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May 21, 2019

中国近代史风云人物: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

作者:比尔·海顿(Bill Hayton) 英国学者 
原文刊登于 BBC 

在英国赴华基督教传教士李提摩太逝世百年之际,英国学者比尔·海顿撰文回顾这位改变现代中国的威尔士浸信会教徒的生涯。

(李提摩太通过《万国公报》也是最早把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等等欧洲思潮及人物介绍给中国的人。)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曾经是中国最著名的西方人。他蓄着胡须的遗照仍然在中国的博物馆里展出,他的雕像今天仍站立在他曾共同创办的山西大学校园里,即使是中国共产党,也表彰他是第一个用中文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

如今,在他去世百年后,他几乎在英国被人遗忘,但他的工作成就仍在现代中国留下印记。

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脑海里的传教士形象是殖民时代里的漫画形象。我们担心将“白人救世主”置于帝国主义受害者之上。但有一些传教士,如李提摩太这样的人物,曾在中国的政治变革中发挥了关键

与维新运动的渊源


李提摩太于1919年4月17日在英国去世。之前不久,他接待了一位特别访客。这位客人是现代中国“第一位公共知识分子”梁启超。他前往当时位于伦敦近郊的戈尔德格林地区的小房子去看望李提摩太。

梁启超当时正在前往凡尔赛和平会议的途中,他代表中华民国进行游说活动。但他想在伦敦首先拜访的第一个人是李提摩太。

梁启超是中国维新运动的领头人物之一、中国新闻之父、近代中国著名的史学家,他为何如此热衷于拜会一位当时已经近75岁高龄的前浸信会传教士?

童年与赴华


李提摩太的故事始于1845年的英国威尔士卡马滕郡山区一个小村庄,当时村里只有一个教堂。

24岁时,李提摩太就读于威尔士哈弗尔福特韦斯特神学院。

遥远的中国成了他成就终生事业的地方。经过4年的学习和历时3个月的远渡重洋,他于1870年2月12日抵达上海。

基督教浸信会传教士协会把他送到中国北方山东省曲阜市,从此他就入乡随俗,和当地人生活在一起,穿着当地的衣服,学习中文。1878年,他迎娶了另一位英国传教士玛丽·马丁,他们共生了4个孩子。

饥荒救助


1876至1879年间,中国北方遭受大饥荒。北京周边省份至少有上千万人死亡。李提摩太夫妇俩对当地官员的无能和消极反应感到震惊,他们开始了自己的救援工作,并动员他们在英国的基督教信众予以支持。由此,“中国饥荒救助基金”1878年1月在上海成立,这实际上成为第一个(在华)国际援助组织。

(李提摩太全家1887年在山西。PHOTO COURTESY OF PROF ANTHONY E. CLARK, WHITWORTH)

更重要的是,正如学者理查德·波尔在他撰写的一本关于李提摩太在赈灾中发挥作用的书中指出,经历了这场人类灾难,李提摩太确信,他必须敦促中国的领导者们消除饥荒和各种严重自然灾害的根本原因,并大幅提高农村民众的身体和精神健康水平。

李提摩太全家1887年在山西。

目睹了中国人大规模死亡的惨状,重新唤醒了李提摩太内心深处的政治和精神使命感。

广学会


1891年,李提摩太被任命为广学会(全名为:中国基督教和实用知识传播协会,SDK,或者也叫中国基督教文学协会,CLS)的秘书长。广学会的目的是翻译和传播基于基督徒原则的各种资料。

正如广学会在1898年的年度报告中所说的那样,他们坚信,广学会的使命不仅仅是宗教性的,也有社会性。

广学会在宣传福音的同时,也以同样的努力宣传西化的福音。

该协会的明确策略是接触“中国未来的统治者”,他们在中国部分精英人士中找到了共鸣。

《万国公报》


广学会的策略之一是出版中文刊物《万国公报》,该刊物文章内容包罗万象,有基督教的论点,也有关于欧洲的进步和呼吁(世界各地)政治改革的文章。其中许多是李提摩太自己撰写或翻译的。

这一刊物当时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乃至于一位名叫康有为的学者用完全相同的名字发行了他自己的版本。

1895年10月,康有为和他的年轻弟子梁启超去拜会了李提摩太。双方相见恨晚。梁启超也就此担任了李提摩太几个月的私人秘书。

李提摩太因此成为康有为发起的维新派政治团体“强学会”的一名创立成员。

在担任李提摩太的秘书期间,梁启超汇编并出版了一份他的维新派同伴需要阅读的关键书刊的参考书目。这份书目包括了广学会的《万国公报》和李提摩太翻译的许多欧洲著名书籍。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一本广受欢迎的历史书、罗伯特·麦肯齐的《十九世纪史》(又译《泰西近百年大事记》),它的中文翻译本销量超过了100万册,对中国近代历史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戊戌变法


1898年中国发生了戊戌变法事变。仅仅百日后,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软禁了光绪皇帝。

李提摩太原来计划面见光绪皇帝之日,正是戊戌政变的当天。但他似乎事先已经得到警报。他和广学会的其他成员于是一起努力,帮助维新派领导人逃离中国。康有为和梁启超都逃亡到日本,但他们的同事、戊戌六君子在北京被处决。

在流亡期间,康有为和梁启超仍然继续写作,鼓动维新。他们的思想对维新派人士以及后来在1911年推翻大清帝国的革命者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梁启超后来被中华民国历届政府任命了政府职务,继续主张自由社会变革。

1913年,康梁两人在北京与李提摩太重逢。梁启超借此机会阐述了他对如何书写中国民族历史的看法,很多观点直接受到李提摩太及其翻译作品的影响。

晚年


李提摩太1916年最后一次离开中国。由于身体不好,他一年前已经在上海辞去了广学会秘书长的职务。广学会为表彰他的贡献,在一份动议中指出他的名字在中国已经家喻户晓。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协议签署后不久,战胜国宣布在巴黎召开国际和平会议。当时人们憧憬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和平与正义将占上风、新成立的国家的权益将得到尊重的世界。

梁启超虽然当时已经不是民国政府官员,但他决心个人参加会议。

李提摩太当时虽然身体不好,但仍很活跃,他一直在游说领导人们支持建立一个维护全球和平的新组织:国际联盟。

梁启超在伦敦见到李提摩太,向他赠送了自己的十卷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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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y 17, 2019

中国农村妇女下南洋

节录自《广东妈姐》第四章“南方妇女寻出路”


