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uly 22, 2016

地铁车厢的细微裂痕(hairline crack)

背景


陆交局在2009年向日本川崎重工业公司和中国南车四方机车组成的合资企业(Kawasaki-Sifang)购买22列列车,过后添购多13列,总共35列。第一批运抵的列车从20115月底开始投入服务。

中国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负责制造这35列地铁车厢,其中有26列出现“细微裂痕”(hairline crack)。这是20136月,SMRTC151A订单的列车作例行检查时所发现的,目前“修复”工作正在进行。部分修复完毕的列车已运回新加坡,并投入地铁运作

根据SMRT的资料,出现细微裂痕的,是车身底部与转向架的衔接部位,称为摇枕(bolster)。摇枕是衔接车身和转向架的部件,每节车厢两端各有一个。

(出现细微裂痕的是摇枕 bolster,每列车厢有两个。图片来源:Todayonline.com)

“细微裂痕”有多细微呢?陆交局在2016712日的说明会上指出, 95%的裂痕短于30公分(30cm),只有两道介于4050公分[1]50公分就是半公尺或半米,比成年人走一步的距离长些。

(这是其中一道14.2cm的裂痕。图片来源:LTA)

所谓“修复”,指的是更换车身(shell)。陆交局在说明会上表示更换车身时将改用日本厂商制造的部件,而不是由中国厂商提供。

26列被当局定位为“没有安全问题”的车厢分批运回青岛,预计2019年将最后一批修复过的车厢运回新加坡。这则新闻由香港媒体传真社(Factwire)爆料,结果在本地掀起一股浪涛,引发各种舆论争议。

本文并不旨在讨论网上的热门话题如为何由港媒爆料,本地媒体是否后知后觉;政府是否有责任对外公布地铁车厢事宜;整起事件背后是否存在着政治因素等,而是从科技的立场,谈谈“细微裂痕”、质量与安全课题。

品质、可靠性、耐久性、安全性(quality, reliability, durability, safety


在我过去20多年的专业工程师生涯中,接触过,也处理过许多细微裂痕事件。这些细微裂痕所引起的“并发症”可大可小,有些可以在有生之年中置之不理,有些则可能随时酿成大祸,例如船身裂开、主机灾难性故障(catastrophic failure)、螺旋桨断裂等。简单地说,修与不修的技术考量离不开(1)时间,(2)所承受的力度。

根据报道,地铁车厢受影响的摇枕材料是铝合金,出现裂痕的原因是因为原材料有杂质(impurity)。换言之,如果品质不是因为受了杂质的影响,原设计是可以承受时间与力度的考验,也就是可靠耐用的(reliable and durable)。

值得注意的是,好的品质是指在设定的使用时间与使用方法上都达标。例如一台电脑保家两年,好好使用了两年都没有损坏,那就是好品质了。使用了五年才需要更换,那就是可靠耐用,物超所值了。

在显微镜下,几乎所有的金属都有“裂痕”,放大十倍看不到,就放大百倍、千倍。一般实验室里的分析师在显微镜下看到了裂痕都会很开心地指出这是“生产故障”(manufacturing fault)。

(示范图片:显微镜下杂质出现在原材料,形成“裂痕”。图片来源:azterlan.blogspot.com

无可否认,不同的生产商都可以制造出强度、硬度、韧性(strength, hardness, toughness)等品质相似的原材料,在强度硬度韧性等品质测试(Quality tests)中完全合格,但是实况应用时,它们无法通过时间的考验,可靠性(reliability)与耐久性(durability)都不过关,使用不到期限就损坏了。在这则修复裂痕的事故上,显然日中合资企业对中国的生产技术所可能存在的瑕疵十分关注,因此改用日货。

原材料的品质测试早已成为大工程的采购规格,可靠性测试则另当别论。由于可靠性测试非常花时间花金钱,一般上很少采用,而是以“试行”与“保家”来取代。我进入专业工程师的领域所负责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探讨为何绞盘的机件通过品质测试,但是装配在海军的快艇上之后寿命短促,跟商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审核原设计与操作方式后,我作了一些设计改良,并开发了一套量身定做的“实地可靠性测试”(field reliability test)。在新加坡西部某个荒岛的沙滩上,前后暴晒了三个星期,过后进一步修饰了一些运作操守和维修程序才完成使命。这只是个简单的个例。

对大工程来说,因忽略了可靠性测试所发生的故障(failure)往往会引起不可想象的后果。最公开,现在还可上网观看视频的就是1986年挑战者号太空梭爆炸事件。挑战者号在肯尼迪太空中心升空,承载着7名太空人探索宇宙的梦想,可是在升空73秒后变成一团大火球,解体坠毁,现场观礼的人士、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无法面对此突如其来的厄运,欢乐的现场陡然间变成死城。原来问题出现在火箭推进器的一个O形环(o-ring)。

在工程学上,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实例,时刻提醒我们在“符合招标规格,最廉宜的投标者得”的商业模式下,这些太空人成为牺牲品。规格是人写的,但往往因为金钱的考量或知识的局限,无法将最完整的规格写出来。以太空梭事件为例,O形环本身的品质不是问题,而是整体设计有瑕疵,O形环承受了不该承受的热度,所以不能耐久。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安全”是用前人的血肉换回来的。

金属疲劳


根据“列车是在运行了27个月后,摇枕才开始出现裂痕,.…在裂痕的部分做记号,察看裂痕有没有扩大。虽然一些裂痕确实有扩大,但经过检测,承载量没有因此而危及公众安全”[2],可以推测摇枕所承受的是“循环应力”(cyclical stress)。在循环应力下,金属会出现疲劳的症状(material fatigue),裂痕随着时间越陷越深,最后突然完全断裂,因过度疲劳而“死亡”。

(新传媒7月12日的相关报道。图片来源:新传媒网站

“循环应力”是指所影响的部分处于“拉力与推力”(compression, tension)相互交替的状态。例如夹纸张的回形针,只需要几个反复推拉的动作,就可以轻而易举的将它折断了。

每种金属应付疲劳的能耐都不一样,就跟人一样,有些人比较耐劳,有些人比较容易崩溃。相比之下,钢铁的耐劳能力很强,细微裂痕蔓延的过程是可以预估的。铝质则不一样,在“循环应力”下,耐劳能力孱弱多了,因此很容易“过度疲劳”。杂质出现在铝合金,就像多了一道裂痕一样,很快就玩完了。

安全不安全?


