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林海啸（AIM）

2013年5月13日下午国会复会，议程之一是讨论AIM报告书。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主席许文远先生（国家发展部长）和工人党主席林瑞莲小姐两位重量级人物针对人民行动党$2公司AIM管理市镇理事会软件之争，显然让人民行动党市镇理事会主席张张俰宾先生有一个减压的机会。当AIM浮上水面时，争论的矛头指向张俰宾，使他应接不暇，现在许文远动用国家发展部的国家资源接手管理，就AIM的合法性、市镇理事会服务于政治、课题被政治化等维护政府的立场。

正反双方就各自的角度展开争辩，真相越辩越明本来是好事，对广大群众而言，可以回顾市镇理事会这个25年前的决策对今后人民生活的影响，同时审核接下来的方向，是一场久违，但却是很有意义的政治课。但是一旦融入面红耳赤的负面情绪，甚至以“傲慢，自大”等侮辱性字样来攻击反方（反对党），使我对这位一路来披着虔诚的佛教徒的外衣，苦劝国民到邻国退休，甚至不惜编造一个只需$8就可以入住中央医院第一级床位，做心脏绕道手术的故事的部长先生彻底失望。

（许林海啸。Credit: The Cartoon Press）

1980年代初有一位名叫韩健的中国羽毛球员，外号牛皮糖。1980年在新加坡举行的中印羽毛球对抗赛中，韩健面对世界羽毛球天皇印尼的林水镜。比赛进入白热化，任凭林水镜接连大板扣杀，韩健都能从容稳健的将球送回到对方的场地去。当时在电视荧光屏上看到心都差点吐出来了。韩健就凭着顽强的防守斗志，使到林水镜失去耐性，愤而甩拍，输了这场单打。

在隔年的汤姆斯杯决赛中，韩健再度和林水镜碰头，跟林水镜拖了三局，最后一局以17:14胜出；林水镜体力透支，无心恋战，输了接下来的那场双打，中国从印尼手中夺过汤姆斯杯，也标志着印尼羽毛球开始走下坡的道路。当时韩健有一句至理名言：“输球不输人，赢球要赢心”，林水镜输得心服口服，未几就以年龄为由，放弃单打了。

（1980年代羽球名将韩健：输球不输人，赢球要赢心。Credit: sports.cctv.com）

宋代苏东坡和佛印和尚是好朋友。有一天，苏东坡与佛印相对而坐，苏东坡对佛印开玩笑说：“我看你是一堆粪便。”佛印则微笑着说：“我看你是一尊金佛。”苏东坡觉得自己占了便宜，洋洋得意。回到家里，苏东坡向妹妹提起此事，聪慧过人的苏小妹说：“哥哥你大错特错了！佛家说‘佛心自现’，你看别人是什么，就表示你看自己是什么。”

（苏东坡对佛印开玩笑说：“我看你是一堆粪便。”Credit：蔡志忠漫画图）

（佛印则微笑着说：“我看你是一尊金佛。”Credit：蔡志忠漫画图）

以三十年前韩健林水镜与一千年前苏东坡佛印的故事来看这场最现代的国会辩论，许文远逐渐乖离正道，选择没有风度的人身攻击，即使赢了这场辩论，但沦丧道德，失去人心，跟他修行多年的佛性渐行渐远，得不偿失。

5月13日星期一的国会辩论匆匆结束后，其实广大市民对这场浓浓政治风味的AIM风波已经心里有数。原以为许林二人会暂且打住，不再动用国家发展部的资源来引经据典，而将注意力转向影响大众未来生活的宏观政治，比如市镇会存在的意义及如何打造一个真正服务新加坡的市镇会体系等。没想到“许林海啸”余波未了，双方在场外再度以金钱数据互相针砭，这回是市镇理事会的管理费之争。

更不可思议的是张俰宾先生这回仗着部长与国家发展部撑腰，又再开始插一脚，企图掀起千层浪，不是对过去数月来的风波还是觉得“条气唔顺”，就是流入狐假虎威之嫌。希望外表像文儒书生的张先生不要又搞到难以下台，需要另一位菩萨心肠的神仙搭救。

对广大市民而言，交付给市镇理事会的费用并不透明，但万法不离其宗，相信离不了管理费、劳工费、设施与维修等，如何分门别类与规划很多时候只是一场数字游戏。如果选择单看管理费所占的百分比是微观管理（micro management），恍如瞎子摸象，交给会计行的PMET会比较妥当。到头来对民众而言，所在意的是每个月缴交的那笔费用的实质成效。举个例子，新加坡政府团队的国家管理费肯定不菲，但是如果能够打造一个国泰民安，大家有点闲情闲钱，共同建设一个温情的社会，相信没有多少人会拒绝支付这笔管理费。反之，一支贪污无能、却坚称不收管理费的团队，搞到民不聊生，人民也不会接受。

以我在淡滨尼市镇理事会管辖下的社区而言，清洁环境每况愈下，某些没公德心的居民（？）在电箱旁撒了一泡尿，三五天后臭气依旧熏天，十天后尿渍依然存在，地上的垃圾一个星期后依然原封不动等都司空见惯。但是你说你的，我做我的，杂费节节攀升，从2012年9月前的$78调高了8%至$84.30，如果没记错的话，今年九月份还会再涨6%至$89。对一般居民而言，这一年内14%的涨幅肯定远远超过通货膨胀率，也远远超过可以预见的全国薪金涨幅。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即使“牙痛咁声”，但对于所需承担的市镇会的费用，居民是别无选择，亦无法分辨各个价格成分，比如管理费应该是$4还是$10的合理性，整体而言是否物有所值才是最重要的考量。

