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uly 03, 2015

国民服役 National Service

新加坡重新启动停止50年的志愿军机制,2015年6月27日,第一批226名新时代的志愿军人结业,其中包括白沙榜鹅区的普杰里医生(Dr Janil Puthucheary, 43)。2011年全国大选,普杰里以入籍新加坡的身份参与大选,曾经被网民指责他有意“逃兵”。

新加坡武装部队的作战概念是以40岁以下的后备军人为骨干,动员起来算是百万青年百万军。这些后备军人中,除了少数属于退役的正规军,多数是国民服役人士。国民服役这个概念源自1950年代初。

1954,新加坡的华校生通过代表性的“五一三事件”,反对国民服役。殖民地政府面对社会舆论,决定暂缓服役政策,最后不了了之。

1967年,新加坡的第一批国民服役军人入伍。从拒绝到接受,前后度过了13个年头。


(1967年,第一批国民服役青年宣誓入伍。图片摄于 We defining Stories)

新兵小传


当年为了灌输国民服役的概念,国防部在全岛各地的联络所和中央人力局安排了欢送活动。雄壮的军乐奏起,家人看着家中18岁的男儿列队登上军车(3 tonner),挥手告别时,有些家长甚至禁不住流下眼泪。

现在写下这些文字时,到中央人力局报到那一幕油然浮上心头。当天早晨,我自个儿提着背包,带着日用品前去报到,军营、军训、长官、同僚等都是茫茫的未知数。放眼望去,有些男生可是一家出动,祖父祖母、叔叔阿姨都围在身边,嘱咐叮咛,亲情流露。

跟一群陌生人站在一起集体宣誓后,无知地攀上军车,抵达俗称的“兵房”,开始三个月的新兵生活。

放眼即将同捞同煲的同僚,有架势凌人的富家子弟,言谈间离不开妈妈的乖孩子,也有长发披肩、全身刺青(tattoo)的“三星仔”。这类江湖子弟开口闭口“令爸”,同时握紧拳头比手势,十分“威水”。妙就妙在落发后,三星仔的气焰顿时消失了,而且还挺乐于助人。一段日子后,原本萎缩一角的男生胆子也逐渐大了起来。

“进兵”(入伍)两个星期后有个家长日,家人可以到军营探望,顺便摸摸“榴莲头”。两个星期下来的体能训练,身体已经明显的硕壮了许多。

严格说起来,首两个星期只是适应期,真正的“好戏”是家长日之后。有些新兵受不了压力而自杀,有些则选择自残,说是训练时意外受伤,希望可以“降级”(downgrade),从此摆脱艰苦的训练,甚至提早“出兵”(退伍)。

当时一连有四排,一排有四班,每班12人,一声“Platoon fall-in”,48人齐出动,“Company fall-in”则是192人。将近200人在营房前整齐列队的场面已经够壮观了。(连:Company,排:Platoon,班:Section


(一班(one section)有12人。图中少了一人,因为他是我们的摄影师。)

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日子,彼此都摸清了对方的底。撇开谁的体能特佳,谁有领袖才华等不提,谁是sabo king,谁是bobo king,谁是geng king,谁是complain king,谁是wayang king,谁是koon king,谁是sotong king,谁最siao on,谁最on the wrong ball等才是茶余饭后最有趣的话题。

sabo king:害人精
bobo king:烂枪手,百发百不中,shoot elephant(连大象都射不中)
geng king:大懒蛇
complain king:投诉大王
wayang king:“演戏”专家,在长官面前做做戏,长官走后就我行我素
koon king:贪睡虫,去到哪里睡到哪里
sotong king:糊涂虫
siao on:太过勤劳
on the wrong ball:很勤劳苦干,但事半功倍,甚至一事无成

一般不知情的人士以为新兵训练就是在烈日下步操,实际上步操训练只占小部分,更多时间花在体能训练、过障碍物(obstacle course)、来福枪拆装与射击、野外露营、作战技巧等,都是平日无法接触到的东西。


(过桥,water obstacle course)

来自五湖四海,不同背景的一群人,被逼同处一室,互相磨合的过程是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人与人相处,大家的化学元素都不一样,寻找共同点成为和睦共处的重要关键。在 eat together, shit together 中建立起友情,打造共同记忆

转眼间飞鸿渐杳,大家非但已经“出兵”,有些甚至已经出殡了。


(1975年,越南船民开始涌入新加坡,准备移居到欧美和澳洲,两位国民服役军人为孩子们践行。这可能是新加坡独立后第一宗人道救援活动图片来源:国防部网站)

生活的困境


每个过来人对国民服役的体验不一。对年轻人而言,在时间与金钱上的牺牲是挺大的。军训也将个人的体能与耐力推向极限,这些都不是愉快的事。

国民服役实行后的首十余年,对穷苦家庭来说,最大的困境是饭碗。这些穷家孩子是家人的命根子,他们老早就辍学到社会谋生,有些还捞得风生水起,有一份不错的入息。现在薪水没了,微薄的服役津贴几乎连自己都养不了,谈何养家?


