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发展裕廊工业区的时候，政府同时小规模发展公共住屋。如今的裕廊有9万多个组屋单位，33万多组屋居民。很难想象上世纪60年代，裕廊这个山遥路远的地方无人问津，本地的组屋单位必须抽签分配的时候，达曼裕廊（Taman Jurong）的单位竟然空置着吧！
裕廊湖畔花园是个结合自然与休闲的好去处。半个世纪前，为了提升高裕廊的人气，裕廊湖畔出现由台湾建筑师设计的裕华园和日本园林大师设计的星和园，宋代园林人工中见自然，室町庭院自然中透禅意，仿古风貌相映成趣。至于坐在汽车里，星光下看露天电影的裕廊大影场，于上世纪80年代电影业低潮时结束业务，如今成为湖畔花园的一部分。
曾经是主要的收入来源的“收费闸门”
跨国公司被视为吸血鬼的年代，新加坡当代经济师吴庆瑞更重视“抢蛋糕”，蛋糕到手后再看如何分配。为了吸引外资，他几乎每个星期都为裕廊的新工厂主持开幕，刻意制造新闻。
吸引国人到“遥远”的工业区工作是件棘手的任务。建屋局在达曼裕廊兴建的两三千个组屋单位迟迟没人认购，原因是缺少基本设施，没理发店、咖啡店、百货公司，甚至连第一家金融公司都是美国银行。1968年大华银行才开设分行，1972年政府才在永升路（Yung
Sheng Road）建立俗称“六十摊”的小贩中心。
为了“强迫”工友搬到裕廊，吴庆瑞拟意推出“收费闸门”，每个月向载送工友到裕廊的车辆收取“过路费”。当时各界的反应都是负面的，譬如工会觉得政府在威胁国人，经济发展局则担心影响投资情绪。多方商议后，雇主决定提供住屋津贴，政府建设更多公共设施，员工短缺的现象终于得到缓解。没实行的收费闸门，则于日后用来控制繁忙路段的交通，发展为今天的ERP。
70年代中叶，裕廊发展为700多家工厂的成熟工业区，8万居民在达曼裕廊和随后兴建的文礼组屋落户。
最早的商人：征收商业税的“御用海军”
回顾裕廊的前世今生，从前的裕廊除了是个山林地带，海上的小岛星罗棋布，帆船时代的航海家形容为迷宫。如今有些小岛已经跟本土连接起来，比如裕廊造船厂建在施穆仑岛（Pulau
Samulun），裕廊海港的所在地原为丹绒巴莱（Tanjong Balai），裕廊岛则由多个离岸岛屿合并成石油化工中心。
施穆仑岛的名字源自裕廊的海人（Sembulun），他们可能是这里最早的“商人”，专向路过的商船征收过路费。19世纪初，殖民地政府称他们为海盗，研究员则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这些海人原为苏丹的海军或税务官，跟抢劫商船的海盗身份不同。英国的自由港政策跟马来苏丹历年来征收关税的做法出现利益冲突，海军袭击商船其实是报复行动。
联合国技术专家团出手相助
裕廊工业区的发展规划是1961年开始的，时任新加坡自治邦财政部长吴庆瑞提出，新加坡海港贸易和相关的金融保险业扩张潜能有限，唯有制造业才能提供更多商机。他率领新加坡经济转型，从海港城市进入工业出口经济（industrial export economy）。
在联合国技术专家团的协助下，吴庆瑞落实多项建议，包括成立由韩瑞生领军的经济发展局（1961年），成功争取到多元化的新兴工业投资，如大众钢铁厂、纺织、线香、肥料和咸蛋工厂等。
当时由联合国委派的外国专家团包括由荷兰经济师温士苗斯（Albert Winsemius）领导，日本专家为主干的联合国调查团（1960年），提呈新加坡制造业发展蓝图；柳泽（Y.
Yanagisawa）领导的日本专家团队，为裕廊的重工业进行规划； 法国专家Philippe
Schereschewsky率领的团队针对钢铁业提供建议，最终大众钢铁厂（NatSteel）于1963年开始运作，这也是在裕廊工业区设立的第一间工厂。
新加坡政府成立的SIS糖厂是另一家最早入驻裕廊的企业。SIS堪称“新加坡糖王”，除了在东南亚占据一席之地，于中东地区名气也响当当。糖厂私营化后，三年前由日本财团全面收购。
为了兴建工厂，当时铲平11座山丘，部分土地发展为班丹蓄水池来为裕廊供水。将山林园丘发展为工业区并非全新的概念，裕廊本来已经有甘蜜园、砖厂、龙窑、罐头厂、饼干厂等，多少打下早期的工业基础。该地区的山丘泥土正好用来填平沼泽地，由于多数农民居住在公家的土地上，搬迁赔偿事宜也较容易解决。
支撑工业区发展的裕廊海港与丹绒巴莱
将裕廊河口的丹绒巴莱发展为裕廊海港是工业区的发展蓝图之一。这里是个天然深水区，大船可以停泊，原料成品进出口都方便多了。
丹绒巴莱这个消失的海角曾经扮演过多重角色。二战前，犹太人约瑟大卫（Joseph
Brook David）在此地建立私人别墅，同时兴建林间小路Jos David Road，招待的社会名流包括苏丹、王族和殖民地精英。日据时期约瑟大卫被日军扣留，和平后前往中东疗养途中去世了。
这个隐蔽之处也是英国人的101特别训练学校的所在地，受训的人士来自五湖四海，有各国的军人和平民，以及本地的华、英、巫族和欧亚人。他们的任务是匿藏在日军据地，进行抗日游击战与谍报工作。受训后，有些人参与星华义勇军，其他人则组织136部队，进行一系列的谍报与破坏行动。
二战结束后，丹绒巴莱发展为度假酒店，马来亚小姐选美赛在这里举行。对于选美这种“萎靡”的社会风气，曾经引起一阵文化激荡呢！为什么提起选美赛呢？别忘了选美是项全球企业，带动无穷商机。