1930年代是女性入境的高峰期


如果说19世纪的鸦片战争打开了华人出国谋生的窗口,上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是另一个转捩点。新马同样受到经济萧条的重创,一方面限制华人男子入境,另一方面却为华人女子打开了出国谋生,甚至移民的渠道。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入境新加坡的华人女性远远超过男性,无形中也解决了因男女失衡所引起的社会问题。

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经济大萧条影响了全世界,以对外贸易为生的新加坡自然无法幸免。当时的大商家如陈嘉庚、林义顺等人都相继破产,橡胶园、黄梨园、锡矿场纷纷倒闭,员工失业,走向街头当流动小贩。新加坡所能提供给外劳的工作相应减少。

以华侨领袖陈嘉庚所经营的企业为例,他拥有商店百余家,工厂三十多所,树胶及黄梨园万余英畝,聘请的员工有上万人。这场世界性的不景气使到他的企业兵败如山倒,只好遣散所有员工。

殖民地政府多年来被私会党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搞得团团转,可以借着这个喘气的机会,筛选素质比较优秀的外劳。1929年,第一道限制移民法令开始实行。到了1933年,英殖民地政府通过外侨法令(Aliens Ordinance),以固打制来管制入境的华工。法令赋予政府执行权,根据国内的需求,每个月发出固定数额的入境准证,情形就像现在控制车辆的拥车证一样。不过,这项法令只是针对男性,女性有数年的自由期,直到1938年后才受到管制。

在中国,争取机会下南洋的男子还是非常踊跃,结果水涨船高,出洋的水费相应提高。有些经纪甚至利用固打制所带来的商机,以配套的方式来售卖船票。他们设定每一张固打票必须附带三四张非固打票,也就是利用男人来游说更多女性移民到南洋。

根据张峻峰的口述历史(Acc. No. 000328/2),1937年他在厦门下南洋时,还有抽签这回事。当时的船费、食用、客栈、住宿等花了百多银元,都是借来的。他也知道新加坡有入境管制这回事,所以乘船到新加坡的多数是女人。那时候大家都以为新加坡是天堂,争着前来淘金。等了几个月,看到自己的名字被抽中之后,高兴得不得了,到了新加坡之后才知道跟想象中差得太远,新加坡的生活其实是很悲惨的。



(张峻峰的口述历史表示必须先到棋璋山登陆验身,在洋人面前,华人没有尊严。照片摄于新加坡的外岛特展,1937)

1933年至1938年间,英政府每个月发放500张入境证。推算起来,这几年合法入境的男性华人只有约三万人。可是,入境的女性则多达十九万,是男性的六倍。她们多数来自顺德、东莞、和周边农村,年龄介于18至40岁之间。她们在新马主要从事家佣、割胶、洗琉琅等行业。也有一些来自三水和清远等地区的女子,跟男人一样,从事建筑工作。


(1930年代的入境证)

这些从广东地区过来的女子大大改变了本地粤籍人士的男女比例。对比1931年与1947年的英国人口普查报告,粤籍女性的增长率超过双倍,从阳盛阴衰变成12名女性对10名男性。

1860年,新加坡的华人人口已经有五万人,是1830年的八倍,不过华人女性少过一成。到了清朝末年与民国年代,在新加坡生活的男性移民每十年增加三至五万人。女性移民则增加了十倍,从1891年的三万余人到1947年的三十多万人,男女比例渐趋平衡。



妇女为什么下南洋?


1871年的新加坡人口普查,在职的妇女约为5,000人,她们之中有650名制裙工、550名女佣、240名织补工、215名编筐工、400名小贩、500名渔妇,1,653人从事未分类职业,英殖民地官员McNair 在海峡殖民地报告书说这些未分类的妇女主要是妓女。由于这份职业统计不分种族,所以很难确定华族妇女所从事的职业,一般相信主要是女佣、小贩和妓女。

根据叶汉明的“华南家庭文化与自梳风习”与范若兰的“二战前新马华人女佣的工作与社会活动”,相信19世纪80年代已有一些顺德女子从中国过番。顺德均安镇沙头村早在1886年就有黄银欢、黄润金和黄就等人到新加坡做家佣。

到了20世纪初,据香港船政司统计,1906年出洋妇女中女佣人数为3,533人,1907年为2,619人,1920年为2,833人,她们之中十之八九前往新加坡讨生计。

顺德妈姐跟缫丝业息息相关。珠三角曾经是缫丝业十分发达的地方,与长江三角洲并驾齐驱。宋朝以来,顺德女子已经种桑养蚕。鸦片战争爆发前,顺德已经是广东主要的蚕丝产区。1873年,陈启沅在他的家乡西樵简村设立了中国第一家半机械化缫丝厂“继昌隆”,牵动了珠三角的经济命脉。隔年,顺德龙江建立了第一家缫丝厂。1875年,顺德大良创建“怡和昌”缫丝厂。到了1884年,顺德已经以机械缫丝厂取代传统的手工缫丝业,成为广东的缫丝业中心。1887年,顺德缫丝厂有42家,产值占广东省的九成以上。

(缫丝机:顺德的缫丝业占广东省九成以上)

机器缫丝厂在珠三角兴起后,生丝出口激增。广东作为中国丝业中心之一,对美国的销售额占了总出口的80%

1922年左右,顺德的135家机器缫丝厂占全广东省的八成,几乎全顺德人民都从事丝业相关的行业,缫丝工二十万人,成为名符其实的南国丝都。机器缫丝厂吸引了大批年轻女工,从事专职的缫丝工作,缫丝业的规模跟上海等地不相上下。

从事缫丝业的女工叫繅絲女,又叫鬼枑女。她们把蚕茧放在沸水里浸泡后,抽出丝头,用小竹棍将丝头穿过机器上的小孔,然后把蠶丝一圈圈地抽出來,作为织布之用。

鬼枑女的名字跟抽丝的机器有关。华人将外人称为“鬼”,洋人就是“红毛鬼”或“鬼佬”,洋人的机器也顺理成章,称为鬼机械。至于枑,传统的木制丝车的结构跟互字相似,结合起来,成为“枑”字,所以缫丝女工也称鬼枑女。

(传统的木制丝车跟“互”字相似,所以缫丝女工也称鬼枑女

跟长江比起来,广东的蚕茧不受季节性影响,为缫丝业专业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植桑养蚕显然比起种植棉花、水稻等农作物更加有利可图,于是在顺德掀起了弃田筑塘、废稻植桑的高潮,稻田已经不及全县耕地的十分之一。

蚕丝业为顺德带来繁荣与财富,广东省的货币有三成操纵在顺德人的手中。顺德一片升平,可从顺德博物馆收录的《趁墟谣》一窥全豹:

年复年,日复日,一旬三圩一、四、七。年复年,年年趁圩人万千。

圩中何所有?衣服适身食适口。新丝卖去织绫罗,洋杂土货多罗罗。

日丝多价越起,洋船采办来千里。广丝装学湖丝装,广州价比湖州美。

家家早期夜眠迟,出丝要赶趁圩期。

在缫丝业的高峰期,缫丝女工的收入是相当可观的。上个世纪初,一个女工每年工作250天左右,就可以挣到200元以上,跟平均五口的农家每年的生计相若。缫丝女工有这么一笔丰厚的收入,在农村的经济地位跟着提高。她们的思想意识逐渐开放,挑战传统的夫妻关系、父女关系、婆媳关系、大家庭关系等,出现了独立性强的“自梳女”与“唔落家”等现象。

不过好景不长,由于中国丝的品质缺乏统一的规格,无法跟上欧美生产自动化的步伐。于是,美国转向日本购买生丝。

到了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全世界都受到重挫,丝价从1923年每担2,420元滑落至1930年的650元。虽然过后丝价微升,从大趋势而言,中国生丝已经没有什么价值,导致珠三角的缫丝厂大量破产。

范若兰的“二战前新马华人女佣的工作与社会活动”显示,1929年广东珠三角地区还有146家丝厂, 七万多台丝车, 1934年仅剩四分之一。丝厂倒闭使赖以维生的工农生计维艰,近十万人失业。

这场发生在遥远的2600公里之外的缫丝业革命,影响了一群中国女子的命运。按照传统习俗,应该是男人走出来找出路,养妻活儿,这个年代却正好相反。当时新加坡同样受到不景气的冲击,加上其他社会问题如男女比例失衡,私会党争地盘等,英殖民地政府实行固打制,不接受沒有特別技能的中国男子。

男人没法子到南洋来,只好改由女子出国赚钱养家。当时也有些女子在家乡结婚,当生育机器,一连生了几个孩子,跟婆婆的关系依然无法改善,身心受到伤害。为了躲开不合理的生活压力,她们决定离开家乡。丈夫不同意,她们就用自己的积蓄,先去香港转一圈,然后来到新加坡,颠覆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

在1934至1938年短短五年中,有19万以上的中国南方妇女来到新马。她们告别农村,越洋寻出路的勇气,竟然缔造了新加坡三代的繁华。中国女子往南洋寻出路,也解决了新加坡男女失衡的问题。有些女性找到如意郎君,开枝散叶;有些女性对婚姻没有信心,冰肌不染红尘垢,自挽青丝度一生。她们当中好些人还来自富裕的家庭,为了追求独立生活而过番;有些则义结金兰,从地缘业缘结下有名无实的血缘。



(1930年代,5年间有30万南方妇女告别农村,来到新加坡。她们当中有些还赤着脚,将生命托付给不可知的未来。图片来源:互联网)

这群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南来的妇女下南洋的主要动力是家贫,但在一个男权至上的社会,她们的决定一般上还是跟男人有关。以来自顺德及周边乡镇的妇女而言,相对较多的是独立性强或是对婚姻有恐惧感,因此延续当地的习俗,决定终身不嫁。她们选择离开家乡,从此不用受到家人的管制。有些妇女有不愉快的婚姻,跟夫家合不来,而决定“不落家”,离家出走。她们当中也有人在农村有家庭有孩子,但是男人受到固打制所限,由她们代为出洋,扛起养家的责任。

这些出洋的女子还是保留着乡土观念,每个月按时托水客把钱带回家乡。至于已经结婚,跑到新加坡来寻出路的,甚至会寄钱回乡,让丈夫娶小妾,传宗接代。

如今,顺德妈姐已经成为过去的代名词。现在的家庭女佣来自菲律宾、印尼、缅甸、斯里兰卡等地,女人为了养活一家人,离乡背井,来到新加坡。有遇到好雇主的,赚够盘缠回家,甚至学了一手好厨艺,回家开餐馆,宾主关系一场,继续保持联络。也有被雇主虐待,最后走上不归路的,每天上映的都市风情画,彷佛是妈姐的年代的再现,只是换了场景,换了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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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与新加坡
红头巾
丝丝蚕
天地会

Tuesday, May 14, 2019

新加坡布商行业 – 百年沧桑

作者:李德耀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特辑》2019年4月12日

小的时候,我家在新巴刹一带,傍晚晚吃过晚饭后,常常会和大我两岁的表哥,结伴去新加坡河河口的“国“前(“国”是英语的 Court,法院的意思)一带溜达,听海浪吹海风。途中往往经过潮州马车街和十八间后(沙球劳路)一带,道路两旁有许多商铺,其中绝大多数是布店。

白天,这里路上车水马龙,人头攒动,汽车、货车、罗里堵成一团。这里曾经是新加坡最主要的布匹批发市场。曾几何时,50多年后的今天,这一带的门店都已经成为酒廊,餐馆;除了酒气烟味,再也闻不到布匹特殊的香味和苦力的汗臭味。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行换旧行,这种变换的速度,令人有一晃隔世的感觉。

(沙球劳路上其中一间店屋外墙还保留着“正记布庄”的名字)

早期的布商


最早的华人布料生意可以上溯到19世纪末。人口的增加带来市场的需求,布匹商贩开始涌现在大坡一带。这些商贩有的摆地摊,有的挑着扁担,有的推着车子,在巴刹、集市沿街叫卖。当时主要的布匹多来自欧洲,小部分来自中国和日本。由于欧洲布匹花样新颖,质量好,被视为上等货,俗称土库货,这些货源由本地洋行垄断。华商只能从他们手中买下,批发给零售摊贩、马来亚和印尼的商人。新马著名的侨领,后来成为甘蜜种植大王而富甲一方的陈旭年,年少时也曾经当过布贩。

早期从事布商行业多为潮州人。一批经营布匹生意有成的潮州商人王邦杰、陈德润和黄芹生等人,于1908年成立新加坡布行商务局,那是最早的布商行业公会。王邦杰、陈德润也是1906年端蒙学堂的创办人;黄芹生则是潮州八邑会馆的发起人之一。由于主要的行商都是操控在潮州人手里,以至在后来好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一直误称 “新加坡布行商务局” 为“新加坡潮州布行商务局” 。 

1914年爆发一战,欧洲商品来源吃紧,市场缺货,欧洲布匹奇货可居,布业行商乘机囤积居奇,从中牟取暴利,很多因此而致富。

二战前后


上世纪30年代初,广东人布商引进上海生产的布匹与丝绸,其中以价格低廉,耐洗耐穿的“大成蓝”为最大宗。大成蓝这种深蓝色斜纹布深受劳工喜爱,几乎成为估俚、三水女工和矿工的制服。

