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une 27, 2014

槟城老街 George Town, Penang

1957年光艺电影公司拍摄的《椰林月》,由谢贤、南虹、嘉玲等俊男美女主演。南虹打扮得漂漂亮亮,穿着时髦的Christian Dior蓬蓬裙,跟谢贤双双对对,到当年有东方花园之称的槟城拍外景,极乐寺、升旗山、峇都丁宜(Batu Ferringhi)、植物园等名胜地都摄入眼帘,叫人向往不已,难怪当年能够乘飞机到槟城旅游度蜜月已经很开心了。


(《椰林月》,峇都丁宜(Batu Ferringhi)。1957

现在有了廉价航空,百余元就能来回槟城一趟,可以舍弃在南北大道驾驶八小时的车路,告别那种在驾驶座长途驾驶的腰酸背痛和昏昏欲睡的感觉,旅途轻松多了。


(当年马来亚航空的广告,槟城在呼唤你 Penang is calling you。图片来源:南洋商报,1960)

槟城的乔治市和馬六甲古城这两个海峡殖民地都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世界文化遗产中(200877 )。新加坡虽然曾经同属海峡殖民地,但在发展的步伐中销毁了过多祖先的元素,目前只能靠植物园力争世遗。


(槟城峇都丁宜Batu Ferringhi 海滩的日落。2014)

估计槟城每年迎接六百万名外地旅客,是入境新加坡的外来人口的一半。就槟城的魅力而言,槟城被列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站CNN Go票选亚洲十大最佳小吃城市之一(2012);在雅虎网站公佈的世界八大退休后最宜居城市里,槟城排第四,是唯一入选的亚洲城市(2013);英国Guardian 投选槟城为世界十大旅游胜地之一(2014);南洋首富张弼士的故居被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评选为“十大豪宅城堡”之一(2011

至于政府样样都要争第一的新加坡虽然在亚太区的旅游竞争力排名第一(World Economic Forum 2013),不过并不是旅客心目中的首选,被挤到40名之外。


(曾经是南洋首富张弼士的豪宅)

或许这印证了以人性为出发点,大城市风貌大都相同,有心思、有回忆的老地方反而使人得到不一样的感官反应,这是世遗迷人的地方,当地人觉得平凡无奇的却是外人觉得不平凡之处(what is ordinary to us is extraordinary to the world)。


(喇叭紫薇花开的四月,有许多等待发觉的槟城老故事)

根据Asiaone的报道(2014119日),马六甲正准备迎接1500万名旅客,如果加上曾经统称为三州府的槟城和新加坡,三地旅客人数超过3000万,比入境马来西亚的旅客(2500万)还多,不能不佩服19世纪初英国人看上这三个小地方,设立海峡殖民地的远见。


三州府:新加坡、马六甲、槟城


乔治市(Georgetown)是槟城的首府,以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命名,1786年由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莱特船长(Captain Francis Light)创建,作为英国在十年前失掉美国这篇领土后,在马来半岛寻获的第一个远东基地。

英国东印度公司驻扎官哥罗福John Crawfurd)“全面收购”新加坡后(1824),新加坡、马六甲、槟城三地重组为海峡殖民地(1826年),俗称三州府。1832年原设在槟城的行政中心迁移到新加坡,这个决策奠定了新加坡的战略意义,促进了新加坡日后的繁华。

话说回来,莱佛士在1819年签下新加坡的租约前还必须听命于槟城总督James Bannerman。当时没有电邮,书信来往花时间,莱佛士利用这段空隙,擅自跟天猛公签下租约。槟城总督知道莱佛士不听指示时,已经生米煮成熟饭。这点叛逆精神与远见,使莱佛士成为新加坡现代史的开埠功臣。

槟城跟新加坡的关系比三州府的年代还要早一些。1819年莱佛士初访新加坡,船上的木匠曹亚志就是“槟城人”。说是槟城人当然也不完全正确,曹亚志来自广东台山,在槟城做木匠,莱佛士招聘木工,曹亚志应聘,就跟着上船了。他来到新加坡后,也招来了台山的乡亲,1822年成立了宁阳会馆,为乡民服务。宁阳会馆是新加坡第一家会馆。

新加坡也跟随着槟城发展的步伐,成立了私会党。义兴(槟城:1799年,新加坡:1825年,柔佛:1844年)和海山(1823年)是马来亚组织最庞大的私会党,成立于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三个海峡殖民地,之后散布到各个马来土邦。成立初期属于地缘性的同乡互助福利团体,后来才演变成互相争斗的帮派组织。根据黄尧老先生的《马·星华人志》,到了1860年代,槟城海山有五千人,义兴则有党员二万五千人,占了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槟城人的自豪



