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August 28, 2020

民族血缘何其沉重!读杜晋轩的《血统的原罪 被遗忘的白色恐怖东南亚受难者》

学生时代,我是个标准文学迷,初小翻阅《南洋儿童》、《世界儿童》和《儿童乐园》,高小和中学时期通过学校图书馆和住家附近的红砖国家图书馆接触文字书写的童话故事、世界名著、古典小说,以及香港的写实作品和《当代文艺》。

那时候新加坡有些小型的出版社,出版薄薄的本地创作如《木屋区的故事》、《家福》、《小岛醒了》、《直面惨淡的人生》等,只需几毛钱一本;新大中文学会的全国征文比赛文集《成长》、《暖流》和《不屈的人们》则要几块钱。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掀起以文革为题材的伤痕文学,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出版三集《中国新写实主义文艺作品选》,其中收录在书中的《人到中年》和《假如我是真的》登上大银幕。

填补两者之间的空档的,就是台湾的乡土文学,从中接触了锺理和《原乡人》、黄春明《看海的日子》、王拓《金水嬸》、陈映真《将军族》、柏杨《异域》等。柏杨于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丑陋的中国人》曾经引起巨大回响。王拓、陈映真和柏杨都因政治色彩而入狱。

1979年台湾美丽岛事件,以美丽岛杂志社成员为核心的党外人士,于12月10日组织群众进行游行及演讲,提出民主与自由,终结党禁和戒严的诉求。他们被判处徒刑,出狱后都曾担任民进党的主要职位:吕秀莲曾任中华民国副总统,姚嘉文曾任考试院院长,陈菊现任监察院长,施明德、黄信介、王拓和张俊宏曾任立法委员,林弘宣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

这批曾经在绿岛、泰源或其他监狱中受到长期监禁的“台独”人士后来成为民进党的领导核心,埋下绿营与蓝营长期对立的基因。


(绿岛监狱:思想改造。图片提供:许愫芬。)

对于“白色恐怖”,当时倒不觉得惊讶,因为上世纪50至70年代,新加坡也有类似的情况,1963年“冷藏行动”对付社阵以及70年代中后期针对文团的规模最为庞大。新加坡自治前,殖民地政府为了提防新马被共产主义赤化,甚至将左翼人士遣返回出生地。多年以后,这群遭遣返的人士纵然芳华已逝,仍然坚持自己是马来亚人或新加坡人,他们的祖国始终是新马。


太平洋上的绿岛


今天的台湾是个尊重言论自由的开放社会,近十多年来,台湾是新加坡人的热门旅游地,对当地的人文风貌与夜市小食赞不绝口。有些人被歌曲《绿岛小夜曲》所误导,以为歌曲所写的就是台东的绿岛而到岛上观光。结果错有错着,认识到曾几何时,一些台湾人为了理想,义无反顾地奉献青春,当中有些被囚禁在绿岛或其他场所,有些被枪决,有些日后获得“平反”与赔偿。无论到头来他们坚持走两岸统一或台独之路,或者平平淡淡过一生,相信多少离不开来自绿岛的经历。

绿岛原名火烧山,是位于台东县以东33公里太平洋上的小孤岛。1910年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在绿岛设立“火烧岛浮浪者收容所”,把“犯罪人口”(罪犯)和“浮浪人”(政治犯)送到这里。


(绿岛是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距离台东县33公里,土地面积约15平方公里。图片来源:谷歌截图。)

1949年蒋介石时代,台湾省主席兼台湾省警总司令陈诚颁布台湾省戒严令,1987年时任总统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此长达38年的“白色恐怖”时期,绿岛就是集中关押“政治犯”的地方。

1999年,时任总统李登辉和文人柏杨等揭开绿岛人权纪念碑,并代表政府向政治受难者道歉,1949至1999半个世纪之路何等漫长。

碑文上写道:“在那个时代 / 有多少母亲 / 为她们 / 囚禁在这个岛上的孩子 / 长夜哭泣”。许多位妈妈哭泣的长夜把时光倒流到1951年,第一批近千人被秘密押送到绿岛“新生训练处”,高峰期这里关押约两千人,“枪决名单”则有千多人。

绿岛并不纯粹是台湾人的故事。杜晋轩的《血统的原罪 被遗忘的白色恐怖东南亚受难者》,让我们看到时代洪流下的“两个祖国”,以及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以及外国人,包括马来西亚人在莫须有的罪名下度过漫长的绿岛岁月。

杜晋轩在绿岛国家人权博物馆的“误入白色恐怖的马来西亚侨生”展板上,看到马来西亚人,包括来自霹雳怡保的同乡陈钦生的事迹后,展开“血统的原罪”的探索,以挚诚之心填补这块被遗忘的历史拼图,让我们重新审视那段尘封的史迹。


