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uly 25, 2014

从儿童图书下架说开来 NLB and And Tango Makes Three

简化版刊登在《联合早报·交流》,2014年7月22日
全文写于2014年7月18日

国家图书馆的数本儿童图书因为“意识不良”而下架,引起了社会人士的争议。


(对国家图书馆的做法不以为然的公众人士聚集在图书馆,并通过导读的方式来表达“有声的抗议”。图片来源:Straits Times, Jul 14, 2014)

记得在上世纪6070年代念中小学的时候,老师对于我们所阅读的课外书盯得很紧。读小学的年代,金庸、古龙、梁羽生等一代宗师的武侠小说都在报章上连载,看武侠小说不需要伤脑筋,还可以从中学习一点中国历史,自然津津有味,废寝忘食。

老师则认为在潜移默化下,我们会吸收不正确的观点,以为凡事只有通过武打血腥,才能解决问题。我们还可能会将自己幻想成小说中的英雄人物,整天打抱不平,误了学习正事。

那个时代出了个李小龙,《唐山大兄》的连环三脚,《精武门》的连环八脚和双节棍等,吸引了许多青少年,街头巷尾都是李小龙出手时的呜呜声,有些同学还因芝麻绿豆之事约在校外谈判,连环腿见高低。当时老师的顾虑是可以理解的。

至于女生,所谓少女情怀总是诗,自然也不遑多让。跟李小龙同时期,出现了清秀可人的林青霞。《窗外》使女生迷上了不吃人间烟火的琼瑶系列。在那个不大不小的尴尬年龄,这种男女仰慕之情使老师无比心慌,寻找对策。

1970年代末,有位文笔一级棒的学妹自杀身亡,成为报章读者讨论的话题。从她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琼瑶小说的魔力是如何俘虏了少女的心。

那时后没有新谣,清新的台湾民谣也还没出台,流行歌曲充斥华人市场。我们在音乐课不唱老师教导的中国民歌,反而围在一起哼着《我是一片云》、《绿岛小夜曲》、《松林的细语》等,叫老师头大。没想到当年的靡靡之音,经过四十年的历练后,竟然成为时代的经典,是我们跟老师的共同回忆。

当年的传统华校老师就是这样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母),捉学业、捉思想,将教学视为神圣的任务。在那个黑白分明的年代,容不下灰色地带,老师的价值观就是华校生必须坚守的堡垒。我们常说社会是个大染缸,学校所能做的毕竟有限,只能勉强抵挡社会的浪潮。

记得更糗的是升上中一,身材矮小的我,要求高中的学长帮忙在图书馆的书架上拿下厚厚的《红楼梦》,在场的学长和图书馆管理员王老师都觉得不可思议。后来在家翻了数页,真的是看不懂,把书拿回去还了。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时十二、三岁就看得懂《红楼梦》,是否真的会夜夜发春梦,潮湿一片?后来年纪大些,再走入大观园,倒是十分感激学校图书馆有这么多优秀的藏书,陪伴我们一路成长。

现在国家图书馆因为两只企鹅等儿童故事书出现同性恋的不良意识,将至少六本故事书下架。由于不久前,芳林公园才出现过“粉红与白”的对峙(注一),图书馆的用意相当明显。在“双色频道”还无法调到相同的电波,达成共识的现状下,官方采取的立场是新加坡人目前还无法承受这种传统道德观念的转变。国家图书馆身为政府组织,捍卫国家的立场是官方一贯的做法,但因所采取的评审尺度并不透明,核心价值也很模糊,结果引起误解重重。


(And Tango Makes Three - 企鹅图书因“意识不良”,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下架。图片来源:The Guardian, Jul 18, 2014)

从双方辩解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公众人士认为两只同性企鹅照顾幼儿的故事是个发生在纽约的真实的故事,并非无中生有。既然我们一向以开放式的国际都市立足,就应该学会包容,更重要的并非凸显同志的暧昧关系,而是引导孩子对“爱”的理解与认识,在成长的道路上对社会对事物有更广阔的视野。

