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September 19, 2014

916

916对普罗大众来说只不过“又是一天”,对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而言是91岁华诞,除了他的前私人秘书在总统府跟他一起庆生之外,互联网也展现出一贯的威力。据谷歌的数据,916当天有两千多人搜索“Lee Kuan Yew”,高居排行榜的榜首,许多公众过去几天陆续上网表达对他的祝福。人民行动党把李光耀的回应放上面簿:“谢谢大家的生日道贺与祝福。请恕我无法一一回复。我也祝愿大家一切美好。”根据联合早报的报道,一万多人按“赞”,上千人转帖分享。

互联网所发出的爱心与就其他事件鞭策“有关当局”的痛心,是否叫政府又爱又恨?

一年前的916,马共总书记陈平1924-2013)撒手人寰,他在遗愿书中写道:“我和我的同志们为了政治理念奉献了一生,并承受由此而带来的一切代价。归根结底,我只希望后人记得我是一个好人,一个可以向世界宣告他敢于穷其一生追求自己的理想、要为人民创造一个更美好社会的人。究竟成功或失败,并没有关系,至少我做了努力。

李光耀和陈平是同一个时代的政治人物,共同点是两者都有强烈的政治理想,极力争取摆脱殖民地统治,不同点是政治手腕与信仰。在那个反殖的年代,李光耀和他的社会主义追随者所奉行的是通过社会改革来改善现状,在过程中以极端的手法来对付政治对手,使人们深感无助以致对政治冷漠;陈平和他的共产主义追随者则通过对抗的方式,演变成一场元气大伤的武装革命。19301989,马共从无到有,从有到无,成为上世纪新马史上信仰与悲情的代名词。

916是新马合并的日子


对于东马来说,916是纪念沙巴与砂劳越脱离英国殖民地统治,宣布独立的重要里程碑。1963916日,东马和新加坡一起加入马来亚,共同成立马来西亚。对于马来西亚而言,当时将东马并入大马的版图具备了种族统治的实质意义,使到马来族的总人数超越华人,保住马来土著的地位,对日后的大马政局影响深远。

不过,对西马而言,831这个独立日的意义更加深长,自1957年独立以来,都在庆祝831国庆日。直到2010年,大马政治出现变数,在东马大力支持下,国阵继续掌权,将916这个“马来西亚日”定位公共假期,在Happy MalaysiaHoliDay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庆祝双庆。

新马合并而言,新加坡在19631965,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因种族纠纷与共同市场等课题而脱离马来西亚中央政府,成为独立的主权国,从此新马各走各路。但是,916还是一段短暂的从“新加坡自治邦” 到“新加坡州”的进程,那是一段无法还原的往事。


(1965年8月10日的海峡时报:新加坡被逐出马来西亚,东姑说这是他的主意)

“建国一代”或许对在政府大厦前热烈举行的马来西亚成立的欢庆活动记忆犹新,对李光耀宣布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时落泪的镜头历历在目,对市民因不用受中央政府管制而开心地舞狮放鞭炮印象良深。


(1963年9月16日,在政府大厦前欢庆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MAJULAH MALAYSIA(前进吧!马来西亚))

的确,这段合并的事迹里头蕴藏着许多梦想与现实,激情与失落,更是人民行动党内部分裂,不同政见的左翼人士深受创伤的一刻。陈彬彬以纪录片形式拍摄的七十分钟电影《To Singapore with Love》(星国恋)收集了前左翼人士对新加坡的观感,被媒发局列为NARNot Allowed for All Rating),不能公映。五十年风雨路,看来双方还是无法修补心头的裂痕,历史永远一面倒。

此时此刻,谁更应该表现出容人的大气,让大家客观地审视资讯与了解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为什么,只为福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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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September 12, 2014

陈平的遗愿信

2013916日,书记陈平(1924-2013撒手人寰,他生前写下题为《我的愿》的遗愿信在礼中曝光。


(陈平:我的遗愿。图片来源:《马·星洲日报》)

《我的愿》的中英文版本如下:
我亲爱的同志们、我亲爱的同胞们: 

 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离开人世。


原本我打算将后事交由理并静静地离开,但201110月初媒体误传我病危造成的影响,使我感到有需要留下封信。

自从我加入党并最书记,我已将我的身心完全付托党所代表的事,即是:建立一个基于社会主理想的更公平、更美好的社会而斗。在,随着我的逝世,候将我的躯体归还我的家人。

我感到无限欣慰,孩子愿意照一个在他出世后就一直无法提供家庭关、温暖和保的父。可惜我只能在放下政治和公众任之后,才能作。奈何那却是在我已再无任何剩余生命可以与他刻。

十分憾的是,他是在大成人后才到恍如陌生人的父。我无要求他理解或原。他没有,必酷的事。就像多烈士和同志的家属那,他要承受并非他自己造成的苦和磨,而那是由于我决定挑意欲改的社会的残酷力的后果。

很不幸地,我是无法回到故去拜祭葬在那里的父母,也不能踏上我们为了反抗侵略者及殖民者而斗的可祖国的土地。

我和我的同志们为了政治理念奉献了一生,并承受由此而来的一切代价。无自己、家人和社会造成什么后果,我都只能默默地接受。

底,我只希望后人得我是一个好人,一个可以向世界宣告他敢于其一生追求自己的理想、要人民造一个更美好社会的人。

究竟成功或失,并没有关系,至少我做了努力。希望年一代会遵循我走的道路并将它展完善。我相信社会公和人文主的火焰不会熄

了,我的同志! 永了,我的同胞! 永了,我的祖国!



My dear comrades, my dear compatriots,

When you read this letter, I am no more in this world.

