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November 28, 2014

日本人墓地公园(二之一)

原文刊登于《源》杂志第110期,2014年8月

实龙岗中心附近Chuan Hoe Avenue日本人墓地公园”是个由专人管理的坟场,它更像是设在私人住宅区内的社区公园。


(实龙岗中心附近 Chuan Hoe Avenue 日本人墓地公园”)


幽静的墓园,有许多跟百余年新加坡史擦身而过的故事

19世纪末,妓院老板二木多贺治郎拨出这块七公顷的橡胶园作为日本人墓地,埋葬那些年纪轻轻就客死异乡的南洋姐。南洋姐是早期在新加坡当妓女的日本女子的别称。墓地公园陆续多了住客,910个墓碑下有日本女子、文人、和尚、医生、商贾和军人。坟墓会说话,多年以后在这个安静的地方,告诉我们一个围绕着1920世纪的民族与历史的课题。他们之所以长埋在新加坡,不是因为某一个人,而是牵涉到整个社会,整个大时代的脉络。


(妓院老板二木多贺治郎拨出这块七公顷的橡胶园作为日本人墓地)

商场内的南洋姐


暂时把视线拉到新加坡市区内一座人气鼎盛,由修复后的旧建筑与透光玻璃组成的购物中心---白沙浮广场。1980年代末,政府将黑街的人妖与美味的路边摊请走后,重新打造白沙浮。白沙浮广场内还保留着早年的街道,如Bugis Street(黑街)、Hylam Street(海南街)、Malabar Street(马拉伯街)、Malay Street(马来街)等。

这一带曾经是个“日本村”,马来街俗名日本娼寮街,是早年日本妓院的大本营。物换星移,很难想象昔日的白沙浮广场的排屋背后曾经埋藏着几许日本少女的似水年华。人生的道路不尽相同,但借助于墓地公园与现代购物商场内保留的文化遗产,让我们在阡陌间回顾一段生命的交汇。


(白沙浮广场内还保留着早年的街道,曾经是个“日本村”,是早年日本妓院的大本营。)

坪谷水哉游记写道:“从驶有电车的大街进人小胡同,左右两边几条小街都是日本人开的商店。楼房有两层的也有三层的,门牌有叫二十号的,也有叫三十号的。楼门口挂着磨砂灯泡的电灯。白天这些电灯泡不亮,整个街道像是沉睡一般,一旦夜晚到来,这里热闹非凡,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一家家妓院的门口大抵在中央放一张桌子,靠墙放一排椅子,在桌旁也放两三把椅子。这是为南洋姐等候客人和谈价钱的方便放置的。妓女有的像杂技演员,有的像魔术师的女弟子,有的像纺织女工,多着洋装。其中有人穿鲜艳的针织衣服系一根细带,还有人穿单和服故意露出系在里边的红色腰带。她们的肤色像冬瓜瓤一样白,在电灯光下脸色更加苍白。她们对中国苦力和印度的黑色皮肤的下等人不加选择地打招呼。这就是普通的接客的形式。其中也有不设铺面的高档一点儿的妓院,等客人上门。这种妓院门口不放椅子,从店头直接上二楼,楼梯上铺着地毯。”

1868年的日本处于德川幕府与明治交替的阶段,是个内忧外患,贫困潦倒的国家,除了将客工送到夏威夷、关岛、美洲、婆罗洲、苏门答腊和澳洲等地谋出路之外,还通过卖良家少女到新加坡赚取外汇。卖身外地的风尘女子寄回家乡的汇款是日本继丝绸和煤炭后的第三大经济支柱,加速了日本现代化的步伐,也俸养了一群对“大东亚共荣圈”虎视眈眈的军国主义者。

南洋姐是最初大量移民到新加坡的日本人,比人们憎恨的二战军人早了七十多年。南洋姐这美丽值钱的商品来到新加坡后,带动了其他相关行业如美食、医疗、时装、汇款中心等。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摄影展馆展示了一幅南洋姐的合照,在不知不觉的娥眉淡扫中,这个城市已经记录下她们的容颜。


(在不知不觉的娥眉淡扫中,这个城市已经记录下南洋姐的容颜。NAS c.1900s)

James Francis Warren翻查了新加坡的档案文件,为早期流落新加坡的中国与日本风尘女子写下《Ah Ku and Karayuki-SanProstitution in Singapore, 1870-1940》;日本纪实文学作家山崎朋子长期以来关注着近代日本底层女性的命运,揭开了被时代遗忘的女人的面纱。头家离不开苦力,苦力离不开妓女,男人卖力气,女人卖身子,大时代、大环境的脉络下勾勒出不知名的小人物的一生。

二战前的日本妓院分布在大坡和小坡,附近是人力车夫和码头苦力居住的地方。1877年(明治十年),马来街有两家日本妓院,其后数年妓院数目逐年增加,到了1887年(明治二十年)南洋姐有整百人;1892年(明治二十五年),妓院增至83所,南洋姐610人。日俄战争爆发时(1904年)有妓院110所,南洋姐902人,属于高峰期,顾客群除了车夫与苦力外,还有许多路过的军人和水手。