不论是企鹅还是人,他们都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小空间,只有接受他们的存在,才有磨合的机会。李显龙先生曾经在国会辩论690万人口大计时引用了晋朝袁宏的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之说,官方机构如何在大海与包容论中取得说服力与公信力,并非“我们有审核的程序”、“新加坡人还无法接受道德观念的改变”等传统式的辩词所能解决的,需要的是更透明的思考与规范。

注一:同性恋人士与支持者身穿粉红色上衣,在芳林公园举行常年集会。一群基督教卫道之士身穿白衣,到现场抗议。我问一位基督教朋友,“粉红”跟十诫相比,那个罪行比较严重。他回答:犯了十诫是罪行,但“粉红”根本就不应该存在。如果正要比拟,“粉红”必须下十八层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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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July 18, 2014

先驱画家与国家认同感:施香沱与陈宗瑞 Singapore's Pioneer Artists: See Hsiang To & Chen Chong Swee

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清溪不见人


提起中国的艺术国粹,最广泛流传的是唐诗与水墨画。中国的山川水色在于黑白灰交错的朦朦胧胧间,由山水延伸出来,基本的水墨画就是水与墨,黑白相间。往深一层,水墨画除了水与墨之外,也有大写意小写意,工笔花鸟画等,色彩缤纷,也称为彩墨画。

中国水墨画的特点是笔墨内涵,以形传神,比如唐朝的田园诗人王维“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清溪不见人”,禅意入诗,诗境入画,诗画艺术讲究的正是神韵与气势。


印象派画风相比,两者讲的都是神采,但印象派画作对光与影的追求与水墨画的淡定,反映的正是东西文化的差异。

中国的艺术文化随着移民流入东南亚。印尼有1500万名华人,约占国内总人口的5%,是大中华区以外华人人口最多的国家,但人口分散在众岛屿;新加坡只有300多万华人,约占总常住人口的70%,但由于国土小,反而是东南亚地区华人人口最密集的国家,中文书法绘画活动曾经风行一时,可能是日韩以外最为蓬勃的国家,直到1980年代传统华校消失,实用主义抬头后才逐渐淡落。

变迁·万画


当年从中国大陆移民至新马的第一代书画名家有施香沱、陈宗瑞、陈人浩、崔大地、黄葆芳、吴在炎、陈景昭、范昌乾等人,他们人在星洲,一方面以南洋所见所闻为素材,另一方面则坚持以中国传统书法绘画为创作媒介。他们的书画都有非凡的造诣,在推动东南亚的中国绘画发展上功不可没。

由于先驱画家都是在1930至1950年代初移民到新加坡,新的地理环境启发他们捕捉南洋特色作为创作题材。对他们来说,南洋的风土人情色彩缤纷,在战后这种南洋风情又在急速变化中,因此增加了一层作画的使命,为社会的变化留下记忆。

201311月至20143月间在国家博物馆的特展《变迁·万画》(A changed world)就展示了多位画家为新加坡保留的19501970年代的社会风貌。有人比喻看画必须人在画图中才能体会画家所呈现的意境,我以外行人的身份看画,反而觉得如果采用抽离的方式,可以通过画作来窥探早年的移民画家在泱泱大国来到新加坡落地生根的心路历程,走入艺术背后的世界。


施香沱:身处南洋,心系传统


以创作风格而言,施香沱(1906-1990)强调对景写生,着重于描绘自身所见的实物,他本着师法自然的理念,经常带学生到植物园写生。施香沱在《施香沱篆刻图绘合辑》(1982)中写道:

“我的绘画是把现实生活中的感受诉诸形象。我写神仙鱼,写天堂鸟、胡姬、皮影戏、印度仕女,使它有点时代气息,地方色彩,表达及反映目前存在的事物。”

施香沱有一幅《达雅武士肖像》(1949)就以非常典型的中国画风来描绘印尼的武士。施香沱在题跋中写道,古代中国人物画家的描绘对象就包括了游牧民族;而他自己在描绘达雅族肖像时,已经能够准确掌握其衣冠特征。想起自己虽然已经离开祖国,在南洋生活十年,还是主张“君子素夷狄而行乎夷狄,吾其被发左衽乎”。这句话的大意是我身处中国以外少数民族的地方,如果连言行举止也像他们一样,那我岂不是沦落为他们的一分子?


