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April 22, 2014

理想的年代:新加坡与长凤新(二之二)

银星艺术团到新加坡


《华侨日报》报道了1966 年香港银星艺术团访新的盛况:“一连演了十场,剧场三千四百座位无一空置…每晚平均还有两千人站在四周欣赏节目, 台下一致好评” 。显然银星艺术团的演出非同凡响。


(银星艺术团访新。图片来源:子宇-电影的理想年代

至于怎么会有“两千人站在四周欣赏节目”呢?国家剧场依山而建,无支撑的天蓬下是开放式的剧院座位,晚上凉风习习,还有风叶虫鸣为伴,是个结合艺术与大自然的民间结晶。由于剧场三面只是由矮锌板围住,当年我们坐在山上的石阶上或在铁板的缝隙间,就可以免费观赏舞台演出了。

(民间集资,依山而建的国家剧场)

(国家剧场内观。坐在后面皇家山山坡上看演出也是一件乐事)

《南洋商报》(1966 16 日)对银星艺术团的演出评价,认为银星艺术团除了有高水准的“民族表演”之外,背后还起着明星效应。虽然新加坡观众表示有些表演节目早就被本地观众看腻了,但是由这些职业艺人演起来,就是有不同凡响的感觉 。银星艺术团的贵族般的票价,竟然能够场场爆满,依靠的正是本地观众对于“左派”电影明星的爱戴。


(1963年银星艺术团访问新加坡,与时任总理李光耀合照。
前排左二起 唐纹、向群、苗金凤、白茵、梁慧文、陈绮华、嘉玲、江雪、王葆真、石慧
后排左一起 丁亮、关良、周聪、陈文、周康年
后排右三 廖一原
图片来源:子宇-电影的理想年代

1960年代,新加坡以时任总理李光耀为首的内阁团队正致力于打击左翼分子。在这个积极打压左翼的非常时刻,竟然批准国家剧场邀请以长凤新为班底的银星艺术团访问新加坡,“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难道不怕这个间接代表新中国的文化使者所引起的“反面”效应吗?

显然这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决策,表面上香港左翼演员正好可以安抚文艺青年的情绪,表示新加坡文化圈子其实是很开放,鼓励健康的文娱活动的。如果将歌词中的中国、毛泽东、共产党等名词改一改,也挺符合当时的新加坡社会,银星艺术团也可以为新加坡政府对民众思想的取向进行把脉。



套句当时的教育部长王邦文的话:

“我们不能抱残守缺,故步自封,而必须以抛砖引玉的态度,来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为了适应新国家的新环境,而以新观点、新概念去做大胆的改革与创造,将来才能形成表现我国各族气魄和风格的我国新文化。”(人民行动党《归来》话剧演出特刊,1967)

实质上,我们也无法排除背后的政治含义,就是政府通过这类暗中监控的文化活动来引出更多的左翼人士,可以一网打尽。

(1960年代银星艺术团到新加坡演出:左起平凡、石慧、夏梦、李嫱、陈思思、傅奇)

银星艺术团到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资深报人谢诗坚提到19711月,雪兰莪等地发生严重的水灾,当时的马华会长陈修信乘机协助申请者要求政府特别批准让银星艺术团在吉隆坡呈现一场“别开生面”的筹款演出(19713月)。显然陈修信相信许多马来西亚华人是倾左的,为了激起华人的民族情感,进而支持马华公会的华人大团结运动,于是打出这张“左牌”,以期达到团结华人的目的,否则在那个中国文革进入高潮,甚至输出革命的年代,这种左倾意识的演出并不符合马华的一贯路线,是绝不可能被允许上演的。

试想想,“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 这是文革时期的“名曲”,有那个政权能够这么全面的自我赞美,自我陶醉到这个层次?


结果正如所料,银星艺术团到马来西亚演出的消息经过新闻界大事报导,华人群众非常激情亢奋。当然陈修信意想不到的是,四年后,他正因为马来西亚的文团倾左而被革职,保不住13年马华公会会长的席位。



(银星艺术团访问马来西亚。图片来源:子宇-电影的理想年代

(银星艺术团访问马来西亚:前排:翁午与王葆贞。图片来源:马·星洲日报)

(银星艺术团在马来西亚的表演专辑,是不是很“红”啊?图片来源:三本太郎:奋进的年代

谢诗坚表示银星艺术团虽然不称自己为“无产阶级”,但文革的影子还是挺鲜明的,跟当时中国的艺术观十分吻合。以他们演出的节目为例,内容大多数是歌颂工农阶级的: 

诗歌:“一杆红旗迎东风啊,插在河线一片红。青山顶上号声响,百万大军上河工。” 

舞蹈剧:“金色的太阳啊,照耀积雪的山。雅鲁藏布江呃,金光闪闪;同胞心中多欢畅,大地遍开幸福花;我们的生活变了样呃;我们的幸福乐无疆呃;感谢工人好兄弟呃。” 

“丰收舞”:“公社是个红太阳,社员都是向阳花。公社的阳光照万家,千家万户学习它。家家爱公社,人人听她的话,幸福的种子发了芽。” 

歌曲“我是个石油工人”:“红旗红旗红旗啊,英雄扬鞭催战马,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 

石慧唱的“千里草原把身翻”、“如今唱歌用箩装”;歌舞剧如“快乐的牧人”及“列车上的姑娘”等,都是歌颂那个年代的中国社会。

更叫人深感意外的,当时全体演员亲自动手扛木抬铁,搭建舞台。只有在“文革”的年代,才能看到演员与工人“同甘共苦”,体现出劳动是伟大的,劳动人民一家亲的精神。在没有表演的日子,他们下乡访问,慰问灾民,嘘寒问暖之间流露出人性的真诚。在接受传媒访问时,演员们也衣着朴素,并不刻意打扮化妆。他们异口同声说他们是演员,不是“明星”,两者的不同点在于 “演员”是劳动阶级的称号,“明星”则带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意识。


