庙的艰辛过程。

(新加坡济阳蔡氏公会趁中秋节主办郊游活动,专程到圆福殿参观,了解宗亲当年在这里的开荒经历,在参观时,团员在具有历史性的大戏台前合照。(蔡氏公会提供))

蔡和泰也说,当年大港内的地段,都是属于私人土地,由于紧靠在乌节区边缘,受尽房地产开发商的青睐,陆续收购重新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后 ,整个乡村基本上就已消失无踪。现在,圆福殿也成为他们唯一可以睹物思念怀旧的地标。

曾进平表示,大家同学邻居之间,对这片土地都十分不舍,所以,尽管后来搬家各寻良居,但都选择居住在附近一带,例如金文泰、锦茂与荷兰村地区,因此,至今大家仍然可以经常碰面聚首。

对于励群学校,蔡和泰总结说:“别看我们这所乡村学校简陋,后来它还栽培出一名博士与一名飞机师,成就十分耀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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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January 11, 2019

下南洋:新加坡的太平与不太平

节录自《大眼鸡·越洋人》李国樑著,水木出版社 2017年12月出版,ISBN 978-981-11-1542-4 (百胜楼的友联书局、友谊书局,以及武吉巴梳的草根书局还有少数存货)

19世纪中叶的新加坡,英国人跟富裕求财的华商相处融洽,却觉得很难跟华工相处。话说回来,这些华工背后,不就是富裕求财的商人吗?

早期的华侨的民族主义观念并不强烈。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军舰途经新加坡,在大草场驻扎补货,华人并无敌意的表示。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由埃尔金(James Bruce Elgin)领军攻打中国,竟然受到新加坡华商的热烈欢迎。埃尔金所率领的英法联军以报复清朝皇帝为由,大肆掠劫宝物,纵火烧毁圆明园,估计三百名无辜的太监、宫女、工匠葬身火海。

新加坡河上衔接大坡大马路(South Bridge Road)和小坡大马路(North Bridge Road)那座别具风格,没有桥墩的桥梁称为埃尔金桥(Elgin Bridge),它曾经有个风姿卓雅的中文名“爱琴桥”,也曾经有个符合道德规范的中文名“霭仁桥”。


(埃尔金桥是新加坡河上第一座桥梁,华人货仓设在河的两岸,缔造了新加坡的繁华。)

英国人将新加坡最繁忙的河道上的第一座桥以Elgin 命名,纪念击败清朝皇帝的大功臣。

19世纪的南洋史离不开码头苦力、大街上的拉车夫、种植园的员工以及其他各行各业艰苦环境中生活的过番客,他们在新加坡河上打造着经济与繁华。忙碌的埃尔金桥依旧忙碌,千里之外的鸦片战争为殖民地政府和本地的鸦片商带来更大的财富。

富裕的土生华人与华人商贾对英国殖民地政府歌功颂德的一面,大家或许比较陌生。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收藏品中,有一本用丝绸和沉香木制成,并可摺成书的颂词,文字以中英对照的金粉书写,背面是一幅鸟瞰直落亚逸市区的美丽图景,犹如清明上河图的新加坡版。


(1869年,新加坡华商献给英国维多利亚女皇次子阿尔弗雷德王子(Prince Alfred, Duke of Edinburgh)的颂词。Address to Alfred, Duke of Edinburgh by the Singapore Chinese merchants on the occasion of his visit Singapore in 1869. Gift of Mr. Geoffrey Edward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Singapore. Courtesy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


(1869年,颂词背面是一幅鸟瞰直落亚逸市区的美丽图景。Address to Alfred, Duke of Edinburgh by the Singapore Chinese merchants on the occasion of his visit Singapore in 1869. Gift of Mr. Geoffrey Edward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Singapore. Courtesy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

这本1869年的颂词记载着七十九名华商的名字,著名的先驱人物如陈金钟(陈笃生长子,土生华人)、胡亚基(广东人)、佘有进(潮州人)及章芳林(福建人)等都在其中,反映了华人领袖与殖民地政府的亲密关系。

颂词献给造访新加坡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皇次子阿尔弗雷德王子(Prince Alfred, Duke of Edinburgh),内容极力赞颂维多利亚女皇,反映了华商的务实心态,同时彰显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凭着对社会公益的贡献,一方面获得殖民地政府赐封为太平局绅,另一方面向中国清朝政府捐官,获取各级官位,甚至追封数代。颂词写道:
新加坡诸唐商暨众民等同虔诚谨拜禀上
大英国二殿下必宁亚富勒禄意陵勿乐尊前伏以民等素住宇下乐业安居以处雍熙之世实感上化之恩而戴德政之布所由致也然惟感恩戴德而瞻拜末由申敬莫致无不抱慊于怀今幸
殿下车驾降临是邦得遂瞻拜书院素愿以申诚敬积忱士民莫不欢庆市井咸皆讴歌壮山川之秀色开天地之和风洵千载之嘉会际泰运之昌期者也伏惟 
殿下芳声足以被于四海鸿号可以光于无穷是则民等之所忻忻然敬为拜颂者良由上有善政之隆也云尔
同治八年岁次己巳十月二十二日
英咭唎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奴民末月二十五日
新加坡诸唐商等
陈金钟 胡亚基 佘有进 陈明水 吕乾 陈成宝 章芳林 …(共七十九个名字)
来自唐山的“伏民”,在英女皇的戴天之德下,过着有如康熙雍正时代的太平盛世的日子。众人感受到英女皇的开明善政,感恩瞻拜。以今日的眼光来看这份将近一百五十年前的文件,或许会因颂词中毕恭毕敬的文字与心态而全身起鸡皮疙瘩。对发迹的商人来说,新加坡是个金矿,比起在中国的生活民主自由多了,因此齐齐歌颂维多利亚女皇“壮山川之秀色,开天地之和风,洵千载之嘉会,际泰运之昌期”。

英国人对私会党的看法随着时局的转变而转变。19世纪初,充满神秘感的私会党被视为有实力的华人组织,可以随时策划及执行武力行动。英国人认为可以采用安抚的方式,让它们成为殖民地企业的一部分。