施香沱,《达雅武士肖像》:君子素夷狄而行乎夷狄,吾其被发左衽乎

这番话反映了人在江湖,身处异地,心理上所衍生的矛盾的情绪。尽管施香沱在新加坡落地生根,一生还是坚持中国书画篆刻艺术,身处南洋,心系传统。


达雅族

根据砂劳越诗巫省华人社团联合会的解说:“20世纪50年代,西方和印尼的人类学家都确认,加里曼丹岛的达雅人是古老的外来民族,他们的祖先是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大约在1500多年前,达雅人的先人离开天灾人祸和战乱频繁的云南等地,他们沿着长江流域漂流迁徙,经浙闽等地渡海到了台湾岛,之后再横渡巴士海峡,经菲律宾和南海诸岛最终到达加里曼丹,在那里世代生息繁衍。”


在另一幅1977年的画作《马来人与皮影》,虽然距离《达雅武士肖像》已经将近30年,施香沱保持着一贯的风格,将马来同胞的皮影戏融入中国画风中。


(施香沱,《马来人与皮影》)

施香沱,字宏泽,笔名吟笙、定叔,自称“八闽男子”,中年书斋号为“迦陵楼”,晚年署名“星凤堂”,是生于福建漳州名门望族的书香子弟。

1938年,施香沱逃避中日战争,雇船南来新加坡。1940年于新加坡举行“筹赈祖国难民画展”,筹得的义款悉数汇回祖国救济难民。1941年在新加坡南洋美术专科学校专教中国画,课余教书法篆刻,前后36年。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施香沱与文人郁达夫等致力于抗日宣传。新加坡沦陷后,被列入搜捕黑名单,他和郁达夫、胡愈之等革命党人逃到苏门答腊。1945年,施香沱回到新加坡,继续在美术界作出贡献。

陈宗瑞:何人富贵浮云视,孤注光阴一艺中


与施香沱同期的陈宗瑞(1910-1985)偏爱中国水墨画和西洋水彩画,他的画风写实求真,认为表扬真善美是画家的社会责任。

陈宗瑞提倡中国水墨画必须现代化与本土化,融入西洋画的作画技巧,包容新事物,表达现代生活,他甚至提议在中国水墨画中以英文或马来文题诗作跋,扩大懂得欣赏中国画的观众群。陈宗瑞在《墨澜社特辑》(1967)提到:

“我们的水墨画,内容是什么呢?在时代背景与地域迁移之原则下,我提出下列口号:(一)描写现实的景物(二)文学与绘画之结合,乃中国画之一特色,应保留此种优良传统,中国画之形成,常在画面上保留题字空间,何尝不可题上英语或马来班顿以加强画面的感染力。”


陈宗瑞,《废墟》

陈宗瑞,《甘榜》

《废墟》和《甘榜》是陈宗瑞在1970年代的创作,通过中国水墨画的画法记录下遗失的南洋风情。《废墟》的原址在马六甲,《甘榜》景物可能是马来西亚,当时新加坡正朝向城市化发展,许多乡村地区正在迅速消失中。

陈宗瑞的油画《峇厘岛妇女》也是采用写实的手法,画中人袒胸露乳,似乎在表现异国风情,但仔细观察,其实是表现当地妇女的生活点滴,穿着美丽纱笼裙的峇厘岛妇女勤奋劳动的一面。



