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January 29, 2019

新柔文史工作者合作设置文物特展区

原文“新柔文史工作者合作创建文物馆”,《联合早报》2019年1月24日
作者:余经仁

新加坡与新山的文史研究工作者过去一年携手合作,在新山的广肇文物馆增辟一个主题特展区,全面介绍新马富商黄亚福在新山的开发经历以及新山的社会发展变迁,这个特展区预料在日后也将成为文物馆重新设置时的模板。

(新山广肇文物馆增辟的“敞开大门”主题特展区,是新柔两地文史工作者合作设立的“产品”,往后也希望以此成为重新设置文物馆的模板)

由马来西亚政府投资公司设立、类似文物局的机构Think City,有意将新山打造成马国在槟城乔治镇(Georgetown)以外的另一个文化城,为此积极支持与推动市内的文化事业,创立文物馆是其中目标之一。

槟城乔治镇这些年来极力保留许多古老建筑物与辟设文物馆,深受国内外旅客欢迎,槟城也因为保古的努力,2008年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世界扬名。

去年年初,Think City在获知新加坡碧山亭正筹建文物馆,而文物馆内容又提及黄亚福事迹时,立即安排官员前来取经,希望从中学习新加坡文物馆的策展经验。

过后,碧山亭文物馆策展人李国梁也应Think City之邀,出任广肇文物馆的策展顾问,负责教导文物馆的策展工作,同时对当地的文史工作者进行策展培训。

李国梁(58岁)是海事工程师出身,目前全职进行文史研究工作,在新加坡,他拥有丰富的文物馆策展经验,先后策展多所文物馆,包括妈姐展厅、广惠肇留医院展览馆与天一景酒店展厅等等。

设在新山黄亚福路(Jalan Wong Ah Fook)横街兆楠街(Jalan Siu Nam)的广肇文物馆特展区,主题名为“敞开大门”,已经在去年11月开放;广肇文物馆是于2010年创立。

富商黄亚福个人有传奇性的经历,他在1837年出生于广东台山,16岁时只身南来新加坡谋生,他原是木匠出身,后来从新加坡越过彼岸新山,凭着木匠的本事,看准时机,承包建筑发展,之后又进军种植业,短短几十年间给他闯出天下,成为声名赫赫、富甲一方的企业家。

他的事业在顶峰时,还获得政府的特许执照,在新山经营赌馆、青楼、鸦片馆,几乎是包揽吃喝玩乐嫖吹娱乐行业。而他在新山拥有的整片地段,即今天新山纱玉河东岸的整个地区,被人称为黄亚福村。

黄亚福除了是新山开荒的大功臣,他在1878年时与一批广肇人倡议创立广肇会馆,并捐献两间店屋作为会馆用途,会馆也提供疗养与停柩服务。广肇会馆也是当地最早建成的华族会馆之一,这个店屋就是今天广肇文物馆的所在地。

广肇会馆后来还在会馆内设立“育才书塾”,为新山人提供教育机会。这所私塾后来成就了今天的宽柔中学,是新山收生众多与著名的一所独中。

当地政府为纪念黄亚福对新山所做出的贡献,19世纪末年时把新山的主要大街命名为黄亚福路。他的三个儿子,即兆楠、兆焜与兆镇一样获得街道命名纪念。

黄亚福在发迹后,于上世纪初重回新加坡,同样在公益事业上大举行善,1905年他与一批华商合创养正学校。1911年,他应总督安德逊的要求,与一批广惠肇先贤出资建立广惠肇留医院,另外,他也在碧山亭义山捐献一片面积广达7公顷的土地(约占义山总面积的12分之一),作为人们安葬的地方。 

黄亚福在1918年辞世,享年81岁,遗体就安葬在自己捐赠的碧山亭义山新五亭。

李国梁透露,Think City一行五名官员与广肇会馆成员是在去年2月初来新,当时正是由广惠肇碧山亭接待,并由他负责讲解整个文物馆的设计概念、展设布置方式、故事线展开方法等等。

(应邀到新山出任策展顾问的李国梁(站立者),在新山向文史工作者分享个人设置文物展馆展厅的经验。图片提供:颜稦纫)

他说:“新柔两地努力与合力创立文物馆,以让现代人们了解旧事物、表扬先人对社会的贡献以及宣扬华族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优良传统,是最好的国民教育。”

李国梁也透露,现有的广肇文物馆比较偏向静态,也就是以摆设为多,他因此希望可以增设故事线的叙述方式加以改进,给访客提高参观的兴趣。

(新山广肇文物馆)