二战前夕,世界各地经济放缓,英殖民地采用制裁和固打制手段,打击日本和其他国家的产品,英货却能独家享受特惠税等优惠政策,形成英货布匹垄断局面。

1942年2月至1945年8月,新加坡进入日据时期。早在二战爆发前,多数英国洋行已经逃之夭夭,期间也有不少华人布商在检证中被杀害。布匹生意被日本人收归军管,本地布业基本上处在停顿的状态。

二战结束后,欧洲洋行重返新马。战后的东南亚迎来经济发展大潮,市场供不应求,洋行以配给方式来供货。

韩战给新马的橡胶业带来强劲的需求,经济发展蓬勃。这是新加坡布商行业的黄金时期,批发商遍及北干拿路、漆木街、十八间后、小坡和惹兰苏丹一带。布匹大量出口到马来西亚、印尼、越南、缅甸等地。

(上世纪70年代的沙球劳路是“布庄特区”。Photo credit: SPH)

新马合并至新加坡独立


1963年,印尼反对成立马来西亚,对新马进行全面的制裁和对抗。依赖转口贸易为生的新加坡布商遇上另一个寒冬。随着1966年苏哈多总统上台,两国贸易恢复正常,新加坡布商业再度进入利好时代。据当时经营再昌公司的陈才群说,布商不怕布匹存货卖不出去,每三两个月就会有印尼的盘商前来,把各个批发商的存货扫清。新加坡的进出口商,俗称九八行,也会配合这些印尼进出口商,把商品从新加坡走私到廖内。

随着便宜的日货和中国货开始充斥市场,布匹的生意每况愈下。行商之间恶性竞争,从削价到将账期从两个月延长到一年多,批发商资金周转严重拮据,一旦小盘商无力还款,市面上就会出现一片倒闭潮。

上世纪70年代,成衣业兴起,加上邻国筑起关税壁垒,使得我国转口优势不再,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从新加坡布行商务局由130多名成员锐减至目前的30多家可见一般。
布商转型

从19世纪末至今,新加坡布商行如乘坐过山车般,起起伏伏,最终由盛而衰。近20年来,除了少数的窗帘布料商之外,更多的布商无奈退出市场。一些布商为了求存开始转型,有条件的干脆生产成衣,如李国基的星纶投资;有的改做假手饰,如陈才群的再昌公司和大庆公司;也有进军地产业,如颜有政的丰美布庄。总之生存的,都是适者。

今年高龄81岁的前布商陈才群,就是转型成功者中的一位。1955年来到新加坡时,陈才群只有18岁, 在姑丈的再昌公司当学徒,住在这家沙球劳路的布庄楼上。

来新加坡后的第三天,他就换上背心,穿上短裤,脚踩日本式拖鞋,跟着布店的伙计一起去大坡和小坡一带卖布,推销兼送货。

陈才群说,那个时代,人们都是自己裁制衣服,很少有像样的成衣好买,买布制衣很普遍。对于女性来说,缝纫是必备的基本技能。如果不懂得缝纫,谈婚论嫁时,媒人不敢上门说亲。婚事说成了,嫁妆也少不了一部缝衣机。

邻近国家新兴纺织工业兴起,新时代女性受到良好的教育,有更多的工作和事业机会,都使得传统的手工业作坊面对淘汰的命运,并连带拖累布匹零售行业。如今的成衣制品已经完全能满足人们对穿着的方便、时尚和个性化等需求。

随着科技的发展,新型带有温控、医疗监控和治疗功能的衣服已进入试验阶段,这是传统布匹纺织行业不能不面对的挑战。一言以蔽之,人间正道是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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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y 10, 2019

林德宪法 Rendel Commission

2019年3月3日,在喜耀文化学会进行的开埠200年讲座上,我跟出席的朋友分享关于林德宪法的资料及看法。

林德宪法是二战结束后,为了安抚民心,从殖民地统治过渡到自治的策略。

二战对新马的政局与民生的影响深远:甘榜精神的微妙变化、政治转向与思想觉醒、争取在地公民的权益,都是二战后急速发展的社会进程。

日据时期,日军政府将各族群进一步分而治之,鼓励马来人参与“马来亚乡土防卫义勇军”,催生马来民族主义;成立“印度国民军”,训练男女战士解放印度;另一方面则通过检证所设下的目标,任意屠杀华人。日本投降前甚至刻意煽动种族情绪,柔佛和霹雳都发生马来极端主义者排华事件[1]。

民族主义情绪延伸至上世纪50年代的公民权运动,新加坡华侨政治认同由中国转向本地,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青年团则反对给予华人公民权益。这股极端的情绪时起时落,1964年7月12日,巫统秘书长赛加化阿峇(Syed Jaafar Albar)在巴西班让的新星戏院发表演讲时加以煽动,把巫统反华人、反新加坡政府运动推向高潮。最终引发起大规模的“7.21华巫种族暴动”(Prophet Muhammad Birthday Riots)。

不过必须强调的是,不论是40年代、50年代或是60年代,民间马来人多数保持中立,甚至保护华人,采取暴力手段的多数是极端分子。


玛丽亚事件催生本地马来人与回教徒反殖民地情绪


二战结束后,反殖情绪在华社萌芽,上世纪50年代进入高峰期。

1950年的“玛丽亚事件”是二战留下的遗憾之一。英国官员为了协助玛丽亚的生母从阿米娜(养母)手中夺回女儿,欺骗阿米娜从登嘉楼来到新加坡,然后由荷兰与英国政府合演一出戏,通过司法程序让玛丽亚回到生母身边。这番伎俩引起马来人与回教徒对洋人与殖民地政府的强烈不满,演变成砍杀洋人的暴乱事件。虽然后来事件平息下来,但反殖情绪已经浮现,这可从后来新加坡成立的多元种族政党看出端倪。

“英荷联军”的做法,连出任新加坡市议会主席的英国人麦尼斯(Sir Percy McNeice)都看不过眼。他在口述历史中提出下列看法[2]:

- 荷兰人认为玛丽亚身为一名白人女子,必须在欧洲家庭里成长,不能跟马来人在一起,这种单向思考是完全错误的。荷兰当局自以为拯救了玛丽亚,其实是毁了她的一生。

- 如果玛丽亚留在阿米娜身边,跟丈夫曼梭在一起,她可能会比较开心,她的生活也会过得好一些。

- 玛丽亚虽然皮肤白皙,看起来不像马来人,但没关系,马来人喜欢肤色较浅的孩子,在那个战争的年代,许多马来人收养华人的孩子也是基于此原因。

- 记者Lilian Buckle的丈夫在社会福利部工作,她利用内幕消息的优势,进入修道院,拍摄煽动性的照片,刊登在报章上。这项举动激怒马来人,认为白人侵犯玛丽亚的宗教自由,在回教世界里,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行。


