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新加坡他族人士的慈善情怀（下）

原文收录在《新加坡的凝聚力》（2023年），新加坡培群学校出版。

欧亚人与犹太人

本地的欧亚人和犹太人属于小群体，常住人口中少过1%。一个世纪前，新加坡欧亚人协会在政府支援下成立，协会秉持着一贯崇尚民主的精神，大门为有需要协助的新加坡人和外国人开放，任何需要接济的人士都可以提出申请，不会因为宗教、文化与国籍而被拒于门外。

犹太人麦雅对社区内外的慈善事业向来慷慨，主要功绩是奠定本地高等教育的实力。他所成立的麦雅信托基金（Manasseh  Trust）乃莱佛士学院的主要捐助者之一，莱佛士学院发展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武吉知马校园内的Manasseh Meyer Building已列为国家古迹。

新加坡国立大学武吉知马校园内的Manasseh Meyer Building已列为国家古迹

 

对于犹太社区，他所留下的遗产是新加坡的两座犹太教堂： 140多年的Maghain Aboth会堂和约120年的Chesed-El会堂。以他名字命名的犹太教育机构仍在运作。至于他和另外三名犹太人买下的摩绵路土地则用来建造犹太公墓，如今发展为医疗与护理中心。

 

印度与斯里兰卡移民

本地的建设一向来都离不开印度客工。开埠初期，英国东印度公司将印度的罪犯流放到本地，让他们参与城市建设，持续半个世纪后才转移阵地。同时期到达新加坡的有印度商人、政府文员、军人警察等，跟华人先民一样以男性居多。

殖民地年代的本地印度移民人口中，劳工占80%以上，中产阶级人士如教师、公务员、警察、记者、护士、书记等约5-7%，商人少于10%，社会精英如医生、律师、高级公务员约0.5%。从斯里兰卡来到新加坡工作的人士多数为中产阶级与精英人士。

本地的印度人多数信奉印度教，当然亦不乏印度回教徒和基督教徒，估计跟印度国内相似：80%信奉印度教，14%回教，6%其他信仰。19世纪初的印度移民已经将家乡的宗教信仰带到新加坡，兴建庙宇让族人有个聚集的场所。大坡桥南路的马里安曼庙和詹美回教堂、直落亚逸街的纳宫神社都是历史悠久的庙宇，古老的建筑提供珍贵的印度移民记录。

直落亚逸街的纳宫神社：古老的建筑提供珍贵的印度移民记录

 

印度教通过“债务”的概念，将行善布施引入教义中。一个人出生时，有三笔债务需要以一生来偿还。人诞生之前，地球上已经出现许多其他昆虫、动物、植物等，人类在生态平衡下所得到的生命出自神的恩典，因此对神有所亏欠。此债务称为 "Deva Rin"，必须通过宗教行为来偿还。其中一种还债的形式是通过捐赠，将现金或珠宝捐赠给寺庙，用来照顾社区内的穷人。一般没有经济实力的妇女在庙宇帮忙煮食，为贫困人士提供免费食物，在家做个贤妻良母，将传统习俗传授给孩子。

锡兰人的情形是类似的，他们在加东创建的印度庙Sri Senpaga Vinayagar Temple，成立妇女理事会提供家乡美食给单身汉。

印度先民跟华人新客一样，在本地立足后召集同乡人到本地工作，有些在他们的住家当家佣和司机，他们负责为同乡人提供住宿，供养孩子读书等。

有些“个体户”如K. V. Parameswara Aiyer，于1923年在加东开设私立小学，为居住在那一带的华印巫族同胞提供与白人同等的教育机会。

印度回教徒的行善方式跟阿拉伯人相似，从印度来到本地的回教徒商人和货币兑换商也建立捐赠基金，今天新加坡总共有14个由印度回教徒建立的捐赠基金。

芽笼的Khadijah 回教堂是于20世纪初通过Hajjah Khatijah的捐助基金兴建的。Hajjah Khatijah女士有先见之明，指定使用捐助的款项兴建教堂和两间店屋，通过店屋的租金来维持教堂的运作。