陈宗瑞《峇厘岛妇女》:穿着美丽纱笼裙的峇厘岛妇女勤奋劳动的一面

陈宗瑞出生于汕头市鮀浦鮀东村的一个商贾之家,他的家族富有,在南洋开了“两顺利号”商行。他的父亲要他读书接管家族生意,中学刚毕业就被送到新加坡学习经商;然而他并不喜欢商场生活,私自回到汕头,转赴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父亲知道后,不给他钱花,迫他回乡。回到汕头后,陈宗瑞在友联中学执教,课余跟老乡陈文希等人交往,合力创办春阳绘画社。

1931年,陈宗瑞到新加坡定居,先后在端蒙、中正、华侨等传统华校执教,为新马培养了许多美术人才。1935415日,陈宗瑞、张汝器、李魁士、张伯河、庄有钊等发起创办“中华美术研究会”,接待过徐悲鸿、刘海粟、王济远等,并为他们的抗战筹款义展提供方便,联系买家。其中张汝器在新加坡沦陷后被日本人枪杀了。

1938年,“中华美术研究会”倡办“南洋美术专科学校”,陈宗瑞亲执教鞭,南洋美专一路来都是新加坡的美术摇篮。1969年,陈宗瑞又与同好发起成立“新加坡水彩画会”。

陈宗瑞一生为艺术献身,两度获得新加坡总统颁发的“公共服务星章”,这是国家给予艺术家的最高肯定。

新加坡书法家潘受先生为《陈宗瑞水彩水墨画集》(1982)题诗:“水彩精能水墨工,东西水乳妙交融。何人富贵浮云视,孤注光阴一艺中。”

饶是飞鸿踏雪泥


置身于早期新加坡的浩瀚画海中,不论是人在画图中还是人在抽离中,或是画中人、人中画,不期然想起我读中小学那十年启蒙的日子,每个星期都必须呈交大楷小楷书法作业,上美术课也有知名的老师指导绘画创作。当时指点书法与美术的导师有曾广纬、何逸平、周璧珊老师以及杨伟群校长等人,自夸一点还曾经在全国书法比赛获过奖,怪只怪在自己身在福中不知福,没有好好继续在优秀的导师门下修练,正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



(何逸平正在绘画麻坡的街景。图片来源:马·星洲日报 2012)

也想起当年离校的毕业特刊上所引述的苏东坡的诗偈,很符合当下的心情:“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


相关链接
潮州学堂 I attended Teo Chew School
80年前的校刊
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印象派画作

Friday, July 11, 2014

探访传说中的古城: 埋藏在地底的魏功甘(Wiang Kum Kam)

古老的传说


根据《马来纪年》的记载,大约公元1300年,巨港王子山尼拉乌他马(San Nila Utama)从民丹岛来到淡马锡,见到一头巨兽跑过,当时随行的老人家说那是“Singa”,印度巴利文(Pali)“狮子”的意思。山尼拉乌他马很喜欢这个地方,于是在Singapura(狮子城)建立起新加坡拉王朝,将皇宫建在新加坡河畔的福康宁山(皇家山)上,当年称为“禁山”。

很快的,新加坡拉发展成为一个大国,各方前来的商贾络绎不绝,新加坡河口人烟稠密,一片欣欣向荣。

1926年在福康宁山建造蓄水池所出土的文物中,有一条属于印尼满者伯夷王朝年代的黄金臂饰,臂饰上的狮面守护神(Kala)凸纹面相造型,跟在爪哇古庙宇的狮面守护神十分相似,印证了新加坡拉王朝和印尼王子之间的古老传说。

