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February 05, 2016

虎豹别墅左邻的华侨学校

口述:黄延达
执笔:李国樑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2016年1月15日

(文中的“我”为黄延达)

消失的巴西班让华侨学校



阅读了《联合早报·缤纷》的“虎豹别墅的左邻右里”(20151219日),我这个在巴西班让6条石(6英里)虎豹别墅左邻的华侨学校就读的老街坊感触良深,也想凑凑热闹。

华侨学校跟名校华侨中学虽然同样以“华侨”命名,不过没有任何实质的关系。华侨学校是一所已经消失的乡村学校,也是一所政府辅助学校,是《消失的华校》校史展中的漏网之鱼。

母校在1931年创建,亚答屋顶的校舍设在鸦片山附近的村落,以前称为巴西班让5条半石。

上世纪50年代富商胡文虎在世时,捐了虎豹别墅左邻的一片高岗之地给华侨学校,后来兴建了一座两层楼L形校舍,1958年由时任教育部长周瑞麒奠基。周瑞麒的部长生涯并不长久,只当了一届就因为贪污丑闻被人民踢出局。

(学校重建,由时任教育部长周瑞麒奠基。图片来源:黄延达)

当时华校与华校间联合主办活动是颇盛行的,一方面加强学校间的联系与良性竞争,另一方面也可以壮大阵容。华侨学校曾经跟克明、彰德和励群学校举办了多届“四校联合运动会”。

克明和彰德学校跟华侨一样,属于民间的公立学校。虽然这两所学校的校名还保留着,但已经成为政府学校。励群学校由安溪会馆创建,不过已经停办。

学校在高峰期共开了18班,小一到小六各三班。当时的华校有许多华文老师都是作家,积极鼓励学生通过投稿来提高中文水平。在小学生间流行最广的是知识报,知识报停刊后,一些华侨学校的同学将稿件投给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

(当年入学必须在出生证上盖章。图片来源:黄延达)

1978年,虎豹别墅左邻的村落被大火吞噬,25户人家无家可归,不过学校并没被波及,成为一些灾黎的避难所。学校逃过火劫,但却面对华校式微,新生人数越来越少的命运。为了保校,校董只好听从教育部的指示,开办启蒙班。后来附近的居民陆续搬迁,学校在10年后送走最后一批包括我的侄女在内的毕业生。亲眼看着母校被铲泥机铲平,心头难免增添几分情伤。

学校的历史就像一部建国史的缩影



华侨学校创校的时候就跟那个年代的许多华校一样,师资多数来自中国,有些还是国民党员。新加坡在许多老师心中只是一个谋生,可以避开战乱的地方,没想到后来新加坡跟中国一样,卷入战争的漩涡。新中国成立后,有些老师选择回去祖国效力,有些则“马来亚化”,将新加坡当成他们的国家。

当年的会馆社团都会挂上“国父”孙中山的肖像,华侨学校也一样,华社对国的观念可见一般。听大哥哥大姐姐们说,他们每天上课前都向孙中山的肖像行礼。搬来新校舍的时候正好是新加坡自治的年代,孙中山的肖像被收藏起来,改掛各董事的照片如胡文虎、黄富南、李俊承、张汉三等,新加坡独立后改挂尤索夫总统的肖像。

(学校礼堂上张挂着校董的照片。图片来源:MITA-NAS,1963)

学校领导层的身份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角度来见证新加坡的历史变迁。创建华侨学校的校董都是当时的富商,通过支助文化教育来回馈社会。据知第一和第二任校长都是国民党的支持者,日治后担任董事长的黄复康则支持共产党。黄复康先将孩子送回中国受教育,随后自己也收拾行装,回到新中国去了。第三任校长严家国和当时的董事长沈家喜则在巴西班让的社区和公民咨询委员会为居民服务。

总理下乡访问



1963年我还是华侨学校的小学生, 7月份的天气炎热,时任总理李光耀顶着大太阳,下乡访问华侨学校和巴西班让村民,受到学校董事、师生、和乡民的热烈欢迎。那时候新加坡已经差不多为加入马来亚联邦准备就绪,正在等待40天后马来西亚的诞生。