较易被忽略的是在南洛街（Dunlop Street）一角的阿督卡夫回教堂（Masjid Abdul Gafoor）。木造的回教堂早在19世纪中叶完工，为南印度回教徒、附近居住的巴韦安人和驯马师提供祷告场所。20世纪初在南印度回教徒阿督卡夫（Shaik Abdul Gafoor）的捐献下，改建为砖造建筑。阿督卡夫边赚钱边捐献，回教堂还没完工已经往生，由其他教徒补上。阿督卡夫回教堂融合阿拉伯、摩尔与欧洲文艺复兴的建筑风格，成为小印度独特的风景线。

印度籍回教徒阿督卡夫边赚钱边捐献，地处南洛街一角的阿督卡夫回教堂

 

天主与基督教会

对于19世纪来到新加坡的华人社群通过庙宇、社团和帮会互助求存，大家并不陌生。那个年代的新加坡，来自英国和其他欧洲地区的慈善组织则较少报道。其实开埠的年代，来到新加坡的不乏罗马天主教徒、法国和英国传教士。

市区的善牧主教座堂内的中文石碑让我们了解到早在1848年，教堂已经有位来自广东惠州府的朱若望牧师。当时在武吉知马种植园区工作的华人劳工，纷纷步行到市区寻求牧师的援助，一来一回可花上整个休息日了。武吉知马有许多华工，19世纪中叶由法国传教士于武吉知马上段创建的圣若瑟天主教堂，对象就是甘蜜园的员工。

同时期的后港乃本地另一个主要种植园区之一，法国传教士于后港七条石创建圣母圣诞堂（Church of the Nativity of the Blessed Virgin Mary），显然是为种植员工服务的。历史悠久的教堂见证后港的变迁，也形成该地区潮州天主教社群的核心，仍然保留着以潮语传播福音的传统。

典雅的赞美广场 （CHIJMES）乃Convent of the Holy Infant Jesus Middle Education Schools的简称。CHIJ就是天主教圣婴女修道院，MES代表曾经在这里落户的女校。赞美广场以小餐馆和露天酒吧为卖点，从前的园区内则有圣婴女校、圣尼格拉女校、孤儿院、教堂和宿舍，人文风貌浓郁。

19世纪中叶，传教士买下这里的屋子的目的是设立学校，让本地女子受教育。当时，法国修女 Mathilde Raclot 和三位同伴从槟城来到新加坡后立刻成立圣婴女校，十天内接收将近40名学生，其中包括16名孤儿。

圣婴女修道院持续扩展，为孤儿兴建“育婴堂”（Home for Abandoned Babies），直至1982年才停止运作。

这些被遗弃的孩童来自穷困或破裂家庭，有些则因家长迷信而被遗弃，譬如虎女被视为不吉利，因此虎年出生的华族弃婴特别多。弃婴没有出生证，无名无姓，家长只是将他们放在修道院门外，有些放封红包在门口作为谢礼。早晨修女打开门，将弃婴抱入孤儿院，让他们有重生的机会。久而久之，面对维多利亚街的这扇门就成为希望之门（Gate of Hope）。

这些女孩子多数读完小学，课程包括烹饪、女红、打扫等，少部分顺利修完中学。学校让女生有机会读书，学习家庭以外的知识，扩大视野，在重男轻女的年代开启另一扇希望之门。

修女们通过唱圣歌、缝纫、庆祝会、到中央医院病楼当护士、照顾老人与孩童等活动来筹集运作资金。

随着二战蔓延至新马，圣婴女修道院取代政府的保良局的管理任务。没多久，日军政府解散保良局，女孩们分散到全岛各个慈善中心。

圣婴女修道院（赞美广场）的“育婴堂”直至1982年才停止运作。摄于圣婴女修道院

  

伦敦女传教士Maria Dyer于1841年前往中国时在新加坡停留，发现一群流落街头的华族女孩，原来是被富人遗弃的奴婢。她得到政府的允许，在小坡成立收容所，创建新加坡第一所女校“新加坡女子学校”（The 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日后发展为St Margaret’s Girls’ School。

澳洲女传教士苏菲亚修女于19世纪末来到新加坡，一年内拜访800户家庭，鼓励母亲们让女孩子读书。在一群土生华人的协助下，终于成立Fairfield Methodist Girls’ school, 和Methoidist Girls' School，以及为被遗弃的女孩设立的女子寄宿学校Nind Home。

小印度一带的甘榜加卜有座成立一个世纪的真光堂，由英国传教士为附近居住的福州人和兴化人所设。这些来自福建省的早期华人多数当人力车夫和三轮车夫，到教堂免费看病和进食，有空的时候坐下来听牧师讲道，真光堂所发挥的是类似于美索不达米亚古文明的慈善女神伊丝塔的功能。

