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anuary 17, 2020

“关”“卡”在新柔长堤上最遥远的一里路

新马都是文明国家,但在处理两国的陆路出入境上,似乎距离文明很遥远。

20世纪初,串联新马的新柔长堤落成后,一公里的长堤让两岸人民亲切往来,拥有新马一家亲的黄金岁月。自从50多年前新马分家,两岸各设立自己的关卡后,一家亲的日子已经逐渐模糊。


(从前过长堤对岸的新山关卡。1960年代。)

如今来往新马,最不人道的应该就是这条长堤,一年中或许只有1月1日元旦和农历年几天顺畅无阻。驾车进出就像翻越千山万水,往往两头都堵车,单程花上一两个钟头乃常态;使用公交的话则小堵车但大堵人,出入境大厅内排起长长的人龙,一公里的短路成为分割新马最远的距离。两岸政府似乎以关卡作为“拗手瓜”斗法的本钱,哭笑不得的是来往两地的平民。

节日假期是长堤两岸的梦魇。我最刻骨铭心的经历是2018年3月30日耶稣受难节,当天前往新山广肇文物馆开会,我自以为乘搭公交过关会顺畅一些,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好不容易挤入新山入境厅,发现那才是真正梦魇的开始。前面过关处几乎瘫痪,人龙不见人龙,就像一堆等候挤上末班车的难民,后面一车车的“新客”涌入大厅,大家前胸贴着后背,创造人与人最短的距离。


(假日过关时被关和卡在关卡的梦魇:万一出现安全状况,相信多数人成为瓮中之鳖。)

入境大厅的冷气无法承担严重超额的热量,大家都汗流浃背。有些老人家无法负荷,几乎晕倒在地,周边勉强让出个小空间让老人家坐下,其实坐下来被团团围住更难呼吸。万一出现安全状况,相信多数人成为瓮中之鳖。

我跟大家在大厅里忍屎忍尿忍饿忍闷6个小时,加上之前在新加坡与新柔长堤的拥堵,前后10个小时才离开关卡。大清早出门,抵达目的地已是黄昏,还好对方明白事理,日后我们都建立了良好关系。

经历过此事件,我明白了何谓动弹不得,进退两难,全身麻痹,四面楚歌;熬到过关后则体会到冬天已到尽头,真是好的消息,病树前头万木春那种复活的滋味。Tough time never last, tough people will!


关卡运作是角力的手段?


为什么会有两岸政府以关卡作为“拗手瓜”的想法?上世纪80年代,我在曾经居住过五年的惹兰勿刹活动,跟政坛新星李文献医生走得稍近,他常分享一些政治资讯。当时马哈迪和新加坡之间时常有小动作,尤其是食水价格方面。新加坡游客是柔佛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只要将过关的速度稍微调慢,就会堆积起人潮,有些人无法忍受而自然打退堂鼓。柔佛的游客少了,联邦政府便会释放善意。此招数屡玩不鲜,双方都习以为常了。

鹬蚌相争,殃及池鱼,新马货币几乎等值的年代,最大的受害者是必须越过新柔长堤工作的马来西亚人,关卡成为回家探亲的绊脚石。如今1对3的兑换率促使更多新加坡人越过长堤消费,带旺了店家的生意,但也因此使到当地人的生活费水涨船高。对新加坡来说,经济低迷时期,国人不留在国内花费而是到邻国去血拼,“为国争光”,肯定不会是宗好事。此外,每逢假期关卡都必须加派人手,关卡职员必须牺牲假期,不能像其他人一样全家出游,似乎也不太公平。


人流车流钞票争相拥堵新柔长堤


如今,新加坡常住人口比30多年前翻倍至570万,目前平日进出关卡的人流量为41万人次,节日可达47万人次;新柔长堤的车流量约145,000辆,马来西亚方面估计假期的车流量达到双倍。这组数目字该如何解读呢?

首先是净收入,马来西亚征收每辆车24令吉,估计每天约350万令吉(约116万新元)入账,其中300万令吉(100万新元)用作兴建大道的经费;新加坡征收1元,每天收入超过14万新元。


(长堤双向交通堵车一两个小时是常态,三四个小时也颇寻常。)

其次就是跟其他关卡相比,新柔长堤到底有多繁忙?上网搜索后发现,美国圣西德罗(San Ysidro)号称为西半球最繁忙的陆路关卡,每天有50,000辆车与25,000名行人来往于圣地亚哥(San Diego)与墨西哥,通关时间约35分钟。英法海底隧道(Channel tunnel)每日的车流量为12,000辆,乘客60,000人。

数据显示,西半球最繁忙的美国墨西哥边界跟北纬1度的新柔长堤相比是小巫见大巫。

随着2020年1月起,马来西亚让中国与印度游客免签证,相信会吸引更多人出入境。若目前新马两地政府对于舒缓交通都采取观望的态度,新柔长堤的情况只可能迅速恶化,继续见证当代社会最不人道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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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January 14, 2020

追求民主自由的台湾

台湾有情


新加坡人喜欢到台湾旅游,寻找夜市小吃,这十多年来已蔚然成风。昔日我常到台湾的军事基地进行交流,见证早年老军人坚决“反攻大陆”到后来大幅度裁军的历程。离开相关行业后,我依旧喜欢到台湾感染当地的生活作息。

新加坡建军的时候,以色列协助武装部队建立陆军,台湾则培训空军和海军。1975年4月,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与台湾行政院院长蒋经国签署“星光计划”,让新加坡武装部队到台湾进行军事训练。新加坡独立初期,台湾到鸟不生蛋的裕廊工业区投资设厂,珍珠坊的大星百货公司将台湾产品带到新加坡,新台的关系密切。