总理面不改容,走上通往山顶华侨学校那道长长的斜坡,一路上跟老师同学握手言欢,大家都被总理亲民的作风所感动。那时总理在学校的“汉三堂”以闽南语演讲,主要关系到新马合并的大事。

(时任总理李光耀在学校董事长的陪同下走上前往学校的斜坡。图片来源:MITA-NAS, 1963)

(时任总理李光耀一路上跟老师们握手言欢。图片来源:MITA-NAS, 1963)

虽然人民在全民公投时选择了成为联邦公民的合并方式,社会上则流传着另一派说法,认为合并是在出卖新加坡。总理解释了新加坡代表团到伦敦谈判是有策略性的,而不是赌博性质。谈判时已认定必须加入马来西亚,问题只在于加入的条件。合并后的共同市场有利于新加坡的工业发展,将会给人民带来更多利益与社会繁荣。

此外,总理称赞华人一路来办教育的精神,殖民地政府百多年来只顾赚钱,忽略了教育及其他社会服务。华社亲自办校,就连现在大家聚集的“汉三堂”都是张汉三先生捐赠的。政府会全力关注教育的发展,照顾人民子弟的教育问题。

新马合并后的日子并不平静,隔年就发生了种族冲突,马来人和华人互相厮杀。这个暴动时期,学校被充作村民的避难所,由身强力壮的男丁轮流看守。隔邻的马来村的村长是巫统要员,他出面表示这个社区的马来人由他管制,会确保华人无恙,结果说到做到。

那个年代新加坡跟东南亚各国一样,面对着赤化的威胁。马共领袖余柱业逃到印尼,经常乘着小舟,来往于苏门答腊和巴西班让之间,虎豹别墅旁的琼泉兴咖啡店是他的联络站。由于华文老师孙先生十分严厉,喜欢用藤条鞭打学生,我曾经因为功课没做好,怕被处罚而逃学,躲在虎豹别墅里头,偶尔跟余柱业碰面。余柱业还会跟我这个小朋友聊天,当时我并不知道他的身份。

风起云涌的年代过去了,新加坡算是经历过一场时代的历练,人民有各自的快乐与遗憾。文中许多名字都成了历史人物,当年的街坊分散到各地,学校简朴的生活或许能够为大家留下珍贵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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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January 29, 2016

地处海角的丹戎巴葛 Tanjong Pagar

原文刊登于《源》2015年第6期,总期118


城南旧事


地处新加坡南端的丹戎巴葛(Tanjong Pagar)一度是“天涯海角”。在新加坡旧地图上,老巴刹、天福宫等老地标前是一片汪洋大海,先民乘着帆船在此上岸。市区的商业金融区则建在昔日的海面上。

丹戎巴葛与丹绒加东(Tanjong Katong)形成海上的犄角,环抱着今天的金融大厦与中央集水区。丹戎(Tanjung)指的是海角,巴葛(Pagar)指的是围栏。顾名思义,丹戎巴葛是个在海角建立起来的围栏。

海角围栏是为了防御剑鱼的袭击,这个古老的故事源自《马来纪年》:丹戎巴葛海面上剑鱼伤人,渔民都愁眉苦脸,不敢出海。有个聪明的小孩想到一道妙策,以香蕉树茎筑成围栏,让剑鱼卡在篱笆上,动弹不得。剑鱼被消灭后,天下太平,渔民又可以开开心心地出海捕鱼了。为了纪念小孩的贡献,此地以丹戎巴葛命名。聪明的小孩下场悲惨,忌才的国王担心小孩长大后会夺取王位,于是借机把他给杀了。小孩的鲜血将山林染红,这就是附近的红山(Bukit Merah)的由来。

这本17世纪初写成的《马来纪年》受到印度文化与区域政治的影响,将神话、传说、史实都融为一体,无法确定到底那些记载是真,那些是假,因此也有人将它当作《封神榜》的“马来版”来看待。将神话故事过滤后,《马来纪年》其实是一部研究本地历史的重要文献。