古圣贤老子认为能够使百姓“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才是为政之道。老子之道，衣食住行是最原始的心态，也是从政者与人民心手相连，打造安居乐业的社会的基础。如果许林海啸还有下文，希望见到的是部长先生的气度，如果无法指责反方贪污，那就别再动用太多类似国家发展部的大众资产，停留在谁更有金钱效益的层次。我佛慈悲，明心见性，请多沿用一些情感价值、公共利益、社会责任等考量，这样才能凸显出不一样的新加坡（Unique Singapore）的从政者造福人群的意义。

（我佛慈悲，明心见性。Credit: www.buddhachannel.tv）

写完这篇博文，我心尤戚戚焉。为啥？会不会被打上“老子吃盐比你吃米多，不要表现得只有你很爱国”的负面标签？

人生早已过了五十年，自量自己的人生没有第二个五十年，身为见证一个时代的变迁的一介草民，扪心自问，竟然还是热爱着这片土地，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见到一片温馨的绿洲。就先借用鲁迅先生的诗句来回应：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雪域上的光芒-文成公主

音乐剧《雪域上的光芒-文成公主》，我看的是2013年1月13日下午场，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剧院的最后一场演出。

  

（音乐剧《雪域上的光芒-文成公主》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剧院共演出四场。2013）

气势宏伟的布达拉宫，举世闻名的小昭寺，尘封了一个汉族女子--文成公主的命运。文成公主走过雪域风沙，用她的才智与慈悲谱下一段超越时空的传奇。

《雪域上的光芒》是马来西亚“亚洲音乐剧制作”精心打造的音乐剧，以文成公主进入西藏为背景，描绘了一千三百多年前唐朝与西藏和亲的历史画卷。音乐剧通过近乎配搭完美的立体场景、人物服装、投影视屏与灵性音乐，在舞台上再现了豪阔淳朴的西藏千年古风。

音乐剧中地域与民族的跨度，穿插在两个半小时的长安盛世与藏族人民载歌载舞的场面中。剧院回荡着让人感动的歌曲和音乐，多场精彩的舞蹈，多个壮观的场景，超过两百套精致的唐朝服饰及色彩缤纷的传统西藏服装，在视觉和听觉上已经足以摄人心弦。

在震人心魄的音乐声中，一段西域女子的倾诉，开场的瞬间将观众带回一千三百年前唐朝吐蕃的道路上。

音乐剧中全部32首曲目都由黄慧音一人编写完成，单听清流般的佛教音乐已经是莫大的文化震荡。开场文成公主的女声独唱，虚幻缥缈间千手观音的音乐，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相遇等，各段音乐在叙事中带来的是空灵的感觉。

流传久远的唐太宗五题难婚史的故事，在剧中通过使者饮酒谈话，巧妙地交代了前四道考题：丝穿衣九曲明珠、百匹马母子相认、辨认木棒的头梢、杀百羊喝百斤酒。最后吐蕃使者大相禄东赞辨认文成公主这一题，则在金碧辉煌的殿堂上，宫女的曼妙舞姿中完成。是历史人物的机智，更见编剧的灵巧。

（吐蕃使者大相禄东赞辨认文成公主这一题，则在金碧辉煌的殿堂上，宫女的曼妙舞姿中完成。照片来源：凤凰网）

我很喜欢千手观音那段戏。无忧无虑待字闺中的雁儿 （文成公主乳名，18岁）知道自己被选为远嫁吐蕃的和亲公主后，独自一人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孤苦，哭着跪求观音菩萨，为什么偏偏是我？舞台背景出现巨幅观音画像，琉璃光中现出化身为千手观音的舞群，隐现的婀娜体态，变化万千的各式手印，和谐、感动。梵语唱颂着《十一面观音心咒》，文成公主陡然间顿悟：这是我的使命。

（千手观音。照片来源：光华日报）

另一场“绿度母”的造型与“绿度母心咒”的音乐中，藏族人民涉江筑起人墙迎接文成公主。绿度母有一个远古的传说，观音菩萨发现受苦的众生并未减少，顿生忧悲，双眼流出眼泪，眼泪变成了莲花，莲花又变成了绿度母，因此绿度母是观音慈悲的眼泪的化身。在藏族文化中文成公主则被视为绿度母的化身。

（藏族人民涉江筑起人墙迎接文成公主。照片来源：凤凰网）

音乐剧也解读了有关西藏地形的传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第一位皇后，来自尼泊尔的尺尊公主主持建造的大昭寺屡屡受挫。文成公主不计前嫌，协助尺尊公主认清西藏罗刹女的地形，尺尊选择建造大昭寺的卧唐湖正是罗刹女的心脏，所以必须填湖建寺，以便镇住魔女的心脏。文成公主表现出大气度，以德服人而不煽情。如果绿度母是文成公主的化身，尺尊公主就是观音菩萨的另一颗眼泪“白度母”的化身。

贞观十五年（641年），江夏郡王、礼部尚书李道宗护送女儿文成公主入吐蕃，以释迦牟尼像、珍宝、经书、经典360卷等作为嫁妆。九年后（650年）松赞干布逝世，文成公主选择继续独自留在西藏三十年，直至逝世为止。当年远嫁途中，文成公主摔破唐太宗恩赐的日月宝镜，正是为了断绝思乡之情。如今留守西藏，也是为了实现当年对松赞干布许下的承诺，为促进汉蕃间的关系而努力，也报答藏民的信任与爱戴。

