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May 31, 2022

从南下火车想起

作者:张曦娜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2022314
图片由本博客网主添加

 

1. 我曾经想过,我的童年记忆自那一趟从怡保南下新加坡的夜间火车开始。那时妹妹、弟弟还未出世,爸爸妈妈带着分别为五岁、四岁、三岁的姐姐、哥哥及我,就这样全家从怡保一路坐火车南移到新加坡。

与其说,我记得的是那班夜行列车,不如说,隐约浮现在脑中的是自己在火车上一路哭泣的画面。那段记忆就如拼贴出来的蒙太奇画面,偶尔在脑中闪现。

我也曾经想过,对于当年那个三四岁的小女孩来说,全家坐上南下火车之际,之所以不停哭泣,兴许是突然远离熟悉的生活与玩伴。

由于祖父母过世早,在怡保的时候,我们一家与外公、外婆及舅舅全家同住,突然就离开了热闹哄哄的大家庭生活,即便那年仅有三岁,甚至更小,也会不舍吧。但那么伤心,是否也在童稚的岁月里有所感知,从此告别怡保这块出生之地?

我也曾问妈妈,我们家当年为何要迁离怡保南下?妈妈对回忆过往没多大兴趣,仿佛在敷衍我,只淡淡地说了句:那时候很多人都是这样,从联邦跑到新加坡来的。

可我一直困惑,为何爸爸一直到去世都没有申请为新加坡公民,也许,年少即自福建下南洋讨生活的父亲,他心中认同的家国,不在彼也不在此,不在新加坡,也不在马来西亚,一直是他心中那一片永远的故里。

怡保火车站

2. 也不知为什么,我们在新加坡的第一个家是在岛屿东部,一个叫做峇踏(Batak)的马来村落。这些年来,虽然心中总有个疑问:Batak,在马来语里究竟是什么意思?但似乎总是想想即忘,没真正放在心上。一直到最近,一天早上,突然想要打个电话请教马来文学翻译家妙华大姐,这才知道,“Batak”大多指分布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北部的巴塔克人。那么,峇踏,是不是过去巴塔克人从印尼移居到新加坡的落脚处?或那曾是巴塔克人聚居的地方?

在峇踏,我们家周围人烟并不稠密,虽说是马来甘榜,但左邻右舍除了马来人,还有华人,其中也有福建人、潮州人和广东人。我们家对面是独门独户的潮州人家,他们家院子大,种了红毛榴梿、红毛丹等果树,还养了几头灰褐色羽毛的家鹅。那些看起来呆头呆脑的大鹅,却一只只盛气凌人,有事没事,看到人就伸长脖子,扑打着翅膀追着人咬,俨然村中恶霸。

对面邻居有时将家鹅关在自家院子里,有时让它们走出院子横行霸道。大鹅在路上招摇的时候,我们就躲得远远的,大人们都说,鹅喙锐利,被咬一口肯定痛死了。可我从小不明白,凭什么鹅见人就咬?年岁渐长,想起甘榜里那几只追逐行人的家鹅,不禁要想:大鹅如此凶猛,是没有安全感,害怕自家地盘被侵占,所以先发制人?又或,本性就好攻击,逢人就想欺负?

离我家不太远,有一家步行约20分钟可抵达的中央戏院,小时候喜欢的电影《江山美人》就是在那里看的。夜里天气好的时候,妈妈还会带我们到戏院附近的pasar malam(夜市)闲逛。到了夜市,我们总是大有收获,小时候家里的连环图书如《西游记》等等大多是在夜市里的书摊买的。

这辈子读的第一所学校新生学校也在峇踏一带的马来甘榜里。记忆中,学校前后左右摇曳着椰树与果树,附近还有马来人家的浮脚木屋。校舍建在微微高起的半山坡上,我们每天就在山坡上上下下。

我曾请教本地文史研究者李国梁,新生学校究竟是在如今什么地方。国梁果然不负所托,他后来告诉我,是在惹兰友诺士一带。换言之,过去所说“峇踏”,也即目前车如流水的惹兰友诺士一带。岁月改变了地貌,也改变了人文景观,当年那椰树环绕着校舍的画面已然远去,峇踏,已无迹可寻。