莱佛士登陆时,丹戎巴葛是个小渔村,海面上建造了捕鱼的奎笼,海人(Orang Laut)在此处悠闲地过日子。东印度公司雇员比莱知道莱佛士发展计划详情后,决定辞官产砖,在丹戎巴葛设立了新加坡第一座砖窑,抢先争得一杯羹。蒸汽船取代帆船后,丹戎巴葛开辟新港口,让大轮船靠岸。海港的发展为华工制造了下南洋的就业机会,掀起移民的浪潮。

日后,这儿的几座丘陵都被愚公移山般夷为平地,例如华莱士山(Mount Wallich)的泥土用来填海兴建罗敏申路,帕玛山(Mount Palmer)则用来兴建珊顿道,帕玛路(Palmer Road)的望海大伯公庙已经不再望海,而是看着集装箱。

丹戎葛的居民过客就在交替的古老传说与城南旧事间各拥一片天。


不再望海的望海大伯公庙

丹戎巴葛组屋区


丹戎巴葛组屋区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由广东民路逐步发展起来,涵盖范围包括被视为中心的丹戎巴葛坊,广东民路和艾弗顿园的40余座组屋。但丹戎巴葛更像个怀旧的历史保留区,古风建筑物营造出婚纱饮食一条街,翻新过的红瓦建筑呼唤起几许五角基的回忆。


丹戎百葛市中心
  
如果说丹戎巴葛是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的福地应该不以为过。第一届林德宪法立法议会选举(1955),李光耀出征丹戎巴葛这个“工人区”,努力克服了“中文有限公司”的障碍,在国会度过了一个甲子(《李光耀回忆录》):

“而那时,我还得到万达街的群众大会上演讲,大约有三万到四万人挤在广场上。我得到一位新闻记者易润堂的协助。我跟他说:“润堂,帮我写一篇简短的华语演讲词。”他帮我写了一页。我花了几天苦练。

他(易润堂)用了一段话:“我们都是诚实的人,我们是一个诚实的政党,而其他人是不可靠的,他们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我就好好练习这篇演讲词。”


1963年的选举是人民行动党与社阵之争,当时位于广东民路(Cantonment Road)的两座组屋虽然已经成型,但还没完工,不能入住。附近居民看着万丈高楼从地起,眼看快要搬入舒适的新家,又有自来水和抽水厕所,不免心头喜滋滋,投了李光耀一票。李光耀表示,如果不是因为那两栋屋子,他的胜算肯定大打折扣。

这两座组屋在千禧年后被拆除,由50层的达士岭组屋取代(The Pinnacle@Duxton),赶在建屋局50周年庆时落成(2010),由86岁高龄的李光耀资政主持钥匙移交仪式。摩天楼不仅标志着新加坡公共住屋政策的另一个里程碑,更见证了新加坡的政治新气象。不过时过境迁下,原址将近两百名住户中,只有两个选择旧址新居。

虽然广东民路跟附近广东人集聚的牛车水相近,但跟早年的广东侨民无关,广东人根据附近的武吉巴梭(Bukit Pasoh)称此地为巴梭尾。广东民路是早年由英国人调派到新加坡来负责守卫工作的印度兵的营地(cantonment)。


丹戎百葛路已经成为婚纱饮食一条街

华族移民社会结构的缩影


丹戎葛出现贫富悬殊,三教九流的生态。它即为贫民区,亦为名人的立足之地。随着大批劳工、码头工人、人力车夫的涌现,丹戎百葛的许多店屋都用木板架成隔间,租给这些“散仔”(单身人士)当估俚房。估俚房的居住环境恶劣,有些散仔甚至睡在楼梯底或是没有窗户的角落,传染病滋生。

另一方面,胡文虎设立了万金油王国的大本营(永安堂,尼路89号),华人富豪成立怡和轩(达士敦山28号),先民创建宗乡会馆与同乡会(鹤山、恩平、顺德、诏安、漳州、南洋客属会馆等),李云龙(李光耀的祖父)、蔡金吉(金吉路)、陈武烈(陈笃生的曾孙,辛亥革命的支持者)等人设置产业, 人民行动党建立总部等(尼路140号)。


(永安堂,尼路89号)

