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wing posts with label film and wayang. Show all posts
Showing posts with label film and wayang. Show all posts

Friday, September 15, 2017

恭锡街 Keong Saik Road

从前的恭锡街


我十来岁的时候,跟父亲从水仙门越过吊桥头(哥里门桥),走到牛车水,越过水车街(Kreta Ayer Road),抵达恭锡路。

当时到恭锡路,父亲有两个去处,一是强华印务,老板冯福祺同样是“鹤山佬”,跟父亲工作的德盛印务所有业务来往;二是我称他为瀛伯,父亲和工友称他为“矮仔瀛”的排版员,后来自己在恭锡路的住家铸字卖字,这些铸字俗称“铅字”,有不同的尺寸。如今我们使用简洁快捷的数码印刷,这些传统的排版铸字行业被时代淘汰。不过我在马六甲鸡场街(Jonker Street)还可见到这类传统作业。

据说瀛伯年幼时读的是四书,对古文有深刻的认识,成为他们一群对古文字认识不多的工友的中文导师。瀛伯的妻子是我在水仙门同屋共住的邻居的结拜姐妹,逢过年过节都会登门到“大姐”家作客。瀛伯跟以蛋挞闻名的东兴茶室的老板方焯佳有亲属关系。


(同屋共住的邻居,前排手抱小孩旁的女子淑宜是瀛伯的千金)

恭锡路,我们更常称它为恭锡街。今天提起恭锡街,大家会想起小餐馆、特色旅店等时尚。不久以前,这里曾经是著名的红灯区。门口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是青楼妓院,寻花问柳的地方。

恭锡街也是当年有钱人收养情妇的地方,因此也是著名的二奶街。二奶是广东人叫的,现在叫“小三”。

战前这里有咖啡店、香烛店、火炭商、印刷馆、杂货零售店,当然少不了住家。居民买菜下厨,只需走过水车街(Kreta Ayer Road)来到牛车水,沙莪街、万拿街、戏院街、戏院横街、登婆街组成一个庞大的露天巴刹,晚间连同广合源街,转型为廉价的购物天堂。

恭锡街取名自陈恭锡(1850-190959岁)。他是个大富豪,在这一带有不少产业。

陈恭锡是一名马六甲土生华人,俗称峇峇,在槟城受教育,为本地贡献良多。他推崇教育和女权,在那个不平等的年代已经向往男女平等了。他受委为太平局绅,也就是华社的领导。新加坡成立保良局,他是第一任委员。保良局的目的是除暴安良,照顾受欺凌的女子和被逼良为娼的妓女。

陈恭锡跟陈若锦、李清渊合股成立了海峡轮船(Straits Steamship),1980年代才被Keppel Group收购。

街景拾趣


去年(2016年)接受文物局策展员叶舒瑜的邀请,参与文化遗产节的活动,跟在恭锡街成长的老街坊Charmaine 一起在恭锡街穿街走巷,为大家介绍恭锡街鲜为人知的一面。

Charmaine的母亲是妈姐的养女,从老妈姐手中接管恭锡街17号A的妓院,他们一家人则住在15号A,天井可以望过去隔邻的青楼。15和17号正好对着若全街和德霖街,形成“三街坊”,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温柔乡,来自三教九流的寻芳客在这个“三角地带”度过一个又一个温柔之夜。


(从恭锡街望过去,跟若全街和德霖街形成“三街坊”。Charmaine说蓝色的Hotel 81以前是出名的烟花地

妓院:上世纪60年代,牛车水的妓院搬迁到恭锡街,使到原本已经亮起红灯笼的大街如雨后春笋,成为远近驰名的红灯区。上世纪70年代高峰期,约两百名妓女在这里落户。市区重建计划下,妓院向市区边缘的芽笼搬迁,到了2003年只剩下十间妓院。烟花柳巷整装后,变成时尚一条街。行行走走间但觉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6A6B8号隔着一层白色非透明玻璃,行家说可能还是烟花之地。


(现在的恭锡街夜店,显然“逊色”许多)

三街坊:莺歌燕语并不只在恭锡街,当年的恭锡街、德霖街Teck Lim Road若全街(Jiak Chuan Road)合称三街坊,遍布夜间的温柔乡。

广东粥品:尼路(Neil Road)和恭锡街角落。典型广东鹤山粥,鱼腩粥、及第粥、皮蛋粥等都味道一流。以前新加坡有路边摊,这类特色粥品还可吃得到,1987年最后的路边摊迁入小贩中心,有些行家放弃当小贩,这类老口味就逐年减少了。广东粥的特色是火候,慢火熬粥一个多小时,米饭溶在粥水里,香滑可口。“掌门人”何先生除了卖粥外,业余时间继承父亲何启成的衣钵,担任鹤山会馆醒狮团的顾问。鹤山会馆的前身怡怡堂,由一班喜欢舞狮打拳的同乡人创建,有了醒狮团多年后才在战后成立会馆。鹤山狮继承佛山狮的技艺并加以改良,曾经声名大噪,被各大报章誉为新马狮王。

祥安:本地捞鱼生使用多一些配料如瓜英、荞头、萝卜丝、薄脆、花生碎、芝麻等,后来还用上酸梅酱和柚子,捞起来五颜六色一大盘,叫人垂涎三尺,胃口大增。过去买这些农历新年的鱼生配料,一般上都会到祥安购买,那是因为祥安老早就已经以一站式的经营方式做生意,货品齐全,价格大众化。此外,祥安也包办提供配料给酒楼餐馆,历久不衰。


(老早就已经以一站式经营的老字号“祥安”)