银星艺术团重返新加坡


1977年银星艺术团重返新加坡国家剧场演出。经历过十年文革的激荡,演出的剧目已经去文革化,以民族歌舞与器乐演奏为主,如“姑娘生来爱唱歌”、“在银色的月光下”,“胶园晨曲”、“十面埋伏”、“花儿与少年”等,还穿插了新马和印尼的创作,如马来歌曲“衷心赞美”、“莎丽兰蒂”、“可爱的姑娘是谁的”、中文歌曲《杨桃结果满山岗》、英文歌曲“Fairshore of Singapore”等。


(银星艺术团演出节目表,1977。资料来源:银星艺术团演出特刊)

(女声表演唱。资料来源:银星艺术团演出特刊)

《杨桃结果满山岗》是由华乐界前辈郭永秀先生作词作曲的本地创作,当年曾经在新加坡广播电台第三广播网(现在的958的前身)教唱,当时我还守候在小小的袖珍型收音机旁,飞快的一字一字将歌词抄录下来。其实这首歌曲富有中国色彩,很容易被误会为中国民歌。

《杨桃结果满山岗》

满山的硕果绿苍苍,满树的杨桃儿闪金光。双手齐把杨桃摘哟,颗颗大又甜,勤劳的姑娘上山岗。      

暖暖的微风迎面吹,路边的野花儿迎风开。颗颗杨桃树亲手栽哟,施肥又浇水,日日夜夜望丰收。

三月的阳光照满山,姑娘的喜花儿朵朵开。摘了一箩又一箩哟,今年收成好,欢乐的歌声满山岗。



我往哪里去?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显然也革了香港“左派”电影公司的命,长凤新紧跟着中共路线,逐渐失去香港观众,由黄金时期迅速走向没落,从每年16部电影猛降至每年4部。

据说长城三公主的二姐石慧与夫婿傅奇这对银色夫妻在文革爆发后不久,参与了1967年的“反英抗暴”的游行,在家里被拘捕,囚禁了一年多,过后被香港英国殖民政府强行解押出境,在罗湖关卡强迫中国政府接受这对夫妇,并把他们列为不受香港政府欢迎的人物;中国方面并不接受这个安排,香港政府只好将他们带回香港。香港没有像新加坡那样的内安法令,可以长期扣留因为政见不同或认同中国的左翼人士,只好息事宁人。换个角度去想,如果中国同意石慧与傅奇入境,也许他们会成为走资派,下场和其他演员如红线女那样,受尽冤屈,搞不好还会革了性命。

1975年起,石慧出任了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又出任了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后来移居到加拿大温哥华。



(《长城画报》的年代的石慧)

(文革期间参与“反英抗暴”的石慧和后面高个子的傅奇

香港的“反英抗暴”又称为“六七左派工会暴动”、“五月风暴”等,在文革的冲击下,事件由最初因劳资纠纷所引起的的罢工行动、演变成示威、放置炸弹等,五十余人丧命,八百多人受伤。

2006年接受香港文汇报的访问时,石慧淡然说道:“人生是一个个的阶段,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不再多想。….回想起来,当时我们并没有做错,也没有对不起自己的祖国。作为一个中国人,只是尽了责任。当时在香港不管受到什么压迫,还是要凭良心,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香港的“反英抗暴”(1967)又称为“六七左派工会暴动”、“五月风暴”等,是文革的冲击下的产物。图片来源:解密百年香港 - 六七暴動

香港的“反英抗暴”(1967)的场面是否似曾相识?

长城三公主的大姐夏梦在文革刚开始的年代进行反思,她本来觉得“左派”电影公司“很正派” ,认为长城所拍摄的影片“都很大众化,很有时代感”(黄爱玲编《理想年代长城、凤凰的日子》),随着文革期间长凤新的发展方针的改变,夏梦直言因为影片内容都必须“紧随着国内走,这些香港观众根本就不要看,我觉得这样下去,拍戏也没有意思”,以安胎为由,在1967 年和丈夫毅然移居加拿大。

夏梦后来曾经回到香港,参与《投奔怒海》(1982)和《似水流年》(1984)的监制工作,两部电影分获第二届和第四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

长城三公主的三妹陈思思以《三笑》中俊美的秋香扮相获得了观众的喜爱,成就了她电影事业的高峰。她也无法接受长凤新改变电影制作方针,选择息影。


陈思思以《三笑》中的秋香扮相成就了她电影事业的高峰,也是历年来最经典的秋香。
图片来源:中国影视资料馆

在那个理想的年代,文革的思潮对新加坡的文艺青年是有相当程度的影响的,从当时的文团的演出、所使用的标语、内部学习、下乡劳动等多少可以看出端倪,近在跟中国大陆只隔着一个海关的长凤新更是首当其冲。文革的结果被形容为拖慢了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三十年,更革了许多无辜人民的性命。

四人帮被粉碎后,长凤新的峥嵘岁月已然不再,成为一段电影的唏嘘史。至于新加坡文艺青年,他们经历过一段文化大革命的新马版之后,必须重新思索,重新定位,从1970年代自动自发的提倡文艺,搞业余文娱演出,到后来甘于平凡,孤芳自赏,整个文化进程同样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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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April 18, 2014

理想的年代:新加坡与长凤新 (二之一)