达士敦山(Duxton Hill)、达士敦路(Duxton Road)与附近地段原为豆蔻园,19世纪中改为商店民宅。鸦片馆、赌间、妓院跟着人口发展起来,“风光”了数十年。

产业易主后,俗称“甘榜仔内”的达士敦路住了整街的惠安人,何庄乃三个大姓,其他则姓江黄叶,都跟大姓人家有姻亲关系。当时张家居住在近尼路,何家居中,庄家则在克力路(Claig Road)。克力路俗称“当店巷”,街口对着丹戎巴葛路的当店。

根据街坊何惠珍的回忆,何家是达士敦路的“村长”,除了为“村民”排难解忧外,大选应该选哪个候选人都听他的。当年李光耀和另外两位竞选对手在丹戎葛区参选,都极力邀请村长坐台。村长不需要说话,只要坐在台上,村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这种出现在丹戎巴葛的紧密的氏族凝聚力并不新颖,它代表着20世纪华族移民社会结构的缩影。随着市区的发展,这类氏族的色彩才逐渐淡化。

反清志士的落脚处


丹戎巴葛曾经是被官兵追杀,逃到南洋的反清志士的落脚之地。丹戎百葛中心的金兰园曾为金兰庙的原址,19世纪初成立时福建人称它为祖师公会。上世纪80年代城市重建时,金兰庙才移居到中峇鲁落户。


(丹戎百葛中心的金兰园曾为金兰庙的原址,19世纪初成立时福建人称它为祖师公会)

金兰庙创建于道光十年(1830),可能以道教庙宇来掩护逃难的结义兄弟。当时的金兰庙供奉清水祖师,而清水祖师又是朱元璋追封的护国公,反清的色彩相当强烈。金兰庙闭关不对外开放,跟一般神庙迥然不同,使它更加神秘。

184647日《新加坡自由报》(Singapore Free Press)谈论本地的私会党,提到当时两大对立的帮会:天地会(义兴会)有近两万名会众,关帝会则约一千人。较小规模,没有影响力的帮会则有Cho Soo Kong Hoe等。Cho Soo Kong Hoe是祖师公会的福建话读音,也就是金兰庙,可见这个组织是挺低调的,并不参与争地盘等活动。

新加坡工艺学院(新加坡理工学院)


前金兰庙旁的寅杰(Yan Kit)游泳池不只为居民提供了健康的消闲场所,也是附近的新加坡工艺学院的学生流连之地。


(前寅杰游泳池)

座落在爱德华太子路的前新加坡工艺学院已经屹立了超过半个世纪。当时新加坡工艺学院的工程学术相当于大学的水平,曾经颁发过学士学位。

座落在爱德华太子路的前新加坡工艺学院

初成立时,工艺学院的学生会与属下团体都向社团注册局直接注册,属于独立的社团,不受校方约束。

学生会和一些学生组织相当活跃,参与多项社会活动,因此栽培了一群除了学识以外,还富有领导才能的专业人士。这些学生组织甚至因为被当局认为过于“激进”,发生过逮捕事件。


学生会的会址是栋两层楼独立式洋楼,矗立在现AXA大厦的所在地。对多数学生而言,在会所打乒乓篮球,路边摊寻美食,寅杰游泳池嬉水等都是课余的共同记忆。虽然泳池已经填平了,但还可以在典型的入口和颜色地砖下寻找昔日的倩影。


(AXA大厦座落在新加坡工艺学院学生楼原址上)

(新加坡工艺学院学生楼)

马来亚铁路局


当年在工艺学院就读的有许多来自大马的学生。农历新年前,同学们跟许多在本地工作的联邦工友回家过春节,拎着大包小包的课本年货,兴高采烈地聚集在丹戎葛火车站。喧闹的火车站洋溢着浓浓的生活气息,拥挤的人潮中有咸咸的汗水味,有掩饰不了的归家游子情,也有含蓄拥抱、难分难舍的情人亲友,千言万语中少不了叮咛与祝福。

(丹戎巴葛火车站内)

