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October 13, 2017

地铁心情

庭院深深


2016年,新加坡地铁的平均每日客流量为200万人次(台北210万,香港440万,伦敦480万,广州624万,上海773万,北京956万,东京800万)。随着DTL3市区线以及日后汤申线投入服务,相信更多人会考虑放弃私家车,客流量只有增加的趋势。

地铁频频发生故障,导致上班族迟到,学生无法准时上考场,大家都心情恶劣,许多人埋怨,大吐苦水。遇上体恤员工的上司还好,碰到不可一世的老板,那种忐忑的“地铁心情”真叫人哑子吃黄连,有苦自己吞。

一年多前我在麦波申一家小企业当项目顾问,协助小公司了解繁琐的政府部门维修与零配件供应合约内容,以及准备竞标书和相关合约谈判等。出席其中一个上午的会议时,有些员工因地铁故障而迟到了一个多小时,挥着汗气急败坏地冲入小小会议室。

老板冷嘲热讽:“地铁坏关我屁事?地铁坏就不用上班,不用吃饭了吗?我可以说地铁坏了而不发薪给你们吗?你们可以坐德士吗?可以提早一个小时出门吗?再不行的话,提早两个小时出门可以吗?”

员工涨红着脸,极力解释地铁站人头汹涌,德士站排长龙,家里有幼儿,必须等托儿所开门等。大老板擤之以鼻:“你要我在公司开间托儿所伺候你一家人吗?…你还想干的话,迟到多久,今晚就留在公司补回多久!别忘了你每天有一段时间是卖给公司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业市场淡静,员工连这份薪水一般的工作都怕给丢了,只好忍气吞声。小公司的大老板,让我重新见识了当年的小小“万元户”那种跋扈的心态。

自从2011年新加坡地铁大瘫痪,总裁苏碧华最终成为牺牲的棋子,不得不道歉辞职之后,地铁发生过许多突发事件,乘客出门都有点战战兢兢,深感无奈与无助。这两三年来地铁延误半小时至一个小时的事件就不多说了,看看影响较大的例子:

- 2015年3月3日,环线和东西线都在早晚高峰期出事,东西线停止川行一个半小时。

- 2015年7月7日,地铁发生超过十个小时的大瘫痪

- 2016年4月,电力故障影响到三条地铁线和一条轻轨无法川行。

- 2017年7月12日上班时间,东西线出现两个小时的延误。下班时间则轮到南北线。

- 2017年8月18日上班时间,东西线和市区线都发生状况,当天刚好是学生的会考日。

- 2017年9月29日与10月3日,东西线与东北线(SBS Transit)都发生状况,当时都是中小学生的会考日。

- 2017年10月7日傍晚,南北线地铁隧道变成了大水池,经过20小时抢修后才重新川行。

这回的“水池事件”跟一贯的信号、枕木等无关,而是轮到紧急抽水泵无法启动,动用了民防部队来“救水”。隧道内甚至发生了一场小火患。看来地铁管理的系统性问题(systemic issues)已进一步扩散,长期潜伏的问题,庭院深深深几许。

(地底下的抽水泵无法运作。图片来源:The Straits Times)

2010年的SMRT常年报告有一页大字:“Trust cannot be demanded. But it can be earned” (信任不能要求,但可以赚取)。一度号称世界级的本地地铁竟然迅速陷入信任困境,叫人始料不及。


(信任不能要求,但可以赚取。图片来源:SMRT annual report 2010)


涛声依旧


许文远继全国大选时辞职的林双吉(2011)和吕德耀(2015)之后,接任交通部长。

2003年沙斯期间,许文远为时任卫生部长,因危机处理得法而受到人民赞赏。后来,许文远发表了“8元心脏手术”以及奉劝大家到长堤对岸养老等言论,被许多网民冷嘲热讽,称他为“开心部长”、“许八仙”等。

许文远从卫生部调派到国家发展部,接过马宝山的烫手芋,趁着建筑业步入低潮时推出更多公共组屋来缩短等候期,受到年轻夫妇欢迎。

许文远掌管这两个部门的时候,通过博文来解释各项政策,吸引了一些读者,媒体亦通过他的博文来获取相关资料。

两年前出任基础建设统筹部长兼交通部长时,许文远依法炮制。谁知道地铁老是不听话,每当他开声讲话或发博文,地铁都会马上出事,害得他不得不噤若寒蝉。

许文远终于在今年7月27日公开说话了。他先将枪口对准媒体,批评媒体在报道地铁信号系统测试导致列车延误的事件上,刻意夸大渲染:“我不喜欢媒体的报道,他们根本是把问题夸大了,太不公平。连我们主流媒体都变成了小报,用一大堆耸动的、吓人的数据和标题,来吸引眼球。我觉得他们对团队不公平,团队的一些人今天就在现场;他们是拼了命地在工作……他们(媒体)以为这很容易,就像拿只笔写写几篇文章,信号问题就能解决。我还真希望可以这么简单呢。那就不需要我们啦,干脆叫记者自己去管地铁好了。”