长凤新与银星艺术团


从小就喜欢看“廉价”电影,在大世界的广东戏院看戏,常有五毛钱连看两场猛片的优惠。也曾经在星期天下午跟父亲从住家走半小时路,去到小坡柔佛路咖啡店,对着悬在柱梁上的声宝牌黑白电视,一杯咖啡看完一部粤语片。后来才逐渐明白喜欢看电影的原因,所喜欢的就如一本书、一篇文章一样,从无到有的艺术创作结晶。

1970年代新加坡放映了好些长凤新的电影,长凤新出品都被视为正派电影,以申诉社会不平等为主,深受文艺青年爱戴。长凤新的演员也是1960-70年代赫赫有名的“银星艺术团”的骨干。关于长凤新的成立背景以及走到1960年代之路,叶舒瑜在她的论文《冷战与香港的长城、凤凰、新联—以1945-1967年为考察时段》中有详细的分析。


(《长城》是正派电影的代名词)

长凤新的演员如合称长城三公主的夏梦、石慧和陈思思,其他演员如朱虹、陈娟娟、鲍方、方平、傅奇、鲍起静、王葆真、王小燕、张铮、江汉、白茵等,新加坡老一辈的文艺界人士还会有印象。1959 年长城电影公司接受星洲报业联会邀请到新加坡演出,为兴建国家剧场筹款,这是长凤新首次踏出香港。

196388日,长凤新在新加坡国家剧场出席首届东南亚文化节兼国家剧场开幕礼,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先生还亲自迎接他们。

1966年银星艺术团正式成立,应国家剧场的邀请,前来访问演出,票价从$2$10

197711月,银星艺术团再次应国家剧场信托委员会邀请到新加坡访问,1978年在国家剧场为新加坡乓乒总会筹募经费演出。


(当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亲自接见参与东南亚文化节的香港演员。
图片来源:文汇报,1963)

(参与首届东南亚文化节的各国代表。NAS 1963

对于1977年那场演出,我的记忆犹新,当时受到长凤新的电影如《三个十七岁》、《小当家》、《侠骨丹心》、《我又来也》、《红缨枪》等所影响,喜欢上这些标榜着中华文化、为被打压的低下层人民打抱不平的正派演出,很想去捧场,推动健康文化,可是被贵族般的票价吓坏,只好望门兴叹。


(反抗资本主义剥削的《小当家》。1973)

(歌颂劳动人民一家亲的《小当家》。1973)

所谓的“贵族般的票价”到底是多少钱呢?票价分$2,$3,$5,$10,$15,$50,共六种。两块钱和三块钱的门票不多,而且老早就被扫光,以我当时打假期工筹学费,一天$7.60的日薪,还得付上$1来回裕廊工业区的巴士车资外加食用费,$3的门票已经很心痛了,$5的门票是绝对不敢去碰的。


(银星艺术团的演出宣传海报。NAS 1977)

(银星艺术团团员。资料来源:银星艺术团演出特刊,1977)

长凤新是三家左倾的香港影业公司的统称,分别为长城电影制片公司、凤凰影业公司和新联影业公司,它们与较晚成立邵氏与电懋(国泰)等“右派”电影公司相抗衡。随着日后观众被邵氏、嘉禾等电影吸引过去,长凤新必须重新整顿,寻找出路,如风景片《万紫千红》,摆脱文革影子的喜剧片《巴士奇遇结良缘》、《三凤求凰》、《错有错着》、《光棍·神偷·双彩凤》,以及写实片《父子情》、《半边人》等。

1982年长城和新联组成中原公司,拍摄功夫影片《少林寺》,李连杰一炮而红,女主角丁岚在1990年代加盟新加坡电视台新传媒,但没有什么发挥的机会,后来回到中国,开设了多家精品店。

(长凤新转型期间的作品。资料来源:银星艺术团演出特刊,1977)

198211 ,长城、新联和凤凰集资成立了银都机构。在2005年香港电影金像奖评选“百年百部最佳华语片”中,银都共有五部影片跻身百大:《中秋月》(凤凰,1953)、《红楼梦》(鳯凰,1962)、《父子情》(凤凰,1981)、《半边人》(凤凰,1983)、《秋菊打官司》(银都,1992)。

对于长凤新转型后的电影,我对《半边人》始终念念不忘。大概是1984年吧,到放映主题健康的影片起家的黄金戏院看了《半边人》,深深为半理想半现实的社会平民所感动。人的一生不断的在茫茫人海中寻找失去的另一半人与事,让自身重新获得圆满。生活中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困境、抉择,在平衡中徘徊,在矛盾的处境中遗憾。这是1980年代涌起的新浪潮电影所带来的冲击。


(《父子情》电影海报。图片来源:Wiki)

(《半边人》电影海报。图片来源:浮世鸿云

电影离不开政治


1949 年成立的长城电影公司是由商人出资成立的(袁仰安、吕建康、张善琨),初成立时长城是一个独立的商业机构,两年后随着张善琨退出,长城进行改组,由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直接领导,成为政治立场鲜明的 “左派”电影公司。

长城招揽各路演员,李丽华、红线女等都为长城拍过电影,乐蒂因专演配角而跳槽,萧芳芳签了合约但没有什么童星的影片可以让她上场,林黛也没上场的机会,后来加盟永华的严俊带着她离开长城,为永华拍摄《翠翠》,从此红透半边天。


从《长城画报》的创刊词中的自我定位,长城左倾的政治立场是相当鲜明的:
电影的制作是少数人的事,而电影的欣赏则有无数人的份儿。电影事业的进步是少数人的职责,而促进电影事业的进步者,是无数人的力量—包括所有的电影观众。本刊便是一座桥梁,奉献给电影工作者,同时也属所有的电影观众。