白色恐怖与马来西亚受难者


根据杜晋轩的研究,白色恐怖的38年期间,共有5位马来西亚人(70年代:陈钦生、蔡胜添、陈水祥,60年代:邬来、陈团保)在台湾被判刑坐牢。至于遭驱逐出境的马来西亚人,书中提到一些名字如武侠小说家温瑞安与诗人方娥真等,当时还出动“大侠”金庸跟有关当局较量,被卷入“遣返”之列的实际人数则是个谜。
五位在台湾坐冤狱的“侨生”简介如下:
陈钦生:1949年在马来西亚霹雳怡保出生,1967年到台湾读书。他是最后一批在放暑假时,被迫到成功岭参加军训的侨生,以后是台湾当局为马来西亚侨生另外开设的“海青会”(海外青年讲习会),直至上世纪90年代才退出舞台。1971年陈钦生被安上“马共”的罪名而遭逮捕,随后被判刑12年。出狱后那三年,台湾政府不让他回马来西亚,也不发中华民国身份证给他。
蔡胜添:1946年在马来西亚柔佛士乃出生,1965年到台湾念先修班后上大学。1970年他被带到拘留所,指他在马来西亚念书期间参加马共,来台湾宣扬“共匪”的光荣史,最终判处12年徒刑,并褫夺公民权5年。蔡胜添出狱后不敢回马来西亚,担心被误会为马共再次受到扣留。几个月后他才领到台湾的身份证。
陈水祥:1947年在马来西亚槟城大山脚出生,一岁时因局势混乱,一家人搬迁到泰南勿洞。1957年马来亚独立前,他到怡保投靠叔叔。小学毕业后选读育才独中,期待毕业后直接进入南洋大学深造。由于高中成绩不理想,只好退而求其次,到以国民党人为主的“中华大会堂”申请“回国(台湾)升学”。1970年底,台湾警察到他的家搜索并将他逮捕,1972年判刑12年。出狱后因遗失身份证明文件回不了马来西亚,最终以泰国护照“逃离”台湾。
邬来:1936年在马来西亚雪兰莪双文丹(Serendah)出生,受长辈灌输家乡好的观念,于1952年回到原乡广东台山。1962年邬来准备回马来亚探望病重的母亲,在澳门被设局拐骗到台湾,因写下“中国共产党员要不怕牺牲地坚持地下斗争”而成为政治犯,坐牢14年。中国认为他是有海外关系的归侨,台湾则认为他是有共产党关系的华侨,结果两头不着岸。
陈团保:1939年在马来西亚吉兰丹出生,随父母到新加坡定居和读中学。1956年,反共的他获得升学优惠,搭乘免费飞机到台湾读书。1962年陈团保读大二的时候被指控在新加坡参与“匪帮外围组织”,被判处徒刑五年,褫夺公民权一年。陈团保两年后获释,可能是一方面马华公会跟台湾交涉,要求当局放人;另一方面台湾成功设立驻吉隆坡领事馆,释放陈团保来表示善意,同时避免外交风波。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被扣留的马来西亚公民没有台湾身份证,“褫夺(台湾)公民权”出自何因?

杜晋轩的书中也提到神秘的新加坡人陈瑞生,这位“职业学生”在新加坡读了几间小学都没毕业。1955年林德宪制下的立法议院选举过后,17岁的陈瑞生前往广州的华侨小学读书,因不愿参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场劳动而被学校开除。他申请港澳通行证抵达香港后,被“安排”到台湾观光。1959年陈瑞生被台湾当局逮捕,后来下落不明。

此外,1969年有5名马来西亚留台学生被指控在马来西亚读书期间组织读书会,阅读反动书籍,来到台湾后依然故我。由于时值马台外交的关键时期,台湾决定遣返五人。

不幸遭遇到白色恐怖关押的马来西亚人只是思想较左倾,或者甚至根本遭诬陷,被安上共匪、间谍等罪状。台湾终于在2019年7月7日,由蔡英文政府为他们平反,撤销多年前的判决,让他们不再背负 “政治犯”的前科记录。


(绿岛:台湾监狱岛《安息歌》图片提供:许愫芬。)

追根究底,这些马来西亚人只是因时局的变化,回不了解放后的中国读书,或跨不进东南亚唯一的中文高等学府南洋大学的门槛,或因经济效益的考量,台湾成为顺理成章的对象。直到今天,台湾还是许多马来西亚学生升学的选择。2019年的马来西亚《中国报》引述驻马来西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代表的话,2018年在台湾留学的马来西亚学生人数达到17,000人,占东南亚学生的一半。

马来亚独立前,殖民地政府将马共(或疑似马共)遣返中国大陆,独立后中国不再接收马来亚华人。耐人寻味的,时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跟台湾磋商,希望将境内的马共带到台湾,依法审讯后送到绿岛去。不过台湾并没答应,而是决定派专家到马来亚协助“教育”这些政治犯。

马来西亚和台湾联手营造的“黄金十年”,为日后的双边贸易与文化教育奠下根基。但上世纪70年代接连遇上台湾退出联合国(1971)、马来西亚与中国建交(1974)后结束台湾领事馆事件,黄金时代前与后的小人物生不逢时,成为国际政治博弈的牺牲品。


国际政治博弈下所衍生的“两个祖(籍)国”


马来亚化的年代,一些在地华人面对身份认同的取舍,到底应该回到祖籍国中国还是留在新马参与建国。在那个新马正在如火如荼地争取摆脱殖民地统治的年代,1955年的万隆会议成为催化剂。中国总理周恩来宣布放下双重国籍的原则,要求在地华人加入居住地国籍,向宗主国效忠,台湾则极力争取做“正统中国”,坚持华侨的“祖国”身份认同。

二战后美国评估国共内战的形势,认为台湾落入中国共产党之手只是迟早问题,决定对台湾的未来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随着1950年韩战爆发,美国重新估量局势,台湾若被共产党占领,将直接威胁美军和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因此给予台湾经济与军事支援。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美国超越日本,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便是实例。

随着中苏交恶,中国的外交政策由亲苏反美,转为联美抗苏。1971年4月中美“乒乓外交”,美国队在北京和上海进行友好赛,以小银球转大地球,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一系列对中国开禁措施,为中美关系打响第一炮。十个月后,尼克松访问中国一个星期,改变日后的国际格局。虽然美国仍然跟“退出联合国”的台湾保持邦交,但跟中国关系迅速升温。1979年美国终于跟台湾断交,但通过《台湾关系法》来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以及美台商业及文化关系。

中华民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世界五强”之一(英国、法国、苏联、美国、中国),参与创建联合国,成为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会议,通过第2758号“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的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会议第2758号决议,将蒋介石政府驱逐出联合国。图片来源:Wikipedia。

