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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October 26, 2018

马来西亚原住民:实里达族人(Orang Asli: Orang Seletar)

Orang Asli村落


2012年,跟国家博物馆的义务中文导览员一块儿驱车游柔佛,摸黑驶过新建的大马路和海边公寓,抵达振林山的小村落Kampong Sungai Temon。这个依柔佛海峡而建的小村落住着实里达族人(Orang Seletar),他们被归纳为马来西亚原住民(Orang Asli),在海边经营餐馆。由于菜色都是中式的,大老板可能是华人。

走了一整天之后,我们在原住民的阿士里海鲜村(Restoran Asli)共进一顿丰盛的晚餐。

2018年,跟国家博物馆的义务中文导览员驱车前往海边的老地方,其中两位是当年同游的。这回打开GPS就可以准确地导航到目的地。六年间,科技让我们出入方便多了,少走了许多冤枉路。

(柔佛海峡旁Kampong Sungai Temon的阿士里海鲜村)

(实里达人的孩子在餐馆旁“指挥交通”赚外快)

(菜肴丰盛,价格合理的晚餐。图片来源:姚耀光)

Restoran Asli建在水面上,原住民的住家就在餐馆旁,傍水而居,延续着“海人”的特性。

阿士里海鲜村对岸就是林厝港,灯光弥漫着夜色,两岸和谐平静,遥遥对望。想起76年前这一带水域曾经充满汽油血腥,日军在夜间乘着橡皮筏攻占新加坡,联军将汽油桶推出海面,烈火染红了夜空,日军被烧得焦头烂额,不得不退回柔佛。

和平后,一名日本兵士回想起看着同僚被火焚烧这一幕,表示当时没有人敢继续冒险当先锋,于是长官以抽签方式来组织敢死队,并表示有谁惧怕前面飞来的子弹而退缩,我就在后面射谁。结果日军成功的在格兰芝和林厝港登陆。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听得多了。


(实里达人海上住家对面就是林厝港)

在新加坡生活过的海人


实里达族、加冷族、石叻族(Orang Seletar, Orang Kallang, Orang Selat)都是曾经在新加坡生活过的海人(Orang Laut, sea gypsies)。1819年莱佛士登陆时,海人已经在新加坡的河流上过日子。

加冷河的“原住民”(Biduanda Orang Kallang)在加冷河口的沼泽地带落户。研究员Mariam Ali 表示Orang Kallang的祖先可能来自林加群岛(Lingga Archipelago)和邦加岛(Bangka Island)。1819年莱佛士登陆时,他们占了新加坡总人口(约1000人)的一半。

Orang Kallang是温顺善良的船民,小小的渔船是他们的家,平日以捕鱼和周遭树林里的食物为生。根据C. M. Turnbull的说法,1824年,天猛公(Temenggong Abdul Rahman)将OrangKallang迁徙到柔佛的Sungai Pulai。很遗憾的,1847年爆发了严重的天花疫情,所有整百户家庭的成员没有一个幸免于难。(A history of modern Singapore 1819-2005, NUS Press Singapore

Mariam Ali 进行了民间调查后,表示并非全部Orang Kallang都搬迁到柔佛,有些继续在加冷生活。新加坡还有Orang Kallang 的后裔,不过他们的生活习俗与信仰都跟马来人同化,已经难以分辨。

Orang Kallang居住在加冷河口Kallang Rokok的浮脚屋,上世纪20年代殖民地政府在加冷盆地填土,准备兴建新加坡第一座为民航设计的国际机场(加冷机场),居民被逼迁后分散到各地,有些搬到南部岛屿,有些搬到北部海岸,有些搬到榜鹅,有些则在芽笼定居。据知多数搬迁到Kampong Melayu这个位于Jalan Eunos的新居。


(早年Kallang Rokok的浮脚楼设计。图片来源:新加坡国家档案局)

至于Orang Selat,他们很早就已经迁移到柔佛,跟当地的马来人同化,被统称为Orang Johor了。(Singapore's Orang Seletar, Orang Kallang, and Orang Selat: The Last Settlements, Singapore: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2

在新加坡北部安身的实里达族属于比较特殊的群体。他们的皮肤比较黝黑,头发卷曲,可能是源自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的南岛民族。他们可能是马来半岛最早期的原住民之一,有自己的神灵信仰和语系。实里达语听起来像马来语,但马来人却听不懂这种语言。

(在新加坡北部河面上生活的实里达人。c.1970. 图片来源:SPH)

实里达族擅长航海,船是他们的交通工具,也是他们的家。根据一代代传下来的口述历史,他们早在马六甲王朝成立之前,已经在马来半岛安身了,马六甲王朝的海军就是由实里达族负责的,后来柔佛王朝的海军将领也是实里达族人。不过欧洲人来到此地后,实里达族守护领海的辉煌史已经被遗忘,甚至被边缘化。当殖民地政府在三巴旺建空军和海军基地时,受影响的实里达族人都被迫离开家园,到长堤彼岸的柔佛安家。

到了1970年代,新加坡政府发展北部新镇,在新马政府的协议下,他们分成三组人,总共约三百人。两个大组徙置到彼岸择水而居,一个小组留在新加坡。在Kampong Sungai Temon居住的实里达族人共兴建了九个村落。

(聚水而居的实里达人,河面上有“大屋”和“小屋”。图片来源:National Archive of Singapore)