“第八艺术”是综合的艺术,同时是人民大众的艺术。从象牙之塔走到十字街头,在建设的高潮中,电影当然不甘落后。因此这样一本合于摄影厂,银幕,与观众之间的刊物是需要的。

这本册子将经常介绍电影知识,研究电影技巧,报导电影界动向,批评电影的内容与形式,与电影工作者共同求取进步,与观众共同追寻新生。在电影领域上,“筑起我们新的长城”!套用这句光荣的句子,本刊愿在艰巨的工程中,担任一名搬运夫;愿在艺术的队伍中,担任一名传令兵;愿在无止境的进步中,担任一名鼓手。

---《长城画报》,1950 年8 月,第一期


(《长城画报》创刊词)

凤凰影业公司在1953 年由韩雄飞、朱石麟等电影同人一起创办,经营手法上,凤凰采取的是与人合资拍摄的方式。长城和凤凰两家电影公司和新中国的合作主要体现在编剧、导演、演员、剧本等,幕前幕后的人员是可以相互调动的。凤凰到蒙古取景的《金鹰》,以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风光打破香港的票房纪录,成为第一部破百万港元票房的猛片,在新马院线也十分轰动。


(凤凰的当家花旦朱虹竟然出现在《长城画报》封面,印证了长城和凤凰两家电影公司一家亲的说法。

1952年成立的新联更摆明是个左翼电影组织,由新中国直接投资,负责领导的是中国总理周恩来,后来交给陈毅、廖承志等人管理 1956 年,当时身为香港《文汇报》编辑部主任的廖一原,也出任新联的董事总经理、董事长等职务,甚至以“中间人”的身份申请调动总理处的资金到香港,买下南华和银都两间戏院来播映“正派”电影1960 年代的《七十二家房客》是新联最成功的制作之一,将上海和香港两地的住屋问题“相提并论”,成功地获得了香港观众的共鸣。

1960年代末香港电影逐步走入低潮,1973年邵氏委任楚原导演重新拍摄《七十二家房客》,使开始衰退的港片重获新生。《七十二家房客》在新加坡同样深受欢迎,是当时社会的写实版。


(《七十二家房客》,邵氏出品,必属佳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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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April 11, 2014

文化震荡Culture shock

阿灿


1979年,香港无线摄制了脍炙人口的《网中人》,新加坡电视台安排在另一部港剧《变色龙》之后播出,深受观众欢迎。在那个还看得到方言节目的年代,不论是不是广东人,都在星期天晚上守候在电视机旁,自投罗网。

《网中人》捧红了周润发和郑裕玲,也打造了一个可笑又可悲的小人物“阿灿” (廖伟雄饰演)。阿灿最经典的一幕是在大陆乡下没见过麦当劳,在香港跟人打赌,啃下了三十个汉堡包。

阿灿是当年中国向外开放,以“大陆仔”的身份移民香港的乡下人。经历过一场封锁的岁月后,近在咫尺的中港却恍如相隔天涯,生活习惯、行为举止都很不一样,阿灿跟香港人面对面,都一样面对着激烈的“文化震荡”。

文化震荡旋风


印象中,1990年代初的新加坡曾经出现过“文化震荡”这个术语,英文称为“culture shock”。19701980年代间,入籍新加坡的移民多数来自一水之隔的马来西亚。当时新加坡大力发展劳工密集工业如纺织、电子产品、造船等,除了在新加坡工作的大马人之外,还有许多在新加坡读书的马来西亚学生,领取新加坡政府的辅助优惠,毕业后必须留在新加坡工作三年,他们都成了新加坡“新公民”的源头。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人的生活方式、语言习俗等都没什么差别,本是同根生,相处起来倒是相当融洽,难分彼此。

到了1990年代,新加坡像香港一样,多了中国移民。此外,新加坡也乘着香港人担忧1997香港回归,纷纷选择移民那一刻,向香港人伸出友善的双手,大发“绿卡”,一时之间多了一群口操粤语的香港移民,刮起一阵“文化震荡”旋风。

根据维基资料,Culture shock这个词汇在1954年由Kalervo Oberg首先提出,Michael Winkelman等其他学者随后展开了对文化冲击的研究工作。

化解文化震荡的要诀知易行难,除了暂时“忘记”自己的祖国和文化外,还必须对异国文化敞开心态,信任异族人,放弃偏见与成见,接受通过多个文化背景来看待、解释和处理问题。

就这样又过了二十年,现在我们已经不再使用“文化震荡”这个术语,不过并不表示文化震荡并不存在。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上,大家处理问题的方式还是有所不同,例如2012年岁末的中国司机罢工事件,SMRT巴士司机以为通过罢驶可以使新加坡的交通瘫痪,换取应得的尊重和合理的薪酬,结果几个领头羊都蹲了牢狱,被遣送回国。

整体上,SMRT巴士司机首先通过正常投诉的途径,声音却被层层盖过,高层置之不理,社会听不到,他们才采取极端的手法。一般新加坡人不仅同情中国司机,还从此个案挖掘出许多不平等的社会民生问题。


(SMRT的中国籍巴士司机拒绝开工,正离开在兀兰的宿舍。
图片来源:Today 27 November 2012)

再以2013年底的小印度暴动为例,虽然警方以不发一枪一弹而平复暴动来缴功,但在漫长的听证会上暴露了警方的许多决策与行动上的弱点,“文警”处理危机能力受到质疑。若非更多“疑似暴民”只是隔岸观火,后果将会严重得多。