(国民服役欢送会。图片摄于 We defining Stories)

在那个“小当家”的年代,因为家庭问题而逃兵是很普遍的,早在落实国民服役前,一些有良知的国会议员已经在国会辩论“国民服役法令”时,提出相关问题。国防部的回应是会处理相关事务,并为一些服满两年兵役的士兵安排工作等。

国会记录


现在重看相关的国会记录,那个年代的那场辩论是相当富有启发性的。以下是部分摘要。

1967313日国会辩论,吴庆瑞重申国家防务的逼切性:

对我而言最艰巨的挑战是国防是崭新的任务,我没有前车之鉴。当我考虑到如何制定有意义的国防政策时,必须从最基本原则开始。

最根本的问题是:为何要保卫新加坡?我不认为这是个滑稽的问题,因为不论是门外汉或是专家都说这个小岛无从防卫。他们都认为新加坡过于脆弱,只有通过殖民地或者一个类似卫星般的防卫机制,才能达到防卫的效果。

对于那些认为我们不可能自我防卫的看法,我相信是错误的。在当今世上,除了两个超级核子强国之外,其他大国都是无法防卫的。比如整个欧洲都无法防卫苏联的核子攻击,但它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建立国防。

新加坡并不是最小也不是最穷的国家。在这个战后的年代,许多小国都纷纷摆脱殖民地而独立了。他们人口少经济条件也差,面对着内战的威胁,大国总在那里虎视眈眈。如果这些小国处于战略地带,如南越,超级强国就会插手,后果比内战还要严重。

同样的,如果小国能够有效地管理内部问题,有足够的防卫力量,使到敌人知道侵犯是必须冒着风险与付出很大的代价的,他们就会三思。…..长远来看,新加坡有必要跟其他国家合作,进行区域联防,最好是在国际框架下成立防务联盟。如果我们建立起自己的防务实力,我们就可以成为有价值的合作对象,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张合德Teo Hup Teck,惹兰加由Jalan Kayu)以华语发言:

不单只是惹兰加由的居民,全新加坡的人民都十分关注国民服役法令。1952年殖民地政府推行国民服役法令(National Service Ordinance),我的选区的居民并不热衷,有些居民甚至极力反对。原因很明显,那个时候新加坡处于殖民地时期,没有国家意识,他们都不认为自己有为殖民地政府尽防卫责任的义务。但是十年后的政治环境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们已经摆脱了殖民地统治,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我们的人民必须维护自己的主权。因此,国民服役的意义已经完全改变。….我们必须捍卫自己的独立、资产与自由,好男必须当兵,为保卫国家而感到自豪。

1967314日,国会继续辩论国民服役法案。林源河Lim Guan Hoo ,红山Bukit Merah)以华语发言:

700年前新加坡面对爪哇的侵略,最近日本占领了新加坡,我们成为受害者。700年来的记录,我们从来就没有侵略过他人。因此,即使我们有强壮的军队,我们也没有侵略他人的经验或意图。新加坡控制了600海里的马六甲海峡,新加坡是东西航道的枢纽,也是东南亚与澳纽的中心点,就战略而言,新加坡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即使我们没有侵略他人的野心,我们也不可以脚软,我们不可以成为懦夫。

就社会建设来说,新加坡有两百万人口,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紧密合作的社会,国民服役提供了这个族群合作的条件。….

蒂凡那夫人Mrs Devan Nair ,摩棉Moulmein)以淡米尔语发言:

通过国民服役,我们可以灌输国家的自豪感。如果我们以自我为中心而不顾全国家的利益,我们不可能繁荣。如果我们将个人的利益与国家相结合,国家繁荣,我们也会过得好。因此,我们必须想到群众的利益,这就是我们必须灌输的理念。我相信国民服役将会缔造这种精神。

年轻人参与国民服役不单只是接受军训,他们也会学习到如何成为一名好公民与履行社会责任。父母,尤其是母亲,必须鼓励他们的孩子参与。

沈文武 Sim Boon Woo,樟宜Changi)以英语发言:

如果国民服役法令在十年前提出来,我的同僚和我都会极力反对。但今时不同往日, 当年我们不屑为殖民地服兵役,是因为我们不认为有为殖民地主子服务的责任。

今天的新加坡是个独立的国家,联合国超过110个国家接受了我们。我们是这块土地的孩子,我们是主人,我们是拥有者。我们建立起来的繁荣与美好的生活不能被他人霸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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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June 26, 2015

反黄运动

Farah Ann Abdul Hadi


在刚结束的2015年东运会,马来西亚女体操运动员Farah Ann Abdul Hadi勇夺两面金牌、一面银牌和三面铜牌,放眼明年的奥运。诚意祝贺她更上一层楼。

作为一名回教徒,Farah 必须面对因体操穿着所引起的一些当地保守的回教人士的非议。这些卫道士认为她太过暴露,衣着显现出下体的轮廓,超出宗教的道德界限。结合了马国近年来牵涉到马来女子的强奸案,言外之意就是过度性感,引人犯罪。

马国青年与体育部长维护Farah,回应这些非议人士,我们欣赏的是优美的体操,而不是满脑子想入非非。他说了颇具佛性的一番话,大意是风没动,树叶也没动,动的是人心,因此必须调整的是心态。

Farah 为国争光之后所面对的后续问题不仅在新马备受关注,英国、澳洲、爱尔兰等地多家报章都竞相报道。Farah 的体操穿着所牵涉到的“道德”规范在现代社会并不容易理解,如果让时间倒流60年,则可能另当别论。