考完中四最后一张考卷,有将近半年的空档期,我在飞禽公园后面留芳路的台隆造纸厂工作,那是一家台资公司,台湾技师认真工作,不吝赐教的态度叫我大开眼界。

1949年,我素未谋面的堂伯父原在广州陈李济药行工作,决定跟着国民党度过台海,最终这名“外省人”在台北落地生根。41年后,我素未谋面的堂姐咏琪(堂伯父的女儿)手上拿着一份早已被夷为平地的旧地址,面对着早晨开始繁忙起来的车水马龙,感到十分无奈。她站在禧街的旧警察局前,随意问个过路客,是否认识信封上的名字。

咏琪在三百万人口的城市中寻找一个名不经传的普通人,形同大海捞针。但就是这么巧合,她问的是一位不舍得离开,每天都回来找寻记忆的老街坊。就凭这一问,她找到了我们的新地址登门造访。那个晚上,我认识了咏琪,也体会到台湾人的坚持。

咏琪患癌离开人间,走前的几个月活得很开心,还去了一趟梦寐以求的美国迪士尼乐园,圆了童年的梦想。

当然,咏琪只是代表我跟台湾曾经有过一段疏远的亲情。在台湾更深切感受到的是当地对中华文化的执着,社会充满民间自发的动力,教育普及化,公民意识高,人情味浓厚,整体感觉良好。


两党轮替


由于台湾跟中国关系的特殊性,总统选举的造势活动制造了广大民众亲中或台独的激情。2000年,民进党的陈水扁当选总统,开启政党轮替的格局。不论是蓝营的国民党或者绿营的民进党当家,台湾是个和谐的社会,这是台湾珍贵的包容性特质。

台湾出现蓝绿阵营的起源可追溯到1979年12月10日,以美丽岛杂志社成员为核心的社会人士组织群众游行及演讲,提出民主与自由的诉求,最终引起警民冲突。被逮捕的党外人士如后来的高雄市长陈菊,副总统吕秀莲,以及辩护律师谢长廷、苏贞昌与陈水扁等,都成为数年后“非法成立”的民进党的核心。可以这么说,我们所看到的具有“包容性特质”的台湾,曾经经历过一场社会运动,最终打破早年国民党长年垄断政治权力的格局。


2020年总统选举


2020年1月11日,寻求连任的民进党蔡英文,以817万的总票数压下国民党韩国瑜(552万)与亲民党宋楚瑜(60万),得票率57%。蔡英文的票数超越马英九2008年的766万门槛,创下历史新高。


(台湾总统选举结果。图片来源:BBC)

民进党也保住多数立法委员席位,护国保台的“芒果干”(亡国感)逆转2018年11月地方选举溃不成军的局面。


(台湾立委选举结果,民进党保持多数席位的优势。图片来源:BBC)

过去四年来台湾的外交与经济都被中国强势边缘化,去年初,中国主席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周年纪念大会上,提出要探索“两制的台湾方案”,希望早日达成国家统一愿景。他也表示不排除动用武力。多面夹攻下,蔡英文的路还走得下去吗?

跟在本地生活的一些大陆移民与台湾人交流,发现中国“新移民的思考模式大致统一,就如往常牵涉到大陆的重要事件一样,在微信圈里早已取得共识。他们的议论点是历史上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习近平再次强调台湾回归,一国两制势在必行,因此认为台湾人民应该务实地选择国民党,否则台湾没有出路。他们也认为互联网渗透力强,来自欧美的黑势力(暗黑力量)正在妖言惑众,左右台湾人民的选票。

打上引号的“新移民”并非指刚到新加坡谋生或居住的人士,而是意识形态上关注大陆,少看甚至不看本地新闻,还没有融入本地社会的人士。对祖国大陆的情意结,使到他们容易被微信圈牵动,因而忽视了另一类情意结。

台湾问题是国共内战遗留下来的产物,过去武力都解决不了,现在更不是讲拳头的时候。两岸可以互相往来,填土中的翔安国际机场逼近金门,台湾人也到大陆读书赚钱,但台湾人有自己的想法,不是外国的黑势力所能动摇的。


(正在填土中的翔安国际机场,再建一座桥便能直达金门。摄于2017年10月。)

《联合早报》主办的2019年书展的一场对话中,台北人张铁志认为台湾社会非常稳定,一般的抗议活动说明台湾属于正常的民主社会。至于台湾当下的思潮,年轻人更希望看到台独的可能性。相信这也是代表着台湾人向往民主自由的诉求,跟中国的价值认同似乎渐行渐远。

台湾年轻一代的意志相当坚决,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回家投票显然是“芒果干”效应已经发酵。

蔡英文胜选后指出台湾的“主权与民主被大声威胁的时候,台湾人民会用更大的声音喊出自己的坚持。”这是感言,也是政治放话。台湾人跟大陆淌流着相同的血液,认同中国文化(或台湾的中国文化),但是两岸政治、民生的意识形态不一。情意结的深层所代表的就是民意,民众更希望捍卫的是台湾那得来不易的民主自由。

韩国瑜败选后表示自由、民主和法治是台湾无上的珍宝,人民已经通过选票作出决定,大家一定要服从选举的结果。他期望大家共同努力,明天能再见到团结的台湾,为台湾开创安居乐业的好日子。

台湾总统与立委选举之役,和平地拉下帷幕,无论谁赢,都是民主,这场选举是民主社会的典范。


您相信民主吗?