準提宫观音堂20世纪初豆腐街(Upper Chin Chew Street)重建,準提宫从那儿搬来恭锡街落户。主神準提菩萨相传不嫁人。准提菩萨又名十八臂观音,清远飞霞山先天道奉拜,深受顺德妈姐欢迎,此习俗从顺德传到新加坡。妈姐进行梳起仪式时,跪在準提菩萨面前,由老妈姐边唱“梳起歌”边为年轻妈姐梳起。仪式结束后,大家高高兴兴到附近的酒家如首都、大华等摆“喜宴”,好像婚嫁一样,只是少了新郎。


(被列为受保留的準提宫观音堂)

中山会馆20B):我们普遍认为宁阳会馆是新加坡的第一间会馆(1822年),同年成立的有应和会馆。两间会馆虽然一间属于台山人,一间属于嘉应五属,但都来自广东省。因此很可能那时候已经有不少广东人来到新加坡打拼,并成立了地缘组织,照顾同乡人。 根据中山会馆的会务资料,中山人(以前叫香山)早在1821年便已经成立香公司,1824年易名为香山公司,1879年香山会馆,1937年正式称为中山会馆。为了延续宗乡社团的功能,中山会馆成立了青年团,并组织回乡寻根等活动。


(外观颜色鲜艳的中山会馆与八和会馆)

八和会馆20A):1857年就创建了,可见当时已经有广东人看大戏了。早期称为梨园堂,旨在团结粤剧艺人。粤剧团体分八个堂号,例如兆和堂(小生),福和堂(花旦)等。八和取义“八堂和合,和衷共济”,期望各专业演员和睦共处,为人民服务。以前,尤其是1950年代省港的粤剧红伶来新加坡演戏,在八和会馆拜拜后,回去就身价倍增了。红线女、梁醒波、新马仔、薛觉先、汪明荃等人来新加坡登台演戏,都会先拜访八和会馆和在祖师爷前上香。八和会馆的主神为华光大帝。

禅山六合体育会85B):禅山就是佛山。专门教导周家拳。独立初期,武装部队还在酝酿中,李光耀为了鼓励年轻人当兵,在各武术馆发表演说,表示学武的人身体好,应该参加志愿军,保卫国家。


禅山六合体育会在恭锡街搭棚庆祝会庆。图片来源:NAS c.1960s

东亚:福州人的东亚咖啡店最出名的就是南洋早餐,加椰(kaya)曾经是东亚驰名的品牌。说起来吃面包喝咖啡并不是华人的传统。这份早餐是早年海南人跑船学来的。后来他们开咖啡店,将洋人的习俗发扬光大。现在的东亚的所在地也是以前祺利烧鸭的所在地祺利在后门(Duxton Plain)制作烧鸭,大红烧鸭高高挂,成为独特的风景线。祺利最后搬到Upper Paya Lebar,并以200万元将店面和独门秘方出售。
(东亚原址是恭锡街与德霖街交界处的地标,2014年转售。)


(搬迁后依旧在恭锡街落户的东亚,店面明显缩水了许多。此店曾经是祺利烧鸭的所在地。

夜香:恭锡街可看到旋转楼梯,后巷等。以前这里使用粪桶,承载着夜香,也叫“夜来香”。清晨挑粪夫收集夜香,使用旋转楼梯和后巷。有时粪桶过满,行走时夜香外泄,香味可想而知。因此这些后巷也叫“屎巷”。挑粪夫的工作没什么人喜欢做,因此过年过节都会给他们一个红包,感谢他们的贡献。

封路:以前庆中元会在街上演几天大戏,元宵节、会馆社团庆祝会庆都在街上搭棚摆酒。每逢碰到这些节庆,恭锡街都会封路,为平凡的生活增添色彩,大人小孩都很开心。如今即使元宵节关闭半小时,街坊都会投诉阻道,很不高兴。

Sri Layan Sithi Vinayagar Temple (1925)


雀替尔人的印度寺庙,主神为甘尼纱(象神)。印度人占新加坡总人口的9%。雀替尔人早在1820年已经来到新加坡,在新加坡河畔、直落亚逸一带设立贷款业。在现代银行金融体系成型之前,他们已经进行放贷活动,借钱给欧洲种植园主、华人矿工、商人、印度商人、承包商、马来皇室等。


(Sri Layan Sithi Vinayagar 兴都庙)

也许您会觉得好奇,为什么马来皇室也要跟放贷者借钱。跟莱佛士签约的马来苏丹叫苏丹胡先,他好吃好赌,欠下一身债务。英国人每个月给他们的家用不够花,只好贷款来还债。

雀替尔人跟其他印度人一样,来新加坡赚钱,家眷都留在家乡。他们工作三几年就回去了。他们在本地设立估俚房,也就是宿舍。他们像华人和来自马来半岛各地的马来族群一样,交一点租金和互助金,照顾同乡人。


(信徒绕着庙堂顺时钟走108圈,就可以功德圆满了)

在更早的1947年之前,印度庙旁是出租人力车的大本营。战后取消人力车后,人力车才在街头上消失。上世纪70年代,庙宇旁还可看到印度人的“估俚房”(dormitory)和“妈妈店”。庙宇也庆祝大宝森节Thaipusam)的游神庆典。由于阻碍交通后来警方规定游行活动只局现在实龙岗的兴都庙到Tank Road的兴都庙这段路。