Farah Ann Abdul Hadi的体操比赛穿着是否过于暴露?照片来源:互联网

黄色的危害



去年在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变迁·万画》中,有一幅新加坡已故画家陈世集在1954年创作的木刻版画《黄色的危害》。陈世集在战后十余年间以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为题材,创作了许多引人深省的作品。

黄色的危害》中,裸体女生占据了画作的对角线,将观众的目光吸引过去,女生的头顶盖着咸报,身旁有弃置的衣物鞋子和掏空的钱包,颈项被绳索勒住,地上还有又深又黑的脚印。她的衣着时髦,不像一般朴素的中学生,显然带有物质崇拜的意味。画面中的女子似乎在不堪各种色情刊物的重压,最终在“黄祸”下窒息而死。


新加坡已故画家陈世集在1954年创作的木刻版画《黄色的危害》

这是一宗活生生的命案,发生在19531012日中午时分,出事地点就在新加坡的闹市珍珠山下(Pearl Hill),距离珍珠山警察局只有五百码(约五百米),受害者是圣安东尼女校(St. Anthony's Girls Convent15岁的学生庄玉珍(Chng Geok Tin),她在光天化日下被奸被抢被杀,凶徒心狠手辣,胆大妄为的干案手法,震惊了新马社会。

根据隔天(1013日)海峡时报的报道,早上庄玉珍从住家(Seok Wee Road,已消失)送粥给住在珍珠巴刹(Park Road)的阿姨,11点左右庄玉珍准备上学,从阿姨家经过珍珠山走回家换校服途中被杀害,她出事前所穿的阿妈衫裤被撕成碎片,凶徒用她的衣服将她勒死,所戴的金耳环、金项链和金戒指都被抢走。



庄玉珍被谋杀。Straits Times, 1953年10月13日

1950年代,新加坡的学生团体、文团、工会和左翼政治组织齐齐发起反黄运动,指责英殖民地政府办事不力,让黄色文化大行其道,造成社会罪案层出不穷,集体呼吁政府禁止输入这种腐败颓废的西方文化。这场轰轰烈烈的反黄运动成为华校生跟政府对抗的反殖民地运动的一部分,并在1954年的“五一三”反国民服役起了主导作用,从政治上直接与英殖民地政府正面交锋。

打黄狼


对于那个年代的反黄运动,编纂新马华文文学史的方修先生在“战后三十年的新马话剧活动” (收录在《方修选集》里)文中有详细的追述:
这时期,黄色文化泛滥新马社会,许多歌台大唱色情歌曲,大跳大腿“艳舞”,大演其打情骂俏、充满低级趣味的文明戏。

 ….学生戏剧活动在反黄运动时期达臻它的高潮,成为这时期(一九五三 —— 一九五六)马华剧运的波涛滚滚的主流。 

这个时期的学生戏剧活动,总的倾向是配合反黄运动,提倡健康文娱。当时有一个热门的歌舞短剧,叫做《打黄狼》。故事是叙述村民合力打捕一头狡猾阴险的黄面狼,一个善良的少女一度救了黄狼的生命,反而险些被那忘恩负义的凶兽吃掉。这只是一个古老的寓言,并非对於当时当地的社会现实的深刻描写。但说也奇怪,大家都喜欢看、喜欢演,终於蔚为一般叙别晚会的精彩节目。 

我想,也许它在字面上以至实质上确是能够体现出这时期的反黄运动的基本精神吧?因而,我们也不妨把这个时期的马华剧运,称为“打黄狼时期”。 

叙别晚会是当时学生戏剧活动的一个主要形式。这是各校高初中毕业班学生离校前的一次盛大文娱表演。演出日期通常是在每年年底。这种文娱活动形式的最早出现是在一九五二年。这一年,华中、南中、南侨的毕业班同学都分别举行了叙别晚会。《墙》、《一个房间》、《赤道风情》、《五姐妹》等剧,就是在这些叙别晚会上推出的。但规模的壮盛却是以一九五三、五四、五五等三年为最。而且,由於配合反黄运动,演出更加着重思想内容的健康,和大众的生活也有了更加紧密的结合。譬如为助学会筹款,为水灾灾民义演等等。 

--- “战后三十年的新马话剧活动” ,《方修选集》

19531012庄玉珍事件后, 1024日中正分校主办了反黄座谈会,过后出版《抵制黄色文化特辑》来追悼庄玉珍,劝告同学不要看黄色电影,不要带黄色书报道学校等,中正总校、华侨中学、南侨女中、中华女中等相继响应,编印反黄歌曲、反黄书签、反黄标语、烧毁黄色书刊、在游艺会上表演反黄短剧等。由于当时的华校生与英校生几乎生活在各自的群体,反黄运动以华校生为主导,基本上英校生并没有参与这项学生活动。

至于《打黄狼》之所以深受欢迎,并不单只是表面上的打黄狼那么简单,殖民地政府纵容黄色文化,荼毒人民,本身就是一头十恶不赦的黄狼,因此“打黄狼”更进一步隐喻为打倒殖民地政府。

(当年对暴露的尺度不同,这类舞蹈表演与穿着也流入“黄”的范畴)