(二战前的日本妓院分布在大坡和小坡,附近是人力车夫和码头苦力居住的地方。图片来源:Ah Ku and Karayuki-SanProstitution in Singapore, 1870-1940

明治年代的日妓来自九州的长崎县与熊本县,当时九州的杂税高达百分之五十,艰苦的农村生活促使家长们将女儿当作商品般出售。对于长崎大家不会感到陌生,二战结束前,第二颗原子弹落在长崎市内,约15万平民丧生。如今89日我们庆祝新加坡国庆,长崎人民则纪念和平。

经过明治维新而日益富强的日本,逐步废除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日本落实“富国强兵”的政策,快速提升经济实力,跟着强化军事力量,在1895年以及1905年短短十年间,分别于中日甲午战争与发生在中国国土上的日俄战争中击败大清帝国与沙皇俄国。1910年朝日战争中日本也告捷,晋升为亚洲军事强国,非但在朝鲜和台湾殖民,还在中国境内成立伪“满州国”。

随着经济日益强盛,日本政府已不需要依靠贩卖南洋姐赚取外汇。1920年, 日本政府以国耻为由,禁止日本女人在国外卖身,不过基于认同感,许多南洋姐都不愿回乡。日本人加在南洋姐的名堂是很屈辱性的,如丑业妇、贱业妇、娘子军、卖笑妇等,南洋姐怕被家乡和族人排斥,宁愿继续留在本地,当时滞留在新加坡的日妓约2000人。

19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日本也不可幸免,秋来春去的滚滚红尘中,农村女子重复着过去的宿命,以最原始的本钱,往外寻找出路去了。

日妓南下与日本经济息息相关,“大东亚共荣圈”的谬思则促使日本通过军国主义向外扩张,野心勃勃地打算与纳粹德国瓜分世界。日本妓女的墓碑与日本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及一万多名死在战场上的部下的坟墓紧紧靠在一起,似乎在有意无意间将历史逻辑化。


(日本妓女的墓碑与日本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及一万多名死在战场上的部下的坟墓紧紧靠在一起,似乎在有意无意间将历史逻辑化。)

南洋姐的青春年华都湮埋在异地的荒草中,这些墓碑群没留下什么资料供后人去挖掘深埋在地底下的故事,石碑上刻着的都是戒名,如“慈音信女”、“端念信女”、“忍芳信女”、“妙芳信女”等,好些粗糙的墓碑显然是死者所结交的姐妹们凑几个钱托人刻上去的。她们的墓碑并非对着东北的故乡,而是面向墓园里,位处西方的地藏菩萨。

南洋姐不具真名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为了保存一点生命的信念,希望在虔诚的祈求下,来世能够过个好日子;另一个可能性是要隐瞒自己家族的姓氏,不使遥远的族人因自己而坏了名声。

至于发生在妓院里的故事,除了民族恩怨、人生沧桑外,可能也包含着许多国际谍情与政治风波。也许在众多信女当中,某些还曾经因为她们的纤纤玉手与丝丝柔情,牵动了由血泪枪弹谱成的昭南岁月。



(南洋姐的石碑上刻着戒名,可能是为了保存一点生命的信念,也可能是刻意隐瞒自己家族的姓氏,不使遥远的族人因自己而坏了名声。)

地藏菩萨


日本人墓地公园供奉地藏菩萨。地藏菩萨福慧兼备,以福德与智慧普渡众生。从佛祖离世到弥勒菩萨降生,需要经历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佛祖说:“在这段时间里,有一位菩萨代表我去拯救众生,他便是地藏菩萨。”

(佛祖说:“有一位菩萨代表我去拯救众生,他便是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的六名使者)

地藏菩萨的宏愿是“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生生世世以来,所有众生,有一人未成佛的,都要加以接引,最后才轮到自己。地藏菩萨可以到天上救人,可以到人间救人,可以到灵界救人,也可以到饿鬼道、畜生道和地狱道去,在六道中拯救众生。因此除了拯救南洋姐外,祂也拯救在新加坡战死,或因犯下战争罪行被处死的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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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November 21, 2014

“不打不相识”看槟城 (Penang)

槟城乔治市和马六甲古城这两个邻国的前海峡殖民地,共同争取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2008)。新加坡这个世界级经济体,当年跟槟城和马六甲同属三州府之一,错过了这个成为世界级古城的良机,正在快马加鞭,以植物园来申遗,估计2015年便能知晓。