台湾不承认“入联公投”,因为知道大势已去,决议表决前先宣布“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台湾认为退出联合国在先,决议表决在后,因此可根据先后程序来保住台湾的合法地位。

10月26日,蒋介石发表《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告全国同胞书》:“以台澎金马为基地的中华民国政府,乃是大陆七亿中国人民真正代表。恢复大陆七亿同胞的人权自由,乃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意愿,乃是我们决不改变的国家目标和必须完成的神圣责任。中华民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对于主权的行使,决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扰,无论国际形势发生任何变化,我们将不惜任何牺牲,从事不屈不挠的奋斗,绝对不动摇不妥协。”

昔日国民党坚持“中华民族主义”和“正统中国”的主观立场,只要祖先来自中国,身上流的是中国人的血就是中国人。在国际政治空间越来越狭窄的情势下,企图通过反攻大陆、“侨生”、“侨务”以及双重国籍等手腕来突围,维持其代表中国人的“合法身份”,东南亚华人,包括马来西亚“侨生”成为这场政治博弈下的棋子。


马华公会与国民党


1949年初,英国支持马华公会的成立,利用右派华人的势力来对抗左派华人为主的马共。

1950年英国承认北京政权,中华民国在马来西亚各州的领事馆都关闭了,马华公会接过保护马来亚华人的角色。

1951年马华公会由土生华人陈祯禄宣布为政党,并成为第一任总会长。由于殖民地政府禁止外国人在新马从事政党活动,一些原国民党领导人加入马华公会,继续反共的工作。

陈祯禄所属的土生华人群体在马华公会属于少数派,形成本土派与国民党人之争,但随着马来亚独立,华族获得公民权而得到缓解。


新台关系


新加坡在建立武装部队时,并不想过度依赖以色列。1967年台湾跟新加坡初步会谈,协助建立新加坡共和国空军,为新加坡提供飞行教官和维修技师,以此作为协商的筹码。1969年台湾在新加坡设立中华民国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团(现在的驻新加坡台北代表处),不过新加坡政府强调纯属商贸考量。1971年的联合国决议,新加坡投票支持中国入联,但驱逐台湾则弃权。新加坡的原则是一个中国,中国和台湾如何统一是两地的内政课题。

1973年新加坡时任总理李光耀飞到台湾跟蒋经国会面,两人一见如故。如《李光耀回忆录》所说,蒋经国的假想敌为中国共产党,新加坡的假想敌为跟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的马共,共产党成为共同话题。隔年,李光耀又到台湾,跟蒋经国讨论陆军的训练场地。几个月后,两地达成已经持续45年的“星光演习”(Exercise Starlight)协议。


(1973年李光耀(左)访台,蒋经国(右)亲自接待,参观日月潭。图片来源:中时电子报。)

1989年李登辉到新加坡访问,那是东南亚国家第一次接待“来自台湾的总统”,相信这次的会晤为海峡两岸建立信心,促成1993年台海两岸选择新加坡这个中立场所进行汪辜会谈。

李登辉奉行民主主义,发展经济,台湾朝野称他为“民主先生”。台湾戒严38年之久的白色恐怖,出于国民党政府于1947年制定的宪法中,跟中共武力对峙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1990年李登辉接纳学运代表的意见推动修宪,废除戡乱法条款及“万年国会”,走向今日台湾。

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国情不一样,由于台湾没有在新加坡设立过领事馆,因此没有所谓的建交与断交。新加坡人对祖籍国的认同,始终是中国。至于新加坡为数不少的金门人,同样的,他们对祖籍的认同是金门而非台湾。新加坡到台湾读书的学生虽然比例不大,每年也有几百人,如果说新加坡的留台生曾经面对过“两个祖国”、“侨生”、“正统中国”等困扰,或许就如马来西亚的情况一样,那只是过去的台湾一厢情愿的主观意识。


注:文中的马来亚和马来西亚指的是同样的马来西亚。1963年马来亚、新加坡、沙巴、砂拉越合并成为马来西亚前称为马来亚,合并后称为马来西亚。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主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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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August 21, 2020

七夕:吉隆坡文良港的七姐诞和槟城七条路的七娘妈

吉隆坡文良港的七姐诞


2019年七月初五,我们一行四人抵达马来西亚吉隆坡文良港,观察当地拜七姐的活动。

文良港Jalan Pahang 52号的店屋楼下是七宫仙女庙,楼上为属于先天佛堂的天德坛。这里是全马少数供奉七姐的庙堂。类似店屋的格局是后来发展形成的。


(文良港Jalan Pahang 52号的店屋楼下是七宫仙女庙,楼上为天德庙堂。这里是全马少数供奉七姐的庙堂。)

七宫仙女庙创建的年份距今已近90年。根据碑记,1920年东莞妇女在家乡创建仙女庙,1931年左右由“谢门丁氏”带到吉隆坡,创建庙堂后她便回故乡了。后来庙堂由袁门谢氏、袁转好管理。第四代管理人为袁焕娣。

七宫仙女庙安装的七尊仙女木雕,就是创庙时由中国师傅制作,带到吉隆坡来的。最特殊之处是她们的手是可以活动的。

七仙女的排位是这样的:大姐坐中央,偶数在右方,奇数在左方,因此大家熟悉的七姐(织女)是照片中最左方穿青衣那位。两座男像,右边是牛郎董永,左边是牛郎织女的孩子董仲。七姐和牛郎分坐两头,是因为凡人和神仙不能结合,为了圆满才把牛郎和董仲摆放在两旁。据悉这是传承自古代的格式。


(文良港七宫仙女庙,初六傍晚人开始来了,过了晚上11时(初七)人潮开始涌现。)