至于留在本地的约40名原族人,为了融入马来群体,他们除了必须讲马来话之外,还必须放弃民族特性,并且信奉伊斯兰教。

随着依斯干达区的发展,高楼建到Kampong Sungai Temon,实里达族人的家园被侵蚀,300名来自此地九个村落的族人甚至签名请愿,争取保留自己的土地。


(中国发展商的建屋与相关的填土项目已经将原住民的住家团团围住)

我不禁心头一震,许多新加坡人就跟中国人一样,都到依斯干达沿海地区买房子,可是并没有想过我们的快乐其实就是原住民的痛苦。他们属于最早在新马立足的原住民,却被“外来移民”边缘化,必须再三搬迁,从新加坡搬到柔佛海岸安家,现在我们还要他们搬到哪里去?何处是家园?或者他们就像祖先一样,过着海人的生活,一觉醒来可能船已经漂流到无名之地,四海为家处处家?


(徐宝真的“纸皮画”:Orang Seletar原住民生活)

宗教信仰方面,许多实里达族人都是基督教徒而非一般人想象的信奉伊斯兰教,这是实里达族跟马来人之间最大的分野。宗教其实是保留族群的特性与传统的战略:一旦信奉了伊斯兰教,他们就像Orang Kallang那样,必须放弃本身的文化,变成马来人。信奉基督教则可以保留自己的传统与习俗,至少可以像祖宗一样吃猪肉。

Ayong的故事


随着时代的变迁,一些实里达族人已经跟异族通婚,华人与实里达人通婚的例子也不少。比如Mariam Ali19831984年间进行乡野调查时所认识的实里达族女子Tema,她的丈夫AyongPaul Teo)就是一名华人,他们有四男二女,一家八口住在实里达一带。

Tema有四个兄弟姐妹,全部都在船上出生。在这段乡野调查期间,Tema的妹妹Bama也嫁了给华人。他们的另外三位兄弟姐妹都住在柔佛的另一个原住民徙置区Sungai Landas

Ayong回想起婚后,跟着Tema住在船上,1973年才搬回陆地。刚开始时很不适应这种漂流的生活,睡在船上,摇摇摆摆的,孩子的哭声,蚊子叮个不停,非常难受。下起雨来,斗篷漏水,就像屋漏偏逢连夜雨,全身都湿透了。有时碰到大风大浪,只好跟妻子轮流将船划到小河内。小河就像一潭死水,蚊子特别多,鲜血的气味让蚊子全家出动,真是苦不堪言。

Ayong表示实里达岛上本来居住着许多实里达人,但1967年后他们都离开这里了。主因是因为每三两天就有警察、公务员等上门,问了他们很多问题。他们觉得害怕,因为一来没有公民权,二来没有红登记,不晓得会有什么后果。他们住在实里达岛是因为这里的自然生态好,海产丰富。现在东姑阿都拉曼(马来西亚首相)给了他们马来西亚的居民证,都成了马来西亚公民。

现代化的原住民Fendy Salim


在柔佛原住民文化节(IF/Johor Bahru Indigenous Festival 2015)的会场上,见到34岁的实里达族人Fendy SalimFendy带着妻子手抱幼儿,跟我们交谈了一阵子。他在柔佛出生,并不是纯实里达血统。Fendy表示自己也不是海人,不像祖先那样一辈子在海上生活。他在陆地上生活受教育,并娶了“外族”女子为妻。

(实里达族原住民Fendy Salim和他的妻儿)

Fendy稍微介绍了先人的“家”是很绿化的,所使用的都是出自大地的原材料。船身是由大树桐开凿制成的,屋頂則由Mengkuang葉(班兰叶的一种。班兰叶没刺,Mengkuang叶有刺)编织而成,两层的屋顶必要时可以拉开来遮风挡雨。至于椰壳,剖开两边就是杯碗,将红树林里的树木削一削就是捕鱼的鱼枪了。

(狩猎用的武器)

我们所看到的约4米的小船适合两人使用,若是一個小家庭,至少要7米长才夠用。由于小船就是他们的家,因此装食水的水缸、捕螃蟹的篓子、打猎的武器、可生火煮食的厨房都是必要的装备。

(这类4米长的小船供两个人的使用)

(两层的“屋顶”可以拉开来遮风挡雨)

当人有三急的时候应该如何解决?傍水而居的生活,就不用讲得太明啦!

以前的实里达族人对金钱没有感觉,过着物物交换的生活。实里达族人不分男女,都是狩猎高手。他们在水中的渔获和丛林猎得的山猪等都是交换日常用品的本钱。国家博物馆义务中文导览员朱孟珠回忆,小时候住在格兰芝,有时候会有海人上门,以猎物来跟他们交换白米。

翻查了Mariam Ali的报告,原来在1970年代初,还有一群实里达人居住在格兰芝的Sungai KranjiSungai Kadut。随着格兰芝发展成工业区,他们都迁徙到对岸的Sungai Melayu去了。

热带茂密的雨林有丰富的天然资源,依山依水而生的原住民就这样世代安家。Orang Kallang Orang Seletar等都成了马来西亚的原住民,那么他们算不算是新加坡的原住民呢?原住民成为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的一部分,他们算不算是新加坡近期消失的原住民文化呢?


(原住民文化: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海人源自古越族?