美丽聪慧的文成公主所带来的工艺技术、农耕丝绸、宗教文化，在吐蕃的雪地上发出光芒。每个人来到世上匆匆人世游，都有各自的使命，悟出了使命，才不至于白活。

（文成公主带来工艺技术、农耕丝绸、宗教文化，为促进汉蕃间的关系而努力，也报答藏民的信任与爱戴。照片来源：凤凰网）

文成公主带到西藏的佛像，松赞干布建造了小昭寺来供奉它。八世纪时移至大昭寺供奉。大昭寺与小昭寺连称“拉萨二昭”。

剧终一曲《雪域上的光芒》，文成公主抒发在雪域找到俗世难寻净土的心情，大段的咏唱，十分激荡人心。松赞干布外形英俊伟岸，更具高音演唱的震撼。

（松赞干布死在文成公主怀里。照片来源：光华日报）

（雪域上的光芒。照片来源：凤凰网）

折服的不仅是饰演文成公主的杜君灵与松赞干布的杨伟汉，众歌唱演员的演唱都一样悦耳动听。《雪域上的光芒》的艺术成就还包含多场群舞，一致的体型、配乐与灯光，都表现出整个团队的高水平与诚意。

编舞陈淑琳在整部音乐剧中，将观音菩萨的慈悲、力量，透过舞蹈的语言加以呈现。据说她曾做梦见到千手观音，不可思议的是梦中所见的舞蹈让她历历在目，成为千手观音那场舞蹈的创作灵感。

（编舞陈淑琳。照片来源：凤凰网）

当大幕落下，灯光再次亮起，何灵慧与全体演出人员出场，向观众表示深深谢意。何灵慧说他们来自邻国马来西亚，获得持续的热烈的掌声。

马来西亚导演何灵慧一人兼任制作人、编剧、导演，马来西亚音乐人黄慧音担任作曲、编曲、音乐总监。演员都是马来西亚人。为了亲身感受雪域上的光芒，何灵慧还和演员们一块儿走了一趟西藏，从海拔400米的西安走到3,650米的拉萨，四轮驱动汽车循着当年文成公主远嫁吐蕃的路，开了二十多天的车，当年文成公主走着相同的西行之路，历时三年。

（导演何灵慧。照片来源：凤凰网）

（音乐人黄慧音。照片来源：凤凰网）

亚洲音乐剧制作有限公司在2012年才走向专业化，有意创作具备国际水准的音乐剧，走向世界。

我尝试解读新加坡观众毫不吝啬的超凡的掌声，相信其中有好几个百味杂陈的因素。新马一衣带水，人民之间的血缘地缘虽然被政治压力分割，但两地人民间有许多“异国”通婚与移民的现代版，感情就是细小坚韧的一条线，细水长流。

在他人眼中，新加坡被打造成一个精通双语的城市，政府鼓励华人掌握母语等，不说还好，说了是心口永远的痛；邻国马来西亚要发展华文就更加困难了，靠的是自发自动的民间力量，通过独中来维持一方文化，坚定不邂后南方学院升格为南方大学，延续使命。在新马间能够维持华文文化的是还有一股来自民间的傻劲的马来西亚。

难能可贵的是《雪域上的光芒》的艺术班底很年轻，但才华横溢。搞艺术搞文化能赚钱吗？但他们能够为了理想而走出世俗的成功范畴，从他们身上所看到的是---希望。

中国籍巴士司机罢工个案--回顾1950年代的福利工潮 (2 of 2)

资方对“不听话”的工友的强硬方式一路存在，这是谁有钱谁说话的规律。1955年4月24日，福利巴士公司将250名巴联工友全体解雇，改由备用的临时工接替职务。开除行动使到公司和巴联之间的劳资矛盾进一步恶化（请注意，是法理情还是情理法？还是无情无理无法？）。

对于不合理的解雇，巴联号召工友立即采取工业行动，在亚历山大路的车厂门口设立封锁线，阻止临时工把巴士驾出车厂。

4月25日至27日三天的清晨，资方分别召来警察与镇暴警察强行驱散围堵的罢工工友，为出厂的巴士开路。

（清晨，警察与罢工工友在福利车厂外对峙。From SBC documentary）

巴士公司的蛮横与警方动用暴力对付罢工工友，引起社会公众的极度不满。刚于4月2日在林德宪法下所举行的立法院选举上台执政的首席部长马绍尔（David Marshall）认为政府有必要介入干预福利巴士工潮，于是组织了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事件，并尝试通过仲裁调解冲突。

5月1日劳动节大会上，马绍尔重申工人享有罢工权力，并呼吁工人有责任地运用宪法给于的罢工权力（请注意，首席部长不理会英国总督的绝对权力，声称工人有合法但必须有责任地运用的罢工权；31年后，王鼎昌也基于相同的信念，挺身支援 Hydril 的工人和平罢工）。

五一过后，马绍尔与李光耀、方水双、林清祥等人一起商讨和平解决福利巴士工潮的可行方案。

（马绍尔在1988年回忆福利工潮，重申工人享有罢工权力。Source: SBC documentary）

5月5日，调查委员会认为资方应该重新聘用解雇的员工，给于有关员工赔偿，并把巴士川行路线平等分配给巴联（方水双领导）和福利巴士职工会（资方承认）的雇员（请注意，“平等分配巴士路线”）。当时李光耀以辞去工会法律顾问为要胁，要罢工工人接受资方重新聘用的条件，立即结束工业行动，并让调查委员会解决劳资纠纷。请注意李光耀身为律师，在面对此工潮演变成国家大事上，他是以法为导向的。

5月6日，资方得到劳工部长林有福和警方的支持，在安排罢工司机复职时，资方要每一位重返岗位的工友填写一份工作聘用表格，将他们当成是新员工。工人对这别有用心的安排极为不满，巴联工友也认为公司把残旧的巴士分配给他们驾驶，是不公平的歧视。劳资对峙，第三轮罢工随即开始。