 

现代客工的援助组织

冠病疫情前，本地有98万名工作准证持有者，其中包括25万名女佣，28万名建筑工，44万名其他各行各业的劳工。他们通过中介前来异地谋生，客工援助组织情义之家（HOME）这类非政府慈善组织为客工提供可依靠的臂弯。

成立于21世纪初的情义之家总部设在新加坡，致力于为遭受虐待和剥削的客工赋权和提供支持，通过外展项目和公共教育促进客工对本地的了解。

近期情义之家协助印尼女佣芭蒂·莉雅妮（Parti Liyani）跟检控官的官司，在本地引起不小的震荡。案件源起于樟宜机场集团主席向警方报案，指前女佣莉雅妮偷窃他家的财物。国家法院的初审法官判定莉雅妮所面对的四项控状罪成，坐牢26个月。初审法官认为莉雅妮犯下偷窃罪是出于贪婪而不是需要，加上毫无悔意，因此必须加重惩罚。

莉雅妮不服判决，上诉案由高等法院负责审理。高等法院法官推翻原判，全部控状都不成立，莉雅妮无罪释放。打官司的四年期间，情义之家为莉雅妮提供住宿与人道援助，打这场艰难的战役的律师也是无偿的。

 

为流浪者搭个屋檐

许多人眼中，新加坡丰衣足食，不可能发生露宿街头的事件。实际上，2016至2018年间，平均每年有290名无家可归的人士，接受社会及家庭发展部（MSF）的协助。

290人只是冰山一角，流浪汉的实际人数远远超过该数目字。当时我们可在汽车天桥底、组屋楼下、公园、海边甚至快餐店看到或风餐露宿，或长期搭起营帐，或躲在屋檐下过夜的人士，白天自行散去，踏上各自的征途。有些在海滨受访的人士表示喜欢大自然，隐瞒无家可归的事实。

由于街头流浪汉多数不会主动寻求援助，2017至2019这两年，社区义工采取主动，率先接触街头流浪汉，MSF再介入提供针对性的援助。

2019年7月，MSF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要求民间组织拔刀相助，辅助政府为流浪汉提供安全（safe）、稳当（sound）、睡觉（sleeping）的避风港（places），这个落脚处称为S3P（Safe Sound Sleeping Places），参与的组织包括佛牙寺、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

2020年发生冠病疫情，许多公众场所都被封锁，突然间缺乏安全露宿的地方。这时候，更多教会以及樟宜路的Kassim回教堂参与S3P，建屋局则拨出一些空置的租赁组屋让民间帮忙运作。目前本地共有35个S3P民间组织，收容约700名无家可归的人士，投宿的群体扩大到之前因为航空管制而回不了家的外国人。此外，本地也有一些家庭为流浪者伸出援手，打开大门让他们免费入住。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黄国和是SW101（社会工作倡导组）的负责人之一。2019年初，他连同蒙福关怀（Monfort Care）和其他主导人走上街头，探讨流浪汉的课题。

同年底发表的报告显示，新加坡有约1,000名无家可归的人士，主要是年纪偏大的华人男子，50岁以上的约六成，88％是男性，四成单身。受访的88人中，约四分之一每天只吃一餐，超过一半露宿街头一年至五年，约三成露宿已有六年或者更长。大部分无家可归者都有低薪工作，主要从事散工、清洁工、保安等。可见某些劳动领域的薪资情况恶劣，即使有工作亦未必足够应付日常生活的开支。

当然“无家可归”未必是真的人人都无家可归，而是指有些人“觉得自己无家可归，不论他们是否拥有房产或租赁屋子”。流浪汉露宿街头的原因很多，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名下有政府津贴的租赁组屋或自己购买的组屋单位，由于跟家庭或室友关系糟糕，忍无可忍才离家出走。其余约四分之三的露宿者面对严峻的经济压力，譬如欠债或是离婚等，被迫变卖房产，导致日后没有能力再找间房子居住。

杨厝港福音堂（Yio Chu Kang Chapel）是其中一家伸出援手的组织，晚间将地底停车场转型为临时宿舍， 为15名流浪汉提供遮风挡雨的落脚处。单人床、储物柜、洗衣机、厕所、冲凉房、WIFI 等基本设施都不缺，需要的话还有免费餐饮，有时候教堂的义工前来跟他们一起聊天。早晨流浪者卷起包袱，收拾干净后离开教堂，不干扰日间的正常运作。