为了协助策展工作,他去年先后不下10次,越过新山与那里的文史工作者一起工作,另外也多次通过视像会议进行。

李国梁表示,能够越过长堤彼岸,协助参与特展与文物馆重建的策展工作,实地体会一个多世纪来新柔人民一线牵的精神意义,确实是一项荣幸。

广肇文物馆的展出面积约200平方公尺,如今另辟30多平方公尺的试验展区,共展出上千件珍贵文物,包括19世纪游神的仪杖,新加坡鹤山会馆教练吕荣添“越界”传授舞狮拳术的文物、消失的活字印刷与打金器皿等。

新山目前的文物馆,还有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新山大王宫华族礼堂等等。

随着广肇文物馆的“敞开大门”特展落成,新山旅游局已经计划将它收录在旅游地图中,方便旅客按图索骥到访参观。

(新山广肇会馆庆祝关帝诞)

相关链接

Friday, January 25, 2019

黄河 Yellow River

壶口瀑布


2018年中秋节前,跟李伟成夫妇结伴,从西安市出发到陕北,来回车程七百多公里。

陕西北部的壶口瀑布是黄河中游的天然瀑布。

站在壶口瀑布岸边,山谷的这一边是陕西,山谷的另一边是山西,翻滚不息的是黄河水。

从青海巴颜喀拉山脉发源的黄河,抵达壶口瀑布时已经流经4000多公里路。黄土高原的泥沙随着黄河水来到了壶口,五百余米宽的洪流骤然收缩变窄,狂奔的黄河水飞下河床,形成了黄色水帘奇观。


(五百余米宽的洪流骤然收缩变窄,形成了黄色水帘)


(黄土高原的泥沙随着黄河水来到了壶口,飞下河床)

势不可挡的黄河,历史文化的沉淀,炎黄子孙的民族精神象征。

同车隔壁座的女士代号16,来自福建龙岩,跟妈妈来到西安。由于前一天去了法门寺,80岁的妈妈累了,所以今早她独自上阵。16号说,身为炎黄子孙,不到黄河心不死,一生人总要来黄河一回,亲吻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圆满汹涌澎湃的黄河梦。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由于河床上沙泥沉淀,促使水位上升,黄河曾多次泛滥决堤,带走了数以百万的生命,冲毁了百里田庄。

在西安那几天,黄河上游中游都降雨,水势大涨,水流量每秒种2000立方米以上,壶口瀑布甚至“水底生烟”。2000立方米约等于一个奥林匹克游泳池的水量。


(“水底生烟”)


黄河大合唱


黄河,《黄河大合唱》,冼星海,已经成为紧紧联系着的名字。

“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短暂40年人生,四分之一在新加坡度过。冼星海先后在星洲的私塾和圣安德烈英校读书,14岁转入养正学校,16岁小学毕业(1921年)。他跟着养正的音乐老师整理乐器,学习铜乐,展露音乐才华。小学毕业后,养正校长带着他们十多人到广州岭南大学附属的华侨学校升学,20岁进入岭南大学。


(图后方为养正学校的翠兰亭,前方为广合源街,现称宝塔街,右方为马里安曼兴都庙。c.1930)

后来冼星海进入刚成立的上海国立音乐院学习作曲。由于参与学潮,他被迫退学,筹募了一些盘缠,前往巴黎半工读学习音乐。1935年回返上海后,冼星海创作大量救亡、抗日的音乐作品,1939年在延安一个小窑洞里谱写了《黄河大合唱》。

来往西安市与壶口瀑布,车子在高速公路上奔驰,越过陕北的高原,道路两旁的窑洞清晰可见。


(陕北高原是过去的“窑民”居住的地方)

窑洞是中国西北高原居民的古老住宅,可以追溯到四千多年前。由于窑洞上面覆盖着厚实的黄土,一般窑洞都采取拱顶的方式来加强稳固性。男人有窑娶妻才算成家立业。

虽然窑洞有冬暖夏凉之说,但洞穴不透风,高原居民以马铃薯(当地称为土豆)为主食,食后往往矢气大增,洞里累积的人体废气特别多,可以想象忍受空气中的异味的感觉。


千流同源,万脉归宗


远古的黄帝和炎帝的部落,居住在陕西省境内的黄河边上。

相传中华民族先祖轩辕黄帝的陵墓,就在古称“桥陵”的黄帝陵(黄陵),现址为陕西省黄陵县北桥山。汉代已经有清明公祭轩辕黄帝的习俗,此后历代帝王都到黄帝陵祭祀先祖。陵区内古柏参天,苍劲挺拔的千年老柏甚至被誉为“世界柏树之父”。


(清明公祭黄帝的广场)


(“世界柏树之父”)

北桥山之巅有一面石碑,刻着“文武百官到此下马”。据说古代祭陵的人士,都必须下马步行到陵前。祭亭内“黄帝陵”石碑乃郭沫若的墨宝。


(黄帝陵)