回想起来,1960年代初期,那还是个华文教育昌盛的年代,不但马来甘榜里有华校,学校里甚至还有马来同学,当时也不知这些马来同学来自哪个年级,哪一班,不知什么原因,被父母送来华校就读。

第一次那么近距离看到政治人物也是在新生学校上学的时候。小学三年级那一年,当时初任总理的李光耀到了我们学校,为平静朴素的甘榜小学掀起了不小的涟漪。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1963年年底,新加坡举行立法议会大选,也就在那一年,李光耀开始了他一连串的下乡访问,位于马来甘榜的新生学校应该也是他在大选前探访民情、拉选票的行程之一。

我对于建国总理那次的下乡访问没太多记忆,只记得那一天,学校突然就气氛热烈起来,迎接总理的时候,每人拿着一面小邦旗,站在学校门口的大路边,兴高采烈地列队欢迎。

比我年长两岁的姐姐记得比我多,有一回不知为何谈起童年往事,姐姐无意间说了句:当时看李光耀觉得他很高。我没搭腔,因为这不在我的记忆画面里,或当时根本不在意什么大人物到访,心思都被学校那异乎日常的欢腾感染,那是好玩的成分多过一切。朴实的年代里,小孩的快乐也是简单纯粹的。

但我与新生学校的缘分仅有一半。19647月,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一场突然爆发的种族骚乱,突然间破坏了峇踏村民原本和谐共处的氛围,也间接影响了我的童年生活。

骚乱的时候,全岛戒严,街上不时有军警巡逻,气氛十分紧张。可我印象最深的是,半夜里常被来势汹汹的马来鼓声惊醒,那鼓声,听来急促,听了教人不安,当时也问过爸妈,半夜里为何有鼓声?却总是没有答案。但有一回,妈妈在院子里与隔邻的阿姨交头接耳,我听到邻家阿姨说了,马来鼓声响起,象征他们在召集人马。

夜半鼓声带来的紧张气氛持续了好些天,爸妈越来越感焦虑。那天,我们一家子终于仓惶离开了南下新加坡后生活了六年的马来甘榜。当时妹妹已出世,父母亲带着四个孩子,先是寄居在父亲的多年好友周叔叔家里,两个月后,搬到华人聚居的大成巷。

而我们家,就此告别了那个叫“峇踏”,目前已不复存在的马来甘榜。回想起来,在我的童年记忆里,这夜半鼓声就好比那南下的列车,是童稚岁月的某种标记,也是那个年代,某个时间点的印记。

新生学校 现地址为Eunos Mansion。图片来源:互联网

3. 因为骚乱与搬家,小学四年级还没念完,懵懵懂懂间被逼离开了新生学校,转校到坐落在大成巷尽头的凤山学校。对于自己如何适应新学校与新生活,其实我已记不得了。虽然同样都是华文小校,可因为坐落点的关系,凤山学校和新生学校在氛围与环境上相差太大。和新生学校蕉风椰雨式的甘榜风情不同,凤山学校是一所典型的华人乡村学校,紧挨着学校的是座华人老庙凤山宫九皇爷庙,至今也仍记得,庙宇附近还有一棵气根盘错的老榕树。

很久之后我才知道,早在1920年代,凤山学校就是由九皇爷庙创办的,学校最初还是从私塾开始,一度靠信众的香油钱办学。

九皇爷信徒众多,每年农历九月的九皇诞是凤山宫一年一度的大事,在凤山学校的日子,我对九皇诞庆典从陌生到熟悉,到了后来,甚至期待每年庆典带来的热闹欢腾。

九皇诞庆典期间,庙里香火特别鼎盛,周围都立起黄旗、黄布条。庙里出入的信众,身着白衣白裤,腰缠黄布条,我也常看到一些同学,手上系着据说可保平安的黄色布绳。

九皇诞期间,大成巷村人大多连续茹素九天或三天,大人们说,那是吃“九皇斋”。庆典从农历八月最后一天的迎銮开始,然后在庙前连续演上十个晚上的酬神大戏,一直到送九皇爷回銮。