5月10日，警方在车厂四周布满便衣警探加强监视，流动镇暴警车改用强力水柱射击包括60名罢工工友的人群。冲突中19人受伤，8人受重伤。

5月11日，林清祥在奎因街（Queen Street）的工运总部和十七间工会开会，抗议警方以暴力对付合法工业行动，并给于资方最后通牒，在48小时期限合理解决工潮，否则，5月13日巴联与各业工厂商店工友联合会将进行两天大罢工。

（支援罢工工友的群众正在准备封锁线。NAS 1955）

这时跟五一三学生运动的一周年只间隔两天，为学运与工运提供再次接轨的时机。华校学生团体陆续前往福利巴士车厂声援罢工工友，工潮也吸引了许多反殖民地主义的广大群众，人群中有许多因长期失业而陷入经济困境的普通市民，把加入工运队伍看成是发泄情绪的渠道。一千名工友与学生群体，聚集到福利巴士车厂门口加入封锁线。

(罗厘车队载着一车车的工友与学生，聚集到福利巴士车厂门口。Source: SBC documentary)

5月12日上午，镇暴警察以冲锋阵势和强力水笔驱散罢工人群。水笔对人群造成的伤害引起社会公愤，当日下午行驶中的福利巴士全部停驶。下午4时，20辆载着中正与华中学生的罗厘相继抵达福利巴士车厂，响应13日的大罢工。

（镇暴警察以强力水笔驱散罢工人群。照片来源：人民行动党1954-1979）

（警察以强力水笔驱散罢工人群。NAS 1955）

警方在福利巴士车厂周围设立层层封锁线，包围近2500名学生与罢工工友的人群。晚上7时，警方增派60名职业辜加警察助阵，并以催泪弹与开枪射击来驱散人群，人群则以摧毁交通灯与焚烧汽车泄愤，警方立即宣布宵禁。蔓延全岛的暴动事件，一直持续到隔日清晨才逐渐平静下来。

请注意，劳资纠纷演变成失去理智，真枪实弹的警民冲突与全国暴动。

（人群以地上的石子向警方反击。NAS 1955）

福利工潮造成4人死亡，31人受伤，其中8人受重伤。死者包括16岁的中学生张伦全（Chong Loon Chuan），他被子弹射穿肺部，并没有及时送往附近的亚历山大医院救治，而是被抬着游行来鼓起人们愤恨的情绪，结果失血过多而死亡。警员Yuen Yan Peng的警车被纵火，严重烧伤后不治。自愿警察Andrew Teoh Bok Lan在冲突中严重受伤，送往医院不久后死亡。美联社的记者Gene D. Symonds也在暴乱中头部严重受创而死亡。

（警方移开受伤的民众。照片来源：人民行动党1954-1979）

（警员Yuen Yan Peng的警车被纵火，严重烧伤，送往医院不久后死亡。NAS 1955）

（在亚历山大医院领出16岁的中学生张伦全（Chong Loon Chuan）的遗体。Source： SBC documentary）

5月13日，政府下令关闭中正总校、中正分校和华侨中学。同日，全市巴士工友罢工。

5月14日，马绍尔宣布福利巴士工潮已达成协议，资方的福利巴士职工会将解散，员工可自由加入本身选择的工会，所有被解雇的员工可以复职，其他的细节则由仲裁者从中协调。三天之后，新加坡的局势才恢复正常。

（社会蛇破坏工潮...不顾工人苦...荷包肿，老懵懂...不识工运在梦中....Source： SBC documentary）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回顾发生在五十多年前的福利巴士工潮，劳资政三方各捞资本，无法协调是导因，其中不排除反殖民地主义的政治党派在背后介入，使到较为单纯的工作待遇的纠纷，晋级为争取领导工人的政治权力之争，工潮的本质已经彻底改变。

（福利巴士工潮最后演变成全国性暴动。照片来源：人民行动党1954-1979）

人民行动党骑在1950年代风起云涌的职工运动的虎背上，通过工人的委托，大党崛起。李光耀身历其中，深深理解到老板掌钱提供就业机会，有钱好说话，如果政府无法控制工友的情绪，跟资方合作，到头来穷途末路，什么基业都是一场空。这是NTUC成立的背景，也是为何他坚持政府部长出面掌管NTUC，由政府管制工会，淡化工会抗争的色彩，以维持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

礼之用，和为贵，孔子早有明训。对于朔造一个和谐相容，安居乐业的法治社会，相信没多少人会有异议。在2013年5月1日的劳动节演说中，李显龙再度提到劳资政和谐的基柱：“The union movement has to be at the centre of all these changes that we're making. We can't have a strong economy without a strong labour movement. We need a pro-labour and pro-Singaporean Government to protect workers' interest, to foster growth, to make sure that everyone benefits from prosperity. That's what a tripartite partnership has always been about. We must strengthen the trust and understanding that underpin this relationship.” （The Straits Times, May 3, 2013）

刚去世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在1980年代上台成为英国第一位女总理后大刀阔斧，向传统的工会势力挑战，强调劳资共识，通过宪法约束工会的权利。她承认罢工是民主社会中工人合法的权利，但工会在组织罢工时必须承担社会责任，预先通知国人罢工的主题，罢工的时间，从何时开始，何时结束等，而不是打自由搏击，无视其他社会人士的日常作息。撒切尔夫人大胆的社会改革，其实是借鉴于战后的德国，自由民主与社会道德之间应该息息相关，环环相扣，这才是追求民主社会的根基。

当然在以和谐为前提的主导原则下，工会不能成为纸老虎，而是必须负起工会应有的使命，照顾工友的生计与利益，那才是王鼎昌精神的延伸，就如当年他支持Hydril 的工友罢工，反而在那个几乎不可能罢工的年代为政府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There was, until the Hydril episode, a gut feeling among employers that no union would be allowed to spoil Singapore’s strike-free record, especially during the recession…This perception of the union as a paper tiger apparently gained currency as a result of the prevailing industrial peace…If there is a lesson to be learned from the Hydril strike, it is that unions do have teeth. They can and are prepared to exercise their right to strike if the cause justifies it (The Straits Times, Feb 1， 1986， “Hydril episode shatters bosses’ misconceptions”).

