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August 22, 2014

勿洞 - 马共的小城大事

勿洞


勿洞(Betong)是泰国最南端的小城镇,只有五万人口,华裔占40%,巫裔40%,泰裔20%,是泰国华族人口比率较高的城镇。通过分布在市镇几条街道上的社团学校如六桂堂、古冈州、福建会馆、广西会馆、海南会馆、中华学校等,可窥探到南方先民在勿洞开荒的日子。华人中以广西人居多,广东话则几乎通行无阻。


勿洞的亮点是因为曾经是马共跟泰国与马来西亚军队打游击战的地方,而马共在新马留下太多史迹与太多伤痕,年长一辈有许多回忆。他们的父母、子女、朋友都可能是前马共、外围组织、支持者、同情者、罹难者。这个极左的组织在人们心目中到底是正是邪,在新马历史上由于多了几分感情的因素,现阶段还是非常敏感,难下定论。

当年马共进入勿洞时还曾经帮助过当地村民打土匪,
维持地方治安,因此深得当地民众支持,除了帮忙岗哨外,还有年轻人入党,成为马共的一员。摆脱了枪林弹雨的岁月后,勿洞如今已经是个和平的小城。


(勿洞:山峦围绕的小城。远处的山峦就是当年马共活跃的山林。)

1987年,两支从马共分裂出来的马西共分区:革命派(90人)、马列派(542人)先后走出森林,缴械投降;两年后,马共中央派(1188人)在合艾跟泰国和马来西亚签署联合《合艾协议》,正式为马共的武装斗争画上句点。泰国政府遵守承诺,拨地拨款,在勿洞设立了友谊村与和平村,让马西共与马共中央派建立家园。


(马列派放下武器,走出森林)

勿洞的第一和第二友谊村分布在两个山头,都开放给公众人士参观,第一友谊村保留了长一公里的营寨外围地道和设施,第二友谊村则跟金马仑高原形似,还设立了“万花园度假村”。


(第二友谊村万花园一角)

(万花园培植了各种鲜花,蜜蜂也采蜜忙)

从新加坡驱车去勿洞,可以取道南北大道,全程约760公里,9个小时车程。经过怡保后,在Kuala Kangsar转入76号公路前往宜力(Gerik),在Gerik继续沿着76号公路,转入1157号公路便可进入泰国关卡,再沿着4106公路走约10分钟就抵达勿洞市中心了。如果有兴趣,可以在抵达怡保前参观一下日战期间136部队的史迹,例如在霹雳的秘密基地美罗山(Bidor)和囚禁林谋盛的华都牙也监狱(Batu Gajah)。

解除武装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1989122日,合艾。从1960年起,马共总书记陈平在中国遥控马共中央长达二十九年。1989年,陈平来到合艾与马泰达成共识,在《合艾协议》签署仪式上发表讲话:

“泰王国政府,马来西亚政府和马来亚共产党代表团举行了一系列和谈,并取得了圆满成功。两项和平协议的签署证实了这一点。我们对和谈的成果感到高兴。

刚刚签署的这些协议符合我们党争取实现和平的政策,符合当前世界人民要求和平与民主的历史潮流,同时也符合马来西亚和泰国两国人民的利益。

我们认为,通过和谈达成的结束41年武装活动的上述协议是一项光荣的和解。毫无疑问,这种对各方都公平合理的和解是基于互谅互让的精神达成的。

我们相信,这些协议的签署将在我国历史上写下新的篇章,将对马来西亚和泰边境地区的繁荣和稳定作出重大的贡献。

作为马来西亚公民,我们保证效忠最高元首陛下、效忠祖国。

作为协议签署者之一,我们保证严格履行协议。我们将解散武装部队并销毁武器,以表示结束武装斗争的诚意。

最后,请允许我代表马来亚共产党代表团对泰王国政府为三方和谈所提供的宝贵协助,为马来西亚政府和马来亚共产党的和平协议作见证者,以及为这次历史性的签署作东道主,表示衷心的感谢。

也请允许我对丹斯里差哇立.荣猜育上将的远见,对吉滴·叻达纳差耶少将的努力,终于促使和谈取得成功,表示高度的赞赏。”

《合艾协议》为1930430日成立的马来亚共产党这个特殊的群体划下句点。从签署和平协约至今已经度过了25个年头,人生也不过是三个25年,而有些年轻的战士,可能都活不过人生的第一个25年。