九月初九,九皇爷回銮的晚上,八九点左右,送驾游行的队伍浩浩荡荡自九皇爷庙出发,銮轿、花车、鼓乐、龙狮队,一路锣鼓喧天,沿着大成巷,往巴耶利峇上段的方向游行,一路送九皇爷往东海岸海边,完成送神出海的仪式。九皇爷銮轿由几个白衣大汉抬着,一路前行一路晃动,村里人纷纷在门前摆上香案和供品,当銮轿经过自家门前的时候,点上一束清香膜拜。

从小耳闻目睹声势浩大的游神赛会,感受到民间对九皇大帝的信仰和崇拜。就像那盛大而隆重的九皇爷庆典,年复一年,年年锲而不舍。后来渐渐知道,九皇爷信仰不只存在大成巷,在本地不同地方都可找到九皇爷庙,它甚至不只是新加坡的民间信仰。九皇爷,它还是马来西亚、泰国敬畏的神明。信徒们相信,九皇大帝能保佑家国风调雨顺,只要诚心礼拜就会得福消灾。

一直好奇于九皇爷的身份和起源,年岁增长,断断续续读了一些关于九皇大帝的资料,那些众说纷纭的民间传说,经过不同方式的传播,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无以判断,也无需判断。有些传说将九皇爷与洪门会、天地会连在一起,说九皇爷是九位反清复明义士,甚至有的说九皇爷指的是乾隆年间天地会创始人万云龙和他的儿子、结义兄弟等等。也听说过,九皇大帝是道教信仰中的星神,是北斗七星星君:贪狼、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破军,加上左辅、右弼两星君的合称。

读九皇爷资料,并非想做研究,纯属好奇,对我而言,九皇爷的历史和来源其实并不重要,我想知道的是,九皇大帝为何如此受民间崇拜?而我知道,这是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号。

岁月流逝,城市变迁,童年时代就读过的两所乡村学校,一所在马来甘榜,一所在华人村落,两所学校各有特色与那个年代的象征意义,也在特定的年代里,肩负起春风化雨的使命,但终究也像全岛所有华校一样,船过水无痕,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记得,我是在凤山学校读书时,开始懂得写作、投稿,第一篇刊登在报章上的作文,还是在校长、老师们的鼓励下,投稿到《星洲日报》去。

凤山宫外的凤山学校石凳

4. 打从九岁开始,住了十余年的大成巷,一直是个有故事的地方。这些年来,大成巷的故事仿佛说也说不完,道听途说者有之,绘声绘影者有之,人们津津乐道于大成巷的私会党曾经如何猖獗,黑帮如何横行,尤其是传说中的千面大盗林万霖,枪法如何神乎其技,混迹黑道时如何神出鬼没,那些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传说,在坊间口耳相传,大成巷多了几分传奇。

也许因为我们家并非世居大成,甚至可以说是大成巷的外来者,没经历过传说中大成巷黑帮猖狂的日子。我也曾经查过资料,为大成巷增添上神秘色彩的千面盗,其实家在巴耶利峇机场一带的惹兰红灯,与真实范围内的大成巷有一段距离。因为背负着黑帮与大盗之名,当年的“大成人”仿佛被贴上标签,常令人为之侧目,外地人平素无事,也不会轻易走进去。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记忆里的大成巷是个实实在在,弥漫着人间烟火、市井气息的地方。大成巷虽以“巷”之名,却不是一般的横街窄巷,它也不仅是一条街,一个聚落,而是由一路上不同小村落交汇而成,许多人不知道的是,来到大成巷的中间地段,还有一个马来甘榜,一两家由马来人经营的杂货店。我是在后来听大人们说的,1964年种族暴动的时候,大成巷里的马来人却未受影响,安然地在甘榜里与华人共处。

大成巷并非窄巷,却是条长“巷”,头尾两端,大约两三公里长,前端路口面向巴耶利峇路上段,从路口一直往前走,到了尾端则是机场路。在大成巷的时候,我每天在长巷来来去去,读凤山小学的时候,每一天,我从家里朝大成巷尾端机场路的方向,以大约20分钟的路程步行到学校。上中学之后,我每天从家里往巴耶利峇上段方向走向车站,脚程大约也是20分钟。