传统媒体与网民罕见的站在统一战线上,联合驳斥部长训话。当今就业市场淡静,许多年轻人都成为啃老族;中年人丢了工作,一直处于失业状态;好些老人家在食阁赚取微薄的入息。如果部长真的愿意将百万薪金交给记者,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反正冷气门一关,不论外头涛声依旧,月落乌啼只不过是重复着的风霜,今天的你我只不过重复着昨天的故事,甚至可以找个人来发发飙。

也许我的思想还处于不切实际的理想时代,始终认为从政是一种使命。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被人民赋予大权的同时,也必须承当重大的责任,更何况如今手握的不只是权,而是权与利?西方的民主社会,政治家以民为主;我们的民主社会,则似乎从独立的年代以民为主,转型到今天的政治家成为人民之主。


官方表现指标


虽然SMRT的常年报告上显示了多年来,地铁的“可用性”(train service availability)都维持在99%以上(表一),但搭惯地铁的常客可能会想从前,怎么都感觉不到现在的地铁会比十多年前“可靠”。

不过请注意,可靠性(reliability)与可用性(availability)在品质管理学上是不同的概念,而一般人心目中的可靠性跟品质管理学上的可靠性又是不同的概念。一般上对可靠性的共识就是“我需要它的时候,它会安全准时的将我输送到目的地”;品质管理学上的可靠性则是以或然率为依据,比如“在正常情况下,我们有90%的信心能够在99%的时候将乘客输送到目的地”。

这句话中,包含了正常情况,10%的“没有信心”,1%的无法抵达目的地,局外人不知情的“正态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以及可能不在计算方程式内的误时、安全等状况。

这门学问对常人来说难以理解,所以才会出现SMRT总裁的靓丽成绩单跟民间对不上嘴的现象。

历届SMRT的总裁:前海军总长郭守仁,前陆军总长梅德侠,前机场零售经理苏碧华,前三军总长郭木财,无论由谁当家,必须确保SMRT是一家盈利的机构,多数时候的税前盈利都超过一亿元,这才是最现实的成绩单(表一)。


(表一:SMRT的营收、盈利、客流量、服务可用性。营收、税前盈利与维修开支是SMRT集团的总和。资料来源:SMRT annual reports 2000-2016)


Mind the gap


SMRT官方网站上有一篇“Bridging the reliability expectation gap”的文章(2017年9月13日,accessed 10 October 2017),SMRT的规划与发展部高级副总裁Shahrin Abdol Salam借用英国地铁无时无刻提醒乘客“月台与列车间的缝隙”(please mind the platform gap),说明乘客与SMRT之间所存在的思想缝隙(mind the gap)。对乘客而言,地铁从早上5时运作到半夜的数千趟列车并不重要,他所关注的只有一趟车,就是他所乘搭的那班列车的服务性能。

Shahrin Abdol Salam进一步解释,新加坡最老的地铁转眼间已经运作了30年,接近寿命结束期(end of life),因此毛病特别多。我们不像伦敦或东京的地铁设计,它们有平行的铁轨来舒缓更换老列车系统所带来的压力,我们没有,因此如何“mind the gap”是一项持续的挑战。

言之有理。但对广大民众而言,地铁是否准时,才是切身的指标。过去几年来,东西南北线的准点率约为90%,也就是误点率约为10%;环线较新,准点率约99%(表二)。

搭乘东西南北线,十次中有一次会误点,可以接受吗?误点的后续是关键,如果是五分钟十分钟,或许问题不大,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问题就很大,五个小时十个小时,新加坡就可能瘫痪了。

这些数据所欠缺的,就是衡量地铁出现状况后对民生的冲击。

但那不是很努力地确保地铁正常运作的SMRT工程团队的问题,不是地铁乘客的问题,不是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问题,他们都不应该承受这种上头应该设法应对的压力,因为 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


(表二:SMRT 的准点率。NSEWL:南北东西线,CCL: 环线。资料来源:SMRT annual reports 201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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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October 10, 2017

虎豹别墅的左邻右里:续篇

话说2013年清明时分,在波纳维斯达(Buona Vista)靠近巴西班让(Pasir Panjang)的地方找到了两面界石“苑生界止”和“苑生全记界”,见证了19世纪华商章芳林的财势。收录在《芳林溯源》之一之二

进入20世纪,这一带的变化特别大,虎豹别墅左邻的街坊黄延达告诉我许多老故事:林文庆夫人,人称先师嫲的殷碧霞和女儿在这儿居住和开夜总会;林文庆的赛车手儿子林炳汉在这儿广结人缘;消失的华校中的漏网之鱼“华侨学校”屹立在山坡上;马共领袖余柱业“浪尖逐梦”中有家卧虎藏龙的咖啡店;渔夫在海面跟“传说”中的剑鱼搏斗等,都为过去的年代保留了珍贵的记忆。这些故事收录在《虎豹别墅的左邻右里》、《虎豹别墅左邻的华侨学校》和《剑鱼传奇》。

落叶归根,桑梓情深,人的心灵深处有个故乡情意结,即使人事全非,过去依然存在。老街坊黄延达对童年的故乡念念不忘,这些年来孜孜不倦地搜索旧资料,此情此意叫人感动。

巴西班让距离市区不远,一度成为名流的居所,除了前文的章芳林家族、殷碧霞等人外,20世纪中叶,上海书局的创办人陈岳书入住。陈老先生的后人陈蒙志表示和平后,父亲带着他们一家人从印尼回来,在海边的浮脚屋度过了他的童年。他风趣地说屋子就建在水面上,从木板缝隙间往下望,小鱼儿在脚下游来游去,感觉非常新奇,因此记忆格外深刻。