中国籍巴士司机罢工个案--回顾1950年代的福利工潮 (1 of 2)

2012年岁末的新加坡并不平静，11月间SMRT的中国籍巴士司机罢工事件在平静了26年的新加坡工潮史上掀起轩然大波。171名中国籍巴士司机通过罢工来投诉薪水不公、工作分配不公、住宿环境恶略、高层置之不理等，不过导火线还是在给司机们加薪时SMRT的官样文字“中国籍服务车长除外”，在感情线上很容易被误会为旧上海年代在上海外滩公园竖起的“只准外国人进入”的告示那样，将中国人看得比人低了一等，还得由李小龙饰演的精武门陈真为中国人出一口气。

现在中国国力雄厚，不经意中已经通过产业与债卷投资等买下部分美国与欧洲，大国崛起，国民声音也壮了，某些人一方面受不了自尊被侮辱的感觉，另一方面可能也因此带有傲慢与偏见。但是由于罢工行动已经越过了新加坡法律的底线，新加坡政府重用家长式管治，把行动定为“非法罢工”， 5人被捡控、29人被遣返中国、50人被警告。

（SMRT的中国籍巴士司机拒绝开工，正离开在兀兰的宿舍。Today 27 November 2012）

在处理这宗事件上，新加坡与大中华圈的民众反应不一。新加坡有关当局的法理情与一般平民百姓的情理法的考量正好是180度的大转弯。中国籍司机对本地法律与合约的无知，以为通过一贯的“起义”的方式，说罢工就罢工的立即行动可以给资方施压，反而被告上法庭，送入牢房。同时SMRT按下紧急替代按钮Eemergency Response Plan，SBS Transit的巴士司机临危受命，坐上SMRT巴士的车长位，大众交通并不像罢工发起人所预料的全面瘫痪那么一厢情愿，反而被有关当局有惊无险地化解了一场巴士危机。

2013年3月31日，五位被控上法庭的司机中，最后一位返回中国的何军令回顾这段匆匆结束的罢工事件，简单地画上句点：“我没有遗憾。” 32岁的何军令在新加坡被监禁七周后，已和他的妻子及五岁的女儿回到河南沁阳市的家，他通过电话说：“我对发生的一切没有任何后悔。我们听说，在我们被捕后，他们改善了条件。”

何军令提到宿舍的住宿条件很差：“我们10个人住一个房间，有人上早班，有人上晚班，早上3点起床，或者是凌晨1点回来，总是相互打扰。我们都睡不好觉。"，而且，新加坡很热，房间里没有空调，只有两台风扇。人们洗漱时声响很大，吵醒别人。宿舍外面是个垃圾堆，招来很多老鼠和蟑螂。

针对和谐磋商的谈判方式，何军令表示：“我们想要和管理层谈话，但他们不听。没有人关注我们。...在中国，如果我有问题，至少还可以去政府反映，我可以给任何人说我的问题，还能去政府部门抱怨。但是在新加坡，我们的怨言政府听不到。”

何军令也表示，“我不认为新加坡是个糟糕的地方。他们有很多事情做得很好。但是和中国相比，他们缺少人情味。能回家我很高兴。”

事件的变化是习惯于压制声音或将噪音当耳边风，吹过了无痕的高层所意想不及的，滴水涟漪卷起千层浪，从金钱、尊严、住宿环境、管理方式到三番四次引起关注的与高GDP不符的低薪生活，新加坡过去的高素质品牌正逐渐被腐蚀。有关当局可以矢口否认，但明眼人都知道社会的确是进入病态中，必须下重药。

言犹在耳，2013年劳动节前一天SMRT总裁郭木财在业绩发表会上再度放话，SMRT 过去一路赚大钱，但第四季却亏损1200万元，这是因为巴士业务在上一财政年度已经亏损至3080万元。他说巴士业务面对更高的工资成本，巴士的商业模式难以持续。言简意骇，意思浅浅。

姑且不论郭总裁接手由前CEO苏碧华留下来的烫手芋，值得注意的是第四季的亏损额其实包括联号公司深圳市中南运输集团的一笔1730万元商誉减值，如果不是因为此“商誉减值”，其实是净赚530万元，以一个大机构的营业额而言，应该是大约收支平衡。因此，当郭总裁给予明示暗示时，算不算是卖弄账面功夫，嫌赚得少，还是管理不当，却一味运用没有人情的资本主义模式，往驾不起汽车，无论如何都必须以公共交通代步的市民打主意？