尘埃落定后,我接到好些转发的简讯有些简讯并不简短,而是长篇大论,义愤填胸地指责台湾人不争气,甚至质疑民主,认为民主并不能为民生带来好处,反而开历史的倒车。

您相信民主吗?您相信民主社会是民生的一部分吗?您相信民主与民权不可分割吗?百多年前,孙中山已经将“三民主义”民权、民主、民生的概念带入数千年来只有帝皇统治的中国,至今并没有另一套完整的理论能够推翻它。

1956年2月1日,英国首相艾登(Sir Anthony Eden)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签署华盛顿声明:“人民最基本的权利就是选择自己的政府”。此声明等于命令英国放弃殖民地,还政于民,给予时任首席部长马绍尔强大的精神力量。虽然他两个月后率领各政党代表团前往伦敦的独立谈判失败了,但争取民权与民主,处理好民生成为新加坡建国的共同理念。


最爱台湾的始终是台湾人


想起12年前,马英九谢长廷那场总统选举。国民党马英九众望所归,获胜后大方地称赞竞争对手:“这次的选举,大家当然有许多批评,甚至有许多的火花,但是我们从来不敢忽视民进党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对台湾民主、台湾进步的贡献......不论输赢如何,我们同感骄傲。民主自由是台湾最珍贵的资产,我们生活在其中平常也许感觉不到,但一旦到关键时刻,民主自由所展现的力量是沛然莫之能御,这是台湾最大的资产,也是台湾最迷人的资产。”

民进党谢长廷竞选总统失败后坦然面对:“台湾选民已经用选票作出决定,我接受败选的事实。我在这里要恭喜马英九先生和萧万长先生...民主包括结果,也包括过程,过程难免有争议,但是我们接受,不愿再有抗争,让我们的社会非常迅速地能够修补因为选举所留下来的裂痕,让我们的人民能够很快地生活在爱与信任的环境里面。……这是我个人的挫折,不是台湾主体性的倒退,是民主的结果,不是民主的失败。台湾的发展从来就不是顺风而行,风愈大我们愈要走,我们要永远跟人民站在一起,衷心地为台湾祝福,我们相信人民,也相信台湾。”

一个生肖轮过去了,台湾人所崇尚的“民主自由,相信台湾”的信念没有改变。我也相信“全世界最爱台湾的,是台湾人自己”,台湾人身历其境,因此最明白。至于我们,始终只是身在局外的旁观者。

为我的台湾朋友们献上至诚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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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January 10, 2020

日环食,霍金与黑洞 Ring of fire, Stephen Hawking and black hole

2019年岁末,老天送给新加坡的节日礼物是日环食。日环食景观只维持两分钟,许多人都停下脚步,为天文景观“火之环”(ring of fire)定格。下次再会是44年后,到时拍摄火之环的将是不同的一组人,我们当中许多人面应是不知何处去了。


(恭锡街Keong Saik Road所拍摄的日环食。图片来源:Lynn Wong。)

天文现象给予我们奇妙的感觉,古人为了保护后羿射日后剩下的最后的太阳,敲锣打鼓吓走食日的天狗;当下则让我们跟陌生人相遇,观赏月亮遮盖太阳的自然景观,将照片传爆朋友圈。对比古今,大家在不同的时空下做着当时最时尚的事。

谈到天文,不能不提霍金(Stephen Hawking)。


理论物理提出“大问题”


近20年来颇迷霍金的书籍。霍金使用浅白的文字来解释爱因斯坦的理论物理,譬如广义相对论(General theory of relativity)中预言黑洞的存在——当巨大的质量被高度压缩时,所产生的引力会把一切物体吸入其中,甚至连光都无法逃脱。这股引力使到时间与空间变形,就像一粒小球落在一块布上,使到布面出现个小凹槽。

每个有质量的物体都有引力,德国科学家卡尔·施瓦西(Karl Schwarzschild)计算出必须以每秒11.2公里的速度才能脱离地球的引力,这就是火箭的速度。由于月球的质量只有地球的1%,离开月球的速度只需每秒2.4公里,这就是将太空人从月球运回来的火箭的速度。换句话说,质量越大则引力越大,逃离的速度必须“极快”,否则就会被摧毁。

施瓦西于40岁时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自愿加入德国陆军,在东线战场上感染了当时无法治愈的天疱疮(pemphigus)病逝。

霍金根据前人奠下的基础,研究黑洞所提出的假设与问号远远超过答案,为我们提供对生命起源与终结的探索空间。

霍金的遗著《Brief Answers to the Big Questions》提出十个大哉问,挑战上帝,挑战未来,书中所提出的理论来自过去的研究档案。霍金的女儿露西·霍金说,将想法集结成书是霍金在地球上的最后一年所做的一个项目,但无法完成这项工作。霍金于2018年逝世后,他的学术同僚、家人和史蒂芬·霍金遗产管理机构合作完成此书。

为什么我们必须问大问题?为什么人类一直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霍金解释,虽然人类只是自然界中一群基本粒子的集合体,却有能力理解主宰我们的定律,理解我们所处的宇宙,这就是问题的根源。霍金希望不使用方程式来呈现自己所掌握的理论物理,而是以大多数人还可以理解的简单易懂的文字去回答一些问题。


宇宙的初启与结束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

宇宙的起源必须有一个极小的点,称为初始奇点(gravitational singularity),奇点是在数学上无法定义的点,比如说1/x,x几乎等于0的那个点就是奇点,虽然奇点无穷小,但1/0的数值却无穷大。

宇宙大爆炸(big bang)的理论意味着浩瀚的宇宙的起源,或许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点,时间与空间就是从这初始奇点开始演化,向四面八方膨胀至无穷大。

谁是时间和空间的终结者?答案是黑洞。因为进入黑洞等于回到奇点。在这个小得不能再小,体积几乎等于零的奇点内,万物等于在空间上化为乌有,时间也停止了。


黑洞确实存在


理论上黑洞已经存活了100多亿年,但是实际上黑洞存在吗?

