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uly 18, 2014

先驱画家与国家认同感:施香沱与陈宗瑞 Singapore's Pioneer Artists: See Hsiang To & Chen Chong Swee

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清溪不见人


提起中国的艺术国粹,最广泛流传的是唐诗与水墨画。中国的山川水色在于黑白灰交错的朦朦胧胧间,由山水延伸出来,基本的水墨画就是水与墨,黑白相间。往深一层,水墨画除了水与墨之外,也有大写意小写意,工笔花鸟画等,色彩缤纷,也称为彩墨画。

中国水墨画的特点是笔墨内涵,以形传神,比如唐朝的田园诗人王维“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清溪不见人”,禅意入诗,诗境入画,诗画艺术讲究的正是神韵与气势。


印象派画风相比,两者讲的都是神采,但印象派画作对光与影的追求与水墨画的淡定,反映的正是东西文化的差异。

中国的艺术文化随着移民流入东南亚。印尼有1500万名华人,约占国内总人口的5%,是大中华区以外华人人口最多的国家,但人口分散在众岛屿;新加坡只有300多万华人,约占总常住人口的70%,但由于国土小,反而是东南亚地区华人人口最密集的国家,中文书法绘画活动曾经风行一时,可能是日韩以外最为蓬勃的国家,直到1980年代传统华校消失,实用主义抬头后才逐渐淡落。

变迁·万画


当年从中国大陆移民至新马的第一代书画名家有施香沱、陈宗瑞、陈人浩、崔大地、黄葆芳、吴在炎、陈景昭、范昌乾等人,他们人在星洲,一方面以南洋所见所闻为素材,另一方面则坚持以中国传统书法绘画为创作媒介。他们的书画都有非凡的造诣,在推动东南亚的中国绘画发展上功不可没。

由于先驱画家都是在1930至1950年代初移民到新加坡,新的地理环境启发他们捕捉南洋特色作为创作题材。对他们来说,南洋的风土人情色彩缤纷,在战后这种南洋风情又在急速变化中,因此增加了一层作画的使命,为社会的变化留下记忆。

201311月至20143月间在国家博物馆的特展《变迁·万画》(A changed world)就展示了多位画家为新加坡保留的19501970年代的社会风貌。有人比喻看画必须人在画图中才能体会画家所呈现的意境,我以外行人的身份看画,反而觉得如果采用抽离的方式,可以通过画作来窥探早年的移民画家在泱泱大国来到新加坡落地生根的心路历程,走入艺术背后的世界。


施香沱:身处南洋,心系传统


以创作风格而言,施香沱(1906-1990)强调对景写生,着重于描绘自身所见的实物,他本着师法自然的理念,经常带学生到植物园写生。施香沱在《施香沱篆刻图绘合辑》(1982)中写道:

“我的绘画是把现实生活中的感受诉诸形象。我写神仙鱼,写天堂鸟、胡姬、皮影戏、印度仕女,使它有点时代气息,地方色彩,表达及反映目前存在的事物。”

施香沱有一幅《达雅武士肖像》(1949)就以非常典型的中国画风来描绘印尼的武士。施香沱在题跋中写道,古代中国人物画家的描绘对象就包括了游牧民族;而他自己在描绘达雅族肖像时,已经能够准确掌握其衣冠特征。想起自己虽然已经离开祖国,在南洋生活十年,还是主张“君子素夷狄而行乎夷狄,吾其被发左衽乎”。这句话的大意是我身处中国以外少数民族的地方,如果连言行举止也像他们一样,那我岂不是沦落为他们的一分子?


施香沱,《达雅武士肖像》:君子素夷狄而行乎夷狄,吾其被发左衽乎

这番话反映了人在江湖,身处异地,心理上所衍生的矛盾的情绪。尽管施香沱在新加坡落地生根,一生还是坚持中国书画篆刻艺术,身处南洋,心系传统。


达雅族

根据砂劳越诗巫省华人社团联合会的解说:“20世纪50年代,西方和印尼的人类学家都确认,加里曼丹岛的达雅人是古老的外来民族,他们的祖先是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大约在1500多年前,达雅人的先人离开天灾人祸和战乱频繁的云南等地,他们沿着长江流域漂流迁徙,经浙闽等地渡海到了台湾岛,之后再横渡巴士海峡,经菲律宾和南海诸岛最终到达加里曼丹,在那里世代生息繁衍。”


在另一幅1977年的画作《马来人与皮影》,虽然距离《达雅武士肖像》已经将近30年,施香沱保持着一贯的风格,将马来同胞的皮影戏融入中国画风中。


(施香沱,《马来人与皮影》)

施香沱,字宏泽,笔名吟笙、定叔,自称“八闽男子”,中年书斋号为“迦陵楼”,晚年署名“星凤堂”,是生于福建漳州名门望族的书香子弟。

1938年,施香沱逃避中日战争,雇船南来新加坡。1940年于新加坡举行“筹赈祖国难民画展”,筹得的义款悉数汇回祖国救济难民。1941年在新加坡南洋美术专科学校专教中国画,课余教书法篆刻,前后36年。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施香沱与文人郁达夫等致力于抗日宣传。新加坡沦陷后,被列入搜捕黑名单,他和郁达夫、胡愈之等革命党人逃到苏门答腊。1945年,施香沱回到新加坡,继续在美术界作出贡献。

