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August 17, 2018

特展《永记1942》:从中日战争蔓延至太平洋战争

七七事变


国家博物馆的特展《永记1942》(Remembering 1942)经过半年的展出,已经于2018年3月25日拉下帷幕。可能是近年来相关的题材普遍了,二战记忆也越来越遥远了,参观的访客不多。对于导览员来说,这反而有个好处,可以跟访客有更多互动与交流。


(《永记1942》特展。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特展)

《永记1942》的重点是追溯第二次世界大战蔓延到整个东方战场的因素。

卢沟桥是进入北平(北京)的唯一通道,自古以来便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货物集散地。七七事变爆发前夕,北平三面受到日军控制,差不多陷入四面楚歌的状态。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演习,声称有一名士兵突然失踪,实际上是二等兵志村菊次郎去拉肚子。日军自导自演下,趁机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当时由吉星文团长守住卢沟桥。不过由于军力悬殊,23天内,北平天津两个重要城市都陷落了。11月12日上海沦陷,12月13日南京失守。

七七事变后,日本国内扩张派军人对天皇说三个月左右就可以解决中国事情,结果“三个月的事情”却变成了漫长的八年。蒋介石从南京迁都到重庆,战时首都从东迁到西的目的,就是以空间来换取时间,终于等到美国、英国和苏联的救援,扭转了挨打的局势。

1938年6月打响的“武汉大会战”,是中日双方出动兵力最多、战线拉得最长、战争规模最大、时间持续最久的一次战役。国民党采用“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策略,虽然四个月后武汉弃守,武汉抗战使抗日战争转入持久抗战的阶段。日军速战速决的计划没法实现。


(中华民国抗战海报。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特展)

1940年初日本面对如何解决侵略中国问题的困境,当时日本庞大的兵力(25师团,20旅团)困在中国。1940年7月美国对日本实行第一轮经济制裁,使到日本面对放弃侵华或南侵东南亚占领资源的选择,最后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名,策划太平洋战争。


(大阪朝日新闻:汉口沦陷。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特展)

战前马来亚的橡胶生产占全世界的40%,锡则占60%,这些都是战争时期重要的策略资源。新加坡的基础设施亦已相继落成,一片欣欣向荣,为部署昭南特别市埋下先机:

1923年:新柔长堤,新世界
1926年至1928年:新欧南医院(中央医院),竹脚医院
1927年:圣詹姆士发电厂
1928年:浮尔顿大厦
1929年:市政厅大厦,大世界
1932年:丹戎巴葛火车站
1937年:加冷民用机场,快乐世界
1939年:国泰大厦

虽然新加坡已经逐步进入备战状态,但陷入欧洲战争的英国,最终跟美国达成协议,主战场放在欧洲而非亚洲。1940年11月,德国把取得的英国秘密情报交给日本,如果开战英国无法派援军去新加坡。


(三巴旺船坞开幕,当时号称世界最大的船坞,能够容纳航空母舰。1968年12月1日,英国以1元转让给新加坡,发展成为三巴旺造船厂。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特展)

1941年7月,美国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资产。8月1日,美国实施石油禁运,英国、荷兰都跟进。面对ABCD(America, British, China, Dutch)的围攻,1941年12月1日东京御前会议决定开战。12月8日,日军在马来亚登陆,掀开东南亚的战役。


(对于攻打新加坡,日军早已收集好了情报,并作了严谨的进攻计划。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特展)


九一八事变实为太平洋战争的前奏



虽然1937年的全面中日战争导致日后爆发了太平洋战争,追溯起来,显然“九一八事变”为日后的亚洲战场铺了路。

1927年,中国境内爆发持续性的国共内战,国民政府的主要军力调到南方,围剿共产党。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以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日军为由,向中国军队驻地进攻。张学良认为日军只是存心挑衅,并非真正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结果,日军于24小时内攻占了沈阳和长春,一周内相继占领了辽宁和吉林的多座城市,不到半年便将中国的东北三省(当时称为满洲)100万平方公里揽入怀里。


(日军于九一八发动进攻沈阳,张学良采取不对抗政策。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特展)

日本军国主义者将满洲列为扩张的第一目标,主要是国内面对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国东北则拥有丰富的铁和煤矿资源,辽阔的东北平原是中国的主要粮食产区,可以弥补日本国内资源的不足。

日本在中国的军事不断扩张,主要战役有1932年一二八事变(上海事变,淞沪战争),1933年1月1日长城抗战(日军攻打山海关),1936年绥远抗战等。

虽然面对着日军的不断侵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认为红军的威胁更大,执意“攘外必先安内”基本国策。张学良于1936年初跟共产党会晤后,同意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抗日联军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但对如何“处理”蒋介石意见不合。张学良认为国家的主要力量都掌握在蒋介石手中,蒋介石有抗日的可能,抗日必须联蒋,共产党则坚持反日与反蒋不可分离。不久后,共产党改变初衷,“反蒋抗日”变为“逼蒋抗日”,以争取国民党参加抗日。

1936年12月11日,“西安事变”爆发前数小时,时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在西安召集干部会议,宣布对蒋委员长实行“兵谏”的大阴谋。12月12日凌晨2时,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最终,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而获释。

12月25日圣诞节下午4时,蒋介石在张学良陪同下离开西安,飞到洛阳,结束了“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内战,直至中日战争结束。可谓成也张学良,败也张学良。


为何关东军可以在东北驻扎?



再往前追溯,为什么关东军可以在东北自由活动,甚至进行挑衅?

简而言之,关东军乃日俄战争的后续。它牵涉到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在辽东半岛及朝鲜半岛一带海域所发生的日俄战争。

为何日俄战争不在日本开打,不在俄罗斯开打,却在中国的土地上交锋呢?