2019年4月10日(新加坡时间),霍金去世一年后,全球多地天文学家同步公布人类史上首张黑洞的容貌。

人类拍到的这个黑洞,位于室女座(处女座Virgo)一个超大质量星系——M87的中心,距离地球5500万光年。我们所处的银河系也是室女座星系团的一员。


(这是人类史上首张黑洞照片。图片来源:事件视界望远镜项目组)

观测 M87 就像是“在地球上观察月球表面的一颗橘子”,必须启动四大洲的八台射电望远镜(radio telescope),形成一台虚拟口径和地球一样大的“事件视界望远镜”(EHT)。这些望远镜有的位于南极点,有的位于夏威夷,有的位于西班牙。


(射电望远镜的位置:绿点为望远镜当前位置,紫点为未来位置,蓝点为过去位置。图片来源:EHT)

为了使八个望远镜能同时观测到目标黑洞,必须保证这八个地点的天气状况全都良好,而且面对黑洞,一年中可以用于拍摄的窗口只剩下大约十天(拍摄 M87 时为2017年4月)。十天里,EHT 累积了 5PB(1PB=1024TB)的数据量,各个观测点把硬盘运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德国波恩的马普射电天文研究所(The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Radio Astronomy),由超级电脑进行处理。


(生成黑洞图片的流程。图片来源: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黑洞的特性


黑洞就像是掌控人的命运背后的黑手,确确实实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但我们却视而不见。

根据霍金的理论,宇宙中的黑洞不止一个(目前天文学家确定的黑洞有 20 多个),黑洞与黑洞间会互相碰撞合并。

黑洞的质量非常大,也会像天体一样辐射。由于引力跟质量一样大,因此周围的物质都被吸入黑洞。

黑洞有大有小,所谓大小所指的是质量和密度,它们的体积都很小。比如所拍到的M87黑洞,质量是太阳的65亿倍,属于超大质量黑洞,体积却小到内部几乎没有空隙。

人越接近小黑洞就越变形,身体被压缩成扁长,好像面条一样,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样,进入黑洞以后就几乎出不来了。

至于进入很大的黑洞,人是没有感觉的,但在黑洞外面的世界来看,人已经消失不见,仿佛在人间蒸发一样。

黑洞容纳许多资讯,但是这些掉入黑洞的资讯却消失无踪。

黑洞有些逆时钟方向的小粒子,偶尔会逃出来,但比率很低。


黑洞扭曲时空


黑洞的存在,完全干扰正常习作。黑洞制造时空变化,扭曲时空。

关于扭曲时空的现象,不妨想像自己身处平坦广阔的大沙漠,这片无垠的沙漠就像一个平面,其他一切都不存在。人站在那里,时空是固定的,不论往哪个方向看,地平线以内的景色都一样,没有不同。

如果在视线范围内出现一座山,一棵树,一湖水或一片绿洲,时空就会出现变化,不同的方向会出现不同的景观。不过在离沙漠很远的地平线,我们会感觉到沙漠渐渐平缓,时空曲面看起来又显得非常平坦了。实际上,在极远处地平线以外的山水树木依然存在着,不会因我们看不见而消失。因此可以这么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弯曲的空间,空间并非平坦的,时间也是弯曲的。时空(时间与空间)老是纠缠不清地捆绑在一起。


黑洞与社会现实


越往黑洞的理论去联想,越发觉黑洞可以简易地拟人化,人类社会跟黑洞理论是不谋而合的。黑洞在人类社会无处不在,这个组织可以是黑手党,私会党,公司企业,也可以是国家,政府或恐怖组织,它的体积跟全人类相比很小,但势力超强大。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我们习惯在某个就像黑洞般的政治体系下生活,就不会觉得这个体系是扭曲的。当我们习惯在某种势力下过活,也不会想到这样的日子有多不好,因为已经被洗脑下,我们会下意识地认为人生与命运本来就是如此。当我们掉入某种黑势力,就只好一辈子在那个漩涡里打转,不用设想能够逃离手掌心活着出来。或许我们也没想过离开,甚至因为觉得它的好而协助它发挥辐射能量,吸引更多人陷入这股巨大的势力中。

这股强大的势力不只是控制着我们的思维、躯体与生活,它使到我们变成压缩后的面条,丧失原有的人性与自我。这股势力也掌握着一切资讯,拥有资讯就拥有控制权,能够选择性地释放一些处理过的讯息,就像大沙漠里出现一棵树,那棵树就是刻意让人看得见的处理过的讯息,但内容未必是真的。正确的资讯藏在沙粒里,可惜我们无法读懂沙粒。

若想找回自我,唯一的出路就是逆转,跟这股势力渐行渐远,走到沙漠的尽头,就像偶尔能逃出黑洞的逆时钟方向的小粒子。这些成功逃离黑洞的漏网之鱼有些噤若寒蝉,找个桃花源隐姓埋名,有些则冒着生命的危险,让更多人知道这股黑洞般的势力的存在,揭开一丁点秘密。


生命的意义


人的生命好比小粒子,人在浩瀚宇宙扮演什么角色?霍金有个接近终极的解读:“在这整整137亿年的宇宙历史长河中,“现实”都是存在于我们思维中的一个模型。这种关系对于我们寻找生命的意义来说,又是意味着什么呢?…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在赋予这个宇宙意义。…正因为如此,生命的意义并不存在于什么别的地方,而就在我们的脑海心头。”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古人察月观星,理论物理窥探天地的秘密,您愿意将深夜的一点时间留给自己,遥望天上的星星,就像腾出一点时间看日环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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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January 03, 2020