老林


在友谊村有缘结识了60岁的林先生(老林)。温文有礼,讲话轻轻柔柔的老林,怎么也不像是个将青春托付给森林的激进分子。


(老林和我。2014)

来自吉隆坡,已经入籍泰国的老林在吉隆坡华文独中完成高中教育,隶属原第12支队2区,也就是后来以張忠民为首的马列派,在泰南霹雳边界的勿洞活动。至于原属第8支队,也就是后来以黃一江为首的革命派,当时在泰南吉打边界的昔罗(Sadao)活动。这两支部队分别在1974年和1970年因不满中央的肃反运动而分裂,脱离马共中央,成立马共马列派和马共革命派,过后在1983年整合,成立马来西亚共产党,简称马西共。


(马共马列派首领)

(马列派因肃反运动无辜丧命的五名队员)

在马西共走出森林,陈平签订《合艾协议》之前那两年过渡期间,已经有一些原马来西亚人选择回家,不过当时大马的条件比较苛刻,这些前党员曾经被扣留、调查、监视等,至于那些在签订《合艾协议》后才回家的前马共,所受到的待遇则好多了。

新加坡入党的马共队员,多数加入中央派,在和平村落户。不过要找人也不容易,因为大家投入武装斗争后都会隐姓埋名,使用假名字。

当年马西共比马共中央更早走出森林,主要是受泰共的影响。他们观察到1982-83年间,许多泰共干部与解放军投降后,泰国遵守原有的和平协议,让他们有尊严地回归社会,并没有秋后算账。马西共认为泰国真的拿出和平的诚意来结束这场漫长的游击战事,所以才作出投降的决定。

老林在1975年,20岁出头离开吉隆坡家乡去到勿洞,投入张克民所领导的第12支队,受训后成为一名广播员,在地道内的小小工作室,负责地下广播任务。

十二年后,老林跟着大队走出森林,在第二友谊村打造新生活。

后来,老林认识了一位在泰国出生的广西族女子,结婚生子。当时老林已经四十岁,从青年迈入壮年,人生已经走了一半的路程。

回想起来,人生本来就是有得也有失,以青春的印记换取明天,并没有什么遗憾,而是另一番历练。如今拿着泰国护照,老林可以自由出入马来西亚,每年清明都会回乡拜祭。

老林回顾1970年代中的抉择,主要是来自那个年代的一股思潮。当他还在读中学低年级的时候受了高年级大哥哥的影响,当他成为高中的大哥哥时,以同样的方法关怀学弟学妹们的功课、家庭、同时也逐步灌输他们马列的革命思想,分析社会动态,决意建立一个公正平等的马来西亚。

《五一三》让马共找到新动力


对身在大马的华人,那股七十年代的思潮主要源自1969年发生在马来西亚的种族冲突,史称《五一三》事件,跟新加坡1954年反国民服役法令的五一三事件发生在同一天。

1969年,马来西亚举行第三届大选,反对党获得50.9%的得票率,第一次超越联盟政府(国阵的前身)。由于受到选区划分的局限,反对党虽然得到多数票,但只取得36%的席位。511日,反对党在吉隆坡庆祝胜利游行,惹火了一些巫统的激进党员,举行反示威。513日,两派人马在文良港街头短兵相接,演变成流血大暴动。

根据官方数据,这场持续数月的五一三种族冲突有196人死亡(华族143人、马来族24人、印族13人,另外16人无法辨认),439人受伤(其中18人枪伤),9143人被捕(华族5126人、马来族2077人、印族1874人,其馀为外国人,包括巴基斯坦、欧洲、泰国、新加坡等),警方相信被捕者当中,有93人为马共。此外,221辆车及753栋房屋被毁。

《五一三》事件在没有酝酿的情况下就这样发生在首都吉隆坡,并不是马共或是执政党所能预知的,也并不包含民族解放的斗争或反共的意识,而是牵涉到种族利害关係。事后,全国行动理事会发表了《五一三悲剧》白皮书,把事件的根源归咎于种族经济的悬差与族群分化,并通过宪法确定了马来人的特殊地位。