据载莱特初抵槟城,岛上只有五十八名居民,其中三人是“桃园三结义”的张理、邱兆进和马福春,他们早在十八世纪中叶乾隆十年左右(1745年)已经偷渡出境,来到槟城,以打渔为生,比莱特早了四十年。

张理和邱兆进都是广东大浦人,马福春则是福建永定人,他们可能是躲避清朝的追杀而越洋逃生的。曾经在槟城任过华民政务司的巴素博士(V.W.W.S. Purcell)指出:“一位姓邱的客家铁匠,一位姓张的教书先生及一位姓马的烧炭人,他们都被尊奉为华侨的开辟者。”

过去一路来,槟城首席部长都是国阵的天下:马华公会王保尼(195719591964,共三届),民政党林苍佑(19691974197819821986,共五届),民政党许子根(1990199519992004,共四届)。2008年大选,民心倒向,槟城成为民联的天下,民主行动党林冠英(20082013)出任首席部长。

2013年马来西亚大选,城市居民支持民联,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民主海啸,结果在不平等的选区划分下,输了乡村选票,变天失败。虽然国阵的总得票率比民联低,依旧安然执政。当时槟城韩江中学大草场的造势大会,吸引数万人参与,场内民众情绪高涨,跟2011年新加坡大选,在实龙岗体育场的工人党群众大会,夺下阿裕尼集选区前情绪高昂的最后一夜,是否似曾相识?

(民联在槟城韩江中学大草场的造势大会,数万名群众参与。图片来源:今日大马)

(2011年新加坡全国大选,工人党在实龙岗体育场的最后一夜)

跟槟城人聊天,他们最引以为豪的,是槟城160万人口中,有41%华人和42%马来人,他们一团和气,将手上的选票投了给民联。槟城作为民联政府的堡垒,以68%总选票守土成功。

2008年大选以来,改变得最多,改善得最成功的州属,就是槟城。国阵了解到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夺回政权, 他们能做的,就是尽量以不公平的方式来对待反对党统治下的槟城,他们一方面继续征税,另一方面却只分比马六甲还少几倍的经费给槟城发展。槟城人却因此而更加团结,跟新上任的州政府联手度过重重难关。

虽然所看到的实质收效并不完美,但肯定是一番心意打造后的改变,比如槟城的政策变得透明,金钱用在实际的建设,在妥善运用与过去滥用公款的差别间,竟然年年都取得可观的盈余,分配给学校,回馈给老人家,还在乔治市实行免费巴士服务。在环保活动下,槟城也已经摆脱了“垃圾州” 这个名称,大街小巷都十分整洁。

古城旧事


槟城作为英国在东南亚设立的第一个势力范围,我觉得它的特色在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以精心营造,却又不经意地表现出两百余年老城旧事的手法来取胜:

一是保留传统,通过旧建筑、旧码头和联系早期华人的古宗祠、古私宅、古庙宇、古街道等来传达前人种树后人凉,饮水必须思源的讯息。

二是旧食代,老街坊经营的街边美食,有如家传的私房菜一样原汁原味,小巧之余,给人增添许多童年的回忆。

三是将人文注入老街,通过壁画文化来传达老城故事。讲是壁画,其实也不全然是壁画,而是在风吹雨打下逐渐破落的彩色壁画与铸铁拗制成的三维艺术。

就以老街而言,乔治市自然少不了许多英国人常用的路名,而且熟口熟脸,槟城有的新加坡也有。对多年前在当地谋生,不懂得几个英文字的华人先辈而言,“红毛人”所使用的街名很难叫得出口,因此大街小巷都有自己社群约定的俗名,在民间流传了一两百年后,成为当地生活历史记忆形态的一部分。

新加坡的街道也曾经拥有许多华人惯用的俗名,不过在政府有意无意“去中文化”的过程中,许多民间惯用的路名已经流失,只活在老人家的记忆里了。

乔治市跟新马许多城市一样,具备浓郁的华人色彩,是华人下南洋拓荒的民间史册。在槟城吃喝玩乐之余,可以通过穿街走巷来对比新槟两地的风土文化,感染沉淀的人文气息。

海边两条街


在游轮码头与姓氏桥边的那条繁忙大街Alan Pangkalan Weld,华人称之为海墘路,墘是边沿的意思,顾名思义,海墘就是海的边沿了。Weld是殖民地总督Sir Frederick Weld 的姓氏,他在18801887年间上任,新加坡的淡水河(结霜桥,Sungei Road)附近也有一条Weld Road,纪念他管理新加坡的贡献。