明眼人都看得明白,小印度暴动事件已经凸显出我们无法了解印度客工的家乡文化,他们在盛怒下,将在家乡发泄情绪的群体暴力方式用在小印度,有关当局根本无从面对。


(小印度暴动事件。图片来源:The Straits Time, December 9, 2013)

相对而言,占了相当比重的泰国、缅甸等地的客工还是属于比较守法的一群,而来自菲律宾、印尼、斯里兰卡、缅甸等地的女佣则已经深入许多本地家庭,娘子军所酝酿的社会冲击虽然还没有学者去深入研究,但我们已经看到新一代过度依赖女佣,老人家少了聊天对象,落寞终日的后遗症。

如果新加坡政府不正视文化震荡,只以经济增长为治国的目标,“硬硬”要在十余年间增加150万人口,日后690万常住人口对只有55%是公民的小国而言,将会是个随时爆发文化洪灾的新加坡。

MH370所引起的文化震荡


正当思考这个多年来不再被提起的文化震荡课题时,邻国马来西亚因为MH370离奇失踪事件,面对了空前的跨国界文化震荡,几乎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马航MH370飞往北京的客机在38日离开吉隆坡,进入越南领空那一瞬间离奇失联,机上有来自14个国家的227名乘客和12名空服人员。

中国:153人 
马来西亚:38人+12名空服人员,共50人 
印尼:7人 
澳洲:6人 
印度:5人 
法国:4人 
美国:3人 
纽西兰、加拿大、乌克兰:各2人 
俄罗斯、台湾、荷兰:各1人 
伊朗:2人(持假护照)

对于以中国人占了三分二的所有失联的MH370乘客,这是个艰难的时刻,我们的关怀与心情跟所有家属走在一起,作最坏的打算,也作最好的期待。灾难也提醒我们生命的脆弱性,要珍惜眼前人。


(马来西亚民办电视台,几乎每个广告时段都可以看见窝心的一面)

这起MH370突发事件叫人联想起1997年胜安航空(Silkair)MI 185班机在苏门答腊巨港附近的穆西河(Musi river)坠毁,机上来自14国的104人全部罹难。当时新加坡也是几乎不知所措,匆忙应对。经过十年的调查,MI 185班机事件始终是一起悬案。

三年后(2000年),新航SQ 006班机在台北中正机场(现在的桃园机场)因进错跑道而撞毁,来自20国的179人中,共83人死亡。有了处理MI 185的经验,新航在面对SQ 006事务时显得从容,有条不紊多了。最经典的一幕是新航公关部副总裁Rick Clements要求警员解开记者招待会的封锁线,让其中一位情绪激动的家属闯进新航职员区,并伸出同情的双手,给予家属同情的拥抱,化解了许多怨恨。

请注意,这两起跟新航与其子公司胜安航空的空难都没有中国乘客。


(2000年,新航SQ 006班机在台北中正机场撞毁。图片来源:The Straits Times)

它也使我想起在2003年1月初,曾经亲身参与的新加坡海军军舰英勇号(RSS Courageous)救援与调查事件,当时有四个女军人死亡,对于罹难者家属情绪激动地质问与哀伤嚎啕的神情,我始终难以忘怀。


(在白礁附近跟印尼商船相撞后的英勇号RSS Courageous。图片来源:BBC)

这三起跟新加坡相关的灾难都有迹可寻,至少可以对家属有个交代,让他们摆脱忧伤后,继续生活下去。相比之下,避开所有雷达追踪的MH370班机失联案就复杂得多,茫茫印度洋所涵盖的面积与4500公尺下的海床形成一个三维空间,即使是对最现代化的科技而言,依然是个严峻的挑战。


(MH370改变航道,避开雷达的追踪,最后地点是南印度洋。
图片来源:The Straits Times, April 4, 2014)

马来西亚政府遇到这起引起全球关注的突发性事务,显得手忙脚乱,又没设立发言人机制,导致不是拖延发放讯息,便是同时由多个渠道发出混淆的信息,叫人怀疑大马政府对危机管理的实力,甚至质疑马来西亚是否是“马LIE西亚”(LIE=欺骗)与阴谋论等。如今得到多方外援,MH370跟进事务总算井然有序,除了固定召开新闻发佈会外,家属的住宿、膳食等都安排妥当。

从各媒体所得到的消息,家属都接受最坏的结果,也感激各国,包括马来西亚政府的努力,他们都了解当局没办法提供家属想要知道亲人在哪里的答案,集合了全球专家的脑袋都无法解开的谜底,当局真的不可能知道。他们相信马来西亚政府所面对的是技术与危机管理能力的问题,而不是诚信问题,因此选择以宽容的心态来面对搜索的过程。




(在证据指向MH370在南印度洋坠机前,马来西亚的志愿团体正在为MH370机员和乘客祈福。图片来源:www.asiaone.com)


灾难引发的悲痛,往往让人理智不起来。我们都是人,都会因为同理心而隨著灾难事件的发展而情绪波动,乘客家属的怆伤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在宣泄哀痛的情绪时,一些中国家属的反应叫人感到不安。他们先是隔空喊话,绝食抗议,在吉隆坡粗暴地闯入记者招待会场,在北京的马来西亚大使馆前抗议,在会议上恶言相向,侮辱马来西亚和马航职员,并列出一系列清单,要马来西亚政府买账等。

马国首相纳吉召开紧急记者会,宣布MH370航班在伯斯(Perth)西部的南印度洋海域消失,澳洲总理阿博特(Tony Abbott)为纳吉说句公道话:“大量证据证明飞机在印度洋南部失踪,那是绝对有力的证据,所以首相纳吉才会做出这样的结论,并且宣布了这项消息。”有一些中国家属还是要求马来西亚政府及马航为毫无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发布“机毁人亡”的结论道歉。

跟美国、英国、澳洲等发动人道救援的国家,以及13国的国民以谅解与接受的心态为前提的儒雅之风相比,大国崛起给人的感觉不是王者之风的大气,而是土王爷的霸道。

大国崛起,如何赢得全世界?