万象归真，“有关当局”是不是应该听从民意，认认真真地检讨衣食住行这开门四件事的“行”，重新思考大众交通的运作模式，如何归纳规划公家与“头家”的责任？

回到司机的话题上，《海峡时报》去年12月的一篇报道中，人力部代部长陈川仁（Tan Chuan Jin）称，人力部会定期对宿舍进行检查，确保达标，不会太拥挤。“但是我们的确希望推动劳资关系的改善，我们想确保有好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姑且不论法治、合约、道理与人情孰轻孰重，此中国籍巴士司机罢工事件凸显了SMRT以外，蕴藏在新加坡企业（Singapore Inc.）这个堂皇的金字招牌背后的更大的隐忧。中国籍司机其实也带出了多重承包与中介等商业模式的缺陷，以及新加坡低薪工友所面对的相同的困境等，只是新加坡工友较听话，逆来顺受，并没有通过极端的行动来动摇劳资关系。管理层对员工的申诉置之不理，工会是否真正为工友带来应有的薪酬与尊重，还是等待另一场林崇椰式的Wage Shock Therapy，见仁见智。虽然有人戏言全国职工总会NTUC 为Never Trust Union Comrades，但我们看事物要看两面，就如手掌也有正反面，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NTUC存在的价值。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经历过1950年代工会抬头，单单1955年一年间便发生了275宗罢工事件，几乎是每一个工作日都有人罢工，1955年福利工潮是最严重的事故，或许可以回顾检讨，以作借鉴。1959年新加坡成为自治邦，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后逐步重组工会，在政府部长管制的NTUC（1961年成立）旗舰下工友的活动在掌控之中，并在强调劳资政三方和谐合作的模式下，打造新加坡。

1986年，前总统王鼎昌身兼NTUC秘书长和劳工部长，在没有知会内阁的情况下挺起遭受谴责的勇气，支持从事油田设备业务的 Hydril Pte Ltd 的工友的罢工行动，敢敢做个正义人。后来他做完第一任民选总统后在接受Asia Week 的采访中说（March 10，2000）：

In January 1986 I did sanction a strike, the first for about a decade. It was in the shipping industry where the management was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workers. I did not even tell the cabinet about sanctioning the strike. And some of them were angry with me about that. The minister for trade and industry was very angry, his officers were very upset. They had calls from America, asking what happened to Singapore? -- we are non-strike. I said: if I were to inform the cabinet or the government they would probably stop me from going ahead with the strike. It only lasted two days. Then all the issues were settled. It showed that management was just trying to pull a fast one. So I believe what I did was right.

“……1986年1月，我同意举行罢工，这是大约十年来的第一次。它发生在航运业，当时的资方欺负工人。我甚至没有告诉内阁就批准罢工。他们中的一些人因此生我的气。贸易及工业部部长很生气，他的手下也非常不高兴。他们接到从美国拨来的电话，询问新加坡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不是从不罢工的吗。我说：如果我告知内阁或政府，他们可能会阻止我发动罢工。罢工仅持续了两天。然后，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这表明，管理层只是想耍手段。因此，我认为我所做的是正确的。”

王鼎昌所提起的The minister for trade and industry 贸易及工业部长是现任总统陈庆炎博士（Dr Tony Tan）。

（左第一位是王鼎昌，1983-1993年NTUC 秘书长。左第三位是林子安，1979-1983年NTUC 秘书长）

谈到罢工不能不谈风起云涌的上世纪五十年代。2009年9月《Men in White》新书发表会上，李光耀资政与1950年代的左翼工运领袖方水双握手言欢，岁月在两人脸上留下不饶人的印记，这历史性的一页是一刹间的永恒，不可能再出现。距离1950年代，大家都走了50余年的日子，两人的人生都不可能有另一个50年，是否就此一笑泯恩仇？

恩仇之说或许过火，在那个反殖民地时代，有正义感，愿意为打倒殖民地主义而洒热血的年轻人之间有许多政治理念的落差。政治斗争的结果，许多被视为“左派”的政治人士被排挤甚至被迫害。新加坡能够摆脱殖民地统治，成为一个独立主权国是左右两派在不同的斗争过程中共同谱写的历史，但是左翼人士的贡献却几乎完全被抹杀了。

（《Men in White》新书发表会上，李光耀资政与方水双握手言欢，历史性的一刻。The Straits Times September 2009）

记得2008年参观扩建后的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分享了一个小秘密，说李资政看过新加坡近代建国史展厅，说了一句“林清祥是一个建国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为什么少了他这一块？”后来才加了一段有关林清祥的短片。从这宗“花絮”，亦可看到李光耀务实的一面。

林清祥与方水双都是1950年代工运的代表性人物，也曾经是人民行动党员，1962年脱离PAP成立社阵，在1963年2月2日代号冷藏行动（Operation Coldstore）的大逮捕中被扣留，林清祥后来被流放到伦敦，方水双则被驱逐到马来亚。

关于上世纪中旬前后长达三个月的福利工潮，新加坡文献馆“福利巴士工潮”博文中有详细的分析。当时林清祥是华人工运的领袖，方水双是巴士工会的领导，李光耀是工会的法律顾问。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91

（第一届自治邦选举后，PAP要求英国殖民地政府释放兀哈尔、林清祥、方水双、蒂凡那等政治犯才肯上台执政。1959年6月4日，四人从樟宜监狱获释。走在前面的“白衣人”是王邦文。照片来源：人民行动党1954-1979）

1955年2月，由方水双领导的新加坡巴士工友联合会（巴联，SBWU），获得福利巴士公司（Hock Lee Amalgamated Bus Co.）250名工友的支持（福利巴士公司有300名巴士工友），有意成立一个支部工会。福利巴士公司为了力挺由资方与劳工部长林有福撑腰的右翼的福利巴士职工会而拒绝巴联参与公司的工人福利谈判，并立即开除了两名巴联工会代表（请注意，两派不同的工会实力出现在同一间厂）。与此同时，福利巴士公司也组织了一队备用的临时工以应付可能发生的工业行动（请注意，“后备军”的概念在当时已经存在）。巴联就开除两名工会代表事件，向福利巴士公司提出抗议，并要求两名工友复职。4月4日劳资双方达成协议。