邱新民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加坡》(胜利书局,1991,p199-207)表示古越人被中原追赶时,有一些泛舟南下,来到巽他陆盘水域,也就是马来群岛。他们跟原住民通婚,成为混血马来人。他们靠海为生,以捕鱼、种植及打抢为生。新加坡的早期华人多数来自闽粤沿海,跟海人源自一脉。不过经过多年来的文化演变,已经脱胎换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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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y 06, 2016

新加坡河的船事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6年3月11日



不老是墨汁般的黑水河



《联合早报·现在》2016年1月25日刊登了余经仁君的“忆述驳船业兴衰”。十年风雨几番新,河边的酒店、百货商场和餐饮业顶替了旧货仓和朴素人家,驳船码头、克拉码头和罗伯申码头取代了原来的一百多个小码头。喧嚣的驳船业就这样度过了一个空前的时代。

牵动驳船业的新加坡河又名黑水河,但河水并不全然是咖啡乌般的色调,涨潮时清翠如绿茶,滂沱大雨时将奶茶般的山泥冲出大海。

(青头大䑩船改建为新加坡河上的游船,河畔的货仓转型为餐饮场所。)

我自小在新加坡河边生活,涨潮时跟同学跳入河中嬉戏,曾经在桥墩旁坐落许多个黄昏。熙熙攘攘间驳船苦力年华渐老,起重机逐步取代人力,街坊纷纷搬迁,陡然间人事全非,自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在国家博物馆见识了法国人用第一代相机拍摄出来的陈年旧照,原来早在1845年,新加坡河畔的货仓已经鳞次节比。3.2公里的河流为离乡别井的先民提供生活的空间,打造了一百多年的繁华。



驳船面面观


外行人看驳船,除了船身黝黑,由印度人操纵的船只外,就是红头船和青头船,而且习惯性地统称它们为舯舡(Tongkang)。实际上驳船分成大䑩、舯舡和舢板,后来有些载货的船只装上“摩哆”,称为 “电船”,载人的摩哆船则称为“摩哆弄”(motor launch)。

一般的大䑩、舢板和摩哆弄业主都是华人,印度人则垄断了早期的舯舡业。舯舡承载量大,加上船身安稳,经得起风浪,许多商家都喜欢雇用,从印尼运载木柴土产到新加坡来。大䑩与舢板没有水密舱,遇到大风浪容易沉没,只适宜沿海运输(coastal craft)。

此外, “电船”是民间的俚语,所安装的是柴油机(diesel engine)而不是发电的“摩哆”。这些柴油机类似大货车的引擎,用来取代拖船与风帆。

红头船与青头船具有特别的含义。雍正年间,清朝加强船只的管制,为各省的商船和渔船定下规格,船头、船尾和桅杆用漆料涂上不同的颜色,方便辨认。自此,下南洋的帆船都油上官方指定的颜色,广东省(包括潮州)出洋的先民乘坐红头船,福建出洋的则乘坐青头船。

帆船在南中国海飘荡,海天一色,方向莫辨,于是在船头漆上鱼眼好认路回航。广府人士称这些活像公鸡头的红头船为“大眼鸡”。

先民的习俗就这样世代延续,今天新加坡河上的驳船改装成游船,船头都是青色的,表示船主是福建人。



驳船的诞生


驳船在阴差阳错下盛行百年。约150年前,殖民地政府决定在新加坡河上兴建加文纳桥(Cavanagh Bridge),桥面让车辆行走,特定时间将桥“吊”起来,让船只川行。可是组装之后,桥面竟然打不开。体型较大的帆船只好停在海面,卸货到驳船上,再由驳船将货物运输入河,造就了驳船业兴旺的景观。[注:由于这是座悬索桥,民间说法认为可以打开,这可能是误会。]

后来蒸汽船日增,即使没兴建加文纳桥,蒸汽船一样无法驶入河内,全靠驳船来运输。

驳船业发达的年代,新加坡有约三分之一的贸易是在河上进行的。上世纪50年代的全盛时期,新加坡河的驳船多达三千多艘。

1983年,丹戎巴葛的箱运码头全面运作,河上的驳船锐减,只剩下两百多艘。迁移至巴西班让后,逐渐退出卸货的行列。

(李昭财的剪报展示了上世纪70年代驳船码头的景观。)


分地盘


驳船业由潮州人和福建人垄断,福建地方大,行船人主要来自同安、惠安、晋江和金门。新加坡河口的吻基(驳船码头)和上游的后巴窑(罗伯申码头)是福建人的天下,中游的柴船头(李德桥)则是潮州人的落脚处。源自不同地区的驳船人士为了维护谋生的地盘,容易发生磨擦和打斗,后来大家思想都比较开明后才相安无事。

来自不同地区的族群都会设立自己的估俚间,也就是工人宿舍,多数设在直落亚逸、文达街、丝丝街、柴船头等靠近码头工作的地方。例如福建同安县马巷井头村的林姓村民来到新加坡,都会先到宝兴理学堂(宝兴联谊社)寄宿,金门烈屿护头村的方姓村民组织了文山(联谊)社,金门官澳的杨姓和李姓村民则成立官山社。这些估俚间本身就是“堂口”,跟其他靠码头吃饭的会社和在河边收保护费的08、24、海陆山等私会党抗衡。



驳船业主的历程


或许我从小跟驳船接触多了,无心插柳下修读船舶工程,结识了前海军军官李子长。李子长回忆起最近往生的父亲李昭财,本来跟着四叔公跑舯舡,清晨到红灯码头外的货船载货,运送到新加坡河畔的货仓,有时则从河边的仓库运货到大船。