当交通部长许文远在民间压力下对外宣布这些有细微裂痕的地铁车厢没有涉及安全问题,这当然是根据地铁工程师的专业评估。目前受影响的摇枕有裂痕,但还没有进入过度疲劳的状态,安全系数还是3倍以上[3]。但是若不作出相应的补救措施,就可能会进入关键性(safety critical)的阶段,后果严重。否则亦没有必要劳师动众,将26列车厢运回原厂。

在此环节上,我觉得SMRT的工程团队做得很好,他们密切注意裂痕的进展,在适当时机安排这些列车回厂。有他们顶着安全的压力,我觉得很安全。

许文远先生以向外公布裂痕问题会引来公众恐慌来自圆其说,此“安全论” 叫人深感莫名。或许是部长有难言之隐,只说了一半却隐瞒另一半,所以才会叫老百姓不知所云。

我倒觉得更可怕的是对新加坡防务的威胁性。为什么香港传真社能够在新加坡裕廊海港的上空展现新科技,使用无人的遥控飞机(UAV)拍摄录像,如入无人之境?香港传真社没有恐袭的威胁,但是恐怖分子是否已经做了类似的活动?这是不是恐袭的前奏?还有多少类似的“机密”是我们所不知道的?

[1] 联合早报2016713
[2] 新传媒 2016712日,
[3] Straits Times, Jul 13, 2016, 

相关链接

Friday, July 15, 2016

已经不在实里达生活的实里达族人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6年5月20日

原住民村落


跟国家博物馆的朋友一块儿驱车游柔佛,驶过新建的大马路和海边公寓,抵达振林山的小村落Kampong Sungai Temon。这个面向柔佛海峡的甘榜是实里达族人(Orang Seletar)的集居地,我们就在这群原住民所创建的阿士里海鲜村共享丰盛的晚餐。

阿士里海鲜村建在海上,对岸林厝港灯火闪烁,点缀着夜空。原住民的住家建在餐馆旁,傍海而居,延续着“海人” (Orang Laut)的特性。

阿士里的马来文Asli,就是原住民的意思。



(实里达族人在Kampong Sungai Temon的海上餐厅与住家,保留着“海人”的特色)

在新加坡生活过的海人


实里达族跟加冷族(Orang Kallang)和石叻族(Orang Selat)一样,莱佛士登陆时,已经在新加坡的河面上过日子。今天他们跟来自马来群岛的各个族群一样,被笼统地归纳为“马来人”。


(1970年代生活在新加坡的河面上的实里达人。图片来源:Beritaharian-SPH)

早在19世纪初,新加坡的第二任驻扎官哥罗福买下新加坡和环海的岛屿后,许多加冷族人迁徙到柔佛。不幸的,一场致命的天花疫情传染开来,整族人都死去了。当时有些加冷族人继续居住在加冷河口(Kallang Rokok),后来因兴建加冷机场而分散到各地。

石叻族人也在19世纪集体迁移到柔佛,跟当地的马来人同化了。

在新加坡北部安身的实里达族皮肤黝黑,头发卷曲,可能源自巴布亚新几内亚,有自己的传统信仰和语系。实里达语听起来像马来语,但马来人却听不懂这种语言。

实里达族擅长航海,船是他们的交通工具,也是他们的家。根据一代代的口传历史,实里达族早在15世纪马六甲王朝成立之前,已经在马来半岛安身了。马六甲王朝的海军由实里达族人组成,后来柔佛王朝的海军将领也是实里达族人,不过这段守护领海的辉煌史已经被人遗忘。当殖民地政府在新加坡北部兴建军事基地时,受影响的实里达族人被迫离开家园,将船划到对岸安家。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新加坡政府进一步发展北部新镇。在新马政府的协议下,约三百名实里达族人徙置到长堤彼岸振林山的河口,其余三、四十人留在新加坡。

随着依斯干达区的发展,高楼已经兴建到实里达族人的村口,不过在那儿置业的屋主大概不知道对原住民所造成的困扰。数世纪来,实里达族人不断搬迁,最后才在柔佛海岸稳定下来。现代的族人不想像祖先那样,一觉醒来,小舟已经漂流到其他水域。为了争取留守在原地,目前他们正在跟发展商交涉。

宗教信仰方面,当地的实里达族人都成为基督教徒而非一般想象的信奉伊斯兰教。对实里达族人而言,宗教是保留族群的传统与特性的最佳策略:一旦信奉了伊斯兰教,他们就像其他海人那样,必须放弃本身的文化,变成马来人。信奉基督教则可以保留自己的习俗,至少可以像祖宗一样吃猪肉。

至于40多年前选择留在新加坡的实里达族人,他们除了讲马来话之外也信奉伊斯兰教,跟马来族群同化。


保罗的故事


随着时代的变迁,一些实里达族人已经跟异族通婚。比如实里达族女子Tema的丈夫保罗(Paul Teo)就是一名华人,育有四男二女,住在义顺一带。

保罗回想起新婚后入乡随俗,跟Tema择水而居,很不适应这种随波逐流的日子。晚间睡在摇摇摆摆的船上,加上孩子的哭闹声,惹人厌的蚊子在身边绕个不停,深感身心疲惫。下大雨时斗篷漏水,全身都湿透了。有时碰到大风大浪,只好跟妻子轮流挥桨,将船划到小河内。小河就像一潭死水,凝固着静止的空气,鲜血的甜味勾引蚊子全家出动,真是苦不堪言。

保罗表示新加坡东北部的实里达岛过去是一个独立的岛屿,岛上本来居住着许多实里达人,但新加坡独立后都陆续离开这里了。他们居住在实里达岛是基于这里的自然环境好,海产丰富。没想到过了多年宁静的日子后,每三两天就有警察、公务员上门。他们觉得害怕,因为一来没有公民权,二来没有身份证,不晓得会有什么后果。当时马来西亚发给他们居民证,所以干脆集体迁徙,成为马来西亚公民。


Fendy Salim


在2015年的柔佛原住民文化节的会场上,34岁的实里达族人Fendy Salim带着妻子手抱幼儿,跟我们交谈了一阵子。Fendy表示父亲从实里达岛迁徙到柔佛后,跟“外人”结婚,所以他并不是纯实里达血统,也不是传统的海人,不像祖先那样一辈子在水上生活。Fendy在陆地上生活受教育,并跟父亲一样,娶了“外族”女子为妻。



(34岁的实里达族人Fendy Salim和他的“外族”妻子与幼儿)