过后，由于部分工人没有获得按协议内容的工作待遇，引起了第二轮劳资纠纷。4月22日，巴联依紧急法定条文向资方发出14天通知，表示到时将采取工业行动（请注意，当时巴联遵守法律，14天前发出罢工通知）。

戏剧人生 - 1970年代回顾系列完结篇

郭宝崑逝世十周年，新加坡有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包括多场舞台剧演出。一些朋友为了多认识戏剧大师，在图书馆的戏剧中心看了数场话剧，但对改编后的话剧感到沉闷，无法理解，还想中途离开。一些来自中国，在本地工作定居的朋友说他们也看了好几场演出，但都看不出所以然。是曲高和寡、是表演手法、还是有更多值得深思的因素？

2012年4月15日，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在国家图书馆举办华语话剧座谈会，国家博物馆的义务导览伙伴黄坤浩发表了他对华语话剧滑坡的反思。时隔半年后，我们从郭宝崑逝世十年纪念展谈到话剧的演变，他将当时对华语话剧的看法的演讲稿电邮给我。

新加坡华语话剧走过激情的年代、也走过文革的文艺狂澜，现在嘴角含着岁月的风沙，可以理性地回顾来时路。

南方艺术团的《成长》是集体创作，由郭宝崑执笔，演出日期从1975年1月7日到16日，1月20日到24日，共演15天，在观众群中产生很大的反响。

这个剧本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很显然受到中国文革期间的文艺思潮的影响，走入劳动队伍中，剧本带给一般观众的信息是“放弃到大学念书，投入建筑工地”。据说“这个剧本持有当时流行的观点，认为受高等教育让知识份子成为自私自利的人。”为了方便塑造工人高大的形象，把社会矛盾与工业纠纷简单化；把“阶级斗争”当做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这一来，剧本出现了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进步人物一出现就是进步，是正确思想的代表，是敢于斗争的高大英雄人物，足见在当时的“集体主义的力量”的影响下，郭宝崑也免不了脱离社会现状。

柯思仁在《郭宝崑全集》的导论中写道：“从《喂，醒醒！》开始，郭宝崑的戏剧作品受到 1950 年代以来的世界左翼思潮与区域左翼运动，以及1966年发生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启示。…

（喂，醒醒！1968）

改编后的《成长》，阶级意识比 《青春的火花》（被禁止公演）更明显、更强烈。《成长》叙述一个出身工人家庭的青年林志高，从澳洲留学回来之后，背弃亲情，与老伴的女儿结婚以取得经济利益，抛弃赚钱供他留学的女友，并以资方身份压迫作为雇员的朋友。除了林志高，剧中还有作为资方代表的主任和工头，通过利诱和离间的方式，企图化解工人的团结力量。此外，剧中也塑造了一群具有正义感的青年群像：他们捐血给受伤的工人，借钱给经济拮据的朋友，收留因理念不同而离家出走的青年，积极教育工人而办杂志、开班上课，并与资方进行态度坚决的对抗。…

《成长》中的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塑造，显得单一平板，也黑白分明。两极化的的人物塑造，好不含糊的正反形象，正是创作者用来表述两种阶级的必然对立的策略。…

郭宝崑在1970 年代最后一个全长剧本《成长》，更进一步为这一个（受剥削的）社群的存在意义下了具有明确阶级意识的定义。李桂玉的父亲是一个剥削工人的公司董事，不过，她却正义凛然地背弃父亲所代表的阶级，靠向与父亲对立的工人阶级。李桂玉明确地宣告了阶级之情犹胜于血亲之情。”

本地华语剧坛进入80年代，解除了中国文革时期的文艺思潮的影响。西方文化却不断对本地社会扩大影响，华语话剧的创作与演出也深受影响。于是“创新”者迎来了不少西方现代主义戏剧手法。如即兴剧、荒诞剧、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等实验剧的演出一时颇为热闹。在理论上，有人甚至把应用“写实主义手法”的戏剧当自然主义戏剧；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Konstantin Stanislavski，1863-1938）的表演体系说成是促成自然主义倾向的因素。

根据连奇的观察，本地实验剧的特点是，时代性或地域性不强，缺乏现实性，赋予人物或事物象征性，使剧作看起来很有内涵。所谓创新不只是戏剧手法或技法的问题。它其实还是一个戏剧内容的问题。［更可笑的是］有的戏是由演员在演出时即兴发挥，考验观众的体会和理解能力。

因此，话剧走下坡路，在于内容取材无法获得观众的共鸣。] 如果说，华语话剧的竞争敌手是电视剧，那我说最大的敌人还是是我们做编导的自己。我们别老是向国外找灵感，我们应该在自己的国土上找题材。

各位，从我们乡土挖掘出来的源泉才是甘甜的！--- 黄坤浩

文中提起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Konstantin Stanislavski）体系的戏剧美学思想是真实地反映生活，强调戏剧的社会使命和教育作用，坚持以“体验艺术”为创作核心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

这位出生于莫斯科，经历了十月革命的戏剧家认为，演员的世界观和艺术观决定了一部话剧的最高任务，通过所贯穿的思想来完成戏剧的使命；他也认为必须追求现实生活的真实性，追求在舞台上再度呈现发生在现实中的生活。

（1970年代是新加坡独立后，中文文娱表演的高峰期）

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体系的戏剧美学思想则推崇“疏离效果”，它通过艺术手法解剖事物的因果关系，因此连最平常不过的事物都变得不平常，显示事物中所存在的矛盾对立性，使人们认识到改变现实并非是不可能的任务。就表演方法而言，“疏离效果”要求演员与角色保持一定的距离，演员要高于角色、驾驭角色、表演角色。同样的，观众也必须抽离，不能投入，以免失去独立批判的能力。