It was my original intention to pass away quietly and let my relatives handle the funeral matters in private. However, the repercussions of erroneous media reports of me in critical condition during October 2011, had persuaded me that leaving behind such a letter is desirable.

Ever since I joine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and eventually became its secretary-general, I have given both my spiritual and physical self in the service of the cause that my party represented, that is, to fight for a fairer and better society based on socialist ideals. Now with my passing away, it is time that my body be returned to my family.

I draw immense comfort in the fact that my two children are willing to take care of me, a father who could not give them family love, warmth and protection ever since their birth. I could only return my love to them after I had relinquished my political and public duties, ironically only at a time when I have no more life left to give to them as a father.

It was regrettable that I had to be introduced to them well advanced in their adulthood as a stranger. I have no right to ask them to understand, nor to forgive. They have no choice but to face this harsh reality. Like families of many martyrs and comrades, they too have to endure hardship and suffering not out of their own doing, but out of a consequence of our decision to challenge the cruel forces in the society which we sought to change.

It is most unfortunate that I couldn’t, after all, pay my last respects to my parents buried in home town of Sitiawan (in Perak), nor could I set foot on the beloved motherland that my comrades and I had fought so hard for against the aggressors and colonialists.

My comrades and I had dedicated our lives to a political cause that we believed in and had to pay whatever price there was as a result. Whatever consequences on ourselves, our family and the society, we would accept with serenity.

In the final analysis, I wish to be remembered simply as a good man who could tell the world that he had dared to spend his entire life in pursuit of his own ideals to create a better world for his people.

It is irrelevant whether I succeeded or failed, at least I did what I did. Hopefully the path I had walked on would be followed and improved upon by the young after me. It is my conviction that the flames of social justice and humanity will never die.

Farewell, my dear Comrades!

Farewell, my dear Compatriots!

Farewell, my dear Motherland!

Chin Peng

二战结束时,陈平以联军与抗日军首席联络官的身份获颁英女皇OBE功勋,不过他并没有领取这枚勋章。紧急状态法令公布后,陈平从盟友变成头号公敌,勋章被取消,英国甚至悬赏25万元来捉他归案。25万元是当时福利大彩头奖的奖金。

名一代奇人物为了共产主义理想奉献一生,他的孩子只能将他看作是个陌生的父亲。陈平临死前的愿望是希望后人得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可以向世界宣告他敢于其一生追求自己的理想、要人民造一个更美好社会的人。

(陈平与当年悬赏缉拿他的二十五万元报章头条。图片来源:《观察者》)

悲剧与激情


在那个左翼与右翼都在追求摆脱殖民地统治的年代,目标相同,但出发点各异。左翼人士未必是共产党员,但一般上同情马共。马共对新马的影响力从战后开始,延续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后三十年,缔造了许多理想与失落,有无可弥补的伤痕,有生命的创伤,也改写了许多人的命运。

数十年来,我依旧无法抹去在住家附近,那一张张经常失去踪影的社阵幼儿园老师年轻正义的脸孔,尤其是右手挺在胸膛,跟学生们一起唱着“我是小小红卫兵”的神采。也深刻的记得那位带着厚厚的黑框眼镜的老师匆匆奔跑中,见到我站在三楼的窗口,顾不得五条车道的危险,冲过繁忙时间的禧街,跑到我家来喘气,还不断神色紧张地往窗外瞧,以后就没再见过他了。

1970年代新加坡中文文艺团体一路来都是政府留意的对象,记得有几位长堤文艺社的团员响应“时代的号召”,上山打游击去了,以后没有再回来过。更不能忘怀思想左倾,但绝非共产党的一群文团之友讨论社会民生时那双充满正义的眼神,多年以后却似乎刻意回避那一段曾经拥有的记忆

当时还有一些极左的刊物,指责李光耀为资本主义走狗,新马分家后的新加坡是英国的傀儡政府,还有刻意扭曲的插图等。已经解散二十余年的社阵已故主席李绍祖在1980年代公开承认文革期间社阵走极左路线是流失民众基础的导因。

博物馆导览员黎上增也以他的同袍为例,与他同时在军校(SAFTI)结业的军官,携着少尉(2LT)的军阶,放弃新加坡的所有,先跑到马来西亚,然后上山去了。那是1974年。

他们还在坚持当时的理想吗?

关于那段风风雨雨的历史,陈平的回忆录《陈平:我方的历史》和由历史学者陈剑和南洋理工大学教育学院的卡尔·哈克主编的《与陈平对话──马来亚共产党新解》书中都有详细的记载。

日战刚结束,东南亚各国纷纷发动内战,把殖民地政府赶回老家,新马却度过了和平的日子。当时最有实力跟英国人对抗,争取马来亚独立的是以马来亚革命为宗旨的马共,不过马共总书记莱特以经历过日军统治后,新马人民渴望过些安宁的日子为由,阻止马共发动独立战争。

莱特是三面间谍(英、法、日),对马共来说就是内奸。1947年,莱特卷逃十三万元马共基金后,23岁的陈平当上了马共总书记。

(年轻的陈平。图片来源:《观察者》)

196012月,陈平离开马来亚,在北京指挥马共的地下活动。29年后,65岁的陈平回到泰国,1989122日,陈平率领马共中央派(1188人)在泰南跟泰国和马来西亚签下《合艾协议》后,正式结束长达41年的游击战争。1930年4月30日在第三国际代表胡志明的见证下正式成立的马共逐步走入历史。

(1965年3月19日,毛泽东在武汉会见马共总书记陈平。图片来源:《观察者》)

早在1987313日,黃一江率领的马来西亚共产党(马西共)第一分局(90人)已经放下武器,走出森林。  同年428日,張忠民率领的马西共第二分局(542人)也走出森林,結束武裝斗爭。