Fendy说先民以小舟为家,所使用的都是出自大地的原材料。船身是由大树桐开凿制成的,屋頂則由Mengkuang葉(班兰叶的一种。班兰叶没刺,Mengkuang叶有刺)编织而成,两层的屋顶必要时可以拉开来遮风挡雨。将椰壳剖开两半就是杯碗,红树林里的树木削一削就是捕鱼的鱼枪了。生活源自大地,谋生的工具来自大地,死后回归大地,这就是族人生命的循环。


(小舟的斗篷是双层的,必要时可以拉开来遮雨)

我们所看到的约4米的小舟适合两人居住,若是一個小家庭,至少要7米长才夠用。由于小舟就是他们的家,因此装食水的水缸、捕螃蟹的篓子、打猎的武器、可生火煮食的厨房都是船上必要的装备。


(4米长的小舟就是过去实里达族人的家)



(捕鱼打猎的工具)

以前的实里达族人不分男女,都是狩猎高手,他们的渔获和山猪等都是交换日常用品的本钱。国家博物馆导览员朱孟珠回忆起小时候住在格兰芝靠海的甘榜,就经常有海人上门,以猎物来跟他们换取米粮。

热带茂密的雨林有丰富的天然资源,依山傍水的原住民就这样世代安家。这些曾经在新加坡生活过的海人多数成为马来西亚的原住民,组构成当地多元文化的重要一环。他们所传承的,算不算是新加坡近期消失的原住民文化呢?


相关链接
赌博人生:1823年的新加坡第一部明文法律Singapore Local Laws and Institutions 1823
淡马锡,环古谜城

Tuesday, July 12, 2016

华校生 ,久违的年轻人 --- 读《华校生的残记》随想

作者:辛羽
图片:辛羽
原文刊登于《源》2014年第6期,总期112

本地女作家尤琴出版一本“新书”《华校生的残记》,说是新书,其实初稿写于1985年,十年后重写,2013年修订,然后出版,算起来不仅是“十年磨一剑”了。我们相约喝咖啡,谈了许多陈年旧事。到底都是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对她书里写的70年代初南大生的生活,不会没有感触,尤其牵惹起对当年日子的许多回忆。

大家或许能同意,一个人,或一个国家,度过了半个世纪50年的风风雨雨,眼睛不能总只盯着前面的风景,也需要回过头去看看走过的道路,留下的足迹——哪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延续下来了,哪些丢失了,这样继续往前走方向才更清晰一些。所以,回顾过去,话说从前,希望不是“白头宫女在,闲坐话玄宗”。而是能对一些失去的价值,做一番感性的梳理、重温。

从“悠雁”说起


四十多年前,为了赚一点稿费帮补零用,我曾给南洋商报的青年文艺投稿,记得当年是李向先生做编辑。因此平时也比较注意青年园地。我发现一个笔名叫“悠雁”,文笔很好,但文中流露的感情,心绪,却一点也“悠”不起来,反而显得消沉,低落。我注意了一个时候,就有一个冲动想和这位“悠雁”聊聊。当时我根本不知他是谁?是男是女?什么身份?为什么我如此多管闲事?说来有趣,因为我自己也用过“悠雁”这个笔名。当然,深究起来,相同的笔名,偶然的巧合,让我特别注意“悠雁”的文章,而读了作者的消沉情绪,产生想与他聊聊的念头却反映当年的思想感情状态。我真的写信从李向先生那里得到悠雁的地址,也真的与她有了一次约见,什么时间在哪里都想不起了,但我确实见了她,说些什么呢也印象模糊,大概就是一番互相鼓励。她——就是后来的尤琴,我们就这么认识了。

不久后,她出了小说集《小岛醒了》,有一群朋友去找了她讨论,我没有去。然后又有人在当年的《星光》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批评的文章,说她是小资产阶级感情什么的。三四十年后,朋友告诉我,尤琴以为写那篇文章的人可能是我,因为笔名叫“洪忠”,而我刚好姓洪。当然这是张冠李戴。刚好我又认识洪忠,一天和他谈起为他“背黑锅”的事,大家都很感慨。他也觉得当年幼稚,拿着条条框框去批评,难免搔不到痒处。于是,隔了四十年之后,我又约见尤琴,我们喝了一下午咖啡,那份因文字而缔结的缘分,又在岁月的烟尘里续接上了。

说这个故事,再联系《华校生的残记》里的那些大学生们,他们关心的不止是自己的学业,对社会,对周遭的人都给予关注,而且由衷的想参与,想尽一份心力。是对是错各有局限,但那种情怀,那份真,那份善,确实非常让人缅怀。最近早报刊登对台湾作家杨照的采访,他说:“一直到了今天,我还是觉得,如果一个人只是为自己活着,是一件十分丢脸、羞耻的事。”他又说:“一个人能够为别人活着,从中有一种成就感。”当年的你、我,都有那个时代的印记。那是一个时代的风尚,因为已经走远了,只能望见背影,让人倍觉珍贵。

和南大的有缘无份


如果说与尤琴是因文字而结缘,那么和南大呢?我不是南大生,但对南大不是一无所知,甚至在某个层面,还关系密切。

我的老家在裕廊武林山附近。当年那一大片农村一直绵延到南大的校园边。很可能尤琴小说里的大学生们下乡劳动就到过我邻居的菜园子。

南大差不多和我同年代诞生,我一入学堂,南大就是耸立在面前的一个巨大的梦,既近在咫尺,又远在天涯。有一个时期,我常常流连云南园。因为我住的村子离南大不远,骑脚车抄小路不用半小时,村子里有人开始在南大打工,就是打扫园地照料花草一类的粗活,一个介绍一个,村子变成为南大提供后勤人员的基地,许多家庭都有人在南大做工。我有一个邻居也是同学,中学毕业出来,就在南大建国堂当看管,有什么活动,他就要去开门亮灯什么的,那时我常常去找他。印象特别深的是世界著名的大钢琴家傅聪要来南大开演奏会,那晚我就去了,但不是坐在前头的座位上,而是跟他一起,居高临下,从灯光控制室那里观看演出。我记得傅聪弹得非常投入,他留一头较长的头发,随着音乐的节奏起伏晃动,很潇洒,很飘逸。但要说对乐曲的欣赏,第二天同学们问起,只能是四个字——“鸭子听雷”!