联邦同学在马来西亚接受六年的中学教育,年龄比本地学生大了两年以上,站在一起成了大哥大姐。他们都有语言天分,华英巫语方言都难不倒他们。谈起乘火车的滋味,车窗外的风景就像坐巴士一样,但回家的路似乎很漫长很遥远,那种归心似箭的乡情是我们来来回回离不开小岛国所难以理解的。

火车来了,又走了;长长铁轨,节节列车,载走了几许欢乐,几许思念。1932年马来亚铁路局(FMSR)以靠近海港的丹戎巴葛火车站取代穿梭于市区的登路(Tank Road)火车总站,方便货物转运与船客。如今,我们更期待川行于裕廊东和吉隆坡的高铁,中午到吉隆坡会老友吃午餐,再回来继续作业的日子不是梦。

三足鼎立的典型地标


在没有高铁和汽车的年代,新加坡的街道上有马车牛车,也有人力车。人力车原自日本,后来传入中国,再从上海引入本地,A级的人力车装上橡胶轮胎,原料来自新马。人力车每半英里(0.8公里)3分钱,两毛钱就可以包车一个小时了,深受乘客欢迎,很快的引起车满之患,频频发生车祸。


(A级人力车)

1888年,殖民地政府设立俗称车牌馆的人力车局(Jinricksha Station)来专门处理注册、执照、价格和控制数量等。车牌馆座落在丹戎巴葛路、尼路和麦士威路的交界处,跟前金华戏院(重庆戏院)和麦士威路巴刹三足鼎立,各占一方。此地原为青水亭,是个华人坟场,后来被生人霸死地,才将坟场搬到“偏远”的碧山。

战后殖民地政府严禁人力车,车牌馆由卫生部接管,成为“妇孺诊疗所”,但大家还是习惯到“车牌馆”看病。由于牛车水人口密集,车牌馆跟过去一样人山人海。

(俗称车牌馆的人力车局,背景就是以大熊星座(北斗七星)排列的达士岭组屋)

来自星星的你



丹戎葛还出现了常说的北斗七星,也就是大熊星座。奇怪了,新加坡地处赤道边缘,怎么可能看得见北斗七星呢?

这里指的是那七座50层达士岭组屋的位置,正好形成北斗七星的格局。古人有云:“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可见中国古代已十分重视北斗七星,甚至将北斗七星的方位作为更换季节的标志。北斗七星指向北极星,成为帆船年代引航的坐标。

达士岭组屋的前身经历过新加坡建国与独立的进程,见证了旧貌新颜的时代变迁。如今丹戎葛的地标以北斗七星的姿态出现,跟新加坡近代史前呼后应,非但为丹戎葛增添时代感,更为这个历史悠久的老区保留着人文的魅力。

附记:地方俗名
巴梭尾:广东民路
甘榜仔内:达士敦路
当店巷:克力路
青水亭:麦士威路华人坟场
车牌馆:人力车局,妇孺诊疗所
祖师公会:金兰庙
新加坡工艺学院:新加坡理工学院 

相关链接
是谁造就了莱佛士
The East India Company
挽歌
金兰庙
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
走在铁路旁
上茶楼

Friday, January 22, 2016

虎豹别墅的左邻右里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5年12月19日

依山而建的虎豹别墅原为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兴建的花园,日战时期被日军充作海上防卫肖站,修复后成为名噪一时的旅游胜地。

虎豹别墅通过栩栩如生的雕塑,将丰富的民间故事呈现在眼前。十殿阎罗的地狱场景警世意味格外鮮明,在教育不普遍的年代,巧妙地传达了华人的传统价值观。

虎豹别墅这么好玩又免付费,难怪许多家庭都扶老携幼,佳节游园,累积了数代老少温馨的记忆。虎豹别墅的左邻右里同样多姿多彩,深具时代意义。

(跟虎豹别墅街坊黄延达(左),民俗收藏家陈来华(中)游园。2015)

虎豹别墅的左邻


老街坊黄延达是虎豹别墅的左邻,在这块背山面海的福地成长。二战后父亲和大伯以800元合资买下他居住的木屋,上世纪70年代末屋子被祝融吞噬后,才搬到武吉巴督的组屋。

(虎豹别墅旁的地形。图片根据1969年新加坡街道图修订)

(老街坊的吃风厝。照片提供:黄延达)