泰国遵守承诺,拨款在勿洞建立了让马共居住的友谊村与和平村,友誼村属于马西共所有,和平村(朱拉蓬Chulaporn公主村)则是中央派成员居住。 

时光溜转间,有些前马共成员入籍泰国,成为泰国公民,有些原马来西亚人获准回到马来西亚,至于来自新加坡的党员,由于新加坡不是和平协约的签署国,他们的身份变得敏感,有家归不得,两头不着岸。


来自吉隆坡,已经入籍泰国的前马共成员林先生透露,他在吉隆坡华文独中完成高中教育,隶属原第12支队2区,也就是后来以張忠民为首的马列派,在泰南霹雳边界的勿动活动。至于原属第8支队,也就是后来黃一江为首的革命派,则在泰南吉打边界的昔罗(Sadao)活动。

在马西共走出森林,《合艾协议》签订前那两年间,已经有一些原马来西亚人选择回家,不过当时有关当局的条件比较苛刻,曾经被扣留、调查、监视等,至于那些在《合艾协议》签订后才回家的前马共,虽然也受到调查,总体而言所受到的待遇好多了。

至于新加坡来的队员,多数加入中央,在和平村落户。不过要找人也不容易,因为大家武装后都会隐姓埋名,使用假名字。

林先生表示马西共比中央更早走出森林,主要是受泰共的影响,他们观察到泰共投降后,泰国遵守原有的和平协议,让他们有尊严地回归社会。马西共认为泰国是有诚意,结束这场漫长的游击战事的,所以才作出投降的决定。


(来自吉隆坡的前马共成员林先生(左)和我在第二友谊村的万花园度假村前合影)

通过历史对话来反思战争


马共漫长的武装斗争源自19486月,三名英籍园丘经理在安顺被暗杀,英殖民地政府宣佈禁止工会和馬共的一切活动,并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6·20事件),持续了十二年。在紧急状态法令下,马共在一夜间被定为非法组织,那些在日治时期曾经跟英军出生入死,打击日军的马共成员成为势不两立的死对头。党中央紧急应变,谕令各州党员成立战斗部队,以森林为腹地,对抗英国人。

(马来亚殖民地政府劝请人民不要追随陈平和马共。图片来源:《观察者》)
  
1999年在澳洲国立大学(Australia's National University)跟二十二名学者的对话会上,陈平表示武装斗争并不是唯一的选择,但他并没有否定武装斗争的路线。陈平明暸人民经历过日战后,一心希望和平的到来,马共只是被当时席卷全球的冷战浪潮卷了进去。实际上,马共并没有受到共产国际的任何军备和财务援助,一部分枪弹是抗日军解散时埋在森林里的,更多的是日军投降时跟他们化敌为友,缴械给马共,让他们日后跟殖民地政府对抗的,有一些不愿意回国的日军甚至成为马共的成员。

在对话会上,陈平坦诚当时马共有三大结构性的弱点:

第一,马共忽略了华人占了党员的90%以上,马来人对马共的支持相当薄弱,只有彭亨的第十支队几乎全是马来人。马来亚不像赤化的中国和越南那样,是单一民族的国家。马来亚是不同族群生活在一起的殖民地,其中马来人就占了50%,印度族10%。结果,马共战士浴血战场或在森林中饿死之外,还有数千人被遣送回中国。最后,马共退到泰南茂密的原始森林建立据点,兵源从最高峰期的八千人降到千余人。

(马共的军力在逐年递减。图片来源:《与陈平对话──马来亚共产党新解》

第二,马共忽略了马来亚是个已经开发的地方,乡村范围太小,英军可以在一天内抵达偏远的乡区,也不像中国那样有农民为基础,“乡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根本行不通。英国人通过新村策略,在1950195118个月内将全马五十万园丘工人家庭赶入徙置区,用铁丝网切断了民众跟马共的接触。马共在新村附近现身找粮食,增加了遇袭的风险,使到马共失去主动性,无法扩张影响力,只能退守到内陆山区,增加挨饿、痢疾、疟疾、溃疡等危险。

第三,马共存在着内奸问题,从三重特务莱特到后来的肃反运动和内部派系分化,元气大伤。肃反运动多少受到文革的影响,陈平在19676月间发起第一次肃反运动,1969年进行第二次肃反运动,估计有超过一百名党员错被当作内奸而丧命,造成党内部分裂。第8支队和第12支队相继脱离马共中央,分别成立马共革命派(1970)和马共马列派(1974)。12支队张忠民为了让五位被无辜杀害的新党员平反,花了四年时间跟陈平交涉,但不得要领,所以比革命派晚了四年才成立新部队。

1983年,革命派和马列派整合,成立“马来西亚共产党”,简称“马西共”,与陈平主导的马共划清界限。


(在肃反运动中无辜丧生的第12支队“新”党员。凡是1962年及以后加入的都归纳为新党员)

马来亚独立前的华玲会谈


根据英国行动局(Director of Operation)的资料,19486月至19578月间,总共有九千多名马共分子阵亡,有超过一万名复员的男女曾经一度是叛乱者。

还政于民本来就是马共奋斗的目标,一旦马来亚在1957年独立自主,马共奋斗的进程也应该结束了。陈平了解到马来亚即将独立的大势,以及马共军力从初期的八千人锐减至少过三千人的处境,希望通过1955年在吉打的华玲会谈(Baling Talks)达到和平的共识,让战士们在无审讯的情况下解除武装,恢复自由的平民生活。当时,马共由陈平、拉昔迈丁(Rashid Maidin)、陈田三人负责谈判。


(马共的谈判代表:陈田、陈平、拉昔迈丁)


(马来亚谈判代表:马绍尔(不在照片内)、东姑阿都拉曼、陈祯禄)