琵琶仔


琵琶仔擅长弹扬琴琵琶,卖艺卖唱,三首歌十元。一般上我们称扬琴和琵琶为传统中国乐器,其实扬琴来自波斯,琵琶来自胡人,也就是西域。

琵琶仔和阿姑多数来自广州,那些不是来自广州的也会跟广州拉上关系,例如由于家境贫寒,被卖到广州等。可能是因为长久以来,广州是唯一对外的窗口,广州十三行等很早就已经出现,带动了商贸和青楼行业。James Francis Warren作了许多相关研究。

老人家表示战前琵琶仔馆很多,琵琶仔馆成为生意人公干应酬的场所。琵琶仔只在午夜过后才挑人客陪过夜。韩战后(1950年),琵琶仔馆“一楼二房一大厅”的格局改建成五六间小房的娼寮,可以接待更多寻欢客。

1992年,陈鸣鸾在口述历史中心访问了年轻时当过琵琶仔,当时已经70岁的何桂棉。详情可参考另一篇博文


(20世纪初的琵琶仔。图片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妈姐


妈姐梳着一条长辫子或挽髻,多数来自顺德,有些来自周边城镇如西樵、南海、东莞、鹤山、中山、番禺。她们沿袭着古老习俗,梳起不嫁,或者嫁人后不住在夫家。

丝业兴旺的时候,广东跟浙江一样,靠丝绸打造经济。顺德是丝绸之乡,也是广东省80%的经济来源。这些在缫丝厂工作的女工赚的钱比农村一家人还多,经济独立后开始逃避婚姻,梳起不嫁。

她们可能也受了一些传闻的影响,嫁人后会受到欺凌。当时流传的民谣“鸡公仔”:鸡公仔,尾弯弯,做人新抱甚艰难

192030年代缫丝业萧条,厂家纷纷倒闭,只好到南洋谋出路。由于这些女工早已成为农村一家的命脉,加上新加坡限制男性公民入境,只好由她们出洋赚钱养家,在殖民地官员、富贵人家当女佣。此外,也有些在青楼打杂,在公馆工作,或者当琵琶女的私人跟班。

洋人叫妈姐为ayah,后来叫amahamah是葡萄牙语,奶妈之意。妈姐不嫁人,没有奶,所以做不成奶妈。因此,amah可能是广东人叫的阿妈。

她们有好些都是来到新加坡才梳起。


(妈姐:消失在新加坡街头的风景线。图片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最热闹是农历七月初七(七夕),妈姐成立七姐会,在“三街坊”拜七姐,同时展示手工艺品。妈姐不嫁人,但是却很热心安排七姐跟牛郎相会,这个习俗也是从家乡传过来的。


(拜七姐的七姐盘。图片来源:黄钰清)

妈姐之间也会结拜为金兰姐妹,那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契约,晚上同床入寝,形同夫妻。妈姐也会收养养女,俗称小妈姐,老来有所依靠。小妈姐的命运不一,有些长大后嫁人,侍奉老妈姐如亲生母亲,有些小妈姐被卖给大老板“开苞”,过后卖到青楼。

随着时代的演变,妈姐、琵琶仔都已经在新加坡街头消失了,恭锡街的老街坊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当下“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点评饮食店林立的恭锡街为亚洲必行之地,我倒觉得新加坡的饮食场所太多了,恭锡街跟其他的餐饮区无异,少了昔日的街头特色。我不认为我们必须将妓院带回来恭锡街,但除了餐饮之外,或许可以考虑重塑其他曾经出现过的庶民文化:歌台、武术、民间习俗等。

相关链接

Friday, August 05, 2016

七月歌台

中元节歌台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又是盂兰盆节时。去年(2015)的最后一个农历七月周末,全岛有40场中元节歌台演唱。

早年本地的报章常以“流火之月”来形容农历七月。到了这个时候,民间庆祝盂兰盆节,也就是常说的中元节和鬼节。有钱的商贾和庙宇出钱演酬神戏或木偶戏,点亮了没有电灯的乡野,街坊蜂拥而至,台台大戏都娱人娱鬼。

据知“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来自《诗经》,“火”为二十八星宿之一。古代说“七月流火”,指的是天气开始转凉,但经过时间的演变,现在已经用来形容七月份天气炎热。

这么炎热的天气还必须穿上华丽的戏服,在聚光灯下又要唱又要打,演完一场大戏的确不容易。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七月歌台开始陆陆续续地出现,70年代末已经非常普遍,80年代末几乎全面取代戏班。

歌台虽然非常风光,但也曾经走过下坡路。90年代的歌台泛滥,品质没有什么控制,粗制滥造之余还有满嘴黄腔和超级清凉装,许多人觉得有伤风化。有些不怀好意的“咸湿佬”(粤语)、“黐哥伯”(潮语)、“猪哥伯”(福建话)(这些方言指的都是“窥伯”)专门俯在舞台前色迷迷的往上瞧,七月歌台跟低俗文化挂钩,吸引不到人潮。为了挽救劣势,台主采取意识更加大胆的做法,结果每况愈下,到了90年代末,已经有式微之势。

在这当儿,我们看到丽星娱乐制作的台主陈志伟很努力地挽救歌台,为歌台赋予新的活力。陈子谦在2007年的力作《881》以歌台人生为题材,拍摄出有笑有泪的电影,同样催生了本地的歌台文化。


(催生后的七月歌台越来越专业化,观众群汇集了男女老少)

881》关于本地七月歌台的发展情况有这样的叙述:

“每年,最喜欢的就是农历七月。七月鬼门开放,好兄弟们出来逛街。这个时候,新加坡特别热闹,看得到的人很多,看不到的,更多!为了让好兄弟们开心,我们就请他们看歌台。刚开始,只有福建戏、潮州戏这些大戏。到了六十年代,逐渐变成唱歌跳舞的综艺节目,这就是歌台。让那些一年只能出来一个月的好兄弟们,一次看到爽。歌台界众多歌星里,观众最喜欢的歌星就是福建天王---陈金浪。”

