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uly 26, 2019

将冰山劈开

2019年5月10日,Jeff Goodell在国家博物馆黑箱剧场的演说 “The water will come”,谈论的是十年前只有小猫三几只听他发表的课题。十年后的今天,套Jeff Goodell的一句话:“这是个全世界都关注的课题,只有特朗普不相信地球暖化。”


(Jeff Goodell: 近五年来的气候变化,地球上的小红点已经变成红海。)

Jeff Goodell是美国人,他的演说离不开他所熟悉的美国,政府没有投入足够的资源来抵御迈阿密(Miami)和美国最大的海军基地诺福克(Norfolk)的海平面上升,城市正面临气温变化所带来的大灾难。

Jeff Goodell的《The water will come》书中,谈到湄公河三角洲和孟加拉的稻田已经受到海盐的破坏;若海平面继续上升,许多岛屿国家将被海水淹过而不复存在。


(南极冰川在消失中:南极洲的地理考察显示,热膨胀与冰块融化使到全球海水不断上升,这是所有沿海国家与地区的隐忧。)


(2019年3月2日与3月6日,五天前后的南极卫星图。右图显示冰山裂开后漂流。)

雅加达沉没


国际组织(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估计30年后(2050年),全世界将会有两亿名“气候难民”。荷兰、马尔代夫、孟加拉等地的国民最可能首当其冲。不丹号称最快乐的国家,冰川占不丹总面积的10%,主要位于北部的高山地区。这些冰川是不丹河流重要的可再生水资源的源头,万一冰川蓝湖决堤,很可能随时引起不丹洪水暴发,就像一场无声的海啸,威胁到生活在下游的所有居民。

印尼的大部分财富都集中在首都雅加达。雅加达坐落在沼泽地上,目前正在以每年1-15厘米的速度下降,几乎一半地区已经处于海平面以下。雅加达沉没不再是天方夜谭。

过去10年里,北雅加达地面下降了2.5米,平均速度为每年25厘米。部分地区目前还在以此速度继续下沉,这是全球沿海大城市平均水平的两倍多。雅加达其他地区也在下沉,但速度较慢:西部每年下沉15厘米,东部每年下降10厘米,中部每年2厘米,南部仅1厘米。

过去20年间,安德烈亚斯(Heri Andreas)一直在研究雅加达的地面沉降问题。按照他的推测,这座承载着1000万人口的大城市是全世界地面下沉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2050年的北雅加达95%的地区将被淹没。

雅加达下沉的原因除了海平面上升之外,部分是由于过度开采地下水,用于城市居民的饮用、冲凉与其他日常所需。雅加达多数地区的自来水都不可靠或不能用,居民只好从地下深处的含水层中抽水使用。但下水被抽出时,它上面的土地跟着下降,导致地面下沉。

挽救的方法不是没有,但必须投资400亿美元来建筑32公里的海堤和17个人工岛屿。[1]

如果将首都搬迁至婆罗洲(加里曼丹),首都的人口将会跟着迁徙,下层的速度便可缓解。随着印尼总统佐科蝉联执政,相信迁都大业将是重要决策之一。


冰山一角


南极洲的地理考察显示,冰山一角是我们肉眼所见的,实际上这些冰川筑在海床上。随着气候变化,暖流将冰山劈开破裂后消融,热膨胀与冰块融化使到全球海水不断上升。这是所有沿海国家与地区的隐忧,包括中国、印度、孟加拉、越南、印尼、日本等,当然还有新加坡。近10%的全球人口就住在海拔不到10公尺的地方。


(将冰山劈开:冰山一角是我们肉眼所见的,实际上这些冰川筑在海床上。)


(冰山列成小片融化,造成全球水位上升。)

新加坡属于低洼岛屿,大部分地区海拔15公尺,30%则不到海拔5公尺。因此,海平面上升及降雨更频密无疑会对我们造成不良影响。

1975年至2009年,新加坡海峡的海平面每年上升1.2毫米至1.7毫米。据国家气候变化秘书处的预测,到本世纪末,我国每天平均气温预计将增加1.4至4.6摄氏度,海平面则预计上升25公分至76公分。

少于1米的海平面上升对新加坡的影响大吗?