这群晚间寄宿的人士都是男性，年轻的只有18岁，因跟家庭不和而长期不回家；年长的70多岁单身人士积蓄不多，真的是无家可归；也有生意失败的人士，从谈吐中可看出他们与众不同，知识面广，走投无路下只好暂时忍辱偷生。

疫情阻断措施期间，家庭成员必须窝在狭小的空间，没有什么机会透气的情况下，增加家庭暴力的机率。不论起因出自阻断措施或是其他，受害者都必须找个安全的地方寄宿，避免遭受更大的伤害。目前本地有四个MSF资助的庇护所，提供220个床位。一般上寄宿人士可居住长达六个月，由社工协助他们寻找长期住宿和工作。

 

总结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古今中外都有与慈善相关的哲学与宗教概念，慈善的侠义情怀并没有消失过。本文打开现代新加坡两百年的面貌，不难发现各族群的生活习性与相应的思维模式对慈善事业的影响力相当强大。宗教崇善去恶，潜移默化中鼓励信众以宗教之名行善，跟中华文化的教导并没有抵触之处。正是此人性化的表现，提供本地民间互助的动力。

 

主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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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Lin Ooi, Philanthropy in Transition: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Asian Women and Philanthropy in Singapore, 1900-1945, Philanthropy in Asia: Working Paper No. 2, May 2016.

“过去10年三大种族收入皆增 马来家庭增幅最高”，《联合早报》2021年6月19日。

李国樑，“保良局的前尘往事”，《源》2013来临第4期，总104期，新加坡宗乡总会出版。

李国樑，“本是同根生：新加坡的马来社群”，《源》2015年第5期，总117期，新加坡宗乡总会出版。

李国樑，“闪光灯下：通过旧照片追踪新加坡印度人的历史”，《源》2015年第5期，总117期，新加坡宗乡总会出版。

李国樑，“实利基路与两座山：苏菲雅山和艾美丽山”，《源》2019年第2期，总138期，新加坡宗乡总会出版。

李国樑，“为流浪者搭个屋檐”，https://navalants.blogspot.com/2021/05/blog-post_28.html accessed 24 June 2021。

李国樑，“文化之旅: 滑铁卢街（四马路）多元族群的印记”，《源》2018年第6期，总136期，新加坡宗乡总会出版。

李国樑，“争议性的社群：欧亚族对新加坡的贡献”，《源》2015年第5期，总117期，新加坡宗乡总会出版。

人力部网站，accessed 25 April 2020。

相关链接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新加坡他族人士的慈善情怀 （上）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新加坡他族人士的慈善情怀 （上）

原文收录在《新加坡的凝聚力》（2023年），新加坡培群学校出版。

引言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出自白居易的《忆江南》，如果“春来江水绿如蓝”引申为社会的文化价值观，那么“日出江花红胜火”可以象征人性的光辉。至于如何鼓励人们散发出人性之美，赋予慈善精神持续的生命力，许多中文文献都已探讨过相关的本地华人慈善事业课题。

本文着重于通过古代衍生的慈怀概念，回顾古今的慈善表达方式，其他族群、社会组织，以及不同时代的外在因素对相关事业的影响力。虽然文中提出一些慈善家的名字，但不可忽略许多隐藏在背后默默耕耘，只求心安的志愿者。

 

慈怀哲学思想放诸四海

传统中华文化有三大功德：建桥，造路，挖井。《礼记》 “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讲的是生活态度；孟子“性善说”发掘人的潜在价值意识，讲的是人性。这些两千多年前的学说，将中华文化从社会功德实体提升至精神高度。

源自古代的慈怀哲学思想并不局限于中华文化，譬如美索不达米亚古文明，慈善女神伊丝塔（Ishtar）就是个古人眼里的医疗、宗教与慈爱的结合体；希腊的 “philanthropy”词源出自2世纪希腊祭司普鲁塔克（Plutarch）所推崇的 philanthrôpía，就是“人性的爱”。Philanthropy 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因为它强调人性，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概念。