戏班出身的陈金浪之所以深受欢迎,除了他的歌曲有劝世的意义外,内容也反映了高度发展的新加坡社会里庶民为生活拼搏的艰辛,大胆呈现出跟官方说法唱反调的卑微面。陈金浪在2006年患癌去世,享年45岁。

根据新明日报的报道,《881》上映后,歌台的观众突然间翻倍。日后的中元会歌台越办越盛,整个七月都不够用,农历八月还在继续。我们也看到了歌台文化通过网站、you tube等普及到年轻观众中,陈志伟等人挽救的歌台突然间变成受官方器重的“本土文化”,除了在乌节路、滨海艺术中心等地演出外,也将新加坡的本土文化带到中国去了。

挤歌台


小时候,每逢农历七月,住家附近的振南街(处于谐街(High Street)和福南街(Hock Lam Street)之间)年年都用木架搭建起临时戏台,沿街张挂着各种颜色的灯泡。街边小贩使用煤气灯,点亮了夜间的街道。通常晚上八点左右福建戏班就开锣了,演到深夜11点左右才散场,而且连演两晚。后来才知道维持戏班的费用昂贵,只演一场难以归本,所以都两场两场地演。

80年代初搬到新世界附近的Maude Road(俗称松林板厂)居住,每逢中元节商家都会赞助两场歌台,街坊将马路和组屋底挤得水泄不通。那时候歌台不像现在有时间限制,必须在10点半前结束,难得街坊这么开心,歌台秀演到大家都倦了才喊停。

90年代中在Tampines Mart附近居住,这里的歌台走的是高层次路线,唱的不是普通的流行歌曲和福建歌,而是颇有深度的“洪湖水浪打浪”、“珊瑚颂”、“草原之夜”、“谁不说俺家乡好”等,叫人耳目一新。不过到头来小众敌不过大众,后来看到的是王雷、林茹萍、李佩芬等主持的歌台秀,讲些语带双关的黄色笑话和唱福建歌来娱乐大众。

虽然我不是福建人,但对某些福建歌还是深感亲切的,比如“烧肉粽”、“望春风”、“天黑黑”、“一支小雨伞”等。“烧肉粽”和“望春风”都是邓丽君唱红的歌曲,除了红遍台湾也红遍新马。“天黑黑”这首台湾民谣邓丽君也唱过,早年的新加坡综艺节目也播过,风趣的阿公阿嫲轻易地走入民间。“一支小雨伞”翻译自日本歌曲,歌词“风越大我来照顾你你来照顾我”为人间送暖。

“一支小雨伞”这首在歌台流行一时的歌曲没人再唱了。原来唱歌台最避忌的就是雨天,据说有一年的歌台上艺人唱了这首歌后就乌云满布,下起大雨来,所以以后就有了这样的避忌。

从福建歌风行本地歌台,可看到方言的生命力。1979年推广华语运动以来,终止方言节目已经成为社会常态,但通过歌台可以清楚看到,方言就是大众的母语,还是活在大众的生活中。

此外所看到的是大众对不同方言的歌曲的拥护度。去年的歌台,王雷邀请现场观众以掌声来表示喜欢听哪一类方言歌曲,结果福建歌掌声如雷,潮州歌一半一半,粤语歌曲稀稀落落,海南歌与客家歌完全静悄悄。这个即兴调查除了反映出本地华人的方言结构之外,也肯定了每个星期六晚播出的台湾长寿剧对民间的影响力,“我问天,我问天”几乎成了新加坡各族人士都耳熟能详的“国歌”。

歌台刮起“女人风”


以前的中元节上演的都是福建歌仔戏和潮州戏。到了60年代末,新加坡三大世界(大世界、新世界、快乐世界)的歌台为了谋生,接受了一些订单,到中元会唱歌,结果越唱越旺。根据老行家洪小凌的说法[1],早期唱歌台,不论男女歌星,都必须穿着整齐。70年代新加坡流行台湾歌曲,“今天不回家”、“不得了”等歌曲都在本地翻唱。为了配合这些歌曲,洪小凌的“新凌星歌台”允许女艺人穿迷你裙上台,结果掀起一阵持续不断的跟风。

到了近期,歌台越来越专业化,舞台布置、音响灯光都像夜总会那样。反串演出曾经掀起风潮,男艺人皓皓的美女扮相俊俏,吸引了许多“狂蜂浪蝶”。2013年,警方在男艺人反串这一环节上加强了管制的力度,严厉执法,歌台必须先向媒体发展管理局申请艺术娱乐执照,警方才会发出准证,直接打击了歌台的反串表演。


(资深的王雷也以反串的身份出现在歌台上。图片来源:联合晚报,2015)

根据“公共娱乐和聚会(免除)法令”(Public Entertainments and Meetings (Exemptions) Order),歌台必须符合多项规定,才能得到“免除”的申请资格,大费周章。于是艺人纷纷改变做法,通过模仿女生、动作女性化等方式来达到搞笑的效果。可是到了2015年,反串演出有卷土重来之势,连资深的王雷都穿上裙子出场。关于男生反串这一环节,有人觉得恶心,有人觉得只是娱乐大众,笑笑就好。

歌台也捧红了后起之秀,后继有人。李佩芬从初出道走到今天,能主持能唱,实力一年年增进。“新跑台歌后”陈凯晴在2015年除了当两台的主持外,还唱了126台,风头甚健[2]。