1974年2月9日,天空没有降雨,但异常的天文现象使到本地的海潮高涨达3.9米,超过平时的一倍。新加坡变成沼泽国,新加坡河附近的地区全都淹水,商店和货仓的白米、椰子、柑橘都浸在水中,樟宜的海岸线藏在1.5米的海水下,海浪变得更大更强地冲击着海岸,低洼地区变成“泳池”,西部和北部的红树林都被淹盖。[2]


(1974年的海水高涨,许多沿海地区都淹水,大坡桥南路也不例外。图片来源:NAS)

荷兰有一半地区的海拔低于1米,四分之一地区甚至低于海平面,使用堤坝来保护低地。荷兰的历史就是不断抽水,与海洋争地的历史,只有不断把水抽到堤坝外,才能争取到生存的空间。新加坡打造中央蓄水池时,荷兰的堤坝专家亦参与项目,海墙技术派上用场。或许日后世界各地对堤坝的需求量更高时,荷兰可以重振昔日东印度公司的辉煌了。

冰川持续融化对新加坡的海运生命线冲击严峻。目前北极的冰天雪地正在缩水,想象一下30年后轮船改行北极新航线,本地海港吞吐量骤降的情景!


(中央蓄水池:滨海堤坝将海水和淡水分开,堤坝使用的是荷兰的技术。)


“海上浮城”


2012年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双年展,越南艺术家以地球暖化为题材,设计未来的浮动村庄。当时访客的一般反应是:造型美观,但不觉得有特别关注的必要。


(2011年新加坡双年展(Singapore Biennale):越南艺术家 Tiffany Chung的海上城市。)

关于浮岛,我在茵莱湖见识过两种浮岛:天然浮岛和人工浮岛,它们都是漂浮在水上的土地,可以像船那样到处划动,因此使用插入湖底的竹篱笆来固定位置,有的岛中央还盖起轻便的房屋。这些浮岛的面积大小不等,形成罕见的“浮岛村落”和“浮岛农业”,大浮岛上开出一块块细长的农田,种植番茄、黄瓜、豆角等作物,收成后运往缅甸各地。

(穿梭于浮岛间。)

十多年前我在国防部工作的时候,见识过美国海军对外公开的深海浮动基地的概念。当时在给资深军官上课的时候,我曾经提出海上浮动城市与防卫的挑战,不过当时没有多少人相信浮动城市的可能性。未几,新加坡出现小型浮动舞台,成为国庆检阅礼的亮点。


(深海浮动基地 Joint mobile offshore base.)

法属波利尼西亚(French Polynesia)位于太平洋中部,由118个岛屿构成。当地政府与美国的海上家园研究所(Seasteading Institute)签署协议,计划在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Tahiti)附近建造世界上首个漂浮城市。波利尼西亚荷兰工程公司 Deltasync 的可行性报告建议:首座浮动城市将由 11 个矩形和五边形平台组成,每个平台长度为 50 米,厚度也为 50 米,以便保护建筑物和居民。浮动城市的特色是水产养殖、医疗保健、和可持续能源。浮动城市的平台将由钢筋混凝土制成,可支撑三层及其以下建筑上百年。首批入住居民将为 250 至 300 人。[3]


(Seasteading Institute 拟议的浮动城市。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38647174.)

虽然此计划胎死腹中,但如今联合国可能会重新考虑“海洋浮城”的可行性。

话说回来,迁都、海上浮城都只是硬体变化。人心如何面对环境变化的软体工程何其浩大。


[1] 马尤里·美林(Mayuri Mei Lin),希达亚特(Rafki Hidayat),“生存还是毁灭 ‘下沉’的雅加达与失控的地下水”BBC印尼语科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45166091 accessed 1 Jun 2019.

[2] P P Wong, “Impact of a sea level rise on the coasts of Singapore: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Earth Sciences, Vol.7, No. 1, pp. 65-70, 1992.

[3] French Polynesia signs first 'floating city' deal, BBC 17 January 2017.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38647174 accessed 1 Ju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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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July 19, 2019

实利基路与两座山:苏菲雅山和艾美丽山 Selegie Road, Mount Sophia and Mount Emily

原文刊登于《源》,新加坡宗乡总会联合会出版,2019年第二期,总期138。


实利基路的老地标


认识“实利基”(Selegie)的经过是这样的:我进入华校读书后,父亲决定让弟妹们读英校,跟随表哥的路,报读实利基小学。十层楼的实利基小学,可能是当年唯一装置两架电梯的学校。

表哥住在学校旁的20层“摩天楼”,俗称20楼,那是上世纪60年代最高的组屋之一。摩天楼二楼有两个衔接其他组屋的露台,为466个单位的居民缔造睦邻的环境,更是孩子们踢球耍乐的天堂。近年来基于保安考量,才将露台拆除了。


(实利基路的20楼是小坡七马路的地标。)

实利基路俗称七马路,这是民间根据小坡的地形而约定俗成的。小坡大马路为桥北路,二马路为维多利亚街,以此类推。

实利基路有两座约一个世纪前落成的犹太人建筑物:坐落在密陀路交界处的大卫伊莱雅楼(David Elias building)和武吉知马路交界处的埃利森楼(Ellison Building)。本地的犹太人从1850年代的20人增加到二战前的800人,多数居住在市区和东部。目前新加坡有约2500名犹太人,多数为欧洲移民。