在华玲会谈上,东姑阿都拉曼表示如果马共不投降,就不能接受马共存在马来亚的社会里。陈平提出的条件则是如果马共受承认,成员不被扣留和调查,他们可以立刻放下武器。陈平强调被扣留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在森林的生活是很自由自在,不受约束的。

东姑将理想与行动区别开来,认为共产主义是个外来的理想,他不认为这个理想能在马来亚实现,他也不认同马共在马来亚的武装行动。东姑坚持马共必须接受调查才能够复员,那些对国家效忠的前马共分子将能融入社会,如前一般生活,甚至可以参与政治。对于代表马共前来谈判的陈平而言,答应东姑的条件就好像发表自白书一样失去尊严,公开谴责共产主义,是无法接受的。

《马来前锋报》(Utusan Melayu)的前总编辑赛扎哈里(Said Zahari)在他的回忆录《人间正道》中记载了当年他身为《马来前锋报》的记者,在华玲采访的经历。他当时在记者会开始前向东姑提出一道问题:“东姑会否因为这一次的谈判失败,而感到遗憾?”东姑不经思考便回答道:“不,我不,我不曾希望它成功。(No, I am not. I never wanted it to be a success.)” 当时东姑身边的巫统宣传组成员赛嘉化阿巴(Syed Jaafar Albar)的“劝告”下,这段简短的回应没有刊登出来。

英国情报员康柏(Leon Comber)在1999年的对话会上表示,英国人对华玲会谈另有部署,万一谈判破裂,就要杀死陈平。当时英军已在森林里埋伏,但陈平并不知道身临绝境,只知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他独自沿着森林边的胶园行走,然后拐入森林中,竟然奇迹般地躲避过英军的埋伏。

(1999年,陈平和康柏(Leon Comber)在澳洲坎贝拉大学的对话会上。
图片来源:《与陈平对话──马来亚共产党新解》

生前事,身后评


十二年的紧急状态时期,英国投入14亿7千万英镑,并从共和联邦动员二十万军力,出动二万五千次英澳军机来打这场内战,敌人是只有数千军力的马共。就陈平而言,虽然双方实力悬殊,但马共并没有被打倒。到头来马来亚、新加坡都相继独立了,马共或英国都没有得到美丽河山。

陈平回顾这场漫长的武装斗争:“英国优势的说法,早在日本军人骑脚车由马来亚公路南下,一路势如破竹,….直取 “新加坡堡垒”的时候给粉粹了。但英国人不愿面对这些事实。日本投降后,他们当着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要回到马来亚来改变历史的进程,回复他们过去的光辉日子。….他们依然保有主人及恃强凌弱的地位。如果没有任何事情把他们从醉梦中唤醒,所谓的友好与和平的谈判将年接一年,没完没了地拖延下去。….那就是我与同志们的成就了。我们促使英国正视及明白他们必须听从于马来亚真正的主人。我们在他们还未准备要谈判前,便逼使他们到谈判桌去。  ---《陈平:我方的历史》

放下武装斗争后,陈平回顾过去的点点滴滴,愿意为斗争中伤害无辜平民百姓道歉;向两次极左的内部肃反行动死去的同志道歉;在华玲会谈本来愿意和解,接受马来亚,但因东姑要马共接受投降而选择继续斗争等,都说明武装斗争本身有偏差。不过无可否认的,马共促进了反殖的进程。


(1989年,马共中央派列队走出森林。图片来源:唐人街II-马共现状:丛林深处的和平)

关于马共与马西共之间是否真正和解,根据马来西亚东方日报的报道(2013922日):“马西共前成员余绍中(铁疆)所指,虽然马西共成员没组团到陈平灵堂弔唁,但有以“泰国友谊互助会”的名义,赠送花圈示意。他直言,两派之间的恩怨可以渐渐淡化,但长期以来没有好好处理的芥蒂,也非一时之间可以釐清及说清。”而今,陈平、张克民、黄一江三大派系的首脑都以作古人,往事略带唏嘘。

跟许多飘泊一生的老人一样,陈平晚年时,落叶归根的心愿是很强烈的,但马来西亚联邦高等法庭以陈平没有出生证,无法证明他是马国人为由,拒绝他回国。一年前陈平嚥下最后一口气,大马政府在陈平家属尚未表明意愿下,高调反对陈平骨灰运送回国。陈平的家属表示,他们並不急着把陈平的骨灰运回马来西亚,但会尽最大努力,通过合法的途径,让陈平体面地完成回家的心愿。

(陈平的老家实兆远Sitiawan,现在是一家多多博彩商店。
图片来源:《与陈平对话──马来亚共产党新解》

陈平往生已经一周年,也是马共时代走到休止符的时候。以当前大势而言,马来亚共产党是一个过去的时代的代言词,相信假以时日,历史会给予一个完整的评价。

附记:正当准备发表这篇博文时,陈彬彬(Tan Pin Pin)以纪录片形式拍摄的电影《To Singapore, With Love》(新国恋)被媒发局评定为NAR (Not Allowed for All Rating),不能公映。事源这部电影报道了数位不准回国的前马共、教会人物、学运分子、社运分子等。他们所秉持的政治理想和当权者不符。

媒发局表示“(it has)assessed that the contents of the film undermine national security because legitimate actions of the security agencies to protect the national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Singapore are presented in a distorted way as acts that victimised innocent individuals.”