后来父亲自己创业,买了一艘电船。生意上轨道后,添多一艘可载12人的摩哆弄。李子长还清楚记得这两艘船的列号为SC7807和SC962A。

(李昭财的“电船”停泊在红灯码头。照片由李子长提供。)

李昭财一家人住在丝丝街94号的官山社三楼,底下两层是估俚间。要管理好这些容易动气,说没几句就比拳头的苦力,必须比他们更强悍。李昭财就是以强悍但公平的作风来管理这群苦力,一同维护着生计。

在散货船发达的年代,李昭财一帆风顺,分得一杯羹。纵使夜夜笙歌,依旧千金散尽还复来。上世纪80年代中,集装箱船取代散货船后,驳船业一落千丈,李昭财的生意大不如前,将摩哆弄卖了。电船没人要,干脆拖到公海,心情跟相依为命多年的电船一起沉到海底。李昭财的经历,也是许多行船人的共同体验。

(李昭财的剪报:一般的估俚间和后来的联谊社都设在直落亚逸区。到了上世纪80年代,注册的联谊社已经所剩无几,文山联谊社和官山社为其中两间。)

李子长看着驳船走入夕阳,决定加入新加坡海军。那时候父亲的驳船每天可赚取400元的收入,他成为职业军人,月薪只有400元,还因此被父亲讥笑。谁知道日后海军的收入维持了一家的生计。


20余年间,新加坡河从驳船货仓发展为商业旅游,再迅速转型为中央集水区。新加坡河的流水不长,河水不深,河面不广,却像一道灌溉生命的泉源,延续着新加坡人的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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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July 24, 2015

阿裕尼 Syed Omar bin Ali Al Junied

2011年“沦陷”入工人党手中的阿裕尼集选区取名于阿裕尼路(Aljunied Road)的住宅区。阿裕尼路以芽笼路(Geylang Road)交界为起点,终点为麦波申路(Macpherson Road)交界。随着新加坡的发展,道路向“内陆”延伸,在麦波申路与盒巴实龙岗路(Upper Serangoon Road)之间兴建了盒巴阿裕尼路(Upper Aljunied Road)。

1954年新加坡第一本街道图已经出现了阿裕尼路与盒巴阿裕尼路。

(1954年新加坡街道图)

对老人家而言,阿裕尼路的地标是芽笼路交界的邮政局,这座三层楼的建筑物见证芽笼的众生相,汇集了三教九流、庙宇会馆、商业赌档、美食流莺。

我年轻的时候,最爱光顾的是沈氏通道交界处的咖啡店。每个周六晚上,我们一群朋友,男男女女,在基里玛路(Guillemard Road)的羽球馆打球。流了一身汗后,走到咖啡店去吃煮炒,坐到凌晨两三点,挥霍了许多散发不尽的青春。

阿裕尼路的命名是纪念一位“马来”先驱人物:赛·奥马·阿裕尼(Syed Omar bin Ali Al Junied1792-1852)。我们经常踩入误区,看到类似的名字就把他们归纳为马来人,连马来人都将阿裕尼视为“马来人”,其实不然。阿裕尼在也门出生,可能是殖民地时代第一个踏足新加坡的阿拉伯族群。

历史学家推测“马来土著”来自云南,我们见到的“马来人”并非土著,而是主要来自马来群岛的米兰加保人、武吉斯人、爪哇人、巴韦安人等,严格说起来新加坡的马来社群的祖籍是“印尼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马来人”也有些来自阿拉伯。无论是来自何方的“马来人”,共同点是信奉伊斯兰教和朗读阿拉伯文撰写的可兰经。

阿裕尼还有个名字,叫做沙里夫·奥马王子(Pangeran Sharif Omar)。阿裕尼乃回教先知穆罕默德的直系后裔,在马来族群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阿裕尼是个聪明人,外交功夫一流。东印度公司签下新加坡租约前,他已经先征得天猛公阿都拉曼许可,于18141820年间往返新加坡和巨港,从事贸易活动,交易品有英国的棉花和香料群岛及婆罗洲的香料。[1] 东南亚的香料对当时的欧洲人来说是奇珍异品,价格就像黄金一样。阿裕尼在香料界闯出名堂,跟叔叔合伙的业务蒸蒸日上。

莱佛士在新加坡建立贸易基地后,邀请阿裕尼从巨港移居到新加坡。阿裕尼在谐街(High Street)买地建屋子,还雇用了士兵来守卫。当东印度公司发放市区附近的土地公开招标时,阿裕尼买下大片土地,包括从梧槽路(Rochor Road 到惹兰古坡(Jalan Kubor)的地皮,从此在新加坡落地生根。

阿裕尼跟当时的华族富商一样,赚到钱后回馈社会,为回教社群谋福利。他将惹兰古坡的地皮捐献出来,建造回教坟场(Madrasah Aljunied al-Islamiah Cemetery),埋葬死在异乡的回教族群。阿裕尼家族曾经埋葬此地,后来移灵至新加坡河畔的甘榜马六甲奥马回教堂Masjid Omar Kampong Melaka1820

(阿裕尼家族捐献的回教坟场与学校)

1927年,阿裕尼的后人在坟场边(Victoria Lane)创办了阿裕尼回教学校(Madrasah Aljunied al-Islamiah)。回教坟场最近归还给政府,可能发展为住宅。

阿裕尼在新加坡河畔兴建的甘榜马六甲奥马回教堂是本地历史最悠久的回教堂(195年前兴建),目前依旧屹立在Keng Cheow Street(纪念原籍福建的华社闻人陈庆照)。