有组织性的宗教活动出现后，西方基督教会衍生出“charity”这个新词汇。回教的天课（zakat）和施济（sadaqa），则以真主之名，融入宗教传统和社会责任。对东方社会影响深远的佛教，《观无量寿经》说道：“佛心者，大慈悲是，以无缘慈摄诸众生。” 当代新加坡的中元节标会和观音堂佛祖庙的香油钱等，都是民众支援慈善公益的具体表现。

东西方的宗教哲学与古文明的共同点是提倡信众发挥博爱的侠义精神，而非为了表面的荣耀而行善。

有些社会人士质疑宗教组织的出发点，通过教义宣扬慈善，其实以达到招纳信徒，扩大善信队伍为目的。无可置疑的，传教士当然希望受到恩惠的人士能够壮大他们的队伍，但这只是可能的结果，不是必然的结果。

我们可以将philanthropy作为长期、持续性的策略来考量，包括如何解决贫穷问题，让受惠人士自强等。charity则是短暂的活动形式，譬如做一场慈善秀，在社交场合号召大家捐款，通过公益网站鼓励定期捐款等来达到短期目标。

 

现代社会衡量利益得失的复杂性

就华人移民而言，先民下南洋不外是为了一口饭。有机会发迹的人士，将传统功德提升到照顾族群的生老病死，相继出现庙宇、坟山、社团、斋堂、医院和学校等。这些都是本地民间回馈社会的“原始”方式。

过去的年代亦出现过对本地影响深远的他族人士，包括阿拉伯人阿裕尼（Syed Omar Ali Aljunied），犹太人麦雅（Manasseh Meyer），澳洲女传教士苏菲亚（Sophia Blackmore）等。

根据2020年的统计数字，本地家庭每月平均工作收入超过一万元，基尼指数为0.452（政府津贴与扣税后为0.375），家庭月入1200元以下的约占20%，贫富差距不容忽视。民间个体性的慈善行为一般从家庭与朋友圈开始，譬如家庭成员间互相接济，朋友给帛金来帮补殡葬的开销等。过去的会馆与行业组织成立互助会，如今则给老人家颁发度岁金，发挥同舟共济与敬老的功能。回教徒若为亲人举行追悼会，则同时布施食物给穷人。

一些“慈善行为社会心理学” 的相关研究，认为现代社会变得非常复杂，人有许多利益冲突的考量。外在环境的力量往往蒙蔽人的初心，掩饰人的价值理性。当代的慈善理念以利他为出发点的虽然还是大有人在，但整体趋势可能已经不像以往那么单纯。现实社会中，我们往往会追问“对我有什么好处”，而不是觉得对的就去做。一般受教育越高的人士得失的衡量越多，许多慈善行为是为了利己，或者是利他和利己主义重叠下的结合体。

不过，自2020年初冠病疫情蔓延至新加坡以来，我们的生活节奏放慢了，吃喝玩乐也不像过去那么频繁，因此有多余的时间进行反思。公众人士开始重新关注贫富悬殊的问题，亦对社区表示关怀，这是危机给社会带来的新气象。

 

英式慈善保护本地弱势妇女群体

官方将新加坡人口归纳为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与其他种族。历史沿革上，华人与土生华人，马来人与阿拉伯人，印度人与锡兰（斯里兰卡）人，欧亚人与犹太人皆因祖先血缘、宗教、来源地、语言、习性而被视为相似族群。举些例子，华人和土生华人的生活习俗相近，有“三代成峇”的说法；马来人和阿拉伯人都是信奉回教的最大群体；印度和斯里兰卡有共同的语言与宗教；欧亚人和犹太人都是“洋人”，奉行同出一脉的基督教、天主教或犹太教的教义。

各族群在殖民地政府管辖下，有些落地生根，在新加坡开枝散叶；有些落叶归根，回到祖籍地终老。民间常说英国殖民地官员只顾自身的利益，置华人事务不顾。无可否认，殖民地的存在是为了主子的利益，不可能千里迢迢来到一个水土不服的地方行善。不过就事论事，不能就此全盘抹杀殖民地年代，一些社会福利与照顾弱势群体的相关政策。

1830年代以来，华人已经成为本地最大的族群。20世纪初，人种分布已经成型，百多年来大致上维持此人口比例。

华人先民在本地扎根，从狭隘的家庭式观念扩大到通过会馆照顾同乡人，以及跨越宗乡与种族的慈善事业。至于落入魔掌，被贩卖到本地的弱势女子，本地的华人社会并没有特别关注，而是通过殖民地政府的力量来取得一些实质效果。