七位仙女和两名状元的衣服,都是善心人行功制作的素衣,由庙堂的义工美化,亲自把珠花、亮片缝上去,看起来就像粤剧的服装一样。

七宫仙女庙的常年拜七姐活动发展蓬勃,加上马来西亚中文报章与ASTRO电视台每年都有报道,传播越来越广,成为男女老幼皆咸宜的节日。

每年趁着七夕前来的人潮都相当多,让七姐诞得以传承下去。农历七月初六早上,这里已经开始拜七姐了,最高峰是七月初六子时过后,直到凌晨三点,隔天七月初七继续让人参拜。善信的来源颇广,已经结婚的来感谢七姐赐良缘,老夫老妻感谢七姐眷顾,父母为子女祈福,未婚男女来这里求姻缘,乞求早日脱单找到好对象。

七宫仙女庙安排了简单有趣的转运活动,让善信的人缘、姻缘圆满。初六晚上11时,七宫仙女庙里里外外人山人海,年轻男女和少数中老年人士列好队,由义工带领在庙里庙外转三圈,过后有义工准备的小点心如菜燕、寿司等让大家享用。


(年轻男女和少数中老年人士列好队,由义工带领在庙里庙外转三圈。)

摆在桌上的供品有鲜花、水果、海棠粉、花露水、口红、针线、梳子、礼篮、寿包、香烛和七姐盆。我们从新加坡带过去的七姐饼(金钱饼)在当地倒是没见过。七宫仙女庙鼓励善信敬拜七仙女后,将化妆品和供品带回去,不要浪费。

有些少女带上自己亲手制作的手工艺品向七姐展示,看看七姐是否已经赐予巧手。如果连续三次掷到圣杯,那就表示乞巧成功;笑杯就是七姐哈哈大笑,说还可以再接再厉;若是宝杯则是不合格,必须加倍努力。


(七姐诞的香案一角:水果、鲜花、三凤海棠粉都是传统供品,现在也有Johnson & Johnson 爽身粉。)

随着时代的演变,人们的思想不再保守,以往多是父母亲带着儿女或帮儿女祈求姻缘,如今则是年轻一辈自己前来寻觅良缘,因此近年来的七夕节里,庙内庙外都会挤满年轻人,焚香礼拜祈求七姐赐予良缘。年轻男女多数在初六深夜前来,拜过七姐在后厅喝茶谈天结缘,自然流露的甘榜情在大马依然存在。

蓝姐(约70岁)是一名客家人,在七宫仙女庙及附近其他庙堂服务20多年。刚到七宫仙女庙的时候,这里住着一些妇女,包括一群自梳女。她们年轻的时候在吉隆坡工作,梳起不嫁,年纪大的时候有些决定回乡终老,谁知道子侄将她们的钱花光后,连房间都不留给她们,只好回到南洋,在七宫仙女庙寄宿。

蓝姐表示平日也会有善信上门拜七姐求签,善信需要开导,因此无论上中下签都是上签,也就是A+,A,A-。下签并非不顺境,只是时辰未到,守得云开见月明。她们的责任是给人间带来希望,善信听了自然就会释怀。

蓝姐在永平读完独中后,申请奖学金到台湾逢甲大学深造。她成长的年代,华人受到固打的限制,无法进入马来西亚的政府大学,因此台湾往往成为多数独中毕业生的选择。

蓝姐表示七姐一生凄苦,每年只跟丈夫会面一晚,但她希望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种成人之美的心情,就是妈姐梳起不嫁的情操。

袁焕娣身为七宫仙女庙的管理人,定期到来主持活动。她记得小时候,这里二楼已经居住着一群单身女子。这些女子有些是顺德与周边地区的自梳女,有些因为跟家庭不和而搬到庙堂居住,有些则是丈夫去世后无依无靠,选择在庙堂终老。她们必须互相照顾,为往生的姐妹们上香等。上世纪80年代,这些单身女子已经不在人间。

袁焕娣表示她们很坚持传承七姐成人之美的美德,主要靠一年一次的七夕来赚取香油。虽然有人建议邀请道士、乩童等做法事来增加收入,她认为这些活动会淡化七姐的特色,传统文化会跟着流失。传承七姐文化与增加收入来源来扩建庙堂之间,她认为传承,确保传统文化不会流失更重要。


(七宫仙女庙后厅:年轻男女多数在初六深夜前来,拜过七姐在后厅喝茶谈天结缘。)

我以现代的观点去解读七宫仙女庙信众拜七姐背后的含义,是通过七姐诞的仪式来缔造人与人会面交往的缘分,让年轻男女有个比较自然的认识新朋友的平台,传承东方情人节的意义,或许这样的场合比一些特别安排的红娘活动自在得多。


槟城福建人拜七娘妈


2019年农历七月初七,我们来到坐落在槟城乔治市七条路的城隍庙。


(槟城乔治市七条路的城隍庙。)

每年七月初七,善信从四面八方前来拜祭七娘妈,献上七色花、爽身粉、海棠粉等,一些善信也会将受过祝福的化妆品带回家使用。根据当地的习俗,乞巧节拜七娘妈,可求得巧手,好容颜和好姻缘。当地的年轻男女已经懂得祭拜七娘妈,到现场祈福的亦不乏中老年人,那是因为七位仙女同在七月初七下凡,为大家赐福,所以这一天的香火特别旺盛。


(善信带来的供品。)

有一种别致的食物供品称为肚脐圆,外表类似汤圆,不过中间有个凹槽,根据当地民俗,肚脐圆的凹槽是用来盛装织女的眼泪的。


(根据槟城的民俗,肚脐圆的凹槽是用来盛装织女的眼泪的。)

顺便一提,槟城曾经流行过广东人拜七姐的活动,上世纪40至80年代是全盛期,许多来自顺德、江门四邑的广东妈姐都会依据传统习俗来过乞巧节。福建人也会在七马路城隍庙为适龄少女进行出花园仪式,但现在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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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August 14, 2020