所以南大的建国堂、永祺厅、图书馆、八角亭、南大湖、男女生宿舍等我都不陌生。但却也不敢想像有一天能成为南大生。不是成绩不行,而是家境应付不来。家里我是老大,底下二个弟弟,三个妹妹,我读高中时,几个弟妹都上学了,爸爸身体不好,在家里当“煮父”,妈妈到工地挑泥水,都在等我毕业出来分担家庭担子呢!尽管我成绩不错,可以进南大,但也从没想过去报读。反而是在高中时就和朋友顶下裕廊夜市的一个书摊,早早到社会中去经风雨见世面了。所以说南大对我是咫尺天涯,是有缘无份。

南大没有了,在许多旧南大生中是一个永远无法抚平的伤口。其实对南大的怀念,还存在于当年那些为南大胼手胝足的校工们心中,他们与南大的情缘,有些远比四、五年还长,南大就像他们照料的孩子。许多年后,这些“厝边头尾”偶尔聚首,总还会讲起当年南大的点点滴滴。只是他们的心声,鲜少出现在文字记载里。

听说过“炮台岛” 吗?


大家听说过“炮台岛”这个地方吗?

那是新加坡的一个离岛,很小,我记得那时我曾特地沿着它的海岸线走了一圈,大约20分钟。岛中央有一个废弃的旧炮台,大概这就是它名称的由来。

为什么讲这个小岛?原来读书时,每到年终长假,我们就会组织起来,到炮台岛郊游。

(离岛郊游,迎着海风眺望,多少青春的憧憬)

对今天的学生,郊游不是什么新鲜事,不止郊游,出国旅游都是平常事。也不只中学生,小学生出国旅游也是常有的。

不同的是,当年的郊游是学生们自动自发组织的。放假前高年级的同学决定了郊游的日期、地点、收费等基本情况,就向各班级发下通知,然后集合人数。一个核心小组形成后,着手分工,有人去租车租船,有人负责饮食,有人准备简单的药物,再有小组筹办文娱活动,包括刻印歌纸,教唱……

(郊游中自编自导的表演)

说起来难以想像,没有老师负责、跟队;没有专业的辅导或教练压阵,全部是学生,从中二到高二,一切都自己打理,然后顺利往返。

炮台岛,它是当年我们这群华校生锻炼身心的场所,在这里我们培养独立、组织、动员的能力,也磨练我们的勇敢、责任心、协同精神。

(学生自己筹备文娱活动,包括刻印歌纸,教唱...)

有一句话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相信朋友们还会记得。尤琴小说里的大学生有这样的胸襟,而我想说的,那不是上了大学才开始培养,而是在中学年代就已经萌发。所以那时叫“大学先修班”真没叫错了。如果再往前看,50年代、60年代的中学生们,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的组织能力,活动能力,以及肩负的社会责任,我们更望尘莫及。华校生那种朝气蓬勃的活力,那种源自于中华文化的对家国的关怀,使命感,确实是一脉相承的。

(到乌敏岛的采石工地了解矿工的生活与工作)

那时我是中华语言文化学会的主席,活动就以这个关系去发动起来。记得不止去过一次,因为第二年开学不久,校长就会安排一小段时间,特地见了我,询问去郊游的情形。 然后校长谨慎地表示不以为然,同时不忘提醒,或嘱咐我,要把时间、精力放在功课上,好好读书,以出人头地,这类活动,不宜过于分心。 也许当年我曾带给校长先生一些担忧和烦恼。但今天的学生大都按照他的话去做了,各种烦恼却好像也没有减少,还新诞生一个“少年街头党”的时髦名称。

考试,不是孤军作战


当然,读书不能只是去炮台岛郊游,还有更重要的——考试。

我们怎么样考试呢?

那些平常的小考试就不说了,比较有印象的是中四和高中二的毕业大考。说起来挺有意思,我的两次大考都不是孤军作战,而是和班上同学一起,同住同睡,一起复习,共同进退。

中四那年是三位同学一起,住在其中一个同学的橡胶园里的农家屋子。晚上一起睡在高脚的挂着四方形大蚊帐的木床,白天就到他家附近的一个基督坟场,找一处光洁的大理石地板,席地而坐,大半天就这么温书。他的父母亲白天都去工作,傍晚才聚在昏暗的小厨房里一块吃晚餐。他们也没多问什么,知道大家是同学,都对我们表示出很大的信任。整十天就在那里白吃白住。有一两天,还特地杀了他家养的几只乌鸡,给我们补身体,我也是在那里第一次认识到还真有连骨头都是黑色的乌鸡。一直到考完试,大家才各自回家。我们的父母,也对这样的安排给予支持。

两年后考高中,对升大学那是关键性的,不上大学也要考一张不错的文凭好找工作。当时是我邀同桌的同学来我家一起温习功课。也是同吃同睡十多天。三四十年之后,有一天我独自从山路登武吉智马山,竟在半山腰碰到他,大家都年过半百,不免谈起当年一起温书的事。他感慨地说:当年幸亏是我邀他,不然,他已决定放弃考试。因为那时他的家庭正闹纠纷,家里乱糟糟的,他根本读不下去。如果没有那场考试,他的人生或许又不一样!我也想起来,当时只觉得他情绪低落,有时都不来上学,也不知道原因,只是觉得也许两个人一起可以互相鼓励、帮助,就邀他过来。拉了他这么一把,竟让他长久的心怀感激,却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

回想起来,我不觉得自己是个好学生。虽然当年曾经是学校学会的负责人,又是学校壁报主编,上上下下认识的同学多。但对功课却兴趣缺缺,喜欢搞东搞西。对学校纪律,更不大当一回事。念高中时,每天都得到夜市摆书摊,收摊后骑脚车回家已经半夜,第二天爬不起来是常有的事,因此我是迟到大王。有时干脆等到第二堂课开始前的间隙才混进去。当年上课前守校门的不是今天的门警保安,而是学校的学长巡察员,大家认识的,通常都放我一马。我的座位选在课室后门口,和我同桌的同学会帮我看好,等老师转过身在黑板抄写时,我趁机闪身而入。其实,想起来,老师们未必不知道,只是一眼开一眼闭罢了。就是老师同学的包容,让我就这么混过了两年。我不知道,如果把我放在今天,会是怎么一个模样,会是怎么一番际遇?

当年我就读的是一所乡村中学,老师同学关系还是挺好的,今天我的许多老师都相继退休了,他们也很感慨,说:以前的学生,老师让他帮个忙,他们很高兴,很荣幸;今天的学生你叫他帮忙,他远远走避,躲不开的,拉长着脸,埋怨为什么是我?