林德报告书


1953年由尼皓总督委任九人委员会,重新审核新加坡的宪法,作为缓冲反殖情绪之计。1954年2月林德宪法出炉,随即在议会上通过並立即实行,以作为1955年4月举行的立法议院的宪法基础。

林德宪法的委员包括:林德 (George Rendel,英国外交官)、陈振传 (Mr OCBC)、Nasir A. Mallal (进步党)、林有福 (劳工党,前进步党员)、陈才清 (CC  Tan, 进步党)、 Tan Sri Datuk Professor Ahmad bin Mohamed Ibrahim,以及三名英国人。


(林德九人委员会。图片来源:NAS)

Ahmad bin Mohamed Ibrahim在马来亚Gombak出生。新加坡独立后成为首任总检察长,曾经参与新马合并谈判,制定新加坡的新回教法等。完成使命后回到故乡,在马来亚大学执教。

林德委员会报告书提出新加坡独立的首要考量:

- 食物与水供来自马来亚联邦,新加坡无法自供自足。

- 新加坡缺乏政治经验,无法成立稳定的政府。

- 新加坡是个贸易港,需要稳定的政府机制来维持。

- 国家意识与被赤化的存在风险。

林德委员会已经考虑到新马合并是取得独立的途径,不过避开“合并”的字眼,而是以“大组织”来取代:

- 新加坡与马来亚联合邦的政治关系,有必要加强合作,目前互相猜疑的局面使到双方不愿意进一步磋商。

- 只有双方关系取得良好进展,新加坡才有可能成为这个大组织的一个独立运作的成员。

报告书总结,让新加坡人民通过议会选举,成立一个在英国控制下的自治政府。英殖民地政府负责制定法令条例,内部安全 (包括国防)、外交与财政等完全由英国掌控,公民则可享有结社、言论、集会、出版等方面的有限制的自由。


林德宪法的主要影响力


林德宪法的演变迅速,新加坡在10年间经历林德宪法选举(1955)、自治(1959)、合并(1963)与独立(1965)。如今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出以下改变:

1. 释放限度权力

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李光耀抵制林德宪法,认为选举只是民主的假象,英国总督操纵大权。因此,人民行动党只派四人参与林德宪法选举,以了解议会的状况。

人民行动党员兼工会领袖林清祥则认为“1954年至1959年是新加坡历史的一个转捩点。一个从实施‘紧急状态’转入实行林德宪法制改革的转捩点,一个由充满高压的白色恐怖转入极有限度自由、民主开放的转捩点。”[3] “林德宪制的进展,说明英国不得不做些政治让步,政治气氛因而稍微开放,许多新的职工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1955年大选竞选活动期间,群众情绪高涨,冲破了自1948年6月紧急法令实施以来的白色恐怖氛围。”[4]

2. 亲英政党参与制宪

林德九人委员会中共有三名进步党员。进步党(SPP)于1947年成立,主要人物包括:John Laycock(李光耀的老板), Nasir A. Mallal,陈才清,林有福(后来跳槽到劳工阵线)。进步党是亲英政党,主张以渐进式取得独立,1963年完全自治,过后跟马来亚合并取得独立,不过没有设定时间。李光耀以竞选代理人的身份协助老板参与1951年的竞选,为日后组织政党留下伏笔。

3. 政党是号召群众的主力

劳工阵线与人民行动党都是反殖的政党,它们的共同点包括:

- 承诺结束殖民地统治,争取独立。

- 争取华工与受中文教育人士。

- 通过民众的语言来团结民众。

新加坡于1959年自治,比进步党的计划提早四年,跟这两个政党的群众基础不无关系。

4. 社会运动加速求变

1955年,在林德宪制下,新加坡有了一部新的宪法,规定在立法议院的32名议员中,人民可以选出超过半数的25名代议士,其他7个席位则保留给4名官委议员和3名前议员。[5] 此外,在自动的注册法令下,选民由原本的7万5000名增加到超过30万名,包括22万5000名初次享有公民权的受华文教育的华人。这是新加坡历史上首次举行的立法议院选举,是新加坡实行新宪制后的第一件政治大事,“由30万选民选举治理百余万人口的政府,新加坡人民上了民主政治的第一课。”[6]

4月2日的投票结果,劳工阵线赢得10席,华巫联盟 (UMNO-MCA)3席,组织联合政府。

其他中选议员来自:民主党 2席,进步党 4席,人民行动党 3席,独立人士 3席。

这个选举结果令劳工阵线有点措手不及,内选后由马绍尔出任首席部长兼商务部长,其他内阁包括:劳工与福利部长林有福,教育部长周瑞麒,交通与工程部长哈米德(Abdul Hamid Bin Haji Jumat),卫生部长布拉加(A J Braga),地方政府、土地与住宅部长汤玛士(Francis Thomas),首席部长工商部助理朱马霍伊(J M Jumabhoy)等。哈米德代表巫统,其他人士来自劳工阵线。

人民行动党排出四人团队,三人当选:李光耀,林清祥,吴秋泉,蒂凡那(落选)。

赢得选举的独立人士Ahmad bin Ibrahim后来加入人民行动党,出任自治邦政府的卫生部长与劳工部长,32岁时因长期疾病英年早逝。有人怀疑林德宪法选举时,Ahmad bin Ibrahim是人民行动党刻意安排的棋子,万一选民不接受政党,至少还有一名“独立人士”进入议会。

对于殖民地政府而言,这是场“变天”之战,英国原以为进步党会获胜,结果人算不如天算,还政于民的日子已经不远。

5. “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进步党亲英政权的终结

进步党由讲英语的“精英”组成,在过去的立法议会选举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s)曾经赢得多数议席,虽然当时的投票并不踊跃:

- 第一次民选(1948):进步党 3/6(参选6席,赢得3席)

- 第二次民选(1951):进步党 6/9

- 市议会选举(1952):进步党13/18

当亲民的替代政党出现后,进步党及重组后以自由社会党再战江湖,结果都不堪一击,不论是立法议会、市议会或是自治邦选举都相继失利:

- 林德宪法立法议会选举(1955):进步党 4/25

- 市议会选举 (1957):自由社会党LSP 7/32

- 自治邦选举(1959):自由社会党  0/51

6. 市议会选举 :为自治邦选举探温

根据林德宪法与麦尼斯委员会建议, 1957年12月21日,全部32个市议会议席公开竞选,人民行动党成为民心所向:

- 人民行动党13/14(参选14席,赢得13席), 巫统2/3,自由社会党7/32,劳工阵线 4/16,工人党 4/5,独立人士 2/11。

当时的政局所出现的最大变化,就是马绍尔于1956年领军到伦敦出席独立谈判铩羽而归后,退出劳工阵线,另组工人党。

由林有福接手的劳工阵线显然受到周瑞麒压制学生运动、指责林清祥号召民众“打警察”、宣布南大无权颁发学位等所影响,声誉一泻千里,参选16个席位,只赢得4席。

1959年林德宪法下的第一届自治邦选举,不出所料的,人民行动党以狂风扫落叶之势,赢得55个国会议席中的43个席位,从自治走入与“大组织”马来西亚合并、分家、独立的时代。

主要参考资料:
[1] 邱克威,蔡慧钏,《淙淙巴冬河 巴冬华人社会发展史》,巴冬永春会馆出版。
[2]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Accession Number 002036, Reel/Disc 16
[3] 林清如,《我的黑白青春》脊顶图书出版社 2014年7月,ISBN 978-981-09-0989-5,第382页。
[4] 林清如,《我的黑白青春》脊顶图书出版社 2014年7月,ISBN 978-981-09-0989-5,第378页。
[5] Lim Tin Seng, “1955 Legislative Assembly general election”, Singapore infopedia, 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2014-07-07_134339.html accessed 14 May 2019.
[6] 吴元华,“论新加坡华语文的政治价值”,作者的博士论文《人民行动党与政府的华文政策研究1954-1965》第二章补充改写而成,发表于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南大语言文化学报》第二卷第二期,1997,http://www.huayuqiao.org/articles/wuyuanhua/wyh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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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May 07, 2019

传统药材店

作者:蔡美娥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特辑》2019年4月12日

随着华人先辈南来,传统中医草药在本地广泛流传起来。由民间创建超过一个世纪的慈善组织如同济医院广惠肇留医院,早年为病人免费把脉问诊开方,都以中医挂帅。有需求就有供应,相信一些名不见经传的药材店早在开埠前就已经存在了。

传统药材店一般都以“堂”或“栈”来命名,例如杏生堂、永安堂、万山栈……等等。这是因为华人向来重视吉祥,药店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买药的地方,有病才需要买药;而在旧社会里,生病吃药的人是被认为不吉祥的。因此,为了避讳,一般药材店都会以“堂”或“栈”来命名。在新加坡,过去经营这一个行业的以客家人为多。根据中药公会1965年会员名单所做的统计,本地196家药材店中,客家人有68.4%,潮州人9.2%,福建人7.1%,广东人8.2%,琼州人1.5%,未详者5.6%。目前中药公会的会员有300多家,而且趋向多元化。

提到传统药材店,大家最熟悉不过的应该是那一整面墙都布满着木制刻字小抽屉的“百子柜”药斗。此外,还有那传出熟悉捣药声“篤、篤、篤……叮……”的“药盅”,掌柜秤药时用的“分戥”,切药用的“药铡”,以及刨药用的“刨凳”等。

传统药材店的店面在白天会显得较为阴暗,那是因为早期人们生活节俭,做生意也踏踏实实,不谋厚利;为了节省电费,白天一般不亮灯,加上一面墙是百子柜组成的,就更显得阴沉沉。至于那些看店的掌柜和店员,穿着也十分简朴,一般都是穿着白色汗衫和线条睡裤。然而,在服务方面,他们却是面面俱到,尤其是店里的掌柜。

(传统药材店的百子柜:置放在高层的药材,需用梯子上去拿)

掌柜 – 药材店的灵魂人物


传统药材店的掌柜,对店里售卖的每一种药物可说是了如指掌。他们的中医常识丰富,有的本身就是中医师或是老板。即便不是中医师,他们也对药名、药性、用量等都掌握得清清楚楚。一般市民如果患上轻微的小病,都可以向传统药材店的掌柜询问,买些成药或喝杯凉茶就解决问题了。若是病情较重者,则可请驻店医师诊治。

掌柜可说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他们都是学徒出身,从药材的洗、晒、炒、炙、研、切、刨、槌等既伤神又烦琐的工作做起,一步一脚印地走到这个最高境界。

身为掌柜,要懂得采购药物,分辨真伪,尤其是一些名贵的药材如“参茸燕桂”(人参、鹿茸、燕窝、肉桂)等更要倍加谨慎。此外,还要懂得读方、配药和制药。传统药材店的掌柜,都能阅读不同医师所写的药方,原因就在于他们对中医药有着很好的根底。即便医师所写的字再潦草,他也胸有成竹,不会配错。在配药的时候,还要清楚的把药材分开。例如蜜芪和炙甘草,都是在配药的时候当场蜜炙的,会另外用小张的纸包好;种子类的药材如谷精子,则用小纱布袋装好;最后才一并包起来,并且吩咐顾客那个小包装的药材在煲药时应该如何处理等;很多时候还会送上一两颗蜜饯作为服药解苦之用,结账时把尾数除却。

这种亲力亲为、无微不至的友善服务,让街坊邻里倍感温馨。在综合诊疗所尚未成立之前,一般市民不是不相信西医,就是付不起西药房昂贵的药费,传统药材店就是他们求医看诊的最佳途径。

在旧社会里,做生意讲的是人情,欺生不欺熟。常来药材店光顾的老客户总会得到特别照应。例如货品的优劣,价格的高低,都是掌握在老板或掌柜的手中。因此,一般货品都不标明价格,即便有标明价格(方便店员和顾客参阅),还是会以“暗码”标出成本,目的是作为打折的参考。掌柜往往会在配好药之后,在药方的左下角(传统书写方式是从右至左直书)写下暗码,如果重复再配时就不写了。这暗码就是该药方的收费记录;若是在不同药材店购买,其价格则会有差异。

药材店求新求变


上世纪70年代,政府进行市区重建规划,市区一带的店屋都先后迫迁,传统药材店也搬到组屋区。到了80年代,组屋新镇分布在全岛各地,每个新镇都有市镇中心,政府综合诊疔所也是市镇中心不可或缺的设施之一。

随着大环境的改变,传统药材店作出相应调整。组屋区內的药材店,门面上一改昔日百子柜阴暗的一面,取而代之的是光亮清新的胶木橱柜与玻璃壁橱。随着对药材与成药的需求减少,屋租又不断上涨,他们不得不改变经营策略,除了缩小原有售卖药材的规模以外,还另外销售一些洋杂等家居日常用品。