大成巷路口是个市集,不论白天或晚上,这个面临巴耶利峇上段的市集是整个大成巷最热闹喧嚣的地方,除了巴刹,市集两旁麇集着酒庄、米栈、杂货店、洋服店、缝纫班、理发店、书店、咖啡店、火炭店、会馆(公馆)、酱油厂、西药房、中药铺,还有个社会主义阵线开办的幼稚园。至今叫村民特别怀念的是,市集里五味杂陈的路边摊,从山瑞炖汤、羊肉汤、沙爹米粉到福建卤面、广东云吞面、潮州糜、肉骨茶、海南咖喱饭、猪肉粥等等,都是能轻易勾起味蕾记忆的老味道。

1960年代的大成巷充满市井生机与生活气息。图片来源: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从市集往里走,除了住家,还有散布其中的家庭式工厂、手工作坊,寺庙、学校、联络所,记忆中,老字号饼家宝源、泰利饼家半个世纪前都在大成巷起家;再往里走,大成巷支路里,还有外人鲜少探秘的乡村池塘、椰林、鸡寮、猪栏、菜圃。

我当然记得,弟弟是在大成巷家中出生的。我们家在大成巷的一条岔路上,附近有三片大小不一的池塘,其中一个池塘离我们家仅数码之遥。池塘位于椰林里,每天早上,我贪走捷径,穿过椰林小路去上学,总会看到一些邻家妇女,在晨曦中,蹲在池塘边洗涤衣裳。

往椰林里向上走,离我家15分钟路程,在金泉路一带,有家名字很美的玫瑰露天戏院。爱看戏的妈妈,带着我们,在玫瑰戏院看了《刘三姐》《养鸭人家》《婉君表妹》等当年红极一时的电影,那个年代的影片,就如乡村里的露天戏院,淳朴却令人怀念。

“玫瑰”虽离我们家不远,但要到戏院去,要穿过池塘,走在凹凸不平的椰林路上,多少个夜黑风高的晚上,为了看电影,我们就这样,一脚高一脚低,穿过池塘与椰林,勇往直前,往玫瑰戏院前行。

说是城市重建的缘故,大成巷村民到了1970年代末纷纷迁出区里,长长的,曾经声名远播的大聚落,就这样一步步走进历史。现在偶尔开车到了巴耶利峇路、巴耶利峇上段与机场路交接处,看到昔日大成巷一带尽是商业大楼与工业厂房,那里有座办公大楼直接取名“ Tai Seng”,周遭数条大路、支路也以Tai Seng命名,从其中一条“大成道”一直往前走,可直通目前也已改头换面的金泉路。可是,单凭Tai Seng两个字,就是我们留给后世的记忆?年轻一代可知道什么是“Tai Seng”?曾经,那是一个怎样的地方?

而我知道,记忆中那个有华人村落,有马来甘榜,有家庭作坊,有人养猪,有人种菜,有椰林、鱼池,曾经市集喧嚣,商店、路边摊林立,充满市井生机的大成巷已荡然无存,任人凭空遐想,有意无意间,以“大成”之名编织黑帮传奇。

岁月流逝,城市变迁,童年时代就读过的两所乡村学校,一所在马来甘榜,一所在华人村落,两所学校各有特色与那个年代的象征意义,也在特定的年代里,肩负起春风化雨的使命,但终究也像全岛所有华校一样,船过水无痕,消失得无影无踪。

大成巷现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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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y 27, 2022

后冠状疫情时代:人生可否回头?

202241日,新加坡进入后冠状疫情时刻,工作人士逐步恢复上班的日子,地铁和市区饮食场所人潮涌涌,路上车子流量达到疫情前八九成。

人的急躁性也回来了。

举些例子。

 

风驰电挚的高速公路

我的非繁忙时间小车,俗称红牌车,通常只在周末出动,去到偏僻的天涯或被遗忘的海角做些考察,可以省些时间和脚底功夫。

49日星期六下午130分,以90kph驰骋在ECP的第二车道,被后面的名车照大灯,响喇叭,不禁兴起莫名的闷气。往右后视镜仔细瞧瞧,原来最右边的第一车道带头的汽车以90kph的车速阻道。阁下想F1(赛车),与我何干?