(华校生那种朝气蓬勃的活力,那种源自于中华文化对家国的关怀、使命感,确实是一脉相承的)

总叫人怀想


我的生活经历当然不足以代表那个年代所有的华校生,但也许会有一部分人和我有着近似的成长背景。我生长在裕廊的乡村,那时的乡村并不像今天叫什么“甘榜”,那时叫“山顶”或“山芭”。我就是一个“山顶仔”。裕廊是一片很有意思的土地,我觉得属于裕廊有这样几个关键词:乡村、南大、谢太保、工业区。每一个关键词的背后都有许许多多故事,让人联想到纯朴、互助、坚韧、奋斗、集体、理想…… 等等人性里美好的品质。

很多年过去了,我们的社会从发展中国家跑步进入第一世界,从设施、财富、硬件方面看,我们的确光鲜亮丽,可是为什么那些当我们还处在第三世界年代的事物,却总叫人怀想?我不知道是不是怀旧毛病发生作用,还是我们在向前疾走的当儿,的确把一些很有价值的、很珍贵的精神,当成不合时宜,一一抛弃了?

我没有答案。

相关链接

Friday, July 08, 2016

新加坡的志愿军团 Volunteer Corps

庆祝国家独立的庆典


自1966年新加坡庆祝独立一周年以来,国庆日检阅礼风雨不改,年年举行。去年独立50年,也就是宣传单位所称的SG50,检阅礼回到最初举行庆祝活动的政府大厦前大草场。

国庆检阅礼最叫观众期待的应该是军人的步操与平日难得一见的军备。长长的马来语口号大家不需记,只要记住最后那句就知道该立正(sedia)、稍息(senang diri)、敬礼(hormat senjata)、转左(kekiri pusing)、转右(kekanan pusing)或前进(cepat jalan)了。

阅兵不是现代人的专利,自古以来,军人已经负起捍卫国家人民甚至政权的任务。

两千余年前,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子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民信、足食、军队是立国的基础。养兵千日,用在一朝,但兵从何来?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年轻人加入本地会馆学武,一方面强身健体,另一方面准备随时保家卫国。设在牛车水地区的精武体育会、冈州会馆、鹤山会馆等都招收了许多学员,后来他们创立其他体育组织如鹤侨体育会、沙冈体育会等,传承国术。学武不局限于市区一带的青年,远在樟宜的光武国术团都有学员300人。

国家独立初期,如果能够有效地动员这群学武的年轻人加入志愿军团,对国家防卫确实是一枚定心针。在冈州会馆的一楼大堂上阅读到这则消息:1965年11月14日,时任总理李光耀甚至莅临冈州会馆,鼓励青年为保卫国家尽一份力量。


李光耀说道:“我希望像精武体育会与冈州会馆这样的团体能够踊跃参加义勇军,你们能够组织一个队伍,称为“精武队”或“冈州队”,最好能号召丹戎巴葛区更多的青年参加。….这样一来,我希望在三四年内,能够有一万名受过训练、有纪律、可靠的、效忠国家的公民参加义勇军。我所指的“可靠的”是效忠我们,而不是效忠“别人”的人,这样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才能有“安全感”。相反的,如果我们只会一味依赖不效忠的人,万一有事情发生,那时真的什么都完了!愿大家对这个问题速作深思。”


(1965年11月14日,李光耀在冈州会馆呼吁学武的年轻人参与义勇军)

当时新加坡仅有由50名军官、1000名士兵组成的第一和第二步兵营(1 SIR ,2 SIR)以及两艘船艇。国防部长吴庆瑞首先成立了由
志愿军组成的人民卫国军,并如火如荼地通过立法,组织一支有作战能力的武装部队。

在国会通过国民服役法令之前,军人的需求逼在眼眉。李光耀看到志愿军在马印对抗时期,执行跟正规军人相同的任务。他也不可能不知道日战期间应英国人要求,匆匆成立的星华义勇军(Dalforce)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英勇抗战的事迹。李光耀执政的年代不可能向马共讨救兵,因此念头一转,向武术团体“借人”。



(1967年8月17日,第一批国民服役青年在加冷的中央人力局宣誓。图片来源:海峡时报)

(部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图片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新加坡志愿军160年


早在1854年,新加坡已经成立了新加坡莱福枪志愿团(Singapore Volunteer Rifle Corps SVRC),负责维持内部治安的任务。1869年一场大火,促使志愿军团成立首个消防部队。

1888年,SVRC改组为新加坡炮兵志愿团(Singapore Volunteer Artillery SVA),1915年,驻新加坡的第五轻步兵团发生兵变(印度军团叛变),SVA现身平乱。

1922年,SVA重组为海峡殖民地志愿军(Straits Settlements Volunteer Force SSVF),成员包括新加坡、马六甲与槟城人。

1942年2月,日军入侵,马来亚特别行动组达理中校(Dalley)率领的星华义勇军跟SSVF并肩作战。



(星华义勇军。图片来源:互联网)

星华义勇军奋勇抗敌的表现,英国人大为惊叹,称他们为“达理的亡命之徒” (Dalley's Desperadoes)。
关于星华义勇军的事迹,官方并没有提起。区如柏发表在2013年3月16日《联合早报》的文章写道:

1941年12月25日,日军从马来半岛长驱南下,殖民地总督汤姆斯爵士召见陈嘉庚等60人,要求华社组织抗敌机构与政府合作抗敌到底,于是华社成立了星华抗敌动员委员会,支持政府抗日。

1942年1月下旬,汤姆斯总督进一步要求抗敌动员委员会成立星华义勇军,陈嘉庚很无奈地接受下来。2月1日星华义勇军成立,由英籍军官达理上校任司令官,林江石为司令员,胡铁军为副司令员,胡铁军是广州黄埔军校毕业生,当年他是《星洲日报》的高级职员。

星华义勇军大约有3000余名来自各阶层的热血青年,总司令部设在金炎路南侨师范(南侨中学前校址),以150人为一连,使用落后的枪械。从2月4日起,接受军训仅三天的星华义勇军即投入战斗抢救丹戎巴葛货仓,在柔佛海峡阻止日军以橡胶汽艇登陆,在巴西班让、武吉知马、裕廊等地与入侵的日军展开浴血战,伤亡惨重。

到了2月13日(沦陷前两天),新加坡已经危在旦夕,达理上校宣布解散星华义勇军,新加坡沦陷后义勇军的命运悲惨,有的被捕入狱遭杀害,有的逃到马来半岛参加马来亚抗日军,有的四处匿藏,逃过浩劫。

1954年3月16日,新加坡代总督顾德(William Goode)宣布,在林德宪法(Rendel Constitution)所赋予的新国民权益下,18到20岁的男性公民必须履行国民服役的义务,政府将针对性地挑选青年入伍。经历过震惊华社的《五一三事件》后,殖民地政府延后推行国民服役,结果不了了之。