埃利森楼旁有座名噪一时的丽士戏院(Rex)。丽士戏院浮生多劫,见证了人寰变迁。1960年代由邵氏机构的一线电影院起家,风光了十多年后,由于翻版录像带充斥市场,电影放映不下去了,转型为歌剧院。热潮过去后,戏院经历过溜冰场、教堂和迪斯科舞厅的岁月,如今重操旧业,改建为三家专门放映印度片的电影院,宝莱坞影片为客工们寥解乡愁。

两年前政府宣布计划兴建南北交通廊道,丽士戏院与埃利森楼的多间店铺都必须拆除。民间组织通过书信与网络,要求相关机构珍视文化资产,为市容保留昔日记忆。重新研究后,相关机构最终推出的方案完全避开丽士戏院,对埃利森楼的影响则减少到一个店铺,取得两全其美的结局。


(埃利森楼受到正在施工的南北交通廊道的影响,已经被围起来。)


苏菲雅山的苏菲雅


实利基路建安大厦旁的威基路(Wilkie Road)是一道斜坡,弯弯的山坡路上是两座相连的苏菲雅山(Mount Sophia)和艾美丽山(Mount Emily)。小小的苏菲雅山曾经学校林立:南华女校,中华女校,圣玛格烈女校,美以美女校,三山学校,南洋美专,应验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谁是苏菲雅倒是有各种传闻:

1. Charles Robert Prinsep(布连拾,六马路以他命名) 的女儿Sophia Prinsep。布连拾是位大园主,1840年在苏菲雅山及周遭拥有豆蔻与咖啡种植园。

2. 英国传教士苏菲雅修女(Sophia Cooke)。19世纪中叶,苏菲雅接管华人女子学校,当了42年校长,为本地的女子教育鞠躬尽瘁。华人女子学校的创建可追溯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年代。中国战败后五口通商,伦敦教会的Mrs Maria Dyer前往中国传教时在新加坡停留,看到流落街头的“妹仔”(奴婢)与被遗弃的女孩,于是在小坡大马路成立这所学校来收容这些女孩。后来女校迁至苏菲雅山,最后定名为圣玛格烈女校(St Margaret’s School)。

3. 澳洲传教士苏菲雅修女(Sophia Blackmore)。苏菲雅分别于1887与1888年创建了美以美女校((Methodist Girls School)与花菲卫理女校(Fairfield Methodist Girls School),鼓励海峡华人送女孩入学读书。苏菲雅在新加坡住了40多年,为文化教育奉献一生。

对于海峡华人重男轻女的观念,苏菲雅修女回忆道,有些母亲告诉她,我们不要女儿学会自立,如果女儿跟儿子读同样一本书,女儿一定会学习得更好,使到儿子看起来很笨。女儿没有读书无所谓,儿子一定要显得聪明。

4. 莱佛士第二任夫人苏菲雅。莱佛士壮年去世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对“谁是新加坡的创建者”产生争议。苏菲雅根据莱佛士的信件和笔记,在莱佛士去世数周内一鼓作气,完成了《莱佛士回忆录》(Memoir of 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交到东印度公司手中,应验了“成功男人背后有一个女人”的说法。

5. 莱佛士的妹夫威廉弗林特(Captain William Flint)的女儿玛丽·苏菲雅·安(Mary Sophia Anne)。 这位苏菲雅的父亲是新加坡的第一任港务总监,在这座小山丘上住过几年。此山原名实利基山(Bukit Selegie),弗林特以莱佛士夫人和自己的女儿为它重新命名为苏菲雅山。

负责城市规划的Philip Jackson于1823年6月5日的素描上已注明Mount Sophia,1836年的城市地图正式将原来的Bukit Selegie易名为Mount Sophia。由于当时布连拾和两位传教士还没出现,因此苏菲雅山以与莱佛士有亲属关系的两个女人命名的可信度较高。


山上的学校


苏菲雅山上的南华校舍于日战前落成。粤语片风行的年代,谢贤、嘉玲、南红等在新马拍摄粤语片《椰林月》,剧情凸显华侨富商在新马热衷办学,南华校舍和学生们都入镜了。

南华的华族舞蹈赫赫有名,校友吴应霞分享内幕。原来南华的黄爱珍老师除了在学校全职教舞外,亦在校外开班授课,学生毕业后成立南华校友舞蹈团,从年少跳到老。学校有专业的舞蹈老师,大大提高同学们的水平。这也说明一个现象:当年的政府辅助学校可以自由聘请教职员,只要老师有某方面的专长,便会名师出高徒,比一般的政府学校更具优势。随着华校式微,南华经历数度搬迁与教育改革,最后在金文泰新镇重整旗鼓,传承南华人引以为傲的舞蹈专长,维系着一世纪的南华情缘。