我们不妨从西方的社会发展来回顾这段事迹。欧洲的工业革命缔造出一群新贵和中产阶层，以及跟不上改革步伐的边缘人。不少农民失去土地，成为工厂的劳动员工，有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士则出售灵魂，卖儿卖女，工业革命并没有带来好处，反而使他们的生活状况恶化了。狄更斯的《双城记》称之为“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是希望之春，也是失望之冬”。

下层人民卑微的生活逐渐受到社会人士的关注，慈善机构陆续成立，通过社会福利制度改善穷人的生活，并免费提供粮食及住所。

就殖民地政府而言，19世纪中叶，英国受到新兴的基督教福音派人道主义精神（evangelical humanitarianism）的影响，通过直接跟社区接触，将宗教的价值观融入主流社会。随着1867年英国从东印度公司手中接管新加坡这个直辖殖民地，宗教力量多少带来正面影响，使到一些从来不理会华人事务的官员，开始关注数目庞大的弱势人士，并通过在福州和台湾逗留过8年，精通中文与主要华人方言的毕麒麟（William Pickering）掌管华民护卫司，为猪仔华工、妓女、奴婢、孤儿等提供保护伞。当时英国人在本地落实的慈善理念，从“临时性干预”进展至宪法管制。

前华民护卫司

根据殖民地政府的记录，许多妇女掩饰身份入境，最终成为性奴或妓女。人肉贩子的“货源”是这样的：华商从巴达维亚（雅加达）、峇厘、婆罗洲输入马来女子，马来与武吉士商人从苏门答腊输入巴达女子，阿拉伯与中国商人从南亚和中国输入被卖、被拐带或因贫困自愿前来的女子。有些女孩4、5岁就被卖到主人家做奴婢，14岁合法年龄被转卖到妓院。

19世纪末，从中国、澳门和日本“入口”的女子成为主流，华族女子就如满清官员李忠珏的《新加坡风土记》所叙述的：“牛车水一带，妓馆节比，闻注籍于护卫司之妓女，共有三千数百人，而此外之私娼女伶，尚不计其数。皆广州府人，或自幼卖出洋，或在坡生长者。”女伶指的是能弹能唱的高级妓女“琵琶仔”。

当时的妓院由人肉贩子、鸨母和私会党组成铁三角，利用年轻的烟花女将收入分出一半来供养卖淫集团，加上拖欠的首饰、置装和鸦片的费用，脱离妓院生活遥遥无期。

这些女子染上梅毒而死亡的几率高，卫生官员Dr Ellis 在1891年的常年医学报告指出，因性病引起的精神错乱并发症是妓女入住精神病院的主因。1893年，Dr Ellis发觉妓女生下的孩子竟然患上严重的先天性病状。 1898年，德国籍医生Dr Wispauer在九间妓院为日本妓女做每月的例常体检时发觉梅毒的严重性，妓女和她们的孩子都因梅毒和遗传的先天性梅毒而死亡，而当时医学界对梅毒这种菌体还很陌生，也没有应对的药方。这些被后期梅毒缠身的妓女由于没有疗方，只好被反锁在隔离的房间里等死，有些病人甚至连衣服都没有，躺在肮脏的木质地板上度过已经没有尊严的余生。

太平天国至辛亥革命期间，本地男女比例处于10:1至4:1之间。社会人士认同人肉贩卖是可恶的，但他们认为基于男性的生理需求，打击卖淫活动是不实际的做法，更何况已经有人肉贩子拐带小男生当娈童，一旦阻止妇女从事此行业，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变态性交易。

早在相关医药报告出炉之前，新加坡已于1870年推行传染性疾病法令（Contagious Diseases Act），强制从事性行业的妇女定期接受体检，让医生有医治这些妇女的机会。

1882年，政府通过法令，凡是以不道德的手段将妇女运入新加坡都是违法的。妇女抵岸时，必须先接受官员的问话，确保不是被拐带或非自愿性的。

1887年的妇女与女子保护法令（Women and Girls Protection Ordinances）取代传染性疾病法令，当局可以检查妓院，给予妓女人身保护令等。

1888年成立的新加坡保良局（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Women and Children）归华民护卫司管辖，成立初期是为了救援被逼为娼，以及从妓院逃出来的妓女，为她们提供栖身之所。