战后,各种族的志愿军团被整合为跨种族的新加坡志愿军团(Singapore Volunteer Corps SVC)。直至1957年,本地出现了新加坡装甲志愿军、妇女辅助军团、志愿步兵营、工程师与信号兵等。这些志愿军团加入刚成立的1 SIR,组成新加坡军事部队(Singapore Military Force)。五年后(1962),2 SIR成立。

吴庆瑞从财政部长摇身一变,成为国防部长时,首先成立了人民卫国军(People Defence Force PDF),内阁部长与国会议员如王邦文、易润堂、奥斯曼沃等人都接受训练,成为PDF志愿军人。

李光耀向武术团体招兵买马,就是鼓励这群习武人士加入PDF。



冈州会馆的欧阳德仁回忆起响应李光耀的号召,成为义勇军的情景。当时他20岁,在师资训练学院受训。他的同胞多数是30多甚至40岁的爱国志士。1966年新加坡独立一周年国庆,检阅队伍中有四个营3,200名义勇军参与,展现了国人的爱国情操。当时的义勇军每三年签约一次,欧阳德仁留在军队里,60岁才退役。

冈州会馆的卢康龄在牛车水士敏街(史密斯街,Smith Street)开药房。由于军队缺乏医疗后备人员,卢康龄自动请缨,建立野战军医院,并带领部队到以色列、台湾等地考察。他是第一野战军医院的指挥官。

(吴庆瑞在万里森林巡视自愿部队的训练情况。图片来源:MICA 1960s)

(1966年新加坡独立一周年国庆,有四个营3,200名义勇军参与检阅礼。图片来源:NAS 1966)

国民服役及延伸


1967年2月27日,国民服役修正法案提出一读,3月14日三读通过,新加坡正式落实国民服役。8月17日,第一批国民服役军人应召入伍,转眼间已经过了48个年头。

目前新加坡有约七万名国民服役人员与职业军人,九十万名后备军人。



(第一批国民服役人员的结业礼。图片来源:MICA 1967)

多年以后,新加坡重新启动志愿军机制,表面说法是让移民与永久居民有效忠的机会。首批68人组成的新加坡武装部队志愿军(SAF Volunteer Corps SAFVC)在2015年3月“入伍”,接受两个星期的基本军训。

2011年全国大选,成为白沙榜鹅集选区的代议士的Dr Janil Puthucheary也加入SAFVC。Janil Puthucheary曾经被网民搜罗实证,指他刻意35岁过后才入籍新加坡,逃避国民服役。



(第一批SAFVC志愿军宣誓。图片来源:Today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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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July 05, 2016

邱雁宾街

作者:何乃强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四方八面》,2015年3月2日

在牛车水生活过,现已年过花甲的人,相信还记得邱雁宾街(Yow Ngan Pan Street)。这条小路是从广东民路(Cantonment Road,有叫四排坡)转入,尽头是死巷。它原本是连接尼路(Neil Road)的。不过在三四十年前,这条街就消失了。街道一边,面向欧南路的几间屋子亦全部被拆除。这块地皮是邱雁宾在1910年所捐赠,目前是广东民路警察总部所在地。不知道那里有没有设置明显标志,记述曾为新加坡作出贡献的邱雁宾?

我们不应忘记这位先驱人物,他不该在新加坡的历史湮灭。

对于这条街道,我还有一些模糊印象。我一位彭姓养正同学就住在广东民路,隔邻是司徒荣基医生(港大毕业)的诊所。一位郭姓父执也住广东民路,所以我也曾走入邱雁宾街。

邱雁宾(1863-1930)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新加坡名人。他在新加坡出生,祖籍广东,曾在新加坡圣安德烈英校(St. Andrew's School)受教育。1880年他去过香港学习经营出入口贸易。他是一位成功的商人。1902年,他督办海峡轮船公司(Straits Steamship Company),1913年出任联东水火保险有限公司 (The Eastern United Assurance Corporation Ltd)督理人,和利华银行(Lee Wah Bank)董事。在 1903年他创办广益银行(Kwong Yik Bank),邱雁宾也活跃于宗乡会馆活动,1923年协助组织“客属总会”,也成功向政府请求,获得柏城街地段兴建客属会馆会所。

对医药和教育事业,邱雁宾作出很大贡献,1905年他是七州府医科大学——爱德华七世医学院(King Edward VII College of Medicine,国立大学医学院的前身)发起人之一。他也联同黄亚福,梁敏修等人,创立广惠肇方便留医院,曾出任该院主席。创办于1905年的养正学校,邱雁宾是创办人之一。由于他对新加坡作出巨大贡献。在1912就被英国殖民地政府委任为太平局局员(JP-太平绅士)。1918年他也受委北伦敦英艺术学院要职。

根据所知,邱雁宾的住家也是建在邱雁宾街。他有九妻房,儿子邱锦钊在1950年代担任养正校友会的理事长。我在养正学校一个学校聚会,聆听过他的演讲,可惜他英年早逝。他的孙女和我小弟曾在Trafalgar School 英校同学,离校后失去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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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July 01, 2016

英国脱欧与新马分家(Brexit)

脱欧公投


在英国生活的时候,除了结交了一些当地朋友之外,也认识了一些中国和香港移民,以及在当地居住了三四十年,但依然手持马来西亚护照的大马人。对于当地人善于辩论,善于享受生活,善于尊重人文风貌的气息,我依然保留着美好的回忆。

因为有过接触,所以对于2016年623日的英国脱欧公投(Brexit)较为关注,锁在BBC图文并茂的网站前看计票。

3350多万张选票中,苏格兰、北爱尔兰和伦敦这些相对富裕的地区是强烈要求留欧的,英格兰的其他地区和威尔士则是支持脱欧的。大势已定的时候,正好是午饭时间,当地则是一觉醒来的清晨。

(威尔士的战争遗址:威尔士与英格兰多数选民一样支持脱欧)

有人引述五十多年前的新马分家来形容英国脱欧,认为英国脱欧后就像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一样,从此平步青云。有人认为脱欧是一场大灾难,不只是英国人选择自杀,还会点燃另一场世界性经济危机。未来是个未知数,分析师只是运用当下的讯息来作出预测。不过可以肯定的,脱欧留欧都不会是世界末日。

重温新马分家史


英国脱欧跟新马分家有何异同?我们不妨重话当年。新加坡于1963916日加入马来西亚,成为新加坡州,196589日脱离马来西亚,成为新加坡共和国,短暂的23个月的离合制造了一些欢乐与许多难以抚平的创伤。分家后除了悬而未决的双边课题外,有些家庭一夜间分隔两地,有些成为马来西亚人,有些则是新加坡人,分不清是新柔长堤开了历史的玩笑,或是两地政客有意无意间制造了桥的两岸的遗憾。