19世纪中叶,殖民地政府进一步关注这些帮会的实力,通过海峡华人和商贾来控制劳工,交换条件是鸦片经营权。颂词的“诸唐商”中就有好些鸦片商,如陈成宝、章芳林等。

1867年直辖殖民地成立后,政府只是要求这些帮会注册。

到了1880年,私会党招募了将近一半的华人居民,英国人意识到帮会的危险性,认为它们跟清朝严禁的天地会一样,可能随时制造社会动乱,通过武力来反政府。1887年的导火线,义福党员蔡亚惜带着斧头进去华民护卫司办公室,挥斧砍在司长毕麒麟的额头上。殖民地政府认为蔡亚惜只不过是一名普通的木匠,蓄意谋杀长官“必有匪党串合,预设奸谋”,于是跟帮会正面交锋,甚至不准许华人在中元节烧街衣演大戏。   

帮权斗争下的新加坡确实并不太平。以1846年关帝会(福建帮)与义兴会(潮州帮)之间的会党头目葬礼游行事件为例,当时义兴的头目去世,出殡游行时被关帝会众袭击。这是新加坡发生的第一起大型帮会冲突事件。那时候新加坡面对着人口日增,种植园地短缺的压力,引起族群间互相猜疑。后来越来越多潮州人跟随陈开顺到新山开荒,才舒缓了土地危机。

1846年4月7日,《新加坡自由报》(Singapore Free Press)指出义兴会有近两万名会众,关帝会则约一千人,此外还有其他大小帮会。这些会社有些以慈善身份成立,有些则有其他目的,它们都积极招募抵岸的华工。较小规模,没有影响力的帮会则有祖师公会这类低调的组织。 

1854年义福(福建帮)与义兴(潮州帮)之间的大规模械斗是由于仇恨升华。事关前一年,反清的小刀会潮州会员逃到新加坡避难,小刀会习惯动刀枪,比起一般南来讨生活的苦力危险得多。当时一名潮州人向福建米商买米,因为价钱不合而起争执,演变成帮会冲突,暴动事件持续十日,五百人死亡。殖民地政府要求两大籍贯的领导人陈金声和佘有进出面调解,才平息了两派人马的争端。

这场大暴动的义兴首领蔡茂春19岁就来到新加坡,成为私会党员。化解恩怨的陈(金声)、蔡(茂春)、佘(有进)三大知名人士都出动了,后来就有了19世纪的新加坡华人社会是“陈天蔡地佘皇帝”之说。英国人看上蔡茂春口中吐出来的话就是法律,以黑制黑来维持“地方治安”的能力,让他入籍为英国公民。


(蔡茂春跟正室与四名妾侍的墓碑,立于“椰山尾”的丛林中。虽然这是一个“明”墓,但冠上光绪年号,可见反清复明的意识已经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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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南洋:早期移民

Friday, January 04, 2019

19世纪末的甘蜜出口-新加坡被遗忘的世界第一

原文“19世纪末的甘蜜出口-新加坡被遗忘的世界第一”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8年12月27日

19世纪的新加坡,甘蜜与鸦片带旺了整体经济。到了上世纪70年代,新加坡还有零星的非法鸦片交易。我在新加坡河畔居住的时候,见过苦力喝咖啡时,渗入抽过的鸦片屎,一方面为咖啡调味,另一方面麻醉肌肉酸痛。

至于甘蜜相关的事迹则像是古老的传说。在国家博物馆导览时,许多访客都对打造百多年前新加坡经济的甘蜜有个美丽的误会,以为新加坡曾经生产“蜜柑”外销。

甘蜜是含有单宁酸的野生灌木,原名Gambier,用潮州话来念,就变成“甘蜜”了。廖内群岛和婆罗洲是甘蜜的原产地。成为经济作物前,一般人用来搭配槟榔、萎叶和石灰,放在嘴里咀嚼。


蔡乙权的甘蜜情


最近参与碧山亭文物馆的创建项目,结识了居住在已经消失的碧山亭坟山的蔡乙权,通过年已八旬的老先生的口述,甘蜜这个古老的词汇突然间复活了。

19世纪的佘有进外号“甘蜜大王”,又名“佘皇帝”,种植园遍布里峇峇利、汤申和武吉知马。甘蜜大王有的是土地,1883年去世的时候就埋葬在自家的种植园里。如今一些文史爱好者还会走入汤申路新加坡劳工基金大厦(SLF building)附近的小丛林,探寻佘有进的古墓。


(图左方的古建筑为本地潮州四大厝之一:佘有进的中宪第)

蔡乙权的祖父蔡裕英在佘有进的后人佘连城的机构工作,负责管理甘蜜园,住在大巴窑坡(Toa Payoh Rise)的园丘里。蔡裕英每天荷枪骑着铁马,到各佘氏种植园巡视。

蔡乙权的父亲蔡镜湖生前是位颇有名气的中医师,在马里士他路梧槽大伯公庙旁的杏济堂行医,下午到新加坡河畔为苦力义诊开方,晚上则在碧山亭住家为甘榜居民把脉。年少的蔡镜湖曾经跟着父亲到甘蜜园走动过,这些苦力可能也扛过甘蜜,穿梭于驳船与货仓之间。

蔡乙权的两代先辈都曾经靠甘蜜生活,难免对甘蜜衍生了常人所难以理解的情愫,耄耋之年还在记录相关的民间记忆。


(蔡乙权:两代先辈都曾经靠甘蜜生活。)


两百年前本地已有华人种植甘蜜


早在1819年莱佛士登陆时,新加坡已经有20个华人甘蜜园。发现甘蜜的特殊经济价值,倒是机缘巧合。人们无意中发现将甘蜜的枝叶放在大锅里熬煮三四个小时后,会变成深褐色粘稠的状态,倒入模具冷却后,晒干并切成小方块,可作为揉皮和染布的颜料。如果熬煮的温度稍低,则成浅褐色状。保济丸还没面世前,它就是本地华人医治肚痛腹泻的良方。


(熬煮过的甘蜜在太阳下晒干,浅褐色的可以入药,深色的可做揉皮与燃料。)