回望前尘,阻断措施期间马路上几乎空荡荡,行驶在阿公的路上那种快感至今难忘,不禁阿Q地想,人生可否回头。

 

“最有文化”的国家图书馆

429日星期五中午,在国家图书馆14楼走出电梯,站在落地长窗前拍两张户外风景照,用来配合联合早报书展的文史导览宣传。

空荡荡的楼层不晓得那儿钻出一名年长的守卫,以不客气的口吻问道:你在干什么?

你也看到了,我用手机拍风景照,现在正打算离开。

这里out of bound(禁止进入),闲人不能上来。

是真的out of bound吗?叫人怀疑。我已经来过这里找职员N次了,今天穿得随便些竟然遭到不同礼遇。电梯里的告示牌写得很清楚,13楼只允许授权人士,16The Pod不必须使用另一边的电梯。14Corporate Office(办公室),没有任何out of bound的提示,更何况办公室跟电梯间距离遥远。那是什么官僚作风啊?

国家图书馆楼层(摄于国家图书馆电梯内)

回望前尘,阻断措施期间安全大使最受气。开放后我一介奉公守法的草民,走入公共场所也要莫名其妙地受气,不禁阿Q地想,人生可否回头。

 

很“麻烦”的书城食摊

520日星期五下午115分,抵达书城一楼的食阁。还是习惯称百胜楼为书城,虽然如今书局不超过八间。昔日看着旧店屋被夷为平地,书城和楼上的组屋屹立起来,逛书店的人流特别旺。如今早报书展跟图书馆和百胜楼合作,希望吸引一些人潮回归,可谓用心良苦。

当时午餐人潮已过,走到不用排队的摊位,叫了一盘三捞河粉,说要使用CDC购物卷。谁知道不开口还好,一开口就被质问用CDC为什么不早说。自问点餐后说用CDC,之间最多只差一两秒,难道真的是分秒必争吗?或者必须调换程序,先说要用CDC付款,然后才点餐吗?到时会不会被责怪神志不清,都还没点餐,怎么知道你必须付多少钱?

她不甘情愿地拿起手机:“CDC很麻烦的咧,还要开手机扫描,很浪费时间的,你知道吗?

早一秒说使用CDC就不麻烦,不浪费时间吗?政府推出CDC购物券,我一介草民谢主隆恩,打开手机,去到相关链接,选择$5按钮,给对方扫描,其实也很麻烦,很浪费时间。

再麻烦的事也在半分钟内解决了,她坐在摊位外头靠墙的桌子旁悠闲地刷手机。

回望前尘,阻断措施期间市区的食肆受影响最大,食客稀稀落落,好些索性闭门大吉。开放后我到市区食肆用餐也要莫名其妙地受气,不禁阿Q地想,人生可否回头。

 

还是彼岸较有人情味

46日至518日,新马恢复陆路通行后,长堤对岸人气逐渐回流。每到一处坐下来跟店家闲聊,见面语离不开长堤关了两年,我们也差不多整年没做生意;我们的潮州菜来自北方(北马),每道菜都很经典,下回来可以尝试其他菜色

回望前尘,阻断措施期间长堤空荡荡,开放后在海的另一方感受到一股暖流,受到的是不同的对待。不禁阿Q地想,人生可否回头是另一回事,钱最好还是拿到对岸去花,至少不用受气。

新加坡人爱打包的新山协裕面包和香蕉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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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May 24, 2022

仁美巷· 仁美饮泉

作者:何乃强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202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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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克罗士街(Cross Street)转左,就进入牛车水客纳街(大门楼),再往前走10多米转左,就进入一条少为人知约50米长的街道,叫仁美巷(Gemmill Lane)。

几十年前,这里还有几十户人家住在那里的店铺。这条小路是以19世纪的仁美山(Gemmill Hill)命名。约翰·仁美(John Gemmill)是仁美山的山主,是新加坡19世纪上中叶一位来头不小的人物。他来自英国,在新加坡生活了约半个世纪,被称为新加坡第一位拍卖商,也兼营银行业务。1839年他登报招生意,应允支付6%年息给予存款超过100叻元的客户。相信当时他的事业很成功,发财致富,有雄厚的财力买下整座山。

