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登于《源》2016年第6期，总期124，新加坡宗乡会馆总会联合会出版
甘榜格南的地标
2016年8月27日，宗乡总会率领着八十人的团队，走了一趟甘榜格南徒步之旅。我负责组织由国家博物馆义务中文导览员组成的户外导览团队，跟旧雨新知分享了这个地区鲜为人知的异域风情，度过温馨的周末。导览员跟导游的性质不一样，导游是一份职业，导览员则是义务的。
甘榜格南曾经是一座“皇城”，也是东南亚各地回教徒前往麦加朝圣的启航点。从19世纪至20世纪80年代百多年的光景中，信徒们在这里留宿。等待着航往麦加的客船的当儿，他们也在这里进行商贸，赚取旅费。
金黄圆穹顶的苏丹回教堂矗立在桥北路，回教堂旁的马来传统文化馆同样以黄色的帝皇气势彰显这个地区的马来特色。苏丹回教堂最独一无二之处就是圆穹顶下黑色的酱油瓶底座。这些酱油瓶都是20世纪初重建回教堂的时候，信徒筹集经费所捐献的，情形就像上世纪50与60年代初，新加坡人通过一对一的方式筹募资金，兴建南洋大学与消失的国家剧场一样。
（苏丹回教堂最独一无二之处就是圆穹顶下黑色的酱油瓶底座。）
金黄色的回教堂在新马较为普遍，可能跟六百年前马六甲与中国明朝建交有一段深厚的渊源。《明史》和《马来纪年》都记载了马六甲开国君主拜里米苏拉跟明朝建交的经过。拜里米苏拉乃新加坡马来王朝的末代皇帝，擅自篡位后被印尼满者伯夷王朝追杀（另一个版本是被暹罗围剿），寡不敌众下辗转逃到马六甲。在明成祖赐碑封国下，马六甲摆脱了暹罗（泰国）的威胁，将马六甲发展成为一个军事与财富实力雄厚的大国。此后皇朝的习俗沿袭下来，马来王族跟中国皇帝一样，将黄色作为王族的颜色。
绿色则是回教（伊斯兰教）的传统颜色，马来人开斋节所使用的“红包套”也是绿色的。绿被视为“天授万物之正色”，妇女若是穿着无袖上衣或短裙，进入苏丹回教堂前必须套上绿色的外袍，以示尊重。
（妇女若是穿着无袖上衣或短裙，进入苏丹回教堂前必须套上绿色的外袍，以示尊重。）
纠结的皇城
苏丹回教堂的所在地原为新加坡近代史上苏丹胡先家族的土地。说起苏丹胡先，不能不提莱佛士。19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雇员莱佛士在东南亚寻找跟中国做生意的中途站，看上了荷兰势力还没涉足的新加坡。莱佛士将在柔佛王朝家族斗争中失势，流落到民丹岛生活的胡先遵奉为苏丹，并迎接他到新加坡来。1819年2月6日，莱佛士跟苏丹胡先和天猛公（宰相）阿都拉曼签订“友好联盟条约”，以每年8,000西班牙元租下新加坡河岸附近地区（苏丹5,000元，天猛公3,000元），打下英国在东南亚殖民的基础。
三年后，莱佛士重回新加坡，委任Philip Jackson进行市区规划（Jackson Plan，Plan of the Town of Singapore），将新加坡河南岸（小坡）规划为欧洲人区，较偏远的甘榜格南地区则设立了阿拉伯甘榜（Arab Campong）、苏丹皇宫和武吉士甘榜（Bugis Campong）。马来传统文化馆就是当年的苏丹皇宫的所在地。两百年后的今天，新加坡市容伊稀可见当年的雏形。
（莱佛士的市区规划图，两百年后的今天伊稀可见当年的雏形。）
（马来传统文化馆就是当年的苏丹皇宫的所在地。）
1824年8月2日，新加坡第二任驻扎官哥罗福（John Crawfurd）跟苏丹签下新条约，正式 “全面收购”新加坡。哥罗福签下的那张“永久地契”，买下了新加坡本土与方圆十里的岛屿的拥有权，包括地处南中国海与新加坡海峡要塞的白礁。苏丹与天猛公则在新加坡本土分配到一些地段。
哥罗福跟苏丹胡先和天猛公阿都拉曼进行收购新加坡的谈判时，对贩卖奴隶与赔偿等问题发生多次争执。天猛公对从新加坡河口搬到花柏山下的徙置费感到不满，苏丹胡先则因欠下一大笔赌债，要求更多赔偿金来还债。哥罗福认为这两个马来领导人都没有“实用价值”，希望他们可以尽早离开新加坡，因此条约阐明如果他们选择永久性离开，还可得到一笔优厚的补偿（苏丹20,000元，天猛公15,000元）。不过他们似乎都有先见之明，坚决保留新加坡的部分土地。