简单的说,就是清朝国势式微,并没有跟上现代化管理与科技的步伐,结果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1894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击沉了中国清朝所有战舰,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完全失去了制海权。1895年签下《马关条约》,台湾、澎湖及辽东半岛主权落入日本手中。当时,俄罗斯在东部只有冬天结冰的海参威港可以驻军,正在策划开发远东不冻港。于是俄罗斯联合德国和法国,进行三国干涉,要求日本放弃辽东半岛。日本最终与中国清朝签订《辽南条约》,归还辽东半岛。

俄罗斯以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有功为由,跟清政府签订租借旅顺港的《中俄密约》,解决了海军需要不冻港的需求,并着手部署舰队。1897年至1903年间,在驻守满洲的俄罗斯军队的监护下,俄罗斯和中国建造了由哈尔滨通过沈阳到旅顺港的东清铁路。虽然名义上,满洲仍然是清朝的领土,实际上形同俄国的一个省份。

1900年,清朝发生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压制暴乱,俄罗斯以保护领事与资产为由,兵分数路,20万大军长驱直入东北。至此,东北三省全境落入俄罗斯控制。

俄罗斯侵呑满洲的企图,使日、英、德、美、法等国意识到自己在中国的利益会受损,出面要求俄罗斯撤军。俄罗斯则上演了一出戏,非但没有真正履行撤军条约,甚至于1903年4月18日另提《七项撤军新条件》,其中有“列强势力不得进入满洲”、“俄国参与北满行政管理”等变相侵呑满洲的条款,并重新出兵占领沈阳。

清廷外务部官员将撤军新条件的内容透露给日本驻华外交官,日本与俄国进行交涉但谈判破裂。1904年2月9日俄国对日宣战。隔天日本政府亦正式对俄罗斯政府宣战,日俄战争爆发。
1905年2月的奉天会战,俄罗斯战败退守,但双方都元气大伤。日本通过美国,向俄罗斯提出和平交渉。俄罗斯寄望正在途中的波罗的海(Baltic Sea)舰队抵达后可以扭转战局,所以拒绝日本的提议。


(俄罗斯寄望正在图中的波罗的海舰队能够挽回劣势,没想到经过七个月的航行后,军人都已经疲惫不堪,兵败如山倒。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波罗的海舰队(第二太平洋舰队)从北欧启航,经地中海、印度洋、马六甲海峡、新加坡海峡和南中国海,在海上颠簸七个月后,终于在1905年5月到达日本近海,并于5月27日与以逸待劳的日本联合舰队在对马海峡(Tsu-Shima Strait)交战。两天内,波罗的海舰队几乎全军覆没。

俄罗斯政府不得已面对现实,通过美国协调后,日俄双方于9月5日签订和平协议(朴茨茅斯条约)。日本取得对南满的控制及稳固对朝鲜的统治,关东军开始在满洲驻扎,为日后的扩张埋下伏笔。


(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从北欧航行七个月,在对马海峡一战全军覆没。舰队于1905年4月6日途径马六甲海峡,一艘德国游轮的乘客目睹了这幕奇景。H C Sopping Wright 提起画笔素描,Melton Prior 重画,发表在1905年5月6日的London News。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特展)


战争的后续


俄罗斯在日俄战争损失了常规军事力量,国内自此动荡不安,爆发一连串革命事件。1917年,俄国爆发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沙俄被推翻,苏联成立。

日本的胜利则象征着一个东方的新兴国家击溃了一个西方主要强国。日本崛起为世界上新的强权。土耳其、波兰与芬兰等长期受到俄罗斯海军的威胁,得知日军胜利后都非常振奋,波兰甚至爆发反俄的民族主义运动。

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尼赫鲁认为:“日本的胜利减轻了我们的自卑感。一个西方强国的战败引申出亚洲仍可以像古时一样击败欧洲。” 孙中山表示:“我们认为俄罗斯败于日本可以被视为东方击败西方。我们视这次胜利为我们的胜利。”

二战后东南亚人民看到洋人也有战败被俘虏的时候,纷纷争取独立,精神层面跟日俄战争是颇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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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August 10, 2018

五分钱大过牛车轮

身无分文


过去世道不景的年代,先辈来南洋谋生,碰到债主讨债或私会党收取保护费,常说“我身上半分钱都没有”,有些则进一步说自己“烂命倒有一条”。这类“跑江湖”的口吻延续至今,可一窥当年“身无分文”之余,在生活中“打拼” 的困境。他们为了几分钱而刀光拳影,甚至拼了性命,回不了“唐山”。

到了我成长的年代,
市面上还使用着以英女皇伊丽莎白头像铸造的一分钱的马来亚货币,有圆的也有方的,新马都可以使用。由于没见过半分钱,因此一厢情愿地认为半分钱只是江湖口吻。

新加坡独立后有了自己的货币,当时还有发行比五分钱还要大些的一分钱,不过是铜铸的,所以闻起来有名副其实的“铜臭味”。近年来市面上连五分钱都少用了,一分钱在时代的巨轮下成为见证历史的私人收藏。

德士师傅郑章存先生让我见识了他收藏的海峡殖民地钱币,除了有1908年的圆形半分钱和1932年的方形半分钱之外,还有1916年的四分之一分,也就是半分钱的一半,俗称“一须古”。这些钱币的背面是时任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和爱德华七世的头像。


(1/2分,1/4分的海峡殖民地铜币)



(铜币背后有乔治五世和爱德华七世的肖像)


郑章存打趣道,他将这些铜钱带在身上,是为了跟同行聊天时开玩笑用的。他可以随时将铜钱掏出来,大声说“谁说我半分钱都没有,我连一须古都有”。

百年前的铜钱证实了“身无半分钱”确实有历史考证,不是乱盖的。既然连四分之一分都用得上了,五分钱大过牛车轮自然有一定的道理了。


五分钱能做什么?