(黄帝陵,郭沫若的墨宝)

传说中,大约四千多年前,黄帝是黄河流域原始部落的首领。他提倡种植五谷,驯养牲畜,促使这个部落逐步强大。他曾率领众人打败黄河上游的炎帝部落和南方的蚩尤部落。后来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结成联盟,共同开发了黄河中下游地区,使这里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摇篮。黄帝被尊奉为华夏民族的祖先。

黄帝以后,黄河流域部落出现了尧、舜、禹。那时候,部落首领通过“禅让”,也就是推选接任的领袖而不是传给自己的后人。尧年老了,大家推举舜为继承人。舜年老了,也采取同样的方式禅让给治水有功的禹。

原来禹被舜帝点名治理黄河的洪水。禹吸取了父亲失败的教训,不再堵截洪水,而是通过开凿隧道,疏通河流的方式来防止黄河水泛滥。经过十三年的时间,终于大功告成,改变了黄河中下游文明的格局。禹正式即王位后,居住在山西阳城。禹结束了原始社会部落联盟的组织形态,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朝,中国历代王朝的世袭氏族制度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的,在古老的土地上扎根四千年。四千年后,孙中山的革命运动推翻了封建“天朝”的统治,让中国跟世界接轨。

大禹治水是历史还是神话?到底四千年前的黄河上游地区是否发生过大洪水淹没,夏朝是否存在?考古学家对此深感兴趣,随着越来越多的新发现,似乎已经佐证了神话的真实性。

到过黄河,到过黄帝陵,此行无憾了。

相关链接

Friday, January 18, 2019

加龙古尼,牛奶麻袋 karung guni

小喇叭“波比波”,嘹亮的嗓子亮起招牌歌:“karung guni, gu bor zua gu sa kor, pai ley lio dian si kee(加龙古尼,旧报纸旧衫裤,坏收音机电视机)”,尾音拉得特别长。


(加龙古尼的小喇叭)

组屋高楼的居民在窗前招手,加龙古尼站在小货车旁抬头示意,推着手推车一层层收旧货。收集最多的是以重量计算的旧报纸,古老的手提称连弹簧都生锈了,准确性可想而知,不过大家都不介意。



(手提称)

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风景线。

旧货一度为加龙古尼带来丰厚的利润,过去有些大户人家将富有南洋特色的旧家具丢弃了,门外的草就是加龙古尼的宝,修饰后卖给喜欢历史家具的洋人,捞得一桶金。

有些加龙古尼耳濡目染下掌握了鉴赏古玩的能力,甚至买下整批瓷器珍品与名画,成为古董商与收藏家。



(旧货商店:怀旧的记忆)

小坡Jalan Kubor 有两栋毗邻的公会组织:南洋柯氏公会、五金公会、新加坡五金机械公会。追溯起来,过去的五金业者多数是福建安溪人,姓柯的人数不少。上世纪60年代日本的工业腾飞,洋商不愿经营日货,由收买破铜烂铁的加龙古尼填补了缺口,转型为五金器材企业家。[1]



(Jalan Kubor的公会组织:五金行从收集破铜烂铁转型为成功企业)


“加龙古尼”的来源


加龙古尼(karung guni)是马来和福建话组构成的词汇,karung原意“麻包袋”,guni是福建话的“牛奶”,相信此“牛奶麻袋”源于过去的民间生活。

我童年的时候,加龙古尼头戴斗笠,扁担两头放着黄褐色的大麻包袋,有些则将麻包袋挂在背上,沿家逐户收买报纸、酒樽、布碎和旧衣物,偶尔也回收名牌皮鞋和玉镯。他们瘦削的身躯跟胳膊的力气不成比例,肩负着沉重的包袱,走过一栋又一栋房屋,一个又一个甘榜。



(1970的加龙古尼。Practice Performing Arts Centre Collection, 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这些袋子是用来装牛奶罐用的,华人和马来人在甘榜一起生活,市井语言都掺杂了,因此形象化的以牛奶麻袋,也就是加龙古尼相称。

以前我们也称加龙古尼为收买佬。那个年代,广东人多以佬相称,譬如打铁佬(铁匠)、机械佬(维修机械)、豉油佬(酱油店员)、行船佬(海员)等。听多了也就听怪不怪,反而倍感亲切。


环保业的佼佼者


加龙古尼堪称为最出色的环保业者,麻包袋承载着物尽其用,循环再造的理念。旧报纸溶化成纸浆后重获新生;旧瓶子卖回给原厂注入新酒;旧衣物以廉价销售给穷人;布碎让机械工人擦油污。随着国人逐渐富裕,电视机、电脑、手机、音响器材等,为加龙古尼扩大了商机。