海边别墅的魅力大,银行家陈振传的大屋依山傍水,街坊走过都会指指点点。至于波纳维斯达与巴西班让交界处的浮脚屋,也就是陈蒙志居住过的地方,亦一度成为海上度假屋,类似今天的龟咯渔村的海上度假屋那样的格局。

阳光下的海浪沙滩变化大,沿着巴西班让公路行行走走,虎豹别墅依旧在,但没有海浪逐沙滩,连最新的度假屋都消失了。

以下是老街坊黄延达这两年来不断搜寻下,皇天不负有心人,找到的上世纪60年代鸟瞰图。


(巴西班让与波纳维斯达交界处,沙滩上的浮脚屋由度假屋取代。c.1960s。图片来源:黄延达)

(虎豹别墅前的英军碉堡。c.1960s。图片来源:黄延达)

(虎豹别墅不远处,银行家陈振传的海边别墅。c.1960s。图片来源:黄延达)

(虎豹别墅旁的华侨学校。c.1960s。图片来源:黄延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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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October 06, 2017

旧同济医院前的路边摊

原文刊登于《同济医院150周年文集》(同济医院出版,2017)

大坡余东璇街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的车辆在旧同济医院前穿越,或许这座典型的岭南风味建筑并没意识到医院旧址易手后受到古迹保存局的青睐,保留为历史古迹。古迹就像附近新加坡河畔的旧货仓一样成为餐馆商店,上世纪90年代末甚至改头换面,变成了灯红酒绿的夜间场所。

(旧同济医院四周增添了天翻地覆的新颜)

在许多老一辈新加坡华人的眼中,同济医院是中华传统文化百年惠民的象征,原本悬壶救世的古老的建筑外型依旧屹立在百年的土地上。老中医变成酒保,苦口的良药变成略带苦涩的冷啤,是老人家难以忍受的事实。抚今追昔,世事变迁,他们内心对那段沧桑岁月的执着是现代人所难以体会的。

在过去医药设施不足的年代,贫苦人家患病就到同济医院或广惠肇留医院求诊,至于同样免费的中央医院(四排坡)则是万万去不得的。当时民间对政府医院没有信心,认为政府医院一旦“医你不好,打一支针打死你的”。广府人之间甚至流行着一句口头禅:“当你四排坡咁”,就是去四排坡一定是活着进去,躺着出来的意思。这种现象到了上世纪70年代后才慢慢消除。

同济医院由广帮“中街七家头”倡建时,以“同济医社”的名义座落在单边街卅一号。在那个帮权主义鲜明的年代,同济医社已经摆脱狭隘的宗族观念,为附近居住的水手苦力提供免费医药。继后福建、潮州、客家和海南人士都参与同济医院的博爱济众的事业。运作了25年后,同济医社才以同济医院的名义迁往哇燕街(Wayang Street),1976年搬到振瑞路(Chin Swee Road)的新大厦。


(座落在振瑞路的同济医院“新大厦”)


哇燕街的路边摊


上世纪60至70年代,我在旧同济医院附近的水仙门度过童年,走过年少。水仙门座落在新加坡河的北岸,俗称小坡。住家附近有许多地道的传统美食,例如河畔大华餐室的大华肉挫面名声火红了半个世纪,在三毛钱一碗面食的年代,大华肉挫面已经卖双倍的价钱,但四面八方的食客依旧纷纷慕名而来。要不,过条马路到中央消防局前的福南街,福南街牛杂和鸿记云吞面一样赫赫有名,晚上的潮州卤味随风飘香,肚子突然间就饿了。

越过哥里门桥到南岸的大坡,美食更叫人食指大动。河畔的潮州巴刹有潮州人的“猪荒咸菜”和黄澄澄的肉骨茶,过了潮州巴刹就是旧同济医院前的路边摊了。再走远一点,现珍珠大厦前有海南人沙爹摊贩。现珍珠坊的前身珍珠巴刹以及对面的牛车水夜市,都是民间的美食天堂。而所谓“走远一点”,也只不过是住家方圆800米的范围,步行约10分钟便到了。

由于旧同济医院的大门被熟食摊位遮住,若不是附近的街坊老马识途,外人来到这里确实不好找。下午三点左右,这里的路边小贩陆续开档营业,靠近潮州巴刹那一头是熟食摊,靠近珍珠大厦的另一头专卖衣物鞋袜和日常用品。黄昏时分,气光灯照亮了整条街道,猪头冻、鲨鱼冻、山猪肉、糯米猪粉肠等散发着诱人的香气,腾腾汗酸味中大家各得所需,点燃了明天会更好的希望。