到底五分钱有多大?上世纪60年代的新加坡,我手上拿着五分钱就可以开开心心地跑到俗称“妈妈店”(“Mama shop”)的印度人零食摊买两粒牛奶糖,两个五分钱可以买一片五颜六色的九层糕或者在学校的食堂买一碟炒米粉。

那个年代,万金油和保济丸都很盛行,
两个五分钱就可以买一盒万金油或一瓶保济丸,作为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的家居良药了。红色盒子的万金油可以医治头痛肚痛、虫蚊咬伤等;同样红色包装的保济丸则是舟车晕浪、肚痛腹泻的良方。不晓得是不是心理作用,两者结合一起内服外用,还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们就这样五分一毛地存起来,累积到一块钱就拿到住家附近的“钥匙银行”(POSB),看着存折上的数字一元一元地攀升,心头不免喜滋滋地乐开了怀。

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世界性石油危机推高了本地的物价,吃碗云吞面要三毛钱,“妈妈店”的糖果也以一毛钱起跳了。



老妈姐的故事


近年来听退休后回到中国顺德家乡的老妈姐讲故事,心里多了些五分钱的体会。

老妈姐欧阳焕燕十四岁来到新加坡,跟姐姐在陈嘉庚家打工。当时她并不知道陈嘉庚是华侨领袖,组织南侨机工回中国抗日,还募集了一亿多元来支援国军。新加坡陷入日战,陈嘉庚仓惶逃到印尼,将小女儿委托给欧阳焕燕和她的姐姐看管。日治结束后,已经在陈嘉庚的邻居李光耀家工作的欧阳焕燕亲自将小姐交到陈嘉庚夫人手中。

欧阳焕燕记得当年新加坡的巴刹就像联合国,混杂着各种语言,广东话、潮州话、福建话、红毛话等,看似鸡同鸭讲,到头来却通行无阻。她说战前两三分钱就可以吃一碗云吞面了,一个月的生活费只需三块钱左右。当时她们姐妹们就这样两分钱三分钱地存起来,将打工的五六元工资的余钱养活家乡的亲人。

异乡打拼的妇女就像当年的男工一样,将挣来的工钱通过汇寄、水客(来往中新两地的商人)或归国的乡里带回家,为乡下众人带来温饱,为城镇带来繁华。一般回乡探亲的南洋客外表十分风光,甚至不惜通过标银会、借高利贷等来搞排场,到头来制造出南洋是金矿的误解,反而加重了自己肩膀上的担子。


流通钱币知多少


新马曾经使用过多种货币。马来半岛上的几个早期王国如吉兰丹、丁加奴、吉打和柔佛都有自家通行的金币。18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设在加尔各答的造币厂开始铸造银币和铜币,并在新开埠的槟城殖民地流通。

英国东印度公司买下新加坡后,新加坡的商人使用西班牙元和印度卢比。那个时代的西班牙银元是国际货币,就像20世纪的美金和21世纪异军突起的人民币一样。

为了抗衡西班牙银元,英国东印度公司试图把印度卢比设定为新加坡的标准货币,然而却遭到新加坡商人的强烈抗议。1867年新加坡成为英国直辖殖民地,不归英国驻印度总督管辖后,新加坡才停止使用卢比。

19世纪末,殖民地政府在新加坡成立货币局,新加坡终于跟马六甲和槟城拥有属于自己的海峡殖民地钱币,华社称之为叻币。1939年,叻币由马来亚货币取代,足见当时整个马来亚和新加坡已经成为英国的囊中物。



(1939年发行的马来亚元,战后还在使用)

到了日治时期,许多人将手上的马币兑换成香蕉票(军钞)。过了昭南岁月后,香蕉票都作废了,一夜之间完全改写了手上拿着一箱箱香蕉票的本地人的命运。



(日本军政府自己发行的军钞。10元面值的钞票印上香蕉,军钞统称为“香蕉票”)

战后物资缺乏,通货膨胀,战前两三分钱一碗云吞面的光景不再。相反的,一碟咖喱饭卖到一元五角,殖民地政府只好将在英国实行的民众餐室带到本地,为劳动大众提供三毛半的营养餐。民众餐室的概念日后发展成为小贩中心的经营模式。


物价受到控制后,我才有幸感受到短暂的五分钱大过牛车轮的岁月。

Friday, August 03, 2018

跟孟加拉劳工萍水相逢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8年7月28日

近日来圣约翰岛上发现含有石棉物质,封锁超过半个岛屿进行清理。

过去在船舶业工作,旧船上的冷气风道和烟囱都包着石棉来隔热。石棉没有什么杀伤力,不过微颗粒状的石棉尘吸入体内会导致肺癌,新加坡与其他工业化国家已于30年前陆续禁用。

孟加拉乃世界最大的船只解体中心,旧船为古老的农业国带来生机。我们“杀船”的时候往往通过中介,将偌大的船只拖到孟加拉的海滩解体。船厂采用分包制来节省成本,最终由缺乏技术与安全意识的廉价劳工与童工负责。看着这些“不知死活”,淳朴憨笑的脸孔,心头不禁一酸。


(孟加拉,巴基斯坦和印度垄断了全世界的“杀船”业,作业最大的缺陷是安全考量。图片来源:路透社)


走出去就有路


孟加拉的另一资金来源就是输出劳动力。估计新加坡有约13万名持工作准证的孟加拉外劳,分布在建筑、船厂与服务业,继早年的三水女工、马来西亚与泰国客工后,携手打造这座城市。

至于在我居住的社区做清洁与搬运的豪森(Mohammad Ali Hossen),由于雇主标不到新合约,只好打道回府。

临别时,豪森上门作客,透露了在新加坡6年的经历。

客工离乡别井,无非是因为家境贫困,期望改善家人的生活。在异乡打拼了这些年,豪森的家里增添了电饭锅、平面电视和新衣物,母亲和妻子也有些简单的金饰。由于乡下经常断电,豪森还准备装置太阳能板呢!言谈间豪森有一份自豪感,不过已经不名分文,并非一般人所想象的“袋袋平安”,回去当“土王”那么风光。


(豪森家乡的“甘榜”屋,用锌板搭建而成。图片来源:Mohammad Ali Hossen)

豪森和其他典型的客工一样,通过朋友间的口传,在电视上看到美丽的城市风貌,了解到新元的汇率强劲,才兴起了走出去就有路的念头。“出走”到世界各地的孟加拉客工,汇回家乡的金额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沙地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和新加坡都是他们的首选。孟加拉大使馆的网站显示,本地客工每年的侨汇约4亿元,平均每人3000多元。