“闪电”行动


华校生从1954年《五一三》反国民服役事件后意识到团结学生,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在1955年成立中学联,但被林有福政府极力打击,1956年演变成十月大学潮后,反黄运动失去领导动力,霎那间从高峰掉落谷底。

老报人陈再聪先生在口述历史中谈到当年的情况:“1956年以后,封了那么多的报纸,新加坡剩下来的小报,都是国民党跟黄色、灰色的,那个阶段是黄色和灰色最利害的时期,很多小报利用来敲诈、不负责任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报纸都很多。”(口述历史 Accn. No. 001023/28



(首都戏院的西片《烟雾销魂》。NAS c.1950s)

不过,打击黄色文化始终是有正义感的政府的目标。1958年,刚独立不久的马来亚联合邦颁布“不良刊物入口法令”,明令禁止色情刊物、影响社会道德、传播不良政治思想与亵渎神圣的书籍入口。在马来亚联合邦,1950年代初的华校与中文报刊等便开始打击黄色文化,例如1954年6月在马六甲出版的《古城月报》更语气坚定、措辞强硬地谴责黄色文化:“我古城向有保守之特质,脱衣舞蹈自然行不通,然黃色歌曲,黃色书报则充斥坊间,其能不寻思扫除之方乎?”

(黄色杂志)

在同期的月报上,顾兴光《给学园的园丁们》的新诗写道:

当幼苗开始发芽的时候;

园丁们!
绝不可放过一只黃色的虫子,
在她的范围之內;
使它摧残了任何一株文艺之幼苗,
等到:
幼苗长出绿色的叶子时,
园丁们!
你们得更勤力地,兴奋地,

消除黃色的虫子!

1959年,刚上任的人民行动党政府也在新加坡大举扫黄,赋予反黄运动新生命。当时的人民行动党武吉班让区(Bukit Panjang)国会议员李炯才认为过去殖民地主义者和政客利用黄色文化为政治工具,来麻醉青年,迷乱青年本性;另一位人民行动党直落亚逸区(Telok Ayer)国会议员,也是内政部长王邦文抨击殖民地政府对色情文化袖手旁观的做法:“一个殖民地政府,只是对那些攻击或取笑殖民地统治的刊物采取行动,结果就是许多政治上有问题的书本和刊物都被禁止,而腐蚀人民思想道德的刊物却充塞市面。”(南洋商报,1959625日)

当时的人民行动党以“闪电行动”为主导,说了就做,在65日宣誓就职后,四天后推出第一波反黄浪潮,吊销八家中英文黄色刊物和一家艳舞团的执照,浪潮一波接着一波,取消了弹子台与电唱机执照,命令广播电台停止播送摇摆乐,不允许在公开场合唱奏流行娱乐及摇摆乐,重新审核已经通过的色情影片,禁止黄色电影进入新加坡,检查酒吧按摩院等。新加坡各界人士纷纷响应人民行动党政府落力打击黄色文化,改造社会风气的努力,配合政府采取实际行动,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通过振奋人心的文艺创作可以看出当年人民行动党给人民带来希望的一面:

新加坡颂(赵兰香,罗灵凤) 

朋友 这里有一支歌
---一支热情的歌 
用来歌颂我们的城市
用来歌颂我们的保姆
---新加坡

 ….. 

新加坡 是一个英雄的城
她象征着三大民主的精神——
刻苦、耐劳
互助、友爱
精诚、团结 

一百万不同肤色的民族
得到她的哺育保养
各民族的文化
在这里茁长发扬
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
在这里接连地上演

 ….. 

新加坡
正如她的名字一样
像一只勇猛的狮子
反转身来
大声怒吼
向全世界
想起寒食节的人民
宣告自治
…….

不过,人民行动党并不是第一个打击黄色文化的政党。根据周维介的《闲说禁书60年》(《怡和世纪》总第24期),1958年,也就是人民行动党上台前,林有福政府曾经援引“不良刊物法令”查禁出版社,吊销小报的出版准证等。


周维介写道:我翻阅着1958年10月10日的《星洲日报》,发现了一则描述林有福于10月9日以主宾身份参加华校教团在快乐世界庆祝教师节的新闻。他当天到场时,入口处高挂着“新加坡华校教师团体庆祝教师节大会”的巨幅横条,与某脱衣舞团在快乐世界登台的大型裸女广告画紧靠一块。裸画与布条“相互辉映”,十分抢眼,面对斯情斯景,林有福十分不满,认为警方应该干涉或取缔这种危害下一代的低俗文化。

林氏在庆典致辞时脱稿表达:“当我步入会场时,我看到会场外的一幅画,使我产生了一种感觉,大家都是教师,大家和我都有儿女,这种图画中的文化,不能算做中华文化,这不配作为文化的文化,对我们的儿女是有害的。我反对,相信大家也会反对。”

林有福趁此机会打黄兼反共,连中国出版的书籍也一并查禁了。



黄祸的社会背景


新马所遭遇的“黄祸”有数个源头,黄色电影来自美国、日本和香港,色情小说来自香港,色情画刊则主要来自欧美。实际上当时那阵黄风袭击全球,连共产主义政权下的中国都无法避免(中兴日报,195528)。在第二届人民政治协商会上,中国文化部长沈雁冰(作家茅盾)还公开呼吁遏止黄色歪风。对新马而言,黄祸具有更强的杀伤力是因为殖民地政府所采取的放任的态度。