同济医院前的路边摊就像其他熟悉不过的百年风情画一样, 30多年前还跟我们一起生活。嘈杂的街边饮食曾经陪伴着我们的先辈,也陪伴过我们这一代人,拼凑成温馨难忘的往事。早期的路边摊多数由自己一家人打理,以毕生的功力来完善所专注的一两道私房菜,传统美食就这样代代相传。这些传统美食不单只是好吃,每一道平凡的食物中,都包含着各自对人生的想法,传达记忆中的故事。若到同济医院看完中医后,品尝一口驰名的蚝煎才打道回府,对许多平民百姓而言,那已经是十分写意的一天了。


(1970年代旧同济医院前的路边摊,同济医院刚好在左边图外。Credit: Paul Piollet Collection, 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路边摊旁有个露天大水沟,倾盆而泻的雨水由沟渠流入新加坡河。路边摊贩习惯了日常作业,污水剩菜都很方便的冲入这个 “垃圾回收站”。加上其他河边店屋的排污系统并不完善,经常屋漏偏逢连夜雨,碰到涨潮或阴沟阻塞,附近的低洼地区如香港街(Hong Kong Street)和戏馆街(Carpenter Street)都会淹水,对河畔的居民造成许多不便。或许也因如此,路边摊都躲不过日后迁入熟食中心的宿命。


甘蔗汁流淌着青葱的童年


我无缘结识哇燕街的戏院老倌,但赶得上同济医院前的美食,最叫我怀念的是甘蔗摊。有人说甘蔗汁是最不卫生的饮料,长长的甘蔗搁置在大街上,吸尽地上的秽气,还可能有老鼠蟑螂蚂蚁苍蝇光顾过。但我们的肚子都已经消毒过似的,美食当前,无所谓啦!

这家专卖甘蔗汁的路边摊生意超好,所谓苦瓜苦苦连皮煮,甘蔗甜甜丢了渣,甘蔗就这样“一碌碌”地卷入绞汁机,在人工转动的滚轮间挤压出一杯杯清甜爽口的甘蔗汁。一大杯冰凉的甘蔗汁两毛钱,不加冰三毛钱。

炎热的夜晚,父亲和我过了河,漫步到哇燕街。饱食不须愁内热,太官还有蔗浆寒,甘蔗汁凉在嘴里,心情甜上一整夜。这种一路谈心的父子情,原来我也曾经拥有过。

绞汁机从人工转为马达运作,塔塔的旋转声中送走了简单淳朴的岁月,哇燕街随着新加坡河的清河作业悄然隐退,在新加坡街道图上消失。虽然旧同济医院四周增添了天翻地覆的新颜,不过同济医院依旧秉持着百多年来先民创院的使命,这份世事变迁中不变的情操已经足以像甘蔗汁,让我窝心好久好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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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September 29, 2017

正原大总坟与辛亥革命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现在》2017年8月24日

1922年开始下葬的咖啡山故事多,近年来有一群文史爱好者以墓碑为题材,挖掘出不少珍贵的事迹。

距离咖啡山不远的汤申路上段,曾经有个名叫“广惠肇碧山亭”的广东人坟山,1870年创建。1980年代清山后,180多个足球场面积的坟山发展为今天的三分之二个碧山镇。

近日重新整理碧山亭坟山的旧照,发现到十万墓碑的坟山中,有260个姓氏、社团、行业与庙宇斋堂的总坟,其中有许多等待发掘的有血有泪的故事。

总坟是个衣冠塚,墓碑下没有尸体骨骸。总坟是为了实行“社群共祖”的理念而设的,不论是血缘、地缘、业缘或庙缘,每逢清明重阳,都有团体前来拜祭。那些孤苦伶仃,客死异乡的先民,同样受到后人的香火。


尢列与正原大总坟


旧照中有一张特别的相片,墓碑上有个青天白日的标志,写着“正原大总坟”,左右对联为“革新民共同努力  命党国和气勇为”,立碑于民国十八年,即1929年。


(正原大总坟。图片来源:广惠肇碧山亭)

结合了饶宗颐的《新加坡古事记》和当时的历史事迹,明白了正原大总坟背后有一段鲜为人提起的新马同盟会“过渡史”。这个公塚与清末四大寇之一的尢列息息相关。

早在19世纪末,尢列已在九龙成立了中和堂(中和党),组织会众反清。1901年,尢列来到新加坡无牌行医,接触了许多工人和小商家,渐得民心,在新加坡、吉隆坡、霹雳、槟城、柔佛等地设立了中和堂分部。

当时新马乃保皇党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势力,尢列在新马各主要华人区成立中和堂分部后,革命思潮才开始传播。醉心于民族主义的闽商陈楚楠、潮商张永福等人知道尢列乃兴中会会员,于是跟他会面,研究革命事宜。后来,陈楚楠等人在新加坡筹办《图南日报》,宣传革命。

《新加坡古事记》叙述道:“(创立中和堂分会后),公(尢列)思永久维系之法,在新加坡之北山亭地方辟一宏伟公塚,亲题其碑曰“正原总坟”,中和堂人心之固结者,亦一因也。”文中的“北山亭”,应为“碧山亭”之误。 

由于尢列祖籍广东顺德,应是征得广东人同意,在碧山亭坟山建立团结党员的公塚。正原大总坟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设立起来的。