小印度的慕斯达法(Mustafa)是印度与孟加拉客工“花大钱”的地方。慕斯达法24小时开放,货品大众化,还有“打包”、汇款及机票服务。一站式的贴心经营为言语不通,必须长时间工作的外劳提供了许多便利。


出国的“卖身契”


豪森的家乡在Charshindur ,距离首都达卡约两小时车程。由于自小便在爷爷留下的农场干活,深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滋味。

豪森读了12年书,专修工商管理与经济,无奈国内僧多粥少,只好留在农村。 2012年初,豪森跟妻子和两个月大的儿子挥别,怀着憧憬抵达新加坡。本地的中介公司成为“新客”第一夜的落脚处,第二天便到市镇会上班。

豪森支付了12,000新元给孟加拉的中介,到了新加坡之后才知道单程机票不过300元左右,新加坡的中介收取几百元行政费,显然一个人出国谋生,养活了当地一大群人。中介费水涨船高,如今已达14,000新元,差不多是工作两年不吃不喝的积蓄。

豪森更新过三次工作准证,共付了5千元给雇主作为行政费。连同出国那笔数目,这些年来的5万元总收入,三分之一给了两地的中介。初踏出国门那笔巨额贷款,花了四年才还清。有些客工因为老板标不到新合约,只在本地逗留了一年半载。想到孟加拉的最低月薪少过30新元,从此可能负债一辈子,回家的日子越近,心情越忐忑不安。


市场运作


初到新加坡时,豪森的月薪为600元,一个月后加薪至700元,此后多年来都没再调整过。员工少了,工作量则在“提高生产力”的标语下激增。

雇主通常为新客安排原国籍的管工。有些管工为了取悦雇主,不惜舍弃乡情,利用新客的困境,以最不堪入耳的言语向他们恐吓施压。既然骑虎难下,只好忍气吞声,化耻辱为动力。

有一回搬旧家具上罗厘车时头部撞伤,雇主甚至将工伤赔偿占为己有。雇主为他们安排的组屋单位住了十多人,一屋子男人的住所凌乱发臭,难怪常见豪森在停车场底层的储藏室过夜。

追溯起来,承包商竞标市镇会合约时,往往都将价格压低。分层外包加上不断上调的劳工税,不是转嫁到下层员工就是消费者。以我所居住的社区为例,虽然近年来杂费调高了许多,清洁与维修管理的开销部分却减了三成。令人艳羡的清洁水平,已成昨日黄花。


最值得回忆的


豪森只在更换准证时回乡探亲。一家人相聚的感觉格外温馨,短暂相聚之后的别离则最煎熬。孩子问他为何来去匆匆,妻子欲语还休,一切尽在不言中,难分难舍的场面历历在目。


(儿子一天天长大,成为豪森当客工的最大动力。图片来源:Mohammad Ali Hossen)

豪森知道新加坡有保护客工的法令吗?合约期满时,雇主必须支付回国的机票吗?豪森表示雇主和管工都咬定他的合约无此条规。面对模棱两可的状况,一般上客工都以“退一步海阔天空”来对待。有谁愿意被雇主列入黑名单,断了日后的财路?

在新加坡的两千多个日子,有什么值得回忆的?三年前,淡滨尼市镇会实行“无清洁日”,将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定为休息日,终于不需要一年工作365天。豪森曾经利用难得的休假,跟工友去了飞禽公园,唯一的一次宠宠自己。此外就是遇到有心人,见到他们排队买饭,偶尔做个顺水人情。两三块钱对我们来说事小,他们的感觉就像雪中送炭。

贫困的农村、变相的契约、忍辱吞声的拼搏、引颈期盼的汇款,现代客工异乡寻梦的情节似曾相识,就像先民下南洋的翻版,浮光掠影中为时代拼凑了另一片记忆。


(豪森利用一个月一天的休息日,到明地迷亚探访没得休息的乡里。图片来源:Mohammad Ali Hos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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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July 31, 2018

竹 岁月相伴

作者:海凡

说一说水笕。

“笕” 读音“简”,这个字极少见,几乎已走出我们的日常生活辞典。

“笕”和“简”两个字都以竹做部首,因为都是竹的制作品。都曾经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竹简就是古代的文件,读物,是传承文化的载体;竹笕则是生命之泉的导管,解决日常饮食盥洗的必需。竹简已经成为文物;竹笕也难觅踪迹。现代的都市人,旅途中偶然在深山古刹旁的一眼山泉前,见到短短一截剖开半边的竹管,引来冰凉清冽的山泉。这半边的竹管,就是竹笕。

竹笕,对八十年代以前的边区营盘,绝对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一两百人的驻营地,不可一日无水。而出于军事考虑,部队不可能在河边扎营,营房离水源需有一段距离,从这段距离引水过去,靠的就是竹笕。

竹子雨林里多的是,竹笕是就地取材,因地制宜。我们把碗口般粗大的修长的竹子放倒,在竹节处的表面锯开一缺口,将当中薄薄的节板凿平,使它平滑贯通。一根十多二十米长的竹筒,得凿十余处。然后把修长的竹筒一根根衔接起来,从山涧引水,沿着驳接的竹笕,送水至营盘。整个送水的路程,在丛林里迂回盘曲,一两公里是很寻常的。长长竹笕的缺口难免落入枯叶断枝,久不久就得派人巡视。尤其大雨之后,巡水笕更是急务。

当年方壯璧(李兵)初到边区,静夜听水笕有所触动,写下《竹笕里的流水》:我聆听到,淙淙的声响。/我意识到,行进的步伐。/我感觉到,冲刺的力量。/要了解,竹笕里流水的奥秘,只能在深深的、沉沉的、静静的夜里。

水笕解决了部队的用水,同时也带来其他问题,那条架设在地面上的,在深山密林里蜿蜒一两公里的人工设施,无论是谁见到,都能判断是怎么回事。顺藤摸瓜,营房肯定会因此暴露。所以,进入80年代,部队采购了大口径的塑料胶管,用它来代替竹笕导水。塑料胶管可以紧贴地表,匿藏在枯叶底下绿草丛中,隐蔽性大得多了。从此也再无巡水笕这项出勤。