陈宗瑞:何人富贵浮云视,孤注光阴一艺中


与施香沱同期的陈宗瑞(1910-1985)偏爱中国水墨画和西洋水彩画,他的画风写实求真,认为表扬真善美是画家的社会责任。

陈宗瑞提倡中国水墨画必须现代化与本土化,融入西洋画的作画技巧,包容新事物,表达现代生活,他甚至提议在中国水墨画中以英文或马来文题诗作跋,扩大懂得欣赏中国画的观众群。陈宗瑞在《墨澜社特辑》(1967)提到:

“我们的水墨画,内容是什么呢?在时代背景与地域迁移之原则下,我提出下列口号:(一)描写现实的景物(二)文学与绘画之结合,乃中国画之一特色,应保留此种优良传统,中国画之形成,常在画面上保留题字空间,何尝不可题上英语或马来班顿以加强画面的感染力。”


陈宗瑞,《废墟》

陈宗瑞,《甘榜》

《废墟》和《甘榜》是陈宗瑞在1970年代的创作,通过中国水墨画的画法记录下遗失的南洋风情。《废墟》的原址在马六甲,《甘榜》景物可能是马来西亚,当时新加坡正朝向城市化发展,许多乡村地区正在迅速消失中。

陈宗瑞的油画《峇厘岛妇女》也是采用写实的手法,画中人袒胸露乳,似乎在表现异国风情,但仔细观察,其实是表现当地妇女的生活点滴,穿着美丽纱笼裙的峇厘岛妇女勤奋劳动的一面。



陈宗瑞《峇厘岛妇女》:穿着美丽纱笼裙的峇厘岛妇女勤奋劳动的一面

陈宗瑞出生于汕头市鮀浦鮀东村的一个商贾之家,他的家族富有,在南洋开了“两顺利号”商行。他的父亲要他读书接管家族生意,中学刚毕业就被送到新加坡学习经商;然而他并不喜欢商场生活,私自回到汕头,转赴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父亲知道后,不给他钱花,迫他回乡。回到汕头后,陈宗瑞在友联中学执教,课余跟老乡陈文希等人交往,合力创办春阳绘画社。

1931年,陈宗瑞到新加坡定居,先后在端蒙、中正、华侨等传统华校执教,为新马培养了许多美术人才。1935415日,陈宗瑞、张汝器、李魁士、张伯河、庄有钊等发起创办“中华美术研究会”,接待过徐悲鸿、刘海粟、王济远等,并为他们的抗战筹款义展提供方便,联系买家。其中张汝器在新加坡沦陷后被日本人枪杀了。

1938年,“中华美术研究会”倡办“南洋美术专科学校”,陈宗瑞亲执教鞭,南洋美专一路来都是新加坡的美术摇篮。1969年,陈宗瑞又与同好发起成立“新加坡水彩画会”。

陈宗瑞一生为艺术献身,两度获得新加坡总统颁发的“公共服务星章”,这是国家给予艺术家的最高肯定。

新加坡书法家潘受先生为《陈宗瑞水彩水墨画集》(1982)题诗:“水彩精能水墨工,东西水乳妙交融。何人富贵浮云视,孤注光阴一艺中。”

饶是飞鸿踏雪泥


置身于早期新加坡的浩瀚画海中,不论是人在画图中还是人在抽离中,或是画中人、人中画,不期然想起我读中小学那十年启蒙的日子,每个星期都必须呈交大楷小楷书法作业,上美术课也有知名的老师指导绘画创作。当时指点书法与美术的导师有曾广纬、何逸平、周璧珊老师以及杨伟群校长等人,自夸一点还曾经在全国书法比赛获过奖,怪只怪在自己身在福中不知福,没有好好继续在优秀的导师门下修练,正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



(何逸平正在绘画麻坡的街景。图片来源:马·星洲日报 2012)

也想起当年离校的毕业特刊上所引述的苏东坡的诗偈,很符合当下的心情:“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


相关链接
潮州学堂 I attended Teo Chew School
80年前的校刊
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印象派画作

Friday, July 11, 2014

探访传说中的古城: 埋藏在地底的魏功甘(Wiang Kum Kam)

古老的传说


根据《马来纪年》的记载,大约公元1300年,巨港王子山尼拉乌他马(San Nila Utama)从民丹岛来到淡马锡,见到一头巨兽跑过,当时随行的老人家说那是“Singa”,印度巴利文(Pali)“狮子”的意思。山尼拉乌他马很喜欢这个地方,于是在Singapura(狮子城)建立起新加坡拉王朝,将皇宫建在新加坡河畔的福康宁山(皇家山)上,当年称为“禁山”。