以一个旅者的身份,在乔治市行行走走的其中一个方式,是通过穿横街走窄巷,感染一下当年刀光剑影、腥风血雨下所打造的人文气息。



南华医院街口的广福宫观音亭


南华医院街 (Lebuh Muntri)和椰角街 (Lebuh Pitt)的路口有一座古老的庙宇,叫做“广福宫”,当地人叫 “观音亭”,英国人称为Ghines Church(1803年Leith地图),建于嘉庆五年(1800年),比新加坡开埠的日子还古老(1819)。



(广福宫观音亭,建于嘉庆五年(1800年))

据说当时的乔治市,华人来自广东和福建,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而经常发生争执,动口无法解决的事务就通过格斗来解决。后来大家都意识到彼此都是同路人,身在异乡为异客,在这个朝廷帝权管不到,殖民地政府不理解,也不想干预的移民社会中应该以和为贵,于是两派人马化干戈为玉帛,建立广福宫观音亭,类似年代更古老的马六甲青云亭那样,作为华社的代理政府机构,处理华人事务,解决纠纷。广福宫供奉观音这个华人先民所共同依赖的神明,成为两百年来凝聚社群,安顿人心的组织。

从建庙的碑文,可以发觉到1800年已经有许多华人先民在乔治市居住,还借鉴了马六甲华人自主的制度,已经委任了华人甲必丹来处理华人事宜。

捐钱建庙众信徒中,有一位叫陈送的,是当年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三州府出名的私会党头子,还被形容为心狠手辣的黑帮人马。不过确实是否如此,或是为了地盘而引起纷争,就有待考究了。

甲必丹是Captain的直译,当时多数华人不会英语,Captain是挺拗口的,还是甲必丹方便得多。


(广福宫捐款碑记)

相信在那个时候,广东人已经有一定的实力,比如跟着莱佛士到新加坡的曹亚志便是祖籍广东台山端芬村的“槟城人”,他二十岁(1802)到槟城的漆木街当木工,当时已经有许多来自广东四邑(新会、开平、台山、恩平)的先民在那儿从事泥水木匠等作业。1819年莱佛士的船队在槟城招募员工,曹亚志被雇用,在莱佛士的旗舰“印第安娜号”(Indiana)当木匠。

曹亚志来到新加坡后,先设立曹家馆,三年后(1822)成立宁阳会馆,槟城的宁阳会馆则创建于1833年。

那个年代联系南来的先民的,除了会馆和庙宇外,就是私会党了。义兴和海山都是当时槟城规模庞大的私会党,组织还延伸到新加坡。19世纪末,新加坡的义兴公司关闭前,将实龙岗的最后一块地捐献给陈笃生医院,受保留为广惠肇留医院里围绕着霍然亭的四栋建筑。新加坡海山公司虽然同样在社团法令下解散,但海山街还留在老人家的脑海中。海山街就是牛车水的Upper Cross Street。

相比之下,柔佛新山的义兴公司则气势非凡多了,可以光明正大的帮柔佛苏丹打天下,解散前将剩余的资金捐献给宽柔学校。宽柔在华民的精心打造下,还发展到设立南方大学,通过教育传承来达到永恒。


义兴街的海记栈


义兴街的官方名字是Lebuh Gereja,也就是 Church Street,取名自街上的天主教堂。19世纪的华人称它为义兴街,因为当时十分风光的义兴公司将总部设在这里。1894年,义兴的产业由海山派的郑景贵收购后,在原地重建出一栋别树一格的海山总部,命名为“海记栈”。这栋郑景贵的豪宅,除了有两个入口处外,同时运用了中式的木雕嵌板、英式的地砖和苏格兰式的锻铁围栏,中西合璧下显示出主人的财气、身份、权势与地位。

(郑景贵收购义兴产业后,刻意在原地重建出一栋别树一格的豪宅作为海山总部,命名“海记栈”)

(海记栈数度易手,现为“槟城侨生博物馆(Penang Peranakan Mansion)”)

郑景贵选择在义兴原址建新楼,似乎有意渲染海山将义兴击败,要彻底根除义兴的历史痕迹,使义兴荡然无存。只是没想到百余年后的今天,义兴街并没有消失。

既然郑景贵这么霸气,乔治市应该少不了以他本人命名的老街吧?的确,而且不只一条,而是两条,包括阿贵街(Lebuh Ah Quee)和景贵街(Lebuh Keng Kwee)。

郑景贵跟当年的海外华人一样,发迹后将部分财富回馈社会,在槟城和霹雳建庙宇设立会馆,也荣归故里,修坟建屋,捐款救灾办学等。


(阿贵街(Lebuh Ah Quee))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海记栈数度易手,现主人孙松茂将海记栈打造成“槟城侨生博物馆(Penang Peranakan Mansion)”,馆内还保存着郑景贵穿上资政大夫二品官服的画像。据说孙松茂出手阔绰,农历新年前还设宴招待当地的向导,所以他们都很乐意介绍游客到博物馆参观。