1981年的仁美巷(Gemmill Lane)  。 Credit: Graham Hurst

这山原属丁香及豆蔻种植商英国人查尔斯·斯克特(Charles Scott)所拥有的斯克特山(Scott's Hill),转手后易名仁美山。约翰·仁美在山上盖起屋子居住。1873年仁美山又一次转手(相信他已离开新加坡),由华人富商谢安祥(1832-1892)购得。此山一直称为安祥山至今。

约翰·仁美生卒年不详,留下的历史记载不多,只知道他是苏格兰人,19世纪前半期在新加坡居住。根据西报所载,1830年代他的名字常常见报。在1835-1839年间,他常登广告招徕生意;1837年新加坡成立了一个戒酒协会(Temperance Society),却受到一名美酒代理商揶揄一番。他在1864年回返伦敦。回国前,他向殖民地政府捐赠一台公共净水饮泉,让路人、游人按钮,从大理石雕狮子口压出净水饮用。这净水饮泉刻上捐赠人名字,故称“仁美饮泉”(Gemmill Fountain)。

开始时饮泉置放在莱佛士坊,后来搬迁到皇后坊(20世纪初及1939-1947年)。根据195068日《海峡时报》的一篇特写《远去的新加坡欧洲人》(A Bygone Singapore European),这饮泉在1923年被发现摒弃在市议会的一个储物室,市议会后来把它安置在维多利亚纪念堂前。1970年,有人投函《海峡时报》批评饮泉舍弃不用,全无水供,但饮泉却刻着“For the Use of All Nations”(供各国人士饮用)一段文字。直到1967年,它好像一件珍贵艺术文物,被安置在国家博物馆至今,供访客参观,也总算是“安家落户”了。

国家博物馆园地里的仁美饮泉(Gemmill Fountain)



Friday, May 20, 2022

新加坡的天地会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202255


近年来黑社会人士出殡高喊口号,持械伤人事件相继出现,沉寂一时的私会党再度引起关注。

约一个甲子前,本地300多个私会党横行,政府启动“第55条”来加紧扫荡。跟19世纪天地会有直系关系的“21”党派命名,取义自构成洪字的“三八廿一”,二战后从重新成立洪顺堂开始,扩展至忠义堂、义南海等百多个分支。

 

天地会在南洋落脚

反清的天地会于中国南方创建,五房(分支)中的两房传到东南亚。1832年在仰光华人区成立的长房青莲堂是个合法社团,会员路经新加坡,沿着马六甲海峡进入安德曼海,北上毛淡棉停留再前往仰光。我在新冠疫情前到那儿一游,最叫人触目的是大厅对联“欲结其人须效梁山义士,心存异姓要学桃园忠良”,推崇梁山泊、刘关张结义情。

二房洪顺堂流传到新、马和其他东南亚地区。开埠的年代,新加坡天地会以“义兴”开山立堂,成为帮会(私会党)龙头。帮会的收入来源包括新客与黄赌毒,譬如毕麒麟1877年报告指出妓院老板支付年费100元与每月两毛钱妓女人头费给义福(义兴分支),另付住在妓院里的“三星”一笔保护费。

 

新加坡天地会的蛛丝马迹

讲方言的年代,老人家称小坡劳明达街(旧称梧槽路)为梧槽大公司,也就是广东(省)义兴总部。大坡加宾达街(Carpenter Street)俗称戏馆街和义福街,那是义福老大蔡茂春以戏馆老板身份注册的地址。

大坡海山街名字出自海山公司,松柏街(南京街上段)名字来自松柏馆(义兴分支)。殖民地政府缴获的《新加坡天地会彩图》,图上写着“海山开基本是洪,高溪分派共为家”,“松柏二支分左右,桃李洪花结义亭”,可见海山公司与松柏馆都借用天地会的名义起家。

《新加坡天地会彩图》截图: 流传新、马与东南亚的天地会二房洪顺堂

此外,中国街4号店屋乃福建义兴原址。克拉码头的涟漪轩(The River House)曾经是蔡茂春的产业,可能用作集会场所。克里门梭道与槟榔路交界处的古迹资政第,原主人陈旭年乃柔佛义兴首领,控制鸦片烟酒专卖权,“资政”身份反映他跟苏丹关系密切。