我认识多年的加龙古尼林先生过去上门时,总会随口问句有没有不要的Sony电视,我那台没有影像的旧电视,竟然值整百块钱!林先生说以前的Sony电视有些黄金的零件,所以特别耐久。当时金价猛涨,他也可以出个好价。

林先生为人老实,无论旧报纸旧电器,都以市价回收,自己只赚些许工钱。有些同行则捉着人们丢弃旧物,不计较那一元几角的心理,往往将价格压得比林先生的低了八九成。


加龙古尼的时代挑战


目前的本地加龙古尼面对多方面的竞争,只好靠“迈向世界”来自救。追究其因,不外社会环境、现代科技和人们的消费习惯都改变了。

以前加龙古尼在新加坡各地来去自如,现在增添了许多私人公寓,已经无法自由出入了。

此外,市镇理事会通过集体外包来处理垃圾,组屋楼下蓝色的环保箱由财雄势厚的大型承包商垄断,分薄了加龙古尼的财路。

(蓝色的环保箱由财雄势厚的大型承包商垄断)


有些不良业者冒充慈善机构上门,实际上是假公济私,利用国人的善心来做“无本万利”的交易。

旧报纸、电器和衣物是当下加龙古尼的主要收入来源,随着越来越多人上网看资讯,旧报纸少了,直接打击他们的收入。液晶电视(LCD)、手机和电脑成为加龙古尼的新宠,电视出口到非洲,手机、电脑和衣物则运到印尼。至于最新款的二极管电视(LED)反而没有市场,原来这类电视太先进了,非洲国家没有重新组装与维修的相关科技。

由于印尼是二手货的大市场,吸引了许多当地人前来“偷赚”,周末齐齐出动,然后将旧货直销到印尼各地。

居高不下的车价是业者的另一大挑战,无论换车或是延长拥车证都是笔大开支,逼使一些加龙古尼放弃了谋生多年的职业。




旧货市场


加龙古尼除了将货物送到转口商“打包”出口外,有些通过互联网宣传交易。1930年代便开始营业的双溪路(Sungei Road)露天旧货市场是另一个集散地,福建和潮州人称它为结霜桥,广东和客家人称为淡水河,外地人称为贼赃市场。怀旧的人潮穿梭其中,已经难得一见的打字机、古老时钟、黑胶唱片、上发条的留声机等都自然地勾勒起生活的回忆。

双溪路躲过了日战,却避不开时代的命运。过去的旧货摊少说也有一两百个,经过政府多轮管制后不断缩水,2017年7月11日拉下帷幕。这些年迈但自力更生的加龙古尼,一天赚十块钱就可以开心的吃三餐喝咖啡了。没有了10元的日子,许多老人家的生计将大受影响。对本地流传已久的庶民文化而言,也将会是永远消失的生活原貌。



(关闭前的结霜桥旧货露天市场)

[1]:根据吴华的“五金机械公会”,安溪人在约1910年由柯全信创办了“柯鸿记”。1970年代,安溪人的五金店有180多间,约占新加坡五金业的70%以上。(吴华,《新加坡华族会馆志》(南洋学会,1977),第38页)

相关链接

Sungei Road, 结霜桥下淡水河

Tuesday, January 15, 2019

大戏台曾是我们的课室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8年1月10日
作者:余经仁
图片:李智松,蔡氏公会

对于公立励群学校的学生来说,童年在那里念书学习的经历,肯定是毕生一段难忘与愉快的回忆。

励群学校原位于荷兰路西乃山一带的惹兰克巴耶(Jalan Kebaya),这里因为濒临乌鲁班丹河(Sungei Ulu Pandan ),旧称大港内,是典型的一个山芭乡村,聚居在这里的以蔡姓人为主。上世纪初年,他们从福建安溪漂洋过海来到新加坡后,承继先人的传统,在村里立庙祭拜,名为圆福殿的这座庙宇,除了庙堂外,还建有一个大戏台,作为酬神演戏活动。

1927年,一批善心人利用庙宇范围内的多余空地建成学校,好方便村童就近学习,结果反应特好,多年之后,就出现课室不敷应用现象。校方为解决问题,巧思应用大戏台的空间辟成两间课室,就此扩大了校舍。早期华校善于利用资源,励群是其中一例。

今年高龄71岁的蔡和泰(商人),上世纪50年代就是在励群学校接受启蒙教育,他对于小时候在大戏台上课经历,迄今印象仍然深刻。

(蔡和泰:大戏台兼作课室,但一有酬神活动演出大戏,学校也就自动放假。)