(海墘路姓氏桥之一的姓周桥)

乔治市Lebuh ChuliaLebuh指的是大街,Chulia则是南印度的一个淡米尔族群,华人称他们为吉宁仔。Lebuh Chulia的中文名除了叫牛干冬街外 ,也叫吉宁街、罗粦街(闽)、衣箱街(粤)。


牛干冬街的咖啡店,槟城白咖啡

对比一下,新加坡的Chulia Street早年也曾经是Chulia族群的集居地,后来成为来自金奈(Chennai,早期称Madras)的放贷人谋生的地方,1970年代,华侨银行和大华银行靠两栋银行大楼来抢滩。早年福建人称这个地方为Swa Kia Teng(山仔顶),马来人和淡米尔人分别称之为Jalan Kedei PisauKathi Kadei Sadakku,直译为刀店街,还挺吓人的。

深具会社色彩的的亚美尼亚


乔治市Lebuh  Armenian直译为亚美尼亚街,华人称它为打铜仔街、本头公巷等。根据1800年的旧地图,Armenian Street 前身名为Malay Lane 因为当时那一带是马来人甘榜。1808年,政府正式将它命名为Armenian Street打铜仔街斑驳沧桑的墙壁反而是游人眼中的亮点。


(Lebuh Armenian古老的一面:斑驳沧桑的墙壁反而是游人的亮点)

Lebuh  Armenian的字义看来,这里曾经是亚美尼亚人的地盘。18世纪末,那些逃亡到波斯(伊朗)和印度加尔各答的亚美尼亚商人,携带着家眷,跟随英国人来到槟城,打造他们的新家。当时来到槟城的亚美尼亚人不超过百人,但是他们很团结,1824年就已经集资建立了St. Gregory教堂取名自亚美尼亚的第一位传教士St. Gregory教堂在115年后拆除,亚美尼亚人也迁离槟城。

本头公巷这个名字的来历是因为那里有一座160余年的建德堂大伯公庙,本头公就是大伯公的意思。


本头公巷的建德堂福德祠,也就是大伯公庙

打铜仔街是从大铳巷(Cannon Street)至打石街(Lebuh Acheh)的路段,当年有许多马来铜匠在那里作业。

大铳是Cannon的直译,是火筒的意思;Acheh指的是亚齐人,Lebuh Acheh 有一座亚齐风格的清真寺,1808年由亚齐王子东姑赛胡先(Tengku Syed Hussain bin Abdul Rahman Aideed)倡建。由于东姑赛胡先本身在当时社会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商人,这座将近两百年的清真寺周围迅速发展成为商业中心,土著在此经营香料和墓碑业,华人则经营住宿业,为来往商人及新移民提供落脚的地方。


(亚齐风格的清真寺)

很显然的,打铜仔街这个马来人打铜谋生的地方后来由华人买去,并且在打铜仔街及其周遭设立了许多姓氏宗祠 ,如叶祠、谢祠、杨祠、林祠、邱祠等。这些多功用的祠堂是各宗族依照在中国家乡的惯例所设立的,它们同时也是拜神祭祖的庙堂,和让同姓同宗的族人聚会的地方。在殖民地政府眼中,这些公祠都带有神秘的色彩,是华人的秘密会社


(叶氏宗祠)

打铜仔街120号两层楼的庄荣裕宝号是孙中山槟城基地纪念馆,它在1875年初建,原为阅书报社的旧址。1910年,孙中山策划的第九次武装起义(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719日来到槟城,同时将同盟会南洋总部从新加坡迁到槟城,附设于阅书报社内。

据史料记载,19101114日在阅书报社所召开的“庇能” (槟城,Penang)会议,孙中山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革命不是没有办法,只怕没有勇气”;“倘或能生存,惟有赖诸同志一肩担起,无论遇到何种险阻,亦破釜沉舟,成败实在此一举!”孙中山声泪俱下,众人深受感动。这次会议,筹得八千大洋,并策划了轰轰烈烈的黄花岗起义。虽然黄花岗起义以失败告终,但却是接下来武昌起义,推翻清朝的前奏。

为何阅书报社旧址会变成庄荣裕宝号?1926年,华裔商人庄长水买下这栋建筑物。1993年,庄氏家族准备出售此产业,庄长水的外孙女邱思妮身为一名维护古迹的学者,说服了母亲庄清意(庄长水之女),向家族买下这栋楼,建成了孙中山槟城基地纪念馆。