熬煮后的渣滓则是种植胡椒的上好肥料,因此甘蜜与胡椒以约10比1的方式并种,为园主节省了一笔额外的开支。

当然供应离不开需求。19世纪的欧洲工业革命,以大规模的机器生产来取代传统手作,纺织和皮革业特别发达,直接刺激了甘蜜的经济价值。德国旅行家Ida Pfeifer 于1847 年来到新加坡,在其游记“A women’s journey round the world”中提到本地的甘蜜业:“甘蜜树约高2公尺,以叶为商品,先把叶放在铜锅中熬到稠密,取出浓汁倒在木器中,晒干后,割为8公分长一块,最大用途是染料,输往欧洲。”


(正在成长的甘蜜树。图片提供:郭永发。)

旅行家造访新加坡的时候,正是本地潮州人甘蜜业最鼎盛的时期,有600多个种植园,占新加坡农作物的四分之三。甘蜜园从市区扩展到远郊,林厝港、蔡厝港、杨厝港以及已经消失的刘厝港、曾厝港、陈厝港、巫许港等,都是甘蜜园的遗址。

佘有进的甘蜜园也为附近的染布业带来生机。蔡乙权的记录中,大巴窑一巷的前祥和饼干厂后面有彩和染布厂,阿佛路(Ah Hood Road)和惹兰安拔士(Jalan Ampas)大悲院一带,有万德隆、万盛隆和正成染布厂。这些19世纪已经存在的古老行业由潮州普宁人经营,走过最早期的甘蜜染布到化学原料的日子,如今都已经消失在岁月中。


(19世纪中叶的新加坡北部甘蜜港区。)


从新加坡到柔佛


Ida Pfeifer来新前,天猛公依布拉欣(他的后代为柔佛苏丹)已经看好甘蜜种植的前景,将新加坡的港区制度引进柔佛。他首先力邀陈开顺带领潮州弟兄们渡过柔佛海峡,到地不佬河陈厝港垦荒,后来还开辟新山和管理警署。19世纪末,从柔佛运往新加坡出口的甘蜜超过五万吨,高居世界第一位。

或许可以这么说,19世纪新加坡潮州人的社区和主要经济,几乎是和柔佛的潮州人椒蜜种植合为一体的。以陈开顺去世后,接任义兴公司首领的陈旭年为例,他是柔佛最大的港主,但也十分清楚新加坡河的战略地位。陈旭年在新加坡河畔的水仙门设立转口贸易商号,凭生产到打包出口的甘蜜供应链富甲一方。

19世纪末,新柔两地人脉极广的广东人黄亚福梅湛轩(梅亚三)打破了潮州人垄断港区的局面,拥有自己的港区。

甘蜜业从新加坡移入柔佛,带动了两地的经贸发展。19世纪末,清朝官员李钟钰的《新加坡风土记》写道:“叻地商务以胡椒、甘蜜为大宗,岁必售销数千万元,然皆出自他岛,叻盖聚货不产货也。” “甘蜜,由华商公举,经柔佛国王谕充。自柔佛以上各国港口繁多俱产甘蜜,华人之散处各港者,实数十万人,大多占地为园,雇工种树名曰园主。每一港推园之最大者为港主。叻中富豪设号各港,以收椒蜜。”可见当时甘蜜的经济地位还是十分牢固的。

20世纪初,化学工业染料取代了甘蜜,种植园主纷纷改种黄梨与橡胶。甘蜜业的崛起与式微,不过是弹指百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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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December 28, 2018

从1949延伸......(三十七)泰麟之红船戏班下乡

谈起红船戏班,泰麟的思路渐渐清晰,证实了战后名噪一时的洛阳春粤剧团跟其他戏班一样,都是乘坐红船到各个镇乡表演。演出的日子,生活就在船上,拜的是管火的戏行祖师华光大帝。木船装了戏箱戏服道具布景,赚钱的用品都在这儿了。木船容易着火,有些老倌爱抽鸦片,万一家当被烧毁了,戏班就完了,只好祈求菩萨显灵,保佑红船的安全。

上世纪40年代的广东粤剧戏班男女混合,已经摆脱了30年代前的纯男班或纯女班的约束。洛阳春除了有银剑影压阵外,还有吕玉郎、林小群、宋竹卿等名伶。

中国粤剧网有越来越多新资料,让我对这支红船戏班终于有多一些认识。

日战前后,广东各镇乡的神诞活动特别多,如玉皇诞、观音诞、关帝诞、华光诞、土地诞,金花诞等。每逢神诞庙会,都会聘请戏班演酬神戏。有些庙宇前兴建了永久戏台,乡下地方则在祠堂外搭建临时戏棚。庙会热闹的情况,跟早年的新加坡一样。


(佛山祖庙戏台)

鹤山乡下最隆重的庙会是北帝诞,原因是北帝司水,水乡一方面期待水源充足,农作物收成好,另一方面最怕江河决堤,淹没农家,因此演戏给北帝看,祈求神灵保佑,整年平平安安。庆祝北帝诞的时候还会“抢炮头”,那家抢到炮头,就会特别受到北帝的眷顾,心想事成。

一般相信佛山祖庙的北帝诞庙会历史最悠久。宋代以来,佛山铸铁工业发达,铁锅大多产于佛山。可是佛山地处珠江三角洲,为防水患影响生计,佛山人自宋朝便有供奉北帝的祖庙以保平安。明清以来,北帝逐渐人格化,成为主宰佛山居民的大神。西关的仁威祖庙,三水的芦苞祖庙,都是宋朝年间创建的北帝庙。新加坡的三水会馆将家乡的习俗带到南洋,在会馆设立了北帝殿。


(西关仁威祖庙)


吕玉郎和银剑影创建洛阳春


鹤山古劳的神功戏办得最出色的是和平后解放前那几年,请到了省城(广州)著名的粤剧团“洛阳春”,古劳的校长李建生为粤剧团写了一块匾额“独出冠时”,语带三关,赞洛阳牡丹,赞剧团,也赞“生红娘”。

原来洛阳春的花旦银剑影演出《生红娘》哄动一时,她被誉为“生红娘”。洛阳春的声势直迫同在内地演出的马师曾、红线女的戏班,人气鼎旺。

抗日战争时期,广州、香港、澳门等地相继沦陷。许多广东人逃难到柳州,粤剧戏班亦纷纷跟随逃难的群众,到柳州演出。1942-1943年间是柳州粤剧的鼎盛时期,演员有广西名伶,以及省港澳的薛觉先、马师曾、梁醒波、关德兴(新靓就)等。银剑影多次和梁醒波、关德兴合作劳军,令观众大饱眼福。