校友跟城市重建局磋商后,成功保留山上的南华建筑作为教育用途。去年学前教育中心开课前,特地为南华人开放一天,那股人情味就像一股暖流,长歌不散,十分窝心。


(南华女子中学校的校舍受保留作为教育用途。)

至于消失的三山学校,跟Bukit Selegie、苏菲雅山和艾美丽山是否有关联?答案是纯属巧合。

福州又称榕城,别名三山,是福州市的于山、乌石山、屏山的合称。福州会馆创建的三山学校是一所男女混合小学,1960年代高峰期,学生将近两千人。不过三山学校就跟新加坡其他华校的命运一样,在以英文为主,中文为辅的大环境下,面对学生人数急速下降的困境,1981年送走最后一批学生。


(三山学校由福州会馆创建。福州又称榕城,别名三山,是福州市的于山、乌石山、屏山的合称。摄于三山学校校刊。)

三山校友何和琰印象最深刻的是跟山上其他学校的学生抄捷径,从乌节路的总统府前门进,由苏菲雅山麓的后门出。总统府地方大,落叶多,同学们沿途踩着弓起的枯叶,看谁脚下的声音最响亮。有时遇上换班的守卫,一板一眼地踏着整齐的步操前进,同学们便扮起鬼脸,故意摔倒等,希望能“博君一笑”。在总统府当过守卫的洪袖宝爆料,遇上这些搞怪的学生,必须装作视若无睹,一走入休息室便马上哄堂大笑,久而久之就无动于衷了。

南华与三山校舍都跟南洋美专有过一段缘。二战后,南来画家林学大创建的南洋美专复办,租用圣多马径(Saint Thomas Walk)一栋别墅作为校园。后来在福州会馆的支持下,使用三山学校校舍,日后进一步扩展,先后租用南华和实利基小学校舍,迈入南洋艺术学院的新纪元。在国家艺理会的资助下,南洋艺术学院再度搬迁,租用面积较大的密陀路圣安东尼女校和威基路11号的别墅上课,最终在五马路(明古连街)拥有独立的校园。


(林学大塑像: 南洋美术学院多次搬迁,最终在五马路(明古连街)拥有独立的校园。)

艾美丽山的11号别墅


威基路11号的别墅坐落在山路的尽头,原为奥斯本大宅(Osborne House),如今称为“艺岭”。占地八万多方尺的豪宅已有百年历史,不过为何命名为奥斯本依然是个不解之谜。

1920年代初是日本人移民新加坡的高峰期,池田重吉医生(Dr. Jukichi Ikeda)来到本地,在禧街开诊所“池田齿科”,买下这所豪宅入住。不过,他在山上住不上五年,豪宅便被占领为日本总领事馆。日本总领事馆盘踞艾美丽山顶,不仅居高临下俯瞰市区,更与总督府(如今的总统府)近在咫尺, 战略意义显而易见。

二战结束后,这栋山顶豪宅的角色多次更换,曾经是社会福利部的办事处、女子收容所、孤儿院和戒毒所等。


(威基路11号的别墅坐落在山路的尽头。它曾经是美代子的故居,日本领事馆,方壮璧教书的地方。)


寻根


个别人士对11号别墅有不同的回忆。马共全权代表方壮璧的回忆录中提到日战后由于经济拮据,无法回到华中念书,由牧师推荐他到这家艾美丽山孤儿院当教员。1989年马共签署合艾协议后,方壮璧希望叶落归根,回返新加坡,最终因政治因素而不了了之,带着遗憾而终。

佐藤美代子在本地出生,跟着妈妈搬到叔公池田医生的豪宅生活。九岁那年,新加坡备战,所有日本人都被令离开新加坡。当时形势混乱,有些日本人早已融入本地社区,不免依依不舍;有些在日本没有户籍,不知何去何从;有些做间谍工作的,则被关在监狱里等。美代子的母亲带着三个孩子,乘 坐“非洲丸 ”回返长崎,从此告别“故乡”。

85岁的佐藤美代子回到新加坡,接受《联合晚报》访问时指出,当年她特别喜欢到山顶豪宅的后院,俯视市区的景色;她记得屋内的饭厅,大伙儿其乐融融地聚在一块儿用餐。一想起艾美丽山顶的那段日子,温馨美好的回忆就会涌现,很想重访儿时故居,再看老房子一眼。佐藤美代子终于得偿所愿,完成寻根之旅。


豪宅附近的游泳池


1878年,艾美丽山上兴建山顶水库。半个世纪后,福康宁山顶更大的蓄水池落成时,也是殖民地政府鼓励全民运动的时候,艾美丽山顶水库改建为本地第一个淡水的公共游泳池。当时大众娱乐不多,公众对游泳池趋之若鹜,每个月上山嬉水的人士多达八千人次,周末在池中人撞人,连泡水都有问题,更遑论游泳了。