不仅是竹笕,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受益于竹的比比皆是,竹满足了我们多种基本需求。我们的桌椅,床铺都是竹制的。墙壁,甚至屋顶也能用对半剖开的长竹管,相互勾连覆盖,组成整片的竹屋顶,雨水顺着斜斜的竹管往下流注,一点也不会漏进屋里。

竹制篓筐等小件的盛具更不必说了。自从我们开辟了芭场之后,瓜菜木薯用运粮的塑料袋来装运不合适,我们就用竹制的背篓,既透气又便利。制作背篓因而成了许多同志的基本手艺。只消锯下两三米长的青竹,剖成十余条约一寸宽的长竹条,削去竹囊,留下坚韧的竹篾,就用它编织竹篓。熟手的半个时辰就做成一个,现做现用。出发巡视山猪吊,猎物也常常以临时编制的竹架子捆紧,背回营房。

有一年因为马泰军警发动军事围剿,大部队撤进深山老林,碰上节庆要聚餐时,厨房餐具不足。有同志就报告,在大山里发现一大丛“干冬竹”,竹竿直径超过一英尺,不妨锯回来用作碗盆。这真是好主意,把竹子锯出六至八寸,下方留节当做碗底,清洗干净就是天然现成的餐具了。如今知道这种生长于热带丛林的巨大竹子叫做“巨龙竹”。用它来制作勺子,筷子更不在话下了。

甚至还能当做炊具。那是一个难忘的经历,我与阿沙仔两人出发执行任务,无法当天来回。要过夜就得准备当天的晚餐,以及次日的早餐和午餐,必须带炊具。但是阿沙仔却摆摆头,嫌麻烦,只带了一些米油盐糖,咖啡粉和一点调味料就出发了。我有点忐忑。但在大山里,对阿沙仔的生活智慧与经验,我不能没有信心,还期待能学到新本事。

果然,那个傍晚我们就在一处小河湾过夜,我饱餐一顿永生难忘的野山姜花烹煮的咖哩“忘不了”鱼!那是以“饭咯”煮的。我们再用一节青竹筒,加水加米,置于篝火中,青竹筒在烈火中烧炙,由青绿渐渐灰褐,发出“滋滋”的响声,即将碳化转黑之际,米饭香味飘溢——别具风味的竹筒饭!

竹子造福我们多了,制作的物件岁月相伴。蕴蓄在竹子内里的精神,对同志们又是另类的滋养。中国的开国元勋董必武先生曾经吟道:竹叶青青不肯黄,枝条楚楚耐严霜。昭苏万物春风里,更有笋尖出土忙。

人活着,怎么艰难都总要怀抱希望 。

Friday, July 27, 2018

北海道食阁的托盘文化

原文《北海道的托盘使用习惯值得学习》刊登于《联合早报》2018年7月7日

北海道这个日本“寿都”的常住人口约560万,65岁以上的银发族超过20%。他们身体健康,从职场退下后不介意继续工作,以较轻松的步伐与社会保持联系。

新加坡的常住人口跟北海道相似,银发族的比率则约一半。不过未来十年内,银发族的人口将跟今天的北海道不遑多让。

最近在北海道,发觉当地为老人家精心营造的设施比比皆是。至于常光顾的各大小食阁,最大特色是干净整洁,食客自动清理餐具,方便下一位客人。

食阁的工作人员几乎是清一色银发族。为了让老人家有尊严地重返职场,当地推行了量身定做的“老人作业程序”。食阁的餐具归还处就是垃圾处理处与清洗处,食客将托盘和餐具一并归还,同时分门别类。工作人员只需转过身子,将餐具拿到水盆冲洗,然后置入洗碗机,工作流程简洁轻松。

(托盘归还处也是洗涤和洗碗机置放处)

餐桌能够保持清洁,显然托盘起着关键作用。当地使用的托盘坚硬防滑,餐具不会轻易滑动。由于每个使用过的托盘都经过跟碗碟一样的清洁程序, 大家都很自然的将餐具放在干净卫生的托盘上食用。托盘与餐具融为一体,从而打造成食阁的“托盘文化”。

日本人不介意用餐后的举手之劳,可能也跟社会制度息息相关。近两三年来,日本为了鼓励妇女重返职场,才开始在東京、大阪和神奈川县放宽移民条例,允许双薪家庭聘请外籍家佣。外籍家佣每天工作八小时,下班后住在宿舍里而不是雇主家中,将日本家庭对家佣的依赖减至最低。

(使用托盘用餐是北海道的食阁的风气)

相比之下,或许一些新加坡人过度依靠家佣,失去了做家务的动力,成为始终无法推行餐后用手劳动的主因之一。

由业者带动的托盘文化好处不少,除了塑造人与人之间的关怀理念外,同时摆脱了本地许多食阁常见的不良现象,譬如工作人员推着车子停放在食客旁,收拾杯盘狼藉的桌子,叫人大倒胃口。发臭的毛巾将残羹扫到地面,擦完桌子擦椅子后,再用它来擦托盘。托盘已经发出恶臭了,摊主还是让食客重复使用,试问谁愿意对着充满异味的托盘用餐?

此外,本地的食阁采用外包制,承包商多数以低薪来雇用老人家清理桌面,业者将外包的清理费转嫁给摊主,摊主转嫁给食客。对食客而言,反正已经付了服务费,为何还得自己用手劳动,为承包商节省成本?