1799年,私会党已经在槟城公开活动,海山公司以槟城为大本营,靠商业与采矿业为生。海山领袖刘亚昌供述(1825年),海山会拥有三百只小船,还结集一万五千名暹罗人,一千名华人及八千名马来人秘密谋叛,在乔治市公开纵火,制造暴乱。初期,维持公司运转的基金必须向外界鸠收,对象包括商店、娼寮、烟馆、赌馆、小贩、酒馆等。


海山与义兴之争


关于客家帮的海山首领郑景贵和义兴两大私会党之间的纠纷,在1861年至1872年间爆发了三次“拉律暴动” (Larut Wars,1861,1865,1872),赔上许多华工的性命,两党间的腥风血雨一直到1874年才划下句点。

拉律是现在霹雳州的太平。19世纪初的拉律还是个名不见经传之地,据说只住了三名华人,后来税务官Long Jaffar到槟城雇请华工前来拉律开采锡矿,然后将锡苗出售给槟城华商,跟槟城华商的关系日渐密切。

19世纪中叶,拉律的华人开始日益增多,在 Asam Kumbang(阿三古邦)、Krian Pauh (吉辇包,今太平监狱所在地)和 Kamunting (甘文丁)一带定居。到了1874年,华人人口约三万人。

1861年第一次拉律暴动,起因是矿场争夺水源,海山将义兴打败。

1865年第二次暴乱是因赌博起争执,海山扣留了十四名义兴党员,杀了十三名,留下一个活口;义兴党员反击,烧杀了四十名海山党员。

1872年第三次暴乱,义兴党魁李亚坤跟海山党魁郑景贵的近亲通奸被捕,结果奸夫淫妇被浸猪笼。义兴心有不甘,由陈亚炎率领人马,将海山党员逐出拉律。海山为了复仇,假意邀请义兴首领前往峇东(Matang)讨论委任华人甲必丹事宜,接着派重兵袭击留在拉律,毫无防备的义兴党员,死了整千人。

那时霹雳苏丹无法平息这场冲突,英国人看准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由海峡殖民地总督 Andrew Clarke出面(新加坡河的克拉码头因他得名),会见两大巨头,委派后来成为第一任华民护卫司的毕麒麟(Protector of Chinese,William A. Pickering)到槟城为和谈铺路。

1874年1月16日,各有关人士在邦格岛(Pangkor Island)举行历史性的邦咯会议,跟拉律的两个华人党派首领会商,义兴由陈亚炎率领,海山由郑景贵带领。

《邦咯协约》(Treaty of Pangkor)终于在1874年1月20日由二十六名出席会议的华人领袖签署。在邦咯协约中,拉惹阿都拉(Raja Muda Abdullah)被推举为霹雳州第26任苏丹。

两党领袖所签署的“和平”条款包括:

(一)停止械斗,解除武器,拆除防御工事。
(二)自由回返拉律,重操旧业。
(三)不可破坏拉律的和平,任何一方若不依照条文行事,将被罚款五万元。

英国根据《邦咯协约》,委派参政司常驻霹雳,州内一切政务都由参政司做主,实际上是把苏丹架空。霹雳州就这样落入英国人手上,丰富的锡矿也成为英国人的囊中物。

为了重新整顿拉律市镇,英国政府接受以中文名“太平”(Taiping)为拉律重新命名,取义从此以后,这个地方永远太平,将拉律送入历史。


(为了重新整顿曾经腥风血雨的拉律市镇,拉律改名“太平”(Taiping),希望从此以后,这个地方永远太平。)

第三次拉律暴动是历史转捩点,启开英国政府势力介入马来半島的序幕,除了由新加坡、马六甲和槟城三州府组成的海峡殖民地外,1884年成立了马来联邦(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彭亨),1909年成立了马来属邦(柔佛,吉兰丹,吉打,丁加奴,玻璃市),马来半岛完全落入英国手中。

两百年前史迹的现代版


行行走走中,不难发现我们的祖先下南洋,拼死拼活为了衣锦还乡之余,因语言、帮派、地缘、地盘等产生了重重误解,结果以最原始也是当今被视为最野蛮的格斗方式来解决争端。这种发生在槟城的武力冲突同样发生在当年的新加坡。

鷸蚌相争,渔人得利,英国人轻易夺得马来半岛全部资源,是极其出色的谋略家。

两百年后,本地社会上多了“仇外”(xenophobia)这个词汇。新加坡自独立以来安定了几十年,晋级世界六大富国。照经济理论而言,大家应该安居乐业,少有所依,老有所靠才是,但昂贵的生活费与国人感觉到被边缘化的移民政策,使人民对未来失去安全感,真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将两百年前因“语言、帮派、地缘、地盘”所发生的江湖血腥放入今天的仇外情绪中,还是一样管用。

我觉得非常纳闷,我们的社会精神面貌停留在两百年前吗?还是我们的当权者跟当年殖民地的当权者一样,存在着阶级的分野,无法无法真正跟民间沟通?“仇外”这个词语是由政府提出来的,如果认真研究起来,人们未必是仇外,而是对执政党的某些处理事情的方式极其不满。