这样的后续让马共找到新的动力,在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采取“新的武装动向,主要目的在于制止吉隆坡当局继续执行英国余留下来的殖民地战争政策,以争取我国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方山,《马泰边境风云录(第一集):根据地重整旗鼓——新时期·新方针》)。马共利用紧张的局势来扩大活动,争取对种族肤色深感不安的民心,使马共党员增长了一倍。

1970年代中期还发生了几件大事,例如:

-马来亚大学(马大)学生在美国大使馆前进行示威,抗议美帝国主义(1973)。

-马大学生发动了华玲(Baling)反饥饿游行以及打锡乌达拉(Tasek Utara)木屋反迫迁事件,国会的白皮书(1974年的1219日)指马大华文学会涉及共产党的颠覆行动,关闭马大华文学会。

-吉隆坡当局兴建独木莪水坝和北马东西大道(1974),宣传策略上则说是为了“围剿”边区;对此,马共向施工工程作出袭击,以示警诫。大马政府作出回应,对马共与倾左的团体进行大逮捕,修改大专法令,缔夺学生的政治权益等。

当时老林身为马共党员,自然如履薄冰。当时上头指令他到别的州府去隐姓埋名,找过一份工作,他则认为反正人生地不熟,而自己也有为国家民族斗争的宏愿,于是痛定思痛,走上勿洞之路。


丛林深深


对于马共重新启动武装行动,马来西亚曾经在19786月至1980间,对据守勿洞的第12支队,发动了长达二十个月的围剿行动,轮派两千军人进入森林,建立十五个堡垒,大军则在森林外围布防、炮轰等。第12支队的主力部队撤入深山,同时派出多支战斗队向政府军在林中的据点进行反击。


(在政府军围剿行动中丧生的部分马列派队员)

1982年,泰国出全力围剿马共,使三千人的部队锐减至千余人左右,加上邓小平向陈平下指令,停止武装斗争,马共已经逐步失去与政府军持续抗衡的可能性。

马共在勿洞森林里作战与生存的技巧有许多都是从泰共那儿学来的,泰共则是通过越共,越共通过中共,共产党的血脉就这样连成一线。


(丛林里的营寨,锌板屋顶,屋子属于开放式,方便作战)

由于马共长期在勿洞森林出入,对周遭的环境与地雷区等都十分熟悉,他们自己制作的地雷通过干电池的电流引爆,只要脚一踏上去就立刻通电爆炸,虽然杀伤力不强,但已足以炸断一条腿。

至于官方埋下的地雷,是以安全扣引爆的,只要踩着不动,还是有办法拆除。此外,政府军是轮派的,新来的军人对环境不熟悉,因此凡是布置地雷的地方,都必须在树干底下做记号,久而久之就被马共识破,除了没收地雷外,还可以变变把戏,例如改装、换地方、换方向等,使政府军自己遭殃,因此政府军都不敢轻易进入森林活动,只是漫无目的地开炮。听大炮飞过头顶的声音就知道政府军锁定的地方,因此马共甚至可以在大炮底下如常过活。


(第一友谊村博物馆内展示的地雷制作法)

当然在森林里最避忌的就是行踪泄露,因此在行军时,都必须有人殿后,把走过的足迹销毁,煮食也通过夜色来掩护,都是在入夜与黎明前进行的,称为“两头黑”。

在营寨煮大锅饭,则采用“孔明灶”,时间就从容得多。所谓“孔明灶”是在地底先挖个灶头,再沿着山坡挖出一条排烟的管道,在出口处挖一个大烟槽,上面铺上潮湿的麻袋;这样一来,即使有炊烟冒出,也变得稀稀落落,难以察觉。


(孔明灶解决了“两头黑”的难题,煮食也从容多了。)

(孔明灶的出口是个大烟槽,即使有炊烟冒出也变得稀稀落落,不易察觉)

第一友谊村保留了一公里的地道让公众参观,这条深入地底约二十米的地道是由第8支队,集中五十人的力量,花了三个月时间挖掘出来的。除了厨房外,还有碳窑、哨站、宿舍、操练场、夫妻屋(新娘房)、改建成博物馆的礼堂和一条九个进出口的地下隧道,作为防御炮弹与囤积食粮等用途。隧道有一个人的高度与约1.5米宽度,里头的睡床、桌椅等都是原来的山石,可说是“入土为安”。


(走地下隧道)

(地道内的坐位)