庄荣裕宝号,孙中山槟城基地纪念馆

新加坡市区内有一所1835年建立起来的亚美尼亚教堂,它比槟城的St. Gregory教堂幸运多了,受保留为新加坡古迹,免费开放给公众人士参观。同样的,当年这些亚美尼亚商人也是一家大小,跟着英国人来到新加坡,小小族群竟然创立了海峡时报、莱佛士酒店等,Agnes Joaquim 女士还培育了卓锦万代兰,后来成为新加坡的国花。

亚美尼亚教堂后面有一条亚美尼亚街,属于繁忙的城市中较宁静的一角。亚美尼亚街有一家为了支援孙中山起义而成立的“同德书报社”(191088日),发起人为张永福、林义顺、陈楚楠等人,都是新加坡同盟会的主要会员。后来“同德书报社”搬迁到牛车水广东民路(Cantonment Road)。两地的亚美尼亚街竟然拥有共同的大时局。

跨帮权的南华医院


乔治市Lebuh Muntri叫做南华医院街,1930年代是广东顺德妈姐的集居地,就好象当年新加坡的豆腐街是三水女工的集居地一样。Muntri 可能源自馬來文Munteri(長官)19世纪时拉律(现在的霹雳太平)的税务官Long Jaffar到槟城雇请华工到拉律开采锡矿,然后将锡苗出售给槟城华商,各分一杯羹。日后海山和义兴两大私会党为了争夺矿场的地盘,在1861年至1872年间爆发了三次“拉律暴动” Larut Wars186118621872),赔上许多华工的性命,两党间的腥风血雨一直到1874年才划下句点。

南华医院的成立跟新加坡的同济医院(1869)相似。根据李恒俊(NUS研究生)的研究,鉴于槟城“流寓日多”、“生齿日盛”,贫病孤独无所依的现状,188379日,粤帮领袖陈俪琴、伍积齐、黄进聪等十二人出面,向英国人William Alban Dargon买下了Lebuh Muntri一片土地,依照香港东华医院的模式,兴建南华医院,为贫困的华社施医赠药。


(也许南华医院街最吸引游人的是庇能打金行旁的“功夫女孩”)

“果能积少成多随力随缘自可行些方便事、敢谓博施济众赠医赠药相期惠此困穷人”。平民百姓生病总会自然“去找南华医”,“南华医院街”便因此而得名。

南华医院建院后一路来都是由广帮和福建帮领导的跨越帮权合作的组织,因为经费的制约,南华医院只以中医中药施治,直到1980年代新院建成后才有西医和住院服务。

“莲花河畔”的蓝屋


Lebuh Leith的中文名雅意十足,叫莲花河街, Leith是英国驻槟城的第三任总督George Leith。座落在莲花河街的张弼士故居俗称 “蓝屋”,是在东南亚唯一保留得最完整的张弼士故居。

莲花河路的由来是因为张弼士在屋前兴造水塘养莲,虽然张弼士的水塘并不像湖也不像河那么大,但面积也应不小,莲花盛开临风摆,经人们想像后就夸大成莲花河。

張弼士来自广东梅州大浦,18岁只身下南洋,白手起家,号称南洋首富,资产高达8000万两白银,跟当时的清朝国库年收入相等。清朝委任他为槟城副領事(1892),两年后升任为新加坡总领事(1894),负责海峡华人的事务。

張弼士的弼读作“毕”,英译却是Cheong Fatt Tze,弼的读音变成“发”,可能来自粤语的读音“拔”,拔呀拔的,拔多了就变成发。


(围墙边的张弼士故居,花落人亡,莲花不再,浮世繁华如烟)

一个世纪过去了,南洋首富家业凋零,花落人亡,莲花不再,蓝屋数度易手。浮世繁华如烟,人生一世何求?回望大城旧事,不免略带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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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June 20, 2014

1960年代的“面粉运动” (Eat More Wheat Campaign)

过去数十年的新加坡是个爱好“运动”的国家,几乎每个月各个政府部门都会轮流推出一项“全民运动”。此运动并非鼓励国民健身,降低肥胖与相关风险的运动(sports),而是特定的活动(campaign),如清洁运动、讲华语运动、小家庭运动、公路安全运动等。

小时候经历过一个有趣的“吃面粉运动”。那是1967年,我跟着祖母和父母亲到附近的芳林公园联络所,看专人教导如何使用面粉来煮出一道道美食,原来面粉除了制造面包、面条、印度煎饼等传统食物外,还可以制作糕饼、粥品等。说是美食,但只觉口感一般,怎么都比不上传统米饭的芬香。

当年的人民协会还通过全国性的面粉厨艺大赛,鼓励大家少吃米粮,多吃面粉。祖母的厨艺不赖,又肯花心思,但是她的面粉餐一样不合大家的胃口,最后就这样不了了之。


(热烈推行的“面粉运动”。NAS 1967)


以当年的新加坡人种分布来看,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占了总人口的99%,属于“米食族”,而且多数是蓝领阶级人士,需要米饭的能量,要全民改口吃面粉是宗不可思议的工程。那为什么还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呢?