银发族应该是老有所依,真正健康乐龄才是。但若他们因各种原因而有意继续工作,当局不妨加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提升食阁的设计营运理念,为老员工下点心思,让他们能够从容地解决食阁人手短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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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July 20, 2018

伊洛瓦底江畔的蒲甘古城 Ayeyarwady River and Bagan

一江春水向南流


上世纪70年代,电台第三广播网(958城市频道的前身)有一个世界民歌的节目,介绍过《海鸥》这首以伊洛瓦底江为背景的缅甸民歌。40多年后经老学友李家纬提醒,上You Tube搜索之后,才追忆起那曲尘封的旋律。
《海鸥》 
晚霞笼罩着伊洛瓦底江,活泼的海鸥展翅飞翔。
啊,它们飞来飞去尽情歌唱。啊,它们自由自在多么欢畅。 
静静江水向东流,只有那歌声轻轻回荡。 
海鸥,你那婉转动人的歌声,搅乱了我那平静的心房。 
海鸥,你那婉转动人的歌声,搅乱了我那平静的心房。 
晚霞映红了伊洛瓦底江,这是多么美好的时光。 
啊,那海鸥飞来飞去尽情歌唱。 
啊,那海鸥自由自在飞翔。 
静静江水向东流,只有那歌声轻轻回荡。
关于《海鸥》,有位中国网友表示这是《外国名歌200首》收录的仅此一首缅甸歌曲,他是文革期间上山下乡时学会的。当时《外国名歌200首》是禁书,这首歌自然也归纳为“黄色歌曲”,只能偷偷唱。

长江之水向东流,因此《海鸥》中文译本中的伊洛瓦底江也是 “静静的江水向东流”。实际上,伊洛瓦底江是向南流入安达曼海的。


(伊洛瓦底江上的沙洲)


鱼米之乡的社会主义与民主开放


2,288公里绵长的伊洛瓦底江畔聚集着小村落,早晨村民在江边洗过衣物后,顺便走入水中浸泡洗澡,人与江河的亲切感至今犹在,只是朱颜改。


(伊洛瓦底江畔的日常作业)

早在六世纪,伊洛瓦底江已经是一条水上商贸之路,缅甸历代王朝跟中国与印度做生意。1824年、1852年、1886年三次英缅战争,英国最终完全占领缅甸,沿江设立了港口码头。伊洛瓦底江出海处跟仰光河之间的三角洲河谷平原,是盛产稻米的富庶之乡。

米饭是本地人的主食。以前除了泰国外,缅甸、柬埔寨和美国都曾经是本地白米的主要来源地,如今印度香米已经悄悄的取代泰国,成为本地最畅销的白米。1950年代的缅甸曾经为世界上最大的白米输出国,亦是新加坡白米的主要来源地之一。不过,当时缅甸的白米价值链如加工、运输和船运都操纵在英国和印度商人手中,做好的稻米种植园也为齐智人(Chettiar)拥有,引起国内的排外情绪。

1962年,奈温(Ne Win)夺取政权,施行军人统治,推行缅甸式的社会主义,缅甸走入被政治孤立的局面。

1988年,为了照顾生病的母亲,43岁的翁山淑枝返回缅甸。那年,学生发起“8888民主运动”,争取民主的示威群众遭到军队血腥镇压,两百多名无辜民众在民运中遇难,恐怖气氛弥漫全国。很多受迫害的民众、激进分子和退役高级军官,要求翁山淑枝领导民主运动。8月26日,翁山淑枝第一次在仰光面对百万群众发表演说。她一身雪白的长裙,巾帼不让须眉的神态、慷慨激昂的言词,令在场的民众想起了她的父亲翁山将军。翁山淑枝并不喜欢政治,她更想读书写作,但从那一刻起,她不再是一名旁观者。 “我参加了,就不能半途而废。”从此,翁山淑枝这个外表柔弱、身材单薄的女子,成为军政府最头疼的人物。

8888为1990年的人民议会选举铺了路,在此次近30年来的首次选举中,由翁山淑枝所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LD)以超过60%的选票赢得了超过80%的国会席位,然而选举结果被军政府宣布无效。翁山淑枝遭到丹瑞(Than Shwe)军政府数度软禁,前后共15年。

2010年缅甸修宪,成立“缅甸联邦共和国”。2011年,登盛(Thein Sein)从丹瑞(Than Shwe)手中接过政权,成为缅甸总统,实行“没有回头路”的全面政治与经济改革,放宽投资政策,改革税率及法律制度,外来投资额大幅提升了六百多倍至执政首年的20亿美元。2012年,登盛推行“第二波经济改革”,减少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推行私营化与开发多项建设投资项目,欧盟和美国都相继解除了对缅甸的制裁。

登盛在任期间,说服翁山淑枝参加了议会补选,为缅甸的改革带来了正面的突破。2015年,缅甸举行议会选举,由翁山淑枝所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LD)取得执政权,结束军政府54年的统治。其后NLD及军方依照宪法组成政府,翁山淑枝出任国务资政,率领缅甸跟世界接轨。


多少感悟佛塔中


每年11月至2月为缅甸干旱的“冬天”,平均气温23度左右。3月与4月为干旱的夏季,平均气温可高达35度。5月至10月为雨季,气温25至30度之间。我在2018年1月份抵达蒲甘(Bagan),白天适温,晚间气温下降到十多度。触目所及的是伊洛瓦底江中央冒出的沙洲,在岸上往下走了至少五米深的路,触摸到清凉透彻的江水。居民说单从地形就可看出雨季的时候,江水几乎涨到岸边。

伊洛瓦底江中游谷地,是缅甸历史最悠久的经济活动中心。约一千年前,缅甸出现了第一个王朝“蒲甘皇朝”,首都设在伊洛瓦底江东岸。蒲甘王朝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创立了缅文,手工业和文化发展起来,为现代缅甸奠基。

蒲甘这座“万塔之城”,是缅甸上座部佛教中心。古老辽阔的平原上,现存两千余座佛教建筑,据说最古老的浮屠佛塔已近两千年,阳光下闪烁着古老而灿烂的文化光芒。


(Shwegugyi Temple的日落)

在蒲甘,观赏了白天与晚霞的佛塔奇观,亦观赏了伊洛瓦底江渐渐隐退的落日。建造佛塔,是缅甸上座部佛教的传统,无论是国王、僧侣或是平民,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修建佛塔,一座佛塔就是一个惠及众生的善果。


(伊洛瓦底江的黄昏)