Tuesday, November 18, 2014

阿德下南洋2:街戏风情

20141115日,在新加坡华乐团(SCO)驻团指挥郭勇德(阿德)的邀请下,前往SCO的大本营“新加坡华乐团音乐厅”,观赏了《阿德下南洋2:街戏风情》的演出。


(在临时搭建的木偶戏台前)

这场演出互动性强,欢喜连连。《阿德下南洋2:街戏风情》的串场人物阿德,集编剧导演演员于一身,一小时的节目中看得出阿德对文化传承的高度热忱与演艺的才华。

在演出前的准备功夫上,我曾经跟阿德和华乐团一些职员接触过。对于他们认真、尽善尽美的态度,我看到的是久违的老华校生般的使命感,心里飘过一阵感动。


(演出前的排练)

(演出当天的场景)

木偶戏


讲到当年风靡一时的街戏本地戏种之一的木偶戏是由幕后演员操纵木偶的表演方式,是一门“手的技艺”,在中国古代又称傀儡戏、魁子、窟子。傀儡戏的原始功能是驱魔除煞,傀儡是人扮鬼面来驱鬼,因此木偶戏台上的丑角一般上都造型丑陋,有的额头比脸部大了近三倍,额头上半部涂上朱红色,下半部绘上飞扬的皱纹,黑森森、圆滚滚的眼珠与眼白形成强烈的黑白配,一幅凶神恶煞的模样,以期达到“人吓鬼,吓走鬼”的效果。

东南亚木偶戏源远流长,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的皮影戏,泰国的仗头木偶戏,新加坡的华族木偶戏,越南的水上木偶,菲律宾的现代偶戏等艺术都是本地区丰富珍贵的文化遗产。

在新加坡可看到中国南方沿海地区的木偶戏种,包括福建布袋木偶、潮州铁枝木偶、海南仗头木偶和兴化提线木偶。布袋木偶是较常见的手艺,它以中空的布袋作为身体,让表演师傅的手和指头藏在里头,头部则由木头、纸板等做成。师傅手掌中的木偶小巧敏捷,但木偶始终是木偶,真正灵活的是师傅的掌中功夫。


(布袋木偶是本地较常见的福建戏种)

《阿德下南洋2:街戏风情》的演出,还见识了难得一见的印度提线木偶。阿德和印度木偶在台上跳起喜庆的印度舞,我也响应号召,在台下跳起印度舞。练习多年的太极拳身段刚好可以派上场,以太极的松柔度来跳印度舞,可以自娱一番。

皮影戏


约十年前到杭州桐乡乌镇一游,乌镇水乡设立了皮影戏台,并解说当地的皮影戏曾经流传到爪哇去。

在网站浏览了一下,维基说“皮影戏曾是十分受欢迎的民间娱乐活动之一。在中国,皮影戏亦是湖南省长沙市的代表艺术,流行于湘潭县、长沙市望城区、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县等地。正如陕西皮影的流传:“皮影戏始于汉,兴于唐,盛于宋”。另一说亦与亡灵有关,唐代俗讲僧在佛寺利用灯影说理和超渡亡灵。所以,皮影与宗教有密切的关系。”

维基的英文版则比较中立,表示皮影戏除了在东南亚广泛流传外,也是中国、印度、尼泊尔、土耳其、希腊、法国等地深受欢迎的民间娱乐。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将印尼的皮影戏(wayang kulit)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one of the Masterpieces of the 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f Humanity)。


(皮影戏 Wayang Kulit. 图片来源:Wikimedia)

无论皮影戏起源何处,可以追溯的是在那个久远的帆船时代,先人在“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下,通过一叶方舟,探索世界的尽头。在探险家的海上丝绸之路上,促进了各地的商贸与文化交流。

真欢喜

遥想将近半个世纪前没有电视的童年,临时搭建的戏台往往成为合家共赏的大众娱乐。当时的街戏在特别庆典如中元节和庙会时的演出是免费的,酬神不是演大戏便是唱木偶戏,由商贾、炉主或做公德的信徒赞助。这类神功戏是由庙堂所供奉的神灵来决定的,通过投掷茭杯与神灵沟通。通常每日演出两场,午场下午两点开锣、五点结束。夜场七时半开锣,演至午夜。

左邻右舍老早就从家里搬来木凳霸位,并邀请亲朋戚友一块儿普天同庆。流动小贩消息最灵通,那儿有街戏那儿走,纷纷推着小摊子赶来霸位做生意。演木偶戏虽然不比大戏那般热闹轰动,但在没有其他娱乐消遣下,台前幕后还是人山人海,看街戏为平淡的生活增添许多不平凡的色彩。


(厦门街看街戏,小孩也围绕着街边小贩。图片来源:NAS c.1960s)