甘榜马六甲奥马回教堂Masjid Omar Kampong Melaka),1820

阿裕尼也在明古连街(Bencoolen Street,俗称五马路)捐建另一座回教堂(Masjid Bencoolen1845),让附近的回教徒有个集会的场所。2000年的新加坡街道图还可见到回教堂的所在地(59  Bencoolen Street)。2004年,原址由Somerset Bencoolen Serviced Apartments所取代。

Masjid Bencoolen。图片来源:NAS 1986

(2000年的新加坡街道图:Masjid Bencoolen,59 Bencoolen Street

根据国家图书馆的考究(Singapore Infopedia),阿裕尼甚至跨越种族与宗教,将桥北路的地皮捐献出来,让殖民地政府兴建圣安德烈教堂(St Andrew's Cathedral)。他也将珍珠山(Pearl Hill)的地皮捐献出来创建平民医院 (Pauper's Hospital),这个地方成为陈笃生医院的第一个院址。

万水千山总是情


青山多障碍,水中多变幻,莫说阿裕尼已经是过眼云烟的人物,就连沈氏通道交界处的咖啡店我都已经告别了多年。无论如何变迁,到头来,万水千山总是情,阿裕尼为社群服务的精神不灭。

阿裕尼集选区跟其他集选区如东海岸、白沙、淡滨尼、宏茂桥等不一样,后者都不过是地理名称,阿裕尼则是位受敬重的人物,他的生活重心并不是算计他人,而是通过地位与财富,为人民带来欢乐与慰籍。


(阿裕尼的后人 Dr Sharifah Mariam Aljunied. 图片来源:Straits Times)

几年来阿裕尼集选区烟云四起,进入大选年更是晚来风急。别忘了,从政的目的跟阿裕尼一样,为的是服务社群,让大家有个安居乐业之所,而不是因为走入政治而玩弄政治,到头来祸及民主制度下,投下神圣一票的人民。

[1] 源自国家博物馆“新加坡700年特展”,2015年。

附记:2015年7月27日
感谢对马来群岛历史有深入研究的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义务中文导览员黎上增来函,指出马来人有两个定义:狭义与广义。狭义指的是马来族,血统上属于来自苏门答腊的 Melayu。广义指的是使用马来语为“普通话”的族群,这族群很复杂,共有280种方言,分布在今天的印尼、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泰南、菲南各地。他们虽然有不同血统,在“大马来人”的概念下,他们有时(对外)会承认他们隶属马来族群。

新加坡的马来人就有分马来、米南加保、巴韦安、武吉斯、阿拉伯、爪哇等等[注1],但是对外他们都说他们是马来人,只有对内(自己人)才会说出他们的血统族名。从这个脉络来看,马来人把阿裕尼当着马来人看待是有迹可循的。就像是马来人把柔佛、彭亨、登嘉楼、玻璃市王室当着马来王室,其实他们也都是阿拉伯后裔。

[注1]:
马来:Malay
米南加保:Minangkabau
巴韦安:Bawean
武吉斯:Bugis
阿拉伯:Arab
爪哇: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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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April 17, 2015

圆明园与新加坡

原文:2013年2月8日
修订版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5年2月7日


从电影谈起


30多年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电影跟随着新现实主义文学的步伐,拍了大量的伤痕电影。大时代的悲情之余,留着一条光明的尾巴,让人看到希望。

那时中国市场逐日开放,促进香港和内地电影工作者联手,拍摄了好些具有代表性的优秀电影。1983年,追看了香港导演李翰祥和北京电影制片厂合作的《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揭示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朝统治下的中国所遭受的屈辱。


《火烧圆明园》最后一幕,李翰祥以一把大火,将在明十三陵附近搭建的圆明园场景完全烧毁,不留包袱。当年圆明园狂烧三天三夜的情景彷佛重现,在心头留下强烈的震撼。

(油画: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图片来演:中国油画学会)

“圆明园”这个占地约16万平方米的皇家园林由康熙命名,他的王儿雍正解释“圆明”二字的含义:“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意思是说,“圆”指个人品德圆满无缺,超越常人;“明”指政治业绩明光普照,完美明智。这可以说是封建时代明君贤相的理想标准。


第一次鸦片战争


火烧圆明园可以追溯到1840年爆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参与战争的英军抵达新加坡,在现在的政府大厦前的大草埔扎营休息,当时的华人并没有采取敌视的态度。

1819年,莱佛士看好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可以成为英国与中国经贸的中途站,于是签下新加坡租约。莱佛士在本地设定的第一套律法,全面禁烟、禁娼、禁赌、禁人口贩卖,可是新加坡竟然成为英国战舰的补给中心,支援鸦片战争,或许是莱佛士所意想不及的。

清朝战败后,签订中英《南京条约》,美国、法国也分别签订《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除了强行索赔,并赋予列强的领事特权和最惠国待遇之外,还命令清朝五口通商,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码头。

英国以为通过不平等条约就可以把大量商品倾销到中国,纠正贸易逆差,结果事与愿违。


火烧圆明园


1856年10月初,中国商船“亚罗号”在黄浦停泊。亚罗号曾被海盗夺走,为了方便走私,在英国政府管辖的香港重新注册,成为英国船。10月8日,广东水师上船逮捕了窝藏在船上的两名中国海盗和有嫌疑的中国水手。英国驻广州领事认为这是艘英国船,中国水师擅自上船,还扯下英国旗,侮辱了英国,因此要求两广总督立即释放所有人犯,并向英国政府道歉。两个星期后,两广总督将12人全部送还,但英国领事拒收。隔天,英国战舰闯入虎门海口,持续四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1860年10月6日凌晨,英法联军在海淀“无一兵一骑出而御之”的情况下,占据圆明园,与土匪一起大肆掠劫。10月18日,联军纵火烧毁圆明园,来不及逃走的太监、宫女、工匠等都不幸葬身火海。