那个年代的虎豹别墅前晚风伴斜阳,白浪逐沙滩,坐在绵长的海边吃马来沙爹,有说不出的浪漫快活。

沙滩的地势低,涨潮时海水将沙地覆盖过。每逢八月十五,潮水还会涌上陆地,路面变成汪洋,成为中秋佳节的风景线。

(虎豹别墅前的沙滩。NAS 1950s)

虎豹别墅旁的地铁站出口处曾经是“妈祖宫与祖师公宫联合庙”的所在地,供奉圣母娘娘和丹道始祖二尊真人,二尊指的是撰写《参同契》和《悟真篇》的两位道长。

跟本地许多华人庙宇一样,每年的三月廿三妈祖诞和八月初十祖师纪念日,沙滩上都会搭起戏台演酬神戏,答谢神灵庇佑,祈求合家平安。

(巴士车旁的联合庙。图片来源:NAS 1950s)

浪尖逐梦的咖啡店


老街坊对联合庙附近那两层楼的“琼泉兴咖啡店”记忆良深。琼泉兴汇集了三教九流,既是街坊的情感联络站,火灾后发放捐款的救济站,各路人马的“交通站”(情报站),也是偷渡客的落脚站。

在《浪尖逐梦》这份前马共领袖余柱业的口述历史档案中,余柱业提起从廖内偷渡回新的经历,第一次的心情格外紧张,以后则习以为常。他在“旧Pasir Panjang那边上岸,靠近虎豹别墅旁门,靠近海边有一个咖啡店,经常都有一些这样的来往者。”

《浪尖逐梦》所提及的咖啡店,就是琼泉兴。

名流故居


琼泉兴二楼住着一位名叫殷碧霞的华族妇人,街坊尊称她为先师嫲。先师嫲口操流利的英语和闽南话,家里挂着基督的肖像。上世纪60年代搬来后,由黄延达的母亲为她打理三餐。黄女士擅长家乡菜,先师嫲吃得开心,体质日渐改善,发薪时经常额外打赏。

(1963年,时任总理李光耀先生到巴西班让访问,村民夹道欢迎。NAS 1963)


(为先师嫲打理三餐的陈凤女士,今年96岁,祖籍金门欧厝山,二十岁南来。图片来源:黄延达)

先师嫲来头不小,她是本地先贤林文庆医生续弦,儿子林炳汉是赫赫有名的赛车手,常驾着跑车来探望老人家。村民中有不少赛车迷,轻易的跟名人打成一片。

先师嫲的女儿熟知西欧游客寻幽探胜、尽享异族风情的口味,在琼泉兴旁所经营的狮子城夜总会,以“马来西亚本土色彩的舞池与冷气餐厅”为卖点。

1964年夜总会开幕时,邀请新加坡旅游协会的事务主任剪彩。事务主任说“新加坡是个游客的天堂,只是缺少热带风情的消闲场所,狮子城夜总会正好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如果不是因为特殊的社会地位,真难想象夜总会开幕都可以由官方剪彩并且上报。

巴西班让也吸引过其他社会名流前来落户。19世纪的章芳林是这里的产业大亨,我们曾经在附近挖掘出章芳林家族遗留下来的界石,捐献给文物局。20世纪中叶,还有其他名人如上海书局的创办人陈岳书入住。

我向陈老先生的后人陈蒙志先生提起此事。陈蒙志表示和平后,父亲带着他们一家人从印尼回来,在海边的浮脚屋度过了他的童年。他风趣地说屋子就建在水面上,从木板缝隙间往下望,小鱼儿在脚下游来游去,感觉非常新奇,因此记忆格外深刻。

右里的日战遗迹


如果虎豹别墅的左邻是个人文之地,它的右里则是一段血的记忆。

新加坡沦陷前,街坊看到一群形容疲惫,衣衫不整,还带着斑斑血迹的澳洲军沿着巴西班让路走向市区,大家都心里有数。

巴西班让除了是进入市区的最后一道防线外,也面对海战的威胁,因此英军曾在虎豹别墅前的海滩上兴建碉堡。1967年在沙滩上兴建一个供渔民使用的小平台时,建筑公司面对着这个弹痕累累的日战遗物显得不知所措,只好派员工“驻守”了一段时日。