当时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不久,少了北方这块资源富饶的腹地,在日常食粮方面如何自给自足成为政府的首要考量。新加坡总经济师吴庆瑞Dr Goh Keng Swee)计划建立多层货仓,储存足够的粮食之余,也鼓励农夫从事利率达到1113倍的高增值农业。种植稻米需要土地和时间,所以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新加坡的白米主要由泰国入口,但由于泰国受到天气干旱的影响,稻田种不出米来,白米价格跟着水涨船高;吴庆瑞精打细算,在196797的国会辩论回复阿裕尼区议员S. V. Lingam(零甘)的提问时说道:

“每斤100%泰国白米约五毛钱,本地制造的上等面粉只需两毛半,是泰国白米价格的一半。新加坡人每个月食用约12000吨的白米和4000吨的面粉,如果我们能够说服国民多吃面粉,少吃白米,就如副总理(杜进才)那样,我们就可以省下一笔外汇。假设新加坡人增加4000吨的面粉食用量,我们每个月就可以省下180万,全年可以省下2200万,同时为本地的面粉工业制造工作机会。”

(注:当时的数量单位衡,一斤=16两=600克)

The price of Siamese white rice 100 per cent is 49 cents per katty retail, whereas locally-milled wheat flour of excellent quality sells for only 25 cents per katty. Wheat flour, therefore, costs only half as much as rice. Singapore consumes in an average month about 12,000 tons of rice and 4,000 tons of wheat flour. If we can persuade our population to eat more wheat than rice, as the Deputy Prime Minister has been doing for some time, there will be a substantial saving of foreign exchange. Assuming that the people of Singapore can increase their consumption of wheat by another 4,000 tons, we will save $1.8 million a month or $22 million a year at present prices of wheat and rice. Further, since wheat is milled into flour in Singapore, we will also be giving more income and employment to our citizens.

 --- Parliamentary report, 7 September 1967

在那个五分钱大过牛车轮,一碗面一毛钱的年代,2200万元是一笔大数目,同时使国家降低对入口米粮的需求,真是一举多得,绝对超值。

时任副总理杜进才Dr Toh Chin Chye)亲自领军,推行吃面粉运动。当时的国人一般都比较瘦削,因此找了个胖嘟嘟的小孩来拍吃面条的海报,似乎告诉国人面粉比较有营养;新加坡医药理事会发表文告,说吃面粉比吃米饭更健康;新加坡港务局派发免费面包给员工来取代米饭,政府工会NTUC鼓励工友和家庭每天的中午或晚上至少吃一顿面粉餐,196787日的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甚至以“All set for S’pore’s day of joy”来报道1967年国庆日庆祝活动之一是面粉食品展,隔年教育部还主办中学生面粉厨艺大赛等,真是春城何处不飞花,面粉曼舞满狮城!这种由一个政府部门发动,全国政府机制纷纷响应的“壮举”就这样一路延续开来,今天由人民行动党当政的政府机构还坚持着这种同一鼻孔出气的模式。


(副总理杜进才亲自领军,当然也要试吃面粉美食。NAS 1967)

(在新加坡大会堂Singapore Conference Hall举行的全国面粉厨艺大赛。NAS 1967)

(教育部也主办全国中学生面粉厨艺比赛。NAS 1968)

当时的医药理事会秘书Dr W. O. Phoon表示,面粉有更多的蛋白质、铁质、钙质和水溶性维他命B,在处理面粉的过程中,不会像米饭那么容易失去维他命。

Dr W. O. Phoon, its secretary, in a statement today said that wheat contained more protein, iron, calcium, water soluble B vitamins than rice. Unlike rice, he said, preparation of wheat did not lead to much loss of vitamins.

 ---The Straits Times, November 2, 1967.


