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河口的浮尔顿酒店在2015年岁末被列为国家古迹。它是一座新古典主义特色的建筑，夜间灯火的照耀下，散发出漂亮撩人的魅力。想起七年前跟香港来实习的Kat夜游新加坡河畔，从李德桥（Read Bridge）一路往河口走到唯一的悬索桥加文纳桥（Cavenage Bridge）看浮尔顿。我们再见面已是三年和五年后的香港湾仔。
（隔岸眺望浮尔顿大厦。大厦前就是新加坡第一座吊桥，但永远吊不起的加文纳桥。）
“新古典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后的一股新思潮，帕拉迪奥将这股思潮发挥在建筑设计上，成为帕拉迪奥风格（Palladian）。浮尔顿酒店使用大量希腊神庙的柱式、山花、砌石和左右匀称的格局，取义和谐与平衡，跟太极的阴阳原理不谋而合。
浮尔顿酒店的住宿价格就更迷人了。1998年，以4亿新元将旧建筑翻新成浮尔顿酒店后，吸引了许多欧美旅客，入住一晚约500新元，是乌节路文华酒店的1.5倍。
浮尔顿酒店的前身
童年的年代，浮尔顿大厦是新加坡邮政总局的所在地，每天处理大量的书信邮包。直至今天，老人家还继续称它为邮政局，简单易叫，“浮尔顿酒店”对他们来说太深奥，浮尔顿这个“鬼佬”名字怎么都叫不出来。
（邮政局前台。1965年。摄于浮尔顿酒店历史展廊。）
进入职场的年代，税务局曾经迁入浮尔顿大厦办公，1995年才搬离此黄金地段。那时每年三月份填报所得税最叫人头大，填写一大堆表格之余，还必须呈上厚厚的附件，说明书又看得一头雾水，真是苦差事。缴税都这么麻烦，难怪许多人选择逃税了。
填写所得税表格缔造了一门专属行业，有些“财富”（文员）到小贩中心招揽生意，专门帮人填写报税表。小贩收入不多，又不识英文，这些赚点小外快的“财富”倒帮了他们不少忙。
相比之下，现在报税的程序简化多了，“网中人”只需使用Singpass查看已经输入的资料，再按个按钮“submit”就行了。
遥想当年我缴了两年所得税，第三年报税额减半，被传召到浮尔顿大厦的税务局问话。那位马来族官员客气地说道，我们的薪水只可能一年比一年递增，你的扣税项目没有改变，是不是入息算错啦？我回答说只工作了半年就回校读书了。她听了恍然大悟，批准了我的报税，加上互相问候与祝福语，前后不到两分钟。
“薪水只可能一年比一年递增”这句话数十年来都烙印在心头。那个年头不担心失业吗？那是个充满机遇，叫人满怀希望的1980年代。我们的薪水不是很高但也不是很低，只要年龄没到40岁，失业后重新受聘不难，有些人甚至期望自己被解雇，先袋着每工作一年补贴裁员费一个月的“额外花红”，然后再另谋高就。
年过40则是另外一回事，每年都有来自本地和马来西亚的年轻人涌入职场，40岁失业等同中年危机，驾德士成为失业后的出路之一。此中年危机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都没有改变过。
年过40则是另外一回事，每年都有来自本地和马来西亚的年轻人涌入职场，40岁失业等同中年危机，驾德士成为失业后的出路之一。此中年危机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都没有改变过。
那个年头的社会上照样有富人有穷人，但衣食住行处于真正负担得起的水平，只要各安其分就能切身感受到安居乐业的快感，不需要由政府千方百计来解读统计数据，尝试说服人民其实新加坡什么都不贵，大家都负担得起。
简而言之，如果那时候有所谓的快乐指标，相信新加坡人会名列前茅。现在我们是统计数字上数一数二的富国，反而快乐不起来，原因何在？
在HDB工作的朋友说他们曾经在浮尔顿大厦的临时办公室上班过，回想起来那也是1980年代的事了。那时候办公室没有冷气，闷热不透风，必须时不时走出大厦，换口新鲜的空气。
浮尔顿大厦还有一点血的记忆，日战时曾经改装成临时医院，治疗伤兵。日军占领新加坡时，则在大厦设立了军方行政总部。
新加坡石
在更早的19世纪初，这里是个沼泽地。“新加坡石”矗立在河口上，砂岩上刻着10至14世纪的文字，使到淡马锡或新加坡拉这个新加坡的前身充满神秘感。19世纪时，东印度公司将石头送到加尔各答去研究，当时无法完全解码，现在解码的机会就更加渺茫了。其中一块炸毁的石头碎片保存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中。
（新加坡石）
《马来纪年》说新加坡石是阿当的杰作。14世纪新加坡拉王朝年间，印度前来挑战国王的势力。本地的大力士阿当在皇家山上振臂一挥，大石头不偏不倚地落在新加坡河口，牢牢地扣在河床上，印度大力士知难而退。
建筑是人类的思维创造
浮尔顿大厦兴建于上世纪20年代，邮政总局和交易中心取代原有的浮尔顿堡垒。浮尔顿大厦被赞誉为东方最雄伟的结构。