孙中山被禁止入境新加坡的五年期限已满,他重新回到新加坡这个国际舞台,在晚晴园向尢列和众人宣布同盟会已在日本成立,表示希望组织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新马各地的中和党会员响应号召,多数转入同盟会。


1929年的墓碑


从辛亥革命史来看,由孙中山和尢列创建的兴中会,和黄兴领导的华兴会等联合组成的同盟会,是团结海外华人的重要力量。建立民国后,同盟会联同其他四个政团合并为国民党,但人心不齐。孙中山为了对抗袁世凯,成立了新党“中华革命党”,号召第二次革命。

1928年底,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的分裂局势重归统一。设在广惠肇碧山亭第七亭的正原大总坟上的对联,左右对称的文字有“革命”、“新党”、“民国”、“共和”,并于1929年重建,反映了本地人跟辛亥革命、民国初建至全国统一的历史渊源。

可以这么说,新马的中和堂源自兴中会,弥补了兴中会在南洋实力的不足;后来中和堂成为同盟会的主要力量,促成反清革命功成。中和堂扮演了团结革命人士过渡到同盟会的重要角色。不过一将功成万骨枯,民国成立十多年后由谁出面,为中和堂重新立碑,就等待有心人出面释疑了。


(尢列塑像。摄于广东顺德博物馆)

尢列身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对团结海外华侨支援革命付出莫大贡献。他曾于1921年接受孙中山的邀请,出任总统顾问,但因理念差异,很快就从政坛退隐了。

尢列晚年提倡“孔教革命,伦理救国”,跟在青岛定居的保皇党康有为不谋而合。两人终于成为“相望于江湖”的同道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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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September 26, 2017

《豢养 温暖与惆怅》的文字竟然如此深奥?

原文刊登于“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 2017年9月8日

拜读了叶德民君的“读《豢养 温暖与惆怅》”,亦拜读了《豢养》一文的作者海凡发表在《马·星洲日报》的《恍如隔世》系列文章。

通过系列文章,倒觉得海凡是个文艺气息浓厚的前马共成员多过荷枪的战士。我在新加坡国家美术馆的东南亚展厅,见识了印尼独立前后的年代,出现过的这类有代表性的“文艺兵”,他们所走过的道路也颇相似。

古纳宛(Hendra Gunawan, 1918-1983)的《战争与和平 》以蜿蜒的线条、粗重的质感,以及大好的锦绣河山,构成一幅具有感染力的独立战争画作。


(古纳宛,《战争与和平 》)

阿凡迪(Affandi,1907-1990)的《被逮捕的间谍》(Mata-mata musuh)中,被捕的间谍畏缩在一角,脸神充满恐惧与无奈。站在一旁的军人,手上握着绑上红布的莱福枪,以胜利者的姿态监视着对手。或许阿凡迪在告诉我们,为被捕的间谍想想吧!他也是人,他也有家庭、朋友,他也有感情。可是他现在什么都不是,他是一名战争俘虏,亲人离开很远,很远…


(阿凡迪,《被逮捕的间谍》)

古纳宛和阿凡迪成为日惹画派的代表人物,印尼的国家古迹、酒店的壁画都可以看到他们的作品。

古纳宛的政治倾向和所参与的左翼活动,立场相当鲜明。古纳宛参军,投入跟荷兰对抗的反殖战争,通过反殖民地斗争的创作,真实地记录了革命场景。苏卡诺下台不久后,古纳宛在不经审讯下被扣留,在狱中呆了11年。后来他的画风改变,倾向于装饰艺术。

日据时期,阿凡迪已经参与反殖民地活动。上世纪50年代,阿凡迪在欧洲居住了五年。这一趟欧洲之旅,显然对阿凡迪的思想影响深远。他放弃了早期的社会写实手法,改为追求主观个性,甚至直接将颜料用手指、手掌、手腕、手背涂到画布上。

这些当时的文艺界人士最终放弃了原来的政治理想,内心看不见的斗争显然比起可以英雄化的荷枪形象更为激烈。不过,后来他们都受到了社会的尊重。

海凡在泰南深山里度过十三年人生最宝贵的青春。23岁至36岁,正是许多年轻人打造未来人生的岁月。当然,将海凡的经历跟斗争数十年的马共斗士相比,似乎微不足道;跟马共前身的星华义勇军、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所经历过的抗日、抗殖民地等事迹一路走来,似乎更渺小了。

不过,人生的青春期有多少个十三年?当一个人决定放弃过去左倾的政治思想,回返社会,是应该被接受还是被唾弃?

叶君将余柱业和海凡形容为叛变者,那是民主社会里可以接受的个人观点,所谓青葱萝卜,各有所好,各花入各眼就是了。上世纪70年代的新马文团,有许多文青被跟踪逮捕的例子,也有许多当年的左翼文青改变了方向。如今,当年左倾人士向往的中国变得比资本主义还要资本主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中国技术移民都成为新加坡、澳洲、欧美等地的一份子,21世纪的中国进一步输出了投资移民。这些国与民是否都是背叛者呢?