红盒子

2019年12月7日,接受“早报文创空间”沈盈萱的邀请,出席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播放的台湾纪录片《红盒子》。

沈盈萱在台湾野柳长大,言谈间可以感受到她虽然在城市生活,但乡土情怀依然浓郁。她在新加坡为推广本地文化,做过多场“早报文创空间”,这回让我们见识台湾消失中的布袋戏,也是本地消失中的行业。

《红盒子》的播映,由联合早报与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主办,驻新加坡台北代表处联办的项目,纪录片叙述台湾已故布袋戏大师李天禄长子陈锡煌传承布袋戏的过程与父子情结。

因为有台湾与新加坡的对比,看这部纪录片的心情是相当沉重的,那是对纪录片所呈现的台湾传统技艺生态的沉重,也对新加坡现状的沉重。


传承是时代的包袱?


所谓十年磨一剑,陈锡煌(1931-)的表演精湛神奇,连小旦走路時肩膀都会摆动,好像木偶长着肌肉一样。但外界不记得谁是陈锡煌,只知道他是李天禄的儿子。


(陈锡煌:掌中木偶戏的技艺。图片来源:镜週刊。)

2009年,陈锡煌决定抛开父亲留下来的家族包袱,另创新天地。他所带走的唯一的物品,是一个红盒子,盒子供奉戏神田都元帅,实际上田都元帅更像他精神上的父亲。

田都元帅从唐朝(八世纪)至今被尊崇为戏曲之神,戏班上路时总带着红盒子,演出前向田都元帅虔心祝祷,祈求演出顺利。

李天禄和陈锡煌两父子都是台湾传统布袋戏的国宝,但两人的父子情结特殊到扭曲的地步。根据陈锡煌的说法,父亲李天禄入赘到陈家,依照当地习俗,长子必须跟随母姓来继承母系的香灯。因为姓氏不同,父亲跟儿子之间的父子情因异姓而变得淡薄,没说上几句话。

追溯起来,原来李天禄的父亲也是入赘的,李天禄跟随母姓,有意无意间将先辈不平衡的心理一代传一代。

或许唯一能够组构父子情的是布袋戏这门传统技艺,传承一方面需要老行家的坚持,另一方面则面对时代变迁所带来的严峻挑战,就像本地许多消失的古老行业与戏班一样。


消灭语言和背后的文化是很容易的


纪录片中有一段旁述,大意是“消灭一种语言和它背后的文化是很容易的”,带出上世纪60年代,台湾为了加强学习推动华语政策而抑制方言,1972年限制电视台每天不准播放超过一小时的方言节目,1976年推出打击方言的《广播电视法》,造成年轻一代无法掌握闽南语和客家话。

2001年陈水扁当总统时,规定小学增列“本土语言”为必修课程,本土语言虽然有闽南语、客家话与原住民语等选项,实际上多数学生学习闽南语。台湾的多所大学广设台湾语文系,推广传统方言学习。破坏容易建设难,到头来,如今能掌握闽南语的学生只有10%-20%(凤凰週刊总第626期)。

当下以闽南语表演的传统布袋戏就是因为过去的政策(或失策)而失去观众的。

相比之下,1979年新加坡政府推出“多讲华语,少说方言”,最终不说方言,对本地老人家的日常生活与新一代的文化冲击,跟台湾异曲同工,甚至因英文为主流而影响更加深远。好不容易熬到方言解禁,可以在电台听到有几句粤语的《麻雀衔竹枝》,不禁热泪盈眶,几乎得答谢政府隆恩。现在了解到这段台湾历史,结合当时新加坡跟台湾走得很近的状态,新加坡政府消灭方言那一套做法可能就是看台湾,学台湾的。


能够接受不一样的布袋戏吗?


布袋戏是传统木偶戏的戏种之一,过去在台北比较盛行。上世纪50年代后,台中和台南流行“金光布袋戏”,故事以武侠为主,采用华丽的布景、金光闪闪的戏服,灯光与其他特效来提高武打的效果。电影盛行后,金光布袋戏仍然是乡村地区的重要娱乐之一。

花上10年时间追踪陈锡煌,拍摄《红盒子》的导演杨力州有一番切身感受:10年来眼看着布袋戏观众日渐凋零的趋势,发现到原来童年时代风行的布袋戏已不再是民间生活的一部分,而是进入博物馆、美术馆展览。他越拍越沮丧,2017年底拍摄完工后,决定以《红盒子》作为华丽的包装,请观众再看一眼,这可能是最后一眼,向最后的布袋戏团说再会。这股情绪包含了传承的无奈,也是老匠人的无奈。

台湾有个1995年成立的霹雳台湾台,以有线电视播出布袋戏。根据维基的资料,电视布袋戏结合新兴科技来吸引观众,使到有线电视台收视率达到350万户以上。将老祖宗的技艺科技化,可能是复兴的方式之一。


纪录片能催生传统布袋戏吗?