紧接着,战情急转直下。一星期后,清政府分别签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其中一项条款是“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

第二次火烧圆明园发生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当时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圆明园里残存的13处皇家宫殿建筑在混乱中遭到附近驻军和土匪劫掠,沦为废墟。


鸦片战争打开了下南洋的渠道


鸦片战争的年代,新加坡还是属于英国殖民地,五口通商无疑打通了中国侨民出洋的线路。北京条约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使到更多中国南方的农民离乡背井到南洋寻出路。新加坡作为一个自由港,吸引了许多商人和劳工,掀开了下南洋的拓荒史,到新加坡的过番客源源不绝,从此打开了移民的渠道。

早期过番下南洋的多数是男性移民,他们冒着天险,以“猪仔”、赊单工或自由身来到南洋。每个到新加坡谋生的过番客各有各的经历,不过都怀着相同的梦想,希望能够在新加坡发财,让家乡的亲人过更好的日子。

鸦片税一路来都是殖民地政府的主要经济来源,往往占总收入的四、五成以上。英国人除了立法管制新加坡的鸦片贸易外,也以新加坡为转口加工基地,在鸦片山下(Bukit Chandu)建立鸦片加工厂,将包装好的鸦片输送到东南亚各地以及中国,连清朝皇帝都迷上它。

许多新加坡华商同样靠经营鸦片发迹。他们除了做鸦片生意之外,一般上还从事其他商业活动,招聘大量华工。有些华工迷上鸦片,由于付不起高价,转而抽吸所谓的“烟屎”,也就是别人抽过的二手烟,对健康的影响更甚。这些大“头家”一方面为南来的华工提供就业机会,让他们赚钱回乡,另一方面经营鸦片来荼毒工人,使他们回不了家。可能在那个年代,他们对鸦片的危害所知亦不多。

新加坡跟中国在地理形势上虽然相隔千里之外,但却为贫困的南方农民提供寻找新生活的动力。到了20世纪初,新加坡华人已经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形成了这一百年来人口分布的格局。这条下南洋的脉络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阵营冷战期间,才暂时打上休止符。


大马路的爱琴桥(埃尔金桥)


新加坡河上衔接大坡大马路(South Bridge Road)和小坡大马路(North Bridge Road)那座别具风格,没有桥墩的桥梁称为埃尔金桥(Elgin Bridge),它曾经有个优雅的中文名叫做爱琴桥,也曾经有个符合道德规范的中文名,叫做爱仁桥。对比之下,“爱琴”更符合吊桥的美感。

(大马路的埃尔金桥,爱琴桥的译名更符合设计的美感)

Elgin(埃尔金)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国的最高统帅和谈判代表,当年就是他下令一把大火烧毁圆明园。战争结束后,埃尔金出任印度总督。英国人更换了新加坡河上的旧桥,新桥以埃尔金命名,以纪念他们心目中一举击败清朝皇帝的大功臣。

爱琴桥的两岸居住着离乡背景的华人先民。他们主要来自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以福建人、潮州人和广东人为主。殖民地政府将他们安置在不同的社区,减少族群间的磨擦。例如直落亚逸和厦门街是福建人的集居地,潮州人则在新加坡河畔安身,广东人住在牛车水,客家人住在海山街。由于大坡已经被其他族群“占领”,迟来的海南人只好转移阵地,跟日本人一起在小坡安身。



(从前的爱琴桥。图片来源:NAS c.1910)

再见圆明园


1993年初到北京,参观了圆明园西洋楼废墟,隐约中还感染到王者的霸气。不过,更霸气的是守园的小帅哥,对游人呼呼喝喝,怎么也看不出一个古国该有的文明。

在那个时候,我们身为中国移民的后代,身上还流着一半中国的血液,多少带着寻根归故里的心理踏上神州大地,亲身感受正处于变革中的中国。情感与怅惘、美丽与烟尘,大都的历史和当下的文化是强烈对立的矛盾。

(再见圆明园。1993)

一堆废墟证明了英国人配不上口头上的正人君子(gentleman),“日不落帝国”在世界各地智取强夺,到头来无非为了自身的利益与财富。可是,放下民族的自尊,圆明园不仅毁于侵略者的蛮横与疯狂,更大程度上毁于清朝的腐败与唯我独尊,毁于国际外交与人文的落后无知。

自古以来,中国各个朝代皆因中原的历史条件而以天朝自居,将其它地区视为蛮夷番邦,了解不深。一旦碰到列强不留情面,各自维护自以为是的真理下,真正遭殃的是人民。

儒家的核心思想为“仁”,仁者爱人,老有所依,少有所靠,天经地义。孟子将“仁”的思想推展为“仁政”,提出欲强国,必行王道,行王道,必重民生。政治与权力本来就包含了“圆明”下,为民争取快乐幸福的理想。

放下过去的包袱,不论是远在北京的圆明园,或是近在新加坡河上的爱琴桥,都传达了相同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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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April 07, 2015