詹道玉在《战后初期的新加坡华文戏剧 1945-1959)》中分享她对当时的社会现状的看法,认为19481950年短短三年间的三宗重要事件使到黄色文化在新马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此后黄祸深陷,难以自拔。

这三宗大事包括了(1)在1948年颁布的紧急状态法令下,新马华人生活在悲观消沉的情绪中;(21949年共产党解放中国,中国的出版物不准入口,断绝了华人一贯的精神来源,生活更加苦闷;(319506月韩战爆发,对树胶锡米的需求激增,半年间新马的胶锡价格暴涨了四倍,一夜之间制造了一群暴发户,通过酒色财气,舞榭歌台来消除过去两年来累积的闷气。精神缺口决堤,黄色文化立刻泛滥成灾。

詹道玉写道: 

“自1951年开始,良家妇女、青年女学生,在街上、在巴士车中,时常遭遇阿飞的调笑,家庭主妇无法管教他们的子女被黄色毒素的毒害;学校教师,也慨叹学生看色情影片,偷看下流小报。黄色毒素已渗透到每个角落,庄玉珍事件绝非一件孤立个案,之前,早已发生黄碧玉等被奸杀的惨事多件,只是庄同学的遇害情况太残酷,才引起了整个新马社会的关注与同声谴责。

而社会道德败坏,所引致的恶果往往不止一端,以新加坡而言,1953年的犯罪事件,是以往任何一年所望尘莫及的,枪杀、谋杀、奸杀、自杀、走私、勒索、绑票、抢劫….,层出不穷,再加上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工潮不断,社会秩序之紊乱,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黄祸扫不尽,春风吹又生。食色性也,色情文化自古已然,只能控制,无法杜绝。六十余年后的今天,方修笔下的“许多歌台大唱色情歌曲,大跳大腿‘艳舞’,大演其打情骂俏、充满低级趣味的文明戏”并没有消失,以普罗大众都接触到的七月歌台而言,虽然歌台的运作操守都受到管制,女星还是免不了多露一些,主持人还是要开开黄腔来娱乐大众。

黄祸还渗透入高薪养廉的官僚群中,成为贪污的交换条件,或许是当年积极反黄的人民行动党元老所无法预见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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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前的《五一三》学潮(二之一)


Friday, June 19, 2015

1950年代的怀旧电影:狮子城,独立桥之恋

童年时代资讯不发达,很多时候都靠海报、街招、公开信等传达信息。每逢新登场的电影或大戏,街招到处分派,越看越吸引人,不少穷薪族忍痛掏腰包,进戏院里开心开心。

以前的戏院没有冷气,邵氏的“六叔”邵逸夫大胆扎下资本,将首都戏院重新翻新,装上冷气。据说当时的股东并不同意,认为观众来了一次之后就不会再来,因为他们都被冻坏,生病了。谁知道首都戏院带领潮流,日后冷气戏院如雨后春笋,没冷气的戏院反而没有观众。



狮子城


《狮子城》被视为第一部马来亚化的华语影片,由邵氏的死对头国泰克里斯
(Cathay Keris)拍摄。影片中花柏山及南部岛屿尽入眼帘,成人教育班上课,带着厚镜框眼镜的女老师拿着大大的地球仪走进课室,真叫人回味。

老师问同学新加坡的人种,一名学生回答(大概)“马来人、亚美尼亚人、阿拉伯人、英国人、法国人、印度人、澳洲人、美国人、加拿大人、潮州人、福建人、广东人、印尼人…”,令老师同学啼笑皆非,观众哈哈大笑。无可否认,这是通过斯文的搞笑来宣传新加坡的多元性。

此外,还有一幕经典的镜头:两夫妇听广播,人民行动党大获全胜,成立自治邦政府,大家都拍烂手掌,十分开心。


(《狮子城》街招:描写新加坡从殖民地走向自治)

难怪当时的街招这么写着:“描写新加坡从殖民地走向自治”。街招上独立桥的牌坊和石狮子就在“城”边,十分抢眼。可见独立桥不仅见证了本地反殖的呼声,还成为著名的旅游风景线。男女主角开心地奔跃,象征着追求一个欣欣向荣的年代,单看街招都已经叫人对未来充满希望。

《狮子城》绝对值得人民行动党与支持者捧场。对于反对党人士与支持者,同样可以探索一下,1959年以反对党身份赢得大选的人民行动党魅力何在。

《狮子城》在大华和加东奥迪安上映。大华戏院的前身为天演大舞台,主要演广东大戏。戏院落幕多年后,大众书局曾经将它打造成中华文化丛书的旗舰店,可惜单靠中文书没有出路,租约到期后便淡出了。

至于在加东购物中心(Katong Shopping Centre)旁的加东奥迪安,如许多当年的独立式影院那样,在上世纪80年代末成为购物中心的扩充版。

(加东奥迪安后来成为加东购物中心的一部分。图片来源:NAS 1960)