惨淡收场


浩浩荡荡的面粉运动进行了半年后,调查发现只有少过2%的家庭以面粉为主食。想不到由新加坡政府发动,如火如荼的全国性运动竟然有苍白收场的一刻,在无声无息中悄悄收场。

究其主因,其一是华巫印族群的饮食文化离不开米粮,无米不成炊,政府再强势,人民再顺从也改变不了根深蒂固的饮食传统。

其二是煮饭是很简单便利的一码事,只要把米洗干净,放在柴火上,就能煲出一锅香喷喷的米饭,解决一家的温饱。相对而言,面粉制成面包、面条、糕饼的程序复杂费时,对一般家庭而言实在划不来。

其三还是离开不了钱。虽然政府说面粉的价格比白米便宜了一半,但如果真的如此,为什么吃面包比吃米饭的价格还要昂贵呢?

19671220日的海峡时报以“Eat wheat drive aims at rich”报道了国会议员零甘在国会严厉批评以面粉取代白米的做法,他说政府叫国人以两三块钱来吃面粉做成的早餐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这笔开销是一般蓝领阶层每日的生计,这种价格只有有钱人才吃得起。当时的文化部政务部长李炯才不同意这个说法,他反驳说政府叫一家五口的国人花两块钱吃早餐,他相信穷苦家庭一样应付得来。


(当年的阿裕尼区国会议员零甘。NAS 1963)

对于零甘的说法,我可是身历其境,因此很难理解当时李炯才那套负担得起的理论。在那个年代,很多家庭都以酱油豆鼓配饭吃,不然就是咸鱼腐乳,或者打一粒鸡蛋在饭里就是十分可口的一餐了。面粉则不行,必须有适当的配料,一般打工仔都吃不起。

我的父亲身为一名印刷技工,文化部长易润堂为印刷业同仁套上一顶称为“文化先锋”的皇冠,当时的文化先锋以每个月还不到$200的薪水来养家活口,远低于全国薪金中位数,这笔微博的薪水除了应付一日三餐之外,穿的、住的、巴士、医药、上学、课本、红白事全都靠它,即使对政府再忠诚,也不可能将每日的生计全花在一顿早餐上,因此以面粉为主食是不可能的任务。

以零甘那种直肠直肚、仗义执言、鞭策自己人(人民行动党)的态度是很难在党内立足的,果然,1968年的全国大选,他被党踢出局了。

现在回顾1967,虽然是简简单单的吃面粉运动,其中不贴切民情的政治手法与民生考量、为政府服务的工会、凸显不公的社会阶级、各族群的饮食文化、媒体的宣导以致为政界服务的医药界都在暗中较量,是四十余年后的新加坡政治的过去版,到了今天还很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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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June 13, 2014

波东巴西就是詹时中(Potong Pasir was Chiam See Tong)

“建设性政治”下被边缘化的波东巴西


现代新加坡政治史不能忘记波东巴西(Potong Pasir)与詹时中。

甘榜时代的波东巴西人与天灾抗争,组屋年代的波东巴西人抗拒组屋翻新的诱惑,在被边缘化的管理模式下乐天知命,抗衡人民行动党的利诱政治。

如今新加坡国会下半期复会,总理李显龙先生谈到“建设性政治”(Constructive Politics),认为建设性政治应该把国人带入另一个高峰(scaling new heights)。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通过有效严谨的政策、政治领导人的行为、不畏惧辩论敏感课题、高度诚信以及全民一气,朝向同一个目标奋斗。反对党领袖刘程强先生则认为“建设性政治”关系到政治价值观、政治文化和为人民所信任的体制。政治必须重视过程与结果,才能够提高本地政治的素质,因此有必要在学校推行政治教育。

潘耀田在《乱世,政治》一文中提到:“凡事只要有了政治意味,意图,就没有真正的诚信。并不是不想要诚信,因为就算有,在种种精打细算的考量和牵制之下,含金量(诚意)也不可能高。”

的确,所谓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大层面不说,单看眼见的例子,反对党区一样缴税、一样国民服役,但执政党却以组屋翻新为饵,分割国民,跟冠冕堂皇的建设性政治大开倒车。还有更吊诡的例子,波东巴西地铁站这个名字,官方命名时还刻意舍弃这个地名,必须经过詹时中与居民极力争取,才得以名正言顺,还我波动巴西。


(“詹时中欢迎你”已经成为过去的记忆。图片来源:www.theonlinecitizen.com

(连名正言顺的波动巴西地铁站命名,都是一波三折,充满政治性的。
图片来源:http://unbiasedelectorate.files.wordpress.com/)