纪录片能够改变世界吗?《红盒子》于2018年10月公映以后,经过台湾媒体跟进,对布袋戏的传承有更多的讨论。民间组织、学校等都表示对布袋戏表演有兴趣,个别资本家甚至包下到100间学校传播布袋戏的经费。陈锡煌就像创业青年那样,飞到多个国家和地区巡演。

与此同时,台湾政府除了增加更多预算拨款,也更着重于布袋戏的表演成分,这是杨力州没有预料到的。布袋戏所面对的主要挑战是这个行业不能当饭吃,此外语言、艺人等都是目前无法解决的,但是迹象显示已经往好的方向发展。

马来西亚有许多华人神庙,一年到头都有神功戏,维持了当地木偶戏团的生计。当《红盒子》于2019年年中在槟城上映时,吸引了当地的戏团,表示有意邀请陈锡煌到槟城传授技艺。杨力州以为只是客套话而不以为意,谁知道数月后,当地戏团追问授艺的细节,令他大感意外。


(杨力州(戴眼镜者)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红盒子》播映现场。)

对传统布袋戏的坚持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红盒子》播放现场,89岁的陈锡煌以闽南语强调,民间将他所表演的木偶戏种称为“布袋戏”,并没恰当地反映此源自泉州的传统技艺。台湾的传统布袋戏强调手的技艺,通过手掌与手指的微妙变化,将木偶(或布偶)演得活灵活现,好像真人一样,因此“掌中戏”才是贴切的叫法。

对于传统技艺流传与否,陈锡煌倒是看得透彻,掌中戏不管是50年前还是现在,口白、戏词、演法都一样。如果相同的戏码演法,让民众连续看上50年,必然会腻,所以掌中戏必须有所变化。

陈锡煌认同现代的台湾年轻人无法掌握传统闽南语,是导致布袋戏走向式微的主因。至于说传统布袋戏能够用其他语言如华语来表演吗?陈锡煌坚持那不是传统,使用不同的语言,就会失去原汁原味,非但无法催生传统技艺,反而造成更大的破坏。他认为用默片不说话来表演,倒是另一种传播的方式,让其他语言群体也能领略掌中戏之美。

通过默剧来吸引观众,先决条件是改良木偶内部构造和机关,让木偶的表情动作更加丰富,增添趣味性。此外就是运用现场录像投影,将这些灵巧的心思高清转播,为观众捕捉细微的动态。

我联想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本地播映的港剧,连主题曲都以华语配音,结果因语种的差异而变得不堪入耳。2000年至2005年间,敦煌剧坊曾经以英语演出《白蛇新传》和《清宫遗恨》,2001年以马来语演出折子戏《白蛇新传》之《救青》与《拾玉镯》,让只能掌握其他语言的观众认识传统戏剧。不过这种迎合观众潮流而牺牲原艺术特色的做法,就好比以福建话演绎意大利歌剧,两头不着岸。

传统技艺如何冲出语言,潮流,艺人,观众的困局而重获新生,的确伤脑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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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December 27, 2019

吃风 Makan angin

年底到了,国人有出国“吃风”的习惯。

风可以吃吗?可以的。我们的马来朋友去观光,叫做makan angin,就是“吃风”。

我的青少年时代到樟宜海边,触目所及华人和马来人各居半。如今周末的樟宜与东海岸以马来人居多,有些已经不像从前那样铺上一块帆布席地而坐,而是搭起现代化的帐篷遮阳挡雨。有些则带着可折叠的椅子小木凳,一家大小玩到夕阳西下,收拾东西唱着回家。

马来同胞跟从前一样,喜欢到海边郊游,那里海风阵阵,所以把游玩观光称为“吃风”。


(周末的东海岸,游人以马来同胞居多。)

相信新马华人的“吃风”引用的是源自马来文的外来词,就是旅行、度假的意思。

有人表示,马来人的吃风来自中文。根据汉语词典,清朝黄遵宪《不忍池晚游诗》:“银鞍并坐妮妮语,马不嘶风人食风。”钱仲联笺注:“粤人以御车兜风为吃风,吃俗字,此以食代之耳。”

黄遵宪曾出任清朝派驻新加坡总领事,文中的广东人吃风,到底指的是广东的广东人,还是南洋的广东人,无法考证。若黄遵宪的不忍池指的是东京上野公园,那就更玄了。

如果马来文借用华文的外来词,那么应该是采用同音的吃风,而不是makan angin这个原词。

以前,本地人多数居住在市区一带,有钱人则在郊区海边建立别墅,周末驾着车子到别墅吃风,所以这些度假别墅也叫“吃风厝”或“吃风楼”。

吃风是很写意的事,至于“喝风”就没那么自在了。“喝西北风”形容没饭吃,只好饿着肚子。“饮风餐露”形容喝的是风,吃的是露水,这样的旅途你说还写意得起来吗?


(勿洛尾的勿洛大酒店,为出国吃风的游客提供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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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December 20, 2019

River of Life – We & Singapore

This article was written for the purpose of River of Life: Singapore River Exhibition (生命之河——新加坡河), 2 December to 31 December 2019 at library@esplanade.

Introduction


Singapore River is a 3.2km waterway stretching from its mouth to Kim Seng Bridge. The river serves as the heart and the main artery of the island, providing a lifeline for almost 200 years even up to today.

The decorated history of the Singapore River has seen massive transformations. However, the Singapore River has never once strayed from its role as a river of life for Singapore.

The first transformation: Temenggong village and swampy land at the Singapore River’s mouth evolved into lighter trades, supporting the Singapore economy for over one and a half century.

The second transformation: After a massive clean-up, the once busy Singapore River was converted into riverside dining and entertainment.

The third transform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Singapore River, Kallang River and Rochor River become a combined city reservoir providing clean water for the city state.

Major Timeline 


1299 The ancient Temasek was named Singapura (“Lion City” in Sanskrit) by Sang Nila Utama when first set foot on the island.

1819 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 of the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established a trading post on Singapore island.