很快的,新加坡拉发展成为一个大国,各方前来的商贾络绎不绝,新加坡河口人烟稠密,一片欣欣向荣。

1926年在福康宁山建造蓄水池所出土的文物中,有一条属于印尼满者伯夷王朝年代的黄金臂饰,臂饰上的狮面守护神(Kala)凸纹面相造型,跟在爪哇古庙宇的狮面守护神十分相似,印证了新加坡拉王朝和印尼王子之间的古老传说。

距离新加坡二千公里以外的“兰纳王国”跟新加坡拉马来王朝同期崛起,被形容为百万稻田的国度,1296年建国,由明莱王统治。

兰纳王国原在“旧城”建都,但由于屡受外敌入侵,改在有天然山峦保护着的湄屏河畔建都,命名魏功甘。

魏功甘地势低洼、水患频频,明莱王决定放弃魏功甘,另在北部五公里外建立“新城”。

后来当地人世代相传,在兰纳王国的盛世曾经有座称为魏功甘的城市,曾几何时,整座城市消失无踪,成为一代人传一代人的古老传说。

这样的介绍,是否很像电脑游戏的开场白?但这里要介绍的是一段真实的史迹,我在2013年底的“北游记”。

出土的城市


1984年,村民无意中在湄屏河畔发现一些祭拜用的器皿,考古学家进一步考核挖掘,终于让埋在地下的魏功甘古城重见天日,将传说还原为现实。由于年代久远,后来迁入的民众在毫不知情下将屋子建在被掩埋的古城上,以至寻找和修复遗址的工作困难重重。

目前已经出土并陆续修复的魏功甘古城遗址有42处,出土的刻字石板、砖块、佛钟和佛塔等文物超过1300件,其中一块分成四瓣的刻字石板是最重要的考古发现,证实先人的传说的准确性。


(出土遗址Wat That Khao)

(出土遗址Wat Nan Chang)

原来过去的湄屏河经常泛滥,多场洪水后,魏功甘这座古城已经完全湮没在泥沙之下。2005年以来,此地已经经历过三次类似的水患,河水淹过湄屏河岸,也淹过出土的魏功甘古城,因此不难想象为何当年明莱王决定迁都。

在魏功甘古城的历史遗迹中,唯一没有被水患破坏的是Wat Chedi Liam ,当地人称它为Wat Ku KhamWat Chedi Liam原意是圆塔寺,Wat Ku Kham则是金塔寺。这座寺庙的佛塔建于方形底座,五层佛塔共有60龛佛像。五层佛塔是兰纳时期的建筑风格。二十世纪初,缅甸商人出资修复了这座寺庙,融入了缅甸风格;后来陆续修复,在原来砖块砌成的外墙敷上石灰,加强它的建筑结构。


(在魏功甘古城的历史遗迹中,唯一没有被水患破坏的是Wat Chedi Liam)


(缅甸商人出资修复了Wat Chedi Liam,融入了缅甸风格)

从城墙的遗迹推断,魏功甘古城呈长方形,长850米,宽600米,在城外生活的居民占地约三平方公里。

漫游魏功甘,最有韵味的还是乘坐马车,在马蹄的滴答滴答声中,让时光让思绪回到从前;也可以让文采飞絮一下,我们到底是归人,还是过客?


(漫游魏功甘,乘坐马车最有韵味)

兴亡是历史的规律


兰纳王国涵盖了泰国北部清迈、清莱、缅甸和老挝相邻的城镇。在两百余年的盛世中,发展成主要的经济、文化和佛学中心,并在1477年主办了第七届世界佛学研讨会,将兰纳文化推向最高峰。清迈也是个古丝绸之路的分支,云南、缅甸、印度及西亚的商贸都经过此地。

在清迈的博物馆前有一座三王雕像,记述清迈城并不是明莱王一己之力建成,而是得到了另外两位国王的鼎力协助。兰纳的明莱王与素可泰的蓝坎亨王(King Ramkhamhaeng)、帕尧(Phayao)的南蒙王(King Ngam Muang)结盟,亲如兄弟,集结了三个国家九万人的力量来在建造清迈城。落成后的清迈城东西宽1800公尺,南北长2000公尺。城外围绕着一条18公尺宽的护城河。


(清迈博物馆前的三王纪念碑)

1557年,实力鼎盛的缅甸多次出兵,占领了清迈,清迈成为附庸国。缅甸最后的王朝贡榜王朝的君主在泰缅边界大奇利城兴建了一座俗名为“成功寺”的庙宇,大军从瑞波(Shwebo)出发,越界入清迈前总要在成功寺拜拜,说来奇怪,贡榜王朝的军队每回拜过佛祖之后都打胜仗,然后就扩建或修复寺院。因此当地人相信成功寺不能有完工之日,否则就不会再行好运了,这个观念一直延续到今天,成功寺从来没有停止敲敲打打过。成功寺原名Rakhine Buddha Monastery,是一座佛教僧院。

缅甸大奇利城的成功寺)

(当地人相信成功寺不能有完工之日,否则就不会再行好运了,所以没有停止敲敲打打过)