独立桥之恋


新马始终是个电影的大市场,邵氏不让国泰克里斯专美,同样投资拍摄马来亚题材的电影。

根据麦欣恩的博士论文《再现/见南洋:香港电影与新加坡(1950-65)》(2009),1955年邵氏已经在新马拍摄第一部粤语电影《星岛红船》。在1957-60 年间,邵氏的粤语片组拍摄了四部在新马取材取景的影片:《宝岛神珠》(1957),《独立桥之恋》(1959),《榴莲飘香》(1959),《过埠新娘》(1959)。邵氏的国语片组也在这几年间拍过三部新马题材的电影:《零雁》(1956),《南岛相恩》(1960),《蕉风椰雨》(1960)。

《独立桥之恋》的片名取义于新加坡争取独立的进程,以独立桥来代表新加坡。独立桥象征新加坡人紧扣着全世界各地人民的脉搏,摆脱殖民地政府统治的思潮。争取独立的故事确实比无中生有的鱼尾狮生动,具备历史意义。

《独立桥之恋》的街招富有怀旧的价值。它的中文是从右到左的,使用繁体字,恋却是简体,可能繁体的“戀”真的不容易写。

宣传文字使用“爱情大杰构”,杰构二字很少用上,乃“佳作”之意。

这是 1959年拍摄的邵氏电影,新加坡刚自治,美女小生以此影片作为新加坡建国的贺礼。

上世纪 50年代的新加坡,能上镜的地方不少,“花园水池街道大桥,星洲名胜全上镜头”。当年许多香港的粤语影片都到新加坡取景。

(《独立桥之恋》:花园水池街道大桥,星洲名胜全上镜头)

影片在新世界游艺场内的大光戏院上映。新世界游艺场是新加坡第一个游艺场(1923),1987年正式将铁闸关上。大光戏院则更早结束营业了。

女主角林凤是美人胚子,演这部戏时我还活在前世,却成为我成长岁月的偶像。如今我“老哥哥”了,林凤风采依旧,永远活在当年中。伊人在最销魂的时候,选择以安眠药“销魂”了。

2015年5月23日,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黑箱剧场重温《独立桥之恋》这部旧片,林凤、帅哥张英才、飞哥麦基等人陆续登场,新加坡消失的旧景观、名胜地、第一代女皇镇杜生组屋出现在银幕上,愈发叫人往事只能回味。


从海报上的“弟死母丧,家遭巨变。情人远去,无限凄仓。从一个歌女凄凉遭遇,反映出星洲社会百态”,大家可以联想到熟悉的歌女养家,弟弟不孝,情人遗弃,历经百劫后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情节。


故事内容是这样的:歌女薛艳梅是新马四大歌星之一,在大世界演唱。她长得漂亮,追求者众,唯独垂青穷画家郑文慧。二人在独立桥结识,常到独立桥谈心。梅更助慧到巴黎留学。慧离开前,梅弟使计迫梅出卖肉体,最后搞得家散人亡。慧学成归来得悉真相,梅已沦落酒吧,因自渐形秽投海自尽,幸而获救,与慧再续前缘。

或许我们会觉得这是个老掉牙的故事,但是从现场观众的掌声看来,大家接受了这是上世纪50年代的社会现实。《独立桥之恋》甚至引领潮流,掀起其他粤语片的跟风。

相关链接

Friday, June 12, 2015

女儿的电子游戏(e-games)

小女有时候提着SLR相机,跟我行行走走,挥霍花不尽的青春。不禁想起当年我念中一的时候,跟父亲提起过想要参加摄影学会。当时学习摄影是笔大投资,好的相机、菲林、冲洗等,一卷菲林到底能拍出多少张好照片还是个未知数。结算下来被那笔费用吓坏,结果不了了之。

后来有了自己的薪水,日子逐渐过得去,买了第一台相机,是YashicaSLR相机,用菲林的。跟现在的全电子化的SLR相机,不论在操作性能、技术智能、或是美术加工上都不可同日而语。这台相机陪伴我走过大江南北,到了数码相机的年代可能老员工都被裁了,没有技师能够维修,只好作废。

突然间心血来潮,既然SLR相机成为小女的电子玩物,之前她到底玩过什么电子游戏呢?我们一起想从前,原来电子游戏已经成为她的童年的一部分,还好并没有沉迷其中,否则作为家长,不免是一种罪过,始终是心头上的疚歉。

本来蜡笔涂鸦,画纸上、墙壁上、橱柜上都刻印上她最朴实的童年。曾几何时,拓麻歌子(Tamagotchi)这种掌心型的电子鸡充斥市场,路上出现了第一代的低头族,人手一机,就好象今天司空见惯的低头族,无论在路上、在地铁上、过马路甚至驾车都低着头一样。在公路上似乎越来越不安全。


(从前的童年:蜡笔、涂鸦。c.1990s)

拓麻歌子就像一段人生路,看着鸡蛋孵出小鸡,像照顾婴儿般喂食,陪着玩耍,打点日常生活起居,观察它的心情,讨它开心。长大后还可以通过两台机器培养感情,结婚哺育下一代。

拓麻歌子(Tamagotchi)掌心型电子鸡。图片来源:POP2K

如果说这种电子宠物有什么亮点,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人性化”,低头之余还必须付出爱心。当然无论如何,将爱心付诸于电子宠物,而忽略了现实世界中的人际关系,再有爱心也只不过是虚拟化的爱心罢了。