1823 The first quay on today’s Boat Quay was constructed.

1832 Singapore displaced Penang as the capital of Straits Settlements. The port attracted thousands of migrants from China, India, Malay Archipelago and other parts of Asia.

1840s Shipping activities were concentrated at the mouth of Singapore River and along the crescent-shaped Boat Quay. A supplementary trading area was established at the Rochor and Kallang rivers to help ease initial congestion.

1860s The Singapore River was heavily congested as three-quarters of Singapore’s shipping business was conducted in Boat Quay. Wharfs were built at Tanjong Pagar (the New Harbour) to ease shipping demands in the river.

1869 The opening of the Suez Canal increased Singapore’s importance as a centre of the expanding trade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1890s Warehouses, rice mills, sawmills, boat yards, and an assortment of other trades flourished along the river.

1930s The areas closer to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river were heavily industrialised with warehouses and shophouses. For example, Tan Kah Kee established his company Kiam Aik to deal in rice and later rubber at the junction of Coleman Bridge and River Valley Road.

1972 The first container berth at Tanjong Pagar was operational. As Singapore was moving into the direction of being a container port, the centre of focus was shifted to Tanjong Pagar.

1977 A master plan for cleaning up Singapore River and Kallang Basin was drawn.

1983 The rivers’ clean-up commenced in full swing.

1987 The stone-walled banks of the river were repaired and new buildings and hotels were constructed. Old-time riverine and quayside businesses gave way to modern life style.

2008 The Marina Barrage, a new addition to the Singapore River, was completed. The Singapore River was converted into Marina Reservoir.

(Marina barrage at the far end, seperating the open sea and the reservoir in the city. )

Singapore River was already filled with life when 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 landed


When the British arrived in Singapore in 1819, the Orang Laut, or sea people, were already settled around the river mouth. About 20 gambier plantations in Singapore were run by Chinese and Malays.

As the name suggests, Orang Laut lived by the sea. Small sampans doubled up as their living quarters and transport.

The Orang Laut witnessed first-hand Sir Stamford Raffles’ landing in Singapore.
“At the time when Tuan Raffles came, there were under one hundred small houses and huts at the mouth of the river…About thirty families of Orang Laut also lived in boats a little way up the Singapore river at the wider part. About half of the Orang Laut lived ashore and half in boats….There were a few Malays who lived near, their huts facing the sea…The men that lived in boats were the first to see Tuan Raffles coming. I remember the boat landing in the morning. When they landed, they went straight for the Temenggong’s house.”
---Wa Hakim, an Orang Laut eyewitness to the Founding of Singapore in 1819.

From lighter trades to reservoir in the city


In 1823, offices, warehouses and jetties were built along Boat Quay. With economy thriving, subsequent developments continued up-river near the source of the Singapore River at Alexandra Canal.

At that time, Singapore’s main exports relied on silk, porcelain, tea and rice from China; spices, coffee and gold dust from the Celebes; pepper, ironware, cotton and textiles from other parts of Asia. Gambier and opium trades dominated the river economy by the mid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influx of immigrants and growth in trade had consequently polluted the river. Early industries set up by Singapore River also played a part. These industries include preparation of nipah leaves for cigarette wrappers, gambier processing for the tanning and dyeing industries, sago production, seaweed processing and etc.

(Singapore River in early 20 century. Old Elgin Bridge is an iron bridge prior to present day's concrete structure. c.1900.)

In its heyday in the 1950s, there were more than 3,000 lighters operating on the river. About 300 lighters plied along the Singapore River even when the lighter economy was dwindling. Riverine activities such as boat building and repairs were also found at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river. Waste, oil spills and wastewater from these boats also added to the river pollution.

The rivers clean-up master plan was formalised back in 1977.  The master plan also focussed on changing people’s way of life in order to remove the sources of pollution. For Singapore River, it involved the relocation of about 4,000 squatters into public housing, along with hawkers and vegetable sellers moving into hawker centres. Cleanliness was restored after 10 years of massive work.

The Marina Barrage, a new addition to the city life, was completed in 2008. The barrage provides water storage, flood control and recreation. Singapore River, alongside Kallang River and Rochor River, has turned into one of the 17 reservoirs in Singapore today,providing 10% of Singapore’s water consumption.

Lighters 


The Chinese-crewed lighters plying the Singapore River are called “twakow”. They first appeared on the river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By 1900, they had displaced the “tongkang” as the vessel of choice for transporting cargoes to and from oceangoing ships anchored in the harbour.

Influenced by traditional Chinese designs, the squat-looking craft had a wide hull with an almost flat bottom designed for carrying heavy loads in shallow waters. Their colour schemes followed those Chinese junks in the Qing Dynasty era. The bows of these boats were painted in red or green, each with a pair of fish eyes to ensure safe journeys. The bows from the Guangdong province (including Teochew) were red and those from the Fujian province (Hokkien) were in green.

Today, the river banks are reclassified into 3 segments: Boat Quay, Clarke Quay, Robertson Quay. In the good old days, Clarke Quay was dominated by the Teochew people, and the other quays were dominated by the Hokkien.

For those single twakowmen, lighters were better place to stay than the cramped cubicle or duckling bed in a “coolie keng” (coolie lodging house). They cooked, bathed and slept on their lighters. Some lightermen would prefer to live outdoor under Read Bridge.

(Coolies working together to carry a heavy object to shore. c.1950s. Source: Internet.)

Singapore stone once stood at the river mouth


The Singapore Stone with undecipherable inscriptions is a proof of Singapore’s ancient beginnings. The stone was discovered at the river mouth in 1819 during the reclamation of the swamps. In 1843, it was blown into fragments to widen the mouth of the Singapore River, and make space for fort and living quarters. One of those pieces is shown in the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The slab may be linked to the legendary story of the 14th-century strongman Badang, who is said to have thrown a massive stone from Fort Canning Hill to the mouth of the Singapore River.