在You Tube听了由任剑輝、银剑影合唱的《红衣赠杞良》,任剑輝如常唱平喉,唱功众所皆知。银剑影唱紫喉,功力深厚,叫人听出耳油。


(银剑影,任剑辉。图片来源:You Tube)

祖籍同为鹤山古劳,令泰麟引以为豪的吕玉郎,人长得帅气,名气虽大,但平易近人。战前跟粤剧大师薛觉先同团演戏时,获得薛觉先指点,在小生表演艺术上,继承薛派的特长,有半个薛觉先美誉。吕玉郎也与马师曾、红线女、半日安、上海妹等粤剧名伶共事,演出多部名剧。

抗战胜利后,吕玉郎和银剑影组织洛阳春粤剧团,当时洛阳春跑遍省港澳,成为名副其实的“春到洛阳花似锦,洛阳春色冠梨园”。


(薛觉先,吕玉郎。图片来源:互联网)


林小群,林超群,宋竹卿


解放后,中央下令改革粤剧,因此经历过一段低潮。吕玉郎与林小群组织了太阳升粤剧团,后来归属于广东粤剧院,吕玉郎出任剧院副团长。十年文革,吕玉郎被整到连粤曲都不会唱,看不到四人帮倒台便撒手归西了。

跟吕玉郎成立粤剧团的花旦林小群从童伶做起,逐渐担起花旦的角色。文革破四旧,歌书全毁,被劳动改造的冲击令她意兴阑珊。上世纪80年代移居到旧金山后重新开始,在当地传授粤剧。


(吕玉郎,林小群。图片来源:You Tube)

林小群独唱的《钗头凤之唐婉绝命词》已经上传到You Tube,唱腔嬌柔悅耳,令人陶醉。

林小群唱戏是受了其父林超群的影响。在粤剧纯男班的年代,林超群反串花旦,每逢迎神赛会菩萨游街,就会打扮成观音菩萨,让人抬起端坐在莲花台。他也扮演梁红玉、穆桂英、花木兰等,手持戈戟沿街游行,深得村民喜爱。随着纯男班没落,林超群这名花旦无用武之地,转业开班授徒。

1919年粤剧团出现纯女班,澳门的“巾帼影”是先行者之一。宋竹卿是巾帼影的台柱,擅演文弱书生,斯文细腻。

民初的年代,纯女班打入广东大戏,与纯男班分庭抗礼,相信跟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新女性新思潮新时尚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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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剧的故乡
从1949延伸......(三十三)泰麟之三月初三北帝诞
故乡的路
叫我如何不想她-旗袍与时尚 Cheongsam

Friday, December 21, 2018

新加坡河上的桥梁 Bridges on Singapore River

两个世纪以来,新加坡河经历过三次转型,第一次从天猛公的村落转型为河畔货仓,打造了一个半世纪的经济命脉,第二次十年清河,将新加坡河畔发展为餐饮场所,第三次21世纪完成将新加坡河打造成中央蓄水池的宏愿,名副其实地成为本地人生命的泉源。整个历程就像三色河水:驳船时代退潮时发出臭味,好像咖啡乌的黑水;滂沱大雨时山泥冲入河流,好像奶茶的浊水;涨潮时河水高涨至岸边,一片碧绿的清水。

2017年5月16日,应李伟成先生的邀约,从独立桥下的Waterways Watch Society出发,乘坐“摩多弄”(motor launch)抵达新加坡河的上游,换个角度观赏河上的桥梁。由于金声桥地段关闭了,只好从若锦桥折返。

(乘坐Waterways Watch Society的摩多弄游新加坡河)

伟成介绍他们一群义工带领学生沿河参与的活动,除了游船河了解河道文化外,也会率领学生骑脚车沿河捡垃圾,维护中央蓄水池河道的环境。

3.2公里的新加坡河上的桥梁共12座,其中上游的三座现代钢桥是配合附近的产业发展而于20世纪末兴建的:

1. 安德逊桥(Anderson Bridge,1912)
2. 加文纳桥(Cavenagh Bridge,1869)
3. 埃尔金桥(Elgin Bridge,1819)
4. 哥里门桥(Coleman Bridge,1840)
5. 李德桥(Read Bridge,1889)
6. 渥桥,青桥(Ord Bridge,1886)
7. 克里门梭桥(Clemenceau Bridge,1940)
8. 西贡桥,黑桥(Pulau Saigon Bridge,1891)(“搬家”后的西贡桥,1997)
9. 阿卡夫桥(Alkaff Bridge,1997)
10. 罗伯申桥(Robertson Bridge,1998)
11. 若锦桥(Jiak Kim Bridge,1999)
12. 金声桥(Kim Seng Bridge,1862)

安德逊桥 Anderson Bridge


许多国外的中文宣传网站将1997年投入运作的滨海桥(Esplanade Bridge)称为坐落在新加坡河口的第一座桥。地理上,120米的滨海桥横跨新加坡河出口的海面上,以前轮船停泊的地方,那里已经不是新加坡河了。由于滨海艺术中心(榴梿壳)、鱼尾狮等地标座落在桥的两岸,因此滨海桥成为游人的景点。

滨海桥启用后,车辆纷纷改道,原本十分繁忙的安德逊桥变得很寂寞。1912年安装的安德逊桥是座落在新加坡河口的桥梁,用来舒缓市区的交通。当时新加坡河上已经有埃尔金桥和哥里门桥。随着人口的增长,新架起的加文纳桥、青桥、李德桥于事无补,才决定架起这座钢桥。安德逊桥除了当时时兴的钢铁结构外,两岸的拱门也是特别的标志。

(安德逊桥 Anderson Bridge)

安德逊总督在任期间,改革了棋樟山(圣约翰岛)检疫站的运作体系。当时只要下南洋的客船上有一人患病,全部新客入境前都被送到棋樟山隔离,男男女女脱光衣服面对面检疫。时任中国领事馆总领事孙士鼎向安德逊总督反映后,新客在岛上检疫的待遇获得改善。安德逊总督也以一年一元的方式让广惠肇(方便)留医院使用实龙岗路地段,为社群提供慈善医疗服务。创办留医院时,安德逊总督声明医院可以聘请中医,应用中药,但是必须另外聘请一名西医,向生死注册官负责。这个中西并用的先见,让病人可以选择中医或西医疗法,开创了新加坡医院广纳医疗技术的先河。