我们一向来认为中国以儒学入世,民无信不立,可是中国国内新闻封锁、政府掩瞒真相等事件层出不穷。在资讯线上,中国网民不能用facebook以及通用的博客网站等跟全球沟通,毒奶粉、毒猪肉等造假产品充斥市场,甚至连奥运会开幕礼都可以对嘴假唱,就如红楼梦所批的“假作真时真亦假”。在此大环境下,惟有人民声音够大,如广东人说的“声大夹恶煞”,正义才可能获得伸张。

我就亲眼看着中国旅客在马六甲的大人超级市场(Giant),每人能提多少就提多少大罐装的婴儿奶粉回酒店,又倒回来买奶粉。这些行为凸显了在日常生活中,政府与民间缺乏互信的元素。

也许对一些来自泱泱大国的家属而言,马来西亚还是个蛮夷之地,所以才会采取极端、十分中国式的手法来对待MH370事务。不论是对中国家属还是马来西亚而言,这是由一起不幸事件所激发的文化震荡。

当然並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因马航事故而討厌並咒诅马来西亚,一位中国网友就指出马航事件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中国一般民众对马来西亚的认识太少,所以持续的沟通和交流是必要的,中国政府的态度才是关键。

一位留学马来西亚拉曼大学学院的中国学生也在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发表看法,不认同中国家属的做法,更对中国明星级人马如影星章子怡、歌星陈坤、球星李娜等人趁机号召抵制马航,捞取广告资本的所为擤之以鼻。不过由于国情不同,文化有显著的差异,他恳求大家给彼此空间,宽容以待。

《马·星洲日报》副执行总编辑郑丁贤有感而发,在一篇名为《大马不是你们想像中的……》文章中还击:

大马人民为所有机上人员,包括153名中国人,一起焦虑、流泪、祈福,希望他们平安。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关怀,必须尽一切力量抢救,不分国籍,不分种族。

马航和政府安排中国家属来马,安排生活起居;本地志愿团体提供翻译、照顾、心灵辅导。

我也想起,40年前,大马政府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外交关係;25年前,天安门事件后,大马政府率先反对国际对中国的抵制;20年前,大马政府倡议东盟和中国对话,成立东盟10+1机制,提供中国一个国际平台。

今天,MH370事件,还未清楚来由,大马就已经被定罪,遭到诅咒。

当然,这可能是部份中国人的想法和做法,但是,铺天盖地的攻势,已经把大马污名化;而有理性和勇气说一些真话的,又有几个?

提起过去的事,不是愤怒,更不是反击,而只希望更多人,特別是让中国人瞭解大马遭到的委屈、伤害和破坏,不要让情绪、仇恨和无知渗入MH370。

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国与国之间的关係,不应就这样鲁莽的摧毁。同情之外,还要有同理心,才是智慧,也是文明。

郑丁贤,《马·星洲日报》,2014年3月28日

我们不否认中国跟其他地区不一样,属于一个宗族社会,不能以一贯的思考逻辑来解读一部分中国家属与网民的反应,中国人的“我们”的考量,跟倾向于个人主义的其他地区的“我”的思维方式,的确有许多磨合的空间。只不过数千年来,中国文化之所以渊博正是因为它以和为贵,以包容来感化他人,如今“我们”对事态的反应,竟然跟千年文化渐行渐远,文化震荡并不只是向外蔓延,还包括对内的撞击。

不期然想起我二十岁时的偶像韩健。韩健外号“牛皮糖”,是杨阳、赵建华、林丹等人驰骋羽坛之前的中国羽球名将。在那个羽球比赛还是采取十五分制的的年代,他每一分都不轻易放过。1980年代初的汤姆斯杯赛,韩健以体力与自信拖垮印尼的世界冠军林水镜,为中国夺下汤杯。林水镜输得心悦诚服,从此告别单打生涯。

韩健有一句至理名言:“输球不输人,赢球要赢心”,在那个中国刚走出文革阴影的时刻,不只赢得对手,还赢得全世界由衷的尊敬。

现在泱泱大国以总经济实力傲然崛起的时刻,不妨停下脚步想想,即使以财大气粗赢得了全世界,却输了人们对它的尊重,孰为之孰不为之

新加坡这个李显龙总理口中的舢舨提升版2.0,准备好承受这类突发性的文化震荡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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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April 04, 2014

相识也是缘分

在杨厝港博文中学旁的观明社区医院里(Bright Vision Hospital),一位99岁的老婆婆叫我坐到床边,讲述一段日战的个人经历。

婆婆的脑筋绝对清醒,只是我们素昧平生,我好奇地问婆婆为何藏在心中七十年的故事,要在此时此刻告诉我这个陌生人。婆婆说因为她觉得我会听得懂她的青岛腔华语,聆听她的故事。

婆婆还打趣说,如果年轻四十年,她会倒过来追我。

相识就靠缘分。

(99岁的刘德范老婆婆,人在社区医院,思路非常清晰)