对于放弃自在的生活,追寻政治理想的前游击队员,我始终怀着深深的敬意。无论成与败,他们都可以自豪地回顾为理想付出了青春的人生岁月。不过,这并不足以为日后的人生定格。

《豢养》文中揭露深山里简单的生活情趣,会破坏马共斗士的形象吗?至少我不会那么觉得,因为这些斗士也是人。

叶君通过阅读《豢养》短文,发射出这么多跟原文毫无根据的矛头,是否纯属个人想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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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September 22, 2017

海南岛的三大文化之宝

饮食文化:文昌鸡


接受国家博物馆义务中文导览员史立道的邀请,去了他的海南祖居一趟,学会了一句海南话:“哆杠荚溜”,意思是“一起吃吧”。

海南有不少美食,足以让大家围在一起哆杠荚溜。四大名菜中的文昌鸡、加积鸭、东山羊、和乐蟹品尝了前三样,此外还有其他道地的农家菜色,不过就是整体感觉上少了些粤菜的细腻。


(典型的农家早餐)


(农家菜中,最靠近镜头的东坡肉肥而不腻,柔而不软,做得很棒。摄影:陈智卿)

至于文昌鸡,可是爱不释手;海南老母鸡熬汤的古早味更是叫人回味无穷。

新加坡的海南鸡饭自成一格,跟海南岛的海南鸡饭截然不同。海南岛的鸡饭是一般的白米饭,不是新加坡那种以班兰叶、烫过鸡后漂浮着一层鸡油的汤汁煮熟的鸡饭。

文昌鸡也就是白斩鸡,特点是鸡皮深黄色,肉质结实,跟约半个世纪前新加坡的“黄油鸡”相似。这些运动量充足的走地鸡,我们称为甘榜鸡,在屋外自然放养,饿了还会到处找蚯蚓充饥。现在本地吃到的鸡都是农场大量饲养的,关在笼子里饱食终日,又打针又激素等,原材料的嚼劲已经差远了,怎能吃出半个世纪前的味道呢?

文昌鸡的古早味,就是童年的滋味。


(在海口的一家小店品尝到最有口感的文昌鸡。摄影:陈智卿

品尝过的最棒的文昌鸡不在酒楼餐馆,而是海口的一家小店。根据内行人的反馈,大餐馆做的是游客生意,讲究的是速度,快吃快走,然后再招呼下一桌客人,一般上所招聘的厨师都是肯吃苦的新手。老厨师自己创业开店,讲究食材料理与心意,卖完了就收档。食味的差别就在这里。


理想主义:红色娘子军


美食最容易破冰,在琼海结识了新马紧急法令施行两年后,于1950年从新马回到海南岛的前马共的后裔史立友和吴淑利,吃喝中了解到史立友的父母跟殖民地政府斗争;吴淑利的父亲走入森林后完全没有消息,母亲被英政府逮捕,坐了八个月牢房,他因没有人照顾,跟母亲一起坐牢。


(被扣留的马共女游击队员。图片来源:每日头条

两人回到祖国后进入当地学校,后来不约而同地当了教师,如今过着悠闲的退休生活。回顾那个以立场来决定对错的时代,人的命运就这样改写了。美丽的马来亚,就算是第二故乡吧!他们曾经以旅者的身份回到马来西亚,时空隔了将近七十年,山河都改变了。

追溯新马海南人跟共产党的关系,1927年在牛车水举行的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会,当时多数是海南人的左翼国民党员与警方发生冲突,六人死亡,暴力事件持续了两个多月。 对殖民地政府而言,这起事件表面上是私会党暴动,背后所凸显的是左翼华人潜在的影响力。这股正在酝酿中的 “反帝国主义”的情绪使殖民地政府提高戒心,成立内安局来对付这些“革命人士”。

相信新马的海南人中,左翼与抗日分子为数不少,日军攻占新加坡后进行全岛检证,九大检证对象中,其中之一为“共产党份子与海南人”,将共产党员与海南人画上等号。我在海口的琼海书院,明白了琼崖纵队和红色娘子军成立的经过,并将海南岛创造为争取东南亚九百万华侨的根据地等,都曾经令日军吃了许多苦头。

两位年幼回归大陆的马共后裔,他们的父母流着的,就是琼崖纵队和红色娘子军般的血液!

1931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琼崖纵队在海南岛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女子军特务连”,也就是由一百多位当地穷困的农村女孩子组成的红色娘子军。红色娘子军原为后勤人员,参军未几就获配了枪杆,学习作战技巧。当时的娘子军的想法也很简单,“被枪弹打中就会死,没打中就没事”。参与的多场实战中,严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军队,鼓舞了海南人的革命斗志。


(琼崖纵队。摄于琼海书院画展)

搞革命离不开牺牲,海南红军主力作战失利,娘子军有死有伤,有的被国民党囚禁,也有些散落于民间,女子军特务连成立不过五百多天便化整为零了。1936年西安事变,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后,被关押的女特务获得释放。娘子军有的在抗日战争中丧命,有的革命失败后嫁了给国民党军人,文革时受尽苦头。

当时农村的女孩子很小就被许配给人家, 25岁若还没结婚,族谱会把她们的名字除掉,逐出家门。这些被捕的女特务从监狱回来时已经“超龄”了,家里人都逼着她们嫁人。根据当地的风俗,一般农民家庭不可能娶超龄的姑娘,嫁给共产党员的话无疑暴露了男方的身份。她们没有任何选择,只能嫁给有势力的国民党人。