哥打巴鲁的伯阿末(Pulau Pak Amat):二战的第一场马来亚战役

掀开二战马来亚战役的烽火现场


从前在国外,手中拿着纸本地图,到了小地方经常迷路。如今有全球定位系统,寻幽探秘方便多了。

2020年3月初,在谷歌导航下,我们穿越过哥打巴鲁(Kota Bahru)的瓜拉伯阿末(Kuala Pak Amat)马来村庄和两座仅容一辆汽车通过的小桥,来到山穷水尽疑无路,鸟不生蛋之地,吉兰丹当局设置的哥打巴鲁战役纪念碑映入眼帘。


(吉兰丹当局设置的哥打巴鲁战役纪念碑。)

踩过一段碎石泥沙小路,眼前是渺无人烟,原始荒凉的沙滩。

这里就是79年前掀开二战马来亚战役的伯阿末(Pulau Pak Amat),腥风血雨的二战历史现场。


(渺无人烟,原始荒凉的沙滩就是79年前掀开二战马来亚战役的伯阿末(Pulau Pak Amat),腥风血雨的二战历史现场。)

3月东北季候风已平息,南中国海风平浪静,丝毫没有年底翻滚的惊涛骇浪的踪影。碧海黄沙,不见昔日凄凉的黑暗。

哥打巴鲁是吉兰丹的首府,也是马来亚最北的州府。根据1936年的资料,偌大的吉兰丹只有38万人,华人约占百分之五。吉兰丹跟新加坡早已有铁路相连,往北可通往暹罗(泰国)。

哥打巴鲁的老居民说,不少当年参与吉兰丹登陆战的日本老兵于每年年底回到哥打巴鲁,祭拜在该第一场马来亚战役中死去的同袍。近年来老的老,走的走,前来凭吊的老兵已经越来越少了。


抢滩血战


哥打巴鲁的沙滩从北部的Badang,Pulau Pak Amat和Sabak 到南部的Bachok长约50多公里,其中北部的Badang,Pulau Pak Amat和Sabak为日军登陆点。 较远的Bachok海滩有较多碉堡,可见当时英军推测日军更有可能在Bachok登陆,挥军南下时至少可省下50多公里路。日军可能估计到英军这步棋,选择了较北部的沙滩。


(哥打巴鲁的沙滩从北部的Badang,Pulau Pak Amat和Sabak 到南部的Bachok长约50多公里,其中北部的Badang,Pulau Pak Amat和Sabak为日军登陆点。)

12月份的南中国海刮着强悍的东北季候风,这个时候也是豪雨的季节。日军参谋辻政信认为英国士兵不愿意在下雨和夜间作战,进行攻击行动对日军有利。25军总司令山下奉文采纳辻政信的建议,雨季行军。

1941年12月7日晚上11.45时,守军报告三艘日本运输船在伯阿末外停泊。日军先以高射炮轰炸沙滩,守军以高射炮还击,掀开二战马来亚战役的序幕。虽然当时南中国海波涛汹涌,5,000多名日军还是一波接着一波地登上小型登陆艇向海滩挺进。

12月8日午夜12.25时,首批兵士(18师)在伯阿末登陆,基准将(Berthold Wells “Billy” Key)率领的英印八旅跟日军展开激战。凌晨4时,日军成功夺取伯阿末。

英印八旅分布在50多公里的海滩防线上,兵力因此被削弱,必须仰赖皇家空军歼灭日本舰队,好让海滩的守军肃清残余的敌人。对弈的结果,英军的水牛战斗机不是日本先进的零型战斗机的对手,损失惨重。哥打巴鲁机场第一天便受到猛烈攻击,损失多架军机。基准将率领部队撤退,沿着山区铁路退到马来亚中部市镇立卑(Lipis,彭亨州),10多天的路程上将经过的桥梁尽数炸毁,阻缓日军进攻的步伐。

日军攻下伯阿末后,马上展开下一波行动,于凌晨4时30分轰炸新加坡市区和各个空军基地。联军总司令白思华试图以距离来争取援军到来所需要的时间。山下奉文估计联军会采用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下令军队火速前进,不让守军有重新集结的机会。日本称此次战役为“日本版的闪击战”。

马来亚战役的第一炮比日本空军袭击珍珠港早了一个半小时,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亦为二战结束后的反殖民地主义埋下伏笔。


错过先发制人的良机


12月8日凌晨3时左右,另一支日本军队在宋卡(Songkhla)登陆,南下合艾进攻吉打,下午5时在北大连(Patani)登陆的军队则向霹雳前进。

Peter Elphick的《Singapore: The Pregnable Fortress》(《真相》)揭露,12月6日上午10时30分,哥打巴鲁下了近48小时的豪雨暂时停止,间歇的时间足以让澳洲皇家空军的3架侦察机从机场起飞,在哥打巴鲁以北1855英里处看到3艘日本船,15分钟后看到更大规模的22艘运输船和12艘护航舰,不过船队是朝西前进的,并非南下马来亚或泰南。过后,澳洲皇家空军的侦察机受到日军袭击,趁着雨势躲到云层里脱险。

英军制定的“斗牛士行动” (Operation Matador),将战场拉远至暹罗南部,意图抢先阻拦日军在宋卡与北大连登陆,但最终计划并没有被执行。

哥打巴鲁的抢滩行动中,澳洲军机炸毁一艘运输船,击沉15艘登陆艇,日军损失700人,这场登陆战是日军在马来亚战役中损失最惨重的。

抢滩成功后,日军于1942年1月31日拿下全马(55天),经过一个星期的结集与筹划,2月8日晚上8.30时,日军发动进攻新加坡的登陆战,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攻至新加坡市区边缘。联军总司令白思华于2月15日农历年初一傍晚在福特车厂(Ford Factory)签下投降书,新加坡进入三年六个月的日据岁月。