婆婆家乡在青岛,读了几年私塾,年轻时曾经违反父命,甚至拿起剪刀,咔嚓咔嚓,将长发剪短。当年的社会观念是女孩子必须蓄留长发才有女孩子样,剪短发是思想进步的女生对旧礼教的抗议方式。

婆婆表示她年轻时也穿两件式的衫裙,称为文化装,是进步的象征,但没穿过旗袍

中日战争爆发,年轻的婆婆从青岛逃到天津,再逃到上海租界,亲眼目睹租界另一头的淞沪会战,正式打响中日全面战争。
(婆婆说她穿过类似的新文化装,也叛逆地剪过类似的短发,但绝对不比照片中人漂亮。
图片来源:互联网)

后来婆婆逃到香港,从香港南下新加坡。新加坡的好景不长,为了躲避日军,婆婆又逃到椰加达、万隆、泗水等地。婆婆逃难的路程,就好象许多当年中日战争爆发后逃难到南洋的华人所走过的路。

婆婆在万隆认识了刘海粟。

婆婆问我知道谁是刘海粟不?我回答是中国著名的画家。

婆婆说当时刘海粟已经有第二任妻子,叫成家和,但刘海粟说很喜欢婆婆,并送了一幅画给婆婆作为定情之物,画的左下角写着赠德范。婆婆名字叫刘德范。

婆婆不喜欢刘海粟,后来回到新加坡,将画转送给牙医。婆婆笑言失去了发财的机会,但心安。

婆婆回到新加坡前,人在万隆,准备偷渡到迪沙鲁,但被日军逮捕,带到巨港宪兵部。由于婆婆会说日语,又带着刘海粟的画,被拷问了整个月后,日军打算将婆婆遣返万隆,婆婆说千辛万苦才从万隆逃出来,死也不肯回去,要去就去新加坡。宪兵眼睛又亮了,追问婆婆在新加坡的亲朋戚友,结果又折腾了一个月。

(两天后,刘德范老婆婆开口说我们再拍一张合照吧!)

岁月悠悠,七十年后回想起来不是梦,而是非常幸运,死里逃生。

如果当时跟了刘海粟,成为第三位夫人,命运会怎么改变?

生命有过去,有当下,但没有如果。

婆婆说很开心,因为憋在心头七十年的往事终于吐了出来。

因为有小人物的生活,小人物的经历,所以造就了大时代。

大时代有大时代的震撼,但往往忽略了小人物的心声。

我也很开心很震撼,婆婆轻描淡写下,印证了一个消失的年代。

更开心更震撼的是婆婆相信我这个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会为她记录下已经鲜为人知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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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rch 28, 2014

取舍之间

曾经跟政府有个约定


陈秋华的《保校》(联合早报2014-3-23)提起“六小学合并成三所”,其中历史最悠久的80年老校侨南小学校名不受保留。侨南校友会就此向教育部请愿,希望能有一次对话的机会,重审当年保住校名的“约定”。

侨南学校跟新加坡政府有什么旧约定呢?

在政府施行国民型教育政策下,新加坡的华校生骤降,侨南跟许多华校一样,收生人数不足。在校董无法筹足经费,面临关闭的命运下,只好跟政府酌情商议,将原来由民间创办的辅助学校交给政府,成为一所政府学校,条件是保留“侨南”校名。
(侨南公学,1952年。图片来源:Singapore school memories

1980年代,政府在刚开始发展的淡滨尼新镇(Tampines)设置学,侨南获得新生,从巴耶里峇(Paya Lebar)搬迁到淡滨尼。不过,一路来侨南都无法像附近数间抢手的学校那样年年爆满,30年以后再度因收生人数不足,面临另一场学校合并和易名的“常态”。

学校合并和易名为常态,是因为这许多年来,尤其是当年的华校,在官方的资源整合下,已经消失在新加坡历史中,久而久之已经叫人习以为常,只是扼腕感叹三声了事。

当校名在名册上抹去的时候,所抹去的是学校与学子的感情线,这是只看法理数据,不看情义内涵的新加坡政府和精英官员所难以体会的。

“教育部在做出这么重大的决定之前,没有直接与校友会联系并协商、探讨其他可能性就定案,在情理上似乎说不过去。尤其是像侨南这样历史悠久、桃李满狮城的学校,在处理上是否应该更具人情味一些? 

侨南创办人王希元在二战时期宁可冒着被日军杀死的危险,也要坦荡荡地表明自己是一名教师,最后果真被痛恨知识分子的日军给枪毙了。如此对教育义无反顾的热血,令人动容,也体现了侨南的精神。如今,有关方面选择以“事后通知”的方式结束一所拥有80年历史的学校,显得仓促。 

(侨南校友会主席)林永强说,当初他与另外三名友人成立校友会,就是因为有此隐忧,希望有朝一日能借校友之力保住学校,没想到最终还是没有获得对话的机会。 

……事实上,侨南从创校至今曾多次努力尝试保校,目的就是为了不辜负先贤对办学的坚持。它除了接受学校成为政府学校,也曾多次主动要求教育部让侨南搬迁以改善收生情况。” 

 ---陈秋华(联合早报2014-3-23)

关于通过校名来保留一代学子所凝聚的情意结,使我想起两年前写过的一篇文章《从养正学校谈起-百年前的新加坡广东人》,文中提到 1980年代,在市区重建计划下,牛车水一带的居民逐渐离开多年来生活的地方,搬迁到各个组屋区去。养正、直落亚逸与伯城三所小学合并”,当时有校友提出异议,说所就读的直落亚逸小学因学生人数不足,从原来的上下午班制减为只有早上班,之后因为人数确实太少而关闭。

宁为玉碎,不作瓦全是当年的华校生的高风亮节,因此学校在没有同校友商讨下合并,在所谓合并的过程中其实被并吞,校名不复,是有心人所难以接受的事实。

博客白马非马以他一贯直爽的作风,在《建国”兮“保校”兮皆是云烟提出由南大延伸的现状:
《侨南小学》收生不足,正宜功成身退,而校名也将永驻历史,这就是历史资产。这个世界,兴衰是等闲事。《侨南小学》和《励福小学》合并之后的校名,当然还可以商榷。但是,说到校名就是宝贵的历史资产,那么《励福小学》何尝不是呢?