(“新跑台歌后”陈凯晴。图片来源:联合晚报,2015)

中元节的意义


七月歌台跟中元节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连体。中元节随着早期的移民传入新加坡,但庆赞活动简单,只是烧香点蜡烛,焚烧元宝冥纸,广东人称为“烧街衣”。随着社会的发展,才增加了道士做普渡法事,为孤魂野鬼和堕胎夭折的婴灵超度,演木偶戏给“好兄弟”看。

后来的中元会越办越大,除了聘请戏班或歌台外,还有竞标福物,部分善款用来捐助慈善组织,阴间阳间都受用,积福积德。

以巴耶里峇的韭菜芭城隍庙为例,2014年以七万元连办四晚歌台,通过网站直播,上场的艺人也年轻化,富商以23万元来标“发财炉”,成为亮点。Tampines Mart的炉主也有过办两场歌台,答谢鬼神恩赐中马票头奖的记录。喊标所得则捐赠给广惠肇留医院。


(中元节喊标行善)

上世纪80年代我在Philips工作的时候,工友组织了形式简单的中元会。到了农历7月,大家凑点钱,由炉主负责买福物如米糖饼干、罐头猪脚等,放在红色的塑料桶里,插上令旗,一人一桶带回家。

90年代在国防部工作,到船厂巡视时,也会看到工友在船边点香烧金银纸膜拜,有些船员则拿着香进入引擎室拜拜,祈求平安。

庆赞中元之余,不妨重温中元节的来历。根据陈蒨的《潮籍盂兰胜会》[3],盂兰传承自印度的佛教,取自“盂兰盆”一词,原来的梵文“Ullambana”的中译应该是“救倒悬”,意思是用盆子装满百味五果来供养佛陀和僧侣,以拯救堕落在恶道的众生。

陈蒨表示《佛说盂兰盆经》记载了目连救母的故事,讲述目连的母亲做了错事,死后坠入恶道饱受折磨。目连听从佛祖的指引,在农历七月供养僧众,成功拯救了母亲。

到了南北朝时代,梁武帝开始举行盂兰法会,报答父母及祖先的恩德,此后历代帝王也相继举行盂兰盆会,推崇孝道。唐宋之后,目连救母的故事以戏曲形式流传开来,盂兰盆会进一步普及化,成为民间道教的中元庆典,由道士诵经及通过道教仪式普渡不幸逝世的人。

由此可见中元节已经从开始的救济父母的孝道,扩大到施于孤魂野鬼的仁爱精神,为佛教的盂兰法会赋予道德的意义。

[1]黄文车,“市场取向与本地认同新加坡歌台与福建歌曲的发展”,《源》2013年第四期,总期104p22,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出版,2013

[2]《联合晚报》2015年9月13日

[3] 陈蒨,《潮籍盂兰胜会》,p6-7,中华书局(香港)出版,2015年。ISBN 978-988-8366-71-2

相关链接

Tuesday, May 24, 2016

到国家设计中心看百年前新加坡

作者:许翔宇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第四页,2016年5月9日

新加坡河畔驳船密密麻麻、传统华人街戏台前人头攒动、玩蛇人施展技艺……近百年前放映给欧洲人观赏的新闻短片中的新加坡,已是一个贸易蓬勃、各族群交汇的港口城市。

这些由法国高蒙电影公司在上世纪20年代为欧洲电影观众制作、反映新加坡风土民情的“高蒙实况纪录片”(GaumontActualites),上月起在国家设计中心(National Design Centre)举行的法国高蒙电影公司120年回顾展(Gaumont:120 Years of Cinema)首次放映。

这项配合“Voilah!法国文化节2016”举行的展览,去年在巴黎推出,通过电影和海报展示高蒙作为世界上其中一家历史最悠久的电影公司,对法国文化及世界电影发展所扮演的角色。为配合新加坡的展出,主办方增设一个展区,展示反映新加坡早年景观的短片,希望使本地人对展览产生更大共鸣。

策展人员从高蒙博物馆档案,挑选出三部年代最早、以新加坡为主题的短片,呈现给本地公众。这些短片共15分钟长,以循环方式放映, 呈现本地近百年前面貌, 如市政区的维多利亚音乐厅、加文纳桥(Cavenagh Bridge)、安德逊桥(Anderson Bridge)、达豪施方尖形纪念碑(Dalhousie Obelisk)、驳船码头(Boat Quay ) 、莱佛士酒店和皇后坊(目前的亚洲文明博物馆),以及一些已消逝的景观,例如满街人力车、传统街戏、印度洗衣业者(dhobi)在河边洗衣,以及小孩围绕公共水喉冲凉等。


(高蒙电影中20世纪初的新加坡商业广场,也就是现在的莱佛士坊。图片由本博客网主摄于高蒙录制的新加坡风土民情纪录片)

策展人纪尧姆(Guillaume Duchemin)受访时说:“百多年前,电视机还未在法国或欧洲普及化,看电影是平民百姓的娱乐消遣之一,也是他们了解世界大小事的一扇窗。”

当年电影开始放映前,戏院会播放几分钟的新闻短片。这类短片是高蒙派工作人员到各地拍摄或从新闻从业员采集而来的画面制作而成,向欧洲人展示各国风土民情、政治、经济和文化特色。电视机在上个世纪70年代进驻寻常百姓家,这类短片才逐渐消失。

“展出这一系列短片显示高蒙除了摄制电影, 也制作纪录片,而其中不少本地地标的旧时面貌,相信对新加坡人有特殊意义。我们发现不少人对这些历史画面感到很惊讶,纷纷以手机捕捉下来。”