挨打的海战


英军调派两艘主力战舰 “击退号” (HMS Repulse)及“威尔斯亲王号” (HMS Prince of Wales)和四艘驱逐舰来拦截准备登陆哥打巴鲁的日军,这支代号Force Z的东方舰队在1941年12月2日抵达新加坡,但由于随行的航空母舰发生故障,整只舰队缺乏由战斗机提供的远程掩护网。

12月8日,英军怀疑日军在泰国宋卡、北大连和马来亚哥打巴鲁登陆;加上军舰停泊在三巴旺军港其实很不安全,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出去歼敌。当天傍晚,东方舰队在三巴旺军港出海北上,航向不归之旅。

出海前,海军司令菲利斯将军(Rear-Admiral Sir Tom Phillips)跟其他联军将领一样,相信这两艘主力战舰上的二十台大炮和哥打巴鲁的皇家空军联手,已经足以对付不入流的日本空军。到了关丹外海,菲利斯将军才知道哥打巴鲁的空军基地已经被日军占领,军舰连最后的空防网都丢失了。

12月10日,在关丹外海面对日本83架战斗机连环轰炸下,战舰被击沉,840人葬身大海,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经此役后,更无力对抗日军的登陆行动。

伯阿末抢滩战役举足轻重,加上斗牛士行动没有执行,让日军占领三大据点,奠下英军的败笔以及日后反殖民地主义的狂潮。

主要参考资料
1. Malcolm H. Murfett, John N. Miksic, Brain P. Farrell, Chiang Ming Shun, 《Between Two Oceans: A Military History of Singapore from 1275 to 1971》, Singapore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ISBN 978-981-229-590-3.

2. Peter Elphick,Singapore: The Pregnable Fortress, HODDER & STOUGHTON (1995), ISBN 9780340649909. 

3. ROUWEN LIN, “Invasion of Malaya: First shot in the Pacific war”, The Star, 08 December 2016. https://www.thestar.com.my/lifestyle/people/2016/12/08/invasion-of-malaya-the-japanese-arrive/ accessed 18 March 2020.

4. Shu Yun Tsiao, Chua Ser-Koon, Malayan Chinese Resistance to Japan 1937-1945  Selected Source Materials, based on Colonel Chuang Hui-Tsuan’s collection, Cultural & Historical Publishing House Pte. Ltd. (1984), ISBN 9971-83-9385.

5. SITI RAHIL, “Remembering the war's first battle”, the Japan time NEWS, December 10, 2009.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09/12/10/national/remembering-the-wars-first-battle/ accessed 18 March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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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August 07, 2020

新加坡河上的阿卡夫桥 Alkaff Bridge

阿卡夫桥与阿卡夫家族


55米长的阿卡夫桥(Alkaff Bridge)屹立在新加坡河上游的罗拔申码头(Robertson Quay),那是一座现代彩绘的“新桥”,于1997年落成,为桥边的阿卡夫码头留下蛛丝马迹。

阿卡夫桥这一带的合洛路俗称贡石街,福建人经营打墓碑、打石磨等业务。贡石是福建话打石的意思。


(充满色彩的阿卡夫桥为行人带来阳光般灿烂的笑容。)

19世纪的新加坡有三大来自阿拉伯地区的商人兼慈善家,俗称3A:Aljunied, Alsagoff, Alkaff。

19世纪中叶,阿卡夫从也门来到新加坡经营白糖、咖啡与香料贸易。20世纪初,整个家族已经拥有近百间地产,成为本地呼风唤雨的首富之一。直落布兰雅山上的阿卡夫山庄(Alkaff Mansion)是他的家族留下的遗迹。

阿卡夫家族亦捐钱兴建回教堂,包括从惹兰友诺士(Jalan Eunos)搬迁到勿洛蓄水池路的Kampong Melayu Mosque,以及位于麦波申私人住宅区的国家古迹阿卡夫回教堂(Alkaff Upper Serangoon Mosque)。


(位于麦波申私人住宅区的阿卡夫回教堂受列为国家古迹。)

阿卡夫回教堂附近就是散发着东洋味的阿卡夫湖公园(Alkaff Lake Gardens),约一个世纪前落成的公园有日本式桥梁、茶室和船屋等,堪称为新加坡第一座“日本花园”。1928年的柏林奥运会,东京选手在新加坡停留,还到这座日本式花园游玩,留下美照。


(1928年的柏林奥运会,东京选手在新加坡停留,还到阿卡夫湖公园这座日本式花园游玩,留下美照。图片来源:NAS。)

湖泊在1964年被填平,目前是四德女中校舍(Cedar Girls Secondary School)。建屋局、公园局和文物局正在联手,在比达达利新镇内恢复阿卡夫湖公园原貌。

二战改变了许多财主的命运,包括阿卡夫家族在内,不得已变卖了许多产业,包括阿卡夫山庄和阿卡夫湖公园。阿卡夫山庄曾经用作世界佛教大学,餐馆等。


菲律宾女画家Pacita Abad


阿卡夫桥外型就像当年在河上运输的驳船。2003年,菲律宾女画家Pacita Abad与她的团队为这艘驳船涂上52种鲜艳活泼的颜色和两千多个水泡,最后签上她的名字。


(Pacita Abad 临终前终于在阿卡夫桥签下自己的名字。)

Pacita Abad 的姐妹说,Pacita 因患癌病重,必须坐轮椅。她告诉医生,无论如何我都快要死了,为什么不让我完成这座桥?为什么你不让我工作?她终于签上自己的名字。

完功数个月后,Pacita 与世长辞,终年58岁。硬挺的桥体结构上动感的生命力或许可以总结她的一生。

菲律宾人似乎比较感性,喜欢色彩,Pacita也不例外。Pacita搞的是当代艺术创作,俗称抽象画。她的颜料不只是涂在帆布和纸张上,她大胆使用不同的原料,如纸浆,树皮,金属,陶瓷,玻璃等,一生创作了5000多件作品,在世界各地展示。

