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门弟兄（5 of 7）- 甘蜜

大清晨天蒙蒙亮，跟ST Engineering 的NgSC在208 Rangoon Road的黄亚细肉骨茶吃早饭，想起当年在新加坡河畔居住时，就常见到搬运的苦力曲着腿，搁在长长的木凳上以肉骨汤配早饭，补充一天的体力。如今新加坡河已不是当年充满生命气息的母亲之河，我们吃肉骨茶的地方也转移到市区外围的一个小角落。

(新加坡河上讨生活的苦力)

把视线拉回更久远的年代，那一张张陌生但又似曾熟悉的脸庞到底有多少是背着一个梦来到岛国，却被私会党招募成为会员，一辈子难以翻身的？我们谈到近期的热门话题如外籍劳工和生产力时，NgSC说管理一间大机构，最要命的是人事，如果可以付一名外劳$3000同时提高生产力三倍，好过付每名外劳$1000却得提心吊胆，不晓得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他绝对愿意付三倍价钱以减少人事管理的负担。

追溯起19世纪的新马华人社会，以海峡殖民地三州府和霹雳而言，马六甲人口最少，人事负担也相应减少，流传下来的私会党暴乱史迹不多，倒是槟城、霹雳和新加坡人口多，资源与地盘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足以使海山、义兴、义福等帮派不惜性命，强取豪夺。

（马六甲华人）

（槟城华人）

（霹雳华人）

（新加坡华人）

早期的华人社团组织中，马六甲的青云亭是马来亚历史最悠久的古庙，建庙日期可能是在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或更前所建。

http://navalants.blogspot.com/2008/12/blog-post_27.html

青云亭也是葡萄牙和荷兰统治马六甲时代华人社会的政务、法庭、宗教及精神信仰的中心。当时，任何有关华人的事务都由华人甲必丹去处理。因此葡萄牙和荷兰统治者委任的甲必丹历来都在青云亭设立官署。每当华人遇有难以解决的纠纷诉讼案都告到青云亭去，由甲必丹去秉公审判。历代相承，华人甲必丹每逄朔望即于此开审案件，所有甲必丹都成了当时的大法官。此外，甲必丹也可以独办赌馆、烟馆、酒馆、当铺等，少了地盘之争。

（马六甲青云亭）

英国在1824年接管马六甲，废除了华人甲必丹制度，华社以变通的方式，以青云亭亭主取代甲必丹的领导地位。青云亭在1911年以前一直是团结华人，维护华人权利的根据地。这种亭主制度延续到1911年，英国海峡殖民地在最后一任亭主陈若准逝世后，亭主制度才告终止。随着社会的变迁，青云亭已纯粹是一座神庙了。

至于与新加坡一水之隔的柔佛新山近年来罪案累累，驾新加坡注册汽车进入新山，总是心有余悸。柔佛与新加坡除了一衣带水之外，还有什么历史渊源呢？

早在18世纪，华人已经在廖內群岛从事甘蜜（Gambier）的种植。1819年莱佛士登陆新加坡时，新加坡已经有20个甘蜜园。甘蜜与胡椒是主要的出口经济作物，甘蜜的枝叶在锅里熬煎后，可用作皮革和布匹的染料。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纺织业和皮革业发达，更直接刺激了甘蜜的经济价值。

（甘蜜园工厂模型）

（新加坡的甘蜜工厂。c.1850s）

至于甘蜜烹煮后的废料可用作胡椒的肥料，因此甘蜜与胡椒以并种的方式栽种（约10比1）可提高生产力，节省许多员工，为园主节省开支。1848年，新加坡的甘蜜种植达至高潮，约800个甘蜜园，占地26834英亩，佔当时新加坡全岛总耕地面积的76%。

(新加坡的种植园。c.1850s)

（19世纪以甘蜜起家的潮州富豪佘有进）

甘蜜园的寿命只有二十年，土地肥料用尽后，便得另找新的耕地。新加坡土地局限，可耕植的土地已近耗尽，再加上种植人之间时常因园地界线而发生爭执，引起英国殖民政府的关注，于是推行登记乡区园地制度。这种做法不但未能阻止种植人的冲突，反而制造更多纠纷，引起华人私会党间的格斗。此外，英政府更改土地租赁期限，以及颁布耕地纳税法令，引起种植者的不满，甚至反对缴付地税，华人种植者便有迁入柔佛境內开拓的意图。

（甘蜜Gambier）

1844年陈开顺接受Temenggung Daing Ibrahim的要求，在新加坡率领潮州乡民进入柔佛寻找新天地，在地不佬河垦荒栽种甘蜜，成为陈厝港的港主和柔佛义兴公司的首领。陈旭年则以11个港区的港主和商人身份种植与进行甘蜜交易，陈开顺去世后，他成为柔佛义兴公司的新首领，后来被委任为柔佛华侨侨长。

1855年陈开顺率众开发新山。这些义兴会众不仅成为开拓柔佛的先驱，还在1877年协助平定麻坡内乱，巩固Temenggung Abu Bakar的政权。因此，义兴公司在柔佛的地位，与在新加坡、槟城等地的命运截然不同。在柔佛，义兴受到马来统治者的善待，取得“独尊义兴”的地位，获准公开活动。

（柔佛陈旭年街Jalan Tan Hiok Nee。2010）

天时地利造就了柔佛，就在新加坡甘蜜种植衰退没落之际，柔佛广泛种植起甘蜜。到了1883年，柔佛甘蜜种植达到高峰。1892年运往新加坡出口的甘蜜超过五万吨，高居世界第一位。

柔佛在1840年代至1917年这70年间所实施的港主制度，让华人开发了超过130个港区，甘蜜园主则从19世纪中期的1200个发展至全盛时期的15000个。港主制度与甘蜜的经济效益加速了柔佛的发展，同时也改变了人口结构。1835年，柔佛人口不到2万5000人，1884年激增至10万人，到了1894年增至35万人，其中华人占22万人，成为柔佛境內最大的族群。至于叱咤一时的陈厝港最兴旺的时候（1924年）有五千名华裔居民，目前则不到两百人。

（陈厝港。c.1880s）

义兴公司在柔佛的命运与在新加坡不尽相同。新加坡义兴是一个私会党组织，在血腥中过活，柔佛义兴公司与港主制度实为一体，他们维持了地方社会的安宁。港主拥有经济及司法权，经济权包括开赌馆、设当铺、卖米粮、卖酒、卖鸦片。此外，在出口甘蜜、胡椒及入口米石时可以抽取佣金。至于司法权，港主可囚禁犯人三天，鞭打六下和罚款十元；港主也可以在自己的港内发行钱币和钞票。

（赌博用的筹码）

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展示港主经营的赌馆所使用的筹码，有陶制的蝴蝶、鱼、动物等，造型生动，活像装饰品。港主为工人提供就业机会，却又利用工人的声色犬马的生活来捞回一笔，个人的命运与港主环环相扣，一同走入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