(红色娘子军。摄于琼海书院画展)


宗教文化:原住民与基督教


黎族是海南岛的原住民,约150万人,属于战国时期逃到中国南方的百越族之一。西汉时期,这批迁居到海南岛的居民称为骆越,宋朝时称为黎。

黎族奉行一夫一妻制,同宗同族不婚,离婚与寡妇都可以自由再嫁。据知一些地区还保留着“不落家”(不落夫家)的习俗,跟上个世纪的广东妈姐相似。


(与黎族女子合影)

黎族的手工业中,最著名的就是纺织了。宋末元初著名的纺织家黄道婆向黎族学师的故事最为当地人津津乐道。黄道婆祖籍松江(上海),受封建家庭的压迫流落崖州(海南岛),跟黎族姐妹一起生活,学会制棉和织崖州被的方法。 后来重返故乡,将先进的棉纺织技术传授给当地人,松江府一度成为中国最大的棉纺织中心。


(黎族棉纺织)

黎族大部份地区以祖先崇拜为主,但部份黎族相信基督教,并建立了五家教会,约有两千名信徒。

关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之事,“景教”(起源于叙利亚的基督教教派)可能是最早的教派。唐朝皇帝准许景教传教士在中国布道,但唐朝末年便衰微了。

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抵达广州,将自己汉化,除了学习粤语与北京官话外,通过仿效士大夫的穿着,声称来自天竺(印度)等来掩饰身份,让人误会他是佛教徒。他在广东肇庆建立起声望,数经波折后终于去到北京,应用渊博的科学知识获得朝廷的支持,一些大臣还偷偷入教。利玛窦在中国28年,30岁抵达中国后就不曾离开过,死后葬在北京“滕公栅栏”。入教的大臣希望借此来将基督教合法化。


(“汉化”的利玛窦。摄于“基督圣辉”特展)

明清以来,中国皇帝对基督教的态度反反复复,有些传教士甚至被处极刑或丢入海中喂鱼,不过并没有改变传教士进入中国的决心。

19世纪末,法国的传教士在海南岛建立了麻风病院、孤儿院、小学等。丹麦的传教士冶基善和妻子则深入黎区,进行传教活动。

黎族响应起义军的反清活动,清朝派兵渡海镇压,但由于水土不服,许多清兵染病不治。冶基善等传教士为清兵施医赠药,化解了清朝对基督教的不满,甚至赠送土地给冶基善修建教堂。

在美国长老会的资助下,朱润深到耶鲁大学深造,成为海南医院的创始人之一。颜任光也是童年家贫,由教会培养,送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电学,回国后成为海南大学的创建人之一。

长老会亦在黎族地区工作,他们一方面学习黎族的语言与习俗,吃当地人的食物;另一方面印发大量本土化的“圣经”与相关宗教书籍,讲仁义讲五伦,并设立医疗服务,改变了“ 以巫为医,以牛为药”的做法。

外国教会将科学文化知识传播到五指山上的黎族青年中,促进了黎族地区的教育发展。传教士的执着对当地有显著的意义。


(不像《圣经》的圣经)

追溯起来,新加坡可能是东南亚第一个开启印刷业的城市,中国清朝民间使用的基督教书籍可能源自新加坡,鸦片战争后才转移到香港去。譬如署名“爱汉者”所编纂的《全人矩矱》,1836年由本地的“坚夏书院”印刷,“坚夏”指的是美利坚和华夏,爱汉者则是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Karl F A Gutzlaff)的笔名。《全人矩矱》原为乾隆年间的同名道教书本,不过被暗渡陈仓,翻开来竟然是马太福音的中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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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September 19, 2017

Keong Saik's road from vice to nice

After a major makeover, it makes Lonely Planet's Asian must-see list, but some lament loss of old world-charm.

Written by: Foo Jie Ying, Reporter
Published: The Newpaper Jul 31, 2017

As a teenager, Mr Lee Kok Leong would frequent Keong Saik Road with his father.

The younger Mr Lee, 56, a freelance researcher and writer, clarified with a laugh, when he said: "No, I didn't go there for the reason you are thinking of. I used to go to a printing firm there with my father, who was in the business."

Once synonymous with vice, nothing in 1960s Keong Saik Road would have landed it on Lonely Planet's list of top 10 places to visit in Asia this year.

Praising the road's "heritage chic", colonial and art-deco buildings and "famed dining scene", the write-up in the famous travel guide - which was released earlier this month and also includes Sri Lanka's Hill Country and Malaysia's Melaka City - also lauded the area for being "the poster child for hip 'New Singapore'".


(The pre-war shophouse at the junction of Keong Saik Road and Teck Lim Road is now occupied by restaurant-bar Potato Head Folk.TNP PHOTO: GAVIN FOO)

An influx of restaurants, watering holes and boutique hotels have quietly displaced the scores of brothels that for decades defined the area.

Before the 1950s, most of the brothels were tea houses and young women would play the Chinese lute and sing, much like geishas, Mr Lee said.

But when rubber prices skyrocketed after the Korean war, men became rich and started paying these girls for "additional services". Brothels flourished in the 1960s all the way to the 1980s, Mr Lee said.