1774年,兰纳国王在暹罗的协助下将缅甸驱逐出境。

1874年,暹罗王朱拉隆功(拉玛五世皇,Chulalongkorn)登基后收回了对清迈的控制权利,兰纳王国成为暹罗的一部分。朱拉隆功被尊称为现代泰国之父,16岁继位,在他执政的四十二年里,虽然面对英国和法国的强大压力,依然维持国家独立,将泰国发展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新加坡的旧国会大厦(现在的The Art House)前有一座铜象雕刻,它便是朱拉隆功初访新加坡时献给殖民地政府的见面礼。


1932年,清迈成为暹罗的省分。

1949年,暹罗正式易名为泰国。


(新加坡的旧国会大厦(现在的The Art House)前的铜象雕刻,是朱拉隆功初访新加坡时献给殖民地政府的见面礼)

旧城:清莱
新城:清迈
兰纳王国:Lanna Kingdom
明莱王:Mengrai
魏功甘: Wiang Kum Kam
湄屏河:Mae Ping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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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July 04, 2014

PAP公演中文话剧《归来》

人民行动党曾经搞过中文演出


人民行动党(PAP)公演中文话剧?这不是开玩笑,而是实有其事,或许许多资深的行动党人也不知道这回事。

1950-1960年代还属于理想的年代,思想左倾和右倾的两派人士各有各的政治理念,但大前提离不开制造一个属于新加坡人的新加坡梦,经历过个人思想上的斗争,左翼与右翼人士间的对立,以及此后许多年的思想磨合,把我们带到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

今天回顾1967PAP在维多利亚剧院公开演出舞台剧《归来》,右倾的政治动机是很鲜明的,可是右倾归右倾,那个年代很流行的口号也出现在纪念刊与剧中人物的对白上,今天或许觉得带点鸡皮疙瘩,但是正因为如此,才唤起大家对那个激情的年代的非一般记忆。

那是PAP直落亚逸支部庆祝成立八周年的话剧公演。


(1967PAP在维多利亚剧院公开演出舞台剧《归来》的演出特刊

(当时很多PAP的同志都支持《归来》。NAS 1967)

演出委员会主席叶茂林的话也是富有革命色彩的:“在导演英明的策划和指导下,以及演员们辛勤排练下,终于把这个剧本的主导观念和角色的精神世界体现在舞台。….我们的汗不是白流的。祝贺他们在艺术生活中开出灿烂的花朵。”

王邦文是演出顾问,也是当时的教育部长,他的政府等于政党的理念:“…1959年执政以来,引导国家社会迈向公正、平等、富强的康庄大道,同时也使党与国家人民的命运紧密地连系在一起。党是全民的政党,党的成败,将会直接影响国家人民的安危祸福。”

当时王邦文(政府)对文化建设的观点: 

(关于物质与精神)同志们与全国同胞当前以及今后所应努力的主要目标,就是怎样使国家获得长远的生存与发展,我们在物质建设方面,诸如工业和经济的建设,建屋发展,都有非常卓越的成绩表现,可是,在精神文化建设方面,尚没有什么突出的成绩,这有待我国文化工作者去努力耕耘。 

(关于文化艺术的使命)文化,是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而社会现实生活的环境,又决定了文化的发展。故生活环境不断改善,决定了文化亦随之发展。现今,我国社会既然已经出现了朝气勃勃的新国家面貌,它更急切须要我国艺术家们,能获取这些题材,并加以正确地分析,使这些新国家面貌、人民朝气勃勃的建国气概、热火朝天的建国热潮,在我国的艺术作品中得到具体的反映。这是每个爱国艺术家所应尽的神圣任务。所以,凡是本质地反映我国现实生活的作品,是值得我们鼓励的。像青年作家王里先生,能以一个受革命热浪激荡的青年,从盲目地参加反国活动中,回头是岸,投入人民怀抱为题材,这正说明了他对我国现实生活,敏锐观察和分析的结果。 

(文化的发展方针)…进行改革,促进交流与从事创作,是我们在文化艺术上所应努力的三大方针,希望我国文化事业工作者为此鲜明目标而努力耕耘,使我国文化园地,在不久的将来,开放出绚丽的花朵。


《归来》讲什么?


陈伯仑是个典型的旧社会中年商人,他固执、自私,对儿女的态度保守,任何决定都是老爸说了算,没有商量的余地。

妻子李慧理虽然受教育不多,但思想开明,品性善良,关心儿女的前途。

大儿子陈国雄自认是改革社会的中坚分子。

二儿子内向,醉心于音乐。

小女儿陈丹妮,性格豪爽,对科学特别感兴趣。


(妈妈:你真是发神经,无端端要背什么诗词!父亲陈伯仑(戴鹏),母亲李慧理(何丽娟),女儿陈丹妮(英婉仪)。照片取自《归来》的演出特刊

父亲陈伯仑跟许多父母一样,一心希望儿子继承自己的事业,女儿能好好学习时尚。大哥日夜在外头搞革命事业,对于弟妹只顾读书,对社会动向不闻不问很不以为然,讥笑他们不顾人民死活,不敢面对现实。他跟父亲的思想分歧越来越大,还因革命活动而锒铛入狱。次子和小女为了自己的前途,在母亲的默许下出国深造。