2003年,Pacita来到新加坡河畔,在河畔的STPI(Singapore Tyler Print Institute)当驻校画家,我也在那里玩过丝印(silk screen printing)。


(我在STPI的丝印习作。)

Pacita每天对着阿卡夫桥,觉得桥梁很单调,于是通过STPI向政府部门申请,为这座桥“化妆”。意外的,当时办事一板一眼的“有关当局”竟然答应让她涂鸦。

Pacita将色彩作为送给新加坡的礼物,她希望这类公共艺术能够刺激新加坡人的神经,将艺术融入日常生活中,当成生命的一部分。


(通过STPI提出申请,Pacita得偿所愿,为阿卡夫桥“化妆”。)

Pacita说,我时常将世界看成色彩,虽然我的视野、看法与创作不断受到新思维与环境的变化所影响。我觉得我就像颜色大使,通过正能量让世界微笑。(I always see the world through colour, although my vision, perspective and paintings are constantly influenced by new ideas and changing environments. I feel like I am an ambassador of colours, always projecting a positive mood that helps make the world smile.)


开心的时候别忘了笑


Pacita把人生的告别之作留给新加坡,挥一挥衣袖,不带走浮云,只留下色彩。她将正能量与开心的笑容带给新加坡人。

我发现跟朋友走到这里,大家都会情不自禁地拿起手机留下美丽的倩影。

我最开心的,就是在桥畔欣赏着自然绽放的笑靥,感染笑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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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August 04, 2020

从正式委任“反对党领袖”谈厄斯金·梅的议会“圣典” Erskine May’s treatise on the law, privileges, proceedings and usage of Parliament

2020710日新加坡全国大选成绩揭晓后,总理李显龙第一时间点名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为正式反对党领袖。紧接着两个多星期间一切安排就绪,可见反对党领袖计划并非一触即发的灵感,就如陈振声在电视竞选辩论时所说,执政党将反对党视为可能的替代政府。长远来说,该计划或许也是为执政党谋后路

根据国会议长办事处和国会领袖办事处于728日所发表的联合文告,反对党领袖的职责包括:

1)领导反对阵营在国会辩论政策、法案和动议时提出替代观点;

2)在国会领导并组织审视政府立场和行动的工作;

3)在委任反对党议员担任特选委员会成员事项上提供咨询,包括公共账目委员会等常设特委会的委任;

4)反对党领袖也可能被要求担任其他职责,如出席正式国家活动,及随同政府和公共服务成员参与出访和会议。

反对党领袖的权利包括:

1)在国会享有优先回应权;

2)有权听取政府在国家安全、对外关系,或出现全国危机时的机密报告。

反对党领袖将获得385000元的总年薪,比普通国会议员多一倍。

反对党领袖的新增酬劳(19万2500元)最吸睛,一方面展示新加坡国会走入新里程碑,另一方面制造新舆论,考验工人党在金钱压力下,如何维持道德权威的形象。

政府发布联合文告后,毕丹星同一天宣布捐出新增酬劳的半数(扣税后),也就是9万多元充作阿裕尼与后港的公益与党务用途。他亦准备跟前进党的两名非选区议员潘群勤和梁文辉合作,给予适当的支持,一定程度上化解这封“红包”所带来的“政治风险”。

蜘蛛侠原理


新加坡的国会从非选区议员(1984年),集选区制度(1988年),官委议员(1990年)一路走来,如今采取英国的议会制,正式委任反对党领袖,可说是来到真正的分水岭。

不期然想起蜘蛛侠,Peter Parker以个人的力量来维护社会的正义与公正,“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能力越强,责任越大)。

“能力越强,责任越大”源自1793年法国国民立法议会。为期十年的法国大革命推翻传统君主制的阶级观念,以及贵族与天主教会统治制度,开启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新纪元。

从工人党夺得第一个集选区议席到夺取第二个集选区,历经的就是十年之路。当然这不是场流血革命,而是温和的演进。演进过程中最值得赞赏的是该党坚持就事论事,不作人身攻击的政治立场。相信这一点也引起执政党的反思,8月1日总理发给行动党议员的信函中,便告诉该党议员不可通过社交媒体攻击他人。

反对党在缺乏公务员的支持下,如何摆脱一贯的“副司机”的质疑和批评政策的方式,“在国会辩论政策、法案和动议时提出替代观点”,征途荆棘满布,影响的不是这几年,而是长远的民主生态。虽然这么说对只在国会占百分之十的席位的工人党不公平,但行动党支持者和中间选民都在虎视眈眈,工人党的蜜月期不可能太长反对党领袖可能扮演蜘蛛侠这个沉重的角色吗?

厄斯金·梅(Erskine May)的议会“圣典” 


政府的联合文告所列出的反对党领袖职责、权限和津贴,跟英国议会所奉行的议会常规的精神面大致相同。

此外,共和联邦国家如加拿大、澳洲、纽西兰、南非、尼日内亚的议会都根据英国宪政理论家厄斯金·梅的《论议会之法则、特权、程序与惯例》(Erskine May’s treatise on the law, privileges, proceedings and usage of Parliament)。

该“圣典”于1844年由厄斯金·梅始创,此后他花上多年时间,更新到第九版。目前英国议会所使用的是2019年更新的第25版,电子版可以自由下载。[1]

《论议会之法则、特权、程序与惯例》共745章,包括:

第一部:Constitution and organisation of parliament(议会宪制与组织)
第二部:Powers and privileges of parliament(议会的权力与特权)
第三部:Conduct of business(行为准则)
第四部:Public legislation(公共条例)
第五部:Financial procedure(财务程序)
第六部:Committees(委员会)
第七部:Private legislation(私人条例)