建设性政治并不是什么新颖的概念,而是执政党一路来都奉行的口头方针,只不过政治言论无论怎么摆,都是此一时,彼一时,政治终归是政治,背后有许多世俗名利的包袱,没什么永恒的价值观可言。我们市井草民早已看破此一幕,只求天天对着国旗念的信约中的“建设一个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不是空谈,只求高枕下的心安。

经历过沧桑的脸庞,最美


回到波东巴西这个宁静的小镇,斜坡式屋顶组屋依然是这里的地标。长年累月在“建设性政治”的格局下,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组屋古早得动人,印证了“经历过沧桑的脸庞,最美”的说法。小镇在三年前已经改朝换代,当年詹时中微笑欢迎你的牌匾已经销声匿迹,如今的掌门人是人民行动党的司徒宇斌。


(波动巴西的地标)

波东巴西地处繁忙的实龙岗路(Serangoon Road)和泛岛快速公路(PIE)的交界,却出奇的平和安详。如果不是还保存着近几十年来的记忆,如经常被洪水淹没的菜园,以及每四五年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选,可能这个都市的一角已经被人遗忘。

记忆中的波东巴西曾经是典型的菜农与猪农的甘榜人家,这个地方位处加冷河要道,时常因大雨而泛滥成灾。1954年、1969年和1978年还发生过致命的水患,居民必须爬到屋顶避难。1978年的洪灾除了淹没田地外,还溺毙了两千头猪,村民损失惨重。


(1978年,波动巴西的洪灾水淹屋顶,村民正在抢救牲畜。图片来源:We: defining stories)

波东巴西对面的比达达利(Bidadari)正在发展成另一个新镇。数年后,波东巴西这个选区是否还继续存在?又或者一两年后的全国大选,波东巴西是否被纳入碧山大巴窑或马林百列集选区的范畴?

无论如何,至少现在的居民依然会说:波东巴西就是詹时中(联合晚报,2014414日)。

“暂时动”了二十七年


1984年,詹时中以反对党员身份赢得波东巴西,由于他的英文名Chiam See Tong的关系,曾经被取笑为“暂时动”(福建话,暂时顶住的意思),结果他坚守了二十七载,成为国会里“动”得最久,最长命的反对党议员。

1984年大选詹时中的民主党竞选四个席位,总得票率46%,跟2011年工人党的总得票率不相上下。

201176岁之年,詹时中走出单选区,到碧山大巴窑集选区(Bishan-Toa Payoh GRC 挑战黄根成等人。竞选期间,黄根成说詹时中只不过为了个人利益,想要创造历史。

詹时中回应说他只不过是个普通的新加坡人,选民给他太多的掌声了。他并不勇敢,但是他爱新加坡,他爱新加坡人民(I am not actually a brave man, but I love Singapore and I love Singaporeans)。

我觉得詹时中这句话是相当中肯的。回顾詹时中的年代,他缺乏领导才能,甚至在1995年被一手提拔的徐顺全(Chee Soon Juan)踢出局,认领了他所创立的民主党。詹时中还差点因为被所属的政党开除,连国会议员的职位都保不了。詹时中能够在政坛上生存,靠的就是和波东巴西选民双向的诚意。


(2011年,詹时中与徐顺全师徒相逢,冰释前嫌?图片来源:互联网)

1976年,41岁的詹时中以独立人士身份,在经禧区(Cairnhill)挑战国家发展部张林金山,站在他的乌龟车旁(Volkswagen)发表竞选演说是当年的经典。詹时中以31.8%的得票率落败。

1979年补选,詹时中以独立人士身份在波东巴西挑战后来出任卫生部长的侯永昌落败(33.2%)。

1980年,詹时中成立民主党(SDP),在波东巴西继续挑战侯永昌,以41%得票率落败。

1981年,安顺区补选,詹时中本来安排党员竞选,后来为了落实反对党的团结精神而退出,避免一场三角战。结果,工人党秘书长惹耶勒南(J. B. Jeyaretnam)顺利胜出。

1984年,侯永昌自动退出政坛。侯永昌在任期间,曾经推行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公积金政策(《侯永昌报告书》)。他也曾经在接见选民时,严词斥责过一些居民,自知如果再参选的话,胜算不高。

詹时中重回波东巴西与人民行动党红人马宝山对垒。人民行动党在选情告急时,甚至将两个同是英华中学(ACS)毕业的校友的“O”水准成绩相比拟,尝试说服选民马宝山优秀得多,结果弄巧反拙,詹时中以60.3%得票率当选。


(1984年,詹时中终于赢得波东巴西席位,开启27年的反对党议员生涯。
图片来源:We: defining stories)