本地文史研究爱好者李国樑(54岁)观看短片后指出,画面显示1920年代的新加坡已是繁华城市,否定了一些人对新加坡独立前仅是“小渔村”的说法,但一些老百姓平常生活情景,也凸显社会贫富悬殊的一面。

“当时的新加坡河已形成新加坡将近一半的经济命脉,河畔的商业广场更是上流社会出入的地方……新加坡的码头还成为世界第七大商港。正因为有这些亮眼的表现,新加坡成为当年区域国家乡下农村人民心目中的金矿。”

高蒙电影公司120年回顾展举行至本月15日。欲知更多展览详情可上网voilah.sg了解。

Friday, May 20, 2016

文化遗产节重塑旧日风情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交流》201655

跟往年相比,上周五掀开序幕的新加坡文化遗产节有两个特别的亮点,其一是重塑路边摊飘香的古早味,其二是恭锡街的导览活动,将上世纪不可告人的 “另一类风情”大方地转型为民间遗产。策划单位大胆地还原失去的新加坡风貌,展现了破旧的新思维,值得热烈的掌声。

国家博物馆的前院连续两天转型为销售传统美食的路边摊,现代的食客在古老的摊位间穿梭,再造半个世纪前博物馆的节日风情,重现30年前消失在新加坡街头的景观。通过现场访客的热烈反应,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这种曾经拥有的民间生活,依旧存活在过来人的心头。对于不曾在那个年代生活过的本地与外地人而言,相信齿颊留香之余还会在脑海中留下难忘的滋味。

或许路边摊更大的创意在于将当年跑地牛的氛围化为经典,这两天摆卖的路边摊贩不需要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国家博物馆的前院转型为路边摊。2016)

恭锡街则是这次文化遗产节新创的景点。当局为了控制人流,参与这个新景点导览的公众人士必须付费,这并没有浇退他们的热忱。

日治前后的恭锡街公馆林立,一楼一厅二大房(头房和尾房)是典型的格局,在公馆工作的是有技艺在身,能弹能唱的少女。她们俗称“琵琶仔”,来自广州或本地,能讲流利的广府话。那些不是来自广东的琵琶仔也会跟广东扯上关系,例如自小就被卖到广州等。显然的,当时卖艺所打的是广州品牌。琵琶仔受过专门训练,年轻貌美又善解人意,成为招待大老板的宠儿。有些老板动情,包养她们为二奶,所以恭锡街曾经是著名的二奶街。

韩战之后,新加坡多了暴发户,公馆的格局变成一楼一厅六小房,应付更多寻访客。恭锡街成为风行至上世纪80年代的红灯区。当时最困惑的应该是住在恭锡街的街坊们,他们都不好意思说自己住在恭锡街。

十年河东转河西,多年以后,恭锡街却成为挖掘民间历史的宝地,参与导览的公众兴致勃勃,敢于接触敏感的话题,如琵琶仔如何沦落为妓女,如何应召等。昔日恭锡街妓院成为独特的时尚风景线,凸显了社会开放的一面。

(恭锡街有许多昔日的精彩篇章。2016)

不过恭锡街并不全然是红灯区,例如粤剧艺人在159年前成立的八和会馆(前身为梨园堂),响应时任总理李光耀的号召,加入新加坡志愿军的禅山六合体育会会员,经营放贷业务的雀替尔人集资创建的百年兴都庙等,都各有各的精彩。

恭锡街取名于土生华人陈恭锡,他受委为第一任保良局委员,也是新加坡的太平局绅。或许他没想到往生后,恭锡街会成为烟花之地,现在则展现另一面风华。

文化遗产节唯一的遗憾就是许多活动都必须通过英文网站报名,叫不允英文的老华校生非常纠结,希望策划人在来年能够从善处理。

相关链接

Tuesday, February 23, 2016

美人鱼 Mermaid

从小就喜欢美人鱼。那是童话作家安徒生所写的许多故事之一。

我家的“小朋友”(曾经是)也有过一段喜欢童话故事的日子。他们拿着故事书,叫我讲故事,然后开心地回到床上,愉快地入梦。如今他们不听童话故事了,他们说童话故事是假的,给小朋友开心的。他们也开始放弃书本,选择互联网,就这样挥别了纯真的年代。

因为有接触,所以有回忆,回忆带来憧憬。终于有那么一天,乘着公干之便,我在哥本哈根跟海边的美人鱼雕塑面对面。美丽善良的美人鱼静悄悄地守候在海边,在现代化的步伐中并不显眼,甚至被遗忘。拜访美人鱼原来已经是十多年前的往事了。至于阅读《美人鱼》之类的童话故事,时间甚至回流四十余年。除了《美人鱼》,《卖火柴的女孩》、《白雪公主》、《丑小鸭》、《皇帝的新衣》和《快乐王子》都是安徒生著名的创作,我甚至觉得这些作品的丰富的内涵,引人深思,是写给大人看的。

(哥本哈根的美人鱼雕像)

《美人鱼》电影版

                                                
2016年春节在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上映的《美人鱼》跟安徒生无关,那是周星驰借用同名的电影创作,在中国和香港都创出年初一单日票房的最佳纪录。新加坡的华语片观众有自己的取舍,新春期间照旧捧梁志强和“赌王系列”的场,《美人鱼》排第三位。