距离新加坡二千公里以外的“兰纳王国”跟新加坡拉马来王朝同期崛起,被形容为百万稻田的国度,1296年建国,由明莱王统治。

兰纳王国原在“旧城”建都,但由于屡受外敌入侵,改在有天然山峦保护着的湄屏河畔建都,命名魏功甘。

魏功甘地势低洼、水患频频,明莱王决定放弃魏功甘,另在北部五公里外建立“新城”。

后来当地人世代相传,在兰纳王国的盛世曾经有座称为魏功甘的城市,曾几何时,整座城市消失无踪,成为一代人传一代人的古老传说。

这样的介绍,是否很像电脑游戏的开场白?但这里要介绍的是一段真实的史迹,我在2013年底的“北游记”。

出土的城市


1984年,村民无意中在湄屏河畔发现一些祭拜用的器皿,考古学家进一步考核挖掘,终于让埋在地下的魏功甘古城重见天日,将传说还原为现实。由于年代久远,后来迁入的民众在毫不知情下将屋子建在被掩埋的古城上,以至寻找和修复遗址的工作困难重重。

目前已经出土并陆续修复的魏功甘古城遗址有42处,出土的刻字石板、砖块、佛钟和佛塔等文物超过1300件,其中一块分成四瓣的刻字石板是最重要的考古发现,证实先人的传说的准确性。


(出土遗址Wat That Khao)

(出土遗址Wat Nan Chang)

原来过去的湄屏河经常泛滥,多场洪水后,魏功甘这座古城已经完全湮没在泥沙之下。2005年以来,此地已经经历过三次类似的水患,河水淹过湄屏河岸,也淹过出土的魏功甘古城,因此不难想象为何当年明莱王决定迁都。

在魏功甘古城的历史遗迹中,唯一没有被水患破坏的是Wat Chedi Liam ,当地人称它为Wat Ku KhamWat Chedi Liam原意是圆塔寺,Wat Ku Kham则是金塔寺。这座寺庙的佛塔建于方形底座,五层佛塔共有60龛佛像。五层佛塔是兰纳时期的建筑风格。二十世纪初,缅甸商人出资修复了这座寺庙,融入了缅甸风格;后来陆续修复,在原来砖块砌成的外墙敷上石灰,加强它的建筑结构。


(在魏功甘古城的历史遗迹中,唯一没有被水患破坏的是Wat Chedi Liam)


(缅甸商人出资修复了Wat Chedi Liam,融入了缅甸风格)

从城墙的遗迹推断,魏功甘古城呈长方形,长850米,宽600米,在城外生活的居民占地约三平方公里。

漫游魏功甘,最有韵味的还是乘坐马车,在马蹄的滴答滴答声中,让时光让思绪回到从前;也可以让文采飞絮一下,我们到底是归人,还是过客?


(漫游魏功甘,乘坐马车最有韵味)

兴亡是历史的规律


兰纳王国涵盖了泰国北部清迈、清莱、缅甸和老挝相邻的城镇。在两百余年的盛世中,发展成主要的经济、文化和佛学中心,并在1477年主办了第七届世界佛学研讨会,将兰纳文化推向最高峰。清迈也是个古丝绸之路的分支,云南、缅甸、印度及西亚的商贸都经过此地。

在清迈的博物馆前有一座三王雕像,记述清迈城并不是明莱王一己之力建成,而是得到了另外两位国王的鼎力协助。兰纳的明莱王与素可泰的蓝坎亨王(King Ramkhamhaeng)、帕尧(Phayao)的南蒙王(King Ngam Muang)结盟,亲如兄弟,集结了三个国家九万人的力量来在建造清迈城。落成后的清迈城东西宽1800公尺,南北长2000公尺。城外围绕着一条18公尺宽的护城河。


(清迈博物馆前的三王纪念碑)

1557年,实力鼎盛的缅甸多次出兵,占领了清迈,清迈成为附庸国。缅甸最后的王朝贡榜王朝的君主在泰缅边界大奇利城兴建了一座俗名为“成功寺”的庙宇,大军从瑞波(Shwebo)出发,越界入清迈前总要在成功寺拜拜,说来奇怪,贡榜王朝的军队每回拜过佛祖之后都打胜仗,然后就扩建或修复寺院。因此当地人相信成功寺不能有完工之日,否则就不会再行好运了,这个观念一直延续到今天,成功寺从来没有停止敲敲打打过。成功寺原名Rakhine Buddha Monastery,是一座佛教僧院。