简而言之,就是媒发局认为这部电影所叙述的政治犯的故事并不属实,会影响到新加坡的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


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过去那一段充满悲剧与激情的岁月?谁说了算?媒发局
限制民间讨论历史的做法无疑进一步增加如何面对社会动态的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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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September 05, 2014

朝鲜歌曲

韩流·朝风


韩流风行了十余年,从蓝色生死恋系列的《秋天的童话》与《冬季恋歌》、《我的野蛮女友》、《大长今》到《来自星星的你》等,使我们认识了人气十足的宋承宪、宋慧乔、裴勇俊、崔智友、车太贤、全智贤、李英爱、金秀贤等闪烁的韩星。

韩国除了输出软文化外,也通过电视剧打造了旅游旺气,电视景点都成了热点,大家似乎都想趁着冬天的浪漫,来一场轰轰烈烈的童话般的恋爱,跟来自星星的野蛮女友,品尝大长今美食之余,一同营造浪漫。

(韩流:《冬季恋歌》。图片来源:互联网)

据说韩流也在朝鲜掀起大浪,宋慧乔在《秋天的童话》的发型成为朝鲜女子的新宠,朝鲜还得颁布命令来中止跟风。

在韩流莅临新加坡的三十年前,新加坡文化艺术界曾经飘过一阵“朝风”,只是为时短暂,不成气候。朝,指的是朝鲜。

说到朝鲜,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个闭塞、濒临绝种的共产主义国家。根据国外报章的报道,从金正日手中接过政权的金正恩,曾经在瑞士留学,但走的似乎是古代帝王路线,甚至滥用私刑,铲除异己,制造血腥恐惧。长期支持朝鲜的中国,也觉得这个年轻人就像个不听话的孩子,叫大人头疼。

(金正日逝世,群众在户外嚎哭。图片来源:youtube)

(金正日逝世,公司职员在追悼会上嚎哭。图片来源:youtube)

当朝鲜电视台播报金正日逝世的消息时,播报员强忍哀伤、群众嚎啕大哭。有评述员认为这是一场刻意安排,十分到位的政治秀。我们没有经历过朝鲜人的生活,没有他们的文化背景,除了难以理解之外,对朝鲜民族的心理难以置评。

南韩国·北朝鲜


朝鲜与韩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在历时三年的韩战前,它们都是同一个朝鲜(Korea),讲的是同一种语言。日战结束后美苏两大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巨头介入朝鲜半岛,1950年朝鲜在苏联斯大林的支持下越过三八线(北纬38度线)不宣而战,节节胜利,美国和联合国决定出兵支援韩国。中国对美国深感不安,以解放军易名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支援朝鲜。结果在那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理想冷战的年代,战争将朝鲜民族一分为二,韩国为南韩(South Korea),朝鲜为北韩(North Korea)。韩战始于三八线,也止于三八线,却造成200万军民伤亡。

(1950年代初,金日成号召朝鲜抵抗美国的侵略。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根据百度百科的分析,朝鲜第一任主席金日成与前美国总统卡特(Jimmy Carter)会谈后已经有裁军和治理农业来发展朝鲜经济的打算,并且致力于经济与外交正常化,争取朝鲜半岛统一。不过,82岁的金日成心脏病逝世,原本安排在汉城举行的南北首脑会议告吹,无法执行改革方案,否则朝鲜的历史可能会改写。

金正日继任期间,并没有推行乃父的改革方案,走的是封闭路线,使朝鲜倒退了17年。

曾经被“朝风”感动过


1970年代,朝鲜文化曾经为新加坡艺术团体带来崭新的气息。例如1974年,艺术剧场的《十月文娱晚会》,在开蓬式的国家剧场演出,剧目中就有女声小组的《歌唱吧金刚山》和独唱《春之歌》等朝鲜歌曲。当时的文娱表演都会印发演出特刊,作为筹募文团经费的来源之一,《十月文娱晚会》的演出特刊上还收录了陈比的文章《朝鲜音乐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1970年代的《百燕迎春文艺晚会》,新加坡青年/儿童剧社也以当时风行文团的手风琴演奏了《美丽的金刚山》。

李楚琳在《为金少爷演戏》文中写道:“刚在皇家山脚国家剧场看过的朝鲜国家歌舞文艺团表演的舞蹈《摘苹果的时候》,不消几个月,中学部的姐姐们也跟着穿起高腰阔裙,打扮成朝鲜农女,在窄小的舞台重演《摘苹果的时候》。她们笑容灿烂,灵动作巧,舞步轻快,随着快板的配曲,把一支新学来的舞用心情感染台下的观众。”

“《卖花姑娘》就是那个时候大人不但允许还亲自带我们去看的电影。看壮丽的金刚山,遍地开满红色的杜鹃花,很穷苦的姑娘不用SKII脸蛋白里透红,她空着肚皮却唱出传遍山野的卖花歌。就仅有此时,因为看了这些歌舞和电影,我们对北韩/朝鲜还充满着美丽的向往,蕴育着浪漫的憧憬。《卖花姑娘》是朝鲜国父金日成的歌剧作品,他的公子金正日是当时政治宣传红人,他将老爸塑造成开国建国护国圣人,家家户户都得挂起金领导肖像当神当祖先奉拜,走在大街碰上领袖巨无霸的铜像就得恭敬鞠躬。金少爷是个电影迷,自然从中得到很好的政宣技巧和点子。他着手拍摄老爹的戏,显然是想通过第七艺术的魅力来打造朝鲜的神话。这戏果然在上世纪70年代风靡朝鲜,在中国红火,在捷克的国际影展获奖。所以也流传到我们常光顾的黄金戏院。”

1970年代,播放健康电影的黄金戏院(中侨院线)是文艺青年的温床,朝鲜电影如《美丽的金刚山》和《卖花姑娘》等都出现在黄金的阔银幕上。

当年我们吹口琴,轻快活泼的《苹果丰收》、抒情辽阔的《美丽的金刚山》等都是颇受欢迎的曲子。电台第三广播网(958城市频道的前身)的周日广播,每天有三个文艺歌曲时段,每段约25分钟;星期天晚上则有深受新马印、甚至远至加里曼丹的听众爱戴的《海外听众点播》,这些节目常播出《美丽的金刚山》、《卖花姑娘》、《阿里郎》等朝鲜歌曲。当时收听电台的广播节目,可以通过AMSMFM,简单地说就是中波、短波和调频身历声频道。在本地一般上使用AM,也就是中波。FM调频身历声的收音机价格较昂贵,一般家庭都负担不起。