裕廊渔港：被忽略的商贸
裕廊海港旁就是裕廊渔港了。晨昏颠倒的渔港有百多个小贩摊位，众人酣睡的时分，这里忙碌的喧嚣声打造着渔场人生。
凌晨时分，渔船在此停靠，通过渔港的批发市场分销给巴刹小贩、超市和餐饮业者。据新加坡鱼商总会的资料，新加坡的鱼产主要来自邻国，每天进口约200公吨的新鲜海产，其中约八成在裕廊渔港销售。大家不妨估计一下裕廊渔港每日的营收。
至于新加坡现有的百多家渔场，供应量约占市场一成，距离“农产品3030愿景”（2030年将供应比率提高到30%）还有漫漫长路。
二战情绪与日商投资
裕廊造船厂是日本石川岛播磨重工业株式会社（Ishikawajima-Harima Heavy Industries IHI）的投资项目，于1964年投入运作，1965年正式开幕时已经维修百艘轮船。船厂建在跟新加坡本岛相隔一公里的施穆仑岛，运作初期，员工必须将油桶组装成渡海工具，连食用水都是从本岛运载过去的。
裕廊造船厂是最早在新加坡设厂的日本重工业，跟日本专家团访新相隔4年。日本大投资正式进入新加坡则于上世纪70年代后，比欧美的跨国企业慢多了。
上世纪60年代初的“反日”情绪，以及战争赔偿的谈判过程，多少存在着不确定风险，是否影响投资考量？我们回顾当时的大环境，以供进一步研究。
1962年发展勿洛地区时，在惹兰培本（又称死亡谷，Dead Valley）挖掘出多具二战残骸，接着下来一年内在全岛其他34个地区陆续挖掘出遗骸。1962年2月28日总商会董事会议中，成立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遗骸善后委员会。1963年8月25日，中华总商会在大草场举行10万人向日本追讨血债群众大会，距离新马合并只有三个星期。
群众大会通过三个决案：
1. 联合马来西亚（马来亚、沙巴、砂拉越）人民实行对日本不合作运动。
2. 血债不还，即发动人民实行对日本不合作运动。
3. 不达到目的则要求政府停止准许日本人入境。
不过当时日本外务省所认为新加坡政府没有谈判地位，理由是新马合并在即，马来西亚即将成立，新加坡只是中央政府管制下的一个州府。
1963年9月23日，也就是新马合并一个星期后，新加坡工友实施五天的抵制日轮运动，不合作运动也扩展到马来西亚。接下来的局势变幻，出现马印对抗，马来西亚内部亦面对合并后的重重挑战，交涉事件暂时搁置。裕廊造船厂就是在此“缓冲”阶段进军裕廊的。
时任总理李光耀表示政府十分重视新加坡的工业化计划，主要政策是向外招揽技术和工业人才，加速工业化的步伐。当时东南亚地区最廉价的技术和经理人才都来自日本。
李光耀认为跟日本政府交涉是新加坡政府的责任，从总商会手中接过谈判的工作。1966年10月26日的《星洲日报》报道，日本外相访问新加坡期间，新加坡和日本政府同意赔偿的方式：日本提供2,500万元赠款，以及2,500万元贷款，双方认为这是改善两国友善关系的解决途径。细节方面，双方于1970年达成协议。
李光耀跟总商会会长高德根（1956-1965）和孙炳炎（1965-1967）有多次来回信函，表达政府的立场是以经济发展为考量。当时日本工业界裹足不前，不将资金及机械投入新加坡工业化项目。政府最终接受日本总额5,000万元的和解建议（5,000万元乃日据时期的奉纳金数额），是为了消除彼此工商业合作的障碍。
李光耀也提出总商会于1962年7月7日写给政府的信函中，表示赞同“所得任何赔偿将交于新加坡政府以供公共福利用途，而不交于私人团体或个人… 对个别蒙难人士家属赔偿的问题并不存在”，因此认为最终的协议是可以接受的。
通过当时的来往信函，推测总商会可能面对内部与政府决策不协调的各种压力。
和解协议达成后，裕廊造船厂借贷1,667万元，作为向日本购买造船材料的基金，同时发出愿意在新加坡继续投资经营的讯号。
1968年，三菱重工业（Mitsubishi Heavy Industries）跟新加坡政府联合投资。1972年，日立跟罗宾造船厂（Robin
Shipyard）合资成立日立造船厂（Hitachi Zosen Robin Dockyard。1970年代初，日本厂商、银行、百货公司等纷纷陆续入驻新加坡，以及成立日新技术学院（Japan
Singapore Technical Institute）等，时间点上都跟“血债事件”的“友善解决”吻合。
顺便一提:
1967年，马来西亚接受日本的两艘远洋货轮作为战争赔偿，总值5,000万元。
日新技术学院和德新技术学院于1993年纳入南洋理工学院（Nanyang
Polytechnic）。
主要参考
李国樑，“山遥路远话裕廊”，《源》2020年第5期，总期147，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出版。
庄惠泉、许云樵、蔡史君，《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文史出版有限公司，1984年10月，ISBN
9971-83-938-5。
星洲日报
南洋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