当时组织规定男女不准谈恋爱,因为一旦怀了身孕,有了孩子,除了行动不便外,还会危害到全队人。男女一起共事,难免会日久生情,因此才有了“五锌级”的新娘房,屋子就像屋顶那五块锌片那般大小。孩子出生后必须“关”在隧道里,避免婴儿的啼哭声暴露行踪,过后还必须出森林找户好人家,将孩子送给人。


(“五锌级”的新娘房)

博物馆展示了武器、车床、运输器具、学习资料、以及文娱活动用的手风琴等,依稀间彷佛还听到琴声伴奏下,飘起一阵悦耳的歌声:

树胶花开遍地黄,每年每日割胶忙。虽然油盐茶饭吃不饱,洗了胶桶乓呀连嗵乓,乓呀连嗵乓。大家欢聚在一堂,在一堂...


(转型为博物馆的礼堂)

(树胶花开遍地黄,每年每日割胶忙......)

新加坡与马共


上世纪七十年代新加坡是否仍旧受到马共的安全威胁?20111020日的国会中,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张志贤公布了一些详情:


19704月,一名妙龄女子在樟宜一起炸弹爆炸事件中丧命。设炸弹陷阱的是马来亚民族解放阵线,这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马共最活跃和激进的外围组织之一。

197412月,三名亲共分子原本要驱车把土制炸弹放在南洋鞋厂董事经理的住家,不料炸弹在车内提早爆炸,二人被炸毙。第三人逃离现场,获其他亲共分子援助偷渡到柔佛。

1970年至1974年间,马来亚共产党在新加坡至少策划了35起纵火及爆炸事件。

1970年代共800多人在内部安全法下逮捕,并向其中235人发出拘留令。多数被拘留的人不单只同情马共,而是为马共提供了财物及人力的支持。

--马·南洋商报(南洋网),20111020

关于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在新加坡所发生的疑似马共事件,当时新马有一个叫做统一阵线的组织,新加坡的左翼人士所支持的也是从早期的反殖到后来的马来亚革命。革命同志躲在森林里,对外界知道得不多,主要靠电台来收集资讯,维持革命理想。

到了八十年代,世界时局完全改观,从中苏交恶到冷战结束,资本主义重新抬头。陈平安排了马共与马西共的领导干部,包括张忠民和黄一江回到中国,他们发觉现实跟理想中的中国原来有这么大的落差,蓦然回首间,感悟到坚持了一辈子的斗争已经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促成他们后来放下武器,重返社会。

人间正道是沧桑,是正是邪还得经过日后的盖棺定论。武装斗争这条路本来就不是什么康庄大道,在世俗眼里是一条不归路。自1930年代起,马共这个特殊的群体已经在这条崎岖的道路上起跑,颠簸中从无到有,从有到无,飞鸿渐杳,数年华已度过六十清秋。他们创造了新马历史上“马共”这个词汇,成为二十世纪信仰与激情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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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August 19, 2014

华文何去何从(二之二)

(文接《华文何去何从》(二之一),刊登在1990年《联合早报·言论》的文章)


推广华语已经度过了十个年头,华语在取代方言,成为一般华族间的共同语的收效是有目共睹的,虽然我们必须牺牲好些优美传神的方言词藻。当推广华语运动升华至“在公共场所讲华语”时,我们认为已经不再是纯粹华人社会的问题,原因有二:一是它已经偏离原来以华语取代方言的宗旨;二是基于新加坡多元种族的特性,工作场所中容易与非华族人士产生藩篱。我们大抵都有因异族同胞用他们的语言交谈而感到不自在的经验。少数民族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而对华文问题表示关注,我们有必要舍身处地,以谅解的心情来看待另一群新加坡人,而不是以这是我们华族的问题拒他们于门外。

如果推广华语运动有必要涉足更广的层次,与其通过敏感却未必收其实效的口号如“华人·华语”,“在工作场所讲华语”等,不如深入探讨如何改变家长及学生对华文的厌恶态度、如何使学习华文充满乐趣、如何推行有效的华文教学法、如何有效地吸引人们通过华文来认识华族文化等更为实际。

(悠悠岁月洗不去华校生的心理创伤。图片来源:《联合早报》1990年11月22日)

华文---历史的里程碑


最近曾经跟一位资深的英文顾问谈及新加坡的语文问题。他华英兼通,既能口操京片子式的华语,又能驾驭完美无瑕的英文。对于新加坡华文程度的低落,语文受到严重污染无动于衷;相反的,对于新加坡人无法掌握英文耿耿于怀,并再三举例,对好些议员在国会开会时未能以纯正英语与文法发言而深感烦躁。