新加坡和朝鲜的文化交流


在金日成的年代,新加坡和朝鲜还进行过文化交流。

1974年,新加坡第二次接待朝鲜的文化代表团,时任文化部长易润堂先生表示这是个亚洲文化认同的开始。亚洲国家刚摆脱殖民地统治,忙着打造自己的认同感,现在是个打造亚洲认同感的好时机。在新加坡这个现代化的城市,我们认识贝多芬、莎士比亚,反而对亚洲的文化英雄感到非常陌生。

“Thus far, we have received two cultural missions from Pyongyang. Although, this is by no means an impressive figure, it is indicative of a new era in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Asia. I believe it is symptomatic of a great cultural intimacy among Asians. In the immediate post colonial period, the various Asian countries could boast of a national consciousness but an Asian consciousness was noticeably absent. Historical reasons, no doubt, account for this. Countries were too busy strengthening their newly acquired sense of nationhood to worry about the larger region.

…It is a regrettable fact that, in some instances, we in the East have demonstrated a greater awareness of the Western culture than of our own. 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of cosmopolitan Singapore. We are more familiar with the names and works of Beethoven, Shakespeare and Nureyev than with the cultural heroes of the East….”

National Archive Singapore,MC:DEC/28/74(CULTURE)


接待过朝鲜文化代表团后,朝鲜的平壤艺术团(Pyongyang Arts Troupe of North Korea 应国家剧场基金会的邀请,1978年在国家剧场一连演出七晚,票价$2$15,比起同时期的香港银星艺术团大众化多了。艺术团除了献唱《美丽的新加坡》外,也以优美活泼的朝鲜传统舞蹈《苹果丰收》上演了完美的艺术外交。

(1978年,平壤艺术团在国家剧场的演出海报。图片来源:NAS)

(1978年,平壤艺术团在国家剧场的杂技表演。图片来源:NAS)

(1978年,平壤艺术团在国家剧场表演舞蹈《苹果丰收》。图片来源:youtube)

三年后,在国家剧场基金会与朝鲜大使馆联合安排下,平壤儿童艺术团在国家剧场演出四晚,票价$1$15,吸引了许多文艺界人士走入剧场。

您或许早已知道我们一起唱过的儿歌《小白船》,是不折不扣的朝鲜歌曲的旋律,作曲者是朝鲜人尹克荣。蓝蓝的天空银河里,有只小白船,小白船承载着一船的心愿,在晨星的指引下,朝向希望的未来。1980年代初,郭宝崑从牢狱中走出来,联合了十四个文团,通过《小白船》为华语舞台剧重新打造新生命,也寄语小白船扬帆出海,追求梦想,走出那个最美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糕的时代的阴影。

(1981年,平壤儿童艺术团在国家剧场的演出海报。图片来源:NAS)

朝鲜、韩国和中国的三角关系


韩国女总统朴槿惠和中国主席习近平互访,无疑使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的关系更加微妙。

根据台湾中天新闻的报道,朝鲜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达到80%。

朝鲜日报》和韩国统一文化研究院今年1月至5月在中国丹东和延吉等地对100名朝鲜人进行了深层采访。其中76人认为中国是朝鲜最亲近的国家:“朝鲜人都把中国视为兄弟。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做了很长时间的邻居嘛。两国一起参加了祖国解放战争(韩战),现在也得到中国很多帮助。”

97名朝鲜人将中国视为“兄弟”或“朋友”,除了因为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之外,还因为朝鲜开发核武器后在国际上越来越受到孤立,经济面临困境,对中国的依赖相应提高:

 “如果没有中国,我们都得饿死、冻死。吃的、穿的都来自中国。”

 “(朝鲜)集市上交易的物品大多是中国产品。如果没有中国帮忙,朝鲜人眼前还能活下去吗?”

 “‘苦难的行军’时期,(金正日)将军关怀我们说,如果中国有亲戚,就去取得他们的帮助吧。所以我经常到中国倒东西,干活儿。”


(根据中天新闻的报道,朝鲜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达到80%。图片来源:CTI)

关于南北韩统一,有16人认为中国“根本不会希望”,19人认为中国“不希望”南北统一:

 “中国也(和朝鲜一样)是社会主义国家,韩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但现在也和中国很亲近不是吗?中国也会希望实现北南统一的,(南北)都过上好日子。”

 “南北统一以后会搞活经济,比中国发展更快,因此中国不会希望统一。”

 “中国经常包庇朝鲜,似乎意在拖延统一。现在朝鲜的资源都被中国占有,如果我们统一了,中国就无法这样做了,所以中国不会希望南北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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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August 29, 2014

现在有了好消息

早晨的958电台节目伴我上班,提供了许多资讯和路况消息,对家镳和淑君所提供的正能量有一定的亲切感。这几天看来是上头交代下来,邀请听众唱两句“建国配套”,唱对有奖。

关于“建国配套歌”,如果大家看黄金时段的8频道节目,就会见到谐星李国煌和另一名男扮女装的艺人陈瑞彪载歌载舞,小两口心手相连:“以前的人们都害怕生病,担心看病负不起。现在有了好消息,让我慢慢告诉你”,老人家从此有病不用愁。这则政府广告,已经通过唱游,进军958

(建国配套歌)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先生在2014年的国会财政预算案前就已经宣布“建国配套”,凡是在今年达65岁和在1987年以前拿“红登记”(新加坡公民)的老人家,都归纳为建国一代,91日起能够得到附加的医药津贴。