当电脑逐渐普及后,童话故事《长发公主》(Rapunzel)等制作成CD,通过电脑看动画故事,还可以参与拯救公主的游戏。不过这类CD游戏寿命短促,很快就被网络世界所取代,通过网络可以即时跟陌生人一起玩游戏,结交新朋友。当然有一利必有一弊,网络空间直面挑战社会价值观,许多骗财骗色等罪案就从网络世界开始。

(童话故事《长发公主》(Rapunzel)的电脑游戏。图片来源:Femicon

那个时候在网络上,Habbo Hotel颇受女生欢迎,除了它是属于少数没有暴力的电子游戏之外,还可以布置家居,根据不同的场合穿上漂亮时尚或是传统服装等。记得我看过这个游戏之后,不禁追问小女,你不觉得有点黏线、short short(电线短路)的吗?当时她说好玩,现在则说像是“笑查某”(笨女人)。

(Habbo Hotel. 图片来源:massively by joystiq

差不多跟Habbo Hotel同时期的还有Neopets,顾名思义,属于类似拓麻歌子的电子宠物。它比拓麻歌子好一些的是,neopet是不会死的,最多奄奄一息,可以起死回生,所以人间还是充满希望。此外,由于Neopets是网络游戏,可以通过其他网友的协助来建立家园,甚至互相学习生存之道,也算是人性化的游戏。不多对于喜欢追逐刺激感的年轻人而言,这类需要长期经营,慢工出细货的电子游戏,肯定超出他们的耐力。


(Noepets)

后来有风行全球的Adventure Quest, RuneScape, World of WarcraftWoW)等,记得当时我有许多年轻同事都废寝忘食熬通宵,沉迷在“WoW 魔兽世界”里,据知这个魔兽世界已经是年收益200亿美元的世界级电子网络游戏。魔兽世界的特色是每两年就加入新的故事内容,由玩家扮演各个角色,在虚拟世界中探索新大陆。当时我还很忧虑,小女会不会为了魔兽世界茶饭不思,还好她对这口茶兴趣不浓。

(World of Warcraft, 魔兽世界)

i-phone风靡全球,打造第三代智能手机时,小女从“饼干盒”挖出积蓄,要求我允许她买个i-touchi-touchi-phone性能一样,除了玩游戏还可以拍些随性的照片,只差在不能用来打电话。跟许多嘴硬心软的父亲一样,虽然口头上是拒绝了,到头来跟她一人一半。她说现在偶尔还会拿着那台i-touch,回味一下曾经拥有过的心情。

现在网络游戏充斥全世界,是个不容忽视的大经济市场。在新加坡,网络游戏已经深入年轻人与学生的世界,社会学家不断呼吁必须严厉管控,否则后果堪忧。另一方面,这块蛋糕实在太神奇,我们的高等学府都向外国大学看起,开办game-technology 的电子网络游戏课程,或许这就是政府口中的“平衡”(balance)。

走了电子游戏许多路,SLR相机让宅男宅女走出虚拟空间,跟现实世界互动,是最实在、最人性化的电子游戏。SLR相机最真实,最有情感,它所捕捉的可以是人世间最美好与最丑陋的一面,可以跟着感觉走,化瞬间为永恒。如果我硬要挑骨头,数码影像所缺乏的就是当年那种等待冲洗菲林的焦虑,以及领取照片时的忐忑与期待。

Friday, June 05, 2015

新加坡市 City of Singapore

回顾上世纪50年代的新加坡,给人的印象是“乱”。

战后百业萧条之余,物价腾飞,失业和失学的情况严重。为了找工作,大家都涌到市区边缘,非法搭建城市木屋区。私会党行事猖獗,社会在左右翼思潮的对立下,黄潮、学潮工潮一波比一波汹涌,因此被形容为乱象的年代,而不是觉醒的年代。


(大坡大马路因暴动事件而实施戒严。NAS 1950s)

(陈世集:黄色的危害。1954)


根据父亲的记忆,虽然那个年代的社会动荡,但乱归乱,也有平静开心的时候。当时他们一群王老五,男男女女,到会馆打功夫唱粤剧、周末到外岛游玩、到“加东北”(Katong Park)游泳、过长堤到麻坡、马六甲“吃风”等,在简单的生活中获得快乐与满足。

1951922日更是个全民欢腾的大日子。

那一天,新加坡升格为市,从新加坡镇(Town of Singapore)提升为新加坡市(City of Singapore),吸引了30万人到市政厅(政府大厦)前大草场(Padang)和周边街道,是城市聚集过的最多的群众。


(1951年9月22日,新加坡升格为市,全民庆祝。NAS 1951)

除了在市政厅前宣读英国国王乔治六世的授权书之外,还有志愿军步操游行和各文工团体的表演等,晚上则有花车游行和金门人驳船工会在海上呈现的火龙表演,歌舞升平,跟战后其他地区处于反殖战争的状态不可同日而语。


(海峡华人在大草场前设立牌坊,庆祝新加坡市。NAS 1951)

根据英国法令,当一个地方达到100万人口,就有资格升格为市。新加坡总人口在战后达到94万人(1947年),到了1950年已经超过100万,国民生产总值达1.3亿,以人均计算,甚至远远超过当时的马来亚