一晃八年,父亲年老多病,在家中疗养;大哥从狱中释放出来,意志消沉,父亲为他介绍了多份工作,但都无法胜任,生活在懊悔、自责的深渊。


(大哥:一个倒下去,千万个站起来,我不逃!大哥陈国雄(马政)。照片取自《归来》的演出特刊

二弟小妹都分别在国外发挥才华,崭露头角。他们认为祖国是个文化与技术的大沙漠,对于一个在外国学音乐、学科学的人才来说,回国等于英雄无用武之地。青年知识分子在全新的局势下,经过一番思想上的挣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终于下定决心,放弃过去违反国家人民利益的旧思想包袱,回国效劳。

在亲情的鼓励下,大哥重新振作,决心为美好的新加坡奋斗。

光明的结局!


(这是当年经典的舞台造型。照片取自《归来》的演出特刊

《归来》剧中有好些革命式的台词,例如:

 老二:“来,让我们献身给祖国,为祖国美好的明天齐奋斗!” 

大哥:“一个倒下去,千万个站起来,我不逃!” 

母亲:“让我们的家庭有点青春的活力,有点年轻人的气息….” 

老二:“但我们发觉比我们后去的留学生都先后回去为自己的祖国人民服务,我们真是惭愧极了!”

根据PAP的说法,在那个年代,最大的困难是找到一部类似《归来》这部政治思想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能够正确地“反映我国现实生活”的剧本。


(参与《归来》话剧演出的台前幕后人员。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照片取自《归来》的演出特刊

饰演父亲的戴鹏


《归来》中饰演父亲陈伯仑的演员戴鹏本名戴德馨,学生时期就已积极参与舞台剧演出,1964年开始跨足电视圈,甚至在一些电视剧中兼任导演与演员。1983年,戴鹏与新广(新传媒前身)签约成为全职演员。

在五十年的演艺生涯里,戴鹏演绎过许多个草根人物,参与作品包括《咖啡乌》、《雾锁南洋》、《红头巾》、《琼园咖啡香》、《人在旅途》、《芝麻绿豆》、《奇缘》等。其中,以1995年《法医故事》里扮演的痴呆老人角色最令人印象深刻,一句“给我一点吃的吧”更成为流传坊间的经典台词。


2000年,新传媒实行新的合约制度,许多“甘草”演员都无法续约,戴鹏是其中一个在无情的市场社会中深感失落的老演员。他在2013年去世,享年7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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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June 27, 2014

槟城老街 George Town, Penang

1957年光艺电影公司拍摄的《椰林月》,由谢贤、南虹、嘉玲等俊男美女主演。南虹打扮得漂漂亮亮,穿着时髦的Christian Dior蓬蓬裙,跟谢贤双双对对,到当年有东方花园之称的槟城拍外景,极乐寺、升旗山、峇都丁宜(Batu Ferringhi)、植物园等名胜地都摄入眼帘,叫人向往不已,难怪当年能够乘飞机到槟城旅游度蜜月已经很开心了。


(《椰林月》,峇都丁宜(Batu Ferringhi)。1957

现在有了廉价航空,百余元就能来回槟城一趟,可以舍弃在南北大道驾驶八小时的车路,告别那种在驾驶座长途驾驶的腰酸背痛和昏昏欲睡的感觉,旅途轻松多了。


(当年马来亚航空的广告,槟城在呼唤你 Penang is calling you。图片来源:南洋商报,1960)

槟城的乔治市和馬六甲古城这两个海峡殖民地都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世界文化遗产中(200877 )。新加坡虽然曾经同属海峡殖民地,但在发展的步伐中销毁了过多祖先的元素,目前只能靠植物园力争世遗。


(槟城峇都丁宜Batu Ferringhi 海滩的日落。2014)

估计槟城每年迎接六百万名外地旅客,是入境新加坡的外来人口的一半。就槟城的魅力而言,槟城被列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站CNN Go票选亚洲十大最佳小吃城市之一(2012);在雅虎网站公佈的世界八大退休后最宜居城市里,槟城排第四,是唯一入选的亚洲城市(2013);英国Guardian 投选槟城为世界十大旅游胜地之一(2014);南洋首富张弼士的故居被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评选为“十大豪宅城堡”之一(2011

至于政府样样都要争第一的新加坡虽然在亚太区的旅游竞争力排名第一(World Economic Forum 2013),不过并不是旅客心目中的首选,被挤到40名之外。


(曾经是南洋首富张弼士的豪宅)

或许这印证了以人性为出发点,大城市风貌大都相同,有心思、有回忆的老地方反而使人得到不一样的感官反应,这是世遗迷人的地方,当地人觉得平凡无奇的却是外人觉得不平凡之处(what is ordinary to us is extraordinary to the world)。


(喇叭紫薇花开的四月,有许多等待发觉的槟城老故事)