虽然这群老人家过去都没有享受到建国一代的荣耀,但在打造新加坡独立50年庆祝活动的过程中,李显龙先生通过政府机制来肯定老人家的付出。这个正面的处理方式,也显示出他本人的诚意。

对于建国配套,李先生不可能从头管到尾。在大局上,李先生正视医药费过高的事实,跟过去卫生部长的“八元手术”的口吻显然是个U转。在执行上,过去数个月来所“行销”的是一个框架,少了实质内容,因此许多受惠与不受惠的人士都不理解,只知道政府说“安啦”!结果议员们必须在全国各民众俱乐部来一场road show,华文称为巡回展。

我的父亲出席了在淡滨尼北民众俱乐部的解说会,他反馈说几十年的老街坊,不是在附近买菜见面就是一起做晨运,大家都熟口熟脸。解说会上却由旅行车载来陌生的脸孔,很明显的是从别的选区“调水”,在答时间做做秀。到头来,父亲说听到的依旧是“安啦”的框架。

我说父亲,你已经是建国一代中最高的元老级别了,经历过为了柴米油盐而必须马不停蹄的忧伤,也走过酸甜苦辣的风雨路,现在应该改掉多年来那种急躁的习惯,学会慢活,就给相关部门足够的时间来敲定细节吧!父亲不以为然,说这不是他所认识的行动党的闪电作风。很显然的,父亲这句话也反映了他已经踏入党就是政府,政府就是党的误区。

巡回展中,政府似乎惊觉到三十余年来所忽略的讲方言的建国一代还在人间,他们并没有华语化,顶多是“华语有限公司”。这群边缘人还是使用自己熟悉的方言,在被遗忘的社会角落求存。

接下来自然又是“大阵仗”,方言系列的巡回展粉墨登场,出动了非政治人物如《联合晚报》的主编李慧玲,演员转型为歌台主持人的林茹萍等人,通过方言来解释建国配套。

我们不应该以小人之心来度君子之腹,但由于建国配套推出的时间点有个2011年全国大选与接下来后港与榜鹅东两场补选的时代背景,这一轮宣传攻势,难免叫人怀疑背后的政治含义。

驱不走的方言


说到这群讲方言的建国一代,不能不提上世纪70年代末那段语言边缘化的事迹。为了消除方言,同样是建国一代的时任总理李光耀先生不惜通过讲华语运动来遏制方言娱乐,电台、丽的呼声、电视台等的方言节目都立刻禁声。当时凭电影《搭错车》翻身的歌手苏芮唱红了电影插曲《酒干倘卖无》,这首歌有几句“酒干倘卖无”的方言,同样被禁播。

至于本地创作,本地的音乐才子梁文福一曲《麻雀衔竹枝》,贯穿了本地流失的岁月,直到去年才凭电影《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我爱过的一切》获得解禁,适逢国庆佳节,为新加坡庆生。不过,这首很“新谣”的歌曲已经错过了新谣的时代。

陈子谦的歌台电影《881》有许多福建歌曲新创作,最感人的是重新填词演绎的《十二莲花》,当年我们服兵役也曾经以相同的旋律诠释了苦乐兼备的军旅生涯。这样一首方言歌曲当然更加不可能在市面流传。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我爱过的一切》使歌曲《麻雀衔竹支》重见天日)

如果大家去七月歌台走一趟,自然会发现方言歌曲大行其道。主持人如果不能用方言来讲一点“有料”笑话,就很难在歌台立足。农历七月初八,我看了一场由王雷主持的歌台秀,现场将近三千名观众,年轻人、老人家和占多数的中年叔嫂济济一堂,华语与方言歌曲齐齐出动。方言歌曲中,最受欢迎的是福建歌,接下来是潮州歌和广东歌,基本上反映了新加坡华人籍贯的分布与对成长的语言那份浓浓的情意结。


(以方言为主打的七月歌台,吸引了许多老中青)

建国配套歌舞秀


李国煌和陈瑞彪那场以上世纪30年代夜上海为背景的建国配套歌舞秀,整体格局是挺怀旧的。不过,它是否符合一般老人家的心情就不得而知了。在我接触过的老人家中,有觉得富有娱乐性的,有一笑置之的,有觉得厌烦的,也有更极端一些的,问是不是要谢主隆恩啊?

我跟许多过来人一样,感受到社会上许多因民生所引起的怨言。但一国就如身上那件衣服一样不能无领,总需勇夫出来维持大局,民主社会必须容得下求同存异这最基本的民精神。社会是一个分工,各务其事,各谋其政,大家寻个生活的道场就是了。因此,“谢主隆恩”这么“封建”的一句话可是从来没有经过我的小小脑,听了之后恍如当头棒喝,一时间不知如何消化。

为何谢主隆恩?


老人家传来的电邮这么写道:“五六十年代老英帝国的年轻人都以信仰社会主义为荣,那个年代,留学英国的新加坡人,生病留医,一切免费。我们的“新医药政策”,已经被宣传到人人必须“ 谢主隆恩、皇恩浩荡”。所以,新加坡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吗?社会主义国家是邪恶、落后吗?是值得探讨的。”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政府落实《侯永昌报告书》,医药免费那种殖民地年代的“残渣”已经走入新加坡历史。除非这个世界真有所谓的乾坤大挪移,否则以“市场社会”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是没有什么掉头的空间。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左右对峙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场京华春梦。当时的人民行动党奉行的是左倾的社会主义,在竞选时还打着“左翼”的旗帜。后来由于开始右倾,并且对不同政见人士所采取的手法不被国际社会所认同,到了1976年,在英国工党和荷兰工党动议下,被社会党国际开除党席。当时在五年后成为新加坡总统的蒂凡那编纂《Socialism That Works: The Singapore way》一书,辩证新加坡模式的社会主义是行得通的。


(当年人民行动党的竞选口号:坚决维护左翼团结。图片来源:海峡时报新闻图片展)

1980年代,邓小平在中国推行一场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1991年圣诞节当天,立国69年的共产国家苏联解体。后来的发展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这些共产主义大国都比资本主义更资本主义,造就了世界首富,同时告别了共产党统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旧时代”。今时今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何谓社会主义,何谓资本主义?这些超过百年的政治理念确实有必要重新审理。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只有当人性回归,人们的理性开始超越经济指标,探讨人生的本质时,才可能意味着我们开始思考美好人生、美好社会的含义,将政治与经济还原回服务于人心与人性的宗旨。

医疗费用能够遏制吗?