他教导过多个英文班,学员来自各行各业,有书记、数学家、工程师、经理等。他的看法是“我们十二年来的中小学英文教育出现大问题”,与“我们十二年来的中小学华文教育出现大问题”,语文不同,实质一样。双语政策并没有培养出许多优秀的双语人才,可悲的是我们当中或许多人还自以为掌握了双语,以“新加坡式英文”或“新加坡式华文”沾沾自喜,感到颇自豪。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虽然我们未必能以最精确的词汇来表达思想感情,它们并没有阻碍社会的发展,每一年都取得可观的经济成长。

当新加坡仍属大马联邦的成员时,我们的奋斗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建立一个马来西亚人民的马来西亚。可是度过澎湃汹涌的新马分家后,新加坡政府必须收拾残局,力图挽救一个四分五裂,前途未卜的国家。当时移民心态充斥各阶层,加上种族、宗教、语言的对立十分尖锐,建立一个具有共同意识(包括语言、文化、宗教、风俗等)的民族,促使这群一盘散沙的人民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便成为政府当务之急。

世界上各个国家,各种社会体系中,到底新加坡该采取哪个模式?

我们认为当时政府有意选择美国这国际大熔炉为新加坡建国的最佳参考模式。

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两次世界大战促使千千万万欧亚人民大局移民美国。在这大熔炉中,各国(德、英、荷、法、波等)的文法、语言、宗教都融为一体,移民在刻意或无意间忘记了他们的祖国,语言与宗教,最终形成一个讲英语的基督国家。


“熔炉”政策的后遗症


有这建国两百年,建国工程浩大,经济军事力量都在全球举足轻重的实例为借鉴,政府选择美国模式似乎是最合情理、最不可或辩的了。

这套“熔炉”政策实行了二十余年,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成功,反而带来许多不忍卒睹的后遗症。

我国人民在这种安排下淡忘了他们本身的语言、风俗,逐渐形成一个说英语的社会。按照常理,我们应该沾沾自喜才是。令施政者紧急刹车,采取亡羊补牢的对策的,可能是始于最近两次大选时人民的投票方式以及移民心态的重燃。

受良好英文教育者本是这制度下的最大受惠者,理应感恩图报,可是统计数字却显示这批新权达贵处处刁难政府,眼光短浅,不能忍受那些能为国家带来长期繁荣,却会带来短暂痛苦的政策,而且动辄以移民来威胁政府,个人主义之风泛滥成灾。

当前形势不能不令政府扪心自问,到底教育政策及国民意识的塑造过程中,哪里出现纰漏?

另一可悲、令人扼腕的事实是这批“新民族”一方面几乎与数千年的历史完全切断联系,得不到文化的滋养,另一方面又得不到新文化的认同。我们对这批“新民族”的语言能力有所保留。他们当中,到底有多少人能以英文来建立他们文化的寺殿,寻求文化心灵的归宿呢?那剩余的绝大部分的人们呢?他们无法从传统与新文化中取得平衡,那种彷徨、失落、失望、无助的情愫是迫人促膝深思、扼腕长叹的悲剧。时间空间的转移使我们无法踏上美国的历史道路,就连回归的来时路亦难以复见了。


刻骨铭心的磨练


受华文教育者或许是那时代的伤痕,然而经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磨练,以那种对华文的一线希望而锲而不舍的勇气,亦能在某种程度上克服英文的障碍。回首前尘,我们倒为自己身为华校生深感庆幸,与此同时亦为一般只懂得肤浅英文,两头不着岸的人士感到伤心并寄予同情。到底你我都是时代的代罪羔羊,是一场模式实验的天竺鼠。


受华文教育者是一个时代的伤痕,第二语文这段藕断丝连的巧合总算延长了一条文化的命脉

在这场模式实验中,值得庆幸的是政府在有意无意间留下一艘诺亚方舟---第二语文。这段藕断丝连的巧合总算保住一条文化的命脉。在那段华英混杂而最终进入大统的过渡时期,第二语文的地位危如累卵,学生对华文的漠视以及教师对华文前途的不明确感到茫然,都直接或间接加促华文式微的步伐。或许在那个年代华文的唯一经济价值或历史使命是为了取代另一个令人烦恼的语系---方言。风水轮流转,我们不能肯定是否有那么一天,讲方言运动会像今天讲华语运动般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