国家博物馆的中文义务导览员坤浩追忆他年幼时,去家住淡滨尼姑妈家看街戏的日子。乡村地方没有电力供应,看完街戏已经夜黑风高。村民必须点燃椰叶当火炬,走过黄泥路,潮涨时还必须涉水回家,为的就是看街戏。

淡滨尼的乡村已经完全变了样,今天是淡滨尼与白沙的住宅区。


(跟坤浩成为木偶戏台中人)

坤浩住在中峇鲁,现金兰庙附近。由于我最近写了一篇《金兰庙》,他特意向我提起金兰庙筹神还在演木偶戏,不过已经没有观众了。

大众娱乐的选择增加了,单单是膝上的随身电脑与手上的平板电脑已经可以叫数码族当个快乐的宅男宅女,一般的酬神戏观众零落是大势所趋。

童年时候看街戏,心情就跟当年下南洋追求一个梦想的先民一样:真欢喜。

如今走入冷气的华乐厅“看街戏”,心情就像童年那一刻:真欢喜。

华乐团本土的中阮演奏家冯翠珊刻意打扮成久违的三水婆,提着久违的暖水壶去看(演)街戏。她的心思,使我想起童年的豆腐街:真欢喜。

欢喜中打造的,就是我们的集体回忆。


(跟华乐团和猴子剧坊的艺术家合影。前排左二为新加坡华乐团驻团指挥郭勇德(阿德))


(刻意打扮成三水婆的演奏家冯翠珊,带大家回到看街戏的年代)

相关链接

Friday, November 14, 2014

新马合并公投(1962 Merger Referendum)

为了即将到来的SG50(新加坡独立50周年),新加坡政府列出一系列庆祝活动,“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甚至推选新加坡2015年度最佳旅游城市。

为了迎接另一波的旅客,负责把守入境后的第一关的东海岸公园大道(ECP),将会重新整装,以花园城市的身份来迎宾。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也为了SG50大整修,从11月份起闭馆10个月,到明年国庆日前后才以新面貌登场。不过闭馆归闭馆,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历史,因此在地底层呈现《狮城700年》特展,属于现历史馆和四个生活馆的浓缩版。

在踏出《狮城700年》展厅前,有一项别开生面的“公投”:如果时光倒流,回到1962年,面对新马合并的种种讯息,您会作出什么选择?那儿设立了投票箱,让访客进行新一轮投票。

二战结束后,向日军投降的殖民地政府以胜利者的身份重回新马。为了打击反殖的共产党活动,将新马分而治之,新柔长堤一刀切,手足深情两地分。日后马来亚与新加坡分别走过风雨路。

在政治层面上, 1955年马来亚自治,1957年独立。新加坡作为英国殖民地的皇冠,经济油水多,政治改革步伐相应较慢。马来亚自治那一年,新加坡才在林德宪法下举行第一届立法议会选举,1959年才成立自治邦。

争取新马合并


无论是地缘、业缘还是血缘,过去新马一家亲,因此争取独立的马来亚是人民行动党1954年底的建党宣言。党不久后参与第一届立法议会选举时,已经向选民提出跟马来亚合并的承诺。

1959年出任第一届新加坡自治邦政府的内阁成员,除了总理李光耀来自新加坡的土生华人家庭外,其他人都来自马来亚:

杨玉麟 – 教育部长(Education),森美兰
王邦文 – 内政部长(Home Affairs),吉隆坡
吴庆瑞 – 财政部长(Finance),马六甲
杜进才 – 副总理(Deputy Prime Minister),霹雳
李光耀 – 总理(Prime Minister),新加坡
王永元 – 国家发展部长(National Development),马六甲
Ahmad bin Ibrahim – 卫生部长(Health),槟城
拉惹勒南 – 文化部长(Culture),斯里兰卡出生,在森美兰和雪兰莪长大
贝恩 K M Byrne– 劳工与律政部长(Labour and Law),槟城

人民行动党以行动来证明一切,说到做到。比如一上任就大力扫黄,紧接着在两年后落实先进的《妇女宪章》,兑现大选的承诺。殖民地政府数十年来都无法解决的住屋问题,人民行动党上台后,迅速推出应对方法,深得民心。

以新马合并来说,通过加入马来亚取得独立的地位,是人民行动党成立的宗旨,也是对选民的承诺,因此势在必行,问题只在于怎么行。

早在1959年,新加坡的经济师吴庆瑞已经对外提出新马共同市场的概念,考量点是新加坡人口不足200万,国内市场狭小。共同市场提供一千万人口的大市场,足以推动工业发展,解决因失业贫困而引起的社会问题。共同市场是加入马来西亚的首要考量,一个独立的新加坡主权国并不是当时政府的想法。这些讯息都可以通过1960年的报章略见端倪。

(1960年的海峡时报有关新马合并的相关报道)