依循自己的惯例,新春期间到影院感染创作的喜悦,同时寻找生命的感动。这个新年看了两部影片,杜汶泽以海南鸡饭为题材的《开饭啰》是其一,周星驰的《美人鱼》是另外一部。

虽然周星驰以无厘头电影创出名堂,但后来的作品如《少林足球》、《功夫》、《月光宝盒》、《仙履奇缘》、《食神》、《长江七号》都笑中带泪。

自然界是个微妙的空间,世界这么大,大家原本都可以各拥一席之地,各得其所。在欲望的催使下,我们都已经逐渐忘记了共存的潜规则,利益攻心下牺牲对方来满足自己,性情变得越来越暴戾,甚至为了遗忘本性而刻意包装自己。

若说周星驰耍无厘头,那就是跨越时空,假借700年前郑和七下西洋的和平外交那段历史。郑和甚至跟美人鱼建立外交,跟美人鱼欢欣地站在一起作画。

充满智慧的老美人鱼指着这幅画: “在远古时代,人鱼和人类本应和平共处,谁知道,他们越进步就越暴戾。”声纳和港湾的开发对大自然造成莫大的破坏,美人鱼被逼离开大海,躲入废弃的沉船中求存。为了保卫最后的乐土而跟贪婪的财团发生纠结,演绎出一段凄美的人鱼故事。

年轻的美人鱼被“族人”安排去杀死海底生物的公敌,她问她的敌人:“假如你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分钟,假如地球上连一滴干净的水都没有,一口干净的空气都没有,钱还有什么意义呢?”

电影《美人鱼》剧照:“假如你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分钟,假如地球上连一滴干净的水都没有,一口干净的空气都没有,钱还有什么意义呢?” 图片来源:互联网

《美人鱼》是一部喜剧、爱情童话、环保教材,让我们欢笑,让我们感动,让我们得到一些启发。或许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周星驰的电影的原因吧!

鲛人


地球上真的有美人鱼吗?西方的研究认为美人鱼可能是类似于海牛的生物,中国的文献称美人鱼为“鲛人”。互动百科引述魏晋时代的干宝《搜神记》卷十二:“南海之外,有鲛人,水居如鱼,不废织绩,其眼泣,则能出珠。”

互动百科进一步引述:郭璞注《山海经》时谓“雕题国”人为鲛人,古音中,“雕题”与“鲛”可以互转,与海南岛的“黎”族也颇为音近。黎族很早就有发达的纺织技术,据说松江的黄道婆就是从黎族群众那里学到了纺织技术而被家乡人民尊为纺织神的。但黎族和大陆交往较早且频繁,并无过多的神秘可言。从鲛人一年甚至于几年才能来一次大陆判断,他们住得似乎比海南更远。而鲛人记述中的水底居住,也许就是指住处周围全是水,仿佛是在水下。综合这些因素,鲛人应该是住在南海外大洋上的小岛居民。从出产珍珠和方位上判提到断,今菲律宾南部的苏禄群岛人最为接近。

我翻了徐客编著的《山海经》,不只一次提到人鱼。雕题国国民在脸上纹黑色的花纹,身上画鱼鳞般的图案,因此有人错把他们看成是鱼。此外,氐人国(昆仑一带)的人都长着人的面孔,鱼的身体,看上去胸以上是人,胸以下是鱼,只有鳍而没有脚。


(氐人的两个版本。左:清·吴任臣近文堂图本,上身为人,正身为鱼。右:清·汪钹图本,脖子以上为人,脖子以下为鱼。图片来源:《山海经》,徐客编著,南海出版公司,2010年3月第二版)

《山海经》说在青丘山发源的英水向南流入翼泽,泽中有很多赤鱬,形状像鱼却有人的面孔,或许就是人鱼。吃了它的肉就不会生痔疮。

青丘山指的是韶关一带的岭南山脉,水流到翼泽,靠近广东清远。


(清朝年代的赤鱬绘图。图片来源:《山海经》,徐客编著,南海出版公司,2010年3月第二版)

《山海经》被誉为中国的创世史诗,像一部奇幻的神话。但就像《马来纪年》一样,将神话的部分去除之后,提供了认识古代史地人文的线路,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相关链接
The little mermaid
初恋红豆冰

Friday, January 22, 2016

虎豹别墅的左邻右里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5年12月19日

依山而建的虎豹别墅原为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兴建的花园,日战时期被日军充作海上防卫肖站,修复后成为名噪一时的旅游胜地。

虎豹别墅通过栩栩如生的雕塑,将丰富的民间故事呈现在眼前。十殿阎罗的地狱场景警世意味格外鮮明,在教育不普遍的年代,巧妙地传达了华人的传统价值观。

虎豹别墅这么好玩又免付费,难怪许多家庭都扶老携幼,佳节游园,累积了数代老少温馨的记忆。虎豹别墅的左邻右里同样多姿多彩,深具时代意义。

(跟虎豹别墅街坊黄延达(左),民俗收藏家陈来华(中)游园。2015)

虎豹别墅的左邻


老街坊黄延达是虎豹别墅的左邻,在这块背山面海的福地成长。二战后父亲和大伯以800元合资买下他居住的木屋,上世纪70年代末屋子被祝融吞噬后,才搬到武吉巴督的组屋。

(虎豹别墅旁的地形。图片根据1969年新加坡街道图修订)

(老街坊的吃风厝。照片提供:黄延达)

那个年代的虎豹别墅前晚风伴斜阳,白浪逐沙滩,坐在绵长的海边吃马来沙爹,有说不出的浪漫快活。

沙滩的地势低,涨潮时海水将沙地覆盖过。每逢八月十五,潮水还会涌上陆地,路面变成汪洋,成为中秋佳节的风景线。

(虎豹别墅前的沙滩。NAS 1950s)