根据Asiaone的报道(2014119日),马六甲正准备迎接1500万名旅客,如果加上曾经统称为三州府的槟城和新加坡,三地旅客人数超过3000万,比入境马来西亚的旅客(2500万)还多,不能不佩服19世纪初英国人看上这三个小地方,设立海峡殖民地的远见。


三州府:新加坡、马六甲、槟城


乔治市(Georgetown)是槟城的首府,以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命名,1786年由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莱特船长(Captain Francis Light)创建,作为英国在十年前失掉美国这篇领土后,在马来半岛寻获的第一个远东基地。

英国东印度公司驻扎官哥罗福John Crawfurd)“全面收购”新加坡后(1824),新加坡、马六甲、槟城三地重组为海峡殖民地(1826年),俗称三州府。1832年原设在槟城的行政中心迁移到新加坡,这个决策奠定了新加坡的战略意义,促进了新加坡日后的繁华。

话说回来,莱佛士在1819年签下新加坡的租约前还必须听命于槟城总督James Bannerman。当时没有电邮,书信来往花时间,莱佛士利用这段空隙,擅自跟天猛公签下租约。槟城总督知道莱佛士不听指示时,已经生米煮成熟饭。这点叛逆精神与远见,使莱佛士成为新加坡现代史的开埠功臣。

槟城跟新加坡的关系比三州府的年代还要早一些。1819年莱佛士初访新加坡,船上的木匠曹亚志就是“槟城人”。说是槟城人当然也不完全正确,曹亚志来自广东台山,在槟城做木匠,莱佛士招聘木工,曹亚志应聘,就跟着上船了。他来到新加坡后,也招来了台山的乡亲,1822年成立了宁阳会馆,为乡民服务。宁阳会馆是新加坡第一家会馆。

新加坡也跟随着槟城发展的步伐,成立了私会党。义兴(槟城:1799年,新加坡:1825年,柔佛:1844年)和海山(1823年)是马来亚组织最庞大的私会党,成立于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三个海峡殖民地,之后散布到各个马来土邦。成立初期属于地缘性的同乡互助福利团体,后来才演变成互相争斗的帮派组织。根据黄尧老先生的《马·星华人志》,到了1860年代,槟城海山有五千人,义兴则有党员二万五千人,占了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槟城人的自豪



据载莱特初抵槟城,岛上只有五十八名居民,其中三人是“桃园三结义”的张理、邱兆进和马福春,他们早在十八世纪中叶乾隆十年左右(1745年)已经偷渡出境,来到槟城,以打渔为生,比莱特早了四十年。

张理和邱兆进都是广东大浦人,马福春则是福建永定人,他们可能是躲避清朝的追杀而越洋逃生的。曾经在槟城任过华民政务司的巴素博士(V.W.W.S. Purcell)指出:“一位姓邱的客家铁匠,一位姓张的教书先生及一位姓马的烧炭人,他们都被尊奉为华侨的开辟者。”

过去一路来,槟城首席部长都是国阵的天下:马华公会王保尼(195719591964,共三届),民政党林苍佑(19691974197819821986,共五届),民政党许子根(1990199519992004,共四届)。2008年大选,民心倒向,槟城成为民联的天下,民主行动党林冠英(20082013)出任首席部长。

2013年马来西亚大选,城市居民支持民联,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民主海啸,结果在不平等的选区划分下,输了乡村选票,变天失败。虽然国阵的总得票率比民联低,依旧安然执政。当时槟城韩江中学大草场的造势大会,吸引数万人参与,场内民众情绪高涨,跟2011年新加坡大选,在实龙岗体育场的工人党群众大会,夺下阿裕尼集选区前情绪高昂的最后一夜,是否似曾相识?

(民联在槟城韩江中学大草场的造势大会,数万名群众参与。图片来源:今日大马)

(2011年新加坡全国大选,工人党在实龙岗体育场的最后一夜)

跟槟城人聊天,他们最引以为豪的,是槟城160万人口中,有41%华人和42%马来人,他们一团和气,将手上的选票投了给民联。槟城作为民联政府的堡垒,以68%总选票守土成功。

2008年大选以来,改变得最多,改善得最成功的州属,就是槟城。国阵了解到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夺回政权, 他们能做的,就是尽量以不公平的方式来对待反对党统治下的槟城,他们一方面继续征税,另一方面却只分比马六甲还少几倍的经费给槟城发展。槟城人却因此而更加团结,跟新上任的州政府联手度过重重难关。

虽然所看到的实质收效并不完美,但肯定是一番心意打造后的改变,比如槟城的政策变得透明,金钱用在实际的建设,在妥善运用与过去滥用公款的差别间,竟然年年都取得可观的盈余,分配给学校,回馈给老人家,还在乔治市实行免费巴士服务。在环保活动下,槟城也已经摆脱了“垃圾州” 这个名称,大街小巷都十分整洁。

古城旧事


槟城作为英国在东南亚设立的第一个势力范围,我觉得它的特色在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以精心营造,却又不经意地表现出两百余年老城旧事的手法来取胜:

一是保留传统,通过旧建筑、旧码头和联系早期华人的古宗祠、古私宅、古庙宇、古街道等来传达前人种树后人凉,饮水必须思源的讯息。

二是旧食代,老街坊经营的街边美食,有如家传的私房菜一样原汁原味,小巧之余,给人增添许多童年的回忆。

三是将人文注入老街,通过壁画文化来传达老城故事。讲是壁画,其实也不全然是壁画,而是在风吹雨打下逐渐破落的彩色壁画与铸铁拗制成的三维艺术。

就以老街而言,乔治市自然少不了许多英国人常用的路名,而且熟口熟脸,槟城有的新加坡也有。对多年前在当地谋生,不懂得几个英文字的华人先辈而言,“红毛人”所使用的街名很难叫得出口,因此大街小巷都有自己社群约定的俗名,在民间流传了一两百年后,成为当地生活历史记忆形态的一部分。

新加坡的街道也曾经拥有许多华人惯用的俗名,不过在政府有意无意“去中文化”的过程中,许多民间惯用的路名已经流失,只活在老人家的记忆里了。

乔治市跟新马许多城市一样,具备浓郁的华人色彩,是华人下南洋拓荒的民间史册。在槟城吃喝玩乐之余,可以通过穿街走巷来对比新槟两地的风土文化,感染沉淀的人文气息。

海边两条街


在游轮码头与姓氏桥边的那条繁忙大街Alan Pangkalan Weld,华人称之为海墘路,墘是边沿的意思,顾名思义,海墘就是海的边沿了。Weld是殖民地总督Sir Frederick Weld 的姓氏,他在18801887年间上任,新加坡的淡水河(结霜桥,Sungei Road)附近也有一条Weld Road,纪念他管理新加坡的贡献。


(海墘路姓氏桥之一的姓周桥)

乔治市Lebuh ChuliaLebuh指的是大街,Chulia则是南印度的一个淡米尔族群,华人称他们为吉宁仔。Lebuh Chulia的中文名除了叫牛干冬街外 ,也叫吉宁街、罗粦街(闽)、衣箱街(粤)。


牛干冬街的咖啡店,槟城白咖啡

对比一下,新加坡的Chulia Street早年也曾经是Chulia族群的集居地,后来成为来自金奈(Chennai,早期称Madras)的放贷人谋生的地方,1970年代,华侨银行和大华银行靠两栋银行大楼来抢滩。早年福建人称这个地方为Swa Kia Teng(山仔顶),马来人和淡米尔人分别称之为Jalan Kedei PisauKathi Kadei Sadakku,直译为刀店街,还挺吓人的。

深具会社色彩的的亚美尼亚


乔治市Lebuh  Armenian直译为亚美尼亚街,华人称它为打铜仔街、本头公巷等。根据1800年的旧地图,Armenian Street 前身名为Malay Lane 因为当时那一带是马来人甘榜。1808年,政府正式将它命名为Armenian Street打铜仔街斑驳沧桑的墙壁反而是游人眼中的亮点。


(Lebuh Armenian古老的一面:斑驳沧桑的墙壁反而是游人的亮点)

Lebuh  Armenian的字义看来,这里曾经是亚美尼亚人的地盘。18世纪末,那些逃亡到波斯(伊朗)和印度加尔各答的亚美尼亚商人,携带着家眷,跟随英国人来到槟城,打造他们的新家。当时来到槟城的亚美尼亚人不超过百人,但是他们很团结,1824年就已经集资建立了St. Gregory教堂取名自亚美尼亚的第一位传教士St. Gregory教堂在115年后拆除,亚美尼亚人也迁离槟城。

本头公巷这个名字的来历是因为那里有一座160余年的建德堂大伯公庙,本头公就是大伯公的意思。


本头公巷的建德堂福德祠,也就是大伯公庙

打铜仔街是从大铳巷(Cannon Street)至打石街(Lebuh Acheh)的路段,当年有许多马来铜匠在那里作业。

大铳是Cannon的直译,是火筒的意思;Acheh指的是亚齐人,Lebuh Acheh 有一座亚齐风格的清真寺,1808年由亚齐王子东姑赛胡先(Tengku Syed Hussain bin Abdul Rahman Aideed)倡建。由于东姑赛胡先本身在当时社会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商人,这座将近两百年的清真寺周围迅速发展成为商业中心,土著在此经营香料和墓碑业,华人则经营住宿业,为来往商人及新移民提供落脚的地方。


(亚齐风格的清真寺)

很显然的,打铜仔街这个马来人打铜谋生的地方后来由华人买去,并且在打铜仔街及其周遭设立了许多姓氏宗祠 ,如叶祠、谢祠、杨祠、林祠、邱祠等。这些多功用的祠堂是各宗族依照在中国家乡的惯例所设立的,它们同时也是拜神祭祖的庙堂,和让同姓同宗的族人聚会的地方。在殖民地政府眼中,这些公祠都带有神秘的色彩,是华人的秘密会社