(艾美丽山曾经有个山顶水库,为附近居民提供自来水。)


(艾美丽山游泳池的入口处,新加坡市政委员会徽章(1948年)镶在墙壁上。)

表哥带我们上山的上世纪70年代,游泳是分时段的,每节两个小时,有些时段还会分性别,只准男生或女生进入。为了争取时间,少年朋友冲过旋转闸门后边跑边脱,急不及待地跳入池中。时间到了,救生员提早15分钟吹哨子,赶鸭子般催人上岸,热闹的泳池回归暂时的宁静。

如今艾美丽山顶环境清幽,绿草如茵,却是莫道韶华逝,依稀故人来。


(艾美丽山顶环境清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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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July 16, 2019

牛车水已消失的行业

作者:何乃强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2019年7月1日
图片:本网站网主

我在牛车水住了22年,在那里长大、上学。先父的店一直在牛车水,营业迄今。因此我常去牛车水,见证牛车水战后的变迁与发展。

昔日的牛车水,店铺鳞次接比,经营各种各类的生意,应付密集居民的生活所需。店铺之外,还有街头小贩、流动贩卖、骑楼摆档和摆地摊等交易买卖,构成独特的风貌。而今,很多店铺经已消失,或改头换面,转营别业。

想起上世纪牛车水一些店铺,白铁店就有二三十家,以邓波街和南京街为多。白铁是镀锌铁,既美观、耐腐蚀,亦防锈。用来制造各种容器,如铁罐、水桶、垃圾桶、洒花壶等。先父说,白铁业是客家人传统手工艺行业。邓波街28号的合兴白铁店,是我们常光顾及送去修补的店铺。后来塑胶产品问世,白铁业被淘汰了。

牛车水的火炭铺(也称木炭),亦已销声匿迹。邓波街、新桥路曾有过火炭铺。数十年前,不是家家户户能装设煤气炉和电炉,那时没有石油液化气(LPG,Liquefied Petroleum Gas)。先母喜欢去离家不远,邓波街的火炭店购买包装好的火炭作为烹饪燃料。区如柏在1991年出版《祖先的行业》,记录了上世纪的木炭业历史。

思静的《木屐踩过的岁月》,使我想起牛车水已不存在的木屐铺。童年时,跟随先母去邓波街“钉屐”(买木屐),木屐店内的一切情景,历历在目。硕莪街、新桥路、桥南路也有很多木屐店,不过全都无影无踪了。

(“钉屐”,就是做木屐的意思。图片来源:互联网。)

以前没有足够空间容下大冰箱冷藏肉类,酒楼和一些住家使用冰块保鲜。依稀记得牛车水史密斯街就有出售方形大冰块的店铺,大冰块的体积约为1立方公尺大小。也有用铁锥凿成小块分售。小时候我吃的五彩糖浆红豆雪球,是刨冰造成。犹记这些冰块店前的路面总是湿漉漉,撒满木糠,原来木糠是用来防止冰块在转运途中融化。冰块运走后将木糠遗留地上。我相信,冰块店是最先在牛车水消失的行业之一。

现在的牛车水,很多行业店铺已不存在,例如藤织(沙藤)用具、帆布物品,硕莪巷的殡仪馆、纸扎店,客纳街雕塑神像的“西天国“,邓波街的山禽野兽、蛇鳄龟鳖、家禽螃蟹店,理发店、客栈、电版店、气灯店等。今天牛车水还在,但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牛车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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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车水的前世今生

Friday, July 12, 2019

黑奴 Slave trade

奴隶贸易


2013年6月至9月间,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列支敦士登公国(Liechtenstein)皇室收藏特展,展示了91件以巴洛克时代的画作为主的艺术品。眨眼间五年已过,那时候的国家博物馆馆长为李楚琳,她的任期内为新加坡带来了数场世界级的特展,为国人带来了欣赏希腊、法国、意大利、安特卫普、埃及等地的古文明与艺术空间。

关于列支敦士登公国的皇室收藏,一般访客都较喜欢以希腊神话或圣经旧约中的故事为题材的画作,有些访客则为巴洛克大师鲁本斯(Rubens)的画作而来。

我较有感触的作品是安特卫普(Antwerp)画家Jan Boeckhorst于1650年绘制的《非洲寓言Allegory of Africa》。画中人是一位身穿威尼斯式单肩连衣裙,珠光宝气的年轻女子。《非洲寓言》的蓝天白云下,是一片金光闪闪的富庶景观,右手臂还套上粗大的黄金装饰。但仔细看女子的左手,是被锁链牢牢铐住的。洋人眼中的解放非洲,实际上是一场惊天动地的文明倒车。