虎豹别墅旁的地铁站出口处曾经是“妈祖宫与祖师公宫联合庙”的所在地,供奉圣母娘娘和丹道始祖二尊真人,二尊指的是撰写《参同契》和《悟真篇》的两位道长。

跟本地许多华人庙宇一样,每年的三月廿三妈祖诞和八月初十祖师纪念日,沙滩上都会搭起戏台演酬神戏,答谢神灵庇佑,祈求合家平安。

(巴士车旁的联合庙。图片来源:NAS 1950s)

(沙滩上演酬神戏。图片来源:黄延达)

浪尖逐梦的咖啡店


老街坊对联合庙附近那两层楼的“琼泉兴咖啡店”记忆良深。琼泉兴汇集了三教九流,既是街坊的情感联络站,火灾后发放捐款的救济站,各路人马的“交通站”(情报站),也是偷渡客的落脚站。

在《浪尖逐梦》这份前马共领袖余柱业的口述历史档案中,余柱业提起从廖内偷渡回新的经历,第一次的心情格外紧张,以后则习以为常。他在“旧Pasir Panjang那边上岸,靠近虎豹别墅旁门,靠近海边有一个咖啡店,经常都有一些这样的来往者。”

《浪尖逐梦》所提及的咖啡店,就是琼泉兴。

名流故居


琼泉兴二楼住着一位名叫殷碧霞的华族妇人,街坊尊称她为先师嫲。先师嫲口操流利的英语和闽南话,家里挂着基督的肖像。上世纪60年代搬来后,由黄延达的母亲为她打理三餐。黄女士擅长家乡菜,先师嫲吃得开心,体质日渐改善,发薪时经常额外打赏。

(1963年,时任总理李光耀先生到巴西班让访问,村民夹道欢迎。NAS 1963)


(为先师嫲打理三餐的陈凤女士,今年96岁,祖籍金门欧厝山,二十岁南来。图片来源:黄延达)

先师嫲来头不小,她是本地先贤林文庆医生续弦,儿子林炳汉是赫赫有名的赛车手,常驾着跑车来探望老人家。村民中有不少赛车迷,轻易的跟名人打成一片。

先师嫲的女儿熟知西欧游客寻幽探胜、尽享异族风情的口味,在琼泉兴旁所经营的狮子城夜总会,以“马来西亚本土色彩的舞池与冷气餐厅”为卖点。

1964年夜总会开幕时,邀请新加坡旅游协会的事务主任剪彩。事务主任说“新加坡是个游客的天堂,只是缺少热带风情的消闲场所,狮子城夜总会正好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如果不是因为特殊的社会地位,真难想象夜总会开幕都可以由官方剪彩并且上报。

巴西班让也吸引过其他社会名流前来落户。19世纪的章芳林是这里的产业大亨,我们曾经在附近挖掘出章芳林家族遗留下来的界石,捐献给文物局。20世纪中叶,还有其他名人如上海书局的创办人陈岳书入住。

我向陈老先生的后人陈蒙志先生提起此事。陈蒙志表示和平后,父亲带着他们一家人从印尼回来,在海边的浮脚屋度过了他的童年。他风趣地说屋子就建在水面上,从木板缝隙间往下望,小鱼儿在脚下游来游去,感觉非常新奇,因此记忆格外深刻。

右里的日战遗迹


如果虎豹别墅的左邻是个人文之地,它的右里则是一段血的记忆。

新加坡沦陷前,街坊看到一群形容疲惫,衣衫不整,还带着斑斑血迹的澳洲军沿着巴西班让路走向市区,大家都心里有数。

巴西班让除了是进入市区的最后一道防线外,也面对海战的威胁,因此英军曾在虎豹别墅前的海滩上兴建碉堡。1967年在沙滩上兴建一个供渔民使用的小平台时,建筑公司面对着这个弹痕累累的日战遗物显得不知所措,只好派员工“驻守”了一段时日。

(虎豹别墅前的沙滩上,曾经有一尊日战碉堡。图片来源:NLB 1950s)

我们对比了旧地图后,在巴西班让路边的草地上找到一小片洋灰地,两旁的大树根都绕道而过,可见有些异物埋在地底。老街坊相当肯定地底下就是儿时戏耍的碉堡残骸。

沿着巴西班让路,距离虎豹别墅不远处的第二科学园路口有另一尊碉堡,可能是马来军团在最后保卫战时所使用的。发完最后一颗子弹后,敌对双方进行惨烈的白刃战,鲜血染红了鸦片山。日军在巴西班让战役伤亡惨重,恼羞成恨,冲进亚历山大医院肆意杀戮,超过200名医疗人士与伤兵罹难。

(第二科学园入口处的英军碉堡)

箱运码头


同样是1967年,国家发展部长动议将巴西班让发展为箱运码头。由于大规模的填土将严重打击渔民的生计,时任总理李光耀亲自向村民晓以大义:这个海面好比小面包,只能养活一个小渔村;如果发展成海港,可以养活全新加坡人。

十年后,巴西班让沙滩被西海岸公路和批发中心覆盖过。箱运码头随着新加坡的经济腾飞,迅速发展成为顶尖的海港。

原来的讨海人家放弃了捕鱼生涯,而李光耀并没有令他们失望,兑现了“全民共享大面包”的承诺。

如今回想起这段往事,岁月就像虎豹别墅斑驳的雕塑,老街坊清晰的经历都成了昔日风采。花开花落中,一代人会延续着前人的故事,继续谱写新篇章。不过,我们都希望会是些美丽的回忆。

相关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