2014819日的《Straits Times·Forum》,Tang Kok FooDr)投函,认为新加坡的医药开支不应该一直往上飙升,字里行间显示他是一位有良知的执业医生。Dr Tang表示许多医生以为病人在医疗保险的机制下,不介意多还医药费,因此选择最保险的做法,一方面使用最新的仪器,另一方面让病人接受多种体检,趁机推高医疗的价格。

Dr Tang提出一个割除乳房肿瘤的实例,单单外科医生的手术费已经$70,000。对比之下,传统的手术程序只需$5,000,手术的时间也只需三分之一。他心有感慨,诚实的态度与病人为上的医德,应该是公民社会里医生必须遵守的准则,过去如此,现在亦然,但却在流失中。

在哈佛教授Michael Sandel口中的现代“市场社会”的机制下,一切都可以通过金钱来交易。Dr Tang也认同的,新加坡政府奉行自由市场价格,但在社会压力下,国家发展部终于出面调控屋价,公共交通委员会出面遏制地铁与巴士车资,可见市场价格是可以控制的。

在老人家口中的旧时代,战后的1947年百物膨胀,一盘咖喱鸡饭$1.50,平民百姓三餐没得温饱,营养不良。殖民地政府推出“民众餐室”来对付无良商人,确保人民每天至少有一顿营养餐。民众餐室由政府经营,营养餐有一饭一肉一菜一汤和一杯茶水。一份套餐四五毛钱,政府还有盈余。在两年内稳定物价后,民众餐室功成身退。这些实例都说明政府可以出手稳定市场,做或不做,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本地画家朱庆光的木刻版画:民众餐室)

在医疗保健这个价格节节飙升的环节上,新加坡靠的是医药理事会(Singapore Medical Council)来监督,实际上医药理事会的职权有限,不像政府组织那样有执行权,Dr Tang比喻金融管理局比医药理事会的权力大多了。

根据Dr Tang的说法,应该出面管制医疗业的是卫生部。我觉得很惋惜的,卫生部的运作脱离不了机会成本考量,“金金计较”,最明显的就是建医院,等到人口爆炸,足以抵消成本收益的时候才来动土。若要卫生部涉足公共与私人医疗界,制定医疗程序与收费标准,无形中将涉及人的生命与感性的一面,超越了科学的范畴,是知易行难。

我相信许多医生都是本着良知来做事,但也有些害群之马趁机发财,他们所利用的是病人生命的脆弱性,或是本人因怕输怕死而不愿意承担责任,或是被所属医疗集团所限,在身不由己的情况下,打造一个袋袋平安的医疗服务业。

最近在中央医院走动,认识了为我那一夜间成为建国一代的岳父动手术的的主治医生Dr Chan。他虽然已经50来岁,还是秉持着年轻时当医生的理想,继续在政府医院服务,甚至在休假时轻装上阵,回来探望病人,并且时时刻刻向家属报告病情。

Dr Chan 那种敬业乐业的精神,令我敬佩有加。今时今日,能够找到数十年如一日,这么人性化的医生并不容易。不过,住院费、医疗费、复诊费,对许多平民而言,都不是一笔小数目。虽然说住院费可以从保健户口扣除,钱不够用由亲人的户头补贴,此外还有医疗保险等。毕竟住院、医疗、保健储蓄和复诊的现金交易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只有真正痛过的人才会了解。

至于我那所谓的家庭医生,说好听些是嘘寒问暖,但最好还是无事不登三宝殿,防范胜于治疗这句话最好还是在药房外面说。医生时不时都会以“防范胜于治疗”来追问我做了这个体检没有,那个血液检查没有。我说我的体检报告不是给你过目了吗?他说那是在别的体检中心做的,没有经过他的手,他无法负责,有事情别去医药理事会投诉等。

我想要进一步了解,既然已经做了某种常年检查,为何还需要多此一举,多做其他检测来对比健康指数时,他回答说是卫生部推荐的。我们再聊起你我相识多年,我的存底都在医务所里,你认为我的身体状况如何?需要一年到头做体检吗?你认为我的生活作息正常吗?我有糟蹋自己的健康吗?医生顾左右而言他,不了了之。

我无意质疑医生的专业,但医生所提出的每一个可有可无的检查程序都是一笔开销。在医务所还可以讨论,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可没得好谈。到底是病人在新科技、新经济的医疗机制下得福,还是全民重金打造一个将生命的脆弱性转化为商机的行业?我相信底线还是在于最古老的“医德”。

老人家问责,如果医疗界没有适当的管制,建国配套的实质优惠是否很快的被挖空,沦为空谈?老人家说国家累积的财富是全民打拼的,财富由人民分享是天经地义的事,值得像下诏书般,接过圣旨,谢主隆恩吗?

所谓矫枉过正,物极必反,由建国配套的公关策略延伸出来的大层面,下一个十年又是另一批中年人步入老年,如何优雅有尊严地老化是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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