(叶氏宗祠)

打铜仔街120号两层楼的庄荣裕宝号是孙中山槟城基地纪念馆,它在1875年初建,原为阅书报社的旧址。1910年,孙中山策划的第九次武装起义(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719日来到槟城,同时将同盟会南洋总部从新加坡迁到槟城,附设于阅书报社内。

据史料记载,19101114日在阅书报社所召开的“庇能” (槟城,Penang)会议,孙中山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革命不是没有办法,只怕没有勇气”;“倘或能生存,惟有赖诸同志一肩担起,无论遇到何种险阻,亦破釜沉舟,成败实在此一举!”孙中山声泪俱下,众人深受感动。这次会议,筹得八千大洋,并策划了轰轰烈烈的黄花岗起义。虽然黄花岗起义以失败告终,但却是接下来武昌起义,推翻清朝的前奏。

为何阅书报社旧址会变成庄荣裕宝号?1926年,华裔商人庄长水买下这栋建筑物。1993年,庄氏家族准备出售此产业,庄长水的外孙女邱思妮身为一名维护古迹的学者,说服了母亲庄清意(庄长水之女),向家族买下这栋楼,建成了孙中山槟城基地纪念馆。


庄荣裕宝号,孙中山槟城基地纪念馆

新加坡市区内有一所1835年建立起来的亚美尼亚教堂,它比槟城的St. Gregory教堂幸运多了,受保留为新加坡古迹,免费开放给公众人士参观。同样的,当年这些亚美尼亚商人也是一家大小,跟着英国人来到新加坡,小小族群竟然创立了海峡时报、莱佛士酒店等,Agnes Joaquim 女士还培育了卓锦万代兰,后来成为新加坡的国花。

亚美尼亚教堂后面有一条亚美尼亚街,属于繁忙的城市中较宁静的一角。亚美尼亚街有一家为了支援孙中山起义而成立的“同德书报社”(191088日),发起人为张永福、林义顺、陈楚楠等人,都是新加坡同盟会的主要会员。后来“同德书报社”搬迁到牛车水广东民路(Cantonment Road)。两地的亚美尼亚街竟然拥有共同的大时局。

跨帮权的南华医院


乔治市Lebuh Muntri叫做南华医院街,1930年代是广东顺德妈姐的集居地,就好象当年新加坡的豆腐街是三水女工的集居地一样。Muntri 可能源自馬來文Munteri(長官)19世纪时拉律(现在的霹雳太平)的税务官Long Jaffar到槟城雇请华工到拉律开采锡矿,然后将锡苗出售给槟城华商,各分一杯羹。日后海山和义兴两大私会党为了争夺矿场的地盘,在1861年至1872年间爆发了三次“拉律暴动” Larut Wars186118621872),赔上许多华工的性命,两党间的腥风血雨一直到1874年才划下句点。

南华医院的成立跟新加坡的同济医院(1869)相似。根据李恒俊(NUS研究生)的研究,鉴于槟城“流寓日多”、“生齿日盛”,贫病孤独无所依的现状,188379日,粤帮领袖陈俪琴、伍积齐、黄进聪等十二人出面,向英国人William Alban Dargon买下了Lebuh Muntri一片土地,依照香港东华医院的模式,兴建南华医院,为贫困的华社施医赠药。


(也许南华医院街最吸引游人的是庇能打金行旁的“功夫女孩”)

“果能积少成多随力随缘自可行些方便事、敢谓博施济众赠医赠药相期惠此困穷人”。平民百姓生病总会自然“去找南华医”,“南华医院街”便因此而得名。

南华医院建院后一路来都是由广帮和福建帮领导的跨越帮权合作的组织,因为经费的制约,南华医院只以中医中药施治,直到1980年代新院建成后才有西医和住院服务。

“莲花河畔”的蓝屋


Lebuh Leith的中文名雅意十足,叫莲花河街, Leith是英国驻槟城的第三任总督George Leith。座落在莲花河街的张弼士故居俗称 “蓝屋”,是在东南亚唯一保留得最完整的张弼士故居。

莲花河路的由来是因为张弼士在屋前兴造水塘养莲,虽然张弼士的水塘并不像湖也不像河那么大,但面积也应不小,莲花盛开临风摆,经人们想像后就夸大成莲花河。

張弼士来自广东梅州大浦,18岁只身下南洋,白手起家,号称南洋首富,资产高达8000万两白银,跟当时的清朝国库年收入相等。清朝委任他为槟城副領事(1892),两年后升任为新加坡总领事(1894),负责海峡华人的事务。

張弼士的弼读作“毕”,英译却是Cheong Fatt Tze,弼的读音变成“发”,可能来自粤语的读音“拔”,拔呀拔的,拔多了就变成发。


(围墙边的张弼士故居,花落人亡,莲花不再,浮世繁华如烟)

一个世纪过去了,南洋首富家业凋零,花落人亡,莲花不再,蓝屋数度易手。浮世繁华如烟,人生一世何求?回望大城旧事,不免略带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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