缅甸大奇利城的成功寺)

(当地人相信成功寺不能有完工之日,否则就不会再行好运了,所以没有停止敲敲打打过)

1774年,兰纳国王在暹罗的协助下将缅甸驱逐出境。

1874年,暹罗王朱拉隆功(拉玛五世皇,Chulalongkorn)登基后收回了对清迈的控制权利,兰纳王国成为暹罗的一部分。朱拉隆功被尊称为现代泰国之父,16岁继位,在他执政的四十二年里,虽然面对英国和法国的强大压力,依然维持国家独立,将泰国发展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新加坡的旧国会大厦(现在的The Art House)前有一座铜象雕刻,它便是朱拉隆功初访新加坡时献给殖民地政府的见面礼。


1932年,清迈成为暹罗的省分。

1949年,暹罗正式易名为泰国。


(新加坡的旧国会大厦(现在的The Art House)前的铜象雕刻,是朱拉隆功初访新加坡时献给殖民地政府的见面礼)

旧城:清莱
新城:清迈
兰纳王国:Lanna Kingdom
明莱王:Mengrai
魏功甘: Wiang Kum Kam
湄屏河:Mae Ping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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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July 04, 2014

PAP公演中文话剧《归来》

人民行动党曾经搞过中文演出


人民行动党(PAP)公演中文话剧?这不是开玩笑,而是实有其事,或许许多资深的行动党人也不知道这回事。

1950-1960年代还属于理想的年代,思想左倾和右倾的两派人士各有各的政治理念,但大前提离不开制造一个属于新加坡人的新加坡梦,经历过个人思想上的斗争,左翼与右翼人士间的对立,以及此后许多年的思想磨合,把我们带到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

今天回顾1967PAP在维多利亚剧院公开演出舞台剧《归来》,右倾的政治动机是很鲜明的,可是右倾归右倾,那个年代很流行的口号也出现在纪念刊与剧中人物的对白上,今天或许觉得带点鸡皮疙瘩,但是正因为如此,才唤起大家对那个激情的年代的非一般记忆。

那是PAP直落亚逸支部庆祝成立八周年的话剧公演。


(1967PAP在维多利亚剧院公开演出舞台剧《归来》的演出特刊

(当时很多PAP的同志都支持《归来》。NAS 1967)

演出委员会主席叶茂林的话也是富有革命色彩的:“在导演英明的策划和指导下,以及演员们辛勤排练下,终于把这个剧本的主导观念和角色的精神世界体现在舞台。….我们的汗不是白流的。祝贺他们在艺术生活中开出灿烂的花朵。”

王邦文是演出顾问,也是当时的教育部长,他的政府等于政党的理念:“…1959年执政以来,引导国家社会迈向公正、平等、富强的康庄大道,同时也使党与国家人民的命运紧密地连系在一起。党是全民的政党,党的成败,将会直接影响国家人民的安危祸福。”

当时王邦文(政府)对文化建设的观点: 

(关于物质与精神)同志们与全国同胞当前以及今后所应努力的主要目标,就是怎样使国家获得长远的生存与发展,我们在物质建设方面,诸如工业和经济的建设,建屋发展,都有非常卓越的成绩表现,可是,在精神文化建设方面,尚没有什么突出的成绩,这有待我国文化工作者去努力耕耘。 

(关于文化艺术的使命)文化,是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而社会现实生活的环境,又决定了文化的发展。故生活环境不断改善,决定了文化亦随之发展。现今,我国社会既然已经出现了朝气勃勃的新国家面貌,它更急切须要我国艺术家们,能获取这些题材,并加以正确地分析,使这些新国家面貌、人民朝气勃勃的建国气概、热火朝天的建国热潮,在我国的艺术作品中得到具体的反映。这是每个爱国艺术家所应尽的神圣任务。所以,凡是本质地反映我国现实生活的作品,是值得我们鼓励的。像青年作家王里先生,能以一个受革命热浪激荡的青年,从盲目地参加反国活动中,回头是岸,投入人民怀抱为题材,这正说明了他对我国现实生活,敏锐观察和分析的结果。 

(文化的发展方针)…进行改革,促进交流与从事创作,是我们在文化艺术上所应努力的三大方针,希望我国文化事业工作者为此鲜明目标而努力耕耘,使我国文化园地,在不久的将来,开放出绚丽的花朵。


《归来》讲什么?