他说,由于学校是建在庙宇范围,而庙宇常年都会举办三次的酬神活动,分别在五月、八月和十一月,一到这个时候,大戏台回复原来的演戏用途,大伙儿的课室没了,上不了课,也就自动放假了。

他说:“当时,我们既不用上课,还可以在自己熟悉的校园里逍遥玩乐看戏、随大人忙碌酬神拜拜,最是开心高兴了。”

这样的快乐情景,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时依旧不变,1973年在励群毕业的曾进平(60岁)在回忆起校园时,对大戏台辟为课室,以及课室作回大戏台演戏用、就此学校自动放假的往事,同样历历在目,回味无穷。

与其他同学不同的是,曾进平后来还回到校园所在地的圆福殿,找到一份管理员的工作,今天,他每天进出庙堂,目睹旧物,总会回忆起当年的日子,沉醉在欢乐当中。

曾进平说:“庆幸的是,经历三四十年,虽然学校不复存在,但庙堂与大戏台仍然屹立原位,而庙宇每年仍旧有两三场的酬神演戏活动,热闹场景如前。”

(曾进平:庙宇保留了大戏台,让励群学校的同学今天还可以睹物怀旧。)

据所知,新加坡现在仍保留有大戏台的庙宇仅剩三座,圆福殿是其中之一,另外两座是位于马里士他区的梧槽大伯公与外岛的乌敏岛佛山亭

曾进平会有这一段伤感,是励群学校到1980年时,因为收生不足,无法继续开堂授课传知识,最终难逃关闭厄运,成为新加坡消失的另一所华校。

蔡和泰表示,当年的华校其实是最具人情味的,他记得,由于交通不便,而庙堂的后方还呈现空位,校方于是腾出将它辟成宿舍,让在校的教师寄宿其中,虽然设施简陋,却省却了老师们天天往来学校跋涉的麻烦与困恼。

他也另举例说明学校人情味所在,他说,当年他在励群修读到小六班级时,学生只剩五六人,开班不成,眼看就将失学,家人都着急得如熱窝 上的蚂蚁 。幸好,校长与教务处即刻寻求对策,最后编报一份六年级的成绩单,使他可以直接报读中正中学中一班,顺利完成中学课程,这也让他终身感激不尽。

即使到今天,曾进平指出,庙宇一样采取睦邻的友好政策,充分显现浓浓人情味,它的庙地范围不设篱笆,日夜开放,让附近的居民可以穿越其中,操捷径步行到附近的联邦西道大路,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上班。

今天,圆福殿的周围全部建成豪华洋楼与高楼公寓,是市区边缘的一个高级住宅区。圆福殿夹在这么一片高级住宅当中,越发让人感觉显眼与独特之处。

就因为具有这样的独特性质,曾进平透露,圆福殿成为了活生生的学习题材,一再吸引学生前来实地考察,进行专题项目研究。

在刚过去的中秋节,新加坡济阳蔡氏公会也趁这个传统节日主办郊游活动,带领宗亲前来参观,让大家了解本家族人当年在大港内奋斗开荒与创庙的艰辛过程。

(新加坡济阳蔡氏公会趁中秋节主办郊游活动,专程到圆福殿参观,了解宗亲当年在这里的开荒经历,在参观时,团员在具有历史性的大戏台前合照。(蔡氏公会提供))

蔡和泰也说,当年大港内的地段,都是属于私人土地,由于紧靠在乌节区边缘,受尽房地产开发商的青睐,陆续收购重新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后 ,整个乡村基本上就已消失无踪。现在,圆福殿也成为他们唯一可以睹物思念怀旧的地标。

曾进平表示,大家同学邻居之间,对这片土地都十分不舍,所以,尽管后来搬家各寻良居,但都选择居住在附近一带,例如金文泰、锦茂与荷兰村地区,因此,至今大家仍然可以经常碰面聚首。

对于励群学校,蔡和泰总结说:“别看我们这所乡村学校简陋,后来它还栽培出一名博士与一名飞机师,成就十分耀眼呢!” 

相关链接

Friday, January 11, 2019

下南洋:新加坡的太平与不太平

节录自《大眼鸡·越洋人》李国樑著,水木出版社 2017年12月出版,ISBN 978-981-11-1542-4 (百胜楼的友联书局、友谊书局,以及武吉巴梳的草根书局还有少数存货)

19世纪中叶的新加坡,英国人跟富裕求财的华商相处融洽,却觉得很难跟华工相处。话说回来,这些华工背后,不就是富裕求财的商人吗?