我们踏出大学门槛之前,系主任梁教授曾语重心,借用了孙膑的“疾如风,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来嘉励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发奋图强,在社会上有所作为。只要坚守立场,看准时机,以大无畏的精神勇敢进击,成功必定在望。华文在新加坡的地位特殊,这席话是否适用与这类独特事件,看来只好让另一历史里程来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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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August 15, 2014

华文何去何从(二之一)

消失的华校是两代人的痛


中文在新加坡的社会地位与处理方式因七月初的年度“讲华语运动”再度掀起波澜。1979年开始的“讲华语运动”以放弃方言为出发点,当时的中文报包括南洋商报、星洲日报、新明日报和民报都大事报道。

今时不同往日,“讲华语运动”虽然年年举行,但大方向已经改变。经过整合的《联合早报》尝试寻找一条中文的活路,《提高华语文的社会地位》的社论文章(2014年77日)踩着地雷,先由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先生的新闻秘书张俪霖出面反驳,再由李显龙进一步阐明立场:“把现在的社会和语言环境跟50年代的环境相比,是不恰当的。在一个以英语作为工作语言的环境里,能把国人的华语文水平维持在今天的程度,已经不容易了”(联合早报,2014年711日),这番话也为中文之争划下句点。这些日子以来,早报没再表明立场,也没有刊登读者的看法。


(“讲华语运动”在1979年掀开序幕。《星洲日报》1979年9月8日)

紧接着7月13日至20日的《消失的华校-国家永远的资产》华校校史展在华中的钟楼举行,由教育部政务部长沈颖出马,当开幕礼主宾,似乎有意淡化双方的磨擦。

(经过多个校友会与老华校生的努力,呈现了经典的新加坡华校史展)

华校史展上大篇幅刊登了前总理李光耀先生当年打击中文的论点:


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我们工业化政策的基本改变,是把工业化与世界输出市场连接,而不像过去那样与受到保护的马来西亚市场连接,这基本转变就引起多项演变。其中一项就是对教育方面的冲击。这意味着教育方面当先着重的,是在职业和技术的训练,以及加强工程和工商管理。此外这也意味着英文更广泛的应用,因为,它是到这里投资的工业家使用的语文,不管是美国、日本、德国、瑞士、法国或英国到此投资的工业家,他们都同用这种语文。

当时反对以英语作为全民共同语言的声浪,是持久不息的。许多讲华语或方言的家长对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有浓得化不开的情意结。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英国人统治时期,他们的儿女能从小学到大学,完全接受华文教育,而在自己的民选政府管理下,儿女却必须学习英文?他们不明白这个多元种族多元语言的社会里,没有办法不承认英语是唯一能让大家接受的中立语,并能让新加坡立足于国际社会的语言。

(建国总理李光耀谈“为什么华校会消失”)

对于母语的课题,该说的正反双方都已经说了。由于缺乏开启两扇门的钥匙,正方永远无法了解反方的母语价值与情意结,反方也不会因为李显龙那番老生重谈而认同政府多年来的中文政策。古今多少事,只有立场,难分是非,多说只能徒增伤感

想起20余年前,我还是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也学人摇笔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希望能够为社会进程作出贡献。当时正好是“推广华语”的第二个十年伊始,跟校友陈育龙沟通了彼此的想法后,写下一篇《华文何去何从》的文章,投函到当年的《联合早报·言论》。那时候担心文章被投篮,还学人声东击西,不惜孔明借东风,以政治人物来撑腰壮势。

今天的早报以大中华圈为主要服务对象,肩负“和亲”的新时代使命,那个年代的早报则是以本地读者为目标,云集前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的新闻工作者,在新闻媒体一言堂的狭缝中找寻为本地华社服务的生存空间,绝对比现在更具本地色彩。可能因为这样,那时的早报接受了我们青葱的长文,分两天全版刊登。


(1990年11月21日的《联合早报·言论》)

那个时候写文章投稿真的是“爬格子”,用的是20x20的标准稿纸,由相关人员打字排版批阅等。20余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再摇笔杆,而是对着键盘,天下事尽在弹指间。我们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创作平台来分享想法,在互联网上互相激荡。这是科技时代的魅力。