哥罗福在签约后的一个月内解放了苏丹皇宫内二十多名女奴，无疑是人权上的一大成就。虽然胡先提出强烈抗议，哥罗福也不是省油的灯，坚持在英国人管理的地方，不许有奴隶交易，违者一律处罚。一个月后，哥罗福在通往武吉士甘榜的路上，故意绕道撞倒胡先皇宫的围墙，但还是逼不走胡先。这些轶事都记载在另一部重要的马来文献《Hikayat Abdullah》（阿都拉传）。
哥罗福在签约后的一个月内解放了苏丹皇宫内二十多名女奴，无疑是人权上的一大成就。虽然胡先提出强烈抗议，哥罗福也不是省油的灯，坚持在英国人管理的地方，不许有奴隶交易，违者一律处罚。一个月后，哥罗福在通往武吉士甘榜的路上，故意绕道撞倒胡先皇宫的围墙，但还是逼不走胡先。这些轶事都记载在另一部重要的马来文献《Hikayat Abdullah》（阿都拉传）。
英国人并不喜欢胡先和他的家族，夺得新加坡后索性吃碗面反碗底，千方百计要废了他。胡先在马六甲养病去世，英国人表示“他（胡先）死后，对继承问题没有采取任何步骤”，也就是苏丹已经没有利用的价值，英国东印度公司干脆利用这个机会，让苏丹职位永远消失，以加强国际法眼中殖民地的合法地位。不过这段“英胡恩仇录”并没有就此了结，多年以后，胡先的后人继续跟英国人打官司，法庭裁决甘榜格南的土地归英国人拥有。英国人甚至通过宪法（Sultan Hussain Ordinance (Cap. 382), 1904）落实此条例，但又藕断丝连地允许胡先的后代继续留在皇宫，并领取常年生活费。1999年，新加坡政府通过修宪斩情丝，让胡先的后人领取一笔现金后搬离皇宫，从此各走各路。
迈入21世纪后，苏丹皇宫重新发展，形成今日的格局。梧槽河畔（Jalan Kubor）看似荒废的马来坟场匿于繁忙的维多利亚街角，这里埋葬着的胡先的后人，都以东姑的名衔保留着王族的身份。虽然政府已经征用了这块坟地，但看来并不急于“清场”。
苏丹皇宫前保留着一棵格南树（白千层），格南树干坚固耐用，是造船的良材。格南也指一支在船上生活的海人（Orang Gelam），后来迁居到布拉尼岛（Pulau Brani），逐渐跟马来人同化。
华人村落
苏丹皇宫前保留着一棵格南树（白千层），格南树干坚固耐用，是造船的良材。格南也指一支在船上生活的海人（Orang Gelam），后来迁居到布拉尼岛（Pulau Brani），逐渐跟马来人同化。
苏丹皇宫前的闸门叫Sultan Gate（苏丹门），华人的叫法则更为传神了，既然北京有王府井，苏丹门口就干脆叫“王府口”。王府口还有个俗名叫打铁街，客家人在这里生起洪炉火来打制铜铁器皿。打铁街前横贯的公路叫彭亨街，也许叫胡先的胸口一辈子的痛。当年胡先就是因为到彭亨迎亲的时候，父亲突然去世了，结果被弟弟继承了皇位。
（林子平画笔下的打铁街。摄于新加坡国家美术馆。）
彭亨街的俗名为打石街，顾名思义，坟场的石碑就是在这里生产的。这个行业由潮州人和福建人垄断，石块来自万里和乌敏岛的矿场。
有华人居住的地方就有华校，座落在阿里哇街（Aliwal Street）的崇正学校和崇本女校都是福建人创建的小学，第一任新加坡民选总统王鼎昌和慈善家李光前都是崇正学校的校友，播音人安娜则是崇本女校的毕业生。在时代潮流下，民办学校都抵不过关闭的厄运，1980年代初崇正交给政府管理，崇本则成为另一所消失的华校。
（座落在阿里哇街（Aliwal Street）的崇正学校和崇本女校都是福建人创建的小学）
集水而居的村落
在莱佛士的规划图上，甘榜梧槽，也就是现在的哥罗福组屋区（以第二任驻扎官John Crawfurd 命名），原为武吉士人的村落，可见开埠的年代，武吉士人已经形成一个相当人口的族群，在梧槽河上做交易。武吉士人早在十七世纪中便走出苏拉威西（Sulawesi），到爪哇进行贸易。荷兰东印度公司对香料群岛虎视眈眈，切断武吉士人的财路，逼使他们渐行渐远，到廖内、马来亚和新加坡设立贸易基地。
来自马来群岛的族群越来越多，爪哇、巴韦安、马六甲、米兰加保等人都在附近安家，1836年的地图显示武吉士人已经搬迁到更远的梧槽河与加冷河交汇的盆地。不过，武吉士人并非加冷河上最早的“原住民”。早在19世纪初，加冷海人（Orang Kallang）已经在加冷河定居，哥罗福买下新加坡后，许多加冷人迁徙到柔佛。不幸的，致命的天花疫情传染开来，整族人都死去了。当时有些加冷人继续居住在加冷河口（Kallang Rokok），后来因兴建加冷机场而分散到各地。