早期的华侨的民族主义观念并不强烈。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军舰途经新加坡,在大草场驻扎补货,华人并无敌意的表示。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由埃尔金(James Bruce Elgin)领军攻打中国,竟然受到新加坡华商的热烈欢迎。埃尔金所率领的英法联军以报复清朝皇帝为由,大肆掠劫宝物,纵火烧毁圆明园,估计三百名无辜的太监、宫女、工匠葬身火海。

新加坡河上衔接大坡大马路(South Bridge Road)和小坡大马路(North Bridge Road)那座别具风格,没有桥墩的桥梁称为埃尔金桥(Elgin Bridge),它曾经有个风姿卓雅的中文名“爱琴桥”,也曾经有个符合道德规范的中文名“霭仁桥”。


(埃尔金桥是新加坡河上第一座桥梁,华人货仓设在河的两岸,缔造了新加坡的繁华。)

英国人将新加坡最繁忙的河道上的第一座桥以Elgin 命名,纪念击败清朝皇帝的大功臣。

19世纪的南洋史离不开码头苦力、大街上的拉车夫、种植园的员工以及其他各行各业艰苦环境中生活的过番客,他们在新加坡河上打造着经济与繁华。忙碌的埃尔金桥依旧忙碌,千里之外的鸦片战争为殖民地政府和本地的鸦片商带来更大的财富。

富裕的土生华人与华人商贾对英国殖民地政府歌功颂德的一面,大家或许比较陌生。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收藏品中,有一本用丝绸和沉香木制成,并可摺成书的颂词,文字以中英对照的金粉书写,背面是一幅鸟瞰直落亚逸市区的美丽图景,犹如清明上河图的新加坡版。


(1869年,新加坡华商献给英国维多利亚女皇次子阿尔弗雷德王子(Prince Alfred, Duke of Edinburgh)的颂词。Address to Alfred, Duke of Edinburgh by the Singapore Chinese merchants on the occasion of his visit Singapore in 1869. Gift of Mr. Geoffrey Edward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Singapore. Courtesy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


(1869年,颂词背面是一幅鸟瞰直落亚逸市区的美丽图景。Address to Alfred, Duke of Edinburgh by the Singapore Chinese merchants on the occasion of his visit Singapore in 1869. Gift of Mr. Geoffrey Edward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Singapore. Courtesy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

这本1869年的颂词记载着七十九名华商的名字,著名的先驱人物如陈金钟(陈笃生长子,土生华人)、胡亚基(广东人)、佘有进(潮州人)及章芳林(福建人)等都在其中,反映了华人领袖与殖民地政府的亲密关系。

颂词献给造访新加坡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皇次子阿尔弗雷德王子(Prince Alfred, Duke of Edinburgh),内容极力赞颂维多利亚女皇,反映了华商的务实心态,同时彰显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凭着对社会公益的贡献,一方面获得殖民地政府赐封为太平局绅,另一方面向中国清朝政府捐官,获取各级官位,甚至追封数代。颂词写道:
新加坡诸唐商暨众民等同虔诚谨拜禀上
大英国二殿下必宁亚富勒禄意陵勿乐尊前伏以民等素住宇下乐业安居以处雍熙之世实感上化之恩而戴德政之布所由致也然惟感恩戴德而瞻拜末由申敬莫致无不抱慊于怀今幸
殿下车驾降临是邦得遂瞻拜书院素愿以申诚敬积忱士民莫不欢庆市井咸皆讴歌壮山川之秀色开天地之和风洵千载之嘉会际泰运之昌期者也伏惟 
殿下芳声足以被于四海鸿号可以光于无穷是则民等之所忻忻然敬为拜颂者良由上有善政之隆也云尔
同治八年岁次己巳十月二十二日
英咭唎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奴民末月二十五日
新加坡诸唐商等
陈金钟 胡亚基 佘有进 陈明水 吕乾 陈成宝 章芳林 …(共七十九个名字)
来自唐山的“伏民”,在英女皇的戴天之德下,过着有如康熙雍正时代的太平盛世的日子。众人感受到英女皇的开明善政,感恩瞻拜。以今日的眼光来看这份将近一百五十年前的文件,或许会因颂词中毕恭毕敬的文字与心态而全身起鸡皮疙瘩。对发迹的商人来说,新加坡是个金矿,比起在中国的生活民主自由多了,因此齐齐歌颂维多利亚女皇“壮山川之秀色,开天地之和风,洵千载之嘉会,际泰运之昌期”。

英国人对私会党的看法随着时局的转变而转变。19世纪初,充满神秘感的私会党被视为有实力的华人组织,可以随时策划及执行武力行动。英国人认为可以采用安抚的方式,让它们成为殖民地企业的一部分。