为了传达合并的讯息,李光耀的电台12讲是当时的亮点。最近在SG50的庆祝配套下,政府、国家图书馆与各媒体为12讲重新包装,并通过在国家图书馆举行的《新马合并斗争》展览重温这一段官方历史。

新马合并的时间点上,还多了使许多人心口永远的痛的《冷藏行动》(Operation Coldstore)。这起简称《2·2事件》的大逮捕发生在1962年2月2日,在合并公投前七个月。

在时间点上,《新马合并斗争》展览刚好是《星国恋》被禁止以任何形式在新加坡上映的时刻。这一系列似乎是精心营造的“偶遇”,也带出一个深层的问号:到底是政府不相信人民的智慧,还是对自己缺乏信心?不论是前者或是后者,只会在民间引起“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口口声声说要包容,但行动上又缺乏包容的反效果。例如博客白马非马就称之为“欲盖弥彰”

合并内容


新马合并的全民公投锁定在196291日。为了说服民众,政府加强力度,宣扬合并后的种种好处,简直是百利而无一害。

(合并后的大环境)

(合并后从政的机会)

(合并后的就业与商贸机会)

(合并后的国际地位与自由度)

(合并后的自主权与“大国”机会)

由于合并后的“新加坡州”只保留教育和劳工的自主权,其他都归联邦政府管辖,从人民行动党分裂出来的社阵反对此合并方式。社阵提出的要求是全面合并,完全自治,只有外交和防务由联邦政府负责。联邦指的是合并后的马来西亚。

在新加坡电台的座谈会上,社阵主席李绍祖声称在社阵的合并计划下,由于新加坡同槟城和马六甲三州府(海峡殖民地)具有相同的地位,新加坡公民将自动成为联邦公民。

吴庆瑞直言直语,认为这是无知的“鸟话”。事实上只有在槟城和马六甲当地出生的人,才会自动成为联邦公民,其他的人都必须申请联邦公民权。 


(1962年,在新加坡广播电台进行的合并论坛。左至右:李光耀,吴庆瑞,John Duclos(主席),王永元,马绍尔,李绍祖)

当时新加坡63万人口中,只有32万人在新加坡出生,也就是说只有约一半符合资格,成为联邦公民,而并非李绍祖所说的全部自动成为联邦公民。

当时马来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只答应在新加坡出生的公民将自动成为联邦公民,其余约一半从中国、印度甚至马来亚来的入籍人士,必须符合在联邦居住的条件,并通过马来语测验及格,才能够成为联邦公民。

虽然社阵被将了一军,但也点中行动党政府合并条件的一个要穴,公民权一事必须尽快解决,否则夜长梦多。

人民行动党再显闪电本色,在全民公投前两个星期,征得东姑同意:所有新加坡公民,不论出生地,都自动成为联邦公民。这么一来,新加坡人的地位显然比统称三州府的槟城和马六甲更胜一筹。

公投选项


在三个公投选项中,选民只能选择合并方式,没有不要合并的选择:

A. 新加坡公民自动成为联邦公民,新加坡保留教育与劳工的治理权
B. 以西马各州的方式合并 【注:一些人不能成为联邦公民】
C.  以东马的方式合并【注:内容不明确】

A选项是人民行动党政府的白皮书,新加坡成为马来西亚联合邦的一个州,享有某些自主权。在反对党眼中,新加坡成为联邦的二等公民。

B选项特别强调一些不在新加坡出生的移民,不能成为马来西亚公民。条件当然比不上A

C选项以东马(沙巴与砂劳越)的方式合并,可是没有人,包括人民行动党,清楚东马合并的详细内容。当时东马还在和马来亚政府协商中。虽然如此,选民还是必须在这个莫名其妙,不知所以然的选项下作出选择。当时社阵谴责这是假公投,安顺区的工人党议员马绍尔称它为不诚实的公投。


(当年的公投票。图片提供:徐福华)

社阵坚持新马必须全面合并,新加坡全面自治。由于三个选项都没有不要合并的选择,因此鼓励选民投空白票。

对政府而言,对策简单不过,于是在选举准则加入条文:空白票的意思就是拿不定主意,所以跟随大多数选民的意愿。在总指挥的精巧设计下,选举结果不可能有意外。

联合国前来审查


还有一件很少人提及的往事,就是社阵申诉到联合国(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of 17, the United Nations Special Committee on Colonialism,简称C-17),严厉批评在新马合并议题上,政府处理手法的不合理性。

1962726日,也是公投前一个月,新加坡招待联合国代表团。出席的新加坡代表包括执政党的李光耀和吴庆瑞,社阵的李绍祖和兀哈尔(S. Woodhull),以及工人党的马绍尔。

在会议上,李光耀和吴庆瑞阐述新加坡政局的演变,并表达新加坡政府的立场,驳斥相关指责。联合国17国代表中,只有苏联和波兰两个共产主义国家支持社阵的见解。C-17决定不处理这份申诉。