现代英国议会认为两党制能为国家管理带来稳定性与可替代性,其中关于反对党领袖的职位是于1937年正式确立的。

第一部第四章第4.6节写道,议会由最大反对党组织影子内阁,影子内阁成员有各自的政治职务,直接批评政府的政策或提出替代方案。万一执政党辞职,议会的最大反对党可以成立政府。1975年起,影子内阁获得政府拨款,于英国西敏寺国会大厦(Westminster)设立办公室。

第一部第四章第4.43节写道,1937年起,反对党领袖都享有薪酬。201741日的年薪为64,029英镑。1965年起,反对党首席党鞭也获得薪酬,1972年扩大至两名副党鞭。201741日,首席党鞭的年薪为33,490英镑,副党鞭为19,523英镑。

首相与议员的薪酬


20194月,英国议员的年薪为79,468英镑,并可领取维持办公室、职员与伦敦住宿的津贴。

议员若有其他公职,如首相、部长、议长、反对党领袖、反对党党鞭、委员会成员等,也可领取职位薪金。以首相为例,20194月的首相年薪加上议员薪金为158,754英镑,实际领取154,908英镑。多年来,首相领取的实际薪酬都比应得报酬稍低。

此外,议员也可以申请每年9,000英镑的文具与邮政开支。冠状疫情期间,还可申请额外10,000英镑,作为他们和员工住家办公的开支。[2]

反对党领袖的薪酬


20194,反对党领袖除了领取65,181英镑的年薪和79,468英镑的议员薪金外,也享有部长级的专车与公务待遇。

综合起来,反对党领袖的总年薪为144,649英镑,跟内阁部长相近。[3]

影子内阁(Shadow Cabinet  


影子内阁是英国议会的重要特征。它是一组由反对党领袖领导的资深反对党议员,在议会中扮演“内阁部长”的角色。影子内阁的责任是仔细审查政府的政策与行动,并于适当时候提出替代方案。若该反对党在下一届大选胜出,影子内阁成员多数会受委为该部门的部长。

影子内阁并没有额外的薪酬,所领取的是当议员的基薪。[4]

薪酬比较


英国政府的薪酬是公开的,可以在英国政府的网页上查询。结算下来,首相的总薪酬(职务薪金+议员薪金)比部长高出约5%,比反对党领袖高出约10%,比议员高出约50%,实际上首相的职务薪金还比议员略低。[5]

20194月,英国政府所公布的年薪摘录如下:

职务
议员年薪
(英镑)
职务年薪
(英镑)
总年薪
(英镑)
跟首相的总薪酬比例
首相
79,468
79,286
实际领取75,440
158,754
实际领取154,908
1

部长
79,468
71,090
实际领取67,505
150,558
实际领取146,973
0.95
反对党领袖
79,468
65,181 [注1]
144,649 [注1]
0.91
影子内阁
79,468
0 [注2]
79,468 [注2]
0.50
议员
79,468
0 [注2]
79,468 [注2]
0.50

2012年部长薪金白皮书


很自然的,公众人士会对比各地政治人物的酬劳。关于新加坡国会议员与部长的薪酬,应以2012110日的部长薪金白皮书为准(White Paper: Salaries for a Capable and Committed Government)[6]。

首先是部长(MR4级)的门槛基薪,这是根据最高薪的一千名新加坡公民的入息中位数,再将此中位数乘于60%。年薪为13个月固定薪金+可变动花红(通常1个月)+个人表现花红(表现良好的通常可得3个月)+国家表现花红(通常3个月)。正常情况下为20个月,等于1,100,000 新元。

最糟的情况是经济特差,所有花红都取消,领取13个月固定薪金。此情况下,部长(MR4级)的年薪为715,000新元。

由于新加坡采用的是英国西敏寺议会制,因此有公共职位的议员同时可获得国会议员的薪酬。[7]

2012年的部长薪金白皮书摘录如下,必须注意的是,可变动花红部分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职务
议员年薪
(新元)
职务年薪 [注3]
(新元)
总年薪
(新元)
跟部长(MR4)的总薪酬比例
总理
192,500
2,200,000
2,392,500
1.85
副总理
192,500
1,870,000
2,062,500
1.59
部长(MR1
192,500
1,760,000
1,952,500
1.51
部长(MR2
192,500
1,540,000
1,732,500
1.34
部长(MR3
192,500
1,320,000
1,512,500
1.17
部长(MR4
192,500
1,100,000
1,292,500
1
总统
0
1,540,000 [注4]
1,540,000
1.19
市长
192,500
660,000
852,500
0.66
国会议长
192,500
550,000 [注4]
742,500
0.57
反对党领袖
192,500
192,500 [注5]
385,000
0.30
国会议员
192,500
0
192,500
0.15
非选区议员
28,900
0
28,900
0.02
官委议员
28,900
0
28,900
0.02
注[3] 根据13个月固定薪金+9个月可变动花红。
注[4] 根据13个月固定薪金+1个月可变动花红。总统与国会议长职位不含个人表现花红与国家表现花红。
注[5] 根据国会议长办事处和国会领袖办事处于728日所发表的联合文告,反对党领袖的薪酬比国会议员多一倍来推算。这是固定薪金,没有可变动花红。

主要参考资料
[1] Erskine May accessed 30 July 2020.
[2] Salaries of Members of the United Kingdom Parliament accessed 30 July 2020.
[3] Leader of the Opposition (United Kingdom) accessed 30 July 2020.
[4] Shadow Cabinet accessed 30 July 2020.
[5] Salaries of Members of Her Majesty's Government from 1st April 2019 accessed 30 July 2020.
[6] White Paper: Salaries for a Capable and Committed Government, Cmd.1 of 2012, 10 January 2012.

相关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