今天回首那年那月那颗赤子之心,聊以自慰的是不枉曾经年轻过。叫我有点愕然的是,文中所提的好些论点到了今时今日,还挺合时宜,富有时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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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何去何从

作者:李国樑,陈育龙
《联合早报·言论》1990年11月2122日


最近,联合早报《言论》版上就华文课题刊载了多篇读者来函及翻译自海峡时报的文章。这一系列文章,尤其是陈世双女士现身说法,使我们对华文这既古老、又新鲜的课题重新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对新加坡的华文发展及人们对华文的心态重新思索。

殖民地时代受教育的新加坡华人中,受英文教育者属于在经济与管理等领域上有成就的一群,处于支配者的地位。那群受英文教育者、“受华文所害”而感受良深者、还有一群不知何去何从的受华文教育者,在今日社会中对华文抱有惧而避之的态度。

陈世双女士对华文改观,完全是受一名事业成就非凡的华校生所影响。如果不是这名英文能力超强的成功人士,而是一群在华文创作或中华艺术上有所作为的受华文教育者,陈女士是否会改变心目中对华文的偏见?

建国过程中,我国过度注重英文,通过“自然”淘汰方式消除华校,而非加强华校的英文教育,是否塑造出理想中的新一代?华文工作者数十年如一日,在推广华文工作上不遗余力,是否已经取得中西抗衡的成果?

本文通过发生在作者本身及周围的事件,结合新加坡历史的演变,对华文课题进行初步探讨。文中所提及的人物及事件纯属例子。我们无意对任何人物或任何事件进行攻击。

受华文教育者的悲哀


近来,早报《言论》版刊载了许多有关华文华语的文章,众人各抒己见,对华文表示极度关怀。最先吸引我们的是陈世双女士的肺腑之言。陈女士“生不逢时”,在殖民地时代受单语教育,与优美而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缘悭一面,无法欣赏林翠的歌曲,无法欣赏华文诗词,以致未能附庸风雅一番,引以为憾。

我们觉得陈女士还是“幸运”的,她有缘接触一位事业有成的受华文教育者,这位华校生使陈女士明了一个人无须口操流利英语,亦能以英文精确地表达复杂的思想及解决复杂的课题。华文的形象因而在陈女士眼中起变化。

与陈女士相比,或许华校生该被视为“幸运”的一群?以我们本身为例,我们的父母洞悉先机,把我们送入华校,结果只好成为陈女士眼中的“你的我的”。有此际遇,我们自然能够一方面吟诗弄词,另一方面对姚敏周璇怀旧一番。可惜的是许多华校生无缘进入名校,更可悲的是无法以精确无瑕的道地英文来表达复杂的思想及解决复杂的课题。

如果不是那位表现特殊、成就非凡的前华校生,而是芸芸众生中一群完全没有卑躬屈膝下因无法有效掌握英文而在经济与社会地位无成就的受华文教育者,不知是否能启发陈女士去思索、反省,因而改变对华文的看法,甚至撰文表达受华文教育者对其他受单一英文教育者的强烈感受?

从陈女士所举的例子中,似乎纯粹是以功利的眼光,从经济与社会地位看待华文的文化价值与母语的认同。陈女士提及的所接触的芸芸讲华语而又能使她敬仰的人士当中,哪一位不是成功的雅皮士、银行家(Fund Manager)。令人心情沉重的,除了少数拥有语言天分,并且持之以恒,绝大多数受华文教育者都背负历史的包袱。虽然他们头脑灵活,能精确地通过华文来表达思想感情,但因英文能力不足,在事业上无甚成就,未能获得受英文教育者垂青,受制于人。如果人生可以从头开始,或许他们宁愿是个不会欣赏优美的中国诗词字画,却事业成功的受英文教育者,而不愿选择成为一个熟读唐诗三百首,却事业无成的受华文教育者。

(更多的华校生只能附庸风雅?)

英文造时势?时势造英文?


我们十分感激新加坡政府近年来灵活处理教育问题,使我们得以完成大学教育,但那一段发生在七十年代的往事永远叫人刻骨铭心,难以忘怀!