陈伯仑是个典型的旧社会中年商人,他固执、自私,对儿女的态度保守,任何决定都是老爸说了算,没有商量的余地。

妻子李慧理虽然受教育不多,但思想开明,品性善良,关心儿女的前途。

大儿子陈国雄自认是改革社会的中坚分子。

二儿子内向,醉心于音乐。

小女儿陈丹妮,性格豪爽,对科学特别感兴趣。


(妈妈:你真是发神经,无端端要背什么诗词!父亲陈伯仑(戴鹏),母亲李慧理(何丽娟),女儿陈丹妮(英婉仪)。照片取自《归来》的演出特刊

父亲陈伯仑跟许多父母一样,一心希望儿子继承自己的事业,女儿能好好学习时尚。大哥日夜在外头搞革命事业,对于弟妹只顾读书,对社会动向不闻不问很不以为然,讥笑他们不顾人民死活,不敢面对现实。他跟父亲的思想分歧越来越大,还因革命活动而锒铛入狱。次子和小女为了自己的前途,在母亲的默许下出国深造。

一晃八年,父亲年老多病,在家中疗养;大哥从狱中释放出来,意志消沉,父亲为他介绍了多份工作,但都无法胜任,生活在懊悔、自责的深渊。


(大哥:一个倒下去,千万个站起来,我不逃!大哥陈国雄(马政)。照片取自《归来》的演出特刊

二弟小妹都分别在国外发挥才华,崭露头角。他们认为祖国是个文化与技术的大沙漠,对于一个在外国学音乐、学科学的人才来说,回国等于英雄无用武之地。青年知识分子在全新的局势下,经过一番思想上的挣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终于下定决心,放弃过去违反国家人民利益的旧思想包袱,回国效劳。

在亲情的鼓励下,大哥重新振作,决心为美好的新加坡奋斗。

光明的结局!


(这是当年经典的舞台造型。照片取自《归来》的演出特刊

《归来》剧中有好些革命式的台词,例如:

 老二:“来,让我们献身给祖国,为祖国美好的明天齐奋斗!” 

大哥:“一个倒下去,千万个站起来,我不逃!” 

母亲:“让我们的家庭有点青春的活力,有点年轻人的气息….” 

老二:“但我们发觉比我们后去的留学生都先后回去为自己的祖国人民服务,我们真是惭愧极了!”

根据PAP的说法,在那个年代,最大的困难是找到一部类似《归来》这部政治思想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能够正确地“反映我国现实生活”的剧本。


(参与《归来》话剧演出的台前幕后人员。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照片取自《归来》的演出特刊

饰演父亲的戴鹏


《归来》中饰演父亲陈伯仑的演员戴鹏本名戴德馨,学生时期就已积极参与舞台剧演出,1964年开始跨足电视圈,甚至在一些电视剧中兼任导演与演员。1983年,戴鹏与新广(新传媒前身)签约成为全职演员。

在五十年的演艺生涯里,戴鹏演绎过许多个草根人物,参与作品包括《咖啡乌》、《雾锁南洋》、《红头巾》、《琼园咖啡香》、《人在旅途》、《芝麻绿豆》、《奇缘》等。其中,以1995年《法医故事》里扮演的痴呆老人角色最令人印象深刻,一句“给我一点吃的吧”更成为流传坊间的经典台词。


2000年,新传媒实行新的合约制度,许多“甘草”演员都无法续约,戴鹏是其中一个在无情的市场社会中深感失落的老演员。他在2013年去世,享年7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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