接下来几届大选,詹时中都保住了席位:198863.1%199169.6%1997年在人民党(SPP)的旗帜下获得55.2%2001 52.4%200655.8%

这位自命普通的新加坡人也是位不平凡的战士。2008年两度中风,但并没有放弃推动民主国会的理想,2011年再战江湖,他的团队得到43.1%选票,为政治生涯划下句点。至于代夫出战波东巴西的詹夫人罗文丽以49.64%高票落选(114票),二十七年后宁静的小镇易主。

詹时中曾经与杜进才走在同一阵线


詹时中进入国会,以一张嘴巴面对全体人民行动党员的攻击,不论在公积金、政府组屋的价格、甚至解读历史性的玛丽亚事件(Mariah Hertogh),都必须舌战群儒。如果不是脸皮够厚,真不容易承受这种群哄的压力。还好他选择以负责任的反对党员的立场安身立命,长久下来倒是跟执政党达成默契,还受到后进的行动党国会议员的尊重。

19853月,大选后的新内阁成立,国会辩论各部门财政预算。当时新上任的反对党议员詹时中与走“反骨”路线的杜进才唱同一首歌。

当时杜进才已经放下内阁职务,可以畅所欲言。杜进才提出公积金缴交率应该是40%而不是政府提出的50%,以确保新加坡整体经济的竞争优势。詹时中赞成杜进才的看法,认为40%公积金已经足以让工友买一间组屋,维持保健户口和拥有足够存款来养老。当时詹时中也提问政府如何将存款归还给公积金会员?是否通过税收?希望部长能够回答这些要点。Parliamentary reports 19 Mar 1985

三十年后的今天,杜进才与詹时中那年所唱的同一首歌的愿景并没有实现,许多人到了退休年龄才发觉钱不够用。公积金局的标语“Saving For Retirement”对许多普罗大众而言是个乌托邦。

波东巴西精神


二十世纪初的波东巴西曾经是个采砂场,砂石掏空后留下大小四个池塘,成为“天然”的蓄水池,用来灌溉菜园。到了1970年代末,农民都徙置到附近组屋区。1982年,第一座波东巴西组屋入伙。

许锡勇在1950年代创作的木刻版画记载了波东巴西淹水的一幕。他在国家博物馆中文义工主办的《变迁·万画》交流会上,回忆起当时的华校生和左翼工会,到波东巴西为居民疏通渠道,热火朝天干劲高。

以今日的眼光来衡量,劳动的锄头是杯水车薪,只有政府大手笔拨款,加深与加宽河道的大工程才能够解决问题,不过那个年代守望相助的精神却是一股人性的暖流。


(许锡勇的木刻版画:1950年代的波动巴西水灾)

(许锡勇的木刻版画:1950年代的工会与学生组织在协助村民疏通渠道,以防水患)

国家博物馆导览员黄坤浩认为:波东巴西和后港的选民最不被威迫利诱,真勇敢,有性格。那应该是新加坡人的精神. 不只限于波东巴西。

我的老友,也是波东巴西第一代组屋居民黄安东尼(Anthony Wong),表示他喜欢这个繁华都市一角的宁静。他的女儿在这里成长,很喜欢波东巴西宽敞、甘榜风味的气质。更放不下的,是波东巴西精神。

黄安东尼原本居住在双林寺后面殖民地时代的改良信托局组屋(SIT),比邻的波东巴西是童年的游乐场,跟伙伴们捉垄沟鱼是最典型的娱乐。每当波东巴西发生水患,惹兰大巴窑(Jalan Toa Payoh)一定受波及,汽车“死火”(引擎失灵),他们就在雨中帮忙推车,推一趟两元。

在波东巴西住了六年,算是新住客的廖继权助理教授说:“波东巴西就是詹时中,无论是什么事情,这里的一切都可以回归他身上。”(联合晚报2014414日)

博客Alvin在博文《A Post Dedicated to Mr and MrsChiam See Tong and My Fellow Potong Pasir Residents 》中说道,波东巴西居民同样履行国民的责任,为什么政府要将波东巴西政治化,把波东巴西居民当作二等公民来看待?我们愈被压迫,反抗就愈强烈。

自从社阵在1966集体走出国会,选择街头斗争后,新加坡经历了十五年国会一言堂的日子。直到1981年,国会才重新出现零星的反对党,詹时中和波东巴西属于坚持了三个年代的异类。现在突然间提起建设性政治,是为了政治理想,还是为了政治而政治?看来新加坡的建设性政治之路还很漫长。


(1966年,社阵选择街头斗争,使人民对反对党失去信心,奠定人民行动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