加文纳桥 Cavenagh Bridge


80米长的加文纳桥是新加坡河上唯一的悬索桥,为了纪念新加坡开埠50周年而兴建。从1819至1867年,新加坡都由英国东印度公司管理。为了表彰最后一任东印度公司总督加文纳(William Orfeur Cavenagh)的贡献,殖民地政府决定以他的名字为悬索桥命名。

悬索桥的作用是涨潮时将桥身吊起来,让船只通过。那个年代没有电脑也没有计算机,无法作精密的计算。由于出现误差,悬索桥吊不起来,原计划无法实行。桥跟河面之间的高度限制了船只进出新加坡河,退潮时小船还能通过,涨潮时船只都卡在桥的两头,因此催生了驳船业务。

(加文纳桥 Cavenagh Bridge)

安全考量方面,英国工程师倒是小心翼翼的。譬如在格拉斯哥(Glasgow)组装时,承重测试为承重量的四倍,运到新加坡安装后,安排120名印度军(Sepoy)步操越过桥梁,完成最后的实地测试后才正式启用。[1]

加文纳桥与埃尔金桥之间的吻基(Boat Quay)南岸还可见到不显眼的水闸。过去的年代,涨潮时必须将水闸关闭起来,否则河水流到附近低洼地区,造成大坡大马路、香港街等地区淹水。退潮时则必须将水闸打开,让沟渠的积水流入河中。

(吻基南岸不显眼的水闸)

埃尔金桥 Elgin Bridge


46米长的埃尔金桥原本是一座木桥,也是英国人来到新加坡不久后在新加坡河上兴建的第一座桥,将河的两岸分为桥南和桥北。莱佛士的市区规划图上,桥南为商业和平民区,桥北为政府行政与欧洲人住宅区。1862年的时候以铁桥取代木桥。目前所见到的别具风格,没有桥墩的竖琴水泥建筑是在1929年完工的。它曾经有个优雅的中文名叫做爱琴桥,也曾经叫做爱仁桥。

埃尔金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国的最高统帅和谈判代表,当年就是他下令一把大火烧毁圆明园

(埃尔金桥 Elgin Bridge)

哥里门桥 Coleman Bridge


哥里门桥自1840年兴建以来经过数次重建,现在见到的桥梁是1990年的版本,桥底的拱门是此桥梁的特色。哥里门桥初建时河上已经有座埃尔金桥,所以此横跨新加坡河的第二座桥称为“新桥”,连贯新桥路(大坡二马路)和禧街(Hill Street)。

(哥里门桥 Coleman Bridge)

哥里门是19世纪初著名的建筑师,应莱佛士的邀请来到新加坡,为城市规划提供咨询。哥里门落实了城市建设计划,交出漂亮的成绩单。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坡的詹美回教堂、皇家山上的莱佛士官邸、山下的亚美尼亚教堂、旧国会大厦(艺术之家,The Arts House)和圣婴女修道院(赞美广场,CHIJMES)内的考德威尔宿舍(Caldwell House)都是哥里门的创作。哥里门对新加坡情有独钟,千里迢迢回去伦敦结婚后,竟然因不适应欧洲的生活而返回新加坡。可惜不久后就因病去世了,无缘看着三个月大的孩子成长。

新加坡河上的桥梁中,我对哥里门桥的感情最深刻。老家就在哥里门桥旁的禧街,俗称水仙门的地方。我跟阿嫲(祖母)在那里相处了短短七年,印象最深刻的是晚饭后,祖孙俩静静地站在哥里门桥上。哥里门桥衔接大坡与小坡二马路,车水马龙,笛声源源不绝。桥下淌淌流水,是新加坡河也是黑水河,退潮时河床还会发出阵阵恶臭。我的兴趣是驳船驶过后掀起的层层波浪,充满动感;阿嫲的情意结则系在船上。她说船会把她送回家乡,家乡是她的童年,是她的生活,是她的回忆。然后,阿嫲真的魂回故乡了。

李德桥 Read Bridge


衔接克拉码头与柴船头的李德桥于1889年落成,以商人李德(William Henry Macleod Read)命名。如今新加坡河畔的夜生活,最繁华的地区就是李德桥两岸的前码头中心地带了。驳船川行的年代,入夜的李德桥上,说书人点燃线香,为码头苦力讲故事,灌输传统文化道德观。

(李德桥 Read Bridge)

柴船头发展前称为甘榜马六甲,因此老人家称李德桥为马六甲桥。早在两百年前,马六甲的商人和渔夫跟着驻扎官发夸尔,纷纷来到甘榜马六甲安家。为莱佛士工作的文西阿都拉(Munshi Abdullah)也在1840年代来到这儿居住,完成了《Hikayat Abdullah》(阿都拉传)这部19世纪新加坡历史的重要文献。阿裕尼于1820年创建的回教堂 Masjid Omar Kampong Melaka是甘榜马六甲的老地标。

据说李德曾经以以调解官的身份,参与1854年的义福(福建帮)义兴(潮州帮)暴动的平息工作。事关反清的小刀会潮州会员逃到新加坡避难,有一名潮州人向福建米商买米,因为价钱不合而起争执,小刀会兴师问罪,演变成帮会冲突,暴动事件持续十日,五百人死亡。李德跟两大籍贯的领导人陈金声和佘有进,以及义兴首领蔡茂春面谈,化解了两派人马的争端。

渥桥 Ord Bridge


渥桥这座钢桥于1886年落成,取代原来的步行桥(Ordinance Bridge,ABC Bridge)。渥桥以直辖殖民地第一任总督Harry St. George Ord命名,凑巧的是,Ord也是Ordnance(军火)的缩写,原来附近的Magazine Road(陈氏宗祠与保赤宫坐落在此街道上)曾经有一座军火库(Magazine)。Ord Bridge的命名一箭双雕,真是神来之笔。

渥桥 Ord Bridge

克里门梭桥 Clemenceau Bridge


1920年,法国总理克里门梭(Georges Benjamin Clemenceau)前来新加坡,出席设在康乐通道(Connaught Drive)的一战阵亡纪念碑的奠基仪式,纪念来自新加坡的殉职军人。殖民地政府为了纪念法国总理到访,将1940年落成的克里门梭桥以法国总理的名字命名。克里门梭对抗德军的时候表现英勇,外号 Tigre(法兰西之虎)。