学校没有了,“软实力”也就“一笔勾销”  这又让我想起了《南洋大学》的遭遇。消灭《南大》之前,搞的就是“合并”的动作。《合并》的最终结果,一所举世无双的中文大学就像烟云一般地消逝无踪。《南洋大学》没有了,那么还会有《南大》的“软实力”的“南大精神”吗?”

---白马非马

合并、并吞、除名、消灭,这种种商场术语都在教育界用上了,我们“有幸”在政治与经济模式主导下,见证了教育如经商的现实。

慧剑斩情丝?


侨南因为换了主子,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主仆关系下,无法再掌控自己的命运这一幕,倒使我想起自己启蒙的母校在新加坡史上蒸发的吊诡的过程。

端蒙在1906年招收第一批新生,1994年送走最后一批学生,创校的过程跟早期的其他华校相似。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陈云秋、廖正兴、蔡子庸、杨缵文等20人发起捐资,创办了“新加坡潮州公立端蒙学堂”,当时还郑重其事,跟南来视学的清廷两广总督刘士骥商谈办学事宜。

登路(Tank Road)的端蒙学校旧观

端蒙最初的校舍是在禧街(Hill Street 52号的一间店屋,后来搬到克拉码头一带,最后的校园是在福康宁山对面的登路(Tank Road)。端蒙也在1924至1967年间在小坡设立分校1953年,义安公司接管了端蒙中学。

端蒙跟其他市区与边缘的学校一样,在市区重建的大环境下,从19601970年代的高峰期迅速没落,各年级只能开两三班,每班约20来人,而且半数是马来与印度籍学生,以及部分印尼学生,基本上传统华文中学的精神已经消失。


(端蒙学堂的第一批毕业生,还穿着清朝的服装)

综合多方面的讯息,当时政府的方针是将所有政府与辅助学校搬到市区外,端蒙的校址在市区边缘,也是义安公司的所在地,当时义安公司的地契即将到期,根据城市规划方案,这块地段必须充作商业用途。政府给予两项选择:

1. 如果坚持在原地办中学,政府只好回收此地段,另外发展。
2. 如果同意将学校搬迁,而原地转型为商业用途,政府可以支助在新镇建校。

我们大胆推测,义安公司创办了义安小学和义安理工学院,没了中学,整个教育体系就会出现断层,对不起祖宗。因此,办校还是势在必行,只是在于如何办。

如果将端蒙迁移至政府配给的淡滨尼地段,除了义安公司内部可能已经出现的帮权之争外,还有必要考虑如何安顿现任教职员,过渡到新学校。

关于端蒙与义安公司的关系,如果不是义安公司在1950年代接管学校,它也可能像许多当年的民间华校一样,要不就双手交给政府,一夜间转型为政府学校,要不就因经费问题而收场。跟由义安公司直接拨款创建的义安小学(前义安女校)和义安理工学院(前义安工艺学院)相比,端蒙只是义安公司认养的外甥,没有直属的血缘关系。就一贯的新加坡式思考而言,义安公司已经尽了40年的责任,没有义务为了外甥,继续惨淡经营下去。

当时的义安公司可能也考虑到教员的士气,末代校长甚至被学生拍着肩膀直呼其名,名符其实的“打成一片”。在这种气候下,端蒙英名渐逝,如果继续沿用端蒙这个校名,可能难成大器,因此决定将原校关闭,另起炉灶,在淡滨尼设立义安中学,从小学到大专一脉相承。

根据当时任教多年的教职员的反馈,义安公司没有跟他们商量过学校的命运,也没有酌情讨论过续约到新校上课,所采用的是一种霸道的、一刀两断的处理方式,情形跟现在的侨南学校合并除名类似。

端蒙原址除了继续用作义安公司办公室外,义安公司并没有舍弃这里本来就是办教育的地方的考量,跟澳洲阿德雷德大学合作,办校外大学,主要是商业管理学士与硕士课程。校舍也成立文物中心等,在某个层面上算是对得起列祖列宗,也满足政府对商业地段的需求。


(现在的义安公司外观。图片来源:义安公司网站

当然,整个“保校保地”的处理环节还是备受争议的,虽然地是保住了,但所谓的保校并没有真正的保校,抹去的正是88年前先民创校办校,以及秉承先人遗命,任劳任怨的教育家延续前人使命的时代精神。或许在义安公司眼中,义安中学延续的是端蒙的脉搏,但在校友眼中,这等同无可奈何花落去,一年一度燕归来,遗憾中怎么向毫无感情记忆的义安中学认同?

2001年,端蒙原址附近的南侨中学(前女中)也面对同样的保校或者保地的命运,福建会馆决定让南侨继续生存下去。迁至盛港后,经过一番努力,已成为一所办得有声有色的“传统”中学。

此一时,彼一时,今天的教育环境又随着新加坡政局而出现新变化,树人的传统教育方针开始重新受到关注。如果当年的决策者能够集思广益,也许端蒙就像南侨一样长存。

有了前车的借鉴,我希望侨南学校不会步入端蒙的后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