蒲甘的佛塔大小风格各异,反映了建塔者不同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及审美情趣。丛林中的古塔就在公路两边,坑洼的公路与历史的荒野不过是数步之遥。我们骑着马车,沿途的佛塔、浮屠与寺庙,就像散落的佛教艺术展览馆,美丽的雕塑、暗藏的壁画出现在一座座庙宇里。若时间匆匆, 阿难陀寺 (Ananda Temple),Maha Zedi Pagoda,Gubyaukgyi Temple 的壁画,Myazedi stone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和瑞光寺(Shewazigon)都具有代表性。


(阿难陀寺 Ananda Temple)


(在Maha Zedi Pagoda 眺望)

(Gubyaukgyi Temple 内有因地震而部分损坏的壁画)

(Myazedi Stone 联合国文化遗产)

(瑞光寺 Shewazigon)

站在伊洛瓦底江边,拨弄着清澈的江水时,似乎突然感悟了:缅甸朴素的佛教信徒追求的文明的真谛不在于需求更多,而在于生活的真诚,心灵的满足。

唯有静心,才能在苍茫世界中自在地感染一部古老的人类史。


有一种期待叫希望


一场军人政变,一场封闭的缅甸式社会主义,缅甸从东南亚最美丽富庶的地方,成为最落后、最专制的国家。十多万缅甸人来到新加坡,柏龄大厦周边成为他们周末聚集的场所。难以忘记2012年的议会补选,翁山淑枝成功获选,柏龄大厦周边洋溢着的喜悦跳动的情绪。走入商场,几乎家家户户都贴上翁山淑枝的海报,天下谁人不识君!

翁山淑枝来新加坡访问,演讲的入门票都被缅甸人抢光了。有些年轻人受到她的“你们在新加坡生活得很好,但有没有想过家乡的人民?你们有没有想过能够为家乡的人民做些什么?”所感召,回去缅甸了。

仰光机场前往市区只需30分钟,途中德士司机说他15岁的时候参与了8888的民主游行,纷乱中躲在一角,抵不住饥寒,走出来向军人自首,被囚禁了十多天。如今民主成功了,翁山淑枝执政了,整体经济建设都改善了许多,但多年来整体失业率依旧维持在4%,年轻人没有工作是持续性的挑战。若要从军人政府与民主社会中作出选择,他喜欢现在的生活,无怨无悔。40多岁的司机听我提到翁山淑枝的一些演说,莫愁前路无知己,高兴地送我一个“翁山淑枝钥匙扣”。


(翁山淑枝钥匙扣)

在仰光华人区经营石灰的“土生华人”谢齐家为缅甸中华总商会的副会长兼秘书,也是多家当地华人社团的领导。他说,现在大机构征聘员工,学历属于其次,最重要的是必须懂得三种语言,除了缅甸语外,就是中文和英文,年轻人所面对的职能挑战,比新加坡大多了。


(仰光华人区的典型建筑)

以外派身份当混凝土生产顾问的新加坡人刘先生说,他所提呈的建议书,必须等待三个月才有机会跟各部门经理一起坐下来讨论,又经过不知多久才等到第二轮。每天早上都有司机驾着私家车载他上班,云南籍老板让他住豪华公寓等,回到办公室就关在房间里读报看英超,中午司机来载他吃饭,四点回家前顺便去生产线巡视,一天就过去了。“写意”的生活过了没多久,老觉得没有什么成就感,于是自愿减薪,两个星期留在缅甸,两个星期回国。

翁山淑枝的NLD突破了军人执政的格局,本人无总统之名,却有总统之实,但所面对的依旧是军人政府的挑战。宪法为军人保留了国会议席,加上半个世纪所缔造的文化,人民已经习惯了一套作业方式,要快也快不来,要改变并非说变就变。翁山淑枝一年一年地苍老了,NLD的其他重要人物,你记得是谁吗?讲不出名字,就表示缅甸改革的前路漫漫,投资者撬开了,却没有完全打开缅甸的大门。

我特意去了翁山淑枝仰光市区的住家转了一圈,跟当年被软禁时期跟屋外等候的人士定时对话的54 University Avenue 不一样的光景。现在的庭院就像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生前的住宅38 Oxley Road,围墙高高高大树,庭院深深深几许。


(翁山淑枝的仰光住所54 University Avenue,照片中人为缅甸独立之父翁山将军)

(翁山淑枝住家后院面向着茵雅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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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July 13, 2018

柳暗花明又一村?

1970年代我在新加坡工艺学院(理工学院)念书的时候,阅读了马哈迪的《马来人的困境》,那是在女皇镇中心购物中心的大众书局买的。如今很多人都不买书,那座两层楼的建筑物早已消失,而马哈迪仍然健朗。

数年前马哈迪发表长篇演说,坚持他四十多年来的“困境”观点。他认为马来人捕鱼务农,导致失去经济竞争力;华人肯吃苦,凡是马来人能做的,他们做得更好,华人商业扩展,实力越来越强大;此外血缘婚姻的遗传因素使到马来人停滞不前。虽然华人面对政策的种种限制,但依然成就斐然。如果马来人愿意分享政权,华人就必须分享蛋糕。

撇开政治考量,马哈迪的书所叙述的是马来亚历史。

我曾经多次驾着车子,故意避开南北大道走“旧路”,在小镇之间穿梭。浓浓的马来乡村氛围中,感受到当地快乐人生的满足感。至于都市人,有冲劲有干劲,但似乎怎么都快乐不起来。


(河边的马来村落)

驾着思索着,“快乐”是人的心态,“困境”是政治生态。

纳吉只是继承马哈迪的衣钵,延伸马哈迪的旧路,看准了乡村马来人的困境”,继续屡玩不鲜的经济牌。或许大家都没有意识到,不只是城市马来人的思维改变了,乡村马来人的“安全票”也改变了,变天的暗流汹涌。纳吉深感意外,马哈迪同样深感意外。人民的力量出自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反正没有比现状更糟的了,让新政府尝试一下可能还有生机。这是新马独立后,经历过的第一回政府轮替,叫人始料不及,甚至有点不知所措。马来西亚立刻组织了顾问团,解决换政府的燃眉之急。