多年来有许多推论揣测,到底新马是否假合并,时任总理李光耀在录像机前宣布新加坡独立时为何流眼泪等,甚至有人根据解密的吴庆瑞“信天翁文件”,解读为新加坡早在合并之前已经预谋分家。

马来西亚虽然于1963916日正式成立,然而在合并的谈判过程中,仍有许多争议未能解决,经济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新加坡要求成立单一市场,马来亚政府表示同意逐步实行,条件是新加坡必须提供一亿五千万元贷款给砂劳越和沙巴(婆罗洲),15年内还清。

新加坡和中央政府第一次发生公开争议是在合并三个月后。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批评中央政府的年度预算案没有给予提升社会状况足够的预算,中央政府也没有推动单一市场的进展等,因此新加坡决定延迟对婆罗洲的贷款。新马双方都称对方在拖延时间,不遵守承诺。新加坡的商人也开始投诉中央政府歧视他们,没有让他们和其他州获得相同的利益,反而对他们实行诸多限制。

196412月,马来西亚财政部长陈修信以印尼的对抗活动导致军备预算增加为由,要求新加坡将上缴中央的税收从40%增加到60%,其他州属则没有增加税务。新加坡认为这是挖空新加坡的财富来支援整个马来西亚联合邦,矛盾继续升温。1964年,新加坡经历了7月和9月两次种族暴动,对外贸易严重受损,增加税收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新加坡工商界采取多种方式,抗议联邦政府的征税政策。1964122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向陈修信呈递备忘录,正式要求取消营业税与薪金税,调整或暂缓实施糖入口税,并委派一支四人代表团前往吉隆坡,面陈新税对新加坡的影响。

中央政府面对各界的压力,不得不面对现实。东姑最终表示,如果发现新税有不妥之处,将及时做一些调整和修改。1965123日,陈修信发表声明,政府将认真考虑新的征税方案,并将在近期提出征税修正法案。

一系列导致新马经济冲突的问题中,工业发展一直是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吴庆瑞早已意识到合并后,中央政府在新兴工业许可证审批方面,将会对新加坡的企业实施苛刻的限制,以放缓新加坡发展的步伐。因此,吴庆瑞要求经济发展局简化新兴工业的免税申请与核准程序,在合并前的短短一个月内,新加坡政府共颁发了77张新兴工业许可证。相比之下,新马合并的两年期间,新加坡政府向联邦财政部递交了69份新兴工业许可证申请,仅有两份获得批准,其中一份还规定了种种限制,实际上等于拒绝。

当时马来亚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中央政府认为合并后若不放缓新加坡的步伐,将进一步扩大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各州的差距。因此,中央政府对于成立共同市场,一直采取拖延的态度。

新马双方关于共同市场的争论,在分家前夕达到了高潮。1965717日,陈修信在新加坡大学的演讲中强调,共同市场问题不仅是一个技术和经济方面的议题,更是一个政治性的议题,目前缺乏实施共同市场所需的“正确精神”(Right Spirit)。中央政府必须采取可行的方法来平衡联邦各州的发展,可是新加坡却不愿意承担额外的责任,中央政府不能为了新加坡而牺牲其他州的利益。

吴庆瑞和陈修信这对表兄弟貌不合神更离,陈修信一心要阻碍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甚至全面接收新加坡的纺织品配额,建造一家新的成衣厂,夺取新加坡纺织工人的就业机会,最后英国施加压力,中央政府才把配额全数交还给新加坡。吴庆瑞认为陈修信还会找机会把各工业投资转移到马来西亚去,长痛不如短痛,因此代表新加坡谈判继续“留马”的条件时,却跟副首相敦拉萨(现任首相纳吉之父)取得“脱马”的共识。

不过主宰新马命运的未必是单纯的新马两地政客,背后可能牵涉到更早期的新加坡代表团与英国所达成的自治协议。1958年,率领新加坡代表团完成自治谈判的首席部长林有福向全民发表的公开信中写道:
“本坡各党派代表团已经与英国殖民部达到协议,我们的团结和决心已赢到了新的宪制,使新加坡于明年初成为自治的国家。我们当前面对的任务,便是接受这时代性的挑战,并证明我们能够有能力管治自己的内政。
我们在伦敦所赢到的,可以说是在目前环境下所可能争取到的最高目标,以待并入马来亚联合邦大家庭时所实现的完全独立为止。殖民国家的力量正从我们的内政中消失了,新加坡国即将取代了新加坡殖民地。….”

公开信的字里行间已经很清楚地表达了新马合并势在必行,至于“新加坡国取代新加坡殖民地”,是指自治后的新加坡国,或是预言合并后必定分家的新加坡国,倒是耐人寻味。

(1958年,时任首席部长林有福对全民的公开信,新马合并势在必行。图片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新马短暂的合并给予我们一个强而有力的讯息:虽然两地人民拥有相同的文化背景与发展历程,但是也有因不同的王朝土邦衍生出来的苏丹贵族与统治阶层,使到新马的政治胶结于不同状态。所谓相见容易同住难,双方长期相处就像婆媳关系,磨合起来可得大费周章。新加坡脱马后很快的顺应着世界大势,走自己的路,新马各自发展成为不同的经济体。

英国脱欧的阶级分野


表面上看来,英国留欧或脱欧似乎就像五十多年前新马的情形一样,只是就区域性与经济实力上放大了许多倍。深一层地观察,英国脱欧跟新马分家实质上并不相同。

四十年前英国人民公投,成为欧盟第九个成员国。日后的欧盟国家如雨后春笋,多个解体的前东欧和南欧国家纷纷加盟,扩展到28个国家。2002年推出的欧元区,19个欧盟国家以欧元作为法定货币,英国则继续使用英镑。

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列出五大不加入欧元区的理由,归根结底就是欧元区的组织与性能必须符合英国的长期利益。很显然的那是老谋深算的一着棋,为英国留下脱欧的后路。

实际上欧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从2009年希腊债务危机开始,便由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四个国家支撑着欧盟60%的经济。

(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撑起超过60%的欧盟经济。图片来源:Wikipedia)

如今在民主制度的一人一票下,脱欧派以52%获胜,首相卡梅伦呼吁国会尊重民意,通过脱欧议案,但以脱欧跟自己的理念不符而选择辞职。

根据里斯本条约(Article 50 of the EU's Lisbon Treaty),英国从正式向欧盟提呈辞函那一天起,有两年的时间跟各国协商,目前正处于购买时间的阶段,尚未启动机制。