(克里门梭桥 Clemenceau Bridge)

较少人提及的是克里门梭为争取归还1871年普法战争后,被德国占据的阿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所作出的努力。大家对阿尔萨斯-洛林可能感到陌生,但对于《最后一课》(La Dernière Classe)应该有印象。
法国写实派小说家都德(Alphonse Daudet)于1873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背景就是阿尔萨斯的一个村庄。主角小弗郎士来到学校,发现课室里静悄悄的,不像往日一样喧闹。法语老师韩麦尔先生穿着整齐,教室后排坐满了镇上的村民。韩麦尔先生说今天是最后一堂法语课,从此以后,大家就要改学德语了。
小弗郎士很后悔,埋怨自己以前不用功,现在已经太晚了。韩麦尔先生也批评“总要把学习拖到明天,这正是阿尔萨斯人最大的不幸”,结果就是如德国人所说,他们“连自己的语言都不会说,不会写”,枉称自己是法国人。
韩麦尔先生告诉学生,“法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最清楚,最精确”,永远不应该忘记,因为“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
小弗郎士十分珍惜这最后一课,认真听讲,其他村民也一样用心地学习。12点钟到了,韩麦尔先生使尽全力,在黑板上写下“法兰西万岁!”,然后头靠着墙壁,没说话,用手向同学们表示:“放学了──你们走吧!” 

西贡桥 Saigon Bridge


1997年落成的“新”西贡桥(Saigon Bridge)不是原址。原来的西贡桥(1891年落成)在克里门梭桥附近的新加坡河中游,衔接西贡岛(Pulau Saigon)与合洛路(Havelock Road)。西贡岛上有屠猪场,所以西贡桥俗称屠猪廊桥。上世纪80年代末西贡岛填土后与河的南岸合为一体,自此西贡岛完全消失在新加坡河上,原来的西贡桥也被拆除了。

1988-89年西贡岛考古现场,John Miksic的团队挖掘出欧洲和中国的陶瓷、玻璃制品、牙刷和装鸦片的小瓶子等,这些被遗弃的物品为我们打开了另一面视窗:国家的记忆就在河畔,或许也在河床下。

(西贡桥 Saigon Bridge)

阿卡夫桥 Alkaff Bridge


55米的彩绘阿卡夫桥是座现代的“新桥”,于1997年落成,为桥边的阿卡夫码头留下蛛丝马迹。19世纪中叶,阿卡夫从也门来到新加坡经商,集地主、殷商与慈善家于一身。直落布兰雅山上的阿卡夫别墅(Alkaff Mansion)是他的家族留下的遗迹,阿卡夫家族亦捐钱兴建回教堂,包括从惹兰友诺士(Jalan Eunos)搬迁到勿洛蓄水池路的Kampong Melayu Mosque,以及位于麦波申私人住宅区的国家古迹Alkaff Upper Serangoon Mosque。

阿卡夫桥外型就像当年的舯舡,菲律宾女画家Pacita Abad与她的团队为“舯舡”涂上52种活泼的颜色和两千多个水泡。大功告成数个月后,Pacita Abad与世长辞,硬挺的桥体结构上动感的生命力或许可以总结她的一生。

(阿卡夫桥 Alkaff Bridge)

罗伯申桥,若锦桥,金声桥 Robertson Bridge, Jiak Kim Bridge, Kim Seng Bridge


罗伯申桥于1998年落成,以市议员Murray Robertson命名。罗伯申码头位于新加坡河上游,河上运输的年代这里是造修驳船的场所。

(罗伯申桥 Robertson Bridge)

若锦桥于1999年落成,以立法议员陈若锦(Tan Jiak Kim)命名。若锦桥南岸的若锦路(Jiak Kim Road)有三间货仓,曾经为著名的Zouk夜总会的落脚处,2016年底Zouk搬迁到克拉码头后,这里才沉静下来。

(若锦桥 Jiak Kim Bridge)

陈若锦的祖父陈金声是一名出色的慈善家,创建萃英书院、捐款兴建蓄水池等。跨越新加坡河上游的金声桥于1862年建成后,民众渡河不需要再乘渡船绕远路,出入方便多了。

[1] https://remembersingapore.org/2015/10/25/singapore-river-old-brid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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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December 14, 2018

淡妆浓抹话芽笼

原文刊登于《源》2018年第5期,总期135,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出版


芽笼的地貌变迁


芽笼的店屋有约80年历史,芽笼路和40多条宽敞的“小巷”(lorong)有商店、食阁、社团、庙宇、妓院、赌档、榴梿摊等,多年来共同打造着平民化的市容。近年来多添了中国大江南北的美食,各地的流莺,廉价酒店和私人公寓,亦正亦邪中展现了独特的都市风情画,几乎成为早年牛车水的翻版。如果芽笼太“干净”,可能就跟一般老城区无异了。

芽笼“单双”有序。殖民地年代,芽笼路两旁屋子的门牌一边为单数,另一边为双数,二楼为A,三楼为B,如今依然保留着这个传统。此外,芽笼双数巷乃流莺之地,我曾经步行到坐落在双数巷的某所会馆时被地头蛇误会为寻芳客,殷勤地邀请我入屋看泰妹,我笑言出现芽笼非为色,竟然招来暧昧的目光。

上世纪60年代初,建屋局发展河水山,将多余的泥土运到加冷盆地填河。实验成功后,大巴窑这个正在建屋的丘陵区的泥土都运到加冷,充分发挥了现代愚公移山的精神。芽笼3巷的甘榜韭菜的水上人家随之消失,加冷河畔的组屋和轻工业区取代了原来的村落、火锯场和砖窑。

甘榜韭菜原名甘榜国专,马来人搬进来后才易名。甘榜原址显然跟李光前有关,因为李光前往往以父亲的名字为地方、学校等命名。追溯之下,原来芽笼三巷由李光前的岳父陈嘉庚开发,后来李光前接管岳父的业务,树胶厂运作至上世纪80年代。