我们来自传统华校,中四毕业后一人进入初级学院,一人进入新加坡工艺学院就读。来自华文源流与英文源流的学生共聚一堂,开始新的学习里程碑。那时初级学院的校长是名受华文教育者,当他一英语发表演说时,引起众多英校生的哄笑,“呜呜”声不绝于耳。在工艺学院的日子也不见得好过,尤其是与那些来自著名英校的学生交谈时,往往因为无法有效的以流利英语与他们沟通,或是词不达意而被虐笑。

无法有效掌握英文不是我们的过错,错的是建国期间教育的偏差,没有加强传统华校中对英文的教学,以提高华校生的英文水平。

一般受英文教育的学生都掌握了华校生所没有掌握的经济上的语文工具,他们所没有掌握的是一般华校生那种包容谅解的雅量与待人处世之道。结果,在学习生涯与社交活动中真正自尊受损的是一群受教育偏差所害的华校生。

我们自庆没有因此而自暴自弃,某种程度上克服了学习的障碍,但不是每个有才华的华校生都像我们那么幸运。我们为这群被埋没的华校生深感惋惜。如果不是华校生中英文出现问题,他们也是社会上的佼佼者,而今那些乐观者只落得以知足常乐、生不逢时自我感叹一番,消极者自暴自弃,郁郁地度过此生。

无论际遇如何,这群昔日的华校生在人格修养上还是保留着华族传统的美德,与我们在八十年代大学校园里所见的一撮来自国民型学校的学生对讲师喝倒彩、不敬、无理要求、视若无睹等目无尊长的“新时代”作风迥然不同。这种最起码的尊师重道、敬老尊贤的价值观竟然轻易流逝,使我们无比惊讶,因而启发我们进行探索:这就是我们建国过程中所要塑造的新一代吗?

建国过程中我国的教育始终与经济挂钩,二者之间难以分隔,就经济与资源利用而言是无可厚非的,不过过程中有两点明显的偏差:第一点是过度强调英文的社会价值,第二点是政府对华文教育所采取的自然淘汰的态度。

英文是世界语言,是我们掌握科技、沟通各种族的桥梁,我们绝对同意;至于过度强调英文的经济价值,我们不能苟同。放眼亚洲,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泰国都不是高度使用英文的国家,但经济发展非常蓬勃;菲律宾以英语取代泰伽罗语,印度长久以来是英国殖民地,他们的达官贵族都没有英文的难题,但这两个国家并没有跻身亚洲四小龙行列,或者以国家的版图与资源而崛起成为经济强国,在亚洲与日本并驾齐驱。

为国家吸引外资,带动经济发展的要素是政治稳定、宗教与种族和谐、公正廉明的政府及刻苦耐劳、对统治者互相信任的人民。印度的宗教冲突、菲律宾的共产党、回教徒与政府军的纠纷及统治者的贪污、争权夺利,才造成他们今日裹足不前。因此,我们深信英文是重要的生存工具,但不是国家成长的主要因素。

过去的教育制度过度强调英文,忽略中西文化抗衡的重要性,忽略如何培养良好的国民素质,才会塑造出会争取学业成绩,但不愿吃苦、也不会做人的受国民型教育者。

华人·华文·华语


根据我们的观察及所收集的报章资料,一般上受英文教育者给人的印象有以下几点:
  1. 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价值观。
  2. 懂得做事,不懂得做人。
  3. 对政府要求高,但难容人所不能容,忍人所不能忍。
  4. 国家意识不强,有移民的倾向。

对比之下,传统华文教育所灌输的价值观与时下受腐蚀的价值观大相径庭,有抗衡的作用。

政府在不影响种族和谐的大前提下有意加强华文教学,我们十分欢迎。可是如果华文的社会地位加强,学习华文对学生或是对吃过华文的亏的家长而言依旧是沉重的心理负担,更何况要认识本族文化是否非得通过母语,我们的华文程度是否足以让我们通过母族语文来认识数千年来的文化等,依旧是值得争论的课题。黄金辉总统、李光耀总理、吴作栋第一副总理、陈庆炎博士、胡赐道博士、林子安先生、詹时中先生、陈世双女士及许多受纯英文教育的人士并没有因为受英文教育而丧失华人传统或不能奉行华族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做人处世的法则。不同之处是时空的差异。他们的时代纵然以英文为本,但社会整体还是根深蒂固地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建国过程中新加坡忽略了中西文化的抗衡,才引起今日华人社会,甚至非华人社会对“华人·华语”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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