在这份储存在新加坡国家档案局,编号“LKY/1962/LKY0726C.DOC”的文件中,李光耀和吴庆瑞表示新加坡立法议会已经以330合法通过新马合并,因此根据新加坡宪法,并不存在是否需要通过公投来决定是否要跟马来亚合并这回事。合并是民选国会决定的,社阵只是夸大其词,模糊人民的视线。政府决定合并公投,只是给人民一个选择,希望通过什么方式来加入马来西亚,而不是决定要不要加入马来西亚。

The purpose of holding this Referendum is to present possible alternatives to the people for their choice. The issue before the country is not whether or not Singapore wants merger; the issue is what form of merger it should be. That is why the Government has decided to hold a Referendum in Singapore to find out the desire of the people as to the mode and manner of the merger. 
---LKY/1962/LKY0726C.DOC

也许我们会觉得,在那个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抗衡的年代,当然只有共产主义国家会支持社阵。我们看看C-17的背景:1961年成立的C-17宗旨是“去殖民化”,成立时有17名成员,隔年年底增至24个成员国,维持至今。50余年来,各殖民地陆续独立,目前全世界还有17个殖民地,包括美军的战略地域:关岛(Guam)。

1961年C-17的成员国:

Australia(澳洲), Cambodia(柬埔寨), USA(美国), Ethiopia(埃塞尔比亚), India(印度), Italy(意大利), Yugoslavia(南斯拉夫), Madagascar(马达加斯加), Mali(马里), Poland(波兰), United Kingdom(英国), Syria(叙利亚), Tanganyika(坦噶尼喀), Tunisia(突尼西亚), USSR(苏联), Uruguay(乌拉圭), Venezuela(委内瑞拉) 

C-17在聆听新加坡的汇报时,是否秉持公正的立场,是否受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所影响等,都可能是争议点。我们不可能知道当时各成员国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到底是那17个成员国来自行定论。此外,出席会议的还包括受公认辩才极佳的反对党律师马绍尔。我觉得这些都必须一并考量。



公投结果


关于“新加坡立法议会已经以33:0通过新马合并”这个说法,这是19611120日至126日的立法议会辩论后通过的协议。


当时在国会以投票通过的议题是这样的:

实现新加坡与马来亚联邦重归统一,并取消英国将新马“分而治之”的人为分割的政策,一直以来都是马来亚所有民族主义者公开争取的目标。此立法议会肯定并声明所有真正的马来亚爱国者的首要目标是通过新加坡与马来亚联邦合并,实现这两个地区的统一。

 "That, whereas it has always been the avowed objective of all nationalists of Malaya to achieve the reunification of Singapore with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and to remove the artificial division created by the British by their policy of "divide and rule", this House affirms and declares that the first objective of all true patriots of Malaya is to achieve the reunification of these two territories in a merger of Singapore with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 Singapore Parliament Report 06-12-1961

李绍祖和他的社阵议员、马绍尔、王永元等人提早离席,没有参与投票。另一名反对党人士林有福投赞成票。当执政党在立法议会占有多数议席时,可以主导民主体系下的一出戏。以当时反对党的说法,就是假民主。

这套所谓的“民主”体系多年来依旧实行不误,在党鞭的限制下,党议员即使强烈不满,也必须投下赞成票。唯一的例外是上世纪80年代,人民行动党政府在国会通过时任总理李光耀所推出优生学论,大专女性多生育多优惠,杜进才投了反对票,结果被打党鞭。

1962627日至711日,合并公投法令提出三读,立法议会用了11天进行辩论,每一天都从下午2.30时到午夜。

在日以继夜,疲劳轰炸的国会中,李绍祖提出“公投只需提出一个问题”的动议:要合并或不要合并。林有福不同意重复这个七个月前已经投票决定的议题,提出应该给人民ABC三个选择。虽然李绍祖坚持没有人知道C选项到底是什么,最终国会还是以29:17通过了林有福的动议。

196291日,全民公投,政府的A计划获得71%支持率,空白票 25%

(新马合并公投结果)

今天回顾50年前那场充满变数的新马合并,显然后果就如反对党所见,新加坡成为二等公民,非但没有从中得到共同市场等好处,还必须面对居心不良的极端种族主义者挑起马来人的情绪,引起种族暴动。

为了争取合理的地位,李光耀联合东马提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未几就被东姑逐出马来西亚。一场轰轰烈烈的新马合并实行不到两年就告吹了。对于人民行动党政府,这是一项莫大的挫折,但危机也给人民行动党带来转机,印证了新加坡其实具备独立生存,迈入SG50的能力。


回到未来


回到《狮城700年》的展厅。现在的访客对过去有了更清楚的认知,对新马合并的方式到底作出什么选择?

答案是虽然时过境迁,50余年后的选择跟当年是没有多大差别的。


(时光倒流到1962年,您会如何选择?今天的访客的选择跟当时没什么差别。左边是A计划,中间是B计划,右边是C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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