(现代化中药行的货品趋向多元化,不全然卖中药)

到了上世纪90年代,现代化中药行相继在邻里中心和商场出现,当中也包括一些成功转型的传统药材店。这些现代化中药行,有些以连锁店的经营方式遍布岛国。他们讲究门面与包装,让顾客置身于舒适的购物环境中,挑选规格化包装的传统药材成品。售卖的货品主要以山珍海味如罐装鲍鱼、瓶装燕窝等,保健补品如人参、灵芝粉等,以及一些日常药膳和现煮瓶装凉茶等。销售对象已扩大到老中青的普罗大众。包装方面讲究卫生方便,还有精美的礼盒包装,完全摆脱传统药材店那种纸张包裹,另加一塑料袋的"巴刹"包装,成为过年过节送礼的理想选择。

传统药材店所扮演的角色已不同往日,其经营与管理方式随着大环境而求新求变,继续为社会大众作出贡献。

(现代中药行的精美礼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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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y 03, 2019

老招牌趣谈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特辑》2019年4月12日

本地古老的店屋出现许多新面孔,为老地方注入新气息。其中也有屹立多年的老字号,匾额由人工雕刻与贴上金箔,成为名符其实的 “金字招牌”。更妙的是,传统招牌不纯粹是招牌,而是信誉、艺术与权威的载体,有些则跟早期的方言族群行业相关。大家穿街走巷的时候,不妨同时留意一下这些招牌,寻根探源之余,亦可增添生活情趣。


名人墨宝为招牌增光


大坡乃名家墨宝卧虎藏龙之地。民国四大书法家中,牛车水几条街道可观赏到其中两位的书法:“番禺会馆”出自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安溪大厦”与“安溪会馆”出自同样来自同盟会的革命战友于右任。虽然另一位名家谭延闿的墨宝并没在牛车水出现,他的弟弟谭泽闿的“适可”悬挂在适可友竹俱乐部的大门上。行家认为弟弟的功力比哥哥深厚,但为人低调不搞宣传,因此名气较逊。至于痛骂慈禧太后为娼妓淫妇而被治罪的另一位同盟会人物吴稚辉,本地的公共场合还没发现到他的墨迹。


(于右任“安溪大厦”,安溪会馆设于大厦内)

星洲三大题匾名家不遑多让,大华戏院外墙上的“天演大舞台”,恭锡街的 “长城餐室”,直落亚逸街的“中华医院”和厦门街的“许氏公会”,分别为谭恒甫、吴纬若和许允之的墨宝。谭恒甫的得意门生徐祖燊和曾守荫的墨宝,都可在番禺会馆大堂和精武体育会观赏。


(私塾老师谭恒甫书写的“天演大舞台”,大华戏院的前身)

书体自成一格的墨宝散见街头,譬如尼路“精武体育会”有崔大地的篆体书法,武吉巴梳路的“晋江会馆”和“湘灵音乐社”源自泉州“光汉体”名家黄光汉和本地国宝潘受,“牛车水大厦”和厦门街“荥阳堂郑氏总会”由本地潮人书法家杨伟群和曾广纬书写。


(曾广纬“荥阳堂郑氏总会”)

至于政要的书法,欧南园地铁站H出口附近的“厦门公会”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字,“冈州会馆”和馆内“昭远堂”的匾额分别由出任中华民国外交官的同乡伍朝枢和清末两广总督张之洞书写,他们的墨宝都为社团增加威望。客旅重洋,互助为先,早期的会馆成为侨民的父母官,安顿、觅职、殓葬等事宜都经由会馆代劳,推广一夫一妻文明婚姻更是不遗余力。


(清末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墨宝“昭远堂”,对早期会馆起着威望与团结邑人的功能)


招牌命名与籍贯挂钩


现代婚宴上,执子之手,共切蛋糕已成为例常仪式。提供西式蛋糕的老店也称为西菓(西果)饼家,除了制作西式蛋糕和面包外,也售卖传统糕点如红龟粿、笋粿、饭粿等。由于潮州福建话的粿与菓同音,西菓到底源自方言词或是借用日本“洋菓”倒可进一步考究。从前的西式蛋糕的译名还有“极”、“西极”和“西饼”等,结婚蛋糕也称“婚极”。


(本地的老牌西式蛋糕店也称为西菓饼家)

随着国人的生活素质逐渐提高,一般家庭订婚嫁女转用西式蛋糕来取代中式礼饼赠送给亲友,近年来则有复古的倾向。做父母的往往比待嫁女儿更兴奋,乘着汽车全岛跑透透,亲自登门送喜帖礼品以示诚意。

以前的汽车轮胎设计简单,经常漏气爆胎,还好以兴化人居多的柅轮店随处可见,为驾车人士解决烦恼。“树柅”是橡胶、树胶的方言词,柅轮自然是橡胶轮胎了。我们所见到的轮胎都是橡胶的,为何必须特别强调“柅”呢?相信这是因为数千年来,中国的牛车马车都使用木轮,柅轮可以减低震荡,坐在车上比木轮舒适得多,属于现代化的高科技。

婚嫁离不开黄金首饰,四点金源自潮州人的习俗。潮州人的传统金店以“斋”、“庄”命名,如宝兴金庄、丽光斋金庄、 宝光斋金庄等,可能寓意黄金首饰的贵气高雅,不亚于琴棋书画。 广东人的金店则叫“金铺”,如安昌金铺、永昌金铺等,曾经兼做汇庄,不过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是为了吸引顾客上门,顺便购买金饰。面对“97”的不稳定性,香港打金师傅纷纷前来本地发展,如今还可看到他们在珍珠坊与一些邻里商场从事镶金业。


(永昌金铺汇庄、华侨银行与广东省银行的民信汇款广告。《星洲日报》1939年12月1日)

上世纪90年代前,传统酒楼和餐馆曾经是结婚摆喜酒的热门场所,“姑苏”为粤菜酒楼餐馆的劳资联合组织,槟城姑苏广存堂和新加坡姑苏慎敬堂餐饮协会历史最悠久,已经走了将近一个半世纪的路。

酒楼餐馆以姑苏见称,可能源自春秋时代的“吴越之争”。吴王夫差俘虏越王勾践,越国忠臣范蠡熟知英雄难过美人关,派遣西施去迷惑吴王。吴王为了讨得西施的芳心,征集各地厨师烹煮美食,其中一支脱颖而出,获得吴王青睐。勾践灭吴后,纵火将姑苏台焚毁了。受重用的厨师在中原失去立足之地,只好翻山越岭往广东逃亡,安顿下来后以“姑苏”来标榜粤菜。过去的本地餐饮业以广东人酒楼茶馆居多,栽培出四大天王,如今的业者来自大江南北,已经不再是粤菜的天下了。