新马分家
英国脱欧
新加坡期待中的大市场并没有实现,而且受到中央政府多方面的钳制。
英国已经享受着欧盟市场的利益,但必须受到欧盟条例的约束。
马来亚并没有接受新加坡的意愿,但权衡时势后,将婆罗洲一起纳入大马来西亚的范畴。
欧盟希望英国继续留守,避免引起骨牌效应,其他右翼政党纷纷要求公投脱欧。
马来西亚利用新加坡的收入来支撑整个大马来西亚。
英国跟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支撑整个欧洲经济。
新加坡很早就已经为脱离马来西亚留后路,吴庆瑞谈判分家事宜只是顺应时势。
英国政府希望留欧,避免经济的不稳定性,但是被放大的移民与医疗福利问题所拖累。
虽然新马人民的文化习俗与日常交往有密切关系,但新马的政治生态有许多差异。
英国跟欧盟多数国家一样奉行两党制,但是在民族文化上显然跟欧洲大陆有许多分野。


此外,我们也看到了英国社会的阶级分野。当地新闻表示支持留欧的多数是有能力游走于欧洲各城镇,享受到欧盟的利益的“欧洲公民”和年轻人;支持脱欧的则是入息一般的受薪人士,他们不认同富人减税,穷人减福利的做法。脱欧是民意,民意反映的是民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民生不能置之不顾。

有些年轻人高呼长辈选择了一个年轻人不想要的未来。但未来充满变数,站在长辈的立场上,他们必须过活,是否也应该行使民主的权利,为自己打算?没有当下,谈何未来?

贫富差距所引起的对立性跟是否应该举行公投无关,如果不是因为公投使到社会现实浮台,自然有另一根禾草来取代。这种现代社会的阶级分野发生在英国,同样可以发生在新加坡,只是两地人士面对压力的心态或许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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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June 24, 2016

印度煎饼 Roti Prata

印度料理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美食之一,印度各地的族群早在19世纪初便已经陆续到新加坡落户。他们从家乡带来的印度料理逐渐本土化,采用东南亚出产的香料如丁香、八角、肉桂和咖哩叶等,衍生出别出一格的新加坡印度餐,跟许多百多年的路边摊一样,展示出本地美食的多元性。

印度特色美食如咖喱鱼头和黄姜饭(nasi brayani),一般本地食客都不会错过。至于印度人用面粉或扁豆制成的“虾饼”(keropok)和曲饼(murukku)也是常见的大众化小吃。这类“虾饼”没有虾,虾饼只是我们因误会而张冠李戴的名字,它的正确名称为papadum。


(黄姜饭)


(咖哩鱼头)


(Papadum)


(曲饼 Murukku)

印度煎饼(Roti Prata)是本地最普遍的印度美食,也是南印度回教徒摊贩的拿手绝活。早年的印度移民将这种“扁平面包”带入新加坡,到了1920年代,已经在本地十分盛行。

印度煎饼不单只是用来当早餐,也可以当午餐、晚餐和茶点。

印度煎饼所使用的纯面粉从印度入口,先将面粉制成面团,再用印度酥油在铁板上煎烤而成。


(印度煎饼外层松脆,内层白皙,富有层次感)

传统的印度煎饼跟羊肉或鸡肉咖喱搭配,煮羊肉咖喱的铝锅(Haandi)底粗颈细,跟一般华人使用的汤锅不同。这种咖喱锅的设计源自民间的智慧,主要是为了避免水分蒸发得太快,影响食物的味道。

(Haandi 底粗颈细,避免水分蒸发得太快)

为了迎合现代人的口味,新加坡的煎饼师傅和餐馆都推陈出新,除了常见的煎饼加蛋之外,还有鸡肉丝煎饼,乳酪、蘑菇、黄梨甚至雪糕煎饼。

本地的印度煎饼还被评选为全世界50大美食之一呢(CNN Go 2011)!


(印度咖哩粉)

飞的技艺


师傅制作印度煎饼的过程,是一场绝妙的飞的技艺,不愧为视觉艺术的享受。过程是这样的:首先将面团搓揉成球的形状,放在涂上一层酥油的桌面上,用手将面团压扁,然后往上空旋转式地抛掷,直至面团变得薄薄的一片。接着将它从四面往内折成四方形,放到烧热的平底锅上煎至双面呈金黄色。上桌前合手拍打,使煎饼松软。

煎饼竟然还分为两层,外层浅黄松脆,内层绵软白皙,富有层次感。一软一脆的内外层,口感对比强烈,即使不占咖喱汁,也一样叫人乐不思蜀。

奇妙的“飞饼”,留给我们许多想象与回味的空间。


(印度煎饼师傅的手艺灵巧。图片来源:互联网)

印度煎饼的起源


关于印度煎饼的来源,有不同的说法。一个说法是源自金奈(Chennai),在当地称为Paratha,意思是不经发酵的面包。南印度人的婚礼上,Paratha是招待宾客的美食之一。

另一个说法是源自北方的旁遮普(Punjab),当地人称为PronthaParontay。传到新加坡后,经过多年来语音的演变,ParathaProntha Parontay 都统一为Prata

Roti源自印度的乌尔都语(Urdu),也是巴基斯坦的国语,同样指不经发酵的面包。

印度有Roti或者Prata,看来只有在新加坡才有Roti Prata

南印度人的绝活


吃印度煎饼最好是配一杯印度拉茶。印度拉茶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师傅使用两个杯子,以熟练的身手把茶“拉”来“拉”去,一杯好的拉茶至少拉上七遍,还必须拉得长,拉得越长,泡沫就越多。在“拉”的过程中,将炼乳完全溶入茶中,这杯奶茶特别好喝。

(拉茶是另一项绝活。图片来源:互联网)

这些南印度摊贩除了制作印度煎饼这类拿手绝活之外,也售卖不同风格的美食和小吃如印度炒面(mee goreng)和印度罗惹(Indian rojak)。Mee goreng以华人的黄色生面为主,配上番茄和辣椒酱,味道浓郁。印度罗惹则采用红色香料与辣椒来增添火热的色彩,食客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来挑选食材,如蒸鱼饼、面粉虾饼、马铃薯,炸豆腐等。中式与印度式的食物来到南洋,都几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开开心心地同化的过程中保留着各自的美味与特色。


(印度rojak 以青辣椒和洋葱取胜。图片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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