女皇镇:走一趟非一般组屋与战争遗址 Queenstown: Dawson and Alexandra tour

2014728日,应“女皇镇,我的社区”之约,走了一趟以昔日女皇镇中心为主轴的社区游。在亲和友善的导览员Angel的带领下,走过女皇镇中心和东林福(Tanglin Halt),勾起了我不少往日的记忆。

8个月后,201544日,再度应“女皇镇,我的社区”主席Kwek Li Yong之约,不过这回走的是 “杜生(Dawson)及亚历山大(Alexandra)历史之旅”。跟着导览员Choo Lip Sin、昔日老友和新闻界的相识行行走走,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上午。

(跟历史博客在Queenstown 地铁站出发前留影)

女皇镇在1953927日命名,纪念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于一年前登基。对昔日新加坡改良信托局(SIT),也就是建屋发展局(HDB)的前身而言,建设女皇镇这个新加坡第一个卫星镇是一项浩荡的工程。在SIT的规划蓝图下,女皇镇将兴建11,000个组屋单位,为7万人提供住宿,舒缓过度拥挤的牛车水地区的人口。

当上世纪90年代,女皇镇开始逐步重新发展的时候,淡滨尼、白沙、裕廊东等地还称为新镇,至于盛港、榜鹅等地区还是淳朴的农场。

女皇镇串联了乡土风味、日战硝烟、皇室贵气、新型住宅的历程,当年流入新加坡河的亚历山大水沟已经盖在地下,流入班丹河的无尾涧已经改头换面,章芳林佘有进等大富豪的土地已经转手,一切变卦似乎都在弹指间。


(亚历山大水沟就在地底下)

(1963年的亚历山大水沟,正准备扩建。图片来源:NAS)

杜生镇区


女皇镇地铁站旁废置的女皇镇考车中心、后面Dundee Road的善牧堂、旁边的公主住宅区(Princess Estate)等都建在前英国军营(Buller Camp)的原址上。1970年代的旧地图上还可见到Buller Terrace这条街道。


(善牧堂座落在前英国军营Buller Camp的原址)

(1959年的Buller Terrace,还可看到竞选的旗帜吊在灯柱上。图片来源:NAS)

史达拉摩道(Strathmore Avenue)和联邦道(Commonwealth Avenue)的交界处,曾经矗立着SIT负责建造,大牌39号的福华大厦(Forfar House)。1956年落成的福华大厦高14层,俗称14楼(Chap Si Lau),是当时全新加坡最高的政府组屋,可容纳106户家庭。


(1990年代拆除前的14楼。图片来源:My Queenstown Heritage Trail)

我在上世纪70年代初次路过时,曾经被这座由红砖和洋灰结合而成的Z型组屋深深吸引,更特别之处是窗口所使用的深蓝色玻璃。如今在原址重建的3040层楼高的组屋也使用蓝色玻璃,保留了当年的Lam Po Lay(蓝玻璃)风格。


(福华大厦Forfar House原址已经转型为Forfar Heights)

亚历山大路和联邦道交界处有一座大牌322号,七层楼的“公主楼”(Princess House)。公主楼前面的十字路口曾经有个交通圈,公主楼也是SITHDB和环境部的办公楼,2007年受保留为国家古迹。未来数年,当东林福的“十层楼”也被拆除后,公主楼将是女皇镇硕果仅存的昔日高楼。


(受保留为国家古迹的公主楼)

(公主楼前的十字路口曾经是个交通圈,蓝色外墙的“立兴”是这个地区的地标)

宁静的杜生路和亚历山大路交界处曾经有间福利巴士车厂,由于资方以不合理的方式对待员工,酿成持续三个月的“福利工潮”和全国暴动。

那是1955512日,警方在福利巴士车厂周围设立层层封锁线,包围近2500名支援罢工工友的学生与人群。晚上7时,警方增派60名职业辜加警察助阵,并以催泪弹与开枪射击来驱散人群,人群则以摧毁交通灯与焚烧汽车泄愤,警方立即宣布宵禁。蔓延全岛的暴动事件,造成4人死亡,31人受伤,其中8人受重伤,一直持续到隔日清晨才逐渐平静下来。


(杜生路Dawson Road前这个组屋地段曾经是福利巴士车厂的所在地,1955年的福利工潮演变成全国暴动)

(1950年代的福利巴士车厂。图片来源:NAS)

丛林深处


在继祥路(Kay Siang Road)和玛格烈通道(Margaret Drive)之间,华义政府华文中学运动场原址旁有一片丛林。我向国家博物馆的导览员,也是华义的校友刘家明问起他对这个地方的印象,他表示在学校读书那六年,校方严禁他们走入树林里,因此对里头的乾坤并无所知。


(继祥路与玛格烈通道之间的前华义运动场,以7万元建成。如今已经废置一旁)

走过滑溜溜,某些山路还颇陡峻的树林,林深一百米处藏着三座神秘阴森的军用设施。根据建筑风格,它们可能建于日战前后,看起来像是弹药库。


(丛林深处的日战遗迹)

(丛林深处的裕廊砖Jurong Brick Works)

无尾涧的左邻右舍


对面联邦道可以转入史德林路(Stirling Road)这个“小山坡”。当年在女皇镇考车中心学车考车,史德林路是必经之地,很多学员也在这个山坡上“死车”。这个山坡上曾经有个无尾涧村(Boh Beh Kang),居民多是潮福人士。无尾涧村四周是园丘和坟山。