19世纪中叶,殖民地政府进一步关注这些帮会的实力,通过海峡华人和商贾来控制劳工,交换条件是鸦片经营权。颂词的“诸唐商”中就有好些鸦片商,如陈成宝、章芳林等。

1867年直辖殖民地成立后,政府只是要求这些帮会注册。

到了1880年,私会党招募了将近一半的华人居民,英国人意识到帮会的危险性,认为它们跟清朝严禁的天地会一样,可能随时制造社会动乱,通过武力来反政府。1887年的导火线,义福党员蔡亚惜带着斧头进去华民护卫司办公室,挥斧砍在司长毕麒麟的额头上。殖民地政府认为蔡亚惜只不过是一名普通的木匠,蓄意谋杀长官“必有匪党串合,预设奸谋”,于是跟帮会正面交锋,甚至不准许华人在中元节烧街衣演大戏。   

帮权斗争下的新加坡确实并不太平。以1846年关帝会(福建帮)与义兴会(潮州帮)之间的会党头目葬礼游行事件为例,当时义兴的头目去世,出殡游行时被关帝会众袭击。这是新加坡发生的第一起大型帮会冲突事件。那时候新加坡面对着人口日增,种植园地短缺的压力,引起族群间互相猜疑。后来越来越多潮州人跟随陈开顺到新山开荒,才舒缓了土地危机。

1846年4月7日,《新加坡自由报》(Singapore Free Press)指出义兴会有近两万名会众,关帝会则约一千人,此外还有其他大小帮会。这些会社有些以慈善身份成立,有些则有其他目的,它们都积极招募抵岸的华工。较小规模,没有影响力的帮会则有祖师公会这类低调的组织。 

1854年义福(福建帮)与义兴(潮州帮)之间的大规模械斗是由于仇恨升华。事关前一年,反清的小刀会潮州会员逃到新加坡避难,小刀会习惯动刀枪,比起一般南来讨生活的苦力危险得多。当时一名潮州人向福建米商买米,因为价钱不合而起争执,演变成帮会冲突,暴动事件持续十日,五百人死亡。殖民地政府要求两大籍贯的领导人陈金声和佘有进出面调解,才平息了两派人马的争端。

这场大暴动的义兴首领蔡茂春19岁就来到新加坡,成为私会党员。化解恩怨的陈(金声)、蔡(茂春)、佘(有进)三大知名人士都出动了,后来就有了19世纪的新加坡华人社会是“陈天蔡地佘皇帝”之说。英国人看上蔡茂春口中吐出来的话就是法律,以黑制黑来维持“地方治安”的能力,让他入籍为英国公民。


(蔡茂春跟正室与四名妾侍的墓碑,立于“椰山尾”的丛林中。虽然这是一个“明”墓,但冠上光绪年号,可见反清复明的意识已经淡化。)

相关链接
下南洋:早期移民

Friday, January 04, 2019

19世纪末的甘蜜出口-新加坡被遗忘的世界第一

原文“19世纪末的甘蜜出口-新加坡被遗忘的世界第一”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8年12月27日

19世纪的新加坡,甘蜜与鸦片带旺了整体经济。到了上世纪70年代,新加坡还有零星的非法鸦片交易。我在新加坡河畔居住的时候,见过苦力喝咖啡时,渗入抽过的鸦片屎,一方面为咖啡调味,另一方面麻醉肌肉酸痛。

至于甘蜜相关的事迹则像是古老的传说。在国家博物馆导览时,许多访客都对打造百多年前新加坡经济的甘蜜有个美丽的误会,以为新加坡曾经生产“蜜柑”外销。

甘蜜是含有单宁酸的野生灌木,原名Gambier,用潮州话来念,就变成“甘蜜”了。廖内群岛和婆罗洲是甘蜜的原产地。成为经济作物前,一般人用来搭配槟榔、萎叶和石灰,放在嘴里咀嚼。


蔡乙权的甘蜜情


最近参与碧山亭文物馆的创建项目,结识了居住在已经消失的碧山亭坟山的蔡乙权,通过年已八旬的老先生的口述,甘蜜这个古老的词汇突然间复活了。

19世纪的佘有进外号“甘蜜大王”,又名“佘皇帝”,种植园遍布里峇峇利、汤申和武吉知马。甘蜜大王有的是土地,1883年去世的时候就埋葬在自家的种植园里。如今一些文史爱好者还会走入汤申路新加坡劳工基金大厦(SLF building)附近的小丛林,探寻佘有进的古墓。


(图左方的古建筑为本地潮州四大厝之一:佘有进的中宪第)

蔡乙权的祖父蔡裕英在佘有进的后人佘连城的机构工作,负责管理甘蜜园,住在大巴窑坡(Toa Payoh Rise)的园丘里。蔡裕英每天荷枪骑着铁马,到各佘氏种植园巡视。