招牌中的“记”


“记”是各籍贯人士通用的招牌,以“记”为名的美食林林总总,老曾记、友记鸭饭、高记酿豆腐等连锁店遍布全岛。老店常在自家的招牌后面加个“X记”,例如竹脚巴刹附近的传统杂货店“联源安记”,至今还保留着送货上门的传统。牛车水的大中国饼家出现双胞,一家是硕莪街的老店,另一家则是万达街的大中国饼家(馀记)。原来大中国的第二代老板决定各自开创事业,小弟谭荣馀另外注册一家大中国,以自己的名字为记。

不过,不是所有的“记”都跟名字有关。老人家缅怀的 “大东”就暗藏乾坤。老东主梁少逵解释三间大东的背景。早在1928年,大东便以价廉味美的粤菜和茶点登场,新世界的大东酒楼专做筵席,上世纪30年代已经在新年期间卖发财鱼生。日据时期,军政府为了打造大东亚共荣圈假象,下令酒楼继续开门营业。摩士街的大东海记专做点心包饺,后来兼做午市煮炒和喜酒寿宴。欧南园的大东工记则做茶点生意。


(“亚公亚婆年事老 买盒月饼送阿公”:摩士街 Mosque Street 的大东海记,中秋节前专做月饼。Photo credit: Maidi Lei)

海记和工记具有特别意义:大东由数名股东集资管理,为了避免他日反目成仇,决定以“海” 量汪涵来勉励大家珍惜难得合作的缘份。至于工记,则是激励食客工余时间坐下来茶聚,有事则平心静气地解决,无事则吃口点心联络感情,将以和为贵的精神贯彻在饮食文化中。


登“堂”入“室”


下南洋的华人挂念亲人,到老牌中药行如华安、冯满记、黄耀南、泰山等购买药油和中国药材寄回家乡。乍听之下,将中国货寄回中国似乎不合逻辑,但在农村缺米缺粮的年代,将当地出产的药材、罐头、棉衣,以及本地刀标油寄回家乡是很普遍的。

有些中药行以堂见称,如生产万金油的永安堂、北京同仁堂、俊昌堂、仁泰堂等,可能跟汉代圣医张仲景当官时升堂为老百姓治病有关。一些老人家则认为早年有不少客家人从事药材店,客家话的“堂”就是店的意思。

既然有堂就应该有室,本地的照相馆多称影室,如大路影室、艺光影室等。使用胶卷的年代,照相馆至少有三间工作室:可以选择布景和道具拍照的摄影室,闲人免进的冲洗菲林的暗房,以及修补菲林、冲洗照片、为照片补色的工作室。影室老板身兼多职,几乎将摄影家、艺术家和技师等专业都包办了。智能手机普遍化后,护照照片、个人照、家庭照等都不需要假手他人。从前拍结婚照必须到影室,如今室内与外景都由婚纱店包办,影室跟着时代转型,大专院校的毕业照成为主要经济来源。


(广合源街的泰山药行和艺光影室:泰山药行由第二代经营,艺光影室则已结业。Photo credit: SPH)

黑白照年代的咖啡店也叫“㗝呸店”、“茶室”和“饮冰室”,骑楼柱子上刻着“升堦宜入座 雅室可谈心”之类的对联。雅室没有特别营造的灯光,也没有怀旧音乐,只有“呀呀”的吊扇声。对普罗大众而言,吃喝情调都是形式,联谊才是内涵。老朋友围在一起,时而豪情万丈,时而义愤填胸,颇具梁启超之概。梁启超生于清末,国难当前,唯有饮冰肃事,怀火毕命。朋友将他在“饮冰室”书斋的创作编辑成《饮冰室合集》,可谓有情有义。

的确,老招牌走过情义值千金的时代,见证过不畏艰难,与时并进的岁月。老树盘根下有许多串联着本地文化与传统价值观的故事,等待着我们去发掘。


(香港尖沙咀的红磡冰室:饮冰室在新加坡消失,近年来则在香港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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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April 30, 2019

牛车水最后的纸扎店

作者:何乃强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2019年3月25日

今年3月,恭锡街南昌纸扎店结束营业。

南昌有80多年的历史,相信是牛车水最老的纸扎店,也是最后一家纸扎店。在搬去恭锡街之前,南昌的老店是位于庙仔街14号(硕莪街 Sago Street),是由黄氏家族经营。创办人黄七的儿子黄沛鸿在2000年去世后,他的遗孀、子媳继续经营这家族生意。

南昌曾有过三家店铺,它的老店与16号的创兴隆(黎氏经营),18号的永益(阮家经营)以及安祥山2号的宝华(黄九家族经营),还有一家在邓波街26号(记不起名字,只知道隔邻28号是一家白铁店合兴号),是当年牛车水几家知名,规模大的纸扎店。

南昌的结束,意味着这种以竹篾(竹枝)、彩纸、浆糊等的中国民间传统手工艺术逐渐失传,也意味纸扎业没落,面临淘汰。目前在牛车水地区以外,还有纸扎行业,但清明节所需的纸扎祭品有些还是来自厂商或从外地如台湾等进口,由冥纸香烛店销售。至于本地的纸扎手工艺师傅还有多少人,则不得而知。

(纸扎店)

纸扎店的兴起,是因为本地有传统喜丧风俗,还有祭祀、祈福的礼节。家人请来法师或道士诵经,超度亡灵,过后把很多纸扎祭祀用品焚烧,奉献给已故的先人。希望先人在冥世也拥有更多财富,生活得更好。家人相信,纸扎祭品焚烧后,化为灰烬,在阴间会转化为实在的物品。先人所收获的用品,种类繁多,应有尽有,有豪宅、汽车飞机、游艇轮船;金山银山、摇钱树、聚宝盆、奴婢佣仆、家用电器等等。除了打斋或打醮,每年其他民间传统节日,也需要用到纸扎用品,如新春佳节提灯笼到庙宇祈福,本地比较少见的元宵节挂花灯,清明节扫墓焚烧纸扎祭品,中秋节纸制的走马灯,以及乞巧节所使用纸制用品等等。

随着社会现代化,居民日趋洋化,越来越多人不重视华人传统节日,对纸扎品的需求,越来越少,导致纸扎店的生意低落,加上后继无人,纸扎店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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