(安特卫普(Antwerp)画家 Jan Boeckhorst 在1650年绘制的《非洲寓言Allegory of Africa》)

1974年,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世界三分的思想。第一世界指美苏,通过超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来推行霸权主义,第二世界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德、日、加等国,和身处第三世界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反殖、反帝的发展中国家。

在更早的16世纪,欧洲则将世界四分,东西南北四大方位分别为亚洲、美洲、非洲和欧洲。这个世界四分的观点,和文艺复兴后的四分论倒是挺一致的,如 four seasons(四大季节:春夏秋冬),four classical elements(四大元素:水火土气),four classical virtues(四大美德:适度、审慎、勇氣、公正。temperance, prudence, courage, justice)。

15世纪中至19世纪末前后四百余年,欧洲的资本家并没有秉持四大美德的观念。他们为了向美洲殖民地种植园和矿场提供劳动力,从非洲掳走大批黑人,千里迢迢贩卖到美洲各地。由于贩卖黑奴主要在大西洋东西两岸进行,西方国家称之为“大西洋奴隶贸易”。奴隶贸易为西欧资本家带来巨额利润,却是非洲史上最黑暗的日子。


非洲黑奴


奴隶制度并不是15世纪才出现,所谓胜者为王,古罗马、古中国、阿拉伯等都实行奴隶制度。

非洲历史上,公元1世纪的《红海回航记》一书已经有关于来自非洲之角(索马里)的奴隶的记载。7世纪末,阿拉伯人进入北非后,曾把抓来的黑人贩运到阿拉伯国家、波斯、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地。欧洲方面,14世纪已经有西班牙和葡萄牙贩卖从北非运来的黑奴。15世纪初,西班牙和葡萄牙一些大城市还有专门贩卖黑人的奴隶市场。

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奴隶贸易急剧发展,欧洲在非洲大陆进行有组织的大规模贩卖黑人活动。16世纪荷兰逐渐崛起,到了17世纪中叶,荷兰取代西班牙的地位,成为海上霸主,几乎垄断了海上的奴隶贸易。


法国历史油画大师Jean Léon Gérôme 绘制了多幅古代贩卖女奴,叫人深感震撼之作。

(法国历史油画大师Jean Léon Gérôme 绘制的各族群贩卖女奴的震撼之作。图片来源:互联网)

看着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以奴隶贸易致富,在美洲有殖民地的英国和法国也想分一杯羹,于是加入奴隶贸易。以英国利物浦为例, 1709年只有一艘贩奴船驶向非洲,20年后增加到 15艘,半个世纪后贩奴船达到百多艘。在1709到1787年间,英国对外贸易的航行吨位增加了14倍,大都与奴隶贸易有关。

英国和法国加入奴隶贸易后,在欧洲、非洲和美洲之间建立了三角贸易,首先从欧洲装上酒、军火、棉织品、装饰品等,运送至非洲,与出售黑奴的部落交换奴隶;接着度过大西洋,把黑奴运送到美洲各地,交换那里的矿产和农产品,最后带着货物回到欧洲。每一轮的三角贸易需要约六个月时间,利润可达千倍。

18世纪末,欧洲有识之士发起废奴运动,大西洋奴隶贸易逐步走向没落。1807年,英国通过了禁止奴隶贸易的法令,其他国家也相继宣布禁令,奴隶贸易弃明投暗,走私贸易随之猖獗起来。19世纪上半叶起,美国成为主要贩卖黑奴的国家。在非洲东海岸,阿拉伯经营的奴隶贸易也特别活跃。19世纪下半叶,奴隶贸易大致上被遏制住了,零星的贩卖活动则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


新加坡殖民地时代的奴隶制度


19世纪中国苦力以卖猪仔的方式来到南洋、中国广东、香港、澳门、新马等地的“妹仔”,娼妓贩卖活动中的“阿姑”和“琵琶仔”,本地马来苏丹的女婢等都是出现在新加坡的奴隶的近代版。

1819年,莱佛士跟苏丹胡先和天猛公阿都拉曼签约,租下新加坡河口方圆两公里地段,并严禁奴隶贩卖。不过,第一任驻扎官法夸(William Farquhar)为了筹集殖民地管理资金,不顾莱佛士定下的政策与规划蓝图,接受苏丹和天猛公的奴隶和债务奴役的交易,两人之间因理念的差异而结怨

第二任驻扎官哥罗福(John Crawfurd)跟苏丹胡先和天猛公阿都拉曼进行收购新加坡的谈判,对贩卖奴隶与赔偿等问题发生多次争执。天猛公对从新加坡河搬到直落布兰雅的3000西班牙元徙置费感到不满,苏丹胡先则欠下民间一大笔债务,要求更多赔偿金还债等,使到哥罗福认为这两个马来领导人都没有“实用价值”,希望他们可以尽早离开新加坡,因此1824年8月签订的条约阐明如果他们离开新加坡的话,可以分别获得20,000与15,000西班牙元的一次过赔偿,不过两人都不打算离开。