请教坤浩对于不同的美学思想，他是否有特别的取向？坤浩说：“对话剧的导演表现手法或什么流派的表演方法，我个人不执着于哪一派，全视内容而定。刻意追求哪一流派会限制了话剧艺术的发展。过去有年轻人把布莱希特的手法啦、荒诞剧啦、贫穷剧场的手法等认为是先进的，而轻视了斯坦尼斯拉夫司基的表演体系，弄到最后，话剧演出失去了娱乐与艺术元素，演员的基本功薄弱，观众自然不会回头，他们宁可看电视剧［表现手法可能是最老土了］。”

我对于各种话剧艺术的表演形式与美学思想是个门外汉，但对于流于形式的争论或呈现方式不敢苟同，觉得很可能因此将话剧带入死胡同而忽略了大势。但古往今来，无论什么学问，各门各派往往陷入理论的困局，到底是为了原则，为了名声，为了利益，为了信念，还是对其他学问无知或产生误解？

以外行人的眼光来看话剧，觉得话剧缺少观众不只局限于华语族群，对英语话剧而言，随着 1980 年代新加坡最后一批华校生走入历史，照理应该拥有广大受英文第一语文教育族群的新一代观众，但却同样面对观众流量不足的局限。球赛因为有观众参与而精彩，戏剧一样难以通过孤芳自赏而生存，除非走回那条发生在1970年代，以对内汇报为主流的老路。

可是也看到一些正面的例子，虽然这类话剧不纯粹是话剧，而是以音乐剧的方式呈现在舞台上，通过歌声娱乐观众，贯穿全剧。

 

1990年代在伦敦居住的时候，除了跟当地人一起走入Pub，享受很自由的酒吧文化与观看大银幕投影的足球赛外，也走入当地古老的剧场，看了好些舞台剧。当地赚钱当地花，已经习惯当地看戏的消费。印象较深刻的有《Les Miserable（悲惨世界）》、《Miss Saigon（西贡小姐）》 和 《Mama Mia》 等。

Les Miserable 反映的是一个巴黎的旧时代，Miss Saigon 以越战为背景，Mama Mia 借着瑞典乐团 ABBA 的怀旧经典来打造出一个现代人追逐爱情的故事，do you have a dream 的信息十分强烈。这些戏历久不衰，一票难求，为什么？真正走入剧场的 Londoners 是有的，但Londoners 不太可能同一部戏一看再看。伦敦是一个很多元的动感城市，流动人口也多，对到当地读书旅游的人来说，不走入剧院感染一下文化气息不算到过伦敦，也因此缔造了一丝丝的感动，潜移默化中可能影响了一些人，打造了一个历久不衰的剧场文化。

《剑雪浮生》、《雪狼湖》、《天冷就回来》等都是香港、新加坡的艺术家类似的新尝试。坤浩则认为台湾赖声川的《宝岛一村》就布景而言，打破了四堵墙和转动舞台设备，表演手法则是最原始的写实主义，间中也用了少量的时空交错手法。赖胜川的作品会成功主要是台湾新加坡的老少观众都看得明白 、都受到了感动。他功力深厚，什么戏法都会变，即便是本地有人认为老土的现实主义手法他也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

（《天冷就回来》是舞台剧的新尝试）

本地话剧面对的是电视电影以及多元化旅游娱乐消闲演唱会，甚至facebook, ipad 的竞争，但是这类竞争不单纯发生在新加坡，看来除了在这个互联网时代还选择闭关的朝鲜之外，世界各地都面对着类似的挑战；新加坡更进一步对外推销而传统文化国度却不着意的是赌场（美名为娱乐城），其实文化也是一种娱乐，但“有关当局”并不刻意“促销”。

还有一点是我的个人信念，艺术是很个人很主观的东西，艺术家有选择创作方法的空间，观众也有选择作品的权利。因此，文化动感不能通过政府刻意打造的体制，要放手才有气度，才能海阔天空。

就像一盘好菜，不局限于形式，色香味加上适当的营养，目的就达到了。至于厨师希望高朋满座还是只要有几个老饕欣赏就够了，那是个人选择。

想起“神厨三绝”陈赞禧，三绝指的是蟹皇鱼翅、脆皮鸡和黑椒牛柳，我对陈师傅的脆皮鸡情有独钟。从Toa Payoh SAFRA 到书城旁的 ODEON Towers，如今在NMS小规模落户（只能容纳46人）。美食家黄卓伦对他的评语：

一位懂得烹饪的师傅，必须遇到懂得饮食精髓的人。

一位知性识味的人必须和一个好学真诚的师傅结缘。可是情况往往不尽如此。人总是要生存。

陈赞禧师傅的执着在同行的眼中，不晓得是否属于异类。

为什么他不随波逐流，人有我有，以低价位来争取不识饮食真味的凡夫俗子？
也只有他，愿意耗时费劲，做出突破性，却又不是大众化的菜肴。

借今寻古，就如伯牙鼓琴。

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

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

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

附记：
最近写了一系列有关1970年代的心境，别无他意。文字是思索与分享的空间，乘着还有回顾的心情，记下不曾忘却的纪念。对我的生活而言，1970年代有曾经谈心交心的人物，有曾经亲爱过的朋友；在迈入成年人生的旅途上，我们曾经并肩奋斗过，曾经互相扶持过，那是一段思考着生活的意义、创造美好回忆的日子。如果文字能让您回想起曾经发生在您人生中某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您对自身的经历还有丝丝的感动，那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