(无尾涧的童年生活。图片来源:My Queenstown Heritage Trail)

上世纪20年代,汪家和李家向甘蜜大王佘有进买下七亩地,建设了无尾涧村。无尾涧村有一条小溪,川流于两座山头之间,当时村民只知道小溪弯弯,对尽头一无所知,因此取名无尾涧。后来大家才知道这条小溪流经班丹河(Pandan River)入海。

那两座山被现在的史德林路穿越过,一座是芳林山(Hong Lim Hill),属于章芳林的资产,用作坟山,埋葬了10万先人。另一座是丰兴山(Hong Yin Hill),用来种植果树和橡胶。章芳林取之社会,用之社会,修庙献地,最知名的是芳林公园,在市区内为大家提供一方绿茵之地。由于两座山头都已经铲平,芳林山和丰兴山已经在地图上消失。


(昔日的丰兴山和后面的芳林山坟场)


(丰兴山今昔)

无尾涧村有间消失的华校,叫做大华学校。跟当年其他华校一样,大华学校使用的是中国的教科书,全盛时期每个年级开两班,学生人数超过240名。

80多岁的洪先生是无尾涧村人士,他表示被政府逼迁到蔡厝港后,还经常回来老家走动。建在芳林山上的忠义庙就是老村民叙旧的地方。


(80多岁的洪先生是无尾涧村人士,目前还常回来走动)


(芳林山上的忠义庙是老街坊聚首的场所)

我翻阅了1950年代的旧报章,终于挖到相关的老故事。1956430日,南洋商报报道了女皇镇丰兴山首批38户亚答屋住户奉命搬迁至蔡厝港1314英里,第二批84户人家也已经接到搬迁通知书。丰兴山共有百余间亚答屋,居民千余人,赔偿费每户数百元至数千元不等。

在忠义庙往“山上”望过去,Anchor Point私宅就在眼前,那是ABC酿酒厂Archipelago Brewery Company)的旧地。上世纪70年代,我在新落成的新加坡工院念书的时候,有时候会刻意乘坐33号巴士,为的就是闻一闻酒花的香味。


(忠义庙后方不远处就是Anchor Point私人公寓,那是ABC酿酒厂的旧址)

“山上”还有一座大牌168A组屋,外形像只绽开翅膀的蝴蝶,俗称“蝴蝶楼”,属于女皇镇的地标性建筑之一。第一代居民Paul Fernandez退休前是一名教师,1975年搬到蝴蝶楼。他表示当时几乎每家每户的墙壁都有裂痕,必须花钱维修,颇有怨言。后来明白了,政府正在赶建组屋来安顿市民,让大家都有自己的屋子住,有自己的卫生设施,反而心存感激。


(大牌168A像一只大蝴蝶,俗称蝴蝶楼)


(Pual Fernandez 在蝴蝶楼住了30年,他表示初搬来时面对墙壁的裂痕颇有怨言,但现在心存感激)

从蝴蝶楼前越过马路,便是女皇道购物中心了。女皇道购物中心在1974年开幕,以售卖价格廉宜的运动配备而远近驰名。我通过多个渠道,终于找到老陈嘟嘟糕的后人陈玉英,就是在这里经营嘟嘟糕生意的。


(女皇道购物中心以价格合理的运动用品驰名)


(女皇镇购物中心内很好吃的老陈嘟嘟糕)

亚历山大医院:血的记忆


亚历山大医院的前身是英国军人医院,1940年启用,原来的计划是用作二战的远东医疗中心,通过医院旁衔接马来亚各地的铁路将伤兵运到这里来救治。


(亚历山大医院主楼,已经被归纳为国家古迹)

医院附近的诺曼顿园(Normanton Park)是英军储存燃料的仓库,地处裕廊战线。当时,英国人在巴西班让路以及鸦片山部署了800多名马来军人,与此同时,日军(第18师)接到军令,要他们攻下鸦片山。因为鸦片山地势陡峭,利于防守却不利于进攻,导致日军损兵折将,元气大伤。被困在鸦片山的防卫军的军火也有限。

那个时候,英军已经将油库打开,汽油甚至流到战场,英军再点上一把火,企图阻缓日军进攻。这一个举动也切断了马来军团退守的后路,只能拼死一搏。

1942214日,在日军最后一轮的袭击下,马来军团发完最后一颗子弹,进行最惨烈的肉搏战,结果很多都牺牲在鸦片山战场上。

当时愤怒的日军把所有马来军人的残骸都抛掷到油库中,日军也冲进亚历山大医院,把怨恨都发泄在医务人员及伤重的英军身上,在红十字下肆意杀戮,超过200人在亚历山大医院手术室与病房内外罹难。

战后,亚历山大医院继续用作军事用途,治疗马来亚紧急状态时期跟马共打游击战的伤兵。1954年增设了直升机停机坪,将马来亚北部森林到医院的行程从96小时缩短为10小时。

亚历山大医院有两个神秘隧道的出入口,相传可以衔接到拉柏多公园(Labrador Park)和圣淘沙的地道去。国防部曾经走入隧道,发觉它更有可能是医院的防空壕,同时用来存放药物。


(亚历山大医院的神秘隧道)

今天的亚历山大医院是个宁静绿化的养病之地,主楼还保留着日战前的风貌,成为国家古迹之一。

这一段“杜生及亚历山大历史之旅”的文史气质浓厚,绝对值得走一趟。

后记:若有兴趣走一趟有意义的精神之旅,可电邮: myqueenstow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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