甘榜梧槽有美芝路（Beach Road）、松巴瓦路（Sumbawa Road）、 巨港路（Palembang Road）、爪哇路（Java Road）、关丹路（Jalan Kuantan）、北根路（Jalan Pekan）、民多路（Minto Road）。顾名思义，Beach Road是条海滨公路，黄金大厦和圣约翰救伤队总部都建立在原来的海床上。松巴瓦、巨港和爪哇都是印尼的城市，可见新加坡的马来族群的移民史跟印尼人息息相关。关丹和北根乃彭亨的首府和昔日皇城，反映了胡先家族跟彭亨皇族的渊源。民多是一名苏格兰人，1807至1813年间受委为印度总督。民多出任总督期间新加坡归柔佛王朝管辖，看来英国殖民地政府不放心将甘榜梧槽交给彭亨和印尼人，安排了民多来坐镇。
甘榜梧槽
甘榜梧槽有美芝路（Beach Road）、松巴瓦路（Sumbawa Road）、 巨港路（Palembang Road）、爪哇路（Java Road）、关丹路（Jalan Kuantan）、北根路（Jalan Pekan）、民多路（Minto Road）。顾名思义，Beach Road是条海滨公路，黄金大厦和圣约翰救伤队总部都建立在原来的海床上。松巴瓦、巨港和爪哇都是印尼的城市，可见新加坡的马来族群的移民史跟印尼人息息相关。关丹和北根乃彭亨的首府和昔日皇城，反映了胡先家族跟彭亨皇族的渊源。民多是一名苏格兰人，1807至1813年间受委为印度总督。民多出任总督期间新加坡归柔佛王朝管辖，看来英国殖民地政府不放心将甘榜梧槽交给彭亨和印尼人，安排了民多来坐镇。
（意大利有比萨斜塔，新加坡则有“花蒂玛斜塔”。）
1970年代，甘榜梧槽发展为二十多座组屋的哥罗福组屋区和商场，美芝路熟食中心吸引了许多老饕，马来甘榜的气息已经荡然无存，唯一的相关建筑物花蒂玛回教堂（Masjid Hajjah Fatimah）保留了昔日的蛛丝马迹。来自马六甲的花蒂玛（ Hajjah Fatimah）跟武吉士的王子结婚，继承了早逝的丈夫的遗产。她拥有多艘船艇，除了跟印尼进行商贸外，也载着信徒到麦加朝圣。花蒂玛有个哈雅“Hajjah”的衔头，表示已经到麦加朝圣过了。花蒂玛的住家两度被抢，性命则无恙，为了感恩于真主阿拉的保佑，捐钱献地兴建了回教堂。
意大利有比萨斜塔，新加坡则有“花蒂玛斜塔”。花蒂玛回教堂建在沙地上，地基不够结实，基督教堂式的尖塔跟比萨斜塔一样一年年地倾斜，抢救后总算稳固下来。
回教族群就像华人一样，除了建立寺庙，为信徒提供心灵慰藉外，也兴建类似宗乡会馆的棚屋（pontok）和学校来照顾族人。设立在甘榜格南的棚屋有巴韦安人的，马六甲人的，也有爪哇人的。这些棚屋由富裕的商贾出钱兴建，让新客有个落脚之处。爪哇人的棚屋设在王府口，跟马来皇宫结为近邻。居住在棚屋的爪哇居民多数是美食高手，在附近海口路（如今的美芝路邵氏大厦）后面的巴士总站摆路边摊，售卖沙爹、卤面（mee rubus）、炒面（mee siam）等传统美食。
3A中的Alsagoff和Aljunied
回教族群就像华人一样，除了建立寺庙，为信徒提供心灵慰藉外，也兴建类似宗乡会馆的棚屋（pontok）和学校来照顾族人。设立在甘榜格南的棚屋有巴韦安人的，马六甲人的，也有爪哇人的。这些棚屋由富裕的商贾出钱兴建，让新客有个落脚之处。爪哇人的棚屋设在王府口，跟马来皇宫结为近邻。居住在棚屋的爪哇居民多数是美食高手，在附近海口路（如今的美芝路邵氏大厦）后面的巴士总站摆路边摊，售卖沙爹、卤面（mee rubus）、炒面（mee siam）等传统美食。
20世纪初，祖籍阿拉伯的富商欧善高（Syed Mohamed bin Ahmed Alsagoff ）在惹兰苏丹路（Jalan Sultan）设立了新加坡第一所男女混合回教学校（Alsagoff Arab School），随着女生人数日增，1970年代转为纯女校。学校的创建人欧善高的外婆就是花蒂玛。
（新加坡第一所男女混合回教学校Alsagoff Arab School。）