甘榜韭菜的居民原本住在加冷河口,称为加冷人(Orang Kallang),早在莱佛士登陆前已经在河上生活。1930年代兴建加冷机场时,多数居民搬迁到友诺士的马来村,少数往河的上游迁徙,持续着世代以来傍水而居的生活,从30户增加到300户人家。

(Suri bin Mohyani 的水彩画,为故乡“芽笼3巷甘榜韭菜(Kampong Kuchai)”定格)

沈氏通道的组屋所在地原为沙冈村,唯一受保留的万山福德祠(创建于1860年代)为昔日沙冈村的活动中心。晚上凉风习习,村民聚集在庙前粗壮的大树底下,津津有味地聆听着说书先生讲古典小说。在教育还不普及的年代,说书先生和酬神戏扮演了传达文化与价值观的重要功能。

(光绪二十七年的重迁福德庙碑记显示加冷河畔的沙冈福德祠可追溯至同治初年,也就是1860年代初)

火患的威胁


早期芽笼路以北的亚答屋一家挨着一家,火是最大的安全威胁。1953年芽笼3巷的火患,随着风势蔓延至17巷,将近600户人家流离失所。1958年,芽笼3巷发生了另一场大火,亚答屋区化为焦土,并引起人命伤亡。甘榜韭菜跟灾场隔了一道3米的河道,免受波及。

当时除了红十字会、蓝十字会和热心的社会人士参与了安顿灾民的工作外,各政党都如火如荼地投入赈灾。工人党在灾区旁的分部搭建帐篷,呼吁路人慷慨解囊;自由社会党市议员梁苏夫人征求加东选区的加东奥迪安、乐斯和好莱坞戏院开映前向观众筹款;劳工阵线在临时收容所慰问居民,鼓励党支持者捐赠善款。由人民行动党王永元领导的市议会则推出了志愿消防队计划,在救火车抵达前,先让乡村青年负起第一线的救火任务。

沙冈村除了成立志愿消防队外,亦在万山福德祠前兴建了一座瞭望台,充分表现了守望相助的精神。这类民间组织在昔日新加坡是相当普遍的。

南侨公学的温情


战后的年代,新加坡各地纷纷办起民间小学,让战争失学的孩童重回校园,芽笼地区也不例外。自小在芽笼居住的杨赐福,于上世纪60年代末报读了芽笼23巷的南侨公学。

(1969年南侨公学师生全体照)

学校占地不大,设计简单,每个角落都物尽其用。譬如校园前方比篮球场还小的洋灰地是同学们游戏追逐的空间,也是举行升旗礼和周会的场所。校园后侧一栋砖块洋灰砌成的小屋子,分隔成课室、教职员办公室、会客室和休息室。全校唯一的“图书馆”就是放置在休息室内的小小书橱。

学习生涯中让赐福印象最深刻的是收集了许多小故事的华文和伦理课本,潜移默化下奠定了他往后处事待人的基础,乒乓室则栽培了一批挤入全国三甲的乒乓好手。由于学校人丁不足,必须跟附近的快乐、华农、菩提等九所学校联办常年运动会,场地还是跟附近的中正总校或麦波申中学租用的。

甘榜学校的同学多数来自同一个邻里,彼此都很熟络。到了高小的时候,还会自发地举办联欢会,和蔼可亲的老师常邀请同学们到住家做客。一些昔日同窗还会聚在一起打乒乓,大板扣杀不减当年勇。

温洪光自小跟着父亲到吉隆坡生活,回新报读小一的时候,学校早已开学了。洪光的外公以为身为广东人,报读大门楼(Club Street)广东人创办的养正学校一定十拿九稳,谁知道养正学额满了不收生。到附近英校报名亦被拒于门外,只好到南侨碰碰运气。洪光并没有辜负校长给他的机会,每年都名列前茅。校长甚至骑着脚车,载他到牛车水申请会馆奖学金。

赐福印象中的芽笼生活还有 “三怪”:其一是有些住家有自来水,有些则必须到公共水喉排队,原来那些没有自来水的屋子是非法搭建的。其二是好些居民都是半夜三更搬家的,后来才知道是为了躲避大耳窿。其三是有电视机的家庭不多,电视的声音格外迷人,小伙伴们将邻居的屋子挤满了,索性站在窗框上。当时的电视好像巨无霸,藏在大大的拉门橱柜内,等上一分钟才听到声音,两分钟后才出现影像。

附近的快乐世界是孩子们的另一个快乐天堂。儿童节到了,学校安排学生到快乐世界体育馆看表演,同学们还会成群结队,到游戏摊消磨一个下午。

快乐学校


提起快乐学校,昔日的芽笼街坊都记得舞女办校的传奇。虽然学校跟其他华校一样消失了,芽笼14巷67与69号原校址为校友保留住旧时光。

和平后翌年,在快乐世界当舞女的快乐歌剧社社长何燕娜发起创校,众姐妹出钱出力,学校就这样成立了。她们出身贫寒,将心比心,希望孩子们别沦落街头,期待快乐学校为他们掀开人生的新篇章。

学校成立的首几年,学童入学一律免费,书籍文具由学校提供,日常运作费则由快乐世界老板李玉荣(李光前的胞弟)、董事部和热心人士赞助。毕竟形势比人强,学校无法应付庞大的开销,只好放弃义学的方针。此时,校董已经全面改组,不是创校时的舞女班底了。

80年代初,快乐学校送走最后一批学生,售卖校舍所得的40万元,分赠给十多间学校和团体,将办教育行善的初衷贯彻始终。

繁华世界


芽笼路靠近市区有一片空旷的青草地,细数繁华梦,红尘烟雨中。1936年创建的快乐世界游艺场(1964年易名繁华世界)坐落在绿茵的草地上,跟新世界和大世界共列新加坡的三大世界。和平后,李玉荣投下巨资重建快乐世界,设有游乐场、放映中文片的新快乐戏院、胜利戏院和银国戏院,舞厅、夜总会、餐馆和百货商场。除了亲子与娱乐外,三大世界也是拍拖、相亲、婚宴的最佳场所,霓虹灯照耀一夜的繁华。

(二战后的快乐世界)

快乐世界最独特之处就是有座被誉为东南亚最佳的有盖体育馆,可容纳七千名观众。上世纪50年代本地传统大戏最风光的时期,香港的粤剧团多次前来本地,为广惠肇留医院及灾民筹款。没有演出的日子,体育馆则举行各类集会和体育赛事如拳击、摔角、篮球赛等。