蔡乙权的父亲蔡镜湖生前是位颇有名气的中医师,在马里士他路梧槽大伯公庙旁的杏济堂行医,下午到新加坡河畔为苦力义诊开方,晚上则在碧山亭住家为甘榜居民把脉。年少的蔡镜湖曾经跟着父亲到甘蜜园走动过,这些苦力可能也扛过甘蜜,穿梭于驳船与货仓之间。

蔡乙权的两代先辈都曾经靠甘蜜生活,难免对甘蜜衍生了常人所难以理解的情愫,耄耋之年还在记录相关的民间记忆。


(蔡乙权:两代先辈都曾经靠甘蜜生活。)


两百年前本地已有华人种植甘蜜


早在1819年莱佛士登陆时,新加坡已经有20个华人甘蜜园。发现甘蜜的特殊经济价值,倒是机缘巧合。人们无意中发现将甘蜜的枝叶放在大锅里熬煮三四个小时后,会变成深褐色粘稠的状态,倒入模具冷却后,晒干并切成小方块,可作为揉皮和染布的颜料。如果熬煮的温度稍低,则成浅褐色状。保济丸还没面世前,它就是本地华人医治肚痛腹泻的良方。


(熬煮过的甘蜜在太阳下晒干,浅褐色的可以入药,深色的可做揉皮与燃料。)

熬煮后的渣滓则是种植胡椒的上好肥料,因此甘蜜与胡椒以约10比1的方式并种,为园主节省了一笔额外的开支。

当然供应离不开需求。19世纪的欧洲工业革命,以大规模的机器生产来取代传统手作,纺织和皮革业特别发达,直接刺激了甘蜜的经济价值。德国旅行家Ida Pfeifer 于1847 年来到新加坡,在其游记“A women’s journey round the world”中提到本地的甘蜜业:“甘蜜树约高2公尺,以叶为商品,先把叶放在铜锅中熬到稠密,取出浓汁倒在木器中,晒干后,割为8公分长一块,最大用途是染料,输往欧洲。”


(正在成长的甘蜜树。图片提供:郭永发。)

旅行家造访新加坡的时候,正是本地潮州人甘蜜业最鼎盛的时期,有600多个种植园,占新加坡农作物的四分之三。甘蜜园从市区扩展到远郊,林厝港、蔡厝港、杨厝港以及已经消失的刘厝港、曾厝港、陈厝港、巫许港等,都是甘蜜园的遗址。

佘有进的甘蜜园也为附近的染布业带来生机。蔡乙权的记录中,大巴窑一巷的前祥和饼干厂后面有彩和染布厂,阿佛路(Ah Hood Road)和惹兰安拔士(Jalan Ampas)大悲院一带,有万德隆、万盛隆和正成染布厂。这些19世纪已经存在的古老行业由潮州普宁人经营,走过最早期的甘蜜染布到化学原料的日子,如今都已经消失在岁月中。


(19世纪中叶的新加坡北部甘蜜港区。)


从新加坡到柔佛


Ida Pfeifer来新前,天猛公依布拉欣(他的后代为柔佛苏丹)已经看好甘蜜种植的前景,将新加坡的港区制度引进柔佛。他首先力邀陈开顺带领潮州弟兄们渡过柔佛海峡,到地不佬河陈厝港垦荒,后来还开辟新山和管理警署。19世纪末,从柔佛运往新加坡出口的甘蜜超过五万吨,高居世界第一位。

或许可以这么说,19世纪新加坡潮州人的社区和主要经济,几乎是和柔佛的潮州人椒蜜种植合为一体的。以陈开顺去世后,接任义兴公司首领的陈旭年为例,他是柔佛最大的港主,但也十分清楚新加坡河的战略地位。陈旭年在新加坡河畔的水仙门设立转口贸易商号,凭生产到打包出口的甘蜜供应链富甲一方。

19世纪末,新柔两地人脉极广的广东人黄亚福梅湛轩(梅亚三)打破了潮州人垄断港区的局面,拥有自己的港区。

甘蜜业从新加坡移入柔佛,带动了两地的经贸发展。19世纪末,清朝官员李钟钰的《新加坡风土记》写道:“叻地商务以胡椒、甘蜜为大宗,岁必售销数千万元,然皆出自他岛,叻盖聚货不产货也。” “甘蜜,由华商公举,经柔佛国王谕充。自柔佛以上各国港口繁多俱产甘蜜,华人之散处各港者,实数十万人,大多占地为园,雇工种树名曰园主。每一港推园之最大者为港主。叻中富豪设号各港,以收椒蜜。”可见当时甘蜜的经济地位还是十分牢固的。

20世纪初,化学工业染料取代了甘蜜,种植园主纷纷改种黄梨与橡胶。甘蜜业的崛起与式微,不过是弹指百年间。

相关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