欧善高除了扩展家族的船运业务外，也在芽笼士乃（Geylang Serai）和柔佛置产，收入用来资助学校、回教堂和远在阿拉伯家乡的贫困人士。
另一名富商阿裕尼（Syed Omar bin Ali Aljunied）在莱佛士的邀请下从巨港来到新加坡创业，他可能是殖民地时代第一位涉足新加坡的阿拉伯人。阿裕尼家族在阿拉伯街（Arab Street）开了两家商店，一间售卖马来女士传统服装、娘惹装和峇迪，另一间以售卖阿拉伯的沉香纯香精油为主，皇室贵族和普罗百姓都是他们的常客。
民间将欧善高、阿裕尼 和另一名富商 Alkaff （阿卡夫）合称3A，一方面羡慕他们的财富，另一方面褒扬这些原自阿拉伯的家族对新加坡的贡献。
位于两家阿裕尼的商店之间的是伊朗人的特色小店，由年轻的Ari负责打理。Ari自小随着父亲来到新加坡，但波斯风情环绕眉梢，介绍伊朗艺术时就像口齿伶俐，故事讲足一千零一夜的桑鲁卓姑娘。Ari的小店除了有阿里巴巴飞毯和阿拉丁神灯之外，最特殊的是铜雕艺术，通过上釉的功夫，使到铜雕艺术品与中国的外销瓷几可乱真。
中东文化
位于两家阿裕尼的商店之间的是伊朗人的特色小店，由年轻的Ari负责打理。Ari自小随着父亲来到新加坡，但波斯风情环绕眉梢，介绍伊朗艺术时就像口齿伶俐，故事讲足一千零一夜的桑鲁卓姑娘。Ari的小店除了有阿里巴巴飞毯和阿拉丁神灯之外，最特殊的是铜雕艺术，通过上釉的功夫，使到铜雕艺术品与中国的外销瓷几可乱真。
（Ari的小店除了有阿里巴巴飞毯和阿拉丁神灯之外，最特殊的是铜雕艺术。）
代表中东文化的还有“苏菲”（sufi）、玫瑰和郁金香，甘榜格南与阿拉伯街交界处就有家苏菲餐馆（Sufi’s corner Turkish café）。回教跟其他宗教一样有不同的分支，苏菲是其中一个门派，经过千年的传播，信徒遍布全世界，伊朗、土耳其等地有许多追随者。土耳其盛行的旋转舞可能跟苏菲文化息息相关，因为“旋转”是苏菲行者重要的修练方式，他们相信修行一段日子后，可以通过不停地旋转而达到功德圆满的境界。
（甘榜格南与阿拉伯街交界处有家苏菲餐馆Sufi’s corner Turkish café。）
甘榜格南也有以玫瑰和郁金香为标志的建筑物，足以让大家寻幽探秘。玫瑰是是苏菲文化的象征，郁金香则是土耳其和伊朗的国花。对伊朗人而言，玫瑰象征着美丽人生与爱情，捍卫宗教理想而殉道的勇士的血液则滋润了郁金香。
（这栋建筑物（MakDonor）跟麦当劳是否异曲同工？）
（甘榜格南也有以玫瑰和郁金香为标志的建筑物，足以让大家寻幽探秘。）
当玫瑰花处处开，郁金香处处在的当儿，或许也是我们改变“马来人”这个笼统的概念的时候。甘榜格南并非一般人理解中的马来社区，它的居民除了来自马来群岛与阿拉伯地区外，也有在此地谋生的华人，大家在各自的文化语言的熏陶下一起过着和谐的生活，让日子随风飘散着馨香。
主要参考资料
1. “Kampong Glam, A heritage trail”,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October 2012
1. “Kampong Glam, A heritage trail”,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October 2012
2. Abdullah Bin Abdul Kadir, A.H. Hill, “The Hikayat Abdullah, The Autobiography of Abdullah bin Kadir （1797-1854）”，ISBN 0195826264，OUP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1986.
3. 苏海莉·奥斯曼（Suhaili Osman），“本是同根生：新加坡的马来社群”，《源》，新加坡宗乡总会出版，2015年第5期，总1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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