欧南中学建于新加坡保良局原址

1902年推出的已婚妇女财产法令（Married Women’s Property Ordinance），男人死后，财产必须平均分配给所有妻妾。一些妇女甚至因突然间继承大笔遗产，可以摆脱经济困境而喜出望外。

1932年妹仔法令（Mui Tsai Ordinance），将奴婢纳入法律保障。不过在过渡期漫长，直到上世纪50年代。

顺便一提，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联合国的前身）于1931年到新加坡考察时，认为保良局是最出色的同类型的慈善机构（the finest institution of its kind）。

 

回教捐赠基金（Wakaf）

现代“马来人”不像中国和印度移民，通过原国籍取得身份认同。本地的马来族群来自区域广阔的群岛，有马来人、米兰加保人、武吉斯人、爪哇人、巴达人、峇厘人、巴韦安人、亚齐人、安汶人、班查人、阿拉伯人、土生印度人（Jawi Peranakan），以及各地的海人等。土生印度人指的是印度回教徒跟在地马来人结婚的后裔。

这些年来，新加坡的教育与语文政策加强马来人同化，马来人的原籍身份变得模糊，有些马来人甚至投诉逐渐失去根文化的底蕴，跟祖先的文化渐行渐远。实际上，许多本地马来社群还是十分在意“我从哪里来”，重视他们原来的种族特性、语言、习俗与日常生活，就像华人一样，希望保留他们的根。

从马来群岛航行到马来半岛相对容易，因此不少马来人居家迁徙到新马安家。19世纪初，一些单身的马来妇女也开始移居到新加坡来，她们可能是寡妇或离婚妇女，离开原来的小市镇，到新加坡当家佣。

14世纪，阿拉伯商人将回教传入东南亚。回教世界里，慈善是五大功修之一，天课（zakat）和施济（sadaqa）都是以真主之名，融入宗教传统和宗教责任。《可兰经》要求回教徒每年拿出包括金银珠宝在内总财产的2.5%进行施舍，帮助穷困、有需要的人，通过对真主的宗教义务来照顾社群，表示对真主的信任。

本地的回教组织采用回教捐赠基金机制（Wakaf），此基金可视为本地回教徒最具组织性的慈善事业。19世纪的新加坡社会，杰出的阿拉伯商人多数来自也门的哈德拉莫特地区，将家乡的慈善文化带到本地，并且在回教社区担任宗教领袖，参与慈善和社会福利工作。

阿裕尼可能是殖民地时代第一位涉足新加坡的阿拉伯人（现在的也门）。东印度公司签下新加坡租约前，他已经先征得天猛公阿都拉曼许可，往返新加坡和巨港从事贸易活动，商品有英国的棉花，香料群岛及婆罗洲（加里曼丹）的香料。东南亚的香料对当时的欧洲人来说属于奇珍异品，价格就像黄金一样。阿裕尼在香料界闯出名堂，跟叔叔合伙的业务蒸蒸日上。

莱佛士在新加坡建立贸易基地后，邀请阿裕尼从巨港移居到新加坡经商。当东印度公司将土地公开招标时，阿裕尼买下大片土地，其中包括从梧槽路（Rochor Road） 至惹兰古坡（Jalan Kubor）的地皮。

阿裕尼跟华商一样，赚到钱后为其他社群谋福利。他于1820年捐赠坐落在新加坡河畔甘榜马六甲的奥马尔回教堂，让从马六甲来到本地开辟禁山（福康宁山）的马来人有个祷告的场所。他也对设在明古连街的回教堂和资产进行规划。

奥马尔回教堂：本地的回教组织采用回教捐赠基金机制（Wakaf），此基金可视为本地回教徒最具组织性的慈善事业

 

阿裕尼将部分土地转让给苏格兰人兴建圣安德烈座堂，让政府在珍珠山兴建陈笃生医院。他也将惹兰古坡的地皮捐献出来，建造回教坟场（Madrasah Aljunied al-Islamiah Cemetery）。约一个世纪前，阿裕尼的后人在回教坟场旁创办阿裕尼回教学校（Madrasah Aljunied al-Islamiah），回教坟场的土地最近归还给政府。

20世纪初，祖籍阿拉伯的富商阿沙卡夫（Syed Mohamed bin Ahmed Alsagoff ）在甘榜格南创建本地第一所男女混合回教学校（Alsagoff Arab School），随着女生人数日增，上世纪70年代转为纯女校。