(The Singapore Stone is a  large slab, which is believed to be dated even before the 14th century, bearing a still undeciphered inscription.)

Bridges on Singapore River


There are 12 bridges lining from the upper reach to the mouth of Singapore River. Collectively, they tell the story of the growth of Singapore.

The Elgin, Cavenagh, and Anderson Bridges which stood at the Singapore River's historic mouth for decades, are collectively gazetted as Singapore's 73rd national monument.

Elgin Bridge

The first wooden bridge across the Singapore River was built in 1822, separating Singapore River into South Bridge and North Bridge. The wooden bridge used to stand at the site of the present-day Elgin Bridge.

The bridge was named after Lord Elgin, Governor-General of India in 1862 when an iron bridge was replacing an older wooden bridge. The current bridge was built in 1929.

Cavaliere Rudolfo Nolli, an Italian sculptor, made the cast iron lamp posts and decorative lion medallions on the bridge. His sculptures can still be seen outside the Bank of China Singapore Branch, Crawford Bridge and the façade of the old Supreme Court which converted into the National Gallery of Singapore.

(Cavaliere Rudolfo Nolli, an Italian sculptor, carved the casted iron lamp posts on Eugin bridge. )

Cavenagh Bridge

Cavenagh Bridge was erected in 1869 to celebrate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Singapore. It is one of only two remaining bridges in the world built with the "Ordish-Lefeuvre system", a type of modified cable-stayed bridge design (the other is the Albert Bridge in London). Unfortunately, the bridge was designed without sufficient height allowance that enabled vessels to pass under it. It gave birth to the lighter industry.

The bridge was the last major project undertaken by Indian convict labours who were deported to Singapore for half a century.

There are antique signs at both ends of the bridge prohibiting "any vehicle of which the laden weight exceeds 3 cwt and to all cattle and horses". 3 cwt is around 150kg.

(Cavenagh Bridge was the last major project undertaken by Indian convict labourers.)

Anderson Bridge

By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Singapore was enjoying a measure of economic success. This placed pressure on existing infrastructure including bridges.

Anderson Bridge, the first steel bridge in Singapore, was built in 1910 to cope with growing traffic in the city.

During World War II, Japanese soldiers used to display the severed heads of suspected spies and criminals on the steel arches of the bridge. The gruesome sight serves as a warning to those defiant toward Japanese rule.

(Anderson bridge is the first steel bridge constructed in Singapore.)
Sluice gates at Boat Quay

Sluice gates still exist at the South bank of Boat Quay between Elgin Bridge and Cavenagh Bridge. In the past, the sluice gates had to be manually closed during high tide. Otherwise the river would flood the nearby low-lying areas such as Carpenter Street and Hong Kong Street. When the tide is low, the sluice must be opened to allow water from the drains to flow into the river.

(Sluice gate at the South bank of Boat Quay.)

Read Bridge

The locals called the bridge Malacca Bridge, given its proximity to Kampong Malacca at Clarke Quay vicinity. True to its nickname, this place was initially designated as a kampong for the Muslim community.

Read was a British merchant, credited for helping to mediate a major conflict between the Hokkien and Teochew communities in the mid-1850s.

However, Read Bridge is best known as a location where Teochew storytellers would entertain the coolie crowds in the evenings, telling stories for a fee.

The storyteller would ignite an incense stick, sitting next to a wooden box with a gas lamp.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values were transmitted to coolies through story telling. These incense sticks were particularly thin and would burn out in less than 15 minutes. At this time, the story was usually nearing its climax and was too exciting to call for a halt. The crowd would not hesitate to pay to continue with the story. It is a lost scene of yesteryear.

(Storyteller and coolies crowded on Read Bridge at night. c.1960. Source: NAS)

Main references
韩山元,《新加坡河: 讲不完的故事》,八方文化创作室2006,ISBN 9789814139243。
韩昕余,“创造第一个水喉-国内水源”,《小红点 大格局》,Centre for Liveable Cities, MND Singapore 2016
李国樑,“新加坡河的船事”,《联合早报》(缤纷)2016年3月11日。
李国樑,“驳船苦力走过斑驳岁月”,《联合早报》(缤纷)2017年4月1日。
“An Old New World: From the East Indies to the Founding of Singapore, 1600s-1819”,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21 September 2019 – 29 March 2020.
Centre for Liveable Cities, “Clean-up of Singapore River and Kallang Basin”, Singapore infopedia,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2019-05-21_104327.html, accessed 21 October 2019.
Felicia Choo, “5 interesting facts about the Singapore River clean-up”, The Straits Times July 5, 2014. https://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5-interesting-facts-about-the-singapore-river-clean-up.
Nicole Chang, “5 things to know about the newly gazetted Singapore River bridges”, https://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singapore/singapore-river-bridges-cavenagh-anderson-elgin-12002676, CNA 15 October 2019, accessed 22 October 2019.
“Singapore River”,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ingapore_River, accessed 21 October 2019.
Stephen Dobbs, 《The Singapore River: A Social History, 1819-2002》,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2003, ISBN 9971-69-277-5.
Vernon Cornelius-Takahama & Damien Wang, “Singapore River (historical overview)”, Singapore infopedia,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148_2005-02-02.html, accessed 21 October 2019.
Vernon Cornelius-Takahama, “Singapore Stone”, Singapore infopedia,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43_2005-01-26.html, accessed 21 October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