英国政府通过国际招标来凸显殖民地的辉煌，上海的凯司洋行（Keys & Dowdeswell）赢得设计合同。Keys &
Dowdeswell的两名合伙人Major P. H. Keys 和 Frederick
Dowdeswell从上海迁到新加坡，1920年5月开始工作。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碰上美国经济不景气，新马的锡矿和树胶价格下滑，政府资金不足，只好展延兴建大计。Keys 和 Dowdeswell 两人获得政府的聘约，加入民事服务，成为政府建筑师，1924年重启项目，1928年6月浮尔顿大厦开幕。
（即将完工的浮尔顿大厦。图片来源：NLB）
七层楼的浮尔顿大厦还有地下层，行人隧道直通红灯码头，邮件乘着停泊在海边的船舶，漂洋过海到世界各个角落。
（邮政局地下层用来处理邮件。1963年。摄于浮尔顿酒店历史展廊。）
对建筑师而言，“建筑是人类的思维创造，它不只停留于纸上的设计图，甚至可以说，是人类思想、个人身份、社会、阶级、文化和价值观等的反射。经过我们不断地分析和想象，建筑物就像生命体一样逐渐地成长。”
“All buildings are products of the human imagination and the role of the imagination does not cease once the design has been committed to paper. All buildings are, more or less, psychological entities —projections, even. They are expressions of ideas, skeletons on which we hang notions of self, society, status, heritage, value... buildings live most powerfully in the mind and we constantly process them, assimilate them and digest them, reimagine them.”
---David Littlefield （2007）, Architectural Voices: Listening to Old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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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里程碑：条条大路通邮政局
巴黎圣母院（Notre Dame Cathedral）前的地面上有块注明“point zero”的铜板，定格为巴黎市中心的“零点”，法国各地跟巴黎的距离以此零点为基准。
（巴黎圣母院前的“零点”。图片来源：互联网）
伦敦市中心（Central London）并没有正式的官方定义。根据过去的民俗，市中心以建筑密度、地价、白天的人口等标准来划定。从18世纪中叶起，伦敦唐人街附近的查令十字路口（Charing Cross Road）就被认定为伦敦的中心。伦敦的公路和至今已有150多年的铁路网在那个时候发展起来，如今查令十字依然繁忙，仍是作为计算距离的零点。
新加坡的前身为英国殖民地，又是皇家直辖殖民地（Crown Colony），免不了将伦敦那一套搬到本地来。兴建浮尔顿大厦前，这个地方已经是新加坡的零点，也就是新加坡的市中心，可谓“条条大路通邮政局”。樟宜十英里、后港六条石等都是从浮尔顿大厦算起的距离，而且每英里都有个路碑。
（条条大路通罗马，新加坡的罗马就是浮尔顿大厦。图片来源：Straits Times）
根据地图专家莫缕勇的说法，早在1843年，Singapore Free Press已经报道过新加坡的路碑制度，而路碑制度又起源于罗马帝国，所以“条条大路通罗马”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浮尔顿大厦作为新加坡的“里程碑”的起点，雄伟壮观的大型建筑叫游人咋舌，跟附近的大钟楼（维多利亚纪念堂）以及后来陆续兴建的政府大厦和高等法院被点评为“美不胜收”，殖民地建筑成为新加坡独立前的旅游胜地。
（上世纪的旅游胜地。图片来源：NAS c195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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