阿沙卡夫除了扩展家族的船运业务外，也在芽笼士乃和柔佛置产，赚到的金钱用来成立回教捐赠基金，资助孤儿院、回教学校、回教堂和远在阿拉伯家乡的贫困人士。

阿卡夫（Syed Shaikh bin Abdul Rahman Alkaff）在实龙岗上段创建的阿卡夫回教堂，虽然经过数次修复与扩建，仍然保留着最初的结构。这座回教堂融合多种建筑风格，包括新古典主义的祈祷厅、奥斯曼特色的尖塔，以及古埃及常见的多柱厅。

根据回教捐赠基金的统计，男性的捐献占三分二，女性为三分一，显示早年的回教妇女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为善不落人后，其中一个女性捐赠的项目是加东红屋。1923年落成的红屋“嘉东面包厂”（Katong Bakery & Confectionery）楼上为住家，楼下店面由犹太人售卖瑞士卷、咖喱角和面包。店主去世后由海南籍人士接手，推出新加坡第一个三层结婚蛋糕，为新人婚礼增添甜蜜与浪漫。

红屋的主人莎丽花扎因（Sheriffa Zain）于20世纪中叶将红屋与相连的五栋店屋捐赠给回教基金，租金收益用来为贫困的各族人士施医赠药。

红屋的主人莎丽花扎因捐赠红屋与相连的五栋店屋，租金收益用来为贫困的各族人士施医赠药

 

莎丽花扎因出生于富裕家庭，她的父亲阿沙卡夫就是在甘榜格南创建回教学校的阿拉伯富商，外曾祖母花蒂玛（ Hajjah Fatimah）则于19世纪中叶创建美芝路的花蒂玛回教堂（Masjid Hajjah Fatimah）。阿沙卡夫家族乐善好施的心意代代相传，堪称本地回教人士的典范。

回教社群就像华人一样，除了建立庙宇，为信徒提供心灵慰藉外，也由富裕的商贾出钱兴建棚屋（pontok），首要任务是安顿来自同乡的新客和他们的眷属。

设立在甘榜格南一带的棚屋有巴韦安人的，马六甲人的，也有爪哇人的。爪哇人的棚屋建在王府口（Sultan Gate），跟马来皇宫结为近邻。居住在棚屋的爪哇居民多数是美食高手，在附近海口路（拆除中的美芝路邵氏大厦）后面的巴士总站摆路边摊，售卖沙爹、卤面（mee rubus）、炒面（mee siam）等传统美食。

本地最古老的马来同乡组织是1934年注册的新加坡巴韦安人协会（Persatuan Bawean Singapura）。巴韦安是爪哇海上的一个小岛，位于东爪哇的首府泗水以北120公里。每逢交易的季节，这些在江湖上跑动的商人就会在马来群岛各个商港逗留数月，换季的时候才随着季候风回家。每次成功的回航都会提高这些商人的地位，丰富的阅历使他们变得更加神奇，吸引一波又一波的村民离开家乡，到群岛各地碰运气。

巴韦安人集居在惹兰勿刹与赛阿威路之间的梧槽河畔，许多战前店屋都成为巴韦安人的住家。19世纪的时候，住客多数是男人，他们将月租交给棚屋的首领，这笔租金也是互助金，用来为族人治病、失业救济和缴付罚款等。巴韦安人生活中的大小事由棚屋首领料理，如果住客无法养活自己和家人，首领会提供食物与日常用品。首领和居民之间形成一个社会框架，保证每个人的福利都获得妥善的安排，直至他们找到工作与宿舍，或者已经有经济能力，将家庭接过来，安顿自己的家园。

巴韦安人集居在惹兰勿刹与赛阿威路之间的梧槽河畔。图片来源：明信片

 

巴韦安人的社交网络与社群关系都体现在棚屋文化里，通过协商来维系秩序与和谐。整个社群都会一同参与筹备婚姻、割礼仪式，以及治理丧事等活动。

今天由新加坡伊斯兰宗教理事会（Muis）设立的全福基金会（Rahmatan lil Alamin Foundation），所支持的 “关爱穆斯林”项目旨在弘扬优秀回教徒的理想品行，不分种族、肤色和信仰，向所有人散发关爱和同情的精神。其中一些项目包括跟彩虹中心合作，了解有特殊需要的成年人和青少年；与社会企业合作，为居住在租赁组屋的母亲和儿童提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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