中国街4号:前福建义兴原址

19世纪80年代,政府名册上有将近5万私会党员,超过华人总人口的一半,时任总督史密斯坚持修改社团法令来“解散”私会党。1890219日《叻报》报道,最后6家天地会组织(义兴、义福、福兴、广福、松柏馆、广惠肇公司)的要员齐聚梧槽大公司,“鸣金击鼓多焚褚帛,将各神牌焚化迄,护卫司等诸公乃向众人称贺,曰从此诸君皆为安分营生之士,不再作会党中人,固可为诸君贺,然亦本地方之幸也。”日后82面义兴神主牌先后保存在加冷河畔德春板厂、劳明达街社公庙、乌鲁三巴旺金同花园广福英烈庙,最终于普照禅寺落户。

安置在普照禅寺的义兴神主牌,其中包括曹符义(曹亚志),蔡长茂(蔡茂春),陈开顺(新加坡与柔佛地不老河陈厝港港主)等

 

台南成立天地会八卦教

新加坡开埠前,米年牧师(William Milne)已于马六甲成立英华学院和办报,见证1818年马六甲三合会首领犯下谋杀罪被捕,竟然在会众协助下逃到锡矿场避难。

为何天地会传到南洋又名洪门会、三合会?天地会行事隐秘,只口传给“自己人”,外人往往未知其详。

21世纪初去世的一位本地洪门老大,金盆洗手后打破口传习俗,将毕生所学写成几百页手稿,交代本地私会党的来龙去脉。他因家贫只读到小六,全靠处事低调的“思想指导员”传授衣钵。我参照老大的遗稿与《新加坡天地会彩图》,将天地会的演变整理出来以供参考。

顺治年间,明朝遗民顾炎武(亭林先生)与数名士大夫秘密创建反清“添弟会”,将儒佛道的教义和手势编制成礼仪密语,好让江湖儿女相认。

康熙元年(1661年),郑成功和陈近南结合添弟会与八卦教,在台南成立“天地会八卦教”,定名金台山明伦堂。八卦教的前身为白莲教,因被禁而改名。陈近南以儒家的“三纲五常”与“四维八德”,整理成“36誓章”(家规)及“21条例”(家法),融合《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向群众传达民族意识与忠义精神,并编写诗词作为对口暗号。郑成功委派蔡德忠、方大洪、马超兴、胡德帝、李式开(前五祖)及其他义士潜伏在莆田九莲山少林寺。

康熙十三年甲寅年吉(七)月廿五日午夜(1674826日),清军先在御酒下毒,跟着火烧少林寺,百多名僧众落难,仅前五祖生还。许多文献都将此日期假定为天地会成立的日子,洪门老大指出其实是少林众僧落难之日。

《新加坡天地会彩图》截图: 少林僧代表朝廷出征“西鲁”(罗刹国),功成后反遭杀身之祸

经过一年整顿,康熙十四年吉(七)月廿五日(1675914日),陈近南、万云龙、前五祖坐镇福建云霄县高溪庙,将各路英雄引进隔邻宽敞的普庵庙。高溪庙“地振高岗一派溪山千古秀,门朝大海三合河水万年流”,普庵庙后院有座红花亭,左右两旁松柏古树、桃李争辉,对联“花有半朝含宿露,亭无终夜隔重云”,寓意灭清时机已到。众人对过口令,在红花亭歃血为盟,天地会八卦教改名“洪门会”,取义日月星三光普照,众义士共同和合。

《新加坡天地会彩图》截图: 天地会在各地开山立堂的高溪庙与木杨城基地陈设

 

三合会乃下南洋的天地会

康熙卅七年(1698年),苏洪光身为洪门会主帅,老是出师不利。为了激励军心,借病自称苏洪光已死,此身乃崇祯“近身太监”黄承恩借尸还魂,聚天地人三才和合,将洪门会易名“三合会”。苏洪光改名天佑洪,派将领和兄弟十余人,往南洋各地建立基地。天佑洪留在大陆组织三合军,初期声势浩大,最终惨败收场,不过在南洋保住三合会血脉。

到了20世纪的甘榜年代,私会党进入深山野岭开山立堂,后来将场地改在远郊的货仓庙宇。洪门老大自称“觉悟者”,不过醒悟到反清复明只是将私会党浪漫化的时候人生已近黄昏,恢复自由身没多久便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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