(虎豹别墅前的沙滩上,曾经有一尊日战碉堡。图片来源:NLB 1950s)

我们对比了旧地图后,在巴西班让路边的草地上找到一小片洋灰地,两旁的大树根都绕道而过,可见有些异物埋在地底。老街坊相当肯定地底下就是儿时戏耍的碉堡残骸。

沿着巴西班让路,距离虎豹别墅不远处的第二科学园路口有另一尊碉堡,可能是马来军团在最后保卫战时所使用的。发完最后一颗子弹后,敌对双方进行惨烈的白刃战,鲜血染红了鸦片山。日军在巴西班让战役伤亡惨重,恼羞成恨,冲进亚历山大医院肆意杀戮,超过200名医疗人士与伤兵罹难。

(第二科学园入口处的英军碉堡)

箱运码头


同样是1967年,国家发展部长动议将巴西班让发展为箱运码头。由于大规模的填土将严重打击渔民的生计,时任总理李光耀亲自向村民晓以大义:这个海面好比小面包,只能养活一个小渔村;如果发展成海港,可以养活全新加坡人。

十年后,巴西班让沙滩被西海岸公路和批发中心覆盖过。箱运码头随着新加坡的经济腾飞,迅速发展成为顶尖的海港。

原来的讨海人家放弃了捕鱼生涯,而李光耀并没有令他们失望,兑现了“全民共享大面包”的承诺。

如今回想起这段往事,岁月就像虎豹别墅斑驳的雕塑,老街坊清晰的经历都成了昔日风采。花开花落中,一代人会延续着前人的故事,继续谱写新篇章。不过,我们都希望会是些美丽的回忆。

相关链接

Friday, January 15, 2016

祈福旗Hinomaru Yosegaki

个人化的国旗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历史展厅有一面日本国旗,旗帜上书写着“祈武运长久”,“赠竹川一郎君”,显然这面旗帜归竹川一郎这名军人所有。此外,旗帜上还有“湊川神社”四个大字和湊川神社的红色盖章,并且有多人的签名。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历史展厅所展示的日战期间日军随身佩戴的祈福旗。祈福旗原为“大日本帝国”国旗,身边亲友或同僚伙伴在旗帜上签名并写下祝福语)

(祈福旗上湊川神社的红色印章)

一般上这些旗帜上的签名和祝福的话语来自士兵的父母家人、亲朋好友、邻居村民等,有些则是部队里头一同执行任务的同袍的签名。有些军人带着旗帜去神庙膜拜,盖个神社的印章,祈求神灵保佑,然后带着这面旗帜远征。

在旗帜上签名是为了祝福旗帜的主人在战役中获胜。这些签名围绕着旗帜中心的红太阳,向外扩散开来呈辐射状。看来这是祈望日军能够威力四射,像太阳一样发出万丈光芒。

神户的湊川神社(Minatogawa Jinga)的主神楠木正成(Masashige Kusunoki 1294 – 1336)是一名骁勇善战,忠贞不二的武士。日本军人都喜欢来这里祈求楠木军魂保佑,盖个神社的印章以保武运长久。

由于日本文化里只有神才可以凌驾于国家之上,因此这些国旗上的印章都是神社的印章。若是盖上个人的印章,那就表示个人高于国家高于天皇,是天理难容的。不过战争期间是否有异数,必须看多一些旗帜后再下定论。

Hinomaru Yosegaki


这种旗帜叫做 Hinomaru Yosegaki,翻译过来就是“祈福旗”,参与日战的联军称之为“Good Luck Flag”。

在网站上看到有些人将Hinomaru Yosegaki翻译为“日章旗”,不过日章旗(Nisshoki)的意思为日本国旗而不是祈福,因此称为“祈福旗”会比较恰当。

日战期间,有些联军兵士从死去的日军身上或头盔里搜出这些祈福旗,当作战利品收藏。祈福旗原为白色,经过多年岁月的沉淀后已经泛黄。

澳洲战争纪念馆中有一面属于日本士兵铃木诚的祈福旗,上面写着“山仓大神”。显然是在出征前,祈望山大神保佑铃木诚。这面旗帜是澳军在战场上搜获的战利品。

澳洲战争纪念馆中属于日本士兵铃木诚的祈福旗。图片来源:互联网)