Gang fights, gambling and opium abuse were also rife in the area, said Mr Tang Chew Fue, 53, the fourth-generation owner of Tong Ah Eating House in Keong Saik Road.


(Boutique hotel Naumi Liora.TNP PHOTO:GAVIN FOO)

Mr Tang, who has worked there since he was 13, told TNP: "It was really colourful. Police cars and ambulances came often. It was a meeting place for gangsters. There were times we had to pull customers into our coffee shop and pull the metal shutters so we would be safe from the fights outside."

There were also grocery wholesalers, coffee shops and incense retailers there.

These businesses continued until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when the 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URA) started putting up several rows of old shophouses for sale so they could be conserved and modified for commercial use.


(Mr Tang Chew Fue of Tong Ah Eating House. TNP PHOTO: GAVIN FOO)

The opening of Hotel 1929 in 2003 helped catalyse the gentrification of the area. The success of the boutique hotel, which was sold in 2013 for $35 million, led to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Royal Peacock Hotel, which was later sold to Hind Group in September 2011 for $42 million.

In 2012, the Hind Group opened Naumi Liora, a boutique hotel that has been praised for its "heritage chic" style.

Soon, Keong Saik Road became a tourist-friendly spot and culinary haven.

When a particular trade starts sprouting in an area, it attracts other businesses in a similar or complementary trade, Knight Frank's head of commercial sales Mary Sai said.

She told TNP: "When these businesses come together, there is always the collective appeal.People go there for one or two restaurants and probably will hop to another for drinks. As the tenants align themselves to the what customers want, naturally there will be a following."

When this happens, rents go up, said Ms Sai, who will not be surprised if the "old guard" give up their space for the right price.

That was how Tong Ah came to vacate its iconic pre-war shophouse of 75 years - a triangular building at the junction of Keong Saik Road and Teck Lim Road - four years ago.

Reportedly valued at $8 million in 2013, the space is now occupied by restaurant-bar Potato Head Folk, opened by Indonesian group PTT Family.

The decision shocked everyone then, and Mr Tang admitted there were frequent family disagreements over the deal. After six months of tiffs, Mr Tang decided to vacate the premises.

"Back then, I thought it was better to do it earlier so I have time to rebuild the business," he told TNP over a cup of kopi and kaya toast - Tong Ah's trademark.

Now, Tong Ah operates out of a nondescript space 50m across the street. In the evening, it turns into a zi char restaurant.

Business is finally back on track this year, but Mr Tang added quietly: "In the past, we were a close-knit community. Today, we still talk to regular customers, but it is just not the same any more."


SANITISED


Conversations at Tong Ah, which used to be loud and peppered with vulgarities, are now sanitised, thanks to the mix of the nearby office crowd and tourists.

But hints of Keong Saik Road's old-world charm remain.

Some temples that have been gazetted for conservation sit between high-end restaurants such as the Asian-French Meta.

A lesser-known part of the area is where athletic associations like Sim San Loke Hup Athletics Associationis located.

Its flags continue to fly high atop a shophouse, which is also home to an active senior citizen centre and a coffee shop popular among the elderly.

A handful of brothels - their trade marked by distinctive fluorescent white boxes and red lettering - operate discreetly on one end of the road, accessible by a side staircase.

Mr Lee, who conducts tours in the area in hopes of preserving what is left of its heritage, said: "I don't know if brothels are acceptable. I hope they disappear. But I have to say the place has lost some colour.

"I don't quite like a street that is full of eating places. There are many of such places in Singapore, so if you want to build some unique flavour on Keong Saik Road, you have to think along the line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such as getai or martial arts."


(A brothel with its distinctive white lightbox and red lettering.TNP PHOTO: GAVIN FOO)

He warned against over-urbanisation - once something is taken away, it is hard to replicate the experience two decades later, he said.

"Many things cannot be measured by economic value. Humans are great because we have that sentimental value," he added.

Mr Loh Lik Peng, the man behind Hotel 1929, says it is a pity Keong Saik has gentrified so quickly. But the founder of hospitality group Unlisted Collection called it the "inevitable march of progress".

Consumers have contributed hugely to this. "Without the traffic and the money they bring, none of this would have happened," Mr Loh told TNP.

"You could argue it has been detrimental to the character of the area - if you really like its red-light past, that is,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been a boon to local owners and businesses, who have seen increased traffic and activity."

He attributed the footfall to the "ready-made recipe" of forward-looking establishments housed in buildings that exude the old-world Singapore charm.

"You need both to have that magic the traveller is looking for," he said.

On the conservation front, the shophouses stand to gain too. Their increase in economic value means they are thoroughly restored and put to "good modern-day uses".

"Before this, the area had many rundown buildings that had not been properly looked after," Mr Loh pointed out.

What is critical for a gentrified like Keong Saik is managing the change - the displacement of original businesses, residents and users, said Dr Yeo Kang Shua, an architectural historian from th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Design.

He said: "The question for us to ponder is how much change is enough?

"The newer businesses have brought about new users, locals and tourists alike, who enjoy the new amenities while soaking in the remaining ambience of the old street.

"Where is the balancing point? Where is the tipping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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