(票选估计。图片来源:The Straits Times, June 14, 2018)

就如严孟达所言:“纳吉政权的腐败,根本原因可以上溯到马哈迪时代金权政治的体制化。当“国家元老精英委员会”成员企业家郭鹤年在马国大选后不久回到吉隆坡,一见到马哈迪时激动地说“你拯救了国家!”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郭鹤年说的是心底话。”(《联合早报》2018年6月2日)


乡村马来人与土著

马来西亚人的政治热忱显然比新加坡强势得多,结合了2017年10月出版的《众女喧哗 从性别政治到生命叙事》[1] [2],我对净选盟所凸显的社会进程和安华的重生特别感兴趣,虽然安华是否真能如愿,从思路还十分清晰,健康状况十分良好的马哈迪手上接过衣钵还是充满变数。


(安居乐业的小镇:停顿的时光不仅限于马来人)


净选盟与社会进程


净选盟大集会显然是民意的探温计。

2013年的马来西亚大选前一年,净选盟大集会(Bersih 3.0)有数以万计的马来西亚人走上街头,进行要求选举改革的和平示威。由于有些人尝试冲入有路障围着的独立广场,警员发射催泪弹,原本和平的集会变得一片混乱。当警方使用武力来扣押一些示威者时,嘉年华会的气氛演变成愤怒的情绪。

示威行动突破国界,有超过80个城市的海外马来西亚人参与,为马来西亚的政治气候划下另一新篇章。

净选盟涵盖了93个非官方组织,第一任主席安碧嘉(Ambiga Sreenevasan)和第二任主席陈清莲(玛丽亚陈,Maria Chin)都是女性。玛丽亚陈于2013年马来西亚大选后接任净选盟主席,2015年领导持续34小时的Bersih 4.0静坐抗议集会,估计有50万人出席。2016年发起Bersih 5.0大集会,全国各地的宣传车队遭到“红衣流氓”袭击。

Bersih 5.0大集会前夕,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的“颠覆议会民主”和“骚乱”条款,将玛丽亚陈和秘书处成员曼迪星(Mandeep Singh)逮捕。过后,警方引用《国家安全罪行(特别措施)法令》扣留玛丽亚陈。大批民众每晚都聚集在独立广场及其他集会地点,两千名女性游行到国会大厦提呈备忘录。警方于10天后释放了玛丽亚陈。

本来按照马来西亚的《国安法》,警方有权扣留任何人24小时,再延长扣留28天。玛丽亚陈相信是人民的压力让她提早获释。

根据玛丽亚陈所说,她被扣留的首48小时,不准接触律师和家人,单独囚禁在封闭的小房间,每天都戴上手铐去盘问室,接受8小时的疲劳轰炸。她甚至被禁止穿上内衣裤,在一群男人面前接受政治部轮流盘问。显然这是贬低扣留者,使政治对手处于弱势无助的方式。

2018年5月9日,马来西亚大选,玛丽亚陈辞去净选盟职位,在希盟旗帜下以独立人士身份参选,高票夺得八打灵再也国会议席。

净选盟以超级人气推动了社会进程,虽然地位超越政治,但一路走来都摆上了“亲在野党”的标签。玛丽亚陈的参选,在野党变成执政党,是否意味着净选盟这个“非政治组织”可以功成身退了?日后净选盟何去何从?


安华的政治生涯


柔佛是巫统成立的基地。19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奉行伊斯兰教逊尼派(Sunni),不仅对同性恋行为除罪化,同时广设学校让女子接受教育,跟当代对伊斯兰教的想象,如保守和性别歧视大相径庭。1884至1885年间,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将公主卡达吉雅(Sultanah Khatijah)和她的妹妹罗凯雅(Roquaiya)双双许配给柔佛苏丹家族。卡达吉雅嫁给苏丹阿布巴卡(Abu Bakar),罗凯雅则嫁给他的弟弟Ungku Abdul Majid,阿布巴卡通过跟伊斯兰教大国公主的政治婚姻,奠定了他在柔佛的地位。1886年,柔佛成为自治邦,阿布巴卡受委为首任柔佛苏丹。


(因政治婚姻嫁到柔佛的奥斯曼帝国公主卡达吉雅 Sultanah Khatijah。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马来西亚奉行的也是逊尼派,不过跟百多年前的土耳其比起来,显然保守多了,让马哈迪能够以肛交为由,置安华于“死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马来西亚陷入财政困境,马哈迪以泄漏国家机密与性丑闻的罪名将安华革职,甚至一不做二不休,以十大罪状提控安华。安华两度肛交罪成,分别被判入狱九年与五年。马哈迪先以“性”来污名化这名伊斯兰领袖,再以《刑事法典》而非《伊斯兰刑法》来提控他,显然是为了捞取最大的政治效益。

当时市面上还流通着“马哈迪”(Mahathir)的笑话:Make Anwar Homosexual And Then Highlight It Repeatedly. (制造安华搞同性恋,然后不断地突出显示它。)

原来与肛交相关的《刑事法典》377A(非自然性行为)和377B(自愿进行非自然性行为),刑罚高达20年监禁兼鞭刑,没有设定鞭刑的上限。至于1997年联邦直辖区《伊斯兰刑法》第25条,最高刑罚只是五千令吉,监禁三年和鞭打六下。

70岁的安华竟然有机会重回政坛,可说是马来西亚版的天方夜谭,粤语称为“咸鱼翻生”。如果不是因为净选盟带动了社会进程,相信将近93岁的马哈迪难以东山再起;在牢狱中的安华也不可能成为希盟的实权领袖,并获得元首全面特赦。

注:
[1] 陈慧思,“从陈清莲到玛丽亚陈”,《众女喧哗 从性别政治到生命叙事》(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女子组,2017年10月),ISBN 978-967-15174-3-7,101-111页。
[2] 张玉珊,“马来西亚LGBTQ群体的境况” ,《众女喧哗 从性别政治到生命叙事》(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女子组,2017年10月),ISBN 978-967-15174-3-7,75-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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