(上世纪50年代,由香港粤剧红伶组织的新马南游团在快乐世界演出的街招)

风云迭起的争取自治与独立的年代,人民行动党闹内部分裂,13名国会议员退党另起炉灶,成立了社会主义阵线(社阵),于快乐世界体育馆召开成立大会。成立初期,社阵具有庞大的草根基础,获得三分之二的工会支持;人民行动党的51个支部中,有35个转投社阵。1966年,社阵放弃了国会议席,选择街头抗争,自此支持率每况愈下,最后曲终人散。

潘先并是早期新加坡唯一的国际篮球裁判,在快乐世界体育馆主吹过多场赛事。当时民间盛行打篮球,有些球迷反应过烈,向裁判丢饮料,骂裁判“吃钱”等都是常事。潘先并透露有名正业为警察的裁判为了自身安全,甚至偷偷带着手枪上阵,被他苛责了一番。当时的球队都是业余性质,亚电、新航、工商校友、城隍庙都属于数一数二的强队。球员年纪大了,后继无人,体育会才跟着沉寂下来。

随着人们搬入组屋区后,电视电缆渐趋完善,留在家里观赏电视节目成为最大的娱乐消遣。1980年代的繁华世界开了熟食中心,举行敬老义卖等来力挽狂澜。不过,世界不论多大(大世界)、多新(新世界)、多繁华(繁华世界),都敌不过大环境的变迁,无声走入史册。

中日战争与新加坡


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文艺团体纷纷南来为战争筹款。1938年底,武汉合唱团抵达新加坡,在三大世界轮流演出,节目有《八百壮士》、《长城谣》、《放下你的鞭子》等,新马侨汇支撑了中国的战争经济。合唱团的团员田鸣恩和李豪日后来到新加坡定居,促进了本地音乐活动的发展。武汉合唱团还是由李豪命名的呢!

本地华社对援助“祖国”抗日充满热忱,协助徐悲鸿筹办抗日救国赈灾画展,让他开拓了艺术的空间。芽笼35巷的江夏堂为徐悲鸿的寓所,在这里创作了上千幅画作,其中以画马居多,因此有人形容“万马奔腾江夏堂”。本文跟大家见面时,江夏堂已经在人间蒸发了。

(徐悲鸿的寓所在芽笼35巷的黄氏总会(江夏堂)二楼右前方)

1939年,徐悲鸿在江夏堂构思了名画《放下你的鞭子》,画中人是中国演员王莹。王莹以“中国救亡剧团”(后来易名为“新中国剧团”)副团长的名义南来,在新马展开两年的巡回演出。所演出的剧目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

徐悲鸿亦为时任总督汤姆斯(Sir Shenton Thomas)画了一幅肖像,由本地侨生集资送给总督。画中人显得忧心忡忡,可能担心战火蔓延到新加坡。日军攻入马来亚时,他有机会乘船离开,不过选择与民同在。新加坡沦陷后,汤姆斯和夫人沦为阶下囚,跟其他战俘一起关在樟宜监狱。

老房子的故事


芽笼19巷和罗弄肉脞(Lorong Bachok )的交界处有一栋设计华丽,装饰辉煌的“江夏平心阁”,洛可可式的店屋所使用的建材如木刻、瓷砖和石膏,集合了上世纪20年代万花筒般的本地文化。木质窗户具有马来色彩,立体图像则是华族特色,锡克族警察守护着大门,铁闸门守候着旧时光。那个年代教育并不普及,许多路名都叫不出来,这些特色建筑就成为认路的地标。

(芽笼19巷的江夏平心阁别出心裁,门柱上还有锡克族警察驻守)

芽笼路462A有间叫做Gentle Beast Art Club的画室,主人Raina的专业是建筑学,走的却是当代艺术创作之路。当她知道我是船舶工程出身时,笑称我们一度是同路人,都是Architect,只是一个在陆地,一个靠海洋生活,共同点是舍弃了原来的专业,追逐曾经拥有的梦想。Raina身为两个小孩的妈妈,曾经在孩子与艺术之间挣扎过,总觉得对孩子有所愧疚。

Raina“玩”的是材料和色彩,我颇喜欢墙壁上一幅色彩盎然的画作,就像是置身花园中,和煦的阳光向我问安,向日葵对我微笑。我无法用美或不美来形容,但感觉到跳跃的音符,人间充满希望。

(芽笼路462A的Gentle Beast Art Club,主人Raina放弃建筑师的正业,走上艺术创作之路)

古老的房子是Raina的祖父遗留下来的产业,在芽笼这排店屋中共有三栋。遗产的分配是颇费心机的:三栋店屋共九层楼,每一层楼的受惠人都不一样,因此处理祖先的基业必须有商有量,取得共识下才能进行,无形中让Raina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继续艺术创作。

前人的智慧为当代人制造了维持血缘关系的纽带,大家唇齿相依,单飞或许可以飞得很快,但群体力量才能飞得更远。这是遍访芽笼后给我的最新的启示。

主要参考资料
何振春,《狮城老街故事》,玲子传媒2012,ISBN 978-981-07-1447-5,191-196页
洪奕瀚,《乡情祠韵---沙冈村和万山福德祠的流变与传承》,万山福德祠 2016,ISBN 978-981-11-0759-7
快乐学校年刊,http://eservice.nlb.gov.sg/data2/BookSG/publish/c/ca22c164-db62-4827-92e4-209bce4f24be/web/html5/index.html?opf=tablet/BOOKSG.xml&launchlogo=tablet/BOOKSG_BrandingLogo_.png&pn=1
《南洋商报》1958年4月7日
芽笼西区民众联络所四周年纪念特刊,http://eresources.nlb.gov.sg/printheritage/detail/0142dfd3-ad96-4e9b-8745-5d6e9b30797d.aspx. Accessed 12 February 2018
杨赐福的口述历史,2017年11月17日
Loh Kah Seng, “The 1961 Kampong Bukit Ho Swee Fire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Singapore”, PhD Thesis, Murdoch University 2008.
Phua Sin Ping 潘先并口述历史, Moey Kok Keong 访问,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Accession Number 003802
Raina的口述历史,2017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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