当时马来亚有640万人口,国民生产总值为4亿元,人均$62,只有新加坡的一半。(资料来源:Historical GDP in the Colony of Singapore: Methodologies of Construction and Overall Patterns of Growth, 1900-1939 and 1950-1960

就数据而言,说新加坡一穷二白是言过其实,但穷人的确不少。因此“上世纪50年代的新加坡财富不均,贫富悬殊”才是较正确的说法。

市长


出任新加坡市议会主席的麦尼斯Percy McNeice),战前曾经在新加坡华民护卫司服务,负责华族女子和保良局相关的工作。走马上任前,曾经花了三年时间学习广东话,以便深入新马华人的生活圈子,切实地解决华人问题。战后,麦尼斯在社会福利部工作,他为平民百姓推出的“民众餐室”、照顾孩童等项目都颇受群众赞赏。


(麦尼斯(前排中间)出任新加坡第一任市议会主席。NAS 1951)

1953年,新加坡市议会通过了来自进步党(Singapore Progressive Party)的市议员陈才清的建议,铸造一支权杖赠送给市议会主席。当时成立了一个权杖设计咨询委员会,成员包括市议会主席麦尼斯、陆运涛、大学教授和莱佛士博物馆(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前身)研究员等人,并委任英国设计师和爱丁堡工匠进行设计和铸造事宜。

新加坡市长权杖使用363块大小不一的金、银、玉和金刚钻,以手工缀合而成。权杖长度约128厘米,重3.1公斤(110安士),刻有人像、徽章、狮子、椰林、马来亚土产、交通工具、和六只海鹰等雕像。当年的市价为$15,000

权杖费时近一年完工,1954年初在爱丁堡和伦敦公开展览,同年331日由国泰机构的大老板陆运涛亲自赠送给麦尼斯,出席贵宾约四百人。从此,权杖便成为市议会开会时不可或缺的重要物件。
(黄金权杖与盾牌)

每逢市议会开会时,西装笔挺,戴上白手套的工作人员,举着金碧辉煌的权杖引领市议会主席进入会议厅,高喊女士们、先生们、市主席,宣布主席的莅临。会议厅内的人士必须全体起立致敬,直到权杖被安放在主席台前的长桌上,主席坐定后大家才可以坐下。会后,权杖也跟随主席离开,移出会议厅。

手工精致、金碧辉煌的权杖竟然在使用了约三年八个月后被继任的新加坡市长摒弃,打入冷宫,是另一段令人难忘的往事。
19571221日市议会选举,在32个议席中,人民行动党派候选人争夺其中14席并赢得13席,成为市议会最大党,获得了执政权。

圣诞前夕,王永元(Ong Eng Guan1925-2008)被推选为新加坡第一任民选市长,获得在场市民的踊跃欢呼。王永元在市政厅中央宣誓就职,签署宣誓书。随后,以马来语、华语和英语发表就职演说,华语和马来语第一次在市议会被采用为官方语言,享有跟英文同等的合法地位。

在其他市议员各自发表演说之后,王永元认为市长权杖具有殖民地统治的色彩,动议废除市长权杖,获得众市议员的支持,以26票赞成6票弃权,通过废除使用权杖。
除了金碧辉煌的权杖之外,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也打造了一套手工细腻精致的黄金盾牌和项链,准备献给市长作为贺礼。当市长开会时,除了手执权杖外还戴上项链盾牌,就像教宗那样。

由于打造这套金饰不容易,1958年完工时也不可能赠送给废除权杖的王永元,自讨没趣。多年以后,公用事业局(PUB)无意中发现这套当时代管的权杖与金饰,交到文物局手中。

乔治六世的授权书


以今天的眼光来重看乔治六世的授权书,可能会觉得啰嗦长气,非但缺乏逐字阅读的耐性,甚至不知所云。我费劲地读完全部文字,其实重点就是“从1951922日起,新加坡镇将升格为新加坡市”(On 22 September 1951, the status of Town of Singapore shall be raised to the City of Singapore.

乔治六世授权书原文:
George the Sixth, by the Grace of God, of Great Britain, Ireland and the British Dominions beyond the seas, King, Defender of the Faith; to all to whom these Presents shall come, Greetings.

Whereas the inhabitants of the Town of Singapore in Our Colony of Singapore are a body corporate by the name and style of the Municipal Commissioners of Singapore; and Whereas We, for divers good causes and considerations Us thereunto moving, are graciously pleased to raise the said Town to the rank of a City.

Now, therefore, know ye that We of Our especial grace and favour and mere motion do by this, Our Royal Charter will, ordain, constitute, declare and appoint that Our said Town shall on the twenty-second day of September in the year of Our Lord one thousand nine hundred and fifty-one and forever thereafter be a City, and shall be called and styled THE CITY OF SINGAPORE, instead of the Town of Singapore, and shall thenceforth have all such rank, liberties,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as are incident to a City.

And we do further declare and direct that the Municipal Commissioners of Singapore shall thenceforth be one body corporate by the name and style of THE CITY COUNCIL OF SINGAPORE, with all such powers and privileges as that would have had as the Municipal Commissioners of Singapore and as if they had been incorporated by the name of the City Council of Singap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