对哥罗福来说,在签约后的一个月内,成功解放了苏丹皇宫内27个女奴隶,是一项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义举。虽然胡先强烈抗议,哥罗福也不是省油的灯,坚持在英国人统治的地方,不许有奴隶交易,违者一律处罚。一个月后,他还在通往Kampong Bugis的路上,故意绕道 Kampong Glam,撞倒胡先皇宫的围墙,但还是逼不走胡先。不过苏丹胡先有名无实,又欠债累累,很快便失去了马来人的支持。

对于新加坡早期的奴隶贸易,莱佛士的马来文通译员文西阿都拉(Munshi Abdullah bin Kadir)所撰写的《阿都拉传》(The Hikayat Abdullah)详细地记载了他在1823年的亲身经历。当时武夷士人牵着五六十个奴隶在大街上行走,手上拿着藤鞭,任意挥打在他们身上。武夷士人说每一名奴隶的卖价是$30至$40,船上还有更多选择。

隔天早上,文西阿都拉在船上看到约三百个奴隶,男女小孩孕妇,各种肤色都有。女奴的买家甚至当场解开女人的衣服,做出各种难以启口的举动,男奴则像猴子一样被绳索捆绑在船边,大小解都站在哪儿就地解决。妻离子散、骨肉分离,全发生在一条船上。文西阿都拉亲眼见到这种人间炼狱,才深切明白为何莱佛士对奴隶贩卖恨之入骨。

莱佛士早在19世纪初出任爪哇代理总督时,已经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三万名奴隶悉数释放。


(新加坡开埠年代的女奴贩卖活动。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已经过了四分之三,2014年6月美国发表的人口贩卖报告,将新加坡列为第二级,也就是不达标。新加坡政府以惯例质疑报告的可靠性,但就双方的陈词,可以肯定的是现代奴隶是确确实实地存在的,人口贩卖这门古老的行业并没有随着社会进步而消失。

2014年11月3日,新加坡国会通过“防止人口贩卖法令”( Prevention of Human trafficking Act)。发言的议员都举例证实变相的人口贩卖活动确实存在:渔夫活在不人道的生活条件下,来自孟加拉的性工作者被逼每晚接待10个客人,周末必须从下午2点到隔天早晨6点,接待45名嫖客。来新加坡唱歌赚钱供养身体不健全的孩子的女歌手,被剥光身子,关在冷房里,直到答应卖淫为止。显然这是迟来的法令。

“防止人口贩卖法令”在2015年3月1日正式实行,初犯者可被判入狱十年,鞭打六鞭,罚款十万元。重犯者入狱十五年,打九鞭,罚款十五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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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佛士与法夸结怨
甘榜格南皇宫

Friday, July 05, 2019

消失的甘榜“万里泽光” Mandai Tekong Village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9年6月17日。

新加坡近代史上,上世纪70至80年代迅速流失的甘榜就如船过水无痕,有些地名则通过不同的方式保存下来,有两条线索可循的“万里泽光”属于后者。

兀兰5道有座占地广阔的邻里公园Mandai Tekong Park。兀兰还没开发为新镇前,昔日阿兵哥曾经在此万里、马西岭和乌鲁三巴旺相连的地区出没,山林、农场、池塘和胶园交错,给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兀兰5道的Mandai Tekong Park提供追溯昔日万里泽光的线索。)

坐落在义顺3道的“长秀威灵东山联合庙” 由三间古庙组成,庙祝解释东山庙是80多年的庙宇,源自万里泽光村,战前的旧名为岐山村。随着乡区被征用,老居民物色到新地点延续香火。

显然Mandai Tekong Park的灵感源自万里泽光,不过原址不在此处。从前Tekong的中文译名为“泽光”而非如今的“德光”, 1951年的南洋商报便有一篇“泽光島居民要求取消宵禁令以便渔民夜间捕鱼”的报道。

万里泽光土生土长的原居民王东印和乡里,为我们重新组构老地方的风貌。


万里泽光隐藏在乌鲁三巴旺


从前的乌鲁三巴旺占据新加坡北部的半壁江山,惹兰乌鲁三巴旺(Jalan Ulu Sembawang)和罗弄甘巴士(Lorong Gambas)两条乡间黄泥路贯穿军民共用的几个大村落。惹兰乌鲁三巴旺全长约12公里,头尾衔接三巴旺路和万里路,住在深山的居民走到有巴士川行的万里路,必须花上整个小时。

上世纪末通车的实里达高速公路将乌鲁三巴旺分割开来,北部发展为兀兰市镇,南部则保留作军事用途。万里泽光落在军事训练区里。

(乌鲁三巴旺地图对照。)

Mandai Tekong Park所在地则为“福山园”乡村。福山园的中玉学校是上世纪80年代初,新传媒《雾锁南洋》的拍摄场地之一。几个月来,老师同学跟未来的阿哥阿姐为伍,心情特别愉快。


乌鲁三巴旺的居民


乌鲁三巴旺以福建人居多。万里泽光估計有约三百名居民,大门的匾额写着济阳(蔡)、太原(王)和颍川(陈)的,多数是亲属同乡,此外还有卓、白与少数潮州人等。这类地方性的宗亲凝聚力是20世纪华族社会的特色,随着乡村徙置才逐渐淡化。

韩槐准家族可能是村里唯一的海南人家。韩槐准从文昌县来到新加坡后,先在橡胶园当记账员,制药、陶瓷、园艺等非凡成就都是自学的。韩槐准在旧汤申路开辟的红毛丹种植园“愚趣园”,曾为风云人物如徐悲鸿和郁达夫雅集之处。

万里泽光是福建会馆的产业,会馆总务背着布袋翻山越岭,逢人便自嘲化缘,收取年金12元的地租。下回再见到他,已是另一个年关了。

由于此村落的原名为岐山村,与附近的马西岭都跟林义顺的祖籍广东澄海的歧山镇马西村相关,相信早期为林义顺的产业。


典型的农村生活


乡居生活令过来人念念不忘,往往取决于“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原始心境。第一代的居民从中国农村移民到鸟不生蛋之地,越荒芜的地方就越有未来,安顿下来后不用为三餐发愁。斜阳炊烟伴,农家饭菜香,形成典型的乡村风貌。

万里泽光是本地瓜菜的主要产地。务农依靠劳动力,所以农村的人丁特别旺盛。东印和妹妹们都是妈妈的好帮手,约半个足球场的农田种植黄瓜、苦瓜、毛瓜、番薯、木薯等作物。

农民累积前人的智慧,形成自然生态价值链。东印的亲戚的农场养鸡,鸡粪晒干后送给他们肥田;至于猪只,将池塘的凤眼莲熬煮后就是上好食材,大型的养猪场则购买饲料来补充养分。

(上世纪80年代整体搬迁前,乌鲁三巴旺的典型大户农场,池塘边有一列猪棚,池塘种植凤眼莲作为养猪的饲料。图片来源: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公猪进入性成熟期时会分泌雄酮,那也是惨遭宫刑的时候,否则带着雄酮臊味的猪肉没有市场。阉割公猪是件大工程,左邻右舍分工合作,四、五人一组,将哀嚎着的公猪抓牢,手起刀落,睾丸坠地。伤口缝针,抹上具有防炎功用的火炭灰后,约一个星期便痊愈了。在以形补形的年代,人们相信睾丸可以补精壮阳,切成薄片用姜葱爆炒后便可以上桌。

农家的另一收入来源是将锌板屋出租给外人酿造私酒。毕竟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快大功告成的时候,村子里出现“暗牌”(便衣警察),手操大钢钉,狠狠地将铝桶刺穿。空气弥漫着米酒的芬芳,酿酒人则是满腹心酸。

暗牌老远来到这么偏僻的地方,当然不可能就此罢休,他们同时监视私会党徒的行踪,逮捕在村前杂货店聚赌的村民等。人情留一线,他日好相见,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一切都好商量,通常由村长出面解决。


学校与庙宇


村民倡建的新华学校的李校长原籍客家,不论学识和籍贯都属于万里泽光的“稀有品种”。校长为了开通民智,不介意在连自来水都没有的学校寄宿,老师却不喜欢起早摸黑的生活,更不喜欢徒步入村整个小时后挥汗淋漓,下雨天全身都是烂泥的狼狈像,因此流动性特别大。村民灵机一动,分期付款买下霸王车,载送老师上学回家,棘手的师资问题总算解决了。

东山庙是供奉哪咤三太子的道教庙宇,上世纪60年代,村民已经将原来的亚答屋铺上水泥锌板。东山庙也是东印的避难所,为了躲避父亲的藤鞭,他宁可留在菜园里与星月同眠,或是到神坛下寄宿。慈母心肠软,悄悄地送件衣服当被盖,真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东山庙的封神榜壁画:古庙让昔日乡民延续甘榜情。)

对万里泽光的前居民而言,故乡小路已不是回家的路。新华与中玉两所乡村学校将共4万元余款捐献给联合庙,让昔日乡民延续旧情。说开了,遍布全岛的前甘榜居民内心深处,或多或少都有类似万里泽光的情怀。在纪念开埠两百年的当儿,值得我们静下心来,探索甘榜精神的意义。

(三巴旺的Lorong Lada Hitam Ulu,保留着些许昔日农场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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