物归原主


日本统治了台湾50年,在战败协议下将台湾归还给中国。战争期间,被日本派往前线的台湾军人也使用类似的祈福旗。例如通过其中一面祈福旗上的文字,我们知道这面旗帜的主人是吴德传,他是台农义勇团的一名日本(台湾)士兵。吴德传在1944年上海近郊市战亡时,身上的祈福旗被美军带走,如今正在通过OBON SocietyOBON 2015)寻找遗属,希望能够完璧归赵。

(图片来源:台湾自由时报

关于归还祈福旗,虽然在网上还可以看到ebay在拍卖相关物品,但相信战争结束70年是一个转机,提供了老兵和家属反思的机会。一些还活着的联军在离世前都有将原物“回归”的心愿。他们认为当年大家在战场上各尽其力,但如今时过境迁,希望通过归还祈福旗来化解战火累积的仇恨。

例如“RETURNING YOSEGAKI HINOMARU”通过博客记载了“回归”的故事。他是一名美国人,表示父亲收藏着一面老旧的日本旗,这面旗帜跟旧钱币、明信片等放在塑胶盒里。

每当有人将这面旗拿出来的时候,父亲总会重复着相同的故事:“这是你的伯父交给我的。二战的时候,他杀死了一名日本兵,这面旗藏在这个战亡的兵士的头盔里。”

到了近期,父亲加多了一句话:“我希望能够找到这名兵士的家属,将这面旗归还给他们。”

通过OBON Society,他们找到这面旗的主人Mr. Ueda的遗孀,她乐意保存这份属于丈夫的遗物。201531日,这面旗终于归还到Mr. Ueda徐徐老矣的妻子、女儿、女婿和孙子手上。

美国NWPRNorthwest Public Radio)在2015325日报道了Tom Banse的“Aging U.S. Veterans Seek To Return Captured WWII Flags To Japan”。

Tom Banse表示一些老战士希望将太平洋战争时取得的日本旗归还给主人的家属,其中一些已经过世的老战士的妻子和孩子也加入这个“回归”的阵容。

例如Buck Weatherill隶属美国第41步兵旅(U.S. Army's 41st Infantry Division),二战期间在东南亚的森林和沙滩打过多场仗。战争末期经历过一场惨烈的战役后,他和他的同僚们在战场上寻找纪念品。

Buck Weatherill 说:“那是一名死去的日本士兵,旗帜在他的口袋露出一角,我将它拿走了。” Buck Weatherill表示那面旗的空白部分都写满了文字,这类战利品在当时是很普遍的。

70年过去了,Buck Weatherill已经93岁,他的女儿们建议将战利品归还给原主人的家属。Buck Weatherill认同这个做法:“我想战争已经过去了,我们已经不是敌人,我们是朋友,他们是应该将旗帜拿回去的。”结果这面旗送回去了。

美国华盛顿州的美日夫妇Rex Keiko Ziak(惠子)去年成立了OBON 2015 (如今称为OBON Society),通过此非营利组织来收集和归还日战旗帜给遗属。对Rex Ziak而言,这些旗帜可能是死去的士兵最后的遗物,家里的妻子、孩子、兄弟、姐妹都失去了他,只有最后的遗物可以留给大家一点思念。

Rex Keiko Ziak。图片来源:K5Western Washington's Home Team

到了20161月,共有49面祈福旗归还给死者家属,另外超过120面旗帜正在处理中。

对当年许多被征兵参战的军人而言,祈福旗给予他们希望和情感上的慰籍。此外,“武运长久”也是日战期间被大力鼓吹的“武士道精神”,要他们做好军人该做的事。他们生长在一个错误的军国主义时代,人生没得选择,只能相信作为一个好的军人,为国家为天皇牺牲将为家人带来荣耀。或许他们的家人族人并不